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桓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孔子为鲁大夫，邻国有弑君之祸，而恬不以为言，则是许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与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犹告，以为虽无益于今日，而君臣之义犹有儆于后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鲁而去之。以越伐鲁，岂若从孔子而伐齐，既克田氏，则鲁公室自张，三桓将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为不然。古之君子，将有立于世，必先择其君。齐桓虽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无有也，然后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诚克田氏而返，将谁与保其功？然则孔子之忧顾在克齐之后，此则孔子之所不为也。

唐宋间，延平郡有隐君子，姓王氏，讳延嗣，字季先，光州固始人也。世为州里豪右，从父潮、审知俱以勇侠霸于一乡。唐末之乱，四方豪杰竞起，大者以王，小者以伯。寿春王绪攻陷光州，得潮兄弟相持，大喜曰：「恨相得之晚」！因留军中计事，将为诛巢之举。时秦宗权约会兵讨贼，审知语于绪曰：「此何足以成事哉」！遂逗留不进。宗权为巢败走，大怒，以兵攻绪，乃□南奔入闽，有众数万。而绪以猜刻失将佐士卒心，一夕为乱军所毙，推潮为主帅，遂奄有福建。景福元年，唐拜潮福建观察使，审知为副使。潮卒，审知代立。乾宁四年，唐升福州为威武军。拜审知节度使，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君幼失怙恃，养于审知。为儿童时，谨愿端悫如成人，未尝戏笑。事审知如父，晨昏侍左右弥谨。审知寝疾，躬奉汤剂，未始须臾离庭闱。虽甚劳若，不见有倦色。审知亦以是器而怜之，抚如己子。审知诸子豪气相高，日以驰马试剑为事，君独泊然无欲，惟喜耽玩书史，夜以继日，手不释卷，寝食为之几废，故多识前言往行。褆身行己，每以古人自期。儒冠书服，雍容委折，似不能言者。然邦有大政，国有大疑，将就谋焉，则引古验今，抵掌议论，凛凛风生，不可尚已。审知尝戏谓之曰：「此吾家措大儿也」。审知既抚有全闽，将欲录君以官，君闻之力辞，恳免至于三四，不听，乃称疾不出者踰月。审知使人往讯之，因手书以上审知，其略云：「《春秋传》载孔子之言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盖以名器者，国家砺世之具，茍上有私授之失，则下启奸觎之心。居平世犹之可也，况今天子播迁，大盗蜂起，迹其所由，正缘朝廷政出多门，刑赏滋滥。大王亲举义兵，为国平乱，轧于贼臣，决策入闽。士卒将佐弃乡井坟墓，舍父母妻子，从王南征，何所图哉？志于立功名耳。今师旅暴露日久，大勋未集。大王膺茅土之封，领节钺之寄，肃将明命，作镇于闽。尚未班爵策勋，以旌战士，而首欲以爵命猥及无知之私亲，将士观望解体必矣。昔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及狄伐卫，授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仆虽愚瞢，粗灵于鹤，倘或侥荣冒禄，偷安利己，以陷王于卫君之地，虽粉骨糜肌，亦不足以赎其过」。审知以其言切利害，益器重之，然终不能夺其志，稍寝其命，曰：「姑俟他日而已」。未几唐亡，梁太祖拜审知中书令，封闽王，仍升福州为大都督府。命至闽，审知将拜赐焉，君力谏之曰：「吾家本田舍郎，二父蒙国厚恩，迭秉节旄。朱全忠贼臣，固尝与我比肩事主。徒以挟穿窬之资，逞豺狼之暴，肆虐流毒，盗有神器。人神共愤，其能久有此土？我纵不能如留侯为韩复仇，沛公为义帝发丧，其忍北面以事之？义不帝秦，此其时也」。审知俛首久之，曰：「此特腐儒陈言，无补实用。知彼不知己，兵法所大忌。彼虽僭逆，然既已南面朝诸侯，加之坚甲利兵半于天下，东征西伐，草折卵碎。我凭数州之地，辄婴其锋，是自取颠仆，安能成大事哉」！君曰：「是大不然。梁虽弑逆僭举大号，面外窘于晋，日夕支梧方且不暇。重以杨行密方据江淮，实吾之外屏，似出天造，以限南北，梁人虽欲袭我，得乎？此正所谓风马牛不相及也。况彼以新造之梁，雄据中原，大统未一，内怨外叛，腹背受敌。尤其甚者，与晋相持，雌雄未决，其能越大江、度修岭，以与我角耶？故司勋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诚能于此锐意自治，内以修政，外以治军，使府库充实，兵革犀锐，如小白之于齐，勾践之于越，国势日张，霸图日盛，近约吴越，远结江淮，外连荆楚，仗义合兵，为国讨贼，其谁敢不从！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反覆条陈数百言，审知竟不能用其策。君拂膺太息，私窃叹曰：「大丈夫以气为主，气先索矣，无能为也」！审知岁时遣使朝贡于梁，阻于江淮，道不能通，乃航海从登、莱入汴。使者入海，覆溺大半。君闻之愀然，因复为审知历陈梁无足畏之状，勿伤财损人以自诎。且言：「治乱之机常隐于冥冥，而自古观人之国，则每预见而前知者，盖胜负之形已分矣。如齐仲孙知鲁之未可动，房玄龄谓隋之必将亡，莫不若合符节。以今形势观之，则朱梁决不能为我患，万无足畏。然异时作难，当在江表吴越之间」。其后果然。审知初不甚领略其意，自是君始浩然有隐遁岩穴、全身远害之志；而牵于审知有鞠育之恩于己，念未有以报之，不忍遽遂翩然。初，潮卒，审知代立，疑外议有未甚服从者。会僚属有献言，请以威严绳下之不从令者。审知始用其言，乃务以诛戮为事。君言于审知曰：「《书》云：『临下以简，御众以宽』。《语》云：『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此万世治国齐家君天下之大法也。小人中无远虑，乃导王以苛虐为政，不亦悖乎！王绪之失，实本于是，覆辙在前，王所目击，可不戒哉」？审知亦为之改容。君每侍审知左右，觉微有怒色，必怡声软语进说，以解释其意。前后有犯颜，垂死复活者盖千馀人，识者固已知君阴德之必有后也。闽俗喜佛，而审知亦溺于浮屠氏之说，穷极土木之功，以兴佛宇，财力殆困。君力言于审知曰：「《书》云：『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浮屠氏本物外之人，以寂灭为宗，非有益于人之国。今乃蠹民财，损民力，以从事于斯，是谓作无益以害有益也。古之人君自谓善于其事者，无出梁朝之武帝，及其终也，卒无补于侯景之乱。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矧夫今日方欲以取威定霸，其可崇此不急之务，以蠹国伤民耶」？审知卒不悟。自此帑藏日虚，民力日困矣。审知本武夫，初不省礼乐诗书之教，其后折节下士，开学馆，育人才，故唐贤士大夫避难南来者皆厚礼延纳之。招来蕃舶，绥怀海上诸蛮，贸易交通，闽俗康阜，皆君有以启之。审知诸子皆不肖，服饰车骑，侈异相胜，视君敝衣缊袍薾然，率皆非笑。有从而讽君者，君正色，徐以语之曰：「传不云乎：『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以汉文之贤君而衣弋绨，以公孙之贤相而用布被，后世以为美谈。况处多虞之世，虽万乘之尊、三公之贵，尤当以汉文、公孙为法。顾予何人，既无汗马之功，复无筹幄之佐，徒藉季父之贵，得依馀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优游卒岁，无所用心。日夕兢惕，尚虞满盈，以速祸败，矧敢不衷其服，自菑厥身」？诸子为之忸怩。审知虽起于任侠之徒，而天性纯俭，自奉甚薄，闻君此言，嘉叹不已。时自朱梁篡唐之后，强藩巨镇，相次僭号改元。审知王闽日久，骄心日滋，屡有效颦之意。君极口切谏其不可，曰：「自古帝王之兴，莫不皆有大功德著于天下，故天命有归，人心胥附，然后应天顺人，起而君之，固非细事。当纣之时，西伯躬盛德大业，三分天下已有其二，而服事殷。曹孟德刬平祸乱，威震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盗弄神器于掌股间，汉之为汉特位号耳，而犹终于其世不敢登尊履极。盖以天命人心之有在耳。今王虽聪明英武出于万夫之上，然功未著于中原，威未加于海内，蕞尔之闽，地不大于吴、楚，兵不加于梁、晋，而辄欲谋此大事。诸镇闻之，称兵而南，则师直为壮，我复何辞？是乃操无益之虚名，享必然之实祸。仆尝谏王勿臣朱梁，且王以仆言为不知彼己，而今日不意复为此图，其可谓知彼己乎？诚于此时检身修德，惟怀永图，敦好睦邻，以大桓文之业，则生享方面之尊，殁存忠义之名，以垂裕后昆，无有穷已，不其韪欤？今乃不此之思，而谋为刘聪、石勒之举。纵使诸侯未暇致讨，得以偷安假息，一旦有真主出，其能赦我哉」？审知虽不乐其言，然志之于心，终其身不失臣节，君之力也。审知诸子，君素恶之，而独与延政善。及审知卒，延翰窃立，君谓其所亲曰：「此真沭猴冠耳」。延翰闻而憾之。君因约延政同隐，延政唯诺，然志于得国，不行。一日，延翰取司马迁《史记·闽越王无诸传》示诸将吏曰：「闽，自古王国也，吾今不王何待」？军府将吏因劝进。君曰：「是可为也，孰不可为也？此子能自免乎？使在先王之世，予固当以死争，然斯人也，何足与语。吾族其血矣乎！我虽不能饿死首阳，然亦岂可延颈待戮」？因潜随贾舟逸去，将欲遵海滨而处。偶值闽使者自海上还，遇君，迫之以归。至黄崎，君乃舍舟宵遁田间道，草宿露行，旬日始抵延平。因爱其佳山水，遂有终焉之意。乃易姓唐，以字为名，盖以唐与王音韵相近，而亦自谓唐之遗民，于是隐焉。时延平人物凋零，乡无校，家无塾，士风不振，青衿之徒，散之城阙。君始以五经教授学徒，人皆以唐五经呼之。未几国乱，骨肉自相屠戮。继而南唐兵取闽，王氏族属靡有孑遗，皆如所料，仅脱于难者惟君一人。自非明哲保身，其能尔耶？君初闻闽灭，乃衰绖出郊，东望故国，一酹先王，大恸而还，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王氏之灭，非天也，亦自取之尔，复何言哉」！始，李景之灭闽也，乃以富沙、延平、剑浦三县为剑州。刺史陈诲将欲兴建黉馆，以延多士，初闻「唐五经」之名，始议表君教授俊造。君闻之曰：「昔孟轲氏不以三公易其介。使富贵如我所欲，则冠貂蝉、秉节旄久矣。惟夫不以易其介，所以遁世而无闷」。遂以废疾谢绝宾客，终日杜门，虽比邻亦莫得见其面，环堵萧然。卒于大宋乾德四年，寿九十有四。娶黄氏，先卒于闽。晚得一子曰玠，有贤行，秀而不实。娶郑氏，有子一人曰馀庆，治家有法，轻财重义，乡闾之人皆以仁厚长者归之。娶邱氏，有男六人、女二人。二女皆适士人。男曰说、曰询、曰绶、曰端、曰靖。季子早亡，馀皆业儒。端一举中嘉祐八年进士第，今为河阳节度推官。有文有守，不忝厥祖，施诸政事，所至皆有仁声。娶魏氏，卒而无子。继室徐氏，生二女一男，皆幼稚，男曰淮。先是，君之寝疾也，呼其子玠而属之曰：「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言其藏也，令人不可复见尔。近世流俗之葬，孝子慈孙欲荣其亲者，墓惟恐其不大，马鬣惟恐其不高；而又旁揭丰碑，褒扬盛美，弥亘道左。是皆无益于亡者，适所以为寇盗发掘之标。唐末之乱，王公贵人、贤士大夫例遭此祸，路旁每见，为之动心，可不戒哉！我病且死，汝则埋之，切勿徇俗，以阴阳风水吉凶为拘忌，但择高明爽垲之地，免卑湿沮洳足矣。不封不树，勿为标识铭志碑碣之具，听人耕种其上，刍荛雉兔往来勿禁。慎毋蹈衰世馀习，自贻后悔」。及君卒，其子玠葬君于水云村之原，一如治命。及玠之卒也，子馀庆方在襁褓。玠始病笃，因自取针刺其姓于馀庆之右臂，及封乃祖遗书数卷留以付之。丧服既除，其妻持孤子适他族。洎馀庆长而母亡，惟见臂字遗书而已，迄莫辨其祖所葬之地。日月既迈，询之乡老，亦无有能知之者。至今子孙春秋拜扫展省，合祀于其子玠之墓耳。呜呼！如君之全身远害也，何其慎终惟始，而其长虑却顾又何其远也！世之小人嗜利亡躯，朝不谋夕，其视于君，为何如哉！祖禹嘉祐中就试礼部，始识君之曾孙端于京师逆旅中，与之语，喜其有诚明自得之学，不入时辈，每亲炙之。是年，端登进士丙科，而祖禹亦幸尘忝。自入仕，契阔二十馀年，一日邂逅于河阳幕府，虽其淹回沮抑，而气未尝少衰于曩时。傥非以其所学充其所养，能尔邪？祖禹近参订唐史，事有疑似者数条，质之于端，悉能援引他传杂说，并唐文士碑铭书疏之类以决其疑，莫不皆有證据。予深德之，而且叹其博洽。端因发蠹箧，出乃祖遗录相示，曰：「曾大父生于晚唐，长于五代，而卒于国朝之初，经历甚多，阅世甚久，惜其晦迹不仕，不得托名于一代史书。前辈已往，知者绝少，第恐将遂湮没，为子孙者不得无罪。吾子其能为我发潜德之幽光乎」？祖禹曰：「唯」。谨以君出处遗事而次第之，以为家传。直述其言与其所行耳，不敢置一字褒贬于其间，庶几子孙稍得其实。后之君子尚论古人者，见其传而得其人，则是非美恶于是有在，固非祖禹所得专也。传成，归之于端，俾藏祖庙，以为无穷之传云。

赞曰：甚哉！出处，君子之大致也。五季之乱极矣，闻人奇士不幸生于其世，未有不被其污蔑者，求之于传，盖无完人。君独能归洁其身，视轩冕若将浼焉。彼其克享眉寿，始终名节，垂裕后昆，在当时岂不谓之难得哉？况乎议论磊落，本乎纯正，有晋叔向、唐陆贽遗风，尤非五代间诸臣所能到。使之一旦立人之朝、食人之禄，想其正色凛凛，临大节而不可夺。惜其埋光匿影，其在当年，犹不可得而见，况后世乎！是知自昔英雄豪杰、义夫节妇，迹不践于中朝，名不登于太史，声名文采与草木俱腐者，可胜计哉！司马子长谓，伯夷、叔齐微孔子，则西山之饿夫耳，渠不信然？

臣闻公输知材之美恶，然后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宫室；岐伯知药之阴阳，然后能用其药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下，亦犹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干臣，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不知也。欲知七臣之所为，先观其趣向之所归，则思过半矣。行义修于家，道德重于身，明于天人之微，达于去就之致，亲雠并用而不疑，巨细并行而不乱，若此者大臣也。刚方正直，卓然自信，谏君之过期于无过，去民之害期于无害，不趋易而避难，不辞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应卒，术足以御烦，俯取誉乎民，而民实爱其赐；仰取爱乎君，而君实赖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财则朘剥而速富，使民则督迫而速从，集事则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干臣也。偷合茍生，无所臧否，不恤国之安危，不顾时之利病，主之所予从而予之，主之所夺从而夺之，固禄持宠，为妻子昆弟计，若此者容臣也。不义而富，不忠而贵，佞邪而君不知，喑默而众不测，若此者幸臣也。揣摩捭阖，善用机数，迎风顺旨，钩中主欲，献其小信以行其大诈，委其小忠以济其大奸，若此者巧臣也。大臣进则帝德兴矣，忠臣进则王业成矣，能臣进则霸政强矣，干臣进则国本削矣，容臣进则主听昏矣，幸臣进则君子退矣，巧臣进则社稷亡矣。此七臣者，成败治乱之机，而人主之所当察也。

庐山开先华藏禅院，江南李氏中主所作也。初，中主年十五，先主秉杨氏国柄镇金陵，留中主与宋齐丘参广陵政事。中主年少好文，无经世之意，喜物外之名，问舍于五老峰下，欲蝉蜕冠冕之间，凤鸣林丘之表。有野夫献地焉，山之胜绝处也，万金买之，以为书堂。时方多故，未暇。会先主开国，身任世子，稍骎骎于富贵，然语其旧僚，未尝一日忘庐山也。其后中主嗣国数年，乃即书堂为僧舍。盖方其富盛时，倾国服为之，亦推野夫献地为己有国之祥，故名曰「开先」，以了山道人绍宗主之，所谓拾枯松、煮瀑布者也。及中主作洪都，盖尝弭节雍容，故榻与画像存焉。太平兴国二年，又赐名曰「开先华藏」，然其主僧率以行义耆老。至善暹时乃有众数百人，所谓海上横行暹道者也。于是开先始为禅林矣。由宗十四传，而今行瑛出焉。自瑛之前，有道行者或不屑于世务，有干局者或义不足以感人。故其补敝支倾，仅仅有之，不足言。瑛得道于东林常总，其材器能立事，任人役物如转石于千仞之溪，无不如意。初苦痰癖，屡求去而不可。卧病坊者馀三年，乃作意一新之，惟表章李氏时佛屋一区，以其壮大简古，留为后观；后人所作僧堂一区，亦高深安隐，视佛屋，兄弟也，故不毁。开先之屋无虑四百楹，成于瑛世者十之六，穷壮极丽，迄九年乃即功。方来之众与其勤旧，虽千人宴坐，经行冬夏，无不得其所愿。宾客之有事于四方者，虽数百人夜半而过门，无不得其所求。盖庐山开先、栖贤、归宗、圆通四禅院，饭游客常居饭僧之半，而瑛以其馀与遣化于四方之所入，兴旧起废。其成功也难，故其落成也，乞记于豫章黄庭坚。庭坚曰：「夫沙门法者不任资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托宿。故赵州以断薪续禅床，宴坐三十年；药山以三篾绕腹，一日不作则不食。今也毁中民百家之产而成一屋，夺农夫十口之饭而饭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数百，是以有会昌之籍没；穷土木之妖，龙蛇虎豹之区化为金碧，是以有广明之除荡，可不忌邪」？瑛曰：「然，有是也。今法王真子为世界主，佛母净圣同转道枢，泰山之云雨，天下河海，润极千里，何忧魔事邪？虽然，广明之盗，三灾弥纶，一切共业，影响岂特末法比丘之罪邪？会昌之诏，吾又有以订之，其说不过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夫毗卢遮那宫殿楼阁充遍十方，普入三世，于诸境界，无所分别，彼又安能庐吾居？有大经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尘中，彼又安能火吾书？无我、无人、无佛、无众生，彼又安能人吾人？虽然，妙庄严供，实非我事，我于开先，似若夙负，成功不毁，夫子强为我记之。我住此山十有二年，随缘所作，穷于是矣。我将煮东溪之菜，县折脚木床，以待夫子解腰而共饭」。黄庭坚曰：「此上人者，盖如来藏中之说客，菩提场中之游侠邪」！欲作记者，亦穷于是，因自书使刻之。

黄氏本婺州金华人。公高祖讳赡，当李氏时，来游江南，以策干中主，不能用，授著作佐郎，知分宁县。解官去，游湘中。久之，念藏器以待时，无兵革之忧，莫如分宁，遂以安舆奉二亲来居分宁，因葬焉。公曾大父及光禄府君，皆深沉有策谋，而隐约田间，不求闻达。光禄聚书万卷，山中开两书堂，以教子孙，养四方游学者常数十百。已而仕于中朝，多钜公显人，故大夫公十伯仲，而登科者六人。凡分宁仕家学问之原，盖皆出于黄氏。公少举进士，有声场屋间，登嘉祐六年进士第，授宣州司理参军。治大狱亡虑百数，无不得其情。公去官，老狱吏尝窃叹息，以为狱官能尽心于治狱，不可欺以秋毫，仁厚精密，前后未见其比。移虔州会昌令，治公家如营私，视民病如在己。会昌民健讼，善匿情成狱，户婚事多久不决。公开导教劝之，待以恩意，因钩索其曲直，久乃皆服。其治大狱，多可传道。盖世称仁厚吏者，徒苟欲生之，公则不然，曲折务尽其情，要使不冤然后已，故会昌民至今思之。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知鄂州崇阳县。未至，丁母夫人蓬莱县太君徐氏忧。服除，江淮发运使张颉举充勾当公事，未行，或荐公于王荆公。荆公召至中书，问免役法，公以但知旧役法牙规对。荆公问甚悉，曰：「能留心旧法，必能办新法矣」。荐于上，遂为司农寺勾当公事。召对便殿访时事，公对曰：「陛下意在惠民，法非不良，而患在奉法之吏多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则一，而四方奉法之意纷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恐陛下不尽察也。河北郡县被水，河东、河南、京东西皆旱，淮浙飞蝗蔽野，江南疫疠，恐陛下不尽知也」。遂命公同司农寺丞程之才体量河北、河东灾伤赈济，道除知司农寺丞。公以荒政十二为科条，州县可行者以付守令，其大者或请或遂，务以济民，不专于黜不职之吏立威而已。归报使事，又言所见民间不便于改法者数条。明日，上谓执政曰：「黄某忠厚，可使除太子中允、利州路转运判官」。既行，就差提举秦凤等路折纳欠负。公一听输粟，优估其值，凡折纳五十馀万。召为司农都丞。异时命陕西转运司为两路，移用常苦不足。公议两路赋入薄厚、事权重轻皆不侔，使者各为备边之计，偷自便而已，其移运籴买，势必相倾，故每告乏，请复通为一路。后卒如公议。除监察御史里行，熙宁十年七月也。公疏言：「一人之智不若十人，十人之智不若百人，此有馀不足之辨也。成天下之务，莫急于人才，愿责两制近臣、监司、郡守，各荐所知一人，陛下因所举而任之，于其能否成败之际，亦足以知天下之大吏所以事陛下者」。上用其言，敕内外待制以上、台谏官、三路都转运使至诸路转运判官，各举才行任升擢官一员，于是应诏者百馀人。公又疏言：「势孤地寒，远迹下僚者，既得以名闻于上，愿诏中书审察其能而用之，则急才之诏不虚行于天下」。又疏言：「自五年以来，天下水旱，下户实蒙支贷倚阁之惠。今幸岁丰，有司悉当举催。久饥初稔，累给并收，是使百姓遇丰年而思歉岁。乞定诸路举催欠负，上二等户三分收二，下三等户收半，仍饬官司听民折纳」。又言：「都检正俞充结中人，徼幸富贵，不宜使佐具瞻之地」。并言：「王中正任使太重，恐为后忧」。又面论之甚切。上曰：「人才盖无类，顾驾御之如何耳」。公对曰：「虽然，渐不可长。圣人长驾远御，故四凶在朝，不废时雍。彼皆才器杰然过人，任使称意，为后世虑，故放殛之耳」。上曰：「且置此事。河决曹村，京东尤被其害，今以累卿」。遂充京东体量安抚，公条举百馀事，大略疏张泽泺至滨州，以纾齐、郓，而济、单、曹、濮、淄、齐之间，积潦皆归其壑。郡守、县令能救灾养民者，劳来劝诱，使即其功。发仓廪府库，以赈不给。水占民居未能就业者，择高地聚居之，皆使有屋。避水回远未能归者，遣吏移给之，皆使有粟。所灌郡县，蠲赋弃责。流民所过，毋得徵算，使吏为之道地，止者赋居，行者赋粮。忧其无田而远徙，故假官地而劝之耕；恐其杀牛而食之，故质私牛而予之钱。弃男女于道者收养之，丁壮而饥者募役之。初，水占州县三十四，坏民田三十万顷，坏民庐舍三十八万家。卒事，所活饥民二十五万三千口，壮者就功而食又二万七千人。得七十三万二千工，给当牛借种钱八万六千三百缗。归荐士大夫，后多朝廷所收用也。差同结绝相州狱事。初，相州事发于皇城，卒事十九不实，知杂御史蔡确锻鍊成狱，以此自媒。中丞邓温伯、御史上官均上疏论之，温伯又在经筵造膝而论。确耳目长具得温伯、均所言，又善伺察中人主意，即论温伯、均朋党为邪，与罪人为地。又任残贼吏日引诸囚，如使者虑问状，称冤者辄苦辱之，有人情所不能堪。及上遣黄履、李舜举按状，而囚以为如前，皆引服。于是天子不疑确，而温伯、均皆得罪；均犹独上疏争之。公至未几，而具狱上矣。公尝谓子弟：「吾失不极论此狱，甚愧于上官御史也」。提举南郊事务，斟酌损益，为《南郊式》二十卷。监试国子监、开封进士，奏增损《贡举式》，进士以为便。已事对便殿，言近岁虽以经义取人，太学诸生文章体制未能近古，大率集类章句，联属对偶，风传四方，谓之新格。不禁其渐，文章反陋于作诗赋时。乞申敕教官，稍令务本，以深学者之原。改集贤校理，判尚书刑部，赐绯衣银鱼。元丰三年，权发遣河东提点刑狱，兼提举义勇保甲。明年秋，召阅泽州保甲，补官者五十八人，特改一官。八月，麟、府军兴，兼权转运判官，又差定代州地界。公条具曲折为十二寨图以进，且言：「建议者以分水画界，恐地势不能尽然，启豺狼心，失中国险固」。其后辽人果责分水之言，包取两不耕地，据有形胜，下临雁门，父老于今以为恨。及王中正发军兴，皆用一而调二，其数皆千万计，或非所急，或非所用。转运使陈安石计不知所出，奉行唯力，恐不办，或增调之，一道骚然，百姓朘剥至骨。公为言：「主将非其人，其势必败事。乏军兴，虽罪死，斟酌事宜，使不乏而已，何忍自竭根本」？安石字谓公：「夷仲，安石老业，今日但保首领归，安能顾惜待制」？其任国家大计盖如此。公每为中正言朝廷大体，民命重寄，赞道其所长，稍稍规之。初虽乐言，不以为忤，及将出界，取公钱钜万为特给，中正父子多自予，馀以差给凡在军者。公为言：「敛天下以奉一方，皆出于不得已，愿更为县官爱惜」。中正始怒。是时随军使臣员二百，多请托徼幸成事，或父子兄弟皆在行，中正已取其半。庄公岳、赵咸将漕随军，公在塞内主续馈饷，欲部分使臣护道路，而中正所取之馀，尽随公岳、咸，无在者。师去界已百馀里，移文追之，皆不报。公谓勾当公事孔文仲，当自驰往取之，夜置酒与文仲诀，文仲泣曰：「公行军，外事不可知，使臣自从军，非公责也」。公曰：「王事当计成败，岂但塞责耶」！从十数骑，尽夜追至军，中正等皆大惊。公骂公岳、咸，取使臣五十馀复归。因上疏言大军必无功，未有以善其后。乞募民入刍粟实塞下，得以补官，及一切除罪，少宽近边百姓已竭之力。已而大军溃归，中正归罪转运司应副乖方，且言黄某不肯协心同力。上遣御药窦士宣簿责乖方十事，公以书对，称死罪，皆实有之。继遣开封府司录喻陟就潞州置狱。安石以应副漕挽，免就狱。公独对吏月馀，但坐奏请张皇，降一官，在职如故。师出以元丰四年冬，降官以五年三月。是冬，以绛州王达群盗阻山，横行劫略，达张红伞以入县镇，奉诏督捕，尽十二月，悉捕斩之。六年六月，还所降官，又以教保甲应格进一官。诏按边州违法透漏事，至岚、石州，道遇岢岚军流民，经略司奏请，已被旨给路粮遣还本郡，而老幼二千馀口，号泣于道，拥公马首，自言昨以雨多籴贵，暂来就贱分。锄一夏，麦已见穟，粟已立苗，愿及分田乃归。公即慰谕，移岚、石州，未得发遣，立为奏入，内侍省递其言：「所问情实如此，臣不敢以忧非其职为嫌，改朝廷之成命为罪。窃惟老小二千口不得其所，陛下必为之动心」。闻数日，遂得报，可其请。十月，罢提点刑狱，为权发遣同提举保甲，视转运副使。八年九月，诏以明年正月罢赴阙。司马温公言，閒居往来陕洛间，闻河东民言甚美，因熟问治状。吕正献申公亦言，河东军兴，边民德公甚厚，顾朝廷不尽知耳。公在河东六年，未尝乞赴阙，虽在团教场，未尝易儒服，故在陕西、河北，独不赐战袍。元丰末，他路保甲拥兵入县镇，贼杀官吏，群盗通行数州，独河东保甲不为犬吠之盗。元祐初，除尚书户部郎中，治左曹。二月，差按察成都等路茶事，兼体量邛州蒲江盐井利害。先奏罢陆师闵所行公私甚病者，乃具奏曰：「臣奉被使旨，所至访求利害，至熟榷茶之法，实有害于川陕之民。盖官司不原朝廷立法本意，希功幸赏，以得为多，于是禁网滋繁，百姓受敝。陆师闵立法最虐，故取利最多，上累国体，下敛民怨。中外臣寮所言茶事害民六科，皆有事实。若遽论之，不若尽以予民，使园户自卖，商贾自贩，官收税引及歇驮钱。并复熙宁以前博马之策，无交易之烦，无脚乘之劳。抉去故敝，一从私便，无复可议。若致详于公私之际，则先当议民，其次商贾，其次边计利害，各有所在也。今蜀民通患币轻钱重，商旅赍携，息不偿费。若不捐榷茶，尽与商贾，则百货未能流通，脚乘未能猝备。非唯园民之货郁滞，绝其资生之路，若蕃市交易万一不继，亦足以害经久之法。今若捐十一州之茶与商贾，仍以川峡四路及关中诸路与之为受茶之地，宜若可以尽泄川茶，以补蜀民久困；而官以善价取雅州、兴元府所产，以赡熙秦诸州，酌中法以为边备，于理为可」。于是朝廷许同转运司尽公私之便，商度立法。公又奏曰：「产茶之地尽在川路，卖茶之地全占陕西。其发至陕西六路者为纲茶，榷于川峡四路者为食茶。若产茶之地除去榷卖侵刻，取息太重，搜捕苛扰，差雇不和，配卖赊欠，预俵折纳，滥赏诸敝，则卖茶之地随事制宜。其目有六：一曰路分全占陕西州县，又榷取京西之金州。以东南望之，疑若专利太多；以天下观之，阜通川陕之利以备边，而不病东南，则势均矣。故以熙河、秦凤、泾原为禁茶旧路，以永兴、鄜延、环庆为通茶新路。不禁旧路，无以制蕃市；不通新路，无以便民欲。使通塞常相权，则公私可以共利。二曰卖茶给历，抑配及官卖末茶。今尽除宿敝，又禁南茶无入陕西，使川茶常不失中价，则民不知榷茶之害。三曰茶色不等。盖汉茶食嫩，蕃茶食老。雅州之名山，自兰州入邈川，至于于阗。兴元之大竹，自阶州入欧家，自河州入木波。洋州之西乡茶，自河州入木波，至于三耶、龙谷。今区别茶品，以入诸路，则可以适汉蕃所宜。四曰价直腾踊，则害马价。今以茶马相宜，以斤对寸，高下适等矣，因宜增损，则可以制边备之费。五曰博易夺市易之权。污吏挠法，法不可为污吏废。今边市博茶，大者在马，其次金帛。去贪者之害，乃可以通边市之利。六曰脚乘不均。盖缘军兴，脚乘踊贵，故高立雇直，遂以诸场所博污滥之物，高价估折。今若斟酌高下，损其馀以资铺兵，则可以均力，使之任并定博马，岁额以万八千匹」。又奏蒲江盐事云：「邛盐旧价太高，已蒙朝廷权减斤为八十五钱。然污杂湿恶，积敝未除。今欲止绝汀淋灰土及煎胆水，止用九井正水煮一色盐，用权减价为定法，专用食邛州，禁外来官盐及小井盐。其汀淋等盐八百六十二斤，乞于正额除之，仍宽盐户旧欠，十分除二分。邛民数十年之病，于是悉除」。所奏皆即施行。除直秘阁，权发遣都大提举成都府、利州、陕西等路茶事，兼提举买马监牧公事。以职事入奏，落「发遣」字。朝论以宰府官属当得中立不倚之士为助，以公不附会朝廷，必废茶法，已而公私便之，故二年十二月，除尚书左司郎中。公语子弟：「昨按察川陕茶政，随事制宜，便于公者不苟去以为名，害于民者不苟存以为利。论者未以为然。是岁遂代前官，领茶马事。前日所以绳治人者，皆身当之。在职岁馀，法无疐阂不可行者，士大夫乃颇见信。故知无心以制事，利害则合而听之，在人在己，无间然矣」。初，陆师闵时，岁计茶息以一百二十万缗，掊克敛怨，无所不至，岁乃得二百万缗。及公将使事，尽除公私之病，比数年，亦得百二十万也。四年十月，除起居郎。知公者贺曰：「公学问文章，宜任论思献纳，而经营四方馀十五年，从此乃得涂辙」。公谢曰：「王事内外一耳，岂敢有择邪」？五年六月，权中书舍人。九月，迁集贤殿修撰、枢密都承旨。公言比岁累进官，无功状，固辞不敢就职，乃以修撰充陕西路都转运使，赐紫衣金鱼。陕西狃习军兴，帅府常侵渔，岁计金帛，监司为军兴时柄在帅府，欲按举则掣肘，故瘖不治。公痛以法绳治大府，责其逋负。六年十一月，除给事中，七年正月就职。于是数月无除拜，所駮奏法令二十馀事，皆见听。自诏绝夏国岁赐，边臣往往邀功生事。间小入钞略，虽亡失过当，匿不以闻；及幸胜，论功则上下相蒙以冒赏。朝廷既治通远军上首虏不实当之罪，罚金。公駮奏不听，因复言：「今日阅实边臣功过，止用保明文字而上功状，故不以实，则无功者论赏，死事者不见哀恤，军律渐隳，何以禦侮？纵未特行贬黜，宜自朝廷申敕法令，以惩后来」。五月戊子，病疽甚，卧家，求致仕，不允。丙申，不幸捐馆舍。知与不知，无不哀悼。诏给赙赐有加焉，假官舍庇其诸孤，下所属调护葬事。娶刘氏，尚书屯田员外郎致仕涣之女，封彭城县君，先公没十年。子男四人：曰叔豹，遂州司理参军；曰叔向，太庙斋郎；曰叔夏，举进士；曰叔敖，封丘县主簿。女三人：长适承务郎李逡，馀在室。有文集十卷，奏议二十卷。公读书常自得意，以为学问之本，在力行所闻而已。不惮改过自新，善用规谏之言，一言而善，终身纪之。其于不义，小心畏避，人笑其怯；见义而行，胆气烈烈，无不叹息。平生忠信孝友，自以无负于上下神只。张颉自江淮入奏计，与丞相吴正宪公语东南水旱，意以为病新法；正宪公至上前道之。已而上参问，自东南来者皆曰无有。有诏治语所从来，颉窘甚，召尝所与往来者计之，莫敢过颉者，召公而公至。颉问曰：「计将安出」？公曰：「士大夫岂效儿女辈语人前匿之邪！今所对者天子大臣，尝言之，不可食；未尝言，不可强服」。颉乃释然，用公言得罪，亦不深悔。公天资洁清，非其义，虽饮食之物不虚受也。到官，必推廪给圭田与前人，然后就职；罢官，必亟解职，推廪给圭田以与后人，自少长行之不变。及为大吏，廪给于法疑，必辞厚而取薄，非矫揉为之，心安而性服之也。刘夫人没后，家事尽付诸子，未尝知有无。旁无妾媵，寝室萧然，惟书册而已。举吏六百馀员，必问能否，不行请托。其举擿有罪，小赃污时见纵舍，至酷吏残民，必击去之。在河东时过正平县，有民扶老妪自言：「尉疑我窃盗，笞掠我，今母子共有三足指存」。问尉，曰：「高士造以疑执讯此母子」。有实，即奏罢之，曰：「不去士造，无以谢此两母子之不辜」。屯留令司马宏，温公兄之子，右丞相范公之婿也，望公荐拔。公察宏为吏尚奇怪，立诽谤木听民言，然及其县，吏民困于威虐，皆无完肤。即召宏数之曰：「不能改，且奏罢若矣」。刘昌祚知代州，役壮城卒缮官舍，一卒坠地死。监司会议，欲案其罪，公曰：「昌祚才器，必为名将，诸君幸缓其小过，且为诸君因行案之」。公至代，阅昌祚吏治军政甚修，方略耳目足办边事，因作荐章，极口称道之，故事遂已。公之奏举人，皆此类也。诸孤将以今年九月，奉公及刘夫人之丧，合葬于分宁县双井之台平、大夫公之墓次，方求当世之君子位光显而其言立，且知公之表里者为之铭，以传信来世。庭坚越在衰削，哀不能文。公之遗事，多所散轶，追次其在者，广记备言，以待采择。谨状。元祐八年五月日，第九侄某状。

负薪有廊庙之忧，固善矣，其如廊庙之耻何！曰：廊庙顾岂无忧哉？特与负薪异耳。且天下之患莫大于同乐而异忧，作《负薪对》。

今上即位元年正月初，金贼以我疆埸之臣无状，斥候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结河东，直抵京师城下。金贼非汉老上单于之比也，其兵亦无老上单于十四万之众也，彼时烽火照甘泉宫，望长安犹踰百里而远，今何为使我直有城下之师，犯孔子《春秋》之大禁？天其或者警惧汉文帝者犹浅与？负薪忧其九失而有三策。皇帝陛下初下亲征之诏，远近闻之，靡不思奋，咸曰是我太祖皇帝之旧章也，今皇上真似之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即位之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叛，习五代之馀衅，自恃其兵为之勇，可称其山河之壮。太祖亲征，倍道兼行，其劳至于圣躬负石马上，使太行不得以为险。即日城破，筠投火以死。盖是举也，枢臣廷祚为太祖献策曰：「宜出师击之」。西京向拱曰：「陛下宜速济大河，历太行，稍缓之则使贼炽矣」。控鹤左厢都校马全义，亦于泽州城下进言曰：「缓之适足以资其奸便」。全义中矢，拔去，被血以先士卒，筠不得不与火俱灭之，速也。是岁九月，扬州李重进自谓周室之勋旧，继以叛闻。太祖亲征，复如李筠与火灰烬。筠则北结刘旻，重进亦南通李景，其祸心不浅。而不及掩耳于迅雷，则奈何。嗟夫，金贼之势逼于前日，而銮舆之出异于他日者，陛下无谋臣如廷祚、如拱，而将无如全义者乎！如其有能成陛下之初志者，天地为之威怒，风雷为之震击，跛者起而喑者呼，宁论女子童稚奋袂之勇哉？或曰：如陛下即位之初何！曰：陛下即位之初，孰如太祖当宋之为宋，方四月之初哉！或曰：论兵则我寡彼众。曰：战之胜负不在兵之众寡，而在将之能否。有古以来，不可胜言也，莫若以今事著明之。太祖在周时，以百骑却虏枭将高模翰之兵数万于瓦桥关之北，开宝初，太祖命田钦祚以兵三千于定州，背城以破虏六万。于时军中有三千打六万之谣，至今塞上儿童犹以此语为戏不忘也。借曰兵寡，岂无三千？背京师城而阵，当见人人如田将军也。关北百骑，则待陛下之临戎，复如真宗皇帝改元之二年，乘六龙幸大名，北虏不及望天戈而大败遁去。越五年，御龙辔幸澶渊，北虏才及望天戈，不及战，自败而请和。是我不速于和，而既利则能久者也。于时上相毕士安开其谋，次相寇准坚其行，殿前高琼效控马渡河之力，皆赖上意先定于前年之征也。太祖再出征，真宗亦再出征，若其问罪河东，则太祖、太宗皆一出征，陛下不一出征乎？其失之一也。图功以威克爱者，政典也。政典者，军政之典也。治国之常道，则威与爱均也。方有事时，汉景不能诛晁错，则天子之威令不申，而晋室亡，六胡之乱已肇也。唐肃宗之威令不申，而有郭子仪、李光弼为将，不能平幽蓟。武宗之威令申，以石雄、张仲武为将，而足以讨泽潞。近者周世宗即位之三月，亲征刘旻及契丹于上党，其爱将樊爱能、何徽败绩，世宗立取而斩之，将校股慄，思用命，而刘旻在太原亦为之破胆失据。世宗之师由是出无不胜，而四方僭叛相顾失色，中国之威一日而振，实为我有宋之驱除也。国家不幸有败国徼乱之臣，为万世之羞，非战将一日失律之比者，曰京、曰贯、曰黼、曰攸、曰（缺。）方金贼在城下时，宜枭以视之，又醢以赐之，因有诏敕曰：「此醢非他物也，为人臣而不忠者。不度事之利害，不虑国之安危，天命予一人戮之，凡食者诫焉无怠」。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豕亦有掉瓦怖恐之号，顾弗之惧哉？舍此而不为，其失之二也。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适乃可服，古兵法之言也。唐高宗时，薛仁贵为苏定方讨贺鲁而言之，遂克成功。今国家于金贼曾不遣一介之使，问其所以来者何名也。彼素臣事契丹，乃一日灭契丹之国。自建隆以来，臣事我有宋，复一日举乌合之众顿于坚城之下，果何名哉？设如我与国也，玉帛初陈，车传未息，相与之新，当如是乎？无乃疆埸相侵乎？请责之疆埸之臣。否则将帅失信乎？请责之将帅之臣。今日果何名也邪？执事者既不责金贼之无名，又不名其所以为贼者，重可惜也。何则？自古兵之大禁，乘车深入则败，猖狂不制则亡，贪人金币则灭，有所恃而骄则众相残，淹时而兵老则下必图其主帅，金贼俱犯此五者，我取而歼焉可也，执事者似未之明也。苟不明乎此，则败亡反在中国矣，可不念乎？金贼之君不知何人，恐非冒顿之暴勇、颉利之狡谋可与为比也。其谋臣郭药师者，唯能与我阉贯为谋，而贪墨无耻如中行、说辈，借以资其身取富贵耳，恐亦不可比禄东赞之辞婚，可以动唐太宗，尚结赞之狂谋，几能擒浑瑊。如郭药师者，使得一粗晓边情部队将说之，不过一二言而唾叱之矣，刑馀而又责之贯，实在部队将之下者也。大抵不知其君则视其将，不知其众则视其国，不知贫富则视其器械，不知其所为则视其所好。金贼之将如郭药师，则其君可知也。其国之东西几何，南北又几何，朝臣高丽，暮臣契丹，介于奚霫、室韦、靼达之间，实彼群族帐之所贱者。今亟兴师乘马而南，则其众可知也。器械必资铜铁竹箭胶漆之上品，举非彼之所产，宜其窳顿不刚，惟中国之器是求，则其贫富可知也。金贼之嗜好，大在金币子女，细及耳目玩物，则其所为可知也。凡百亡国灭身之具，何其备邪！昔侯景所与同恶，无非驽才，其党自叹曰：「乖僻至是，安得不败」？金贼似景，皆暴起而灭必速也。苟明乎此，则何惮而不取以歼焉？既此之不明，其失之三也。金贼不避利，求割地以河为界，执事者不尽河以赐之，姑赐高阳府、中山府、太原府暨其郡县，无虑名城将百数，自以为有谋也。不知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孰敢以寸土不在王会图哉？高阳、中山者，我太祖、太宗暨周世宗躬冒矢石，艰难而得之者，乃一日谈笑而弃之邪？太原则太祖、太宗相继亲征，冒矢石甚于河北，其艰难则久于河北，真宗自谓先帝竭四海之力以得太原，顾弗重邪？又忍如堕甑而弃之邪？执事不可，重谕之曰：彼初称女真时，在我太祖朝尝盗我白沙塞三马，适尔贡马之使在阙下，太祖命执之不遣佥年，渤海之使为女真以表谢过则释之。其在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谓敢睥睨中国之地于今日也！此其失之四也。金贼其何厌，敢肆求黄金重币，不知其几何，但闻国家府库空竭，下捃于公卿大夫士家，细不遗乎闾里民庶，其上逮宫帏供奉之器，则苟有人心者，不忍言也。方唐吐蕃纵横凌轹时，入京城劫掠黄金，则必有之，亦不闻明言求金于王城也。其在盐州、夏州者，则尝求金矣，是吐蕃施于盐州、夏州者，金贼傲侮于京城也，不已甚乎！执事者何不谕之曰：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也，国家于经费之外，未尝敢以一毫赏无功也。且国家初未尝相聚歛之臣，亦无事于府库之富也，安得有金以满溪壑之欲哉！在我国家之初，女真岁以市马于中国而资富，其后女真服事契丹，则中国但知有契丹之马，而不知有女真之马也。女真之名马遂亦绝种，得非天以其马畀中国而不畀契丹乎？女真又安得而私邪？以故不逞而南，唯以无马为恨，涂路剽掠而未知已也。彼穷饿不得吾市之金，乃无名之求邪？夷狄皆贪而多诈，唯女真之贪而多诈，高丽犹贱之，雍熙间尝为吾使者诉之也。以黄金弃之溪壑，此其失之五也。《春秋》重信，盟生于不信，《春秋》是以诛盟，中国诸侯之盟固在所诛，况以中国盟夷狄乎？又况以王人与盟乎？隐二年，唐之盟鲁，与戎盟也，此《春秋》始隐之一端也。僖八年，洮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王人与盟也，此《春秋》责齐晋之重者也。兵而不已至于盟，盟而不已至于质子，则又《春秋》之所不诛也。在汉唐时，但闻夷狄有质子于中国，不闻中国有质子于夷狄，礼则然也。金贼一日于王城下盟誓而质子，苟有明《春秋》之大臣，则其责当如何，无乃失中国之所以尊者乎！彼如有求质子而及亲王也，何不谕之曰：亲王者，上皇之子也，陛下方如尧亲九族，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如质陛下之子，则方就外傅，未任武部之事邪。彼虽犬羊，亦未必忘父子兄弟之亲也，闻此言，恐亦耸然自失矣。又如求质宰相，则当谕之曰：宰相者，陛下之股肱也，何可一日不相与以成一体乎？邦昌者，虽不知为何等人，既命之为宰相，则当待之以宰相也。彼亦号有君臣，则宜知宰相之重矣，亦闻此言而得安乎？虽然，质固何有哉？曹公因韩浩私吕布，不顾夏侯敦之被质，著令有持质者皆并击弗顾，由是劫质者遂绝，此曹公所以能振威于中国也。中国不得其所以为尊者，其失之六也。然金贼一日得吾瀛、定、并门重镇，未必能为其强；其得吾金币无虑数十万，未必能为其富。何则？夷狄喜相吞并斗争，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灭亡，是无天道也。唯有一事大可惧者，又特遗之以谋臣也，遂将使此小丑得以其强者为强，富者为富，可不惧乎？国家以契丹归朝官悉遣归于此小丑，无乃执事者未之思乎？盖此色人布满州郡，无虑万数，远者十数年，近者三四年，且尝预官联，临局务，亦有喜读书，通吏事者。其便弓马多膂力，喜战斗，则又其性习然也。且其中国之事体人物，靡有不知其孰强孰弱，孰能孰否，与夫道里孰远孰近，孰险孰易，皆得以为此贼之谋，其害一也。此色人在中州，初颇喜自陈其高曾之家世，曰此大家者吾之同祖也，曰此郡县者吾坟墓犹存也。幸今复为王民，亦颇买田种艺，与人家婚姻，其意不浅矣。亦颇有惜中国不用贤，多遗才，为司马公而叹息者。今一旦阻其慕王风之心，投之于犬羊猪彘之群，则以其苦心为彼蘖谋，其害二也。且彼与金贼亦有平日怨嫌不相能者，或当南北战斗时，兵刃相残之酷者。今又一旦快彼贼心，其害三也。彼携老幼恸哭，驾胡车弯弓露刃而行，籍籍道路间，言曰：「投彼死尔，孰若死在此」？以故所过之处，闭户避之，既宿而去，则居者相贺。如其为彼用也，亦可虑哉，其害四也。金贼陆梁于城下时，此辈亦有请质妻孥，愿与之格斗者。庙堂之谋曾不知出此，而州县固不敢上闻矣。此一大便而资以为彼小丑之用，其害五也。彼归自契丹，而乃复归之于金贼，不知为何名也。无乃示怯于金贼者过甚乎？其害六也。使彼顾盼之间，禠中国之衣冠，复夷狄之态度，弱者羞恧，强者怨恨，道路为之咨嗟，非王者无外之度，非天无不覆之美，其害七也。明有此七害，而议者不过曰：庙堂有徙戎之论，为日久矣，适此时而徙之，不贻中国他日之害也。复请之曰：如可徙也，岂无异日？执事者幸少待之，徙之金贼，孰若待我国家庙堂之议成，复疆理幽蓟之旧土，使彼复有仕于彼乎？且诸葛亮于南蛮四郡，皆因其土人而任之矣。借此万馀人皆无所知解，直以增彼驰突之数，固亦不可。彼小族实难得生齿，所以汲汲是求也。昔朱克融辈方饥寒于京师时，从宰相乞一饱之日而不可得，安知复有幽燕故巢，不忝其祖滔之风，终为唐室之害哉？如不用宣和七年以前诏书，复存之于中国，其失之七也。此贼蚁聚于城下时，大臣不知画谋，不知一日纵敌，百世为害，战士不肯尽力，留贼以累君父。圉人养虎自贻害，不胜责也。传曰：「无伏节死难之臣，孔子伤焉」。可不信乎！设不能有钟鼓举而歼之，尚可震而逼之，合而围之，使鸟不得渡，马不得嘶，此贼不忿而相搏以死，则无食而饿死矣。奈何既不得攻，又不得围，纵其游骑散卒，或百或十，朝出而残一邑，又明日出而残一邑。王畿根本之地，富室最多，适足以资其流血成沟也。王畿荡灭将尽，遂及辅郡诸县镇，走官吏如鸡犬，取故相家孙女姊妹缚马上而去，执侍帐中，远近胆落，不暇寒心。然非金贼残之也，实官军残之也。方贼入一邑时，未闻官军一人袭而来救，咸谓彼出不意，而我适不为之备也。以故知阉贯前日臧底河之败，士卒死者十万，不减永洛之酷，朝廷莫得而闻也。贯蹙，熙河经略使刘法出师，为西贼掩而杀之，如携童稚，朝廷受百官班，贺西师之捷也。近而刘延庆于雄州北僵尸百馀里，而弃金帛军实于乱尸之中，不可称数。并取雄州弓手，天下称为枭勇，而契丹素所畏者，贯悉杀之，朝廷既不正典刑于延庆，而贯寻封王矣。法制之兵当如是乎？其失之八也。或曰国家征兵于方镇而未至也，前与之和矣，曰城下之盟，有以国败，不能从也，是《春秋》之法也，敢不守而行之？韩信之伐齐，先有郦食其与齐和矣；李靖之灭颉利，唐俭深入虏庭而和矣；薛仁贵之取九姓，先受其降，而知降者伪，则不若悉坑之之威也。是皆《春秋》之法也，何独古人以制胜，今则失之，无乃天下之士恶言孔子《春秋》之弊乎？虽然，征兵于方镇而不急奔命者，其故何也？汉陈豨反于代，高祖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高祖乃躬选壮士于邯郸，盖豨之罪未白于天下也。唐代宗有吐蕃、党项京师之危，诏诸道兵，四十日无一人入关者，吐蕃、党项虽为天下所嫉，而程元振、李辅国凶阉之不君，复为天下之所忌也。天下岂不曰元振、辅国者，吾家之吐蕃党项也？塞上之吐蕃、党项，吾力可及，而吾家之吐蕃、党项，吾力之不可及也。今阉贯之凶燄出元振、辅国上，既未枭而醢之，尤为天下之所忌也，然实因兵制驱之而然者，何则？兵在州郡，则兵驯而州郡重；兵专命将则兵骄而州郡轻，盖将重则州郡不得不轻，将骄则兵不得不骄。惟州郡轻则帅府轻，帅府轻则京师轻，此天下之势也。祖宗之兵寓于州郡，命其守臣曰知州军，以某军重某州也，其将则州都监是也。州郡都监平日事其守臣卑且谨，则其兵无自肆也，此祖宗之兵制也。开宝之兵三十七万，是谓必胜之兵。至道之兵六十六万，是谓威武之兵。天禧之兵九十一万，是谓太平之世保大之兵。庆历之兵一百二十五万，是谓昊贼之后应变之兵。皆以根抵京师，而枝干四方，宜其百世莫得而加损于一日也。乃有大臣喜变更祖宗之法度，兵制亦不得而存，合数州之兵以为一将，将重而州郡轻矣。州虽有兵之营幕而窘于月食时衣，其号令之所加，进退之所系，则在将而不在守臣，以都监而领剩员，厢军之外，不知将司一事也。将兵视州民如胡越，将官待守臣如寇雠，又有大可惧者。幸宗庙社稷之灵，无回戈吞噬之变，则昧者未之谕也。唯司马温公，熙宁中在洛下，见留守前宰相韩绛，以数十老弱之卒，奉旨祷雨中岳，而将兵有出城之禁，奏疏论之。曾布帅太原，躬自不胜将司之无礼，而终不以将法为非也。此者不幸有金贼之役，如徵旧制之兵，则诏至一州之日，则一州之兵奔命而东，上不必待于他州，切恐他州之我先也，州兵之急于用也。今征新法之将兵，而将兵分隶数州，必合而起之，又各仰其州之钱粮以资之，是州兵一日之事，为将兵累日之事也。将兵之不可急用也如此。国家承平日久，人材不甚相远，都监之材武不知视将官果何如，唯阉孺之役，商旅之族，乃得超授将官，而都监孤寒，以考第平进者，不敢与之比也。此州郡兵制之失，使其赴援不时之弊也。若其京师兵制之失，使其寡弱不足以为京师之重，而威乎天下者，亦其自变更祖宗之旧制也。祖宗知汉唐都雍与洛，以山河为险，人可兼而有也。今都汴阳，无山河为险，而唯以人为固，乃屯重兵于京城之下，或分粮于京畿之邑，他人莫得而轻重之，唯我以之为用，是本朝以兵设险，险于雍洛之河山也。奈何喜变更之大臣，销去祖宗傅城之兵营，曰坐縻太仓无用也，曰阙额之金因得以为利也，闲地可以利室庐也。大臣而浅且陋一至于此，安知百世之安危哉？宋守约自以并营为功，闻于一时矣，使我翊卫京城之兵营，十无一存者矣。今之贵臣强宗，则为别馆园囿，与夫道宫释宇者，皆昔之营地也。后生但誇今日游地之雄，孰知昔日宿兵之雄哉？倘如祖宗之旧制，城外之兵营棋布相望，而謦欬之音日夜彻乎数百里之间，使四夷来朝贡者远而望之，于郁葱佳气之外，有森然不敢仰首之威光，则被金贼虽欲喘息于城下，而无以留旦暮也。祖宗以兵为险，而城不必高，池不必浚也，吾之京师是谓天邑，是谓神皋，其守唯在四夷也。由是观之，祖宗京师之兵制，优于唐之时府卫多矣。唐之府卫远，而不若我之近也；唐之府卫勤于命将，而我初不命将以私之也。内外兵制系国家安危，其失之九也。幸而有三策焉，曰：命威望之大臣以守魏，而高阳可保也；命威望之近臣以守镇，而中山可保也。在唐则魏博重于镇冀，镇冀重于幽燕，魏博、镇冀合而制幽燕者也。祖宗于河北建四郡，而河东唯太原一镇，其旨微矣。今不得已，于晋于潞，或择建一镇，或各建一镇，则太原可保也。此重镇之策也。于河北、河东慎择守臣，文武并用，待之则厚，委之则专，于转运使、提点刑狱之外，无繁破旁午之使者，以蹂践之，抟啮之，则金贼虽得吾州县，而无得乎人者，安能一日而居哉？大要如太祖时，郭进于邢州，李汉超于关南，何继筠于镇定，贺惟忠于易州，李谦溥于隰州，姚内斌于庆州，董遵诲于通远，王升于原州，不减唐李抱真于泽潞，马燧于太原。虽曰崎岖于剧贼之中，而威震于华戎之上，吾民既安矣，何恤乎小丑？夫然后于民给复者五年，末之犹三年，明诏曰：「山泽之利，与尔共之，吾不禁也。盐食之货，尔专有之，吾不与也。尔无种粮，则吾给之；尔无牛耕，则吾畀之；尔无农器，则吾铸之」。于是乎十数年流转四方之民，不约而无远迩来归矣。唐宣宗何德以复累世所亡河湟之地哉？而能以恩惠顾于既归之后，犹不失《春秋》重民之道也。此内治之策也。远交而近攻者，范睢之谋，唐太宗为能用之也。王者之师不必出，而以夷狄攻夷狄，则王者之师不战也。国家之制迁贼命于藩罗支，其制元昊亦命乎唂厮罗，是世效忠顺以报朝廷者。一旦灭之为郡县，今熙河是也，自是夷狄怨中国多矣，德之不以为恩也，疆埸之上无日无烽火之警。今因金贼陆梁之后，丕然大变其政，得重使如唐贾林、本朝曹利用之类，以告室韦奚霫靼达诸蕃，鸣金贼之罪而四攻之，金贼何地以苟活哉？若高丽则金贼素所臣事者，我之厚高丽者如何，其为我缓急之役当如何，将见金贼虽苟活，不可得也。《春秋》之功莫大乎存亡国，孔子犹书卫人立晋，不与齐侯之专封，而大天子之命也。今天子为能命韩昉辈访耶律之后，礼而立之，则九夷八蛮罔不仰中国之至仁，服陛下之丕德，非特为耶律氏再生骨肉之恩也。仁之所施者深，则诚之所归者广，于是乎耶律氏为我藩篱，蚤虱金贼而汤栉之，凡厥涿蓟诸郡，恐却之而必以归也。汉光武不肯从藏宫、马武之谋，因匈奴衰乱而取之，乃立南单于以制北单于。唐太宗虽曰灭颉利而立突利可汗，使率其故部，示不灭人之国也。故曰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今何惮而不为！此外交之策也。唐太宗有郭子仪为将，吐蕃内侵，相继五年。德宗有李晟为将，而吐蕃内侵，相继三年。则今日之忧，未易以一冬一春必也，庙堂之上可遽缓带乎？借如三镇之地已无及，而三镇之馀犹可及也。今日之师已无补，而明年之师或尚可补也。皮肤之疾愈而却医可也，心腹之疾犹存而医未易却也。

敕具官某等：朕命有司，缮饰原庙，尔等恪勤厥事，工役不愆，宜进官荣，以示嘉奖。往承宠命，益懋尔能。可。

天下君子少而小人多，贤者寡而愚者众。夫惟多少众寡之势若不相敌，此贤人君子所以多至于危殆也。且以小人之心，固尝忌君子矣。君子者，介然自守，不与小人合，小人又加怨焉，挟忌怨之心，则无时而不谤。小人者必为诡辞饰说自欺其心，以入于人。然则苟非至明深智，了然昭彻，其贤人君子不为致疑者几希，甚矣，小人为难察也。君子立人之朝，小人未尝不欲挤之而去。君子盖寡过也，无可诬之行，虽善毁者不得入；无可乘之衅，虽善谗者不见信。故小人者，必伺其有疑似之隙而投之。君子有引贤授能者，则进朋党之说矣；有造功兴事者，则进擅权之说矣；有理财厚民者，则进聚敛之说矣。小人之欲用也，无显显之德，患位之不保；无赫赫之功，患禄之不固。以疏远之迹，一旦得其君也，甘心巧语，柔颜佞色，委蛇媕婀，趋附机会，未尝有丝发之善，而矫饰百端，以中主欲。幸而诡说一开，则宠任盘固，不移如山矣。有人于此焉，其端崖不测，苟以是心至者，皆绝人于微，使不得逞，若然，可不谓之明且远乎？子张问明，孔子告之以「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可谓远也已矣」！岂非是乎？莫非明也。舜之举四岳、十二牧、十六相，则任之而不疑。至四凶之诛，则使之不得售其奸，舜之明岂不远哉！成王之任周公、召公、毛伯、芮伯，左右前后未尝有閒，至管叔、蔡叔则不以亲而私，成王之明岂不远哉！仲尼之为司寇也，未几以少正卯至隐之恶，七日而手足异处于两观之下，仲尼之明岂不远哉！此三君子者，岂世之所谓辨白黑数一二睹舆薪而谓之明者乎？《书》曰：「视为明」。此之谓欤？

祝融占南极，其高盖四千八百丈，与中原相直。其平如衡，故名衡岳。岳之北，崇冈峻岭，如奔如伏，晴岚夕晖，星螺掩玉。百里而至阳陂，翔为奇峰，呀为深谷。峰之颠有大穴，泉满石裂，攧雷溅雪，夏冬弗竭，盖神龙之所蟠蛰，故名龙山。唐贞元间，马祖传曹溪心要，隐于岳中，从之游者多得道，散处林壑之佳处，老死而世不闻，矧见之乎？洞山悟本禅师价公游方时，与密师伯者偕行，尝经阳陂，迷失道路。见溪流菜叶，知有隐者。并溪深入丛薄间，有茅茨，僧出迎，貌癯而老，索尔虚闲，谓价曰：「此山无路，阇梨自何而至」？价曰：「无路且止，老师自何而入」？曰：「我不曾云水」。价曰：「住此山多少时」？曰：「春秋不涉」。价曰：「老师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不知」。价曰：「何以不知」？曰：「我不从人天来」。价曰：「得何道理，便尔歇去」？曰：「我见泥牛斗入海，直至于今无消息」。于是价班密师伯之下，拜之。拜起，问：「如何是主中宾」？曰：「青山覆白云」。问：「如何是主中主」？曰：「长年不出户」。问：「宾主相去几何」？曰：「长江水上波」。问：「宾主相见，有何言说」？曰：「清风拂白月」。价心异之，求依止，僧笑曰：「三间茅屋从来住，一道神光万境闲。莫作是非来辨我，浮生穿凿不相关」。即焚其庐而去，莫知所终。故龙山又名隐山。今祖堂王英诸禅师书江西宗派，亦著隐山之号。光化中，有奇比丘名师信，不知何许人，庵于隐山之故基。一衲宴坐，异迹显著，龙众皆易形为王者服，从之听法。岁旱，民祈雨，辄响应。马氏据有荆楚，钦事之，不敢名斥，赐号雨禅师，而增名为龙王山。自信之化世为禅林，号西禅寺，太平兴国改赐今额。宗教下衰，师法大坏，至以大福田之衣，蒙市井无赖。而兹山十世，宣和四年夏，潭帅大学曾公，尽礼致前住道林云禅师来领院事。云孤硬，饱参精严，临众洞山十世之孙，而焦山枯木之嫡嗣也，人望翕然。师解包之日，顾嗟太息，因发其形胜，增广其基构而鼎新之。聚材鸠工，以岁入输租、饭僧之馀助成之，不专取于檀信。以谓檀法以信，而发心为净，施止增一草，获福不赀。不然，虽侧布，但名住相。人徒见云法劳熏役，而不知游戏也。有无诸道人上白实阴相之，且从余求文记其事，曰：「价公参道于此山，而云禅师嗣其法以兴修之，疑非偶然」。余曰：「隐山单丁住山，把茅覆顶，刀耕火种而食。两客及门，焚其庐而去之。今云公不起于座，使绿疏青琐以栖千柱，飞薨画栋以粲万瓦，层楼杰阁以荡摩云烟，虚堂广殿以吞吐风月。挝鼓升堂，千指围绕，云屯川增，方进而未艾也。视其迹若相远，然其道实相须。如来世尊盖尝曰：「不住无为，不尽有为」。金刚般若开空法道也，而曰持戒，修福者名发信心。开空法而修福，无住无尽之旨也。隐山之焚庐灭迹，与云公之幻出楼阁，托斯文于不朽，殆得如来世尊之遗意，于是为疾书之。宣和六年春，公生明斋记。

上自司马迁《史记》，下至《五代史》，其间数千百年，正统偏霸，与夫僭窃乱贼，甚微至弱之国，外至蛮夷戎狄之邦，史家未有不书其国号者。而《三国志》独不然。刘备父子，相继四十馀年，始终号汉，未尝一称蜀。其称蜀者，流俗之语耳。陈寿黜其正号，从其俗称，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则其所书，善恶褒贬与夺，尚可信乎？魏、晋之世，称备为蜀，犹五代称李璟为吴，称刘崇为晋矣。今《五代史》作南唐、东汉世家，未尝以吴、晋称之。独陈寿如此，初无义例，直徇好恶耳。往时欧阳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荆公曰：「五代之事，无足采者。此何足烦公？三国可喜事甚多，悉为陈寿所坏。可更为之」。文公然其言，竟不暇作也。惜哉！

臣伏见黠虏去冬虽未尝长驱入塞，然今春以来，散遣丑类，西陷关陕，东残青、潍，南破许、蔡，至今或闻尚屯集于同、华、河洛之间，阻河自守。伏料捍禦攘却之道，圣智先物，庙论深远，必已朝夕讲求，非外廷所得知。然臣蒙召自远方，留寘从橐，感激恩遇，思报万一，不无蝼蚁过计。妄意虏若但守今日疆土，力疲志怠，稍知悔祸，则我徐为后图，实未为晚。若以西北诸路郡县焚劫殆尽，玉帛子女皆其所有，犬羊贪婪，吞噬未已，不肯徒守空地，既闻东南富实素久，阴怀窥伺，则不得不过为预备。臣尝逆其为策不过有三；宿师河洛，分兵鼓行，直趣襄沔，横据荆渚，因我舟楫人卒顺流西下，进逼江左，上也。尽悉其众，自许、蔡而南，一出历阳，径断采石，以趋金陵，一入濠、寿，旁引滁、泗，以警山阳，中也。循汴渐进，量力而动，左掠徐、郓，以捣楚、海，右轣陈、颍，以冲宋、宿，下也。若出上策，长江之险，我恃以为固者，彼已共之，则王浚入吴、高景入陈，皆由此，则利害大约可考而见。若出中策，则苏峻所从乱晋，本朝曹彬下江南，亦用以成功。若出下策，则曹睿、柴荣连年从事于孙权、李景之间，胜负得失，进退相半。然闻道途之言，多及其下，未能深计中、上。兵法曰「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又曰「先为不可胜」。安危之几，间不容发。臣以谓宁可有备而无事，不可事至而无备。今天下大势可见矣。东晋之事固不足道，是时以备西北，则刘琨在太原，李矩在平阳，祖逖在淮阴；以备西南，则郗鉴在历阳，温峤在武昌，陶侃在江陵。此固未为至计，是以适幸刘聪、石勒内自残扰，无意再动，故此数人粗能枝梧，卒不能扫平僭叛，混一区宇。况今虏势方张，未见其隙，而盗贼窃发，兴灭相继乎！夫穷兵深入，渡淮越江，诚非虏利。彼以甲兵为强，舟楫亦非其便。然古之善治夷狄者，以夷狄攻夷狄。今虏之狡谋，若反用此术，欲以中国攻中国。故兵不必皆其民，惟所驱虏；粮不必皆其物，惟所剽劫；形势不必皆其有，惟所占据；器械不必皆其备，惟所夺取。役我之人，因我之食，窃我之势，用我之器。彼但威以残暴，啖以重利，使我欲守则或屈而破陷，欲战则或溃而奔逃，则彼虽长驱深入，何惮而不为乎？是必有以禁之，使其术不得施。至于诡谲变诈，乍出乍入，或佯为讲和以疑我之师，或微为败衄以骄我之气，或暂为歛退以弛我之备，或骤为侵侮以骇我之众，其情尤不可尽测。此皆所宜熟虑素计，以定万全之策者也。臣愚伏愿陛下益广睿算，深诏大臣历考古今之变，及此防秋之时，深察虏情之所在，而审观其所用之术。其或出于前三策，则我所待之而为不可胜者当以何道。有合先事而为，则早谋之，以一二行于前；有宜待事而应，则预计之，以次第施于后。大抵曰形、曰势、曰气而已，形以地理山川为本，势以城池、刍粮、器械为重，气以将帅士卒为急。形固则可恃以守，势强则可资以立，气振则可作以用。如是，则虏皆在吾度内矣。臣区区不胜大愿。取进止（《石林奏议》卷四。又见《宋史》卷四四五《叶梦得传》，《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四八。）。

西下：疑当作「东下」。

窃见江北形势，以关山一带与慎县、定远县为中分。自关山之西则为濠、庐，皆平原旷野；自关山之东则为滁、和，方有控扼。贼前自庐州径冲关山，故大军先得和州据险自守，贼不能前，因以屡胜。今移屯在定远，若贼冲突不能枝梧，即关山之险皆不为用，道里去江甚近，便至宣化；若我枝梧得定，贼却由慎县乘关山之虚，径入和州，则便至西采石。大军宣化相去百五十里，仓猝难以救应。宣化与江南岸靖安相对，西采石与江南岸东采石相对，最为紧急之地，江南即须震动。昔王朴祖述伍子胥教吴破楚之意，为周世宗画征淮之策，谓江淮二千里，我备东则击其西，我备西则击其东，使我往来坐困，以乘其弊。世宗用之，李景所以尽失江北之地。其夹淮为城，亦是当时决胜之计。策虏经营花靥镇筑城，乃是此意。恐外人有献谋于虏者，使得成□心，则江淮未有解严之日，不可不预防。欲望圣慈特降睿旨，戒诸将精审措置，两得其道，无致落贼奸便。取进止。

〔贴黄〕大军见在江北，贼若未退，必难久立，伏乞睿察。

伏见朝廷和议既定，犬羊诡谋虽不可测，然其国自陵夷，势不能立，必须且遵盟好。且今日建康修城非止备敌，特以陪都，四方观瞻，形势有不可简陋者。府城虽作于李景，然而规摹制度，自孙权以来，沿习有自来矣。用工坚壮，后来实未易及。所以承平二百年间，虽有颓毁，不满十之一。其高极于三丈，或以江为险，或以山为固。其受敌惟东北两面，而濠堑重复，所以为守者略尽，非特以恃城高而已。今议者或云欲比旧增高一丈，未论劳民费财，未知何处取土？传闻无不疑骇。窃意今若但循李景之旧以为定制，则所当修者不过八十二丈，虽势不免起夫，力犹可办；若更有加其度，取土于一二里之外，则工力遽未可成，非官吏所敢任责。更乞朝廷特赐详酌指挥。

广西经略司体量知广源州杨景通遣覃安等劫虏边民，仍移牒安静海军，问不遵诏敕端由。

臣窃谓君子小人相为消长，而治乱因之。盖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未有两存而可以有为者也。《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故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则为泰；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则为否。自古圣君贤臣，立言垂训，未尝不以小人为戒。本朝仁宗皇帝专任韩琦、富弼、范仲淹，故四十二年之间，天下大治，夷夏乂安，海内生灵蒙福至今，盖不使小人参其间也。夫邪正之不两立，犹薰莸之不可同器而藏，枭鸾之不可接翼而处也。非正去邪，则邪必害正，此必至之理也。陛下即位，于今五年，延见士大夫多矣，君子小人之情状固难逃于圣鉴，臣请为陛下略言其槩。君子者难进而易退，孤立而无朋，人主任用不疑，则秉公心、由直道，其所举措必欲合天下之公论而后已。其事上也则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献其可而退其否，逆所顺而强所劣，道合则幡然而来，不合则奉身而退，如斯而已。小人则不然，方其未得之也，则枉道而求之；及其既得之也，则固宠保位，惟恐失之。于是内结近倖，外交权臣，傍引小人，伤害善类。故《诗》曰：「营营青蝇，止于榛」。又曰：「趯趯毚兔，遇犬获之」。又曰：「萋兮菲兮，成是贝锦」。盖小人谗间之言，能变白为黑，则如青蝇；伏慝诡诈，则有若狡兔；而文致人之罪恶，则无异于贝锦也。苏轼有言曰：「君子之难致如麟凤，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况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进如蛆蝇，腥膻所聚，瞬息千万，况可招之使来乎」？神宗皇帝尝问滕甫曰：「卿知君子小人之党乎」？甫曰：「君子无党。譬之草木，绸缪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无朋党，虽中主可以济，不然虽上圣不治」。神宗叹息，以为名言。臣愿陛下以此观之，则邪正分矣。方今艰难之际，国势之危若缀旒然，可言之事未易悉数，所谓端本清源之术，臣愿陛下辨君子小人而已。《书》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盖任贤而使不肖间之之谓贰，见邪而不能刚决以去之之谓疑。臣愚伏望陛下持大公至正之道，以抚御海县，法天地简易之德以照临百官。知其忠贤则任而勿贰，察其奸宄则去之勿疑，奋乾刚以明黜陟，隆委任而责成功，天下幸甚。

自「王曰来汝说」以下，高宗以师道命傅说自说；「曰王人求多闻」以下，傅说以学告高宗；自「王曰呜呼说四海之内咸仰朕德」以下，高宗知说所以教而更命之；「说拜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则傅说知高宗所以命而终成之也。《君奭》曰：「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则高宗尝学于甘盘，而不终其业矣。《无逸》曰：「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则遁于荒远，而险阻艰难备尝之矣。其所以有望于傅说者，盖困而知学焉。酒醴不能自发，有以发之者曲糵也，犹才不能自达，有待于达之者欤。羹不能自和，有以和之者盐梅也，犹德不能自成，有待于成之者欤。曰「交修予，罔予弃，予惟克迈乃训」，则许之以受教而不拒也。说于是乎可以语学。学之道莫先于求多闻，求多闻所以学古也。不通于古则处经事而不得其正，莅变事而不知其权，亦恶能有所建立哉？非特不足以建立，抑将坠先王之绪而不克永久也。故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则知道，知道然后乐循礼，故曰「逊志」。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故曰「务时敏」。学自外至，故曰「厥修乃来」。至是，则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故曰「道积于厥躬」。不足则学，有馀则教，故曰「惟敩学半」。《记》曰「教学相长」，此敩学半之谓也。始于学，终于教，学不可已也，故曰「念终始典于学」。积善在身，犹日长加益，而人不知，故曰「厥德修罔觉」。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然则高宗之务学，可不以成汤伊尹之事为监乎？则说当「式克钦承」，以辅王之学。非特克式钦承也，又「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以成交修之志焉。高宗于是乎知识，所以教而更命之。所以更命之者，先正保衡，俾厥后惟尧舜，悯一夫之不获，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又其效至于「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则今安得有愧？于是乎「罔俾阿衡专美有商」，「克绍乃辟于先王，永绥民」，则非特说无愧于阿衡，我亦无愧于先王矣。是乃说所以教而欲成之之意也。故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窃尝论之，事不可以不师古；苟师古，不可以不务学；苟务学，不可以不隆师。古之贤君所以能大过人者，无踰于此三言者矣。且君之于臣也，岂特臣之而已哉？有不得而臣者则友之。费惠公曰：「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吾者也」。有不可得而友之者则事之。子思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曰，事者师焉而已矣。《经》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传曰：「其君贤君，而有师者王；其君中君，而有师者霸」。然则固不可以无师也。黄帝学于务成，禹学于西王国，汤学于伊尹，文王学于畴子斯，武王学于郭叔，周威公学于宁越，齐小白学于管仲，魏文侯学于子夏，晋献公学于祖朝，燕昭王学于孙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至于功德有远近，成就有大小，所学有贤不贤，则系乎人而已。然则固不可不学也。尝观尧舜之为君，禹、皋陶之为臣，都俞吁咈，共济于一堂之上，宜必有甚高难行之法度，不可逮及之谋谟，更新一时，焜耀来世。不然，何以得圣君贤臣之名于霄壤间哉！及考《书》之所载，不称其能作古，而称其能稽古，曰「若稽古帝尧」，曰「若稽古帝舜」，曰「若稽古大禹」，曰「若稽古皋陶」。君臣之间，皆称稽古焉，然后知虽圣帝贤臣，未有不本于师古。所谓学者学此也，所谓教者教此者也。《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然则事不可不师古明矣。由得师以务学，由务学以师古，以至于建立无愧乎先王，此高宗之所以为贤君者也。孟子曰：「天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呜呼，所谓大有为之君，盖不世出。然而无是君则已，苟有是君，未有无其臣焉，此殆若符契之合，故曰「必有所不召之臣」。高宗即位之初，精诚感格，梦赉良弼，得说于傅岩，置说于左右，以版筑之贱位冢宰，以人臣之卑处师道，君任之而不疑，臣居之而无畏。此非有神契默会，恶能臻于是哉？文王之得臧丈人，高宗之得傅说，原其遇合，盖有异于人矣。宜其相得之深，无所疑畏焉。然说之始对高宗曰「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者，彼以臣之事责我也；卒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者，彼以师道望我也。谓之对扬，则若与为敌焉。有道之士，处辞受之间，无可苟也。且当其任不辞其责，有是实不辞其名。孟子之于齐王，且将以师道自居也，而况有高宗之君乎？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高宗之于说，臣焉而后学，其事虽殊，然其成功一也。

高尚处士者，汾州安定人也。姓刘氏，家世为农。处士生九岁，食而不肉，后稍不言，问以事则书而对。其为语初若不易知，已而辄验。家人甚异之，为筑别室以居。久之，声闻京师，徽宗皇帝三使人往聘之，辞疾不奉诏。宣和间，朝廷赐号高尚处士，而建观以聚其徒，且因以其号为名焉。靖康之扰，棣人白其守，使迎先生。守为具安车以邀之，不至。一日，弃滨而来，滨人大恐。二日滨州兵叛，屠其城，肆掠千里。先生在棣，棣人喜其来。太守为扫邮传以舍之，供帐甚具。先生见之笑而去，乃即城隅治舍水傍。滨人持金帛携室家以就其庐者，往往笑之。既而敌大至，城且陷，人之死于兵者以万数，而火不及其居，就之者果赖以免。敌人见先生皆下马罗拜，不敢入其里。呜呼，其亦异矣！余曩在京师时，闻其事甚著，后二十馀年官钱塘，始识左从事郎王复，字兴周，东平人，尝与先生之弟游，得其事甚详，为余言之如此。其后濡须人王之道彦猷知余得先生之事于兴周，乃谓余曰：「子固知先生之事而未闻先生之言也。先生之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杀身，以货财杀子孙，以政事杀人，以学术文章杀天下后世』」。余谓彦猷：此佛、菩萨、老聃、庄周之徒所以救溺起死还真之论，岂区区为世俗言语文章者所能至哉！夫畏涂者十杀一人，则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后敢出焉。至于衽席之上，饮食之间，其祸有甚于畏涂者而不知戒，则是终不知嗜欲之能杀身矣。黩货之士，食厚禄而取民财，虽危亡之祸仅免其身，而千金之产不足以供不肖子一醉之费。人祸天殃不在其身而在其后，则货财岂不足以杀其子孙哉？秦自商鞅之事孝公，始用刑名，而李斯之事始皇，赵高之事二世皆以是道。百年之间，天下之人不死于刑则死于兵，盖不知其几千百万。桑弘羊开利说以中主欲，不过欲自售一身而已。祸流后世，至唐宇文融、皇甫镈之徒皆用其说以取尊位，而天下自是数蒙诛求之祸，其杀人固无异于以梃与刃。行政之弊一至于是，岂不痛哉！昔人有欲注《周易》与《本草》者，或劝其注《本草》，曰：注《本草》误不过杀一人，注《周易》而误则其祸道也大矣。不然，孟子之辟杨、墨，子云之诋谶，韩退之之斥佛、老，其忧天下后世之意何其深且切哉！后世断章折句、背正失理之学兴，其徒从而和之，更相标榜，迭相师授，以盗名声而取富贵，寖不可救，此是徵之往事而然，非验之后世也。某闻先生之言，尝私窃以为嗜欲之杀身，财货之杀孙子，与夫政事之杀人，三者人犹得而知之。若夫学问文章之杀天下后世，则周公、孔子之言也。先生农家子，未尝读书事师而有是言，岂人中之知道者乎？此与夫熊经鸟申吐故纳新，区区积岁月之功而欲著名于仙籍者固有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