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切以知人之难，虽圣人不免有失。如尧之为君，可谓圣人矣，禹曰：「知人则哲，能官人」。「惟帝其难之，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言尧亦难乎知人也。如孔子之为师，可谓圣人矣，曰：「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则孔子亦难乎知人也。夫知人之道，古圣人以为难而不免有失，则今之人不逮于古圣人者，其得自谓无难无失乎？然在参于众人，不以一己之爱憎，而定人之贤否，则知人庶乎其无失者矣。恭惟陛下圣德天纵，负知人之哲，茍知之则用之无不当。然天下百官之众，岂能尽出于圣知乎？则必责在宰相也。今居宰相之任者，独王安石。臣谓其人之文章、之德行、之政事，信为宰相。唯于知人之道，或恐不能无失焉。以臣之愚而观之，其失在于以一己之爱憎而定人之贤否而已。臣请以既往之事明之。只如吕公著者，王安石始而爱之，遂力荐之以为天下之贤也。一旦言青苗不便，终而憎之，遂力排之，以为天下之不贤也。陈升之者，王安石始而爱之，遂力荐之，以为天下之贤也。一旦言乞罢条例司，遂力排之，以为天下之不贤也。韩绛者，王安石始而爱之，遂力荐之，以为天下之贤也。一旦于陜西捲助役钱榜，终而憎之，遂力排之，以为天下之不贤也。薛向者，王安石始而爱之，遂力荐之，以为天下之贤也。一旦言助役钱不便，终而憎之，已沮之劾之矣，非远必将力排以为天下之不贤也。至于李常之类，不可胜纪。其始徇我，则爱之荐之以为贤，其终违我，则憎之排之以为不贤。知人之道，岂若尔哉！然既往之事不足复议，臣之所忧者在于将来也。安石之位，今已为宰相，则尊于往时矣。其势也，渐执而专矣。人知徇之者得路，则刻薄者望风而进矣。人知违之者得怒，则阿谀者登门而隋矣。以阿谀而被用者，唯富贵是图，必无正人之理。以刻薄而受知者，唯沽激是务，必无爱人之道。戾之者日去，顺之者日众。戾之者日去，则间或有守之君子也；顺之者日众，则其间或诡随之小人也。陛下之任安石也如此，而安石不能知人，爱人之徇也，而憎人之违己也，如此，虽陛下保安石，必不作过。若万一有擅权专恣之事，既附之者众，而无敢违之者，则陛下何由而知乎？纵安石实不作过，若万一有思虑不及之政事，而行之有害于时者，何人敢与安石言之乎？观其爱人之徇己而力荐之，憎人之讳己而不肯用，虽有敢言之者，安石其肯舍己而回乎？上孤而下执，臣之所忧在于将来者，此也。臣愿陛下体察安石于知人之道未尽，凡百除注，无只信其爱憎，而更参之于众人，则天下幸甚。臣未受命为御史中丞以前，未尝敢以一言上闻，诚知陛下信之之笃，徒以取憎于执政也。今既受命为御史中丞矣，则不惮诛谪而言之，乃其职尔。臣每闻其门下人议论俱稍有违安石意者，遂相与呼为流俗之议也。以今观之，流俗之议安可忽诸？无使将来之视今日，或有如今日之视去年也。边事，外也；民政，内也。外忧如皮肤，内患如心腹，可得谓之必无哉？臣谓今日之后只有顺之者，而无复有忤之者，不同于既往也。乞陛下以宗庙社稷为念，以天下生灵为念，而无重违安石一人之意。凡百除注，或有未得知人之美者，乞参之于众人，或出于圣断裁正之。

问：短丧，非仁也；货殖聚敛，非义也；干禄学稼，非智也；不逊，非礼也。凡乡党自好之民或莫之肯为，而况志道者乎？宰我、子贡、冉有、子张、樊迟、季路又皆游圣人之门，旦暮侍侧，号为弟子，非若后世之士闻其风而愿学焉者也，宜其盛德尊行揭揭乎覆载之中，以模范来者，反不以仁、义、礼、智为己任邪？使其燕间讲习之际泛然及之，已足以汗颜矣，奈何圣人之前言之而不怍，为之而不厌，甚至以理诘之而犹执以为是！孟子曰：「闻者莫不兴起也，而况于亲炙之者乎」！扬子曰：「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存，辱斯荣，败斯成」。噫，其然岂其然乎！异日圣人论人物焉又皆在所取，何也？朝廷教养官使之法备矣，如二三子，乃士大夫所仰，以为不可及者也。不幸昧者不师其长而用其短，且援以自况，其为至治之累，不亦甚乎？不可以不辨。

周兄允升以学问声湘中，常平使者馆之数月矣。一旦过仆言归，则将奉其先府君练事，允升冢嗣也，必亲之。嗟乎，可谓无违礼哉！始仆丁酉秋识允升于长沙，见其议论纯正，抱负不碌碌，且其学于南轩者以孔孟为宗，以孝弟为本，而践履则其事业也。夫人所自致必也，亲丧苟有玷缺，他美莫掩。允升名贤者也，其慕亲之心慥慥无二，不以在亡为间，本固源深，百行之所由充也，可不谨欤！自学与行判为两涂，而世之笃于荣者疏卤于允蹈之际，盖三年之爱，宰予氏不之省也。今允升皇皇然归，戚乎犹孺慕之日，则不远而复，吾固于允升观其学与行将无愧怍哉。昔晋人自秦归，有赠之策者，彼浅丈夫示己有谋耳。朋友之谊，交相发以进于善可也。允升视仆斯言，其秦人之策乎，将他山之石也？

古先圣贤，无不由学。伏羲尚矣，犹以天地万物为师，俯仰远近，观取备矣，于是始作八卦。夫子生于晚周，麟游凤翥，出类拔萃，谓「天纵之将圣」，非溢辞也。然而自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称之，亦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相继以临天下，而皋陶矢谟其间，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以有天下，未及下车，访于箕子，俾陈《洪范》。高宗曰：「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终罔显。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为曲蘖；若作和羹，尔为盐梅」。人生而不知学，学而不求师，其可乎哉？秦、汉以来，学绝道丧，世不复有师。以至于唐，曰师、曰弟子云者，反以为笑，韩退之、柳子厚犹为之屡叹。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虽然，学者不求师，与求而不能虚心，不能退听，此固学者之罪；学者知求师矣，能退听矣，所以导之者乃非其道，此则师之罪也。学于夫子者多矣，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固无可疵，外此则有南宫适、宓子贱、漆雕开近于四子；三人之外，最后出如高子羔、曾子，虽有愚鲁之号，其实皆夫子所喜。于二人中，尤属意于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见其所成就，卒之传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鱼死，子思乃夫子适孙，夫子之门人光耀于当世者甚多，而子思独师事曾子，则平日夫子为子思择师者可知矣。宰我、子贡、有若，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张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学之场，而堂堂乎子张，子游犹以为难能。其言论足以动人，光华足以耀俗，诚非以愚鲁得号者所可比拟。至其传道授业，不谬于圣人，宰我、子贡、有若犹不在此位，况游、夏乎？故自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乃得其传者，外此则不可以言道。居今之时，而尚友方册，取友当世，亦已难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顾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足下所期否乎。鄙文数篇录往，幸熟复而审思之，毋徒徇其名而不察其实，乃所愿望。未相见间，或有未当于足下之意者，愿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见所到，固当倾倒，正不必以世俗相期也。

《王文公祠记》，乃是断百馀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馀子未尝学问，妄肆指议，此无足多怪。同志之士犹或未能尽察，此良可慨叹。足下独谓使荆公复生，亦将无以自解，精识如此，吾道之幸。傅、项、黄三士，人品固有不同，其为学亦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虽子渊亦不能无离索之患。元吉今在此，虽稍若知过，要未特达。学者之难得，所从来久矣。道不远人，人自远之耳。人心不能无蒙蔽，蒙蔽之未彻，则日以陷溺。诸子百家往往以圣贤自期，仁义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于皇极而不能自拔者，盖蒙蔽而不自觉，陷溺而不自知耳。颜子之贤，夫子所屡叹，气质之美，固绝人甚远。子贡非能知颜子者，然亦自知非俦偶。《论语》所载颜渊「喟然之叹」，当在「问仁」之前；「为邦」之问，当在「问仁」之后、「请事斯语」之时，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时也。以颜子之贤，虽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声色货利之累，忿狠纵肆之失。夫子答其「问仁」，乃有「克己复礼」之说。所谓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见之过恶而后为己私也，己之未克，虽自命以仁义道德，自期以可至圣贤之地者，皆其私也。颜子之所以异乎众人者，为其不安乎此，极钻仰之力，而不能自已，故卒能践「克己复礼」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贡之明达，固居游夏之右，见礼知政、闻乐知德之识，绝凡民远矣。从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没，其传乃不在子贡，顾在曾子，私见之锢人，难于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鲁，子贡失之以达，天德己见消长之验，莫著于此矣。学问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实，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己实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凭之以决是非，定可否，纵其标末如子贡之屡中，适重夫子之忧耳，况又未能也。物则所在，非达天德，未易轻言也。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三子之智，盖其英爽足以有所精别，异乎陈子禽、叔孙武叔之流耳。若责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圣人，非其任也。颜子「请事斯语」之后，真知圣人矣。曾子虽未及颜子，若其真知圣人则与颜子同。学未知止，则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圣贤地位，未易轻言也。何时合并，以究此理。

问：夫子生于周末，自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当时从之游者三千，门人高弟如宰我、子贡、有若之徒，所以推尊之者，至谓「贤于尧、舜」，谓「自生民以来未之有」，谓「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千载之后，未有以其言为过者。古圣人固多，至推以为斯道主，则惟夫子。苟有志于斯道者，孰不愿学？夫子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传曾子则有《孝经》，子思所传则有《中庸》，门人所记则有《论语》。简编虽出煨烬，而西都搜求参校之详，犹足传信。凡此固夫子所以诏教后世，而后世所以学夫子者，亦未有舍此而能得其门者也。《论语》载当时问答与畴昔训词，既不得亲炙于当时，则视其所载，亦可以如亲闻于当时也。然学必有业，不知当时在夫子之门者，业果安在？由治千乘之赋，求宰百乘之家，赤可使与宾客言，二三子盖自谓其能，而夫子亦以是许之。不识其在夫子之门独以是为业乎？抑亦所学于夫子者又不在是也？他日独立，伯鱼过庭，乃使学《诗》。既学矣，他日乃使之学《礼》。不识伯鱼之未学《诗》也，亦有所学乎无也？既学《礼》矣，亦有所学乎无也？「小子何莫学夫《诗》」，又曰「兴于《诗》」，夫子盖屡教人以学《诗》，不识凡居夫子之门者，举皆以学《诗》为业乎？陈亢固在弟子列，乃问伯鱼而后闻《诗》闻《礼》，无乃先是未知其说乎？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固门弟子纪述之辞，然亦必有所据而言。所谓文、行、忠、信者，果何如而以为教也？三千之中，独荐颜渊为好学，而称之则曰「终日不违如愚」，曰「三月不违仁」，曰「不改其乐」，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识亦有可得而知者乎？读《论语》者，固当求所以为学之方，日肄之业，故愿与诸君论其所疑。夫子之所以教人与当时门弟子之所以学于夫子者，苟不在是，而今日学者之所患，亦不在是，则亦愿与诸君备论而索言之，毋略。

某碌碌晚进，猥佐下邑，沈迷吏役，龊龌与辕下驹无以异也。乃不自揆，献书下执事，夫岂徒然哉！窃自惟天下之才，天赋之可谓艰矣，而天下用之，未必尽也。夫有周物之智而用之不尽，则有馀谋；有过人之能而用之不尽，则有馀技。谋、技有馀，功业不极，此有志之士所以激昂深悼不能自已也。盖士之仕也，岂徒干禄而已，固将有为也。使之挂冠不出，遁逃山林，枕石漱流，与麋鹿俱，彼复肯念此哉？既投迹有为之地，欲自见于世，乃无路以进。求进而耻于自鬻，虽甘心于自鬻，而时未必售。故士之有才者，又以获用于世为难也。犹蝇飞不出墙宇，附隼翼可以冲天；蚁行不离步武，得骥尾可以追风。闾巷之士，势卑力弱，非有所托，不能自致于青云之上。古人之于晚进，或倒屣以迎，或下榻以延，或比之古人，或自以为不及，嚬笑謦欬，为之品题，而声价自定。彼岂邀誉于时，求德于所至而然哉？盖惟仁者为能进所知，惟智者为能知所进，仁智君子之所尽心焉。观古之名卿相，必有知人进贤之德，使当时荐绅瞻望，一眄以为轻重，而后世想见风采，恨不与之同时。中间持禄患失，避嫌远谤，无所荐拔，自同寒蝉者，不独当时嗤鄙，而史官讥贬，后人诋诃。臧文仲圣，人以为窃位，虞邱子妇，人以为不患。指议所及，百世之下不可磨灭，顾不重欤？虽然，古人之知人，大率以言。孔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盖言，心声也。言之所乡，志之所在。孔子之门人，非不日见之也，而谓二三子「盍各言尔志」。虽曰失之宰予，犹尧之于鲧，子产之于校人，非智有所不及，顾逆诈之非道也。彼少正卯、邓析，非不伪而辨；苏秦、张仪，非不巧于说；驺衍、公孙龙，非不工于诞，彼岂不欲文过饰非，攘天下之美而有之？而下流恶名，欲盖益著者，理义之不可诬也。故所谓知言者，非多言之为美，亦非寡言之为贵。或以言得之，或以默得之，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此古人之妙也。某窃观执事，以文学行谊，负天下名二十有馀年，回翔所至，品题士类，甄别精确，取信天下。某筮仕之初，获备属吏，瞻望履舄，顾不幸欤！虽然如某之愚，何足以进见于下执事，然窃自惟某幼承义方之训，妄有志于学，半涂为贫，窃禄从官，进于深造而不能，退顾碌碌者而耻之。深念某之所赋尚可进邪？抑不足教也？而懵然不能自测。今者请命典谒，以质所惑。閤下以默知人，则不待某言，较然判矣。如以言，则某之书可见矣。幸閤下少留意焉。

韩愈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也。今七篇具存，学者服膺而读之，孔子之道何如其尊乎？圣人之道何如其易行乎？学者同是尧、舜，同尊孔、孟，虽五尺之童子知之也。宰我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尧、舜圣之盛者也，孔子果贤乎？或曰：门人之私言也。以为私言，孟子何取焉？孟子、伯夷、伊尹、柳下惠，皆古圣人也，乃所愿则学孔子，孔子与三子者班乎？孟子独学于孔子，何也？学者学为圣贤者也，不知所以为圣贤而学也，宁不谬用其心乎？愿闻其说。

圣贤难知久矣，自非圣人不能深考而详辨之。子贡方人，子曰：「夫我则不暇」。孔子非不能也，盖难之也。昔孔子称尧、舜之文章，舜之无为，禹之无閒然，皆不言其圣。太伯之德，文王之文，周公之才，伯夷、叔齐、柳下惠之贤，咸有称述，而各不同。孟子称伯夷、叔齐、柳下惠，皆古圣人也。称孔子，则信宰予之言，以为贤于尧、舜。称禹、稷、颜回，则曰同道。孔、孟所称，其有异同否？西汉扬雄，议论不诡于圣人，于汉之将相，咸述品藻。东汉班固，博极群书，至论古今人，则别为九等。二子去取，与孔、孟异乎否也？诸君学古久矣，试考圣人之所以推称，二子之所以优劣者何如？

问：《大观新书》，春秋释奠于先圣，前世宗工巨儒，皆得与于从祀之列。尊儒重道之意，可谓至矣。尝闻汉兴之初，六经出于散亡之馀，有齐、鲁、韩、毛之《诗》，有田焦、费氏之《易》，有伏胜、孔安国之《书》，有庆普、大小戴之《礼》。支分派别，并立于天下。非独为说不同，而经文亦异。其后诸家之学既已灭熄，而毛氏之《诗》、费氏之《易》、孔氏之《书》、小戴之《礼》独行于后世。此四人者，其于经旨虽不能有所发明，而圣人经文得以遂传天下，实此四人之力也。今三人皆从祀，而一人独无与焉？议者将欲建明，以称朝廷尊儒重道之意。诸君以为如何？

问：孟子之时，去成周为未远。而成周之治，盖孟子之所欲为而不得者也。以其所欲为之心，而考其所未远之事，宜乎皆得其实。而至论班爵禄之制，有不合于经者。夫公、侯、伯、子、男固五等也，而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以天子之尊而列于五等之间，既非所宜，而子、男同一位之说，又于传无所见。以子、男之君皆五十里而谓之同耶，则公、侯皆百里而不谓之同者，何也？以子、男之爵皆五命而谓之同耶，则侯、伯皆七命而不谓之同者，何也？其言卿大夫士之受地与王制不同，而论耕者之所获与周官亦异。虽曰诸侯恶其害己而去其籍，然此数事，犹见于他经，不为无所考。而孟子之论如此，有司所以疑而问也。

问：先王之时，其所以待天下之贤者与能者异矣。贤者不可责以事，则使之在位而服休；能者不可虚其材，则使之在职而服采。此《书》所谓「承之庸之」，而《孟子》所谓「尊贤使能」者也。然周之建官三百有六十，自卿大夫至于下士，莫不因事以设位，因位以制禄，未有居位食禄而不任以事者。虽冢宰之贵，亦未离于服采焉。其所谓服休者，不过三公而已。服采者常众，服休者常寡。则天下贤者将何以处之耶？在位者任德而常逸，在职者任事而常劳。则先王之用人，亦有流品之异耶？

问：政必本于财，财必取于民，赏必施于功，罚必加于罪。此为天下国家不可易之制也。布粟力役之征，古之制也。而孟子以为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关市夫里之征，古之制也。而孟子则欲去关市之征，无夫里之布。执干戈卫社稷，古之所谓多也。而孟子以谓善战者服上刑。土地辟、田野治，古之所谓力也，而孟子谓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兹岂古之制欤？意者其自有旨欤？

问：先儒有言，《孟子》之书所以象《论语》，故旨意合，同者众。盖大贤拟圣而作也。切尝考之，疑其不然。孔子君命召不俟驾；孟子将朝，闻命而遂不果。孔子去卫，明日遂行；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其制行之异，类皆如此。孔子称乐则《韶》舞，而孟子则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孔子称「畏大人」，而孟子则曰「说大人则藐之」，其言之异，类皆如此。安在其为合欤？抑其所以异者，乃其所以同欤？

问：古之取士者，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言之用于世，其来远矣。内有朝觐、会同、辞受、逆势之礼，外有存省、聘问、传遽、道谕之事。束带立朝，与宾客言，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专对之才，不可谓无益于用。是以圣人虽以德行为先，而语言辞命亦在所不废。此宰我、子贡所以得齿于颜、闵之后，而公西华所以得与于由、求之列也。子耻巧言，后世遂以质讷为贤。是果圣人之意哉？言不可以取人，则古之所谓以言扬者又何也？孔子四科，今用其三矣，其一未也，故与诸公议之。

问：为己之甚而至于绝物者，此杨、朱之制行也，孟子以为不义。兼爱之甚而至于丧我者，此墨翟之制行也，孟子以为不仁。外不至于绝物，内不至于丧我，处乎二者之间，确然守之而不移者，此子莫之制行也，孟子以为害道。夫士之择术，盖亦可谓难矣。兼爱者谓之不仁，为己者谓之不义，处乎二者之间，自以为得之矣，而又谓之害道。然则如之何而可乎？必外此三者，而后可以为道乎？抑所谓道者，亦不离于此乎？

问：扬子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夫道德、仁义，一也。道在天则为阴阳，在地则为柔刚，在人则为仁义。仁则三德，所谓柔克；义则三德，所谓刚克。仁义相济，则三德所谓正直者也。故善言道德者，未尝不通于仁义；善言仁义者，未尝不本于道德。知道德而不知仁义，是果足以为知道德者乎？取其言道德，而不取其贱仁义，此有司所以不能无疑，而质之于诸君也。

问：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三代而上，王者莫不知此。然六官之属，三百有六十，独不闻有所谓左、右史者。以为阙而不置耶？则古之诸侯，莫不有史，晋之乘、楚之梼杌是也，而况于王者乎？以为置而不录耶？则罗春鸟、除乌鸢、去蛙黾、除水虫之类，至纤至悉，无所不载，而况于书言、动者乎？意者左、右之职，非六卿之属乎，抑周之建官不能尽见于六篇之书乎？诸君其试陈之。

问：兵法有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李广之为将也，居则无部曲，出则无行伍，幕府无簿书之繁，屯舍无刁斗之卫，务为简易，士卒乐之。程不识之为将也，居则正部曲，出则正行伍，昼治簿书，夜击刁斗，近乎烦扰，士卒苦之。夫以兵法观之，不识之将，近乎有制之兵，而李广之事，盖不可以为法于后世者也。前史是广而非不识，何哉？二者皆古之良将也。诸公将安处乎？

问：兵家之有《六韬》，犹儒之有六经也。其取名必有义，其序事必有法。自「文师」以下治内，是故谓之文；自「发启」以下治外，是故谓之武。此学者之所共知，而无复可疑者焉。自「王翼」至于「农器」而谓之龙，自「军略」至于「垒虚」而谓之虎，自「林战」至于「分险」而谓之豹，自「合分」至于「武骑士」而谓之犬。其取名之义，其序事之法，亦可得而闻乎？

问：指不足以喻指也，非指者能喻之；有不足以治有也，无有者能治之。父子之仁，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是皆未离乎迹者也。权量以为平，城池以为固，车服以为劝，斧钺以为威，符节以为信，是皆未离乎形者也。既涉于有，则不免于累。而自古天下未尝敢废者，何哉？盖穴土而得空，凿牖而得无，则所谓有者乃无之所资故也。夫无相者既不能以自行，有物者不免于有累。然则将安处乎？以有为体，以无为用，虽涉于有，而免其累焉，此必有道矣。

问：以道在天下者，其事略；以事治天下者，其事详。是故历以步其数，象以占其象，以道在日星者如此而已，事则有玑衡以齐之。平使当其分，秩使当其序，以道在四时者如此而已，事则有巡守以考之。或析或因，或夷或隩，以道在民者如此而已，事则有典刑以示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以道在物者如此而已，事则有官职以掌之。观尧舜之书，则所谓道与事盖可见矣。以道治天下，则无为者也；以事治天下，则有为者也。《尧典》以道在天下，而舜谓之「无为」者，何哉？无为者天也，有为者人也。舜既以无为为治，而尧独谓之法天者，何哉？

问：为治之序，始于明天，次以道德，次以仁义。五变而刑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古之圣人，未有不循于此者也。诸子言治道多矣，大抵皆失其序。其所当务者，不过乎分守、刑名、因任之术，原省、是非、赏罚之事。方是时能以仁义道德为意者盖寡矣，而况能明天乎？天不能明，则道德灭裂。道德不明，则仁义消坏。道德仁义既以灭裂消坏，则其所谓分守、刑名、因任之术，原省、是非、赏罚之事，可以为天下用，而不足以用天下矣。此汉唐之治，所以终不及于古欤？然则明天者，治道之本，学者所宜知也。

问：广谷大川异制，人生其间异俗。将因其俗而治之耶？则人自为礼，无所统一，家自为法，无所视效，殆非先王所以教民之意也。抑将易其俗而同之耶？则或抑其所能而强其所不能，夺其所欲而与其所不欲，殆非先王所以观民之意也。古人有言：「一道德，同风俗」。又曰：「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二说相反如此，其可以相为用乎？

问：周之初，王业始基，四方诸侯，未尽宾贡；九州之赋，未尽输入；征讨战伐之事，未尽休息；仓廪府库，未至于有馀。方是之时，宜乎多取。然而关市未有征也，泽梁未有禁也，园囿之利犹与民共之，山薮林麓从可知也。天下既平，物众地大，四方诸侯，皆已宾贡；九州之赋，皆已输入；征讨战伐之事，皆已休息；仓廪府库之积，不患乎不足。当是之时，宜乎寡取。然关市始有征矣，泽梁始有禁矣，山薮林麓犹设官以守之，园囿从可知也。岂先后之势，有不得不然者欤？抑先王之立法，初不为有馀、不足计欤？诸君其深考而备陈之。

问：先王之时，其所谓师儒者，乃六乡之吏；而其所谓士者，乃六乡之民。故为士者未尝不耕，而为农者未尝不学。周官以九职任万民，而士不与焉。盖以士寓其间故也。周道衰，管仲始以新意变三代之法，定四民之居，而士、农之判，盖自此始。而孔子、孟子之教，以耕稼为小人之事，非士君子之所当为。而从学之徒，一言及此，则深抵而力排之者，何也？舜不耕于历山，禹、稷不躬稼而有天下，伊尹不耕于有莘之野乎，何害其为圣且贤？而孔子、孟子之论如此，必自有旨也。有司愿与闻之。

问：孟子习孔子者也，扬子习孟子者也。《传》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之韦编三绝，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其笃志如此。孟子之书，大抵皆得于经，其《传》称《诗》、《书》、《礼》、《乐》，盖无所不有，而独未尝言《易》。岂孔子好《易》，而孟子独不好欤？扬子之学，虽无所不通，而考其所得，尤在于《易》。其言天下休咎，既已详于《易》之道；而推本阴阳律历，又明于《易》之数。岂扬子知《易》而孟子独不知欤？岂圣贤之嗜好固有不同者欤？抑所谓知者果不在于言与不言之间欤？

问：《传》称庄子之学无所不窥，而其要本于老子。著书十馀万言，大抵以明老子之术，而庄之自言则又异于此。以谓道术既裂，各得其一，而不能以相通。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如百家技巧，各有所用。有老聃闻而说之者，有庄周闻而说之者。审如所言，则庄子之学，其原不出于老子明矣。而《传》之所言如此者，何哉？老、庄之学，诸君深得之矣，其试辩之。

问：昔者七十子之徒，从夫子于洙、泗之间，其志未尝不欲附骥尾而名彰，夫子之心亦未尝不欲成其名于后世。而卒能以其所长，得与于四科之列者，十人而已。此夫子所以悯其成材之难，而有不及门之叹也。然以曾子之贤，而不与德行；赤也束带立朝，可使与宾客言，而不与于言语；子贱之治，至于民不忍欺，而不与于政事；子张有圣人之一体，与游、夏等矣，而不与于文学。夫成材之难，夫子常叹之矣，幸而有焉，又弃而不录。圣人果何心哉？其去取宜自有理也。

问：天以五生物，地以五成之。故万物盈于天地之间，而其要必归于五。在天为五行，在人为五事，在物则为五味、五声、五色，而吾性之所有者，则为五常。此天地万物自然之数，匹夫之所共知，而圣人不能有所加损也。今言仁、义、礼、智，而信不与焉。是犹五行之无土，五事之无思，至于五味、五声、五色，皆阙其一。谓尽物之理，可乎？而孟子之说如此，学者所宜深考其意也。

问：由汉以来，著书立言纯合于经，而不杂以诸子百家之说者，扬子一人而已。至论人物，则犹有可疑者焉。夫庄子者，古之所谓隐居放言者也，而以申、韩配之，庄子岂申、韩之流也哉？颜子之于圣人，一间尔，而以黔娄、四皓配之，犹若有理焉；至以韦成配之，不亦甚乎？伯夷，圣之清；柳下惠，圣之和，而以仲元配之。仲元虽贤，然亦岂至是哉？扬子必不妄也，有司求之未至尔，诸君其以告之。

孔子以天纵之圣，兆于变化，而木铎一世，凡道之妙，皆不勉而中，岂待学哉！其自称盖尝曰「默而识之」，则道不待于言传；「一以贯之」，则道不涉于多见。然《论语》之书载其好学特详者，何也？盖圣人之言所以为中人法，圣人恐天下后世以己为将圣不可跂及而遂惰于学也，故为说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盖学而加以敏求，则就效速矣。又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可谓云尔已矣」。盖学而抑之以不厌，则用心刚矣。以世之学常失于躐等，故为之说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示进道当渐也。以人之患每失于自惰，故又为之说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示入道当以诚也。文武之道，贤者识其大，则固可宗；不贤者识其小，则亦未易弃。故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尝师之有」？示求道当以广也。所造者深，则不可以一指名；所成者大，则不可以一言蔽。故达巷乡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示体道当以全也。以生知之圣，犹强学如此，况中人乎！圣人所以为天下后世计者深矣，故劝学者之说，载于《语》者凡三十六，而不为复也。其曰「学而时习之」，则亦贵渐之意；其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则亦贵诚之意；其曰「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则亦贵广之意；其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则亦贵全之意。是故于颜渊、孔文子好学则称而美之；于子路之六蔽、伯鱼之《诗》、《礼》则诱而进之；宰我昼寝、冉有自画则辞而辟之。其大要欲学者日趋圣域而已。呜呼！后之学者可不勉与！

方携手而上以一言，既非始望；忽投机而下由三至，亦岂素心？亟返吏铨，遂收朝迹。可耻督邮之见，遽辄引归；政羞泷吏之呵，更持自贺。兹盖伏遇某官恢崇大惠，封植群材。譬若宰予之短丧，何损师门之圣；然为子路而覆醢，式彰父兄之仁。曾是拘囚，尚饕空食。某敢不深戒洁污之易，痛嗟玷复之难？安敢觊躄足涎颡之遭，或得为于仕伍；终仰赖补劓息鲸之力，其忍报以众人？

孔安国谓「尧安安，安天下之当安」；谓「舜允塞，信充塞上下」；谓「天叙有典，天次序人之常性」；谓「惟和惟一，群臣当和，一心以事君」；谓「一哉王心，能一德，则一心」；谓「王道平平，言辩治」。陆德明又「婢绵反」。传注之谬至于此极，而未有釐而正之者。

《尧典》「协和万邦」，《春秋传》「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此皆言其大略尔。使不满万，亦可以言万；其不止于万，或倍万，亦可以言万。犹言万物，物奚止于万耶？万民，民奚止于万耶？皆举其大略而言尔。先儒故必欲整整其所谓万数释。郑康成谓《尚书》「州十有二师」者，「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盖百国一师，州十二师，则州千二百国也。八州九千六百国，馀四百国在畿内」。则整整恰恰为万国，不少一，不多一。吁，可哂哉，其陋至此！《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孝经》说亦云周千八百诸侯，此或据古志而言。汉博士求其说而不获，遂为之说曰：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八州千六百八十国。又天子之国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合为千七百七十三国，以应周千八百诸侯之成数。武王之兴，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康成遂又谓三分有二，则殷末千二百诸侯。牵合可笑之状若此类，奚可殚举！凡是皆起于不达道义，无所用心，故溺情于名数之末，寖愚而不自知，又以愚后世。使学者弊精神于愚陋之说中，则先儒于是为有罪，而予谆谆之辩为不得已。彼独不思夫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群生于天地之间，皆有血气。生知不能以无欲，欲则争，争则斗，则伤，则杀。其天性之美，稍公且正者，则足以服其比邻。比邻归之凡百，取平焉则五有长，十有长，百有长，千有长。其德愈大，所服愈广。是故有小国之君，有大国之君。其为君为长者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其间有圣人出焉，举天下咸归服之，是为帝为王。夫所谓为君为长者，皆诸侯也，大小之数，多少之数，岂得而预定？既弗克预定矣，则又岂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损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数耶？虽有更易世代，武王克商灭国五十尔，馀率因其旧。则周所封建亦不多矣，讵能尽更而易之？虽有德则加地，有罪则削地，其有功德者固不数见，有罪者亦不数见，则加地削地亦不数见，姑因其旧，乃势之常。而汉儒乃为是等等差差，不可少有增损之制，亦不思甚矣。康成为汉儒宗，馀可观矣。此本不足辩，习俗虚文为日久，固不得已，少驱井蛙之惑。

《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益稷》：「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又曰：「庶顽谗说，若不在时」。《尚书》率以「时」为「是」，盖古语也。《尧典》上无所承，忽曰谁乎嗟哉，有谁顺是者乎？吾将登用之。盖「时」即道也，舜之所以光天之下者此也，黎献之所以有功者此也。丹朱，反此也。禹荒度土功，用此也。皋陶祗叙，此也。祖考以此而来格，群后以此而德让，凤凰因此而来，百兽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谐。敕正天命，惟此而已。「惟此为几」，谓为庶政之几，盖天地间惟有此道而已。三才万化，万物、万事、万理皆不出此道。得此则吉，则治，失此则凶，则乱。唐虞君臣朝夕之所谋谟经营，无出此道。是，犹此也。故当时相与诏告，惟曰「时」，犹曰「此」也。时即道之异名，此道非言意之所能名，后乃取道路无所不通，人所共由之义。初无形体之可执，至于曰「时」，则尤不滞于言意。妙哉，时之为言也！非大圣，畴能为是言？《易》多曰「此」，此即「时」。漆雕开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是」音之轻清者，谓道也。古罕言道，虞夏之际始间言之。舜曰：「若不在时」。又曰：「惟时惟几」。皆所以言道。道之为言，终不若时之为义浑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时」者诚未易得，故问「其次谁能顺予采者」？采，事也。次问事，则知「时」，道也。

「尧纳舜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按《孔丛子》，宰我问及此，孔子曰：「尧既得舜，历试诸艰，已而纳之于尊显之官，使大录万几之政。是故阴阳清和，五星不悖，烈风雷雨各以其应，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孔丛子》之可疑者不一。《皋陶谟》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益稷篇》曰：「安女止，惟几惟康」。盖「几」者，动之微也。后世多事，远不逮唐虞。然今朝廷一二日亦安得有万事？尚不及千百，则知唐虞之时所谓万几者，指视听言动念虑尔，此断断乎无疑者。而此言大录万几之政，深有疑焉。又改「麓」作「录」。然则尧纳舜于大山之麓，使之主祭，因名山升于天。烈风雷雨弗迷者，舜毕祭，而烈风雷雨，他所咸迷，独舜所行不迷。言百神享之特佑焉，故不迷。《史记》亦云：「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若谓自舜录大政而风雨始不迷错，则尧时迷错乎？后始皇封禅，遇暴风雨，岂非神灵示此以为验乎？《孔丛子》所云，疑古好事者托辞。又《孔丛子》书宰我问禋于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洁祀之也。埋少牢于泰昭，所以祭时也。祖迎于坎坛，所以祭寒暑也。主于郊宫，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谓也」。与《祭法》大略同。《祭法》首言祭天地，即继以埋少牢于泰昭已下。夫舜肆类于上帝，类者，盖类祭及地日月星之类聚祭。而于文祖之外，又禋于三昭三穆欤？古者天下为公，惟让于德。三昭三穆皆有德可宗，非如三代而下天下为家，而传于子，三昭三穆未必皆宗也。若《孔丛子》所言六宗，则舜祭于上帝，不及地，而遂及山川，无乃不可乎？又《孔丛子》后章谓孔子欲猫得鼠，琴音为之变，甚失孔子好生之志。此皆后儒托辞，亦犹言尧瞽叟北面朝舜，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之类乎。

《舜典》曰「象以典刑」者，《汉书》所谓「画衣冠而民不犯」也。汉儒去古近，宜有所传。后孔安国一人乃更其说曰：「象，法也。法用常刑不越法」。后儒又因别为说曰：「象，民所犯轻重而加以常刑」。皆不明白释象字，不平正。象，画也。画其所犯之典刑于衣冠而耻之，而实不刑之。且后世直加之刑，犹恐其不革，而欲画衣冠以革之。呜呼！此衰世浅丈夫所见乃尔，稍致思焉，亦何不可？今固有至愚至奸恶而宁甘受杖，耻于示众，岂唐虞之世而人不耻之欤？矧大圣人道化所感动耶？矧《舜典》此章曰流，曰宥，曰鞭，曰扑，曰赎，曰眚灾肆赦，皆宽恤之类，惟怙终贼杀者乃刑之，此刑乃正之用五刑。若上言「象以典刑」，非画衣冠，则无乃重复乎？下言「钦哉，惟刑之恤哉」，则上叙宽恤，乃其本旨。

「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民苟无食，虽有常性，饥困迫之，必至斲丧，故舜先食。《洪范》八政一曰食，孔子亦曰：「所重民食」。孟子曰：「救死不赡，奚暇治礼义？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为王道之始。农事之不可失时，惟农家知之。苟失其时，虽种不粒。既富而后可以言教，民食足而后可以言德化。欲柔远，必能迩而后可。德性人所自有。《书》曰「惟民生厚」，因物有迁，不随物迁，则不失其厚，是谓「惇德」。惇德之言，所以勉十有二牧。元即乾元、坤元。元者，道之异名。允，信也，诚也。惇德之至，至于信其果元，是谓允元。《书》曰德元，不失其厚，不因物迁，则可谓能迩矣。其次又能难于任人。以尧朝而有共工、驩兜，以四岳而犹荐鲧，人之难知如此。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如此任人，必得其贤，必能使远方蛮夷柔服。远者犹服，而况于近者乎？禹曰：「安女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止即惇德允元，弼直即难于任人。动应徯志即蛮夷率服。皋陶曰「谨厥身，修思永」，即允元。又曰「庶明励翼」，即任人。故曰「迩可远在兹」，言乎致治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在迩不在远也。此万世不可易之通论，论治者无能越之。子思论治天下国家，亦以脩身为先，尊贤次之。后儒亦曰，王者之道在修身任贤而已。

舜命伯夷典礼，而告之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谓也？寅敬者礼之道。礼曲折万状，而由道心行之，实未尝曲折，故曰直；实未尝万状，故曰清。曰直，曰清，曰寅，以三言明礼之一道。后世道不明，此等语多莫晓。

舜命伯夷典礼，《尚书》曰「三礼」，孔安国注云：「天地人之礼」。某疑「三」者「五」字之讹误欤？按《尚书》多曰「五礼」。其巡狩，修五礼。皋陶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五典之外，自有五礼。则吉、凶、军、宾、嘉见诸《周官》者是欤？且书中文字非古者不一。如「汝」古必不加水，「太」必不加点，「逊」必不加「之」。「时日曷丧」，本或作「害」。「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或作「天降下民，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昭我周王，天休震动」，或作「绍我周王，见休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或作「上帝周田，观文王之德」。《尚书》称尧「文思」，思者，知藏于中，深静不露也。称舜「文明」，明者，别贤否，凡百敷见于外也。故《史记》曰：「天下明德，自虞帝始」。

舜命龙曰：「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女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禹曰：「予欲出纳五言，汝听」。《易大传》曰：「理财正辞」。正辞亦纳言之谓。此治教之急务，而后世不闻。盖五方之民，风俗议论容有不同，如周大夫原伯鲁不说学，闵子骞曰：「周其乱乎！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夫」。此等议论岂可不纳之于上，而出命以正救之也？周衰，异端并作，鲁少正卯行僻而坚，言伪而辩，孔子诛之，以邪说之足以乱人心也。至若任侠轻生，以周人之急，有足尚者，而敢于犯禁，敢于杀人，似义而非正，相帅成风，肆行无忌，此岂一日之积哉！上之人无以救其始，稔成其俗。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执左道者有诛。《周官》纠万民之德，正其行，巡问而观察之。训方氏诵四方之传道，布而训之，以观新物。三五之世，君人者以左右斯民若有常性为本务，故设官分职，出纳而正教之，奉天命子兆民，本职如此。叔世官废而不修，故异说兴而莫之止。孔子条为政之急务，曰修废官，此其一也。秦汉而降，君臣安于功利，三代旧政不复修举，而况于有虞氏之政乎？

舜曰：「咨女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夫舜所以咨命四岳九官十二牧者，孰不曰皆人为之功？而舜谕之曰：「钦哉惟时亮天功」。时，是也。亮，信也。是天也，非一付之自然而不为也。尽钦竭力，惟无入于意；茍动于意，即私即偏，而非道心。礼乐刑政一入于人为，则违道违天，即可致患。故《书》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箕子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王即天。又曰：「无偏无党，无反无侧」。箕子能辩之矣。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是谓帝则，是谓帝载。由乎此则能懋勉，则五品逊，五刑明，则直则清。直而不温则失此，宽而不栗则失此，刚而虐则失此，简而傲则失此，谗说殄行皆失此。谗说者，似是而非之说，以其入乎意也。殄行者，太过殄绝之行，以其入乎意也。孔子训子张以「忠信笃敬，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者，天也。曾子曰「皓皓」者，纯白无意象，即此天也。伊尹与汤「咸有一德」者，天德也。文王「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者，此也；「小心翼翼」者，此也。此心不动，则不放逸，不慢易，不私不偏，日用纯纯。动静无二道，三才无二道。

《书》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猗与至哉」！此尧、舜、禹、皋、益相与讲论之大旨，而后世君臣往往下视此等语，以为特言其浅者耳，特言其见于临政事者耳，必别有妙者如「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方可为至论。吁！尧、舜、禹、皋、益有二心乎？临民出政，时有一心穷深极微，时又一心乎？人有二心，且不能以为人，而可以为尧、舜、禹、皋、益乎？精一之论卒于钦谨，卒于敬修，谓钦谨敬修，又特言其浅者，则有浅有深，谓之一可乎？益曰：「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佚，罔淫于乐」。又曰：「无怠无荒」。益岂侮其君，谓不足以语夫深者，而姑以其浅者告乎？皋陶曰「谨厥身修」，又曰「无教逸欲」，又曰「兢兢业业」，又曰「同寅协恭」。何数圣人者无他奇谋伟论，而谆谆惟以戒谨恐惧为首语也？于戏！尧之所以为尧，舜之所以为舜，禹之所以为禹，皋陶、益之所以为皋陶、益，岂非以此心而已乎？戒谨恐惧，此心存乎？放逸慢易，此心存乎？知放逸慢易心易失，则戒谨恐惧，此心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识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不识此心者，安知之也？不知者胡不于戒谨恐惧时而默察其所以然乎？方戒谨恐惧时，此心放乎？不放乎？纷扰乎？不纷扰乎？有计较乎？无计较乎？支离乎？不支离乎？此时之心可谓尧、舜、禹、皋、益之道心矣，可谓精一矣，可谓中矣，可谓天下之所同然者矣。是心也无私好，无私恶，无私喜，无私怒，无私取，无私去，可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庶政庶事，皆建此极；设官分职，莫匪尔极；粒我烝民，莫匪尔极。皋陶之刑使协于中，岂非此极？皇建此极，而天下之民不协于极者，无是理也。唐虞之所以比屋可封者，此也。成周之所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此也。谓克艰之语为特其浅近者，遏绝天下后世之良心，长后世非僻之心。

禹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舜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大哉，舜禹之言，其万事不易之道乎！帝王之道，初无甚高难行之事，不过「克艰」一语而已。而遂可致庶政之咸乂，遂可致黎民之速化于德，可以使野无遗贤，可以使万邦咸宁。其道甚易，其功甚大，又甚敏。然则后世何惮而不为学？士大夫往往多归过于人主，而不知过在于士大夫之不学也。夫人主长于深宫，辅而导之者士大夫而已。汉高以匹夫取天下，群臣以一权利辅之，无足云者。张子房亦一时翘楚，借箸发难，毋立六国后未害也，何至深沮高帝为善之心？叔孙通首进大猾，固不足以辅帝。陆贾几开帝矣，而谓汤武逆取顺守，此何等学术，而可以事君也？孝文欲禅贤有德者，而不敢专于子，有司再请，帝再却之。又耻于饬兵厚卫，遂罢卫将军。观此器度，真二帝三王之用心也。贾谊儒者，帝所前席，五饵鄙诈，可耻可贱。岂非士大夫之罪也？武帝虽穷奢黩武，几亡社稷，然好儒，甚有嘉唐虞、乐商周之心。而董仲舒学不知道，三策所陈，虽皆正言，不达大本，不能启导君心固有之善，惟曰仁义礼智信所当修饬而已，不知如何而修饬也？又曰：「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夫诚者，人心之所自有，何以设为？帝虽多欲，而嘉唐虞、慕三王之心，亦帝之善心也。人心本善，因物有迁。仲舒诚能因帝之善心，顺以启之，达而充之，安知帝不可跻之三代之上也？申公力行之言正矣，不能如孟子因齐宣易牛之心而达之于王道也。士大夫诚未可亟归过于世主也。帝亦颇悦仲舒之对矣，末册曰：「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情状亦可观矣。韩歆之死，世咸罪光武。光武诚有拒谏之罪，而歆指天画地亦不敬，不克艰矣。诸葛亮三国之英，而劝攻刘璋，立同姓之妇为后，弃义亡礼。亮犹如此，则下焉可勿论矣。唐房玄龄首发乱谋，杜如晦赞决。二人熟视巢妃之秽而不言；魏徵虽言，仅使勿后。三人者尚尔，馀又可知。马周，史称王佐，九成之谏卒谓业已成就。宋璟坚正矣，及明皇悔过，璟又导之使委曲文过。士大夫学术如此，而遽议人主之难辅，未可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心自善，人心自明，人心自神，学士大夫既不自知己之心，故亦不知人主之心。舜禹之心即是己心，是心四海之所同，万古之所同。「克艰」云者，不放逸之谓也。不放逸则不昏，不昏则本善、本明、本神之心无所不通，无所不治、无所不化。此道至易至简。

某自以为能稽众舍己从人矣，每见他人多自用，某不敢自用，亦某自谓能舍己从人，意谓如此言亦可矣。一日偶观《大禹谟》，知舜以克艰稽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尧能是，是谓己不能也。三复斯言，不胜叹息。舜心冲虚，不有己善，虽稽众舍己从人，亦自谓不能。呜呼圣矣！舜岂不能稽众者？岂不能舍己从人？岂虐无告？岂废困穷？无告，常人之所不敢虐，困穷，常人之所不忍废，而今也圣人曰己不能。呜呼，圣矣！惟舜冲虚如此其至，故益赞舜德自广运，自圣自神，自文自武，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时某年已六十有六，平时读《大禹谟》未省及此。续思《曲礼》曰：「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者」。称某人仁，某人知，某人孝友之类，不敢取人者，以微有品题之意欤？见取于人则不可，《曲礼》斯义略似《禹谟》。

益曰：「罔失法度」，当哉斯言！三五盛际，所以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者，以法度备具故也。后世所以人物衰丧，间有贤者，复多阙失，以法度大废故也。学问之道虽曰求放心而已，不在于外貌，然外貌斯须不庄不敬，即失其所谓帝则。岂有措身于淫逸非僻之地，而曰「吾求放心足矣」？难哉！近丹者必赤，近墨者必黑。自舜禹大圣，犹有克艰之戒，益曰：「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又曰：「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又曰：「无怠无荒」。而后世学道之士乍有所闻，微有所觉，忽睹高明广大，往往下视舜、禹、益所为过矣。气质曾未及古中贤，而遽抹略小节，不复退思舜、禹、益用心之如何，多见其不知量也。

唐虞之际，六府以养民，三事以教民。秦汉而降，不复闻三事之教矣。《大禹谟》具言正德、利用、厚生为三事，而解者已不知其说。利用言器用之便利，厚生言养生。凡民切身日用之事，无越斯二者。即斯二者，而皆有正德焉。如茅茨瓦器、谏造漆器、权量均一之类，是利用之有正德也。老者衣帛食肉，颁白不负戴于道路之类，是厚生之有正德也。生民日用，非利用则厚生，非厚生则利用。今也咸有正德，则斯民耳目之所见，手足之所用，心思之所关，无非正德之事，不知其所以然而默化于德矣。欲化民而不由三事，未见其可。后世为国者，大概兵财而已，文物而已，教化无闻焉，故三事之说不传。惟晏子曰：「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福之，此稍不失旨。至于申叔时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则失《禹谟》之旨矣，无惑乎三事之教于今不闻也。

舜命皋陶曰：「民协于中，时乃功」。自后世观之，协中不协中，此何等急务也？《汤诰》首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自后世言治者观之，衷为何物？常性又何物？所谓绥厥猷者，又何如而绥之也？箕子为武王陈《洪范》曰：「惟时厥庶民于女极，锡女保极」。自后世观之，极者，极至之道也。民至愚无知，何足以与此？设谕告之，彼又安知？成王命君陈分政东郊成周，曰：「时乃罔不变，允升于大猷」。成周，殷顽民所迁，顽民淫湎叛怨，尤其愚不可训诲者，自后世论之，当弃之绝之；而成王方欲使君陈升之于大道，是顽民成王犹期之以大道，而况于他乎？于戏！古先圣王之所以治其民者乃如此也。古先圣王之所以奉天命、为天司牧斯民者乃如此也。天能生斯民，而不能教之。惟民生厚，因物有迁，无有以左之右之，使无越乎极，无失乎常性，则纵所欲为而往，大乱之道也。是故有君焉，以代其任，谓之天子。则天之所以命人君者，非为君者设也。天以衷降于民，民有之，是为常性。率此常性而往，谓之道，亦谓之猷，又谓之大猷，又谓之极。不率此常性以往，则为奸，为宄，为寇贼，为大乱之道。古先哲王知天之所以命我者在此，知民之所以为治为乱者在此，故夫一政一令之出，无一不为乎此。曰五礼所以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曰六乐所以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曰刑，刑者，所以使民协于中。曰政，政者所以使民无不正也。中、和、正，皆极也。故唐虞三代盛时，利用厚生，无非正德，礼乐刑政，无非大道。左右有民，惧民之或失此极也。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极者，常道之异名，言天下惟有此道，不可得而加也。立政立事，莫非此极，莫非中正。上自朝廷，下达闾里，目之所见无非中正之色，耳之所听无非中正之音，身之所履无非中正之行。无奸声乱色以贼其外，无异端邪说以贼其内。从容乎大道之中，不勉不强，而自有士君子之行。比屋之民皆可封，兔罝之夫皆好德。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者何修而得此？民有良性，无以贼之也；民之有过，有以防之也。后世忿疾民之不驯，上之人既无德以感动之，乃为一切之政，峻令苛法，以痛绳之，将以禁民之过，而反毒其良性，反作其不肖之心。迨夫治之不得，则曰后世之民非唐虞三代之民也，世移俗改，日就浇漓，刑政已脩，而民犹如此，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吁！此岂后世之民果不可比于三代之民也？岂后世之民果日就浇漓，果不可奈何也？善夫魏郑公之言，曰：「若谓古人淳朴渐致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为鬼魅矣」。上之人贼民之良性，而疾民性之不良；上之人不善防民之过，而忿民之顽；田不井，民无常产，而欲民之有常心；礼乐大坏，淫靡轻浮之音沦浃乎民之肌髓，而欲民之不荡；乡不举，里不选，不教以德行道艺，而教以浅薄无用之虚文。而欲民之不失德，是日授之以朱丹而恶其赤也，日染之以皂墨，而求其不黑也。

太守杨先生既新庙学，土木之崇高雕镂皆极其美矣，而讲堂尤巨丽，又使工摹成都礼殿所画邃古以来圣贤遗像列置四壁，且命其从事李焘夷考世次，审谛名氏，说所以画此意。焘谨按图籍，汉兴平初，高朕守蜀，始作礼殿，即画三皇五帝、七十二子及三代、两汉君臣，其后好事者颇增益以魏晋。或曰太康初蜀守张收所画也，或曰殿有画自高朕始，若张收但取魏晋增益之耳。今遗像并及王导、谢安，则张收后复有增益，顾不知谁画此也。自王羲之已知贵重此画，谓奇妙可观。今距羲之盖八百岁，则画愈可贵重，非士大夫常所宝玩魏晋以来丹青人物轻得拟也。岁月浸久，户殿门者惰职弗思，尘垢蒙翳，精神晦昧，粉墨题识，渐多剥落，藻饰荐加，笔迹稍失其旧。而不学者猥用私智改族姓位号，甚者或古无是人。独幸圣贤未即圬墁，凭附之质，隐隐故在，乃追逐上下，斟酌后前，寻绎其偏旁，以意道志，还识本书世次名氏可传信不疑者，总得一百七十有三人，悉付工使画。其无所考验，莫知孰何者，画亦弗及也。画卒，焘说于先生曰：三皇五帝与七十二子，是学者朝夕所常讽诵、儿童𤞣闻而饫见者也，然亦多说，讫未有定。始左氏称古书有三坟五典，盖莫知何等书也。孔安国著《书传》，因以三坟系之三皇，五典系之五帝，而三皇五帝之称则亦非安国所创言。外史分职，固掌是书也。《传》会《周礼》，安国若可信矣，而司马迁实安国并时人，作《史记》遽弗用《周礼》，黜三皇，纪五典，岂迁不见《周礼》，抑疑而未信故邪？谶纬横发于哀、平，在所不论，《庄》、《列》、《文子》、吕不韦《春秋》及《六韬》、管夷吾书志称三皇，不惟《周礼》也，尽弃不取，谓迁多爱不忍，顾忍于此何哉？且百家称五帝与称三皇孰多，迁独为《五帝本纪》，谁氏之从欤？《大戴礼》、《家语》、《世本》，与迁合者也，皆以有熊为五帝而不数三皇与五帝，以有熊为五帝则三皇阙其一，固不可数也。然三皇与五帝俱称，讵当偏废？故先儒或上数燧人以配羲农，或杂取祝融及共工足为三皇数。而郑康成又置女娲于羲、农之间，五帝并数有熊至陶唐为五帝，而出虞舜不数，使同夏、商、周为四代，其悖理伤道甚矣。有刘恕者恶其乱厖，始力攻之，以谓三皇五帝之称，孔子未尝道也，后世依假托，更相抵捂，中缺。罔七帝皆承袭羲、农而王金天、高阳、高辛亦嗣黄帝，如无怀监魁比也。而尧、舜功德特高，非百王所可并，是宜别称二代，绍黄帝而继羲、农。恕之说简矣，既不违经，又即人心。然学者溺于三王之称，不能舍旧图新，不得已而从安国，则三皇犹各安其处，姑愈迁耳，要非正也。今此绘事，其亦从安国者欤？画盘古居伏羲前何也？生物始于盘古，天地万物之祖也。自盘古至燧人盖九十一代，而伏羲出焉。其说虽不经见，然传闻有自来矣，恕亦不能易也。苍颉、沮诵，沮诵独见于《帝王世纪》，卫常亦兼言之，盖与皇甫谧合。今此二人者并画于神农之后，黄帝之先，则画者或出晋人，未可知也。其先黄帝，岂犹疑于谯周、张揖等说欤？祝融火官，画居高阳、高辛之间，得其处矣。或指为三皇与共工相类，如谓苍颉本帝王者，皆谶纬妄书，虽此画亦弗从也。三代以降，坦然明白，殆无可疑。若伊尹负鼎以干汤，齐东野人语耳，孟轲固尝辩之，今画犹然，世俗易欺难悟类若此。而成王冠屋过制，又知礼者所尝太息也。孔子问礼于老聃，司马迁著之，吾儒或讳焉。达人大观则无不可者，而此遗象因使聃也倨坐，仲尼嶷立其前舍，拱揖而效夷礼，岂西方之教当此时亦既盛行欤？学者不可不察也。孟轲称仲尼之徒曰七十子，司马迁谓「受业身通考七十有七人」，而《家语》《弟子解》但总目以七十二。虽总目以七十二，而姓名时见者尚七十六。司马真谓《家语》人数与《史记》同，苏氏《古史》亦云今数之廑得七十六。盖公伯寮与秦冉、颜何俱不载于《家语》，而《古史》但举冉、何，疑《家语》别本尚著公伯寮，而今本偶脱之，公伯寮可补也。而冉、何及鄡单、申党四人者，实《家语》所无。虽无此四人，乃别出琴牢、陈亢、悬亶、申缭等字，悬亶、申缭即鄡单、申党也，转借讹舛耳。而琴牢、陈亢又俱不载于《史记》。合《史记》、《家语》二者并数之，凡得七十九人，今《古史》所载是矣。而《开元礼》列从祀之位亦止七十二，且皆失其姓名。及诏书追赠公侯伯爵，乃《志》著见，数其姓名则遽增五人矣，不知所增何等也。唐旧志与新书人数实同，而《通典》又别增五人，并十哲数之，乃得八十二。若蘧瑗、林放、陈亢、申振、琴牢五人者，皆《志》所不载也。蘧瑗、林放、申枨，先儒未尝以为弟子，傥可不录，而陈亢、琴牢实见于《家语》及《论语》，柰何弃之？然所载七十七人姓名则皆与《史记》合，必当时以《史记》为据耳。增以蘧瑗等五人，不知《通典》复据何书也。逮祥符进封七十二子，蘧瑗等五人皆在，而公夏首、后处、公肩定、颜相、鄡单、罕父黑、秦商、原亢、乐欬、廉洁等十人皆不与，不知当时又何所据也。王旦谓建隆尝有定议，在祥符初已不复见，独籍国学所图得其姓名耳。今此遗象自颜渊至狄黑凡七十三人，其七十二人姓名互见于《史记》、《家语》及《通典》，开元追赠遍及之，惟乐欬、后处、廉洁、原亢、公肩定、颜相、秦祖、鄡单八人者，祥符进封所不及，而陈亢、申枨、勾井彊、悬成、颜之仆、颜何、孔忠、公西举如、公夏首、罕父黑十人者，画亦无其象，乃别出廉瑀一人，其姓名皆不见于《史记》、《家语》及《通典》，或题识缪误，当十人中之一人，顾不可臆决耳。乡所谓不学者猥用私智改定族姓位号，殆此类也。十人者开元追赠亦遍及之，自陈亢至公西举如八人者，又追封于祥符。惟公夏首、罕父黑二人者，至政和乃追封，不知此画何独遗此十人也。司马真又言文翁《孔庙图》弟子凡七十二，《孔庙图》今盖不传，文翁无异人，或即此画也。其数但多一耳，考其姓名，复参差不合，则此画殆非真欤？又言蘧瑗、林放、申枨、申党皆后人于《孔庙图》妄加者。今画有蘧瑗、林放、申党，独无申枨，岂廉瑀则申枨邪？疑不能明也。自孔子目颜、冉及游、夏以四科，此十人盖尝从于陈蔡渚耳。七十二子可升四科者不唯此十人，而后世或因四科遂坐祀十人以为哲，故薛伯高谓非孔子意。按《史记》、《家语》亦次第传十人者为首篇，今考此画则仲由居乐欬后，言偃居公冶长后，而宰予又居樊须后，不知画者故紊其序邪，或当此时尚有所本也？礼失求诸野，遗象不犹愈于野乎？夫七十二子与五帝三皇，学者朝夕讽诵、儿童所厌饫者也，然其族姓位号犹不免如此纷错难辩，苟非豪杰特起之士，虽尽富贵谁复比数？故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又当务其远者大者，而学必贵乎博也，岂独绘事哉？其曰浚井得泉即休，不藉劳苦旁求，食肉舍马肝，非不知味，则所谓苟而可者如不学也。戴逵常学于范宣，动辄视宣所为。逵独好画，宣谓无用也，及逵画《南都赋图》，宣始咨嗟称赏，以为有益。杨恽观西阁上画人，指桀纣画谓王武曰，天子过此一二，问其过可以得师矣，矧兹礼殿之圣贤乎？先生既诺其说，乃退而书之，以告学者，庶相与蚤辩云。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圣人于此无以形容其妙，惟曰知者所乐者水，托象以示学者，惟觉者自觉。夫水流行，汩汩不息，至虚而无实体，至动而非思虑。如此解释，亦未足以尽水之妙，亦莫能言知者之乐，又继之以「动」之一辞。虽言其动，亦不能言其所以动之者。得动中之妙，真不可度思。学者求道，率求之于静。徒观圣人之言曰：「天下何思何虑」？往往离动而求静，愈求愈远；而不知圣人未尝溺于静，惟能动者乃得之。必也酬应万务，扰扰胶胶，而未始不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几乎知者之动矣。动即水，水者动中之妙也。必至此而后可以言仁。必能动而后能静，必乐水而后可以进于乐山。山亦非专于静而已，草木生焉，未尝无用，而常静焉。知者虽得动中之妙，而未能常明常觉。事物汩之，间有转移，未能如仁者之常觉常明常不动。故惟仁者可以言静，静即山。知者之动，即仁者之静。动静离，不足以言仁知。知者得动中之妙，岂不堪乐？仁者念虑常静，则气常和平，心火不炎，火常济水，故多寿考。腐儒不知道，意其必有深义，不可作寿考训释，而妄引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寿」。若老子无此言，又当引何言为證耶？乐五孝反者非，为此音者不知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乃可。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知道之谓知，知非心思之所及。伊尹谓之「觉」，孔子谓「知及之」，此曰「知」。子欲言知者之所乐，不可得而言，姑指水以明之，觊学者观水而忽觉。循循善诱，虑其或未觉，又释之曰动。圣人每见学道者率求诸寂静止定，不悟变化云为、喜怒哀乐之妙，故曰动，以别知者所觉之妙。又曰「知者乐」者，初言乐水，指在于水，虑学者未得其乐，兹专言乐，明知者常乐。知者虚明澄然，死生忧患不足以动，或曰用常乐。仁者乐山，又何也？仁，觉也，医家谓肌体无所知觉曰不仁。知者亦觉，而不同其仁，何也？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仁几于圣矣。知者虽觉虚明，而旧习未尽消，意念微动即差，未能全所觉之虚明。必至于纯明不已，而后可以言仁。知者虽得动中之妙，虽动而未尝动，虽扰扰而未尝扰扰，而旧习之气忽乘隙而至，终未得静中之妙，或有迁动，故圣人又取山为象。山之妙不可言，即水之妙不可言。答子张「仁者何乐乎山」之问，曰：「山者岿然高」。至哉圣言，妙不容言。子张又不领，又问高则何乐尔，子不得已而言曰：「夫山，草木植焉，禽兽蕃焉，财用出焉，直而无私焉。兴吐风云，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咸飨」。此仁者之所以乐乎山也。亦犹观水而曰以其不息，遍与诸生而不为也。即山虽静，而未尝无发生之妙用，特以仁则纯明，知未纯明，虽大体虚明而未纯。舜曰「惟精惟一」，用力于仁也。孔子发愤忘食，用力于仁也。用非思非为之力，故未见力不足。知者乐，则仁者之乐不言可知。仁者寿，以无思无为之妙，纯一无间，故至和保育，多寿考焉。颜子之夭，命也，天下事皆不可以一概论。然寿与夭，亦一也。

先生曰：「子曰『知者乐水』，汝以为何如」？汲古对云：「知之运动，犹水之周流」。先生曰：「孔子欲言知者之所乐，不可得而言，姑取水以喻，惟学者自觉。夫水虽流行，汩汩不息，而所谓水者，本至虚而无思虑」。汲古问：「如此，则何谓知者动」？先生曰：「孔子能言其动，亦不能言其所以动。使可训释，则不足以为动矣。知者得动中之妙，真不可度思。学者求道，千人万人率求之虚静，多溺于沈寂，不知日用应酬万变，无非妙用。必能极天下之至动，而实未尝动者，始可言知」。汲古又问：「以至动而未尝动，言知则必静矣，未晓仁者静又何如」？先生曰：「离动而求静，则愈求愈远。不知圣人未尝溺于静，惟动者乃得之。必也，应酬万务，扰扰胶胶，而未始不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几乎可以言仁之静。必能动而后能静，必乐水而后可以进于乐山。山亦非专于静而已，草木生焉，水泉发焉，宝藏兴焉，未尝无用而常静焉。知者虽得动中之妙，而未能常明常觉。事物汩之，间有转移，未能如仁者之常觉常明不动。故惟仁者可以言静，静即山。知者之动，即仁者之静。动静离，不足以言仁知」。汲古又问：「古注读作『知者乐（五孝反）水』，今先生读作『乐（音落）水』，何义」？先生曰：「乐（五孝反）是有意，乐（音落）是自然」。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圣贤气象大略相类。宰我之问，孔子之答，在今时风俗必且大笑，以为愚人，不通晓之甚也。特以孔子、宰我为是言，故不起诮；使言不出于孔子，必付一笑，置之不足复道之域。吁，无惑乎今人之不如古也！木讷近仁，巧言鲜仁，岂今时风俗所知哉！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夫读书为学者，文也。三百、三千者，礼也。或者以礼为理，非的也。礼固理之不可易者，而必易以理为礼，则不可也。盖因《小戴记》有曰「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近世学者多以理释礼。舍礼而言理，以三百、三千之众，多疑其不可以为约也，故必归之于理。不知夫三百、三千，条目虽多，为礼则一。三百、三千非自外至，皆由人心以生者也。尊尊卑卑，升降揖逊，周旋裼袭，皆循吾心之所安，加一毫不可也，损一毫不可也，一而已矣，不必舍三百、三千而言也。即礼而未尝不约也，即其至繁，而未尝不至简也。《小戴记》有曰「礼自外作」者，非知礼之言也。博学之初，多识前言往行，不胜其多，故曰博，犹未得返约之本；至于礼，则一贯矣，约矣。惟近世学者沈溺乎义理之意说，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舍，舍是则豁焉无所依凭，故必置理字于其中。不知圣人胸中初无如许意度。此曰『博文约礼』，正谓三百、三千之礼，岂不易简？岂不中庸？岂非天下之至理？若必舍礼而言理，乃不知理。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之德，本无可言，「至矣」之名，生于民鲜。使圣人不因民鲜之久，则亦无「至矣」之叹。然则何以为之中庸之德？曰：圣人极力形容，惟有「至矣」一语，虽欲言之，又恶得而言之？然圣人名之曰「中庸」者，「中」言其不必求之过，「庸」言其不必离乎日用之常。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至哉斯言！俨然有道者之情状也。有道者无思无虑，一无所以为，故其居世不得已而后动，故多述而不作。古人有道，我与之同，故深信深好之。不知道者，不足以与此。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舜告禹曰：「无稽之言勿听」。稽者，稽于古也。傅说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康诰》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又曰：「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召诰》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周官》曰：「唐虞稽古」。唯大圣大贤信古好古，述而不作。古典古则，经几圣人，皆述而不敢作，故老彭如此，孔子亦如此。其作聪明、乱旧章者，皆昏愚自取凶祸之徒也。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默而识之，觉也，不可思、不可言也。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易系上传》曰：「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此学而不厌，即「默而成之」，孔子亦谓「用力于仁」，又曰「时习」。舜曰「惟精惟一」，学也。以此诲人，而在我实无所有，默识知及之也，学不厌，仁能守之也。文王不识不知，即帝则，即学也。有毫发焉，即为放逸，为意为我。

孔子言「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言无所有也。又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而已，何有于我哉！言我何所有也。群弟子皆疑孔子胸中有所蕴蓄，不以尽告，故尝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他日又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可谓至明白矣。而学者不悟，立意植我，如胶如漆，如荆如棘，如铁如石，然则本有无体无方之道心，何从而清明乎？

子曰：「德之不脩，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人有德而不脩，则偏，则亏。学未能时时而习，或时习而未说。其间气质不同，所见不同，孔子答门人之问每每不同，学之不可不讲如此。子与颜子言终日，退而省之，知其已发。发，觉也。讲之足以启觉又如此。至于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孔子之告语所不及，惟忧焉，忧其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旅泰山，又实佐季氏伐颛臾，而伪曰「不欲」，千载之下，此辱不可洗涤。

汲古问：「孔子云：『吾不复梦见周公』。或谓圣人叹道不行，故托梦为辞，非果梦也，此说是否」？先生曰：「孔子方强壮可行道之时，屡梦见周公，必有神交之祥，孔子不言尔。一日忽曰：「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以衰老道不可行，故不复梦见。孔子之心澄明如太虚，既与天通，又与古圣神通，故梦随时而见。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当日启诲门弟子之时，其详必不如此。记录者欲严其辞，而浸失圣人之旨也。然而圣言之大旨终在。孔子之本旨非并列而为四条也，叙事先后浅深云尔。通三才，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道而高明，地以此道而博厚，日月以此道而照临，四时以此道而变通，人物以此道而散殊。于天地之间无他物也，无他事也，皆此物也，皆此事也。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学者舍道诚无所用其心，人知所以用心于他事他物也，非果有他事他物之可用心也。谬以为他事，而不知他事之即道也；谬以为他物，而不知他物之即道也。不知故昏，昏故妄作，而谓无道，非果无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虽视听言动心思之皆道而自昏也。此心即道，奚俟他求？既昏既妄，则不可不志于此，故曰「志于道」。学者孰不知志于道，求者纷纷，得者千万无一二。求道于外，心不内觉；道非在我，心非我有。德者，得道之名。道非有物，初无实体之可得，谓之得者，姑以别夫昏不知者耳。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孟子曰：「仁，人心也」。所谓入则孝，出则弟者，此心也。所谓忠恕者，此心也。所谓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者，此心也。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孟子谓之良知良能，诚非作为之所到。意态微起即入智，故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孟子非不谆谆，而天下学者终不领会，求性于意虑而自不省也，用心于心外而放逸也。「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不习即孔子之无知也，即文王之不识不知也。直而不思，直而不习，是为实得，非疑似意度恍惚不实之谓也。故曰「据」。故直心而行谓之德，字从直心，微起意焉，则支离、则曲矣。有德者虽实有道，而或不能常觉常明，或转移于事物，虽能旋觉，其未觉也，犹为不仁。仁，觉也。觉非思为，故《易》曰：「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草木之实曰仁，无以明无思无为、感而遂通之妙，此古圣之寓教也，草木无思为而自发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德即知，知与仁一也，皆觉也，惟常觉而后可以言仁。仁非思为之谓，一而非二。依，犹据也。非仁在彼而我依之也，一也，亦犹「何莫由斯道也」，非谓我与道为二也，达其旨可也。艺谓礼、乐、射、御、书、数，亦非道外之物，虽非学者所当急，而非学者所当弃。高明之士傥以为末务而弃之，亦非道之全，故卒曰「游于艺」，是谓彝伦攸叙。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此盖本旨次第大略，记者误条列而为四。士志于道而罕觉，惟觉始知道在我。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故直心为德。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忽觉心明，无所不通，确信无疑，实有所据，非疑似恍惚，故曰「据」，非谓德在彼而我据之也。虽已得道，而未精纯，或不能不动于旧习，或因事物，意微动，即谓不仁。故依于仁，亦非仁在彼而我依之也，亦犹德曰「据」云尔。不然，亦岂记录之差耶？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于《乡党》一篇所载，皆非圣人之所勉强为人之所不能，亦非圣人之遏此心而为，此皆圣人率此自然尔。天道在圣人，当哀而自哀，当乐而自乐，当敬惧而自敬惧，当舒徐而自舒徐，当微哀而自微哀，当极哀而自极哀，当甚敬而自甚敬，当小敬而自小敬。不待斟酌审处，圣人之心自如此也。故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天下无穷之义，皆自性中出也。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前辈以为用之则弥满六合，敛之则不盈方寸，正不必如此穿凿。如前辈所云，乃贤不肖所共有，夫子何得以我与颜子独有此？此只合作平常解释，却是圣人之事。大凡意在于行，必不能藏。如子路、冉有不能正季氏之妄僭，而不知止。意在于藏者，必不能行，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知止而不知动。至如柳下惠三黜而不已，与闵子骞汶上之辞之类，皆未能至于意必消尽，固我都忘，此心和平，毫发不动者也。然则圣人谓惟我与回也有是夫，信乎非诸子之所及也。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子游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谓弦歌音乐之为道也。子曰：「成于乐」。《记》曰：「礼乐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又曰：「乐者，天地之和也」。常情莫晓乐之为道也，尤其莫晓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也。司马迁莫晓，故于三月上加「学之」二字。迁于道无觉，尚何望其纯明？后学皆迁之徒，故或从其说，或疑「三月」为「音」字之讹。某初亦疑之，后知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其初勇进敏修，至于不知老之将至，则和乐融融，何思何虑，无始无终。太虚不足以拟，天地自然默同。言之不可，推之莫穷。加以《韶》音之至和，妙合感通，三月不知肉味。圣心变化，岂比于横目之遇蒙，纵于道或觉，终日虚明澄然、无始无终之日至，尚不逮弥月；虚明澄然、无始无终之月至，亦不逮三月虚明澄然、无始无终，如颜子之不违仁。仁非思非为。孔子虽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谦恭则然，而其不知老之将至，况耳顺、从心所欲不踰矩之妙，愈不可思，不可称赞。而或妄议其无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之事，坐井观天，多见其不知量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子虚明变化，动静一，穷达一，死生一。其乐不可言，不可思。

圣人五十以学《易》，而后始可无大过，是犹未免小过也。而学者小有得，遽曰「吾无过」。圣如伯夷、伊尹、柳下惠，而犹过于清，过于任，过于和，而况未至三子者乎？仕止久速，无毫发差；可否唯诺，无一语失；俯仰屈信，无锱铢弗当，而后可以谓之无过。《易》之为书，正所以开物成务，惟变所适，委曲周尽者也。此圣人晚年所到。如其本，则自十五志学时已洞白于胸中，至三十时已坚固不可摇动矣。盖未得道者以得道为难而已，得道者又以尽道为难也。

汲古问：「《易》即己也，孔子何以云『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圣人必待五十而学《易》，其义如何」？先生曰：「《易》者，千变万化，无一不中节。圣人学而时习，日就月将，蒙以养正。至于五十，则渐入耳顺，纯一无间，故圣人谓可以无大过。至七十而不踰矩，此是五十学《易》之效」。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者，文雅之谓。雅言，谓非俗语乡音，乃雅正之音也。圣人于平居无事，不必修敬，故只常言。至谈诗书与执礼之时，则乃为雅正之音。非圣人之改其常也，圣人之心即天道，自天道中流出，自有如此变态，非不知道者所能知也。

子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发愤忘食，用力如此，不知如何而用力也。乐以忘忧，不知所乐安在也。不知老之将至，此何语也。发愤疑无乐，今圣人则乐。天下之所谓乐者，必有时而已，今圣人乃以此乐终老。此意圣人自知之。自夫子以来更几千百年，更几千万人，敢谓举不知也。不知者固不得而知，知者亦不得而知。使可得而知，则离于思虑；不离于思虑，则有起必有止，思虑起则知之，止则不得而知也。此知尚不能为一日之久，而况于终身之久耶？当知夫发愤忘食，非用人力；乐以忘忧，乃有天乐。人心可知，道心不可知；人乐有尽，天乐无尽。可知者有久暂，不可知者前无端绪，后无终止。喜如此，怒亦如此；哀如此，乐亦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千岁亦如此。无思虑，亦无不思虑。融融悠悠，是岂为生而存，死而亡？生与死尚不能入，而况于老幼耶？不知老之将至，夫子尚自不知，后人岂得而知？夫子所可得而知者，以吾一心存焉耳。吾心所可得而知者，以吾之心即夫子之心也，以古今无二心也。文王之不识不知，颜子之如愚，子思之无声无臭，孟子之圣，不可知一辙也，以古今不容有二心也。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子言虽不矜，而实天下皆无及。子曰：「有颜子者好学，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又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谁能发愤至于忘食？发愤忘食，己未知觉。又谁能乐以忘忧？孔门之日月至者，三月不违仁者，舞雩咏归者，能乐以忘忧矣，而曾皙挞曾子几于死，无发愤忘食之学。颜子短折，馀无好学。日月至者，虚明澄然；而精一纯明，至于不知老之至，惟夫子而已矣。比一二十年以来，开明者何其多也。日月至者相与切磨，以发愤忘食，惟精惟一，以无负先圣所以垂教，所望于后学之旨。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惟言愤，不言所愤而为之者何事，惟言乐，不言所乐者何意，惟继曰「不知老之将至」。呜呼，至矣！使愤而为之者其事可言，则无以为孔子。使所乐者其意可言，则无以为孔子。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门弟子往往多以孔子为有知，故孔子语之曰「吾无知」。人心即道，是谓道心。无体无方，清明静一。其变化云为，虽有万不同，如水镜之毕照万物而非动也，如日月之溥照万物而非为也。世名之曰心，而非实有可执可指之物也。言其无所不通，而托喻于道，谓如道路之四通，人所共由，而非有可执可指之物也。愤者，愤己德之未纯，而愤。融融纯纯，非思非为也，故忘食。此惟亲履者自知之。此无思无为之妙，固无始终，无今古，则固不知老之至也。呜呼，至矣！子又曰「我学不厌」者，此也。又曰「用力于仁」者，此也。仁者，道心常觉常明之称。常觉常明者，常不昏而已，非思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孔子虽如此言，亦不能言其无隐之状，不能言其无行不与之物。予幼读《论语》，常病圣人不明以告人。自予微省，始悟古圣贤亦止可如此告人。如此告人已详矣，若复加诸言，则反失之矣。圣人言止于此，他日犹曰：「予欲无言」。而况欲详说其所以然乎？君子胸中空洞，诚无所以然之故。昧者出入乎意、必、固、我之中，不能暂离，故疑圣贤言之不详。

先生谓汲古曰：「孔子言『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汝以为如何」？汲古对曰：「道在圣人，何隐之有？视听言动，无非教也。如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谓天虽不言，初无所隐。又曰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先生曰：「是」。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此「为」当达其旨。此「为」即圣人之学，即无时不习之为，即「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即「哀乐相生，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即「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即「一以贯之」。

动容貌，何为便能远暴慢？正颜色，何为便能使人信？出辞气，何为便能远鄙倍？此固有精神之妙行乎其间，我亦不知，他亦不知。一动容貌，而人自敬；一正颜色，而人自信；一出辞气，而自无不服。此上帝所以降衷于我，天以是覆，地以是载，人以是生者。在人谓之心，是心有慈有爱，有恭有敬，有忠有信，有刚大，有高明，有博厚，有神圣，有武文。穷天下万世之思虑，集天下万世之名称，不足以尽此心之形容。而是心人皆有之，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则有如此妙用。远暴慢、近信、远鄙倍，岂止于此而已？可以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呜呼至哉，非曾子安知此！百圣所传，惟此一心。曾子传之子思，子思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心，我心也，为则成外物也。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曰：「仁，人心也」。可谓直而无隐，而学者不省也。又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又曰：「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非心而何？天下之至深常存乎至浅，天下之至难常存乎至易。至浅，故虽明告之以此心即道，往往复疑，以为天下之至妙必不止此，于是乎始他求，始放其心，纷纷支离，终日不休，终岁不休，终身不休也。曾子既明知此矣，何不明告人曰此心而已？盖道虽不离此心，而径告之，则往往未必自悟，未必自信；不如发其端，形容其似，而使人自得也。然亦有纯实之士，与夫明智之士，亦可以径告，彼亦径领，不复疑贰。故孟子悯思秘之未剖，一举而告人曰：「仁，人心也」。信孟子者不可谓无其人，而复有疑者往往而是也。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此数语正画出圣门气象混混融融，一片和气，惟无己私而后有此。己私无处即是道，即是吾心，虽众人亦时有。此心形见时，此便是道，而人不自省者多。「吾友」谓孔门诸贤大略如此。而近世士大夫多尚乎豪，与孔门气象冰炭矣。孔子温良恭俭让，殊非近世所谓豪者之容。

汲古问：「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或以此为学者治身之序，又以为成人材之道，其言孰是」？先生曰：「诗者正心之所发，正心即道心。三百篇皆思无邪，诵之则善心兴起。由此心而行，自有伦理，即礼。然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惟圣人一一中节。学者道心方兴，其言其行未能一一中礼，或语默动止未知所据依，学礼则有所据依而立。子曰：『不知礼，无以立也』。乐者，和也。至于全成，则和乐融畅，何思何为。夫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有牛刀之笑。子游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尔』。成于乐之旨于是益明，谓乐为道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矣」。有才智者往往有骄病，自视以为一世不如我，故有骄意，自尊自大、自珍其所怀，有吝惜不予之意，故曰吝。然骄吝皆私意，非君子之道。圣人所以成就后学如此其周也。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好礼者往往过于执，从众者往往过于和，此皆意、必、固、我有以害之也。圣人则都无，一从一违，皆天道当如此，非圣人如此也。圣人之心即天道，其体本如此，非勉而进此也。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纵有鄙夫来问于我，常情以为甚易于答，而我亦空空如也，无以答其问。我但叩之以一二端而已竭焉，实无以酬之。鄙夫之问尚无以为，答群弟子之问，益知随机以解其惑，释其疑，救其过耳，实无得以与人也，实无所知以告人也。然而圣人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如此则又自以为有知。然则圣人果有知乎？果无知乎？曰：无知者，圣人之真知，而圣人知之，实无知也。如以为圣人之道实可以知之，则圣人之道乃不过智识耳，不过事物耳；而圣人之道乃非智识，非事物。则求圣人之道者，不可以知为止。然以圣人之道为可以知者，固未离于知；以圣人之道为不可知者，亦未离于知。惟其犹有不可知之知，非真无知也。圣人之真无知，非智识之所到，非知不知所能尽，一言以蔽之，曰心而已矣。此心非知，非不知。茍明此心，自然非知不知之所及，此之谓真无知。不得此心，而求无知，则愈无知，愈多知。去却一重障，又有一重篱。不如休心无作，即心自是妙，更不可测度。不惟他人不可测度，我亦自不能测度。子思曰：「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心无异心，即目视耳听之心，手握足行之心，自是不可知，不可限量，不可形容也。知者必信，信者必知，是谓无知之知。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知群弟子以我为有知也，故告之曰「吾有知乎哉，无所知也」。尝有鄙夫来问于我，鄙夫宜易于答，而我空空无所有，无以告之，我不过叩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矣。盖详言胸中实无所有，实无所知。而群弟子往往多谓孔子必有高识远见，而不以明告，故疑孔子为隐。吁！使孔子有知，则无以为圣人矣。有知则有意，孔子每每戒门弟子曰「毋意」，则有意何以为孔子？其所以教人，特去人之蔽尔。

汲古问：「孔子云『空空如也』，其义当如何解」？先生曰：「孔子言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虽有鄙夫来问于我，我亦空空如也，无可为答。我不过叩问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焉，无复可言矣。言即不言，不言即言。知即不知，不知即知。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此皆平常，初无高峻难行之状。孔子明示中庸庸常之道，所以破学者求道于高深幽远之弊。又谓我实无所有。盖门弟子多疑孔子胸中有所蕴蓄，不以尽告，故尝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又曰：「吾有知乎哉」？有鄙夫问于我，易于酬答矣，我亦空空如也，不过叩问其一两端而已竭尽，无可告者。乌虖！孔子如此谆谆明告，而学者率不领会，立意植我，如胶如漆，如荆如棘，如铁如石，然本有无体无方之道心，何从而清明乎？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运而往，自生至死，流逝如川之急。常情恋景著物，多不悟时运如此之迹，故不勇于道学。圣人斯言，所以警诲学者深矣。

《乡党》一篇，皆夫子之变化，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人惟睹其变色屏气，勃如躩如，礼节纷然，而不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汲古问：「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以自德行而上为孔子言也，德行而下则门人之所记也，如何」？先生曰：「晦翁《集注》：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长。某因其书字不书名，此非孔子之言。然分为四科，又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为圣』。孟子亦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此书德行则善，而谓宰我、子贡止于言语，冉有、季路止于政事，子游、子夏止于文学，则害道。子夏虽为小人儒，使西河之民疑子夏于夫子，以言不称师，而曾子责之；然孔子于子夏未尝弃绝，忠告无隐。况馀子虽不及颜、闵，而精神之圣盖人之所同，奚可止科之以言语，或政事，或文学乎？大不可。吁，以孔门而知道者如此之寡，无惑乎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彊曾子，而曾子不可也。一贯之妙，知之者有几」！

汲古问：「夫子答季路问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及宰我问鬼神之名，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此圣人之言也。而先儒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二气之良能也』。又云：『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无便无』。又以心无死生，几于释氏轮回之说，如何」？先生曰：「人鬼生死实一，非强一盖人道之大，通三才，贯万古。分而言之，有气有魄，合而言之，一也。魂气轻清，其死也，复于天，体魄则降，而复于土，天地之分也。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中庸》曰：『天地之道，其为物不贰』。天者，吾之清明，非特吾之魂气归于天而已。地者，吾之博厚，非特吾之体魄复于地而已。人心广大虚明，变化万状，不出于中。其曰范围天地，发育万物，岂特圣人如此，圣人先觉，我心之所同然尔。德性无生，何从有死？非二道也。此道昭然，不可亟语于庸人之前，惟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庸情知魂气归天，如彼其高，体魄归地，如此其下，以为不可合而为一；达者观之，未始不一也。人之骨肉弊于下阴，为野土，此吾之地；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悽怆，此吾之天。百物皆有此地，皆有此天。天地之精妙，名之曰鬼神。如曰祖曰考者，圣人使民知祖考之精神终不泯灭，遂制为祭祀之礼，筑宫室以为庙，设宗祧以序远迩亲疏，顺人心，亲爱等杀，所以教民反古复始，追思祖考，不忘其所由生也，皆由乎人之本心之孝。而又使之报以二礼：早朝祭事，有燔燎膻芗萧光见焉，此以报气。气，神也。此教民反始，所以通祖考之神也。至于荐黍稷，羞肝肺首心，间以侠甒齐酒，加以郁鬯，臭阴所达，此以报魄。魄，鬼也。又教民相爱，以通祖考之魄也。上下用情，孝事其亲，鬼神合一，生死无二，岂不甚明？人自以为二尔。故曰反古复始，追思祖考，而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敬发情，竭力从事，不惟行吾道心之孝，而亦以教民也。学者当以圣言自信，毋以异说滋惑」。汲古承先生之诲，乃知人心与天地鬼神之心通一无二。虽云贤愚有异，而此心初无少异。惟知者由之，则清明在躬，愚者失之，则昏蔽不反。如释氏自云能觉于礼教，则不知矣。先生曰：「释徒多昏蔽，误读《梵网戒经》，不礼拜君王父母，大悖逆，大坏人心，大败风俗」。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众人皆谓过愈于不及，圣人独谓过犹不及。开明天道，于是为切。人心即道，是谓道心，特以或加之意而过之，或畏惰退缩而不及之耳。使子夏无畏惰之心，则子夏之道心无恙也；使子张不于心外而加意焉，则子张之道心无恙也。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亦过犹不及之意。道心人所自有，本不必更求。或于其中生进意，或于其中生退意。进者去其进意，退者去其退意，则道心无恙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观圣人此问，谁则无他日欲有所为之志，曾皙独无；子路率尔而对，有、华再承师问而对；及皙再承师问，方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亦无所言。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皙于是不容自已，乃徐而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数语者乃适然暂语，非中怀本说，悠然澹然，无所止倚，即文王之不识不知，即夫子之不知老至。故夫子曰：「吾与点也」。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大哉，克己复礼之训乎！由孔子而来至于今千有馀岁，学者罕有知其解者；知其解者，大道在我矣。克有二训：能也，胜也。《左氏》谓楚灵王不能自克继以孔子克己复礼之言为證，是谓克为胜，而未必孔子本旨果尔也。以颜子粹然之质，加以屡空之学，虽未能至于无过，过亦微矣，何俟于克而胜之也？诗书所载多以「克」为「能」，况此孔子又继曰「为仁由己」，殊无克胜其己之意。且一「己」字无二义也。大哉，己乎！由孔子而来至于今千有馀岁，知其解者鲜矣。己本无过，本与天地为一，亦能范围天地，亦能发育万物。不独圣人有此，夫人皆然，尧舜与人同尔。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孟子亦曰：「仁，人心也」。道在我矣，何假他求？我即道矣，何必复求？颜子劳于钻仰，欲从末由，尚疑道之在彼，孔子于是教之以至易至简之道，曰：能己复礼则为仁矣。礼亦非己外之物，礼者我之所自有。凡礼之所有，皆我心之所安，复我本有之礼，斯已矣，复何所为？是己尚足以范围天地，则天下安有不归吾仁？再言由己，所以明仁道之在我。颜子于是虽领会，犹疑其复有条目之事。孔子又告之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盖曰不过礼而已矣，无他事也。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云云。孔子所与颜子终日之言，惜乎其不记。颜子聪睿静止，闻即领会，无疑可问，故如愚。孔子省察其私，见其有启发之状，与未与言之前不同，此颜子之始觉也，是谓「知及之」。至是又问仁守之道，夫子告以能克己复礼则仁。礼者，道心之发见于文为之名。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皆吾心所自有，以动乎意而放逸，始失之。今复我本有之礼，无一点私意，则孔子所谓「心之精神是谓圣」。虚明无际，万善具足，谓之天下归仁，不为过。傥如诸儒谓克去己私，则为仁由己，又非己私；况己启发洞觉，虚明无我，本无己私可克。仁守之道，蒙养而已，非礼勿视听言动，初不必求诸外。孔子发愤忘食，盖用非思非为、不识不知之力。此惟觉者自知，颜子自知。此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之旨，即精神谓圣之心。《左氏》谓楚灵王不能自克，继以克己复礼之言为證，是训「克」为「胜」，恐非孔子本旨。

先生谓汲古曰：「孔子言『克己复礼为仁』，晓得否」？汲古对曰：「克谓克尽己私，天理浑全，所以为仁。所晓者止如此」。先生曰：「克有二训：能也，胜也。《左氏》谓楚灵王不自克，继以孔子克己复礼之言为證。是谓屡空之学，虽未能至于无过，过亦微矣，何待于克而胜之？诗书所载多以克为能，况此孔子又继曰『为仁由己』，殊无克胜其己之意。大哉，已乎！由孔子而来至于今千馀岁，知其解者鲜矣。己本无过，与天地为一，亦能范围天地，亦能发育万物。不独圣人有此，夫人皆然，尧舜与人同尔。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孟子亦曰：『仁，人心也』。道在我矣，何假他求？我即道矣，何必复求？颜子劳于钻仰，欲从末由，尚疑道之在彼，孔子于是教之以至易至约之道，曰能克己复礼则为仁矣。礼亦非己外之物，礼者我之所自有。凡礼之所有，皆我心之所安。复我本有之礼，斯已矣，夫何所复为？自是己尚足以范围天地，则天下安得不归吾仁？再言『由己』，所以再明仁道之在我。颜子于是虽领会，犹疑其复有条目之事，孔子又告之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盖曰不过礼而已，无他事也」。先生又曰：「颜子云：『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然在后』。此时犹未觉。及问仁与请问其目，此时方觉，故曰『请事斯语」』。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可谓远也已矣」。明即远，远即明。孔子知子张未必喻明之道，故又曰远。夫道本无近远，惟人苟徇浅近，日用逐逐，不知广大，故曰远。然而学者求道于远，不悟其不出乎此心，故又曰不远。诚内省此心之无体无方无限量，则范围天地，发育万物，何思何虑，澄然而静，自无所不照矣，故曰远即明。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不可而犹不止，亦忠爱矣，而失于过，是谓私欲，故圣人止之。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至哉圣言！此三条岂樊迟之所独宜，诚万世学者之要路。人心即道，不必雕琢，特有以害之，故圣人之训惟治其害人心者。居处不恭则放逸，而此心失矣。执事不敬则放逸，而此心失矣。日用万变，无非执事常敬，则虽动而常静。与人不忠，则变而为诈，为不直，而此心失矣。放逸之门，无出此三者。窒此三门，则道心自无恙矣。

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人道大矣，与天地并名之曰三才，非得道者不能；而孔子止云尔者，正以明夫道者道路，物皆由之，无所不通之义。本无实体，人性即道。惟意起蔽兴，故智不明，故不能无欲，故慑而无勇，故陷于孤静而无艺，故礼乐不备。诚兼此数者，非道而何？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之道诚非众人之所能知，亦非众贤所能知。往者子贡闻圣人「莫我知也」之叹，又疑其不无悼道之不行，殆有怨天尤人之微情也，故孔子首释其不然。人惟观孔子好古敏求，发愤忘食，终夜以思，是殆下学耳，安睹所谓上达者？又见夫子在乡党则恂恂似不能言，在朝，君在则踧踖如，使摈则色勃如、足躩如，入公门鞠躬如不容，升堂则屏气似不息，执圭如不胜，盛馔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是安睹所谓何思何虑，寂然不动者？莞尔之笑，前言之戏，如常人耳。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见南子，从佛肸，不说骖于门人，而说骖于旧馆，故子贡以为多学而识之，子路以为迂。甚者陈子禽疑仲尼不贤于子贡，叔孙武叔至于见毁，而微生亩以为栖栖，晨门、荷蒉、荷蓧、接舆、沮溺咸致讥贬。是诚有所不可晓者。然则所谓孔子者，果何如哉？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自孔子犹不能以自知，而况于他人乎？孔子之欲启告门弟子亦勤矣，惟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终不能详言无行不与之实。自孔门诸贤犹疑其师为隐，而况于门外之人乎？夫可以知则可以言，孔子既不能知，则亦安能自言？所可得而言者，特其近似耳。子思曰：「譬如天地之无不覆帱，无不持载。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知四时之错行，则知孔子矣；知日月之代明，则知孔子矣；知天地之犹有愆阳伏阴、日月薄食而星陨，则知孔子之过差矣。此犹可以类而知者，犹不足以见圣人之全；其不可以类而知者，如孔子告子夏曰：「哀乐相生，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人皆以哀乐相生为可见可闻，而孔子乃以为不可见不可闻，此固众人之所莫晓而明者。以为固然，初无可疑，此非诂训之所及也。或者求其义不可得，则又曰：「是言其相生之妙耳，意不在哀乐也」。吁，彼以同异虚实揣度之见见圣人，是何异指白曰黑，谓青曰丹也！孔子又曰：「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知此所教之旨，则知孔子矣。子击磬于卫，荷蒉者以为有心，瞽者固无与乎文章之观也。子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终不言水之说。孔子岂有隐而不详言之哉，欲致其辞不可得也。孟子以为「取其有本」，善矣，而非圣人之旨也。知水则知磬矣，则知孔子矣；孔子知，则自知矣。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所见者何物也？忠信笃敬也。是物不属思虑，纯实混融，无始无终，曾子谓之「皓皓」，舜谓之「精一」，子思谓之「诚则形，形则著」，皆不过忠、敬而已矣。忠信，不妄语而已，不为欺而已，无他奇也。笃敬亦犹是也，不放逸而已矣，不慢易而已矣，无他奇也，中庸而已矣。动乎意而支离，则失其忠信，失其笃敬矣，失其「皓皓」、「精一」者矣。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此言学者之序，义以为质，则己私不存，洞然无我，全体为义。而行之有重轻进退之节，是为礼。至于孙以出之，则纯熟和顺矣。至于一出于诚，心无有他，而自合乎义，自中乎礼，自孙出而顺，是谓成。孔子又尝语子张曰「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者，即忠信也。孔子曰「主忠信」，明忠信之为主本也。诚信无说之可言，无义之可寻，诚信而已矣，此之谓道心。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此非病其无名，病其无实也，有实则有名。其上曰「君子病无能焉」，下曰「君子求诸己」。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则是学非思也。然则子曰「我学不厌」，曰「用力于仁」，皆非思也。又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又曰「不知老之将至」，的然无所知也。又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是不逆不亿，而亦先觉其诈不信，果无俟乎思虑也。子曰：「天下何思何虑」，明天下之实道也。吾心清明无体，而变化云为，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天地无思无为也。呜呼，此孔子之学也，亦天下万世学道者之学也。故曰：「哀乐相生，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然则学不足以言之。而孔子曰「学」者，盖道心初觉，虽纵心皆妙，而旧习未尽泯，日用万变，微有转移，皆足以蚀吾无思无为之本。明是，故不可以不学，而学非思也。不学之学，非力之力，不可以有无言，不可以作辍言，不可以动静言，不可以虚实言。然则何以泯旧习？何以免转移？道心发光，如太阳洞照，过累之泯，如雪入水，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是谓蒙养，是谓用力于仁。

圣门讲学，每在于仁。圣人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又曰：「力行近乎仁」。以此知仁非徒知不行之谓。吾目视耳听，鼻臭口尝，手执足运，无非大道之用；而有一私意焉隔之，不觉不知，谓之不仁可也。然则仁者，谓己常觉之，非徒知而已。圣人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非徒知而已也。又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非徒知而足也。又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必于好恶间验之，非知者所能也。又曰「观过斯知仁矣」，必无过而后谓之仁，过失未尽去，未可谓之仁也。答颜子之问以「克己复礼」，答仲弓之问以「敬与恕」，答司马牛之问以「讱其言」，答子张之问以「能行五者」，答樊迟之问以「爱人」，又答以「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无非即实履以语学者。达之者本末贯通，浑然天成，即孝弟忠信，即无声无臭之妙，即戒谨恐惧，即不识不知之则，即人伦日用，即惟精惟一之极。未达者循循慎谨，业业恭愿，不失为寡过之士，必无异端。猖狂妄行，为小人之无忌惮。是故儒者不可不以仁为己任，用力于仁，圣人深志。三月不违，亚圣之仁；日月至焉，诸子之仁。惟仁者为能静，知者虽得乎动之妙，终不及也。惟仁者乃能寿，为其念虑閒静，气凝而意平，长年之道也，此固非徒知者所能到。学而不仁，非儒者也。

自古知道者寡，故先儒误释孔子「知及之」一章，以为创业以知，守成以仁。况乎《易·系》又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秦二世而亡，正应夫「知及之，仁不能守，虽得必失」之说。呜呼痛哉！是无惑乎自秦汉而下治日少，乱日多也。《下系》之言虽非，子曰「犹未至于甚悖也」。曰大宝者，谓位可以行道，孔子不得位，道不可得而行，故云。而先儒用以證「仁守之」，则大乖矣。自秦汉以来，号英杰豪雄者，率以权谲攘夺土地，视杀人如刈草菅，坑降不知其几千万，往往以此为「知及」，故肆行而无忌，乌虖痛哉！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知道之谓知，不知道何足谓之知？而医家者流谓四体不仁曰无所知觉者，盖知者虽觉，而旧习未能顿释；必纯明无间，所觉无亏，而后曰仁。颜子三月不违仁者，三月澄然，非思非为，照用无方，纯明无间也。三月之外不无微违，不远即复。孔子发愤忘食，为之不厌，犹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太学之循理斋，首秋初夜，燕坐于床，奉先大夫之训，俾时复反观。某方反观，忽觉天地内外森罗万象，幽明变化，有无彼此，通为一体。曰天，曰地，曰山川草木，曰彼，曰此，某皆名尔。方信范围天地非空言，发育万物非空言。惟旧习未易释。后因承象山陆先生「扇讼是非」之答，而又觉某澄然清明，安得有过？动乎意始有过。自此虽有改过之效，而又起此心与外物为二见。一日因观外书，有未解而心动，又观而又动，愈观愈动。掩书夜寝，心愈窘，终不寐。度至丁夜，忽有如黑幕自上而下，而所谓窘者扫迹绝影。流汗沾濡，泰然，旦而寤，视外物无二见矣。亦有小人而觉者，但不改过，是为无忌惮之中庸，是谓「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而不大受，则道不明；小人大受，则为无忌惮之中庸。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未能不蔽于物，奚可不思明？听未能不蔽于物，奚可不思聪？色患不温，恶得而无思？貌患不恭，恶得而无思？言有未忠，恶得而不思忠？事有未敬，恶得而不思敬？既有疑，恶得不思问？既有忿，胡可不思难？既见得矣，则必思义，苟不见得，不必思义可也。有病必施药，人之无病者寡矣。当思不思则罔，不必思而思则赘。不可罔，亦不可赘。初学之思即成德之无思，成德之无思即初学之思。思非劣，无思非优，致优劣之见者，不足以学道。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自有天地以来，至于今，不知几春几夏几秋几冬矣，而识其春秋冬夏者有几？不知百物几生几死，何止百物，人自谓吾识某物，某物生，某物死，而实能识者有几？孔子谓哀乐不可见，不可闻，而春秋冬夏可见可闻乎？又谓庶物露生，无非教，不知如何而教也。此教不可见，不可闻，即可见可闻。言即无言，无言即言。此非梏束于形体，沈溺于文义，胶执于意见者所能知也。惟洞觉者自知，未至于洞觉者终疑。疑即知，知即疑，一以贯之，妙不可思。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众人无知，安能自至于道？惟遭亲丧，乃能自致。何以明之？人心即道，本不假求，因物有迁，始动，始放，始昏，始乱。初遭亲丧，哀痛由中，全体真实，全无计度，全不顾利害，全无其他念虑，纯然道心，但人自不觉尔。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人之所以营营不已，意欲前进者，以不知命也。苟知命，则吾之所处皆命也。贫富，命也。贵贱，命也。其居此位，处此室，衣此衣，食此食，毫发皆命，非人之所为也，则庸何求？无求则无所用其思虑。人之所以进学不已者，以其能约于礼也。知约于礼，则一进一退，一语一默，一动一静，一予一取，皆有正礼，不可移易，故曰立于礼。礼，道之所在。至于知言之妙，则非方术之所可施，非思虑之所能到。人心自明，人心自灵，无作好，无作恶，无思无虑，自清自明，自能知言，自能知人。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即今所居何位何所，所饮食，所衣服，其贫富，其死生，皆命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小人以为亦有以无道为之而得者，非命也，不知夫所得者亦命也。不以无道为之亦得，徒以无道而致后祸。故君子亦无所作为，惟循道而行。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语其默，其进其退，视听动止，无非礼。不知礼，则茫乎无据，无以立，耳目无所加，手足无所措。知言不可强，明者自知，不明者自不知。何由而明？人心未尝不明。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谓之圣，则聪明睿知，不假外求。惟以动意而昏，始失其明，无我则明矣。孔子又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如水鉴」。水鉴无意无我，故无所不照之。

今世所行《论语》乃鲁语，非孔壁中古文《论语》。古《论》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新论》云：「文异者四百馀字」。夫《论语》乃有子之徒所集，有子尚不为曾子所可，而况其徒乎？首篇载有子之言为多，次载曾子之言亦略。使颜子记集，必专记孔子之言，必不失本真。今记集者见识乃出有子之下，则何以知圣言之本旨？所幸大圣之言虽纪录有差，大体犹在。孔子每每止绝学者之意，每每止绝学者之必，止绝学者之固，止绝学者之我。纵不能尽记，或每事记其二三则，犹可以明示后世。其馀至言，当亦备记。如今《孔子閒居》一篇，《燕居》一篇，《礼运》一篇，及所与子思言「心之精神是谓圣」，及鲁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闻于师也」。孔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能详记如此，则一以贯之之道，岂不大彰明也哉！今鲁《论》又有异于古《论》者四百馀字，则不能无差明矣。况为文简短，多失当日语话本真，故后学不克遽明。众说殽乱，有子、子夏之徒之言害道多矣，虽有善言，惟当存之卷末，不可著之前篇，有问答乃可因圣言而录。

《论语》乃有子之徒所记，首篇首记有子之言，又不止于一二章。有子尚为曾子所不可，而况其徒乎？其所记亦难尽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记者之辞耳，非孔子之言也。孔子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而记者冠文于首，见识又不逮有子矣。所幸圣言本无瑕，故记者虽差，亦可默会。

朕图回治道，招显时髦。纵壑相须，聚精神于左右；坠渊为戒，全进退于始终。锡此明纶，贲于近辅。具官某，降材足用，抱器不群。茹古涵今，明于先王之术；本仁祖义，列于君子之林。蚤历通阶，屡分剧职。召节远来于巴蜀，戎旃特总于江淮。言兵体之三章，自许兴邦之策；坚帝意以十事，载嘉尊主之忠。乃繇谏坡，遂躐政地。冀素怀之底绩，能剸任而有为。命其复往视师，阔焉久不闻问。国人皆曰可去，谓尚出于私心；台评以汝为倾，殆弗容于公议。念股肱之旧弼，推体貌之优恩，畀以真祠，班之秘殿，俾遂燕閒之志，当无喜愠之容。噫！孔子失之宰予，盖知人之不易；成汤至于帝乙，何谋国之皆贤！其服宠光，尚思报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