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诸本多以明经为始祖，而三公附见。其上发本先以三公为始祖，其后改依诸本，而以三公为远祖。周本于谱前载一条云：亲奉先公贡元面谕，以三公为始祖非是。焱恭睹柳湖先生焚黄祝文，以明经为始祖；又睹积善居士熙宁间亲录祖墓山水，以明经为一代祖，而以三公为上高祖，则先公之言有自来矣。焱切谓，始明经则于三公为寡恩，始三公则于明经为失实。通判撰承事行状，与自志其墓，皆曰「明经遂冒胡姓」，谓之冒，则非为父子审矣，安得以三公为始祖耶？称远祖、称上高祖始明经，而于三公则未有处也。且三公载明经以归，方在襁褓，鞠育教诲，恩均怙恃，况又行位排第十七，意其雁行必多。明经公单孑一身，兄弟终鲜，今其行位若此，盖如今所谓义兄弟云者，其于三公当为义父子矣。猥见欲以明经为始祖，三公为义祖，往来于怀，未敢自信。一日，得太伯祖嘉定四年所作《庆源图跋》，读之，有义养为子之说；又一日，得时发太伯祖建中靖国元年所作《积善居士墓铭》，亦曰义养为子。然则明经为三公义子，则明经子孙的然当以三公为义祖无疑矣。《五代史》因养子立《义儿传》，而李升先过房徐温，遂奉温为义祖，亦一證云。

明与诚两进，君子所以全其天也。天所命为性，性所具为心，人有此生，均有此天。昧乎天者，非也；拂乎天者，亦非也。君子天其天之学，亦曰明诚两进而已矣。诚谓夫虚灵知觉者吾之心，纯粹至善者吾之性，究极之，领悟之，吾之明固足以为诚之之地矣。然明之至而诚未至焉，其把握也弗力，其保毓也不粹，是非理欲或得以往来乎其中，则明自明尔，向之得诸天者未必有诸己也，如心与性何？是故非尽不足以存，而存之所以究其尽；非知不足以养，而养之所以充其知。明而诚，诚而明，其君子两进之功欤。尽心知性存养如何？请以申孟轲氏之旨。尝试论之，天命流行于事物之表，气以成形，理亦赋焉。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是赤子不失之初，是牛山未牧之根，是乾道各正性命之地。心也，性也，一天也。人患不尽尔，不知尔。苟知且尽也，则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彻上彻下，火然泉达，存之云乎哉，养之云乎哉。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莫非性也，而气质之性或得以蛊之；莫非心也，而有外之心或得以障之。初之昭然者将昏然，初之纯然者将杂然。天者人之尚，安得以全其天哉？此诚明之学不容不于两进之地而加之力焉。且夫吾于知觉者而尽其心，固可以诣其安安之地，然出入无时则迁矣；吾于纯粹者而知其性，固可以全其生生之妙，然揠苗助长则斲矣，又何以存之养之哉？呜呼！明之未至，固无以为诚之地；而诚之未固，亦不足以充其明之天。明则诚矣，诚则明矣。此《中庸》之所以为教，亦吾孟氏尽知存养之论所从出欤。今夫性天之命也而心则具之，性天之理也而心则主之，四端根焉，万善足焉。有感有应者心之妙，尽则可以敛宇宙于一握，可以运六合于一思，心之尽则奚心之不可存？无声无臭者性之体，知则可以会万殊于一本，可以融太极于一真，性之知则性之养者易易尔。尽矣，知矣，洞洞属属，无在无不在，明之事也。然而明诚之学，君子进进不自已之心，不患其知之不至，患其行之不力而无以究其知；不患其知之不及，患其仁之不守而适以自凿其知。况夫理与欲交攻，公与私相胜，是与非、真与伪对立，一把握之不谨，则心之难持甚于槃水之难持，奚其存？一保护之不至，则性之易流甚于湍水东西之易流，奚其养？必有诚焉，诚则真，则实，则无妄，不诚则伪矣。诚则静，则定，则能得，不诚则胶胶扰扰矣。无鸿鹄其移，无鸡犬其放，无槁木死灰其寂灭，无一息之不存。存吾之心，则心之尽者又尽也；不以旦昼亡，不以牛羊牧，不以杞柳杯棬戕贼，无一瞬之不养。养吾之性，则性之知者真知也。明以探索之，诚以践履之，造其理而履其事，君子两进之功，不至于两尽不止也。是故《中庸》之不明乎善则无以为诚身之本，而诚其意者又《大学》致知之功。孟子，学孔子者也。《中庸》、《大学》，吾孔子之遗书，所以揭后学心性之日月也。七篇之作，往往得之。其曰「操则存，舍则亡」，其曰「得其养则长，失其养则消」，存养数语，亹亹为学者言之。今而《尽心》一章，言心之尽，性之知，不徒曰知与尽而已，而复继之以存养之片辞，信乎！知而存，尽而养，诚明两进之学，君子之所以天其天者欤。虽然，此复焉执焉之事也。由复而至于无妄，由固执而至于不勉不思，则云行雨施，吾心触也，天高地下，吾性湛也。是孔子从心不踰之境，是文王性与天合之时，荡荡巍巍，在吾方寸中矣。故曰：「贤希圣，圣希天」。

列子曰：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辨斗，一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时远，盖日始出大，升中时小，非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以日初出远，日中时近，盖初出时凉，升中时热，非近则热而远则凉乎？二说不同，然皆以日色测天体也。王充、关子阳另自有说。充谓日中光明，故见日小，其出入时光暗，故大，犹昼察火光小，夜察之大也。又昼不见星者，光耀灭也，夜无光耀，星乃见。夫日月星之类也，平旦日入光销，故视大也，独不思昼光明，能灭星隐火者何光？日光也。光者，日之发明者。日之藏，藏发，相为盈虚。日中时光大放，子盛而母虚，则明体收歛而小，非以远故。初出，光未放，则明体充盈而大；夕入，光仍聚于内，亦大，非以近故。夫日月非有轮廓，以光畜散为大小，亦若橐籥之大小，气张弛之尔。至云日中近，日初出时远，以屋下植竿为验，诞矣。子阳以日为天阳，火为地阳，地阳上升，天阳下降，日中正在上覆，盖人人当天阳之冲，故热于初出，过此而从太阴度行，故凉于其西，在桑榆间也。且日行南陆谓之夏，阳盛于夏，故热之。夏日之热以阳盛，则知日中之热，亦以阳盛也，非以近故。日行北陆谓之冬，阳衰于冬，故凉。知冬日之凉以阳衰，则知旦夕之凉，亦阳稚而衰也，非以远故。乃谓初昏时星出东方，其间甚疏，相离丈馀，夜半星在上方，其间甚密，相离一二尺，以准度望之愈明，故以为天上之远于旁也。不知初昏日光未没，星未尽耀，与晨星同。夜半日入地冥，星巨细皆见，同一准度，星多则密，岂系上方独远？天体周围皆入万四千里，则在上在旁同耳。日初出与日中无远无近也，一言定之矣。余故因天体而略申其说。

令，古子男国，宅生百里。位虽未公卿，心苟在焉，譬之水流斯为川，恶知其不泽物邪？上元为建邺赤县，近市不嚣。治所西偏，旧有堂，扁曰「存爱」，盖取纯公程子「存心爱物」之语。岁久屋老，凛焉将压。景定三年，临邛杨君应善涖事，未期月，栉纷爬垢，撤故以新，易名「存心」，其义一也。广庭辟其前，方沼疏其后，生香乐意，可玩可适。斋心燕兴，与神明对。景前修之法言，俨函丈其如立。昔纯公主是簿且摄是邑，均田塞堤，脯龙折竿，载诸传记，皆仁者之为。异时尝于令宰坐处，书「视民如伤」四字，其言爱物济人，谓一命之士皆当以此存心。博哉仁言乎！杨君晞贤，志可尚已。堂成，属记于予。予曰：虚灵之府，万善皆具，寂然不动之时，与天地万物为一。苟能广而充之，其仁不可胜用。仁，人心也。心主是则仁，不主是则欲。去仁存欲，富贵所充诎也，嗜好所哜啜也，夜气不梏亡者几何？圣贤论存与不存，惟于多欲寡欲上秤亭分数。盖欲寡则虚，虚则明，明则油然而生者皆仁矣。今夫百里之官，夫岂念不及民？而常苦于簿书期会之不给，由是状邑曰滩，目邑曰债，敝精神，竭智力，济斯斯已矣，偿斯斯已矣。终更而去之，无虑皆褒城驿。厥或告之曰：「民胞物与也」，徒有蹙然而已。呜虖！圣门仕学，每于令宰乎观。千室之邑，民社之寄，蒲之三善，武城之学爱，随试辄效。壹是心法，县虽剧，顾所存之何若。纯公圣贤者流，岂欺我哉！后之登斯堂者，所贵乎体公名言，充我实践，其毋曰力不足也。通议大夫、试刑部尚书、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行宫留守兼权淮西总领姚希得撰。朝议大夫、集英殿修撰、江南东路计度转运副使陆景思书丹并题盖。通直郎、特差知建康府上元县、主管劝农营田公事兼弓手寨兵军正、赐绯鱼袋杨应善立石。

国家三岁一郊，霈旷荡之泽，以幸天下，德至渥也。然赦文与甲令牴牾者，有失参考。乞预饬省部，令将各按具到赦文内合行事件，逐一比照见行条法，法意宽而条或从窄，则改定赦文令舍窄而就宽；赦文本宽而法或从窄，则明载赦书，令舍法而从赦。毋令引法以沮赦，毋令因赦以伤恩。如此，则国家旷荡之泽不为虚文。

或问：《春秋》之作何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遏人欲之书也。《春秋》，鲁史尔，圣人从而修之，则其所谓扶天理、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而绥猷之责，后实任之。尧、舜、禹、汤、文、武达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极，维持世道，使太极之体常运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发达而不可壅者，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辙东，王迹熄，政教失，风俗坏，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不立，几若与之俱泯灭而不存焉。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辩也，义利之无别也，真伪之溷淆也，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强并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乱也。其所为之事尽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世莫知其不然也，孰能拨乱而振起之！幸而孔子至圣，不得其位，心虽切于救世，而绥猷之责不在，何补于世之治乱耶！若六经之书，《易》以道阴阳，《诗》以理性情，《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乐》以宣和畅，《春秋》尤以谨严为先，以为载之空言，不若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故鲁史之所书，圣人亦书之，其事则同，其义则异。鲁史书其君臣之义或未明也，而吾圣人则明之以君臣之义；鲁史书其上下之分或未正也，而吾圣人则正之以上下之分；兄弟之伦未立，长幼之序不存，而吾圣人则正之存之，以至辩别是非，予夺可否，使大义不至于溷淆也。其大要则主于扶天理于将微，遏人欲于已肆，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或者谓《春秋》不过空言尔，而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岂非以作《春秋》之心，尤有大于放龙蛇、驱虎豹之功者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以人心之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恻隐发于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则天下之人以是非为荣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则天下之人以荣辱为是非。所谓乱臣贼子恣睢荡跌，放人欲以灭天理者，岂其悉无是非之心哉！故虽肆意所为，莫之或制，而其心实未尝不知其非，而恶夫人之议己，此其一发未亡之天理，不足以胜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复，为而不厌，而其所谓自知其非者终自若也，则其心未尝不欲变乱天下之是非，以托己于莫我议之地，既上幸无明君之正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习熟见闻以为当然，曾莫有议其非者，则为乱臣贼子者又何幸以逃其罪耶！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恶之论素定，则人为不善者有不待刀锯临、刑罚加，自几若无托身于天地间矣。时至春秋，周室大乱而世衰，圣王不作而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恶之论几于废置，然后乱臣贼子始得以自容其奸，不特礼乐法度之拘而已也。孔子作《春秋》也，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诏天下与来世也。是以人心之公理，圣人因而明之，所谓笔则笔、削则削，乱臣贼子闻之，固将不惧于身，而惧天下后世之议，不惧刀锯斧钺之临，而惧倏然有能正其罪者，以人欲日滋之际，而惧天理一发未忘之时。孔子作《春秋》之功，顾不大乎！孟子断然以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使先王之纪纲法度超然复振于世，而人心天理之尚存。不然，颠倒错乱，贸贸不明，三极果何恃而立乎！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有功于万世也。与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说，以《春秋》之作乃赏善罚恶之书，所谓天子之事者，谓其能制赏罚之权而已。夫谓天子之事止于制赏罚之权，而绥猷修道之责乃不暇问，则是刘汉以后之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为是说者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所谓天子之事也。彼徒见《春秋》一书或书名，或书字，或书人，或书爵，或书氏，或不书氏，于是为之说曰：书字、书爵、书氏者，褒之也；其书人、书名、不书氏者，贬之也。褒之，故予之；贬之，故夺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赏；夺之，所以代天子之罚。赏罚之权，天王不能自执，而圣人执之也。所谓章有德、讨有罪，圣人以自任也。夫《春秋》，鲁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鲁国而欲僭天王之权，以匹夫而欲操天王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独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恶天下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于是作《春秋》，正名分，而己自蹈之，将何以律天下之不法者！圣人宜不如是也。盖是非人心之公，不以有位、无位而去取之也。故夫子得以鲁史明是非赏罚也。天王之柄非得以自执也，得以假鲁史以寓是非赏罚之道也。赏罚之道，人心之公所在，而岂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为是也，非以鲁之重信义、崇礼教，可以变而至道也，是以托诸鲁史，以寓赏罚之权也。故其赏之也，非曰吾赏之，鲁赏之也；其罚之也，非曰吾罚之，鲁罚之也。鲁，周公之后，圣人之祚嗣之。以是非赏罚之权而予之于鲁，鲁亦不敢肆意而任之，则鲁乃周公之后，故予之也。以周公之后而行周公之典礼，以周公之典礼而欲行之诸侯、大夫，或者其庶几乎！此圣人意也。圣人以匹夫之微，不得擅天王之赏罚；鲁以诸侯之国，其可以擅天王之赏罚乎？鲁不可以擅天王之赏罚，夫子乃推而予之，则是夫子为其实，鲁独受其名，吾知夫子必不敢以自僭也。大抵学者之患，往往在于尊圣人太过，而不明乎义理之当然，意欲尊圣人，而实非所以尊之也。夫子告颜渊以四代之制不见诸用，而寓其说于《春秋》，此皆一切谬妄之论，其大要皆主于以礼乐赏罚之权为圣人自私之具矣。夫子之所以告颜氏者，亦谓其得志行道则当如是，岂有德无位而修当时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之制乎？夫子，鲁人也，所修者鲁史；其时，周也，所用者尊时王之制，此则圣人之大法也。谓其修《春秋》之时，窃礼乐赏罚之权以自任，变时王之法，兼四代之制，不几于诬圣人乎！学以知道为本，学不知道，妄相传袭，害义伤教，于是为甚。后之观《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尝以礼乐赏罚之权自任，而后可以破诸儒之说；诸儒之说破，而后吾夫子之所以修《春秋》者可知矣。孟子所谓「天子之事」者，从可识矣，庸非后世所当法乎！

外日特承光访，匆匆，恨不及款洽清论。别去倏易三晦朔，而区区未尝不向往也。《诗传》中所疑难如何？并乞一一疏示，庶得以交相讲订，而为定是之归。盖学不厌讲，而贵乎有疑，必有疑而后能进。以疑则辨，辨则明，明则通，至于工夫大进，而万疑毕凑，涣然为之一决，则如冰消雪融，而不复疑矣。此颜子所以既竭吾才，而如有卓尔也。所谓格物之说，今见得果如何？此最进学之要处，所当大致其功，不得以为烦劳而厌之也。盖不如是则理无由明，义无由精，其于行也必左动而右碍，前通而后窒。欲保其骎骎一于圣门之入，而无路脉之差，亦且难矣，何复望其有从容洒落处乎？程子诸说，示人精微曲折已为详尽，而文公发明考證，又为明莹亲切，确乎不可易。学者但当按之循序加功，便自见得趣味，而知圣贤之决不我欺。大抵圣门工夫，自有次序，非如释氏妄以一超直入之说欺愚惑众。须从下学，方可上达，须从格物致知，然后融会贯通，而动容周旋，可以无阻。譬如行者之适都城，未曾识得路脉，从南从北，几程几里，如何举得步，出门便差。却如陆学，从来只有尊德性底意思，而无道问学底工夫，盖厌繁就简、忽下趋高者。其所精要处，乃阴窃释氏之旨，而阳托诸圣人之传，确然自立一家。文公向日最欲挽而归之正，而偏执牢不可破，非如南轩之资，纯粹坦易，一变便可至道也。初学者识见未定，其立的最不可泛。孔、颜、曾、孟远矣，不可得而见矣。如近世周、程诸儒，亦不可亲见其人之为如何，据其道于遗编而师之。若文公者，同时并世，某于经籍中师仰其道者十年，而亲炙函丈者又十年，真所谓身即书，心即理，凡昔闻其语者，今亲见其人，真所谓宫墙巍巍，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然在后者也。学者惟当终身竭钻仰之力，未可以道听涂说，世俗常情，而窥测之。此心先有一般意见，横在肚里，为之梗塞，则一切微词精义，便相捍格，更不能入，最是大病处。为学工夫，所最先者，一当立志以断定邪正之路，一当虚心以玩味理义之实。然后致知力行，可以交进于其后。不然，则散漫不伦，终亦不能以有得矣。恃同臭讲此，不觉缕缕，不自知其为过繁也。高明以为如何？

此篇方起草未及竟，而先生寝疾矣。姑存此，以见大意。

或问：古人宗法，果可以行于今与否欤？曰：后世颓风敝俗，与古人宗法相反者莫甚于今日。生民秉彝，良心天理之不容泯没，亦未尝不间见于世。而近代先觉诸儒宗所相与发明遗文故典者，亦已昭昭有成说于世矣。盖今之所谓姓氏者几更，世代离乱，朝市变迁，已不复上世圣人因生胙土之旧章。百宗荡析，或妄委其姓而冒人户贯，或妄以户贯与人而溷其宗，何止于托汉婿而冒姓刘，以狄种朱邪而附李属籍也！至于无嗣续而欲继绝者，又不本圣人同宗为后之正典，乃字育螟󸚕，昵非族类。或取诸妻之党，若鄫人立苢公子、郭氏之立柴荣；或取女子之出，若贾氏之立韩谧；或公然取他族苗裔，若存勖之养宁，嗣源之养王从珂；或以他人妊孕为己出不之怪，若秦政之本吕不韦，楚幽之本黄歇，宋苍梧之本李道儿。又有若汉鬼之蓬头歆祀，莫识为谁何者。意其得于荒茫遗弃不可知之中，抑又有若司马之牛睿，阴为暧昧者。凡此数端，不惟󲦤绅宦族为然，在阎闾编户之伍，盖总总也。岂知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是乃自为斩绝之道，而非有嗣续之实也。谱系真赝既杂乱不明，而宗庶昭穆又颠倒无辨，或以弟为子，或以子为孙，或位侄于叔之上，班叔于侄之下，是以族属不相统，恩意不相浃。在族燕，一序齿为仪，不复省名分尊卑之别；在族会，一视财为礼，不复顾服纪疏戚之差。名家显族，降为皂隶而不之知，虽至亲以过门为辱。自白屋至卿相，问其所从来则莫之识。或识之，每羞道其祖。甚至父母在，已析居异籍，兄弟不相顾，一如路人。户未割，反互相残贼；亲未尽，不复相往来。冠昏死丧不相告，贫穷患难不相恤。故骨肉第相告讦，而无亲睦之风；族党务相争斗，而乏逊顺之习。于是有语及祀典，则祢已附而高、曾忘忽，不致享祭，有主而适庶相胜并立庙。或欲叙及宗法，则皓首诸父不肯陪礼于少年适侄之侧；华发庶侄亦耻屈节于妙龄叔父之前。家家自为俗而各有法，人人自为法而各有心。公卿大臣，阀阅才易一世，即坠涂地；贤人君子之后，不复能世其家。回视古人宗法，与之甚相反者，盖莫甚于今日也！然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走兽之道也；知有父而不知有祖者，飞鸟之道也。人灵于物，知有祖祢，尊尊亲亲，秉彝良心，夫孰不固有之，本无古今贵贱之别。虽更叔世衰微离乱之极，犹有孝义族类，班班史册。或九世同居，相与忍为雍睦者（张公艺。）；或宗族七百口，设广席，长幼以次坐共食者（五代江州陈氏。）；或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者（后汉其重。）；或缌服百口同爨，昆季相事如父子者（《南史》杨播。）；或累世同居共庖，兄弟至四从皆如同气者（唐刘君良。），或子孙数世至二百余口，犹同居共爨，田园俸禄，皆聚一库，而计口日给饷者（本朝李昉。）；或奉兄轨如父，公禄赏赐皆入轨之库，有所资须悉就轨请者（宋蔡廓。）；或奉叔母李如母，兄弟寸尺皆入李之库，四时分赉，一听李自裁者（《北史》崔孝芬。）。则良心天理之不容泯没者，固未尝不间见于斯世也，而近世先觉诸儒宗，所相与发明遗文故典，又昭昭可覆。如程子曰：「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立宗子法」。又曰：「若立宗子法，则人知尊祖重本，而朝廷之势自尊」。此言宗法之为系甚重也。如曰：「宗子法坏，则人不知来处，以至流转四方，往往亲未绝不相识」。又曰：「宗子法废，后世谱牒尚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此言无宗之为俗不美也。如曰：「凡言宗者，以祭祀为主，言人宗于此而祭祀也。以己之旁亲兄弟来宗于己，所以得宗之名，非宗于人也」。则明其所以为宗之义也。如曰：「立宗子法亦是天理，如木必有直干，亦必有旁枝；如水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又有旁枝达而为干者」。明其皆本于自然之势也。至论所以行之之实，则曰：「须且如唐时立庙院，仍不得分割祖业，使一人主之。又如韦家宗会法，月为一会，以合族，使骨肉之意常相亲」。其间支子不祭，则曰：「齐戒致其诚，意与主祭者不异。可与则以身执事，不可与则以物助。不别立庙，为位行事而已。虽不祭，情亦可安」。其论长子不得为人后，则曰：「若无兄弟，又继祖之宗绝，亦当继祖。如卑幼为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庙，不可使从宗子以祭」。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者是也。为政而以德者，如以吾之孝以正人之不孝，以吾之悌以正人之不悌之类是也。此皆为人上者所当为，非有心于欲民之我归而为之也。然德行于上，极其充盛辉光，则同是秉彝好德者，孰不观感而兴起。其或反常败德者，孰不愧忸而消化？所以能端处无为，而天下自归之。其象如北极之星，居于天中枢纽不动之处，而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亦其效之所必至，而非外得者。若不以德，而徒从事于权谋智力以为政，则在我已不胜其劳，而人亦离心不附矣。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此一言，《鲁颂·駉篇》之词也，主于思焉而言。夫子读《诗》，至是有感，而取之以断三百篇之义，非以三百篇之诗皆止乎礼义，而粹然一正也。如变风郑卫之诗，不止乎礼义，而逸于邪思者亦多矣。圣人之意，直以为诗有美恶之不同，其言善者足以感发人之善心，其言恶者足以惩创人之恶志，所以为指归，不过欲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故惟此一言，简要明白，可以通贯全体，而尽盖三百篇之义。因特表而出之以示人，可谓切矣。则读《诗》者，可不深体以为切身之务，而徒讽诵之云哉！然详玩是言，虽约而为义甚博，盖诚之通而大本之所以达也。岂但读《诗》之法为然，凡读书穷理、治心脩身，无适而不可。学者诚能深味其旨，而审于念虑之间，必使无所思而不出于正，则日用云为，千条万绪，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政者，为治之具，若法制禁令，凡听断约束之类是也。刑者，辅治之法，若墨劓剕宫、大辟鞭扑之类是也。以政先示之，则民有所振厉而歛戢矣。其或未能一于从吾政者，则用刑以齐一之，俾强梗者不得以贼善良，而奸慝者不得以败伦理，故民亦畏威革面，不敢为恶，以苟免于刑罚，然无所羞愧，则其为恶之心未亡也。德礼者，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乃吾躬行之所实得者，若孝悌忠信之类是也。礼则制度品节，若冠昏丧祭之仪是也。以己德先率之，则民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则明礼以齐一之，俾之周旋浃洽，良心日萌，自将愧耻于不善，而又有以格至于善也。是四者功用之不同，而皆不可以偏废。若专务德礼，而不用政刑，则徒善不足以为政；专用政刑，而不务德礼，则又徒法不能以自行。然其本末表里，亦当有轻重之别。末以饬乎外者，在所轻；而本以淑乎内者，尤当加隆，而不可一日已焉。此又讲明治道者所当知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圣人生知，安行理义大本，无所事学，然圣人之心，则未尝自以为圣而无事于学也。故自童年以往，亦与人同其学。而况乎古今事变、名物制度之详，非由学不可得，所以有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等类。但自常人视之若缓，而圣人为之则甚笃切，常人费心力之苦，而圣人则胸中明朗，随所在莫不至极，而无容吾力，此所以为圣人之学，而非常情之谓也。圣人因吾之有是学也，于是即身立法以示学者，凡为进道之序有六等，非全无其实，而姑为是空言之诱也。其必十五而志于学者，古者八岁入小学，至十五成童，而后入大学。志者，心之所之之谓，向于大学之道，正所以求之而致其格物致知，以诚意、正心、修身之功也。志乎此，则念念在此，必欲至其地而无作辍退转之虑矣。又积十五年之久，至三十而后能立，谓有以自立于斯道之中，已践及实地，而卓然无所跛倚，所守者固，而不为事物摇夺。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至是，则物格知至，而意诚、心正、身脩，盖已实得之，在己而无所事乎志矣。又积十年之久，至四十而后不惑，凡于事事物物之所当然，大如君当止仁、臣当止敬、父当止慈、子当止孝之类，小如坐当如尸、立当如齐、视当思明、听当思聪之类，皆洞识其纲条品节之实，而一无所疑。至此则豁然如大明中睹万象，所知者益明，而无所事乎守矣。又积十年之久，至五十而后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盖专以理言，而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如君之所以当仁，臣之所以当敬，父之所以当慈，子之所以当孝，坐之所以当如尸，立之所以当如齐，视之所以当思明，听之所以当思聪之类，皆天之命我，而非人之所为者。吾皆知其根原所自来，无复遁情，至此则所知者又极其精，而不惑又不足以言之矣。又积十年之久，至六十而后耳顺，声才入，心即通，是非判然，更不待少致。思而后得其理，才容少思而后得，则是内与外有相捍格违逆，而不得谓之顺矣。如夫子闻《沧浪之歌》，即悟自侮自伐之义，是其顺之證也。至此，则所知者又至熟，而绝无人力矣，即《中庸》所谓不思而得处也。自不惑至此三节，皆以知言，乃明睿日进，无疆之事，与「志学」「而立」时之所谓知，趣味迥不同矣。又积十年之久，至七十而后从心所欲不踰矩，至此，则心体莹彻，纯是天理，浑为一物，凡日用间一随吾意，欲之所之，皆莫非天理，大用流行，而自不越乎法度之外。声即为律，身即为度，所谓道心常为此身之主，而人心一听命矣。即《中庸》所谓「不勉而中」地位也。总而言之，志学所以造道也，而立所以成德也，自不惑、知命而耳顺，则义精之至也；从心所欲不踰矩，则仁熟之极也。在夫子，岂果有六者等级，积累而然哉？亦因己之近似者，以自名欲学者以是为准则，使之优游涵泳，而无躐等之过；日就月将，而无半途之废尔。然立志之始，苟所学者一差，而非圣人之正学，则自后节节从而差，虽用功之勤，亦决不复有所谓立与不惑、知命、耳顺、从心矣。或始焉得其正，而所谓立之一关，有未能彻，则又将若何而能不惑、知命？若何而能耳顺、从心哉！是则志学之初，正圣愚二路之所由分，尤学者之所当致谨。而立之为地，又植本固址之所在，尤学者所当用力也。果能于是二节，路脉不差，而根址深固，则自此而上，惟不倦以终之，虽有四节之高，皆可从容造诣，而无所阻矣。又何圣人之不可至哉！然则学圣人者所缺。

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人而无信，又乌可焉。见宾承祭，每事必然。车无輗軏，寸步莫前。犬马能养，孝何以别。兵食可去，民无不立。亲谏不违，谨有馀力。国以是道，敬事后食。兼是二者，言行无愧。岂但州里，蛮貊行矣。立参于前，舆倚于衡。随所见焉，则著则明。为仁大方，循道坦履。君子一之，曰诚而已。

竹院三十年熏灼之功而成此书，可谓祖庭龟鉴。人或以未完窃有已论之讥，可为文字式，非祖师意也。吁！世无九方皋，难识千里骥；时无刖足人，孰辨连城璧。是书之作也，发明佛祖事业，槩举则有二十四门。一则明门户家世，二则明付受委托，三则明祖父气分，四则明渊辩广略，五则明明修窃发，六则明超宗轶量，七则明全机正用，八则明朋友箴规，九则明妙叶敲唱，十则明格物副机，十一明毫釐间隔，十二明露智绝待。又共十二者，一则识鉴先导，二则擿伏全器，三则望气求嗣，四则安祸就难，五则摧邪救弊，六则外气感动，七则固护密因，八则年谱行后，九则妙悟迟速，十则风土休戚，十一规正师法，十二温养应化。今诸方拈提代别者，特其妙叶敲唱一门，于二十三门则有缺如。蒙顷依径山，因阅化城手泽，感激流涕，患成浸灭，遂取诸家所录参合。自长生之后，灭翁补集，笔力骫骳，闻见既久，不敢轻去，亦与编次。持以白佛海老人，与说偈印，可使之流通。因循至今，会同道周无所携见宽湖先生赵公。公以魁伟英妙之姿，天纵神肃，展卷符契，慨施锓梓，方成鄙志，岂非道因器传而事与时相假哉。谨识岁月，并摭所见为纲目云。咸淳改元结制后七日，四明比丘绍明书于凤山陈寺之客櫩。

语盛德之事者，要当以隐微之地观之。夫天下之至显，常伏于天下之至隐，而所谓充周不可穷之理，其所发者固甚微也。后之君天下者，遍物以为明，制物以为公，然有时能矫揉于人所共知之境，而每不能不失于幽独得肆之中。于是明者非不明也，而未能其大也；公者非不公也，而未能其至也。明而未大，公而未至，意者显微不能以无间，见隐不能以如一欤。张蕴古之告太宗曰：「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正以偏者明之累，私者公之挠，苟一毫之偏私，不足以语大明至公之事矣。然则所谓偏私者，顾不当求之于隐微之地乎？圣人大明至公如何，请申之。昔尝读《易》曰：「大哉乾元」。曰：「至哉坤元」。「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大明之事也。然圣人之赞《易》也，《乾》则致谨于几，《坤》则致戒于渐，亦曰几之不谨，邪之萌也；渐之不戒，阴之候也。虽德如乾坤，而造化之大犹有憾也。圣人中乾坤而立者也，以一身之眇而应万物万情之会。秋毫而察，将以用其明也；铢两而均，将以用其公也。然一偏或入于先，一私或伺于后，则明者投其偏，公者售其私，虽矫于众而不能矫于独，能制于指视而不能制于幽眇，纵明也而非大也，纵公也而非至也。然则大明至公，非圣人孰能与于此？舜其大知也，与天下之明无以加于舜矣，而曰「察迩言」，何哉？「虞芮质厥成」，天下之公无以加于文王矣，而「予曰有疏附」，何哉？盖迩而不察，与夫当疏而附、当附而疏，虽舜、文之明公，而人得以议其后矣。自圣人而推之于天，天无私覆，日无私照，天下之论明公者尽于此矣。人徒见其飞潜动植，洪纤小大，自形自色，一公洞然，纤隙必烛，容光必照，万里同晷，一明了然。而不知其一阳之动，实萌于《剥》《复》之交；旦气之清，实宿于夜气之定。造化且不能违，而况于圣人乎！人之一心静虚则明通，动直则公溥，静虚何为而静虚也，动直何为而动直也？惟无欲则静虚而动直矣。人欲有一毫之未尽，则天理不能充其量，明不为大而为明之小，公不为至而为公之浅。三代而后，论君道者率不满于斯焉。唐太宗何如主也，即位初年，一念之天，如太阿出匣，光芒射物，如源泉幽窦，泥沙未浑，其天资之美者乎！然王、魏之贤，首加录用，明则明矣；裴、封参错，不得谓之明。秦雍旧人，裁抑恩例，公则公矣；闺门惭德有不可掩，不得谓之公。谓帝非明非公固不可，谓帝大明至公尤不可。明而公者天资之本然，其不足以论大与至者，学力之未到。孰谓幽州一记室而能施仓扁铁石之手于帝腹心之隐疾也？曰「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又曰四时调其惨舒，三光同其得失」，然而曰「事起所忽，与夫积小害大」，始终规儆，直欲其隐微之地，充而至于与四时三光相为表里，所以望其君者厚矣。惜乎未箴之前此太宗也，已箴之后亦此太宗也。蕴古《太宝之箴》既不见用于即位之初，郑公十渐之疏又不尽信于十年之后，频失频复，而太宗之德遂不加进矣。呜呼！大明至公，古圣人分量，太宗信不足以进此矣。抑其本原之学不讲，认其智力之所及者即以为高，不复更致增益焉耳。何则？古圣人以观我者为明，太宗则不能先觉，而专以逆亿为明；古圣人以克己为公，太宗则不能胜其私，而徒以任法裁物为公。遂使后之欲为明为公者，率以是为安而止，正学不明之故也。呜呼，大明至公，岂易言哉！谨论。

镜镜空，潭涵虚，空虚无朕，镜潭无滓。镜忽尘，拂之则明。潭忽云，豁之则清。可以观德，可以鉴止。人知鉴夫止水，而莫知其鉴夫所由止。惟止能止众止，止之为义大矣哉！绵蛮黄鸟，止于丘隅，知其所止也。知夫所谓止，虽杂然前陈，摐然旁午，弗俟制而止矣。于是观德，德亦大矣。惟镜与潭，如空合空，与吾寸渊，洞照无外。噫！曰镜曰潭矣，又曰心，何区区之名数其多乎！则又曰体同也，量同也，虽名数千万何患乎。

近日淮北之事，明公亦尽知之乎？舟车焚烧，辎重覆没，三军积实反以资寇，精甲利器更为贼用。此前史所记殷浩山桑之败也，而今日又甚焉。乃者寿阳之役，叛兵执卖主将，官军民兵，互相屠害，或降虏，或溃归，逃亡纷纭，百里不绝，只轮尺铁不反淮南，绍兴器用，至是歼焉。今两淮骚动，势摇长江矣，而公议籍籍，以为朝廷尚多壅蔽，凡所奏请，沮抑不下。呜呼，此为何时，而犹有如议者之云云乎！四月二十五日，火星如瓮，坠于建康。六月四日，黑气围日，日没乃散，天之示变不小矣。天变见于上，人心离于下，而朝廷不知往古危亡之监，复有甚于此者乎？明公忠义奋发，对越三灵，而左右壅蔽其聪明，陷明公于万世之罪人者，明公不知也。今天下利害，所当施置罢行者，人皆能言之，所患者在于其言未必上闻，闻之未必下行耳。是故不暇缕数其事，而独愿斥去左右，屏彻壅蔽。四方章奏，即为敷陈将帅之有功者，以公议赏之，不可以无关节而不行。至于逗遛不进，怀奸误国，专事苞苴，今悉败露者，则以公议僇之，不可以有关节而辄已。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言，无偏听，无私昵，如此则上下流通，人心思奋，易祸为福，亦反掌耳。如是而犹无成焉，则明公忠谊之心，亦有辞于天下矣。前日之误明公者，固已无及，今日顾堪再误邪？世之士大夫号为强有力者，以官爵之故，无敢吐气，而其下者又惧罪而不言。区区愚惷，忧国爱君之心，昧冒为言者先焉，惟明公重图之。

唐虞三代之用人，必取精毅彊敏端良淑茂之士，以成天下之大顺，以致天下之大利，则民生以厚，国祚以绵，断断然不可诬也。嗟乎，如公者盖庶乎才德之兼茂者乎！某顷与公同为宰掾者累年，见其于军国之大政，州县之细条，人才之优劣，边方之缓急，来则能明，至则能断，已而白之宰相，则约而不繁，辩而不沮。孰不以大用期之，而止于是，命也夫！盖公自初筮，地不远亲，事必咨禀，殁亦告之于墓，人称其孝也。中外践更馀五十年。其为州也襁负其民，束湿其吏。其为部使者也，公明果断，风动列城。其宣明教化也，则所至崇学校，盛生员，行乡饮，人谓洋洋易易，有成周洙泗之风，且复万里走介，以市蜀本之书。其给兵也，赋不加而饷不竭。其总邦计也，经理靡密而调度益赢。其治天府也，抑豪右，严火政，决滞讼，增解目，省公事，以众大之区而圄空，天诏加奖。以尚书馆北使，而迄事如礼。其赈荒也，不俟监司之命，发常平之粟。其措置称提也，甫及浃旬，悉复元陌。其为右铨也，寒畯无滞淹之叹，膏粱无侥倖之门。创相风之乌以绝纲运之淹滞，亩敷和买而去物力之征，修先贤之墓以厚风化。凡游观之地，一斤不营，至于葺营垒，筑仓廪，凡可以为公家利者，则不遗馀力。有如加葺战舰，番给巡舟，所以防江者甚备，省酒官以创战崎之寨，移海内巡检以镇定海之乌崎，核盐钞之资次而商贾流通，去宜兴之茶引以绝后害，折新城之麦价以便民输，却圭田之入以廉率下，建钱清之浮梁而免籍民舟，绝军中升补之弊，严招刺等仗之法，革虚籍之冒请。初，公帅粤，以衢寇故，至则削平，二年按堵。凡公政绩，满粤与明，家祠人诵，今未已也。市田以去钱湖之葑，创库以缮东津之桥，其兴利除害，必为悠久计，大抵若是，不止去葑浮梁一事而已，其遗迹皆可推而寻也。凡公表表以政事闻于时者，皆终身佩服文简公之训饬也。裒家藏副本之书以益乡校，新稽古之阁以壮儒风，建四桥以惠乡井，而犹卷卷然见于家居之日。呜呼，足以见其仁至义尽之亡所终穷也！舍见次而易远次，以便暑途交代之耄，营兄姊之后，畀从弟之官，士论义之。其子端升，预漕举，则喜见颜色，曰：「一荐未足喜，且喜诗书气脉不断」。则其所以传家者不以籯金明矣。其孤端升书来，言曰：「先君之窆久矣，而铭犹未也，敢以请」。某出同谱，居同里，仕同朝，道同志，义可得而辞乎？然萃众美以铭之，则愧非其笔尔。铭曰：

惟天降才，有物有则；惟王分职，量能度德。丕惟我家，隆古是式，登进一朝，百官封植。猗欤公才，万夫之特。赐知其二，回知其十。不茹不吐，强哉中立。善刀剨然，必中其剧。安坐子仪，驰骋光弼。圣门设科，虞廷列秩，二十二人，岂容兼得。公才独全，卓然挺出。四品阶官，候对一息，岂曰不遇，犹为时惜。霅水澄蓝，卞山翠壁，千岁云仍，来省其宅。

庆元五年冬，晋陵沈杞来守古瀛。越明年夏，政静民晏，百废具兴，乃搜访是邦昔之有贤誉八人，立堂而祠，命宗烈属文以记。切尝凝神静观八极之表，一气流畅，得之者靡不取重于世。景星庆云，耀其光彩，荥阳河洛，吐其精微。荣而为植物，则楩楠梓杞；神而为动物，则麟凤龟龙；及其秀而为人，则古今之所景仰者，皆此气之呈露。然则是邦八贤，其亦有德于比乎？客有讯余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在昔古瀛，岭南佳郡，山川柄灵，英材辈出，子果何见而艰是选耶」？余应之曰：人之于物，徒知以多为贵，而不知少之为尤贵。揖逊致理，众贤和朝，时则八元八恺，世济其美；忠厚成风，多士生国，时则八士，圣人首称。寥寥数百载间，而君厨俊及之俦，始显于东都，如是者岂苟得哉？胡不观卫多君子，何补于卫；晋多贤大夫，亦何益于晋？一儒冠立于国中，而曲阜风声气习，迨今可掬。其轻重为如何？八贤之祠，义取斯矣。因为客评之曰：通经有文章，排异端而宗孔氏，赵公其人也。对策忤权贵，献灾异而过仲舒，林公其人也。草泽应诏而魁进士，许公其人也。枫宸召对，而授直讲，卢公其人也。若夫金紫刘公，则未老辞归，注籍仙官。远游吴公，则有禄逊兄，知己名士。清节如张，则录而著御屏。刚鲠如王，则投闲而避权相。一方英气，萃在八贤，宁不为古瀛之贵邪？客曰：「唯」。或者从而诿其说，山川犹在，风物逾胜，昔何炳焕，今何寥落，毋乃气有盛衰欤？噫嘻！日月昏兮开则明，雷霆息兮震则惊，气之在人，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灭。奋于生前，一时之荣也，振于死后，千百世未可量也。天诱其中，爰命我侯，发而幽光，启其往躅，孰知此气薰蒸，将见彬彬蔼蔼，登金门，步玉堂，图云台，貌烟阁，勒功鼎彝，垂名竹帛，其必由我侯今日之举有以畅之。昔荀氏有子皆贤，得颍川八贤之誉，后官位通显。小而一家尚尔，况一国乎！侯之志广矣，异时以副其愿望者，若亲若故，若子若孙，皆获俎豆于左右。斯堂也辟而增之，继是必有待焉。宗烈幸睹盛事，竦然援笔而书，俾后人得以见侯之志。至若输费度材，计工董役，末也，故略之。

龙会文炳葺其读书之室，谒名于坚甫，坚甫名之曰「诚斋」，正因广坚甫之意而为之铭。

人之一身，万物皆备。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反身以观，孰非吾事？朝夕孜孜，罔敢忽易。勿慢其大，勿遗其细。必躬必亲，必行必至。及其至之，乐则生矣。生之非他，惟诚而已。大哉诚乎，道义之门。正心修身，匪诚勿存。事亲从兄，匪诚勿敦。诚之则明，匪诚则昏。明明此心，毫釐勿差。《易》曰无妄，《诗》曰无邪。以赞化育，以经邦家。自微而著，自迩而遐。用之不匮，粹然无瑕。吾以为诚，人以为伪。载省其中，勿怍勿愧。我其安之，终身勿替。

玉恶瑕，木恶曲，故纤瑕足为尺璧之累，千仞良材病于寻丈之曲，惟人亦然。夫王良善御，不屈其身；庾斯善射，不屈其友。此固孟氏所喜称乐道，余有疑焉。《易》曰：「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甚言徇人之必至于失己也。而良乃甘与嬖奚乘，诿曰未知其人，则范而驰驱而不获，亦可已矣，必为之诡遇，何哉？岂耻以不才黜，而急于自见欤？抑不能自信于此，而尝试于彼欤？良非出此者，则亦以暂为之诡遇，而无损于平日之正御而已。《春秋传》曰：「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则侵盖疆埸小事尔。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曰：追则师已出境矣。子濯孺子疾作，不可以执弓，其下亦无一人敢弯弓相向者，则其将卑师少，非负固不服可知矣。服而舍之，庾公之斯固何慊于君事；借曰未也，则明述其纵舍之由，而自归于司败，抑亦可也。虑不出此，而必抽矢去金以为欺，岂不以所欺者小，无损于平日之诚欤？若吾友郑君节夫则异于二子者。自余获友节夫，于今两年。余少多难，更世故深，阅人情熟，故其与世酬酢，虽胸中之磊磊者不磨，而细故末节间犹未免有随众俛仰处。节夫殊不谓然。听其言观其行，难诱以万钟之禄、卿相之位，必不肯斯须诡正。白刃在前，鼎镬在后，亦不能迫之使毫发欺也。惜其生也后孟氏，不得与二子者较是否其间。节夫闽人，今自浙归闽，非阶上第，未有出闽之期，而余老矣，后会淹速，其事亦难逆计，故借孟氏以證其所得于节夫者，以为节夫谢。方余尉江宁时，建安游夫子实在帅幕，将别，夫子蹙然曰：「世惟作好人难，作凡人易」。余问其故，夫子曰：「凡人世固不之重，亦不之责，闻有一言一行则亟称之，曰是人而能是，皆欣欣然欲弃其旧，闻其新，故为凡人易。曰好人矣，则一言一动皆当中节，藉无可议，人第曰是固应尔，无足为异。万有一涉于疑似之间，则责备者众矣，故为好人难」。余尝有味其言，节夫则信为好人矣。别后有来自南中，从而问焉，知其一于正而斯须之诡不为也，一于诚而毫发之欺不为也。吾犹曰望于节夫者固应尔，不以为异。不然，其能不为游夫子之所忧乎！节夫欣然曰：「吾固不敢自弃为凡人以为子忧，然亦虞子之不暇忧我而自忧也」。因怃然相与别去。

州县受常赋之输，有耗有费，未免取赢于正数之外，而所取复有分隶，藉贤牧守欲使惟正之供，而势有不可，所在皆然。乾道间，南徐郡太守宣城陈公天麟始于正苗一石之外，定为三斗八升之数，仍使民自行概，吏不得上下其手，一时称便。其后数虽有定，而斛斗更易，官吏并缘增加，视正数几倍蓰。民或有词，上官问视常岁数何如，曰如旧，则委不问，而斛斗之增大，顾以为细故弗察，民是以无告。今太守韩公到郡，思所以广上恩，宽民力，戒饬受输官吏毋求多，于常数之外惟谨。亦既底绩，又思所以为此郡无穷之计，乃尽索府县仓斛斗，一准文思院所颁更新之。于是在官则三斗八升之数不亏，而民间输送一石，视常岁殆不止获三斗八升之利，千里宅生，欢呼起舞。既而合辞请于郡民刘某，丐书其事于石，以无忘公之德。某常病世人之论，谓官民不两利。苟利于官，民必受弊；民苟利矣，官何以支？由吾郡言之，则凡仓庾耗折之数、解发之费，与凡分隶于监司府县者，无一损于旧，而民间之受惠如此，谓官民为不两利，得乎？特患为民上者，明不足以有察耳。传曰：「公生明」。惟至公则明足以察，韩公得之。公讳大伦，今以治最擢位省郎，就总淮浙兵饷、兼知本府云。端平甲午清明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