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丁酉，孝宗因观《文海》，下临安府，今委教官校正毕刊行。其年冬十一月，翰林学士周公必大夜直奏事，语次及之。因奏曰：「此书乃近时江佃类编，殊无伦理。书坊刊行可耳，今降旨校正刻板，事体则重，恐难传后。莫若委馆阁别加诠次，以成一代之书」。上大以为然。一日，参知政事王公淮、李公彦颖奏事，上顾两参，道周公前语，俾举其人。李公首以著作佐郎郑鉴为对，上默然，顾王公曰：「如何」？淮对：「以臣愚见，非秘书郎吕祖谦不可」。上以首肯之，曰：「卿可即宣谕朕意，且令专取有益治道者」。王公退如上旨，召太史宣谕。太史承命不辞，即关秘书集库所藏，及因昔所记忆，访求于外。所得文集凡八百家，搜检编集，手不停披，至次年十月书乃克成。未及上而属疾。上闻之，一日因王公奏事，问曰：「闻吕某得末疾，朕固忧其太肥。向令其编《文海》，今已成否」？王公对曰：「吕某虽病，此书编类极精，缮写将毕，方欲缴进，适值有疾，故未果」。上甚喜，曰：「朕欲见诸臣奏议，庶有益于治道。卿可谕令进来」。王公即使其从具宣圣谕，久之乃以其书缴申三省投进。书既奏御，上复谕辅臣曰：「朕尝观其奏议，甚有益治道，当与恩数。又闻其因此成病，朕当从内府厚锡之」。已而降旨：「吕某编类《文海》，采摭精详，与除直秘阁」。又宣赐银绢三百疋两。中书舍人陈骙再上缴章，上皆留中不行，骙寻罢去。既而赐名《皇朝文鉴》，且令周公必大为之序，下国子监板行。有媢者密奏云：「《文鉴》所取之诗，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是乃借旧作以刺今。又所载章疏，皆指祖宗过举，尤非所宜」。于是上亦以为邹浩《谏立刘后疏》语讦，别命他官有所修定，而锓板之议遂寝（太史之取邹公谏疏非他，昔邹公抗疏之后即遭远贬，其后还朝，徽宗劳苦之，且问谏草何在，邹公失于缴奏，同辈曰：「祸在此矣。」既而国论复变，蔡京令人伪撰邹公谏草，言既鄙俚，加以狂讦，腾播中外，流闻禁中，徽宗果怒，降诏有「奸人造言」之语。邹公遂再贬，太史得其初疏，故特载之。）。自太史以病归里，深知前日纷纷之由，遂绝口不道《文鉴》事，门人亦不敢请。故其去取之意，世罕知者。周益公既被旨作序，序成书来以封示太史，太史一读，命子弟藏之。盖其编次之曲折，益公亦未必知也。今间得于传闻，以为太史尝云：「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又尝谓本朝文士，比之唐人，正少韩退之、杜子美。如柳子厚、李太白则可与追逐者，如周美成《汴都赋》亦未能侈国家之盛，止是别无作者，不得已而取之。若断自渡江以前，盖以其年之已远，议论之已定，而无去取之嫌也」。其大略若此。太史既病，南轩以书与晦翁，以为编次《文鉴》无补治道，何益后学？而晦翁晚岁尝语学者，以为「此书编次篇篇有意。每卷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压卷，如赋则取《五凤楼赋》之类。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盖非《经济录》之比也（《经济录》，赵公丞相编次。赵丞相谓《文鉴》所取之略，故复编次此书。）」。岂南轩未见其成书，而朱公则尝深观之耶？临江刘公清之又以为此即删《诗》定《书》，官使众材之意，盖亦善观此书者。故备列之，以俟知者相与审订焉。从子乔年谨书。

臣察谓人君深居九重，尊高如天，虽有圣智，亦未能周知天下之事，必以纳谏为先。既能纳谏，则臣子可尽下情，以陈治乱之要。今陛下听政之初，臣备位侍从，朝廷之事，得以论思，敢竭愚鄙，少报万分之一，愿陛下特加省览。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圣躬，于今九年，垂帘听政，天下安治。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无所逮及。方其得疾之初，陛下忧形玉色，躬侍药食，衣不解带。告于天地社稷，祷于宗庙山川，薄刑赦罪，释逋轻赋，凡可以祈福禳灾之事讲求备至。及其疾势大渐，则召高族子弟入于禁中，丁宁抚慰，有安心免忧之言。既以大殓，内侍有需索酒食者，礼部臣僚谓方当哀毁，不可为闾阎鄙俚之事，恐累圣德。陛下即从批奏，遂罢其请。继有手诏，称扬太皇太后临朝累年，抑损外戚，未尝假借，无以报称盛德，议于高族子弟推恩。又虑诸处应奉山陵过有劳费，遂令降诏有司，并须遵依遗诏指挥。远近臣子，闻此等事，无不感叹，皆谓太皇太后于陛下有天地之功，于社稷有万世之力。陛下深知本末，尊而报之，一言一事，不敢违戾太皇太后之意。上合天心，足以享万寿；下副人望，足以保四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臣于此时，以无可疑而为疑，以不必言而为言，则其罪不胜诛矣。所恃者，陛下仁而好谏，明而察物，必能赦臣私忧过计之罪尔。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倖，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几，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辨与不辨也。陛下察其是非，辨其邪正，使非不敢胜是，邪不能害正，则君子进，小人退，天下治而安矣。昔元祐之初，臣任台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若果于民有害，即当更改。其他不系利害者，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太后，恐外人不知。臣深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于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回害物，蔡确谤毁大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边事，皆是积恶已盈，罪不容诛。若败露于先帝之朝，必须不免窜逐；若暴扬于陛下之手，亦合正以典刑。以此而言，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欲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恭惟陛下聪明圣智，出于天纵，是非邪正，进退可否，必已了然于心，岂待人言而后辨？臣乃不避斧钺之谴，喋喋以告陛下者，亦婺妇不恤纬而忧宗周之意也。夫婺妇以组织为事，惟经纬是恤，今乃不恤其纬，而以周亡为忧，固可怪矣。愚者千虑，亦有一得，狂夫言之，明主择焉。臣又闻昔者明肃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物，或涉过差。及至仁宗皇帝亲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阙失。仁宗察见情伪，降诏止绝，其略曰：「明肃太后夙承先顾，保佑冲人，勤约之风，化流四海。或号令之所出，或听断之从宜，盖机务之实繁，虽旰昃而无暇。赏善罚恶，惟命令之已行；革故鼎新，非孝思之所至。易月方临于庶政，虚怀觊纳于谠言。其有罔识远图，靡循理体，达于闻听，姑务矜容。多形琐碎之言，复有迎合之意。宜申诫励，以警奸回。应明肃太后垂帘日所行诏命，已经施行过诸般公事，更不得更辄上言」。于是天下之人，皆谓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爱。圣听广大，超越今古，载在史册，垂范后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臣愚窃谓明肃太后之政，时有过阙，仁宗念其保护，尚降诏书，不容小人辄有议论。而况太皇太后垂帘九年，所行之政，皆已便民，所逐之臣，各已当罪，无可拟议。万一小人狂妄献言，岂可容哉！岂可信哉！愿陛下明示黜罚，杜塞其端，以副天下之望，以隆宗社之福。

臣闻邪正必辨则国体尊，用舍至当则士论定。百直而一枉，则枉可以害直；百真而一伪，则伪可以乱真。方肃纪纲，宜重名器。臣伏见起居舍人曾肇操履偏诐，艺文浅浮。当吕惠卿用事时，肇兄布亦任要路，表里专纵，公为私徇，臣僚承迎风旨，荐肇充学官；既进所业，中书考为第一。缘此朋比，遂除馆职。晚因张璪汲引，备位左司，会史职有阙，乃以次补。且仕宦不历民政而领都司，学问不知本统而迁右司，固已不厌公议，无补盛朝，今仍擢居西掖，尤骇群听。夫中书舍人之任，职清地峻，非他官可拟，外则典司诰命，以文章议论润色帝猷；内则分押诸房，以智识才虑参决几政。前世推重，谓之宰相判官，岂可因其序迁，辄尔虚授？况小人之进，亦以汇征。肇既忝冒此选，涉历贵权，则必援举其徒，布列要地，消长之变，安得不虑？此时进用，疑邪径之忽开；他日朋奸，恐横流之难遏。伏愿陛下深防事始，早罢诏除，上以清侍从之涂，下以慰󲦤绅之望。

臣再三为陛下忖度，此事极有未安。盖任人当否，实系治乱，正臣进则足以宁邦，邪士用则遂能害政，古今可监，理势必然。自陛下继统以来，拔擢端良，用舍之际，务合至公，而小人馀党尚在，朝廷既未能尽力屏除，岂可使开端倖进？防微杜渐，正在此时。且肇之奸回，出于天禀，两端难信，其迹甚明。当吕惠卿用事之时，则朋比阿谀，竞为非义；至司马光当国之日，则矫为修饰，欲作善人。推此而行，何所不至，陛下可保其不徇私乎？执政可信其不行险乎？既保而信之，则臣言殊不足取，罪在谴斥；若犹未也，则中书舍人之职参议大政，不可辄委肇矣。况肇之兄布长于变诈，济以强悍，冒据要地仅二十年，蠹国戕民，毒流天下，今虽出领藩镇，其心常有不平。肇于其兄，岂能忘爱？一旦攀援而至，则必摅发素蕴，引类结徒，凶焰复炽，此不可不虑也。然议者谓肇粗有浮文，素无显过，进升西掖，资地宜然。臣愚窃谓此言出于茍媮之意，非为国深虑之说也。夫中材之士，牵于世利，而过有隐显，害有浅深。或一事之误，一节之阙，如邢恕之乖检审，满中行之附舒亶，林希之结张璪，则人皆得而知之，指为显过。若乃肇之包藏缘饰，善持两端，原始要终，大概邪险人皆不可得而知，非若一事一节之误阙而可指名者，其过虽不显，而为害则不可不察也。伏愿陛下以阴长阳消为戒，以举直错枉为心，博采公言，收还新命，使小人无汇征之渐，则明主有极治之功。

臣闻《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繇伏羲以来，治天下者，未有不以仁守位，以财聚人、以义理财者也。知非仁不可以守位，则凡法度之设、号令之施，苟不仁不可用矣。知非财不可以聚民，则夫家之众、鳏寡之穷，食不足不可保矣。知非义不可以理财，则租赋之入、歛散之方，失其宜不可行矣。自设网罟，作耒耜，至井牧田野，十一而税之，其为法必本于仁，其养民必厚于财，其理财必主于义，上下交足而治道成矣。故《孟子》言：「为国必曰信仁贤，有礼义然后有政事，有政事则财用足」。然则政事不佥谋于仁贤，不悉由于理义，则不可以行也。理财用而不由仁与义，则上匮而下穷矣。故古之人曰：「王人者将道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后世圣人不作，仁泽灭息，暴君污吏，知厚上而刻下，剥民以纵欲，赋歛已重，徭役已极，不思公上用财之道，日广以自节损，巧歛以求适志。故自幽、厉以来，《诗》、《书》所载，莫不讥重赋、惩过取、主爱民以为言，不患其不能益上，而患其刻下也。故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又曰：「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又冉求赋粟倍他日，则孔子欲鸣鼓而攻之，曰：「与其有聚歛之臣，宁有盗臣」。昔者夏桀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后世言暴歛者，必稽之曰大桀小桀。商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财、盈钜桥之粟。周厉王用荣夷公专天下之利，秦收太半之赋，竭天下之资，以奉其政。其后汉桓、灵下至隋、唐，其恶政弊法，尚足道哉！此皆法度号令不本于仁，租赋税歛不要于义，而不能散利保民，以取灭亡败乱之明效也。臣实至愚，粗分义理，但知阜俗厚下，恤鳏寡、助乏绝为先王之道，不知罔民欺世、事刻剥、困生灵为治世之策。而又愚昏不敏，不敢以非义逆诈。初不谓王安石以文学名世，行义得君，乃不本仁以出号令，考义以理财赋而佐陛下，为此病民歛怨之术。诏命之始，尚谓其诚有意于恻怛斯民，稽古立法。及其党援掊克，小人宣言，取利分数，方悟其略假先王之遗迹而志在聚歛。臣始以朝廷好恶为忧，而直议其法必不可行。既而小大惊疑，远近腾沸，日见其弊，人得非之。方是之时，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皆位冠百寮，身辅大政，首主厥议，曾无执守，台谏官或以职事隔绝，或阴窃符同，而四海万里，蒙毒莫诉。陛下不以臣为不才，寘之谏争之列，不识欲其雷同结舌，姑以备位耶？抑亦使其竭诚毕虑，救正阙失也。臣于安石，虽有故旧之义，茍怀私而不言，谁肯为朝廷言者？今安石不思诗人刺掊克所以歛怨，《易》象著益下所以民悦，与夫强恕改过、舍己从人之为君子之道，而日与其徒吕惠卿等阴筹窃计，欲文厥过，思以颊舌取胜公议，宁复以社稷安危为虑者！切闻以正论者为同乎流俗，忧国者为震惊朕师，以百姓愁叹为出自兼并之言，以卿士佥论为生乎怨嫉之口，而又妄取经据，傅会其说。谓周人国事之财用，取具于息钱，而不知泉府实受廛人之五布。臣考之《周官》，凡周所以佐国用者有九赋，歛财贿有九贡，致邦国之用，又以九式均节之，太府以关市之赋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馀之赋以待赐予，而不言贷民之息待邦用者。今曰周之国事取具息钱，亦已罔矣。上以惑陛下之聪明，下以欺天下之耳目，而贻笑后世，可为痛悼，可为太息！抑臣观《周礼》所以必贷民者，盖先王推至仁爱物回旋曲折之深意也。所以使出息者，不使其幸得而惰于业也。周人井牧其田野，其六乡使五家为比，则有比长；五比为闾，则有闾胥；四闾为族，则有族师；五族为党，则有党正；五党为州，则有州长；五州为乡，则有乡士大夫，六遂亦然。其小大相临，上下相察，使相保爱，使相葬埋，匹夫匹妇，受田百亩，鳏寡孤独，复有常饩。又十一而税之，宜无一人不足者矣。唯死丧、疾病、冠昏之类，乃其不幸而不得济者，间有贫不能周于用，于是命泉府之官掌其祭祀，丧纪者有赊，而服田者有贷。方是之时，民日被上之仁爱，上悉知民之有无，下如子之怙其父，上如父之育其子，乡遂闾井之间，不足而贷者，岁亦无几人。呜呼！先王之于民，回旋曲折之意，可谓尽矣。此所谓保民若赤子，所谓无一夫不获者也。故孟子能具道平治时之事曰：「春省耕以补不足，秋省歛以助不给」。又称夏之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又知补助之仁，不独周为然也。今则不然，田无多少之限，民无贫富之常，吏不识其民，民不信其上。租税之入，非贿赂不可输也；催科之严，非鞭笞不能办也。税歛重数，民畏公家，如鸟兽之避网罟；政令不一，吏残其民，犹弋猎之待鸟兽。离居散处，非有比闾族党之相伍也，非有胥长师正之相统也。而又愚瞽顽嚣，不能远计，其贫下无赖，习为逋逃之人，知千百为群，十五为保，执一纸之券，而空手得钱，则不愿者亦寡矣。及其出贿赂、赍粮食与市廛博易，妄用之外，实能持钱至其家而致力于畎亩之间者，亦无几矣。迨其偿也，百亩之收，二税徭役之外，有支移、有折变、有配买、有和市、有贷粮、有麦本，今又出青苗之本利，至时不足则卖其衣食之资，又不足则卖牛具，又不足则卖田畴，又不足则卖妻孥。或逃去乡井，或群起为盗贼矣。此臣前日劄子所以言，虽一切取民便，不免使其易于得财，侈于妄费，不计后日输官之难，而临时迫蹙者也。今取其愿，犹且如是，况希合小人与畏罪之吏、措置乖方者，其为患百十倍于是，与其贷于兼并者异也。凡百姓所以贷于兼并者，盖皆其邻里近村之人。其来贷也，诚皆穷乏饥饿，不得已者也。茍可以适朝昏、备农事，则不往贷矣。其贷与之家，亦皆日见其实为乏绝，素有诚信，真以赡妻孥资耕穫者也。茍欲以侈口腹、事饮博为利，陷法之事，则不贷之矣。以是观之，岁贷于人者，亦无几也。然则青苗之法，适所以误妄费不思之穷民尔，今法言利之卒所以病之也。昔者子产以乘舆济人于溱洧之上，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以其人人而悦之也。今为法不免于人人而病之，可乎？又况志在于蓄积者乎？今党蔽掊克，小人公言，利息纷如，而欲天下之吏，不希合而强民，臣不信也。王广渊者，昔条例司，称以为公干才明之人也，前日使试义仓之法，乃至邀遮齐州输税之民，使先诣义仓，然后纳税，于是冒言民便其法。臣恐天下官吏，上畏朝廷，下畏使者，或事希合，置二税而督青苗，然后以鞭笞督其租赋，蚩蚩之众，何以堪之？臣恐不一再贷而天下溃矣。古之人曰：「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犹鲜矣」。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诗》曰：「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又曰：「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方今税役苛重，百姓空匮，虽官廪有未充之忧，公帑有不足之虑，不思节用爱人，重本抑末，而欲矫诬以射利，譬犹割肤体以啖口腹，其不可明矣。昔魏文侯租赋倍于常日，或有以贺者，文侯曰：「今户不加多而租赋岁倍，譬之反裘而负薪者，徒惜其毛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附矣」。此善谕也。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又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可不畏哉」？今陛下欲劝农桑、兴水利、省徭役、复常平，此先王不忍之心也。而献议之臣，直以此扰扰蔽惑天听，茍有志于朝廷社稷者，莫不以为忧勤也。《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臣愿陛下诏天下悉罢青苗法，谨择转运使而久天下县令之任，俾诸路各上十数年之间为县而有绩状在民者，稍易今不才之令，而授所谓农田、水利、徭役、常平之法，使各讲求施设而宽假之，淹以岁月而考课其绩，则四海万里，无不被陛下之德泽者。抑臣闻之，昔鲁欲用田赋，季孙使冉有访诸孔子，孔子曰：「若欲行其法，则周公之典在，若茍而行之，又何访焉」？臣之至愚，其惓惓之义，深冀陛下鉴观先哲之言，究察受敝之俗，决以独断，罢于一朝，别讲治道，垂福黔首。傥姑取其聚歛之意，茍而行之，则臣言为迂疏僻滞之甚者，而妄讥时政，擅废朝参，数违圣旨，罪衅大矣。岂宜更使居位，早行窜逐，不胜幸甚。

臣闻《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臣自惟狂瞽，冒拂天威，固已数矣。然其缕缕之诚，所以不已者，切服大《易》之义，知有犯无隐，不知其身之可保也。然臣非不知朝夕蒙诛，不忍辄有伏藏不尽之意，为无穷之恨，请一二陈之，惟陛下裁择。臣伏见陛下即位未几，起王安石于江湖之上，曾未数对，遂参机务。方是之时，中外相庆，以为三代之隆，可以立俟也。安石乃首建制置三司条例，天下之人，始议其身任大政而专有司之事，然善士犹或恕之，谓其先公家之所不足，将佐陛下以仁义理财赋，节俭先天下，交物以道，奉养以礼，重损浮费，图实廪庾，凡教化之事，犹有待也。已而立均输之议，造青苗之法，天下之人，固已大骇，而善士犹未之深议，谓其志在便民，均一有无，远希先王，补耕助歛，以为于理无嫌。及降诏取利，牵合经旨，谓周公资用于国服之息，利害已白而持之不改，虽善士不复以为是，直谓其诳惑朝廷，愚瞽海内，所以议论交起，不可抑止者。其故何也？义与利之为道异也。始称仿古以行义，故君子犹或恕之；终则不顾以嗜利，虽众人莫之与也。及发七难以拒言者，其辞迂，其理僻，天下之人，益知其所存尽于此，不复有义理之实，徒欲文过求胜，岂以生灵存亡之命、社稷安危之机为计哉！今条例司于浮费无所节损，日造罔民之法；均输官不能通天下之有无，百端以射利；提举官奉青苗之令，纳民于困穷。陛下固尝谓溥天沸腾，黎民骚扰矣。夫政莫酷于剥民以无度，祸莫大于知过而不改。古之所以亡国丧天下，未有不渐于此者。噫！今日之弊，岂难济哉？改之而已。昔者周公盖有过矣，孟子曰：「其为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孔子则自讼其过矣，曰：「丘也幸茍有过，人必知之」。又曰：「过则勿惮改」。又曰：「过而不改，是为过矣」。安石不知虑此，陛下又从而不悟，何也？臣亦略闻其所以遂非而不改者有三焉：不堪怨仇与士大夫之所讥议而不改，一也；狭中自信，悦谄谀，恶诚直，遂不以为非而不改，二也；凭依小人，日满其门，进退荣悴，系于事之兴废，竞为谄辞以悦之，忿言以怒之，使其持之益坚，期于必胜，不问义理之所在，因以不改，三也。此三者，皆安石自为也；所以受敝者，陛下之百姓也；所以当虑者，陛下之社稷也。此臣所以窃为陛下惑也。陛下仁明睿智，早闻道要，未壮御宇，享祖宗久安之基。视图按籍，恻然悼黔首之未乂；延见卿士，慨然叹人才之不足。方欲尽收天下之英俊，共讲平治之术，创为可继之业。今乃相与守区区之弊法，又欲卿士大夫，阿意顺旨而奉行之，其不然者，从而窜逐之，非独安石负陛下任使之意，陛下亦负天下所以用安石之初心矣。臣不知陛下甘其所以得利而力行之耶？徒悦其顺适心意而恶违忤之耶？抑曲徇安石而苟为之耶？臣请陈此三者。凡苛朘巧削之不可，臣前论列多矣，不待再讲而后明也。今陛下深居九重，岂尽知百姓之困苦，谓其比户温饱，仓有馀粟，箧有馀帛，可以任权数而采取之耶？四海一家，皆陛下之赤子，而欲效管仲以千里之齐罔邻国之人耶？又况术疏策陋，为之辄有后灾乎？方今中下之户，农桑之所得，才足以输税者，往往皆是也。岁恶不入，不食草根木皮者寡矣！尚忍以巧歛之法而虐之乎？今陛下甘其所以得利，臣姑以利言之。凡百姓之有两税，犹人之有终身之病也。夏税之输，常至九月十月；秋税之输，常至明年四五月。秋税未绝，夏税又起催矣。每催理不足，县令惧踰限之责，必强人吏代纳，然后以鞭笞追还之，非为令者懈慢不职，民贫不可以迫遽取办故也。两税病民如是，青苗钱又可及时以歛之乎？且十八路之广，一岁之间，必有三路罹虫蝗、水旱之灾者，则其逋亡倚阁失陷之数不为少也，又况不幸遭大饥馑，捐瘠流离，起为盗贼，所谓本利者，复何有哉！假如一岁贷钱千万，为利才二百万，臣恐二百万之利，不足以偿失陷之数，尚可望其息钱以资国用耶？且以利言之，不足以得利，较然甚著，矧悖义伤化，残民害物，歛怨召乱，不可一二道哉！陛下虽甘其利而力行之，其无益可谓明矣。今朝廷患财用之不足，未闻陛下以节俭先天下，而一宫殿之费，或以百万计，一宴游之费，或以数万计，而欲锱铢取于困穷之民，偏听独任，非顺适心意之言不取，又将悉诛而去之，是欲上下雷同，小大阿党，而无一言异者，陛下谓如此为朝廷之福耶？非也。孟子曰：「入无法家拂士则国常亡」。又称文王之德者曰：「以谔谔昌」。凡古之所谓众贤和于朝，与舜命九官，济济然和之至者，非雷同阿党，能顺适人主之心意之谓也。昔齐景公谓梁丘据曰：「据与我和」。晏子曰：「是同也，非和也」。公曰：「和与同异乎」？曰：「和如羹焉，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古之君臣以献可替否为和，非雷同之谓也。君臣之间，既不可雷同如此，卿士大夫，进则陈力就列，退则游从讲习，又可得而阿党哉！周公之事召公，尝不悦矣；孔子之举子路，尝愠见矣；子夏之言子张，尝不取矣。昔赵宣子用韩厥为军司马，厥戮其仆，宣子以为可贺。左雄荐周举为尚书，举劾其罪，雄自以为知人。吕公著、孙觉与王安石，皆平日相友善之人也，岂欲一旦遽相绝哉！盖朝廷之事，不可以私好废公议，不得以枉道为阿党也。是朝廷之所乐得，安石所当愿闻也。前日孙觉之奉诏出按，非以其法为可行也，已而避免，岂有他哉！直以为不俟往而知其法不可行也。陛下原其心为有罪者耶？吕公著陛下任为御史中丞矣，臣虽不知其言之详，然祸乱之机、危亡之渐，御史中丞且不得言，孰得而言者？今摘其造辟之言以为罪，臣恐上下顾避，大小观望，交事钳默，陛下聪明不复广矣。陛下虽罪孙觉为反覆，公著为诬，藩镇天下之人，皆谓陛下为其忤旨，又为其忤安石之意也。傥陛下之意，皆不为前所陈二者，姑欲曲徇安石而茍行之，则复有大骇深忧者。安石狭中自信，寖违义理，以必行为期，以取胜为事，无复以生灵之存亡、社稷之安危为念，凡异己者，必致之罪而挤去之；同己者，无问能否而进擢之。臣不知陛下负扆南面，传祖宗百年之业，而总四海九州之命，为其遂非角胜之资，以庆赏刑诛之柄，为其立朋报怨之具，深为陛下不取也。近者司马光移书安石条例之司、常平之使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系安石之一言尔」。诚如光言，则是行与否，虽陛下不得专矣。况安石忽事而轻信，徒有忿克之心，因其性蔽而阴导之者，吕惠卿也。今安石喜怒好恶，事之用舍，唯惠卿之听，则是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亦不独系于安石之一言，又系于惠卿矣。呜呼！古之陪臣执国命，政逮大夫者，岂异此也？司马光固非狂悖不思，以出此言也。陛下将不以为虑耶？噫！社稷，大宝也；生灵，重事也。盖不可忽易守也。昔诗人伤周室之大坏，不过曰「曾是强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陛下试察此四者，于今为少耶？《诗》曰：「不自为政，卒劳百姓」。又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臣愿陛下烛之以独智，断之以心术，博取舆论，曲循至理，纯取先王之道，改谋长世之策，无为盗言之孔甘，残弊百姓以阶乱，岂独臣之幸，社稷生灵之幸也。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盖言智者察于未萌，明者见于未形，不使无可奈何之悔，至大骇而后图之也。臣鄙野之人，分甘贫贱，自去夏以来，四乞外任，不蒙俞允，误被责任，复不获避，自顾狂妄，讥讪为多。今复发愤懑，悉肺腑愚直之诚，期死而后已。设陛下终不以其言为然，愿惩任使之失，早赐窜戮，不胜幸甚。

臣伏见光禄寺丞、监楚州粮料院胡宗愈，权永兴军节度掌书记、监杭州清酒务吕惠卿二人，并修身高材，好学不倦。其议论文章，皆足以过人，又皆明习世务，可施有政，为朝廷之用。伏望陛下特赐采择，毋使留滞，以厉士大夫之望。后有不如所举，臣当连坐其罪。取进止。

臣伏见权永兴军节度掌书记、监杭州清酒务吕惠卿，学有操术，材剧器博。试秘书省校书郎孙侔，志行刚烈，特达不群。试将作监主簿常秩，经明义修，安于穷贱。凡此三人，皆当今士大夫之高选，举而用之，无所不宜，而臣之所知，亦无以过此。伏乞朝廷采择任使。后有不如所举，臣当连坐其罪。

若济先知华亭县，参知政事吕惠卿及其诸弟与之密熟，托若济使县吏王利用借富民朱庠等六家钱四千馀缗，于部内置田，利用管勾催收租课等事，乞施行。

臣伏见陛下近日断然罢黜吕惠卿，令按治其罪。诏命一出，上自朝廷之卿士，下至闾巷之庶民，莫不鼓舞欢欣，称颂圣德。虽四海之外，万世之下，孰不仰陛下威断之明！臣以谓惠卿执政逾年，所立朋党不一，然与惠卿同恶相继，无如章惇。臣职在纠弹，曾论奏惇佻薄险轻，行迹丑秽，趣向奸邪；亦略条惇徇私作过，欺君罔上，不忠之罪；又复言惇父年八十，不肯归养，隳伤教义，不孝之恶。且陛下官爵，而惠卿与惇擅以相私。只如惇才差往辰州，即举惠卿妻弟方希觉往军前妄冒功赏；惠卿才管军器监，即举惇妻弟供奉官张赴在本监勾当公事。及惇入三司，即商量废罢三省判，特置三主簿，内一员方希益乃惠卿妻之亲弟，一员陈朴乃升卿妻之亲兄。又商量欲擢用和卿，则先荐王安石为例。和卿之庸懦如此，而惇奏风力精强；和卿初作尉二年，而惇奏称所至必治。大抵欺谩君父，愚弄朝廷。其于财利则止有内库、司农寺借钱；其于职事则长是中书刑房、上簿；入省则终日谐亵，未尝请副使、判官过厅；出省则诸处奔驰，惟务寻内臣、富室酣饮。臣前奏内言，惇于熙宁七年十月内两次有劄子面奏，称盐钞四年折却八百万，乞借内库钱五百万，计尽一年，可以积剩得三四百万钱帛。而今年却借司农寺钱三十万支料钱，则见惇去岁所言是欺妄。

惇在省不奉朝旨专权给与李陟、陈敦夫等添给及侄章钺盗官钱帛，惇蔽盖百馀日，并不举觉。及惇已移三司，越职违法，举吕和卿为监丞等事，皆合改正，而至今未蒙施行。缘惇人行污辱朝廷，与吕惠卿协力为奸，欺罔不一。今惠卿虽已黜逐，而尚留惇在朝廷，亦犹疗病四体，而止治其一边；粪除一堂，而尚存秽污之半也。伏以陛下不世出之英主，焦劳求治，既已累年，法度虽备，而朝廷未至尊荣，政化甚孚，而风俗未至惇厚，良以在朝侍从要近之臣，或非其人故也。今正当除去秽慝，以尊荣朝廷，惩汰阴邪，而惇厚风俗；岂可尚使善恶相与，杂处于朝廷？夫朝廷者，天下本源，未有不清其源，而能洁其流者。语云：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朝廷正于上，则陛下之所欲为，不劳而成，圣德日隆矣。

王庭老、张靓朋附吕惠卿，党庇赃吏，乞检会臣前奏，速罢三人差遣。

窃见章惇有举官私邪、奏功妄冒，吕升卿有进对面欺、肆为奸慝，以致李定、徐禧、沈季长之徒，皆有连朋结党，兼相庇护，对制不实之罪。伏乞各废黜除削，仍乞按吕惠卿执政之日欺谩事迹，议法而流窜之。

吕惠卿罪恶之人，近因朝廷差官按治，抗章自列，尚敢凌蔑陛下股肱耳目之臣，乞赐重行屏窜。

窃闻近有指挥建宁军节度副使、建州居住吕惠卿，许于泰州居住。窃听朝论，人心汹汹，为之不安。惠卿操心贪险，为性凶邪，奸言足以鼓扇群小，险横足以胁持上下。方其执政之时，引援凶人，布列中外，残党尚未衰息。忽闻引置惠卿于江淮之閒，群小莫不鼓舞相庆。兼惠卿凶残忍诟，贪冒无厌，既得近地，必须日夜呼召党与，力肆营求，造作讹言，谋害朝政。凶人渐长，其势可忧。伏望朝廷依旧且令建州居住。

某虽有门下一日之雅，而穷陋寡闻，不知官簿所在。日者旌棨南来，传诣合淝，辄具书省候。伏辱遣骑赐答，高辞妙墨，烂然累纸；开阖三过，何贶如之！具审即日初暑，台候万福。某又蒙驰赐《百家新选》一集，发函开读，每得所未闻，则拊髀爵跃，读之惟恐尽也。欧阳公《集古录》云：「物常聚于所好，而得于有力之强。如好之无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兴二百年，宗公巨儒，骚人墨客，专门名家，大篇短章，或脍炙士大夫之口，或沦废于兵火，几亡而仅存，蒐揽亦略尽矣。而诗引所载，多者数百言，少者数十言。其人出处大致，词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风绝尘，师表一世；放臣逐客，兴微托远，属思千里，与夫山巉冢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词，群嘲聚讪戏笑之谈，靡不毕载。《集古录》又云：「惟世之所贪者，无欲于其中，然后能一其所好」。岂不信矣！夫某窃读诸引之后，其诗旧所见不复读，读未见者，每遇佳处，或一再读，或三复而不能休，不谓投老残年，获睹奇胜，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某学迂才下，为世畸人，区区小技，如腊鼠然，不可出郑国尺寸之地。比读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绝古今，而有韵者辄不工」。此语一出，天下遂以为口实。南丰作《李白引》，以谓闳肆瑰玮，非近世骚人所可及者，而连类引义，中法度者寡。荆公屡称郭功父诗，而南丰不谓然，功父疑之，荆公曰：「岂非子固以谓功父天才超逸，更当约以古诗之法乎」？南丰论诗如此。如《兵閒》一诗指徐德占，《论交》一诗指吕吉甫，又有「黄金颜扬」诸诗，皆卓然有济世之用，而世人便谓不能诗，某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诗》：「人言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雪诗》：「平治险秽非无德，润泽焦枯实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忧失，命属天公不可猜」。世人传诵，然非佳句。公诗至知制诰乃尽善，归蒋山乃造精绝，其后《再送李璋下第》、《和吴冲卿雪诗》，比少作如天渊相绝矣。白公诗所谓辞达，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苏、黄门诗已不逮，诸公北归后效白公体益不逮，惟四字诗最善。张文潜晚年诗不逮前作，意谓亦效白公诗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潜晚喜白公诗」。信矣如所料也。东坡论陶诗「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说蜜，中边皆甜。若中与边皆枯淡，亦何用？陶诗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实美也」。公谓徐师川晚年务造平淡，终不如少年精巧。盖平淡不可为，水落石出，自见涯涘，非积学之至，不能到也。吕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有次第，陈无己本学杜子美，后受知于曾南丰，自言：「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非其派也。靖康末，吕舜图作中宪，居仁遇师川于宝梵佛舍，极口诟骂其翁于广座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语，故于《宗派》贬之于祖可、如壁之下，师川固当不平。然惠洪伪作鲁直《赠诗》云：「气爽绝类徐师川」。师川喜以为是，不免与惠洪为类，此又不可晓者。《冷斋夜话》载秀老一事，某在江西时，恶其狂诞无稽，坐客皆怃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笞骂为辱。东坡《橄榄诗》云：「已输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为樱桃。又有俗子假东坡名注杜诗，云「金城土酥静如练」为芦菔根者。东坡《地黄诗》云：「崖蜜助甘冷，山姜发芳辛」。制地黄法，当用姜与蜜，而用樱桃，可乎？黄师是守泗时，以酥酒遗东坡，答诗云：「关右土酥黄似酒，扬州云液却如酥」。谓土酥为芦菔根，可乎？公著论斥其妄，良有益于后人耳目也。某每观其公叙诸诗，词句温丽，纪次详实，尊贤乐善，得诗人本意。叹仰之馀，又见曾存之、晁无咎、廖明略诸公，已推重于幼学之初，而一时名胜，皆其俦匹，然后知公致力于诗文久矣。如曹元宠、米元晖，殆是子美诗中黄四娘者耶！然元宠诗殊有可观，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红窗」，迥矣！聊发千里一笑。某自拜赐，凡六日，读尽所著五十九卷，与《拾遗诗话》一卷，而后修书拜送使者，尚当细读，别具记。不宣。

臣窃以国家之患，莫大于发政行令而人敢违；人臣之罪，莫大于邀功罔上而为国生事。记曰：「不从令者死于律，擅兴千人者诛」。盖自古失御臣之道，使其淩上召乱，而后患有不胜言者，多必由此。然则法令不可不严，而人主不可不察也。臣伏睹去年三月六日陛下登极赦书节文：「应缘边州郡，仰长吏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静守疆埸，勿令骚扰」。命令既下，边境之上风尘顿息，蕃夷之情感服内面。当此之时，知太原府吕惠卿辄于四月中旬被受赦敕之后，连遣部将折克行、訾虎相次以数万人入西界讨荡，所得首级，皆是浅边老弱，虚夸以为功，而官军人骑，死伤甚众。未几西人复仇，以五月犯塞，疆臣战没，士卒陷亡。臣以为劳师动众，奏功不实，以至构怨于夏，犹皆未足论也。而其公违诏敕，擅出师徒，实无人臣之礼，则其罪不可以不治。臣谨按惠卿遭遇暴起，初不以道，幸尝备位执政，不深惟大义报国，乃欲造非常之功，图再进用。且边陲本自无事，又陛下新即位，衔恤慎始，故上循祖宗以来践阼故事，加惠边鄙，禁相侵扰，丁宁戒谕，所以体息军民，慰安夷夏。诏号宣布，明若日月，可谓至恩盛德，人情孰不欣戴？而惠卿以前两府居帅守之任，所宜与国家同休戚，将顺至意，以镇方面，乃敢用贪功倖进之志，为此乱阶。夫违弃制诏，亏臣子之道。其罪一也。当陛下谅阴之中，谋动干戈。其罪二也。受神宗遗诏未逾月，而忘哀疚之情，觊倖功赏，为大不忠。其罪三也。致新天子命令失信于四夷。其罪四也。开外域之隙，至今警备未得安靖。其罪五也。夫惠卿，天下知其为奸人也。方命擅兵，天下之大恶，臣恐防微杜渐，朝廷不当涵养而不虑也。昔汉之王恢欲徼一时之倖于匈奴，故建马邑之役，孝武许之，是恢奉诏以从事也。然终以谋出于恢，故下恢吏，不赦，使自杀。冯奉世使外域，以便宜击莎车，立功万里，终以擅命不侯。盖古之御人，慎兵法义如此。若惠卿则非如恢之请命也，又非如奉世之止于擅命也，被新诏后敕，禁约甚明，而废格不顾，是叛命者也。方陛下嗣政之始，以威福信义怀宁天下之时，而第一命令，为强悍之臣叛违而不从，若朝廷无所诛诘，上下不敢谁何，臣知陛下异日有大政号，将不足以令天下而信四夷，奸臣之逆命，心轻国宪者，将接迹而动矣。臣位中执法，职在纠治奸慝，伏请以臣章付外议，正惠卿罪状，考古之义，依律处分。以伸大公之法，为奸雄之戒。谨具弹劾以闻，伏候敕旨。

臣近者劾奏吕惠卿去年公违陛下即位赦文约束，于四月出兵侵讨西界，乞正典刑。未蒙处分。风闻或者之言，云惠卿曾奏禀。臣以谓曾与不曾奏禀，固非臣之所能知。然奏而出兵，不奏而出，皆是违废制诏，其罪一也。借如赦后奏请，不过以虚为实，张皇边患，以取必于朝廷。且是时，神宗皇帝新弃天下，梓宫在殡，而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哀迷在疚。此何时也，而惠卿忍不恤国家大故，乃敢违格诏旨，以谋动师旅为请，欲遂其贪功幸进之意，是岂复有臣子之道哉！赦书明言：「静守疆埸，不得侵扰外界」。乃陛下即位之始，欲以安静四夷，况边鄙本无一事，惠卿何至废敕而请之？使陛下初临万国，命令反复，不能著信义于四夷，岂不重可叹哉！当惠卿奏请之时，朝廷不能爱惜命令，亟行诛责，既已失矣。今来谏官、御史交章弹论，中外指议，罪状明白。又以二三之言，灭裂宽贷，指事不原其心，议法不当其罪。则何以救命令失信之患？何以开外夷向化之心？何以为天下奸雄擅兴者之戒？伏望早赐睿断，按惠卿罪，重行诛窜。

〔贴黄〕使惠卿于赦后诚有奏请，即不知当时诏旨以何辞报之？臣窃料朝廷必不于大丧哀戚中许其出兵侵讨外界，自废赦令也。若惠卿在去年三月六日赦前旧曾承受指挥，使之侵讨。缘三月六日赦书系是后赦，自合遵禀。

臣等近者各劾奏吕惠卿罪，乞赐诛窜。伏闻已有指挥，止于降官分司。窃恐谪不当其罪，国法不正，人情不厌，须至先事再有论列。缘惠卿巨奸宿恶，暴于天下。方陛下御极之始，忧恤深至，此岂勤兵远举之时？况赦书丁宁，使之静守疆埸，无得侵扰外界。而惠卿无戴承陛下谨始息民之意，于神宗弃天下月馀内，兴师二万，深入羌境，屠杀老弱，希功倖进。借曰曾有奏禀，已是废违赦敕，谋为擅兴；借曰赦后朝廷曾有可报，亦是因其欺罔奏请。则惠卿终是兵首矣！致陛下即位诏命失信义于四夷，则后日将何以令天下？此臣等所以不得不言也。夫惠卿弄兵作威既已无人臣之礼，则原心议罪，所宜合天下之公。案惠卿天资凶邪，勇为不义，怙势以殖产，造法以害民，引置奸险，倾害良善，兴起犴狱，以快私而报雠；生事边境，以妄意而求合。外则胁制州县，内则欺谩朝廷。无毫发报国之忠，有桀骜无君之意。臣等以其实迹，前已历言。夫欲去恶草，不拔其本根而徒芟薙之，以平目前，则他日必有滋蔓之害；欲除恶兽，不逐杀之，而徒置于圈槛，是使其养爪牙而积怨毒，一旦分裂而出，则噬人必矣。今惠卿官为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就而起之，何所不可！异时复出，臣等知衣冠之祸、生灵之害有不可胜言矣！非徒衣冠生灵，而其患必及于朝廷，此又臣等之所以区区而不能已也。陛下比德天地，务在包覆，然人臣之过有大小，于其可赦而赦，则谓之恕。若置巨蠹而不问，谓之养恶。虞、舜，至仁也，若共、驩、苗、鲧不窜不殛，纵其恶于天下，何以循尧道而为至仁？是以行之而无疑。伏望稽考虞舜诛四凶之用心，据惠卿罪状，去邪勿疑，别赐诛窜，以安天下。

〔贴黄〕惠卿智谋险薄，天资嚚顽，又朋党布列中外，根芽盘固。今来制命若不明指奸恶，以告天下，必须怙终饰非，腾起怨讼。熙宁中挟势殖产，诏狱穷治，奸赃已露，一旦侥倖，使有过之弟并当其责，士大夫至今不平。推其所为，不可不虞也！

〔又贴黄〕今降官分司，于惠卿都无所损，是徒撩之，使其中心怨憾益深，异日患祸益大，反不若不谪之为愈也。

准今年闰二月八日圣旨内一项：提举官累年积蓄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主管，依旧常平法。臣伏详常平财用既归提刑司，又言依旧法，则自是合依熙宁以前提刑司所行常平籴粜之法，事理分明。续准四月二十八日敕命，因中书省检会，遂将前项制旨内「依旧常平法」指执以为青苗散敛取息之法，申明行下。命令反覆，天下失望。寻闻臣僚累有论奏其事利害，臣不复详言。今来复睹吕惠卿责降制词，有「首建青苗」之语。夫以建议者为罪，则是朝廷知青苗之不可为也。苟知其不可为，又坐首议之罪矣，而独安然行之，此臣之所以未喻。苟以此法诚有利于天下，则何故明以制诏，坐以为蠹国害民之罪哉？自青苗之议行，而天下以聚敛疑圣旨者将二十年矣。幸而有闰月八日指挥，行之未久，遽已移夺。今又幸而有惠卿责词，此亦足以知圣主哀念疲民，未尝辄忘于怀，故因事辄见之。诏令既明布天下，不可重敛，伏望深究利害，特降睿旨，常平钱物并依闰月八日敕旨，仍申明敕内旧常平为熙宁以前常平籴粜之法，以幸天下，以伸号令。

〔贴黄〕青苗之法可行，则难指以为建议之罪。知建议者可罪，则青苗之法不当行。二者不可并立也！然二者之中，是非易见。伏望速罢青苗之法。以解天下之疑，慰万民之望。

〔又贴黄〕臣固知国用亦或有赖于此。然往者常平旧法以时之丰荒，物之贵贱为籴粜之制，若典领得其人，出纳给贷尽其法，则非独补凶岁、平物价而已，至于公家之利未必减于青苗鞭朴之所得也！

〔又贴黄〕虽云不抑勒，召情愿。然民间以旧欠所逼，每岁须至再请，势不得遂其情愿也。新陈相压，此民之所以困。今若罢之，则民间旧欠亦须宽作料限送纳，所贵易于了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