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桀在位五十有二年，汤受天命，放南巢，实甲寅之历也，是为成汤之元。不踰年而改元革命，异乎继世之君也。推之于历，《考灵曜》、《春秋纬命历》皆本于甲寅元。汉安帝延光二年，中谒者亶诵、侍中施延、河尹李祉、太子舍人李泓及灵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皆言历元不正，当用甲寅为元。议郎蔡邕议之曰：「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据，则殷历元也」。然则甲寅为殷汤之元也审矣。或曰：历黄帝用辛卯，颛顼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甲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鲁用庚子。黄帝、颛顼、虞、夏、周、鲁未必皆元也，何独甲寅以之为商汤之元哉？曰：时君各因事而命，其历不同也。至于殷元甲寅，则历家皆因之而起算云尔。周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马显等表言曰：「夏乘殷，斟酌前代历，变壬子元用甲寅」。其言是也。古诸儒生皆以为孔子用殷甲寅历。汉刘洪于历最善，其表言曰：「甲寅历于孔子时效」。窃以《春秋纬命历》推之，可信洪言。而《公子谱》所谓商起庚戌，终戊寅者非也。《帝王谱》谓汤元年壬寅，《一行历》谓成汤伐桀，岁在壬戌，皆非也。《外传》曰「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韦昭曰「商主大火」，其果合于甲寅乎？曰：成汤六年甲寅，上推桀元年癸亥，实见岁在大火。如鲁僖公五年丙寅，亦岁在大火，上推之于其元年壬戌，实见岁在大火，此固得以为甲寅也。或曰：以夏正论之，大火卯也，此得以为甲寅，何也？曰：夏后氏建寅，商人建丑，周人建子，因其所建不同而然也。鲁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鲁史失闰，至《甘传》与《纬》不同。唐一行曰：周历得己丑二分，殷历得庚寅一分，殷历南至常在十月晦，则中气后天也。周历蚀朔差经或二日，则合朔先天也。《传》所据者周历也，《纬》所据者殷历也。气合于传，朔合于纬，斯得之矣。以此观之，既其所建不同，则大火先得以为寅也。殷人建丑，以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元首，始变虞夏之历也。《世纪》《公子谱》《三统历》皆曰汤在位十三年，今定著元甲寅，则十有三年，丙寅之历也。孟子曰：「汤崩，太丁未立」。夫所谓未立者，言尝立之为君，不踰年而卒，未得立以为君也。《春秋》之法，不踰年之君书之曰子，而不书之为君。书之为君则不可，而数之则可也。不然，孟子何以数之耶？《外传》以谓商之飨国三十一王，并太丁而君之，则非也。《世纪》、《三统历》亦曰「殷世三十一王」，惑于《外传》之论也。《公子谱》谓三十王是也。孟子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已也，复归于亳」。太史迁作《商本纪》曰：「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及《世纪》所载皆是也。《本纪》《公子谱》以外丙即位三年，则非也，《世纪》谓外丙即位二年，与孟子合，而得商享年之数也。孔安国、顾氏、孔颖达辈徒见《伊训》之文曰「成汤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遂以谓太甲继汤而无外丙、仲壬，反以太史迁、皇甫谧、刘歆，班固为非，何其妄也！盖不知伊尹以成汤之训训太甲，孔子本原伊尹训太甲盛衰污隆之意而序之，非谓成汤之于太甲先后世次也。如夫子于《易》曰：「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皆本其治之相成也，非谓其时之相继也。黄帝之后，岂不有少昊、颛顼、帝喾之君欤？仲壬四年而崩、壬申之历也。越明年癸酉，太甲之元也。《三统历》太甲元年乙巳，《元嘉历》太甲元年癸亥，《一行历》太甲二年壬午，三者皆非也。沃丁在位二十有九年，或以谓三十年。小甲在位或以谓三十六年，或以谓二十二年，或以谓十七年。雍己在位或以谓十三年，或以谓十二年。中丁在位或以谓十二年，或以谓十一年。外壬在位或以十五年，或以谓五年。沃甲在位或以谓二十年，或以谓二十五年。祖丁在位或以谓三十二年，或以谓三十三年。盘庚在位或以谓十八年，或以谓二十八年。小乙在位或以谓二十一年，或以谓二十年。廪辛在位或以谓五年，或以谓六年。庚丁在位或以谓六年，或以谓二十一年。武乙在位，或以谓三十七年，或以谓七年。若夫沃丁之立三十年，小甲之立二十有二年，若有七年，雍己之立十有二年，中丁之立十有一年，外壬之立五年，沃甲之立二十有五年，祖丁之立三十有三年，盘庚之立二十有八年，小乙之立二十年，廪辛之立六年，庚丁之立二十有一年，武乙之立七年，则皆与商之享年不合，诚非矣。商享年六百二十有九，诸书皆同。

朕闻有定主然后可责其下以忠，有定民然后可责其下以化。江左之治，昔称元嘉，得非任守宰以六期为断乎？或谓久任而非其人，何以贤于数易？如朕意者，吏为民病，将不终日而去之；民所愿事，将使终其官而不徙，惟其当而已矣。以尔宗属隽茂，所治称最，秩当岁满，民适安之，吾不忍夺也。羲图寓直，以示劝奖。慎终如始，惟既乃心。

愚闻之，东晋有弱中之强，故江淮分守禦之势；李唐有强中之弱，故河朔养腹心之忧。夫外视弱矣，而守禦有定论，则未尝不强；外视强矣，而制驭不自我，则未尝不弱。夫知守而后可以谋战，苟惟守之无地，则战者虽百胜，其能久乎？东晋虽战不足而守则固，是以聪、勒、苻坚之强不能逞南渡之欲。李唐虽战有馀而守则不力，是以赵魏之地常鞠为盗贼之囿。天下之势，其根本在守而其应在战，是知远攻者必近守，不可忽也。刘宋元嘉七年，到彦之等以舟师自淮入泗，溯河西上，碻磝、滑台、虎牢、金墉四镇，列兵分守，魏主命悉众北渡，诸将莫不称庆，而王仲德独以为敌人仁义不足而凶狡有馀，今敛戍北归，必并力全聚，若河冰既合，将复南来。至十一月而四镇复陷，以檀道济之威略，亦不过全军而已。此前事之鉴也。往者北人之归河南五路也，或传北人之谋，谓要得入川不难，将陕西弃下三五年，南兵决来守之，道路已熟，一发决去，必取川蜀。是知示弱以致吾之骄，佯北以诱吾之进，遗我以残破之地，使吾取之以分吾兵势，约我以和好之言，俾吾信之，以出吾不意。我之前日所以失者，犹元嘉也。夫鞭虽长不及马腹，而强弓之末不能穿鲁缟。六朝之际，河南之地随得随失，盖地既平旷，敌通其内，淮南隔其外，而制胜之重或又遥决于大江之南。藉使得河南之地，多置兵则粮运难通，少置兵则不足以自固，大军稍远，士心便怯，此宜可虑也。愚谓今日悠久之虑，要以守而待战。两淮之地形势不相为应者，愿仿六朝兼督之制，以重臣分临之，多者不过数州，使诸将有以分屯而听其节制。如庆历各以分委韩琦辈，重其方面之权而申以春秋责帅之义，无事则谋守，有事则总之于府。此所谓以守养战而以弱养强也。

乾道庚寅，南剑守阙到，法当奏事，以四月六日丁亥挈家泛舟入浙。

丁亥，早发永和，邓庚子长秀才偕行，伴纶读书也。入城应接人事，泊舟候春亭。守倅来饯饮，乙夜散，与兄弟宿亭上。

戊子，早，三兄先归。江涨风静，俄顷至吉水，县官相候。弟侄甥与送客皆还，惟永和十七客少留，因置酒焉。晚同长道赴莫宰会。

己丑，早，放舟至白沙，挈家过罗陂，赴罗子行夫妇及其兄思齐会。萧伯和投诗及所业。南方风大作，继而甚雨。夜归宿舟中，小婢溺。

庚寅，辞罗氏会。白沙相对有石牛潭，其岸即隋以前州城，闻尚有故基及南郭之名。

辛卯，晡时，刘子澄、子和舟来，同长道、子行会饭于江阁，长道辞归。

壬辰，早发白沙，罗思齐、子行、萧秀才特起送别于三里外。晚抵新淦县，权令乐安城丞程从政说（新安人。）、丞许修职孝谟（湖州人。）、簿彭叔牙、监税黄迪功溥（提刑郭彦之孙。）、杨图南、张司理棫、董县丞世龙、（字伯亮。）新湖北提刑司干官余迪功永锡及其侄乡贡进士谊并相候。永锡盖始兴襄公之曾孙。今襄公诸孙或在曲江，或在西山，皆为农，惟居新淦者为士人。永锡以隆兴诏书求勋贤之后得官。

癸巳，早，十二弟妇之母郭氏及韩保之侍郎之孙十五郎霦来舟中，留饭。晚赴董子羽会。

甲午，早发新淦，南风浩然。午后之临江军，泊贡院。前太守施承议兴祖、通判王朝奉同老、知清江县李承议端卿、丞李从政昱、知录王从政子溥、监赡军酒库李迪功孝祥、监税刘从义宗孟及向伯海之婿来司理文渊、（蔼之子。）韩尉谐并相候。邂逅新常德倅郭仲质份，并招杨谨仲、刘子和、子澄饭。韩戴甫及十五郎送别于此。戴甫名翊胄，与竑胄、竦胄皆节之和之子。得豫章报，三月二十五日改除闽宪。

乙未，新邵倅魏大夫彦忱、张直阁永年（叔万、台卿之子。）、何秀才光颜（韩保之婿。）并相候。军学教授张迪功涛、新宜春尉彭迪功龟年、新衡阳簿陈迪功琦并惠诗。赴任子严运司会。盘园广袤数里，高下因山川，甚有野兴。

丙申，新淦巡检潘成忠岑、李深之绛并相候。赴程德远经略会于慧力寺之江月轩。

丁酉，访向伯海，遍观芗林园亭。海棠数百株在南埭，如酴醾洞，花时亦佳哉。晚赴军会。

戊戌，早解舟，未时抵丰城县，泊宝气亭。李令愿、韩丞淳、监税高炳、簿何炜、马君寿、朱秀才祺国宝、宫教陆朝奉筠并相候。

己亥，早赴清都观正法寺开启天申节。清都本甘真人战旧宅云。递中收闽宪信劄。午后胡从周参议来自隆兴。晚赴李令会于清樾堂，旧有物华亭，今存遗址。

庚子，家人赴马君寿内人饭。

辛丑，晚赴朱秀才会。

壬寅，早，暴风可畏，徙舟税亭，未后解维。邑官置酒曲江僧寺，二鼓后散。

癸卯，早，遣帅司急足周权持辞免文字之临安。行三十里遇漕司所假舟，徙焉。晡时宿小桥。

甲辰，早次隆兴府，帅吴明可、漕任希纯、鲁季钦相迓于南浦亭。夜大雷风雨，甚可骇。张彦自永和来。

乙巳，赴二漕会。

丙午，赴府会于南园。

丁未，赴黄季文参议会。

己酉，赴府会于东湖孺子亭。按洪刍《职方乘》云，湖在郡东南，周广五里，郦道元云十里一百二十步。今士大夫家多创楼阁以环之，城中奇观也。酒三行，泛舟过总持院，本唐僧子畋所造。畋精太乙术，能祈雨乞晴，今有井祈求不废。雷堂之后有澹台灭明墓。刍云《史记》虽言灭明居楚，又有渡江斩蛟之事，然豫章非真楚，尚可疑也（平江亦有澹台墓。）。院中老僧年七十，及从徐师川游，能写字鼓琴。自总持过讲武亭，复登舟劝酬。归饮南园，夜分散。

庚戌，诸公来别，遣周忠厚、张彦归庐陵，即解维。过樵舍镇，监官承节郎范渊来迎。宿昌邑山。

五月辛亥朔，风雨。姚媪忌。午后抵吴城山谒庙，少休看经阁，方知东坡所留石砮尚在，取而观之。近岁过客又舍一矢，形稍大而色青，不若旧物之古也。庙侧有圣池，池中有小石浮水面。祝史云买扑三年为界，每年四百千省，纳隆兴公库。晋江朱丞彭年送别于此。

壬子，早阴霾，风逆。行二十馀里而晴，风色亦顺，扬帆颇驶。未后抵南康军，太守钱奉直端立（愐之子。）、佥判王朝散崧、（潍州人。）星子钟令并相候。

癸丑，早，肩舆过简寂观。门外许坚石初为沙石所堙，前岁大水复出。与观主欧阳齐年对泉石小酌，食甜苦笋，名不虚得。齐年求诗，为赋一篇云：「疏食山间茶亦甘，况逢苦笋十分甜。君看齿颊留馀味，端为森森正且严」。饭罢，道入栖真观，即梁昭明书堂，前欲游而未至者，荒芜殊甚。次至开先，主僧虚席，殊不成丛林，而飞桥已为大水所冲。少憩方丈，首坐川僧文逸粗可语。同访招隐泉，有亭覆之矣。日斜归。

甲寅，赴军会。坐五老亭甚久，而晴岚晻暧，殊不满人意。晚，土人及永和王忠各以两舟竞渡。

乙卯，凌晨冒大雨陆行四十馀里，至延真昭德观（知观陈拱微。）。与江州乐顺之教授相会，饮菖蒲酒五行，同登阁而别。由间道渡溪入净慧院（主僧净一。）。此两处皆前岁所未至者。未后出山，泥涂殊险，微以劳勚。晚投宿寻真观，与道士汤善翔小酌云锦阁。步行近一里至灵泽庙，望咏真湫。

丙辰，晴。早过白鹤栖贤寺，寺愈萧索，主僧数易故也。独登五老亭，坐玉渊，及三峡桥而行约十里，饭罗汉院。院不经兵火，而住持不得人，日就摧毁。近者长老方葺僧堂，又引去。今藏殿、法堂、童行堂之属气象犹壮伟。未时还军，别太守而下，欲解缆，南风太高，遂止。

丁巳，拂旦离南康。风顺而高，舟过大孤，轩簸可畏。午后次湖口县，略舣岸即行。日正午泊交石峡，舟人欲止，姑听之。晚有暴风雨。

戊午，早以风逆，巳时方解舟过马当，泊波斯夹，约行百馀里。

己未，风正，扬帆而下。午后以雁汊风猛而横泊对岸港中，移时复行三十馀里，泊怀家渡。是日约行二百馀里。

庚申，北风大作。晡后稍息，移舟十馀里，泊长风沙，距舒州一百三十里云。

辛酉，早，北风未止，行四十里至大云仓。移时浪稍平，又行四十里，至蒋家汊遂止。夜月佳甚，风稍定。

壬戌，早复有北风，抛过南岸，而浪稍平，遂行四十里至池口市盐酪。复行八十里，未后至大通镇，云气稍变，舟人遂止。池卒李臻参，肩舆游九华者，劳以尊酒。思丁亥之游，今复遥望山色，眷眷不已。五更后大风自西来，继以大雷雨，舟摇荡不可止，川船相去才数丈沈焉。予舟本泊于彼，临夜稍徙，仅免于难。

癸亥，早南风，挂帆行近四十里，片云忽在头上，转为北风。两舟相望，篙师皆失色无措，急令转舵就帆，逆行十馀里入铜陵夹方定。午时至铜陵县，泊绣衣亭下。游天王禅寺，今名护法，残僧败屋，不类丛林。《山谷集》有《铜官僧舍得尚书郎赵宗闵墨竹一枝笔势妙天下为作小诗二首》：「省郎潦倒今何处，败壁风生霜竹枝。满世阎刘专翰墨，谁为真赏拂蛛丝」？「独来野寺无人识，故作寒崖雪压枝。想得平生藏妙手，只今犹在鬓如丝」。诗与竹皆不复存。寺后山上有富览亭，望江流凡三夹，对岸即濡须也。五里有宝云寺，李白祠堂在焉。十里有铜坑。知县右承务郎阎晟相候，德夫郎中之子也。邑在乱山中，殊陋。

甲子，北风复作。夜来月色如昼，波伏不兴，今乃阻滞如此。阎宰送别于石龙矶。矶下有洞，虽为三门，而浅局无足观。稍前，江边有马碯石。行三十里入丁家夹，过板子矶。晚抵繁昌县，泊于对岸。是日约行百里，溯流之帆相属，既泊而风辄定。

乙丑，早，风复作。行夹中约四十里，近月子港而止，过此复出大江故也。

丙寅，风定。鸡再鸣，乘月解维，过三山矶，入青灯夹，望鲁江口，遂入芜湖，泊吴波亭下，日向巳矣。知县吕通直昭问（忠穆公孙。）、丞韩承务琳、主簿徐迪功士龙（宣州人。）、尉王迪功椿（严州人。）并相候。

丁卯，雨。略至吉祥寺，长老师勤庸人。王尉云芜湖绝无士人，秋试不满百，未有登科者，近世两人发解，又寄产云。夜大风。

戊辰，风雨稍止。晨发芜湖，过褐山矶，又遇和州裕溪河截税之舟，纷纭愈甚，至投瓦石，久之方去。未时次太平州。太守周元特、倅叶朝请棼、添倅钱宗丞佃、教授吴文林博古、添差教授杨文林恂、判官赵文林子󶷨、推官赵从事不役、知录赵修职彦灿、司理虞迪功份、司户林迪功显、司法王从政豫、当涂宰王通直、权主簿林迪功浩、尉赵修职彦麒、路分都监宋大夫实、添差路分孙大夫谅及其子閤门祗候显祖、同年丁忧赵司法彦萃并相候。

己巳，赴州会。风雨不已，天气如暮秋。借郡舟易豫章者。

庚午，新徽州通判刘大夫授之、盛秀才旦相候，再赴州饭。初约会于凌歊，风雨而止。饭罢独往，比旧加葺，塔之后又创怀古堂，恨烟雨不见历阳。略至广福寺，长老惠明。

辛未，早诣天庆观万寿寺满散天申节，次赴锡宴，日欲晡毕。晚，元特讲通家之礼，二鼓后归。是日虽时有微雨，而其晴可以讫事。

壬申，早，雨，俄晴。舟行小河甚驶，至采石镇，以云气駮杂少留。已而复行，泊慈湖夹，方午未间也，东坡有《阻风》五绝句即此。

癸酉，早行，饭后入鹅港，午时泊新河口。

甲戌，风色不可行。黄圯老运使自城中来。史志道侍郎以发运使过九江，伺其出城，以小舟谒之。

乙亥，赴圯老会于清凉寺。寺有德庆堂，李主所书。闻左仆射陈俊卿以大观文知福州。

丙子，早乘便风出新河。午时过长芦寺，江水涨溢，去寺才十馀步，不暇游也。日欲晡次真州，太守王朝请察相候。

丁丑，早欲行，会大雨不敢解维，赴王守饭于山堂之澄澜阁。同报恩长老妙湍登塔两级，望金山及扬州大明寺塔，遂同过漕司东园，即六一先生为发运副使许元作记者。去岁，淮南运判吕正己即旧址新之，所谓拂云之亭、澄虚之阁、画舫之舟、清宴之堂，皆具焉。添差提刑司干官张从政驹、教授郑从事汝谐相候。张干，毗陵宜兴人，藏古石刻颇富，有泰山秦碑奇甚。表弟章济之运干适过滁阳，见其病子元祚。

戊寅，早，解维，巳时至镇江府。太守蔡子平直阁、通判章朝请汶、陶朝奉之真、总兵史承奉弥正相候。晚，乘潮方能入闸，未至第三闸，遇浅而止。

己卯，早，入第三闸，而连夕大雨，水涨，里闸不开，遂止焉。都统制成太尉闵相候。是日夏至，雨尤甚。

闰五月庚辰朔，早，至丹阳馆，使客之馆也。赴蔡守素饭于普照寺，长老慧照，兴化人。雨稍止，携邓子长及纶上甘露寺，不到已十八年。镇江因北固山以为城，而寺在山上，东坡诗云「古郡山为城，层梯转朱栏」，尽之矣。观狠石、铁镬字、李卫公像、舍利塔。所谓陆探微师子，惟有近岁画本，馀皆亡矣。旧多景楼，乃行者堂。去年太守陈天麟侍郎别卜地起楼，甚雄壮，同长老化昭饭焉。金、焦二山在左右，而面对瓜州，似胜旧基也。

辛巳，早，同邓子长冒大风雨登浮玉亭。亭在江边独山上。或谓此即浮玉山，故创亭焉。傍有小石山、蒜山。又其傍有土山，号坚土山，土纹皆坚故也。登舟，风益大，冲浪至金山龙游寺。长老宝印，川人，有众二百，栋宇鼎新。寺绕山临水为屋，故谚云「金山屋里山，焦山山里屋」，盖实录也。山门借石牌山为案，乃江中三石峰耳。其外小山稍有树木而鸟雀不栖者，世传为郭璞墓。或谓石牌山正为浮玉，水涨不能没，唐人于此铸镜，南岸创亭者非也。别有鹘山，以鹘栖得名。寺有雄跨堂，颇雄伟，洪景伯书颜。观音殿下临龙渊。长老云顷年军士习水战，尝坠石测之，深三十二丈，而扬子江心深有七十馀丈云。会饭于方丈，白丝糕、黑盐豉、糖豆粥，三者山中之精馔也。登妙高台烹茶，壁间有坡公画像。初，公族侄成都中和院僧表祥画公像求赞，公题云：「目若新生之犊，心如不系之舟。要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崖州」。集中不载，蜀人传之，今见于此。茶罢，上绝顶观坡及晁无咎题字，转至头陀岩。头陀姓裴，唐贞元中获金于山而得名者，闻此岩旧乃蛟窟也。中𤃩泉在水陆堂中，陆羽品江心之水此与同味，酌之。闻京口城中井水皆咸浊，甘泉仅一二云。日午，观僧斋毕，过歙州门，僧榻皆逼江，夏潦方至，凭栏眩骇。大抵寺之轩窗无不临水，而此尤可畏。戏投饼饵，龟鼋毕集。初欲自此下焦山，而风雨殊未止，复冲巨浪还西津，亦危道也。谒下元水府庙而归。

壬午，招进士张大亨为咸媪案脉。黄州守杨直阁由义及府学教授熊克并相候。午时开闸，晡后方抵丹阳馆。

癸未，早，别诸公，道过总领所，登供军堂、得江楼、苑信亭，皆洪景伯所葺也。闻府治连沧楼甚佳，恨不一至。京口多以山为城，即城为登览之所。如多景、得江、连沧之类，虽曰楼，实台耳。归而解舟，河道隘塞，行甚缓，送客相见于门。巳未后，晚行三铺，共二十七里宿焉。雨不止。

甲申，早，大雨。舟行，隔堤望练湖，记云方四十里。自离镇江皆溯流，又南风打头，牵挽者泥淖没骭。未后次丹阳县（古曲阿也。），令陈从政玠、丞沈从事宗契、尉汪迪功并相候于北使之馆。陈德自昆山来。天色稍霁，顺流行三铺，宿栅口。

乙酉，晴。早过吕城闸，至奔牛镇，水泛闸不开。监镇沈修职元携数十夫自支港荡舟曲折而过。晚次常州，太守李元佐大夫、通判张仲固、一监丞并相候。

丙戌，赴州会，宾客往复不能记。换舟，遣尝所假者。

丁亥，早赴李守素饭于感□寺。未后解维，抵暮仅行十三里，宿小井。

戊子，南风益高，牵挽费力，黄昏方次无锡县。宰吴奉议沣、丞赵宣义善仁相候。

己丑，早谒蒋丞相、方务德侍郎、张茂材松运使，适相值戴子善秘书、子微台法忧居，并访之。午间携家游惠山。住持法皞年七十八矣，同上南北阁，酌陆子泉、冰泉、龙渊泉，凭水陆池槛观鼋戏而归。赴蒋丞相会。

庚寅，早，方务德、张茂材约喻子才避暑惠山，留连至夜，凡七饮茶，归邑即行。仲贤自昆山来迓。

辛卯，未后至平江，知府汪圣锡、提举常平芮国瑞相候于姑苏馆。

壬辰，至从母宅，赴府会于齐云楼池光亭。晚招仲贤、子长置酒姑苏台，劝酬□百花洲。暴风雨。

癸巳，同家人赴从母会，留连竟日。仲贤先还昆山。

甲午，早赴芮国瑞会。夜携家赏月姑苏台。

乙未，王仲谟兄弟及数亲旧皆自昆山来。

丙申，早就百花洲具饭待昆山诸亲。王节使权相候。晚解维，抵门而止。

丁酉，早出盘门，如昆山县，以塘路桥低转湖泺（土人谓之皇天荡。），正值东南风打头，撑驾甚劳，晡时方抵下苧渎，距府城才十二里。逼暮，仲宁自县来小酌。

戊戌，终日逆风，牵挽进寸退尺，一更后方抵昆山栅外。知县宣教郎刘𤪠、监税武功孙大夫德相候。

己亥，舟转而南，越两时方抵妻家。王德温兄弟、李四九将仕、五十将仕、张察判棠、郑提干莘、陈教授九思、司户九德、钱唐孙宰听、瑞昌钱簿永弼、郁子文并相候。夜饮，四鼓散，浴而后寝。

庚子，郑通判复、总干晋表、主簿宗仁、郁九一解元并王点县仰、边三一解元并相候。

辛丑，吴县丁丞三畏以檄视涝回，云昆山管内计田二百四十馀万亩。

壬寅，早，就东寺具饭待赵常熟及丁丞。寺今为安穆皇后功德院，赐额曰荐严资福。长老普璇，淳实人也。新萧山尉杨迪功松及其婿新长兴尉陈迪功茂英相候。

癸卯，相士三衢徐璿来。

甲辰，早，赴仲谟会，前吉水庄丞相候。

乙巳，早，祭外舅茔。午后留李良佐酌平江柯山泉。前吉安丞郑宣义颐、新淮西运干陈承事临、国学进士陆日新并相候。

戊申，新湖州梅溪监镇钱迪功郎永存相候。晚赴仲显会。

六月庚戌朔，添监赵承节伯祉相候。赴观音庵寂照大师若钦饭。乘雨凉过山寺报谒，访老僧法回，步至塔院，山之绝顶也，凉甚。

辛亥，早，赴仲吉会。初泊舟外姑宅前，而东西照不可过，惟磬折可避，复为桥碍，乃移舟南问津。晚宿西栅。

壬子，早，随潮行舟，午时泊岸，距旧处才十馀步，阻于一桥，为此迂枉。

癸丑，国学吴仁杰字斗南，携所解《古周易》及启事相候。

甲寅，新临江通判赵宣教不比相候。

辛酉，货齿药人夏彦兴参颇能弈，令与仲显对，盛暑永日，无以度故也。

壬戌，招沈宽登仕案脉，累日苦脾疾，心气极不能支。

癸亥，体中小快。暑甚，夜月却清明，留仲谟兄弟露坐小酌。

甲子，筮《易》，遇《屯》之《益》，留李良佐小酌。

乙丑，晚以小舟入城。

丙寅，辰后入娄门，至从母宅。

丁卯，饭罢谒汪守，馆于瞻仪堂。

戊辰，圣锡云：「幼年初读《陈无己集》，有《代人乞郡劄子》，一见便疑为代傅尧俞作，后阅傅集果然，乃知宿世读书之说可信」。圣锡疑无己后身也。

己巳，久不收永和书，甚悬情。今日连得闰月十二日以前三书，知十三弟得子，不胜其喜。小汪云有书号《类文》，隋时集两汉以来古文，多今时所无，如曹植文尤众，植集中未尝载。

庚午，早赴芮国瑞提举会。谒李直阁简能，旧提刑也。是日范至能借大资政、醴泉使、侍读使大金，求陵寝及正受书仪，过此，晚谒姑苏馆。副使康湑。

辛未，五更别汪圣锡、芮国瑞，再过从母宅。终日雨凉，翁子功监丞相候，赴江西帅幕过此也。

壬申，复热。晡时辎重自昆山来，别从母、茂之，出娄门，登府中所借舟，为奏事之行。晚次吴江县。

癸酉，早，步过长桥，入臞庵。主人知县君份及其子皆死，惟二孙在，榜苏养直诗于宜芳亭。是日大暑，或行或止，惟舟人是听。

甲戌，早次秀州，泊驿亭。方务德侍郎、权州赵直阁师夔（秀王之孙。）、通判朱通直自求（侍郎巽之后，康叔之曾孙。）、判官郑从事伯英、司理邵修职輶（至卿之子。）并相候。入城报谒，憩精严寺。晚赴务德会，荐术士刘演谈命，旧号江西牧童，今曰睡觉生。二更解舟。

乙亥，递中收王致君正言书，转致四明六十九姑书。姑盖族叔祖忱之女，己丑生，嫁黄氏，丁亥秋丧夫，生四子：长小二郎（直躬伯隐，甲辰生。），次小四郎（直履，癸丑生。），次十一郎（直见，己未生。），次十四郎（直异，乙丑生。）。三女：大姐归吴氏（年四十六，乙巳生。），二姐归王敦礼（年四十二，己酉生。），三姐归吴氏（丙戌年死。）。今居奉化县黄郎中宅。晚过崇德县，令吴从事道夫相候，即行。

丙子，早抵长安闸，终日伺候启闭，逼暮始能过。大暑不可堪，夜气稍凉，连夕进棹。

丁丑，早，祗受告命，寻抵临安闸。饭后入北关门，权寓普惠院（俗呼北寺。）。庚辰春到关亦馆此，主僧善伦，相别十馀年矣。

戊寅，芮国器司业、邵伯恭博士款话终日。晚，鲁彦质来谈命，郑人也，自称将仕郎鲁诚修，饮之。

七月己卯朔，李仁甫焘秘监、范至先工部相过。仁甫新除湖北漕。

庚辰，同年刘文潜焞著作相过，刘军资恪继之。胡邦衡侍郎携具来。晚借李德章翚知县修文巷小宅徙居，以北寺太僻远也。设榻小楼，略无蚊蚋，殊觉安寝。客云，昨日进呈予到国门状，上再三称能文。

辛巳，芮国器及沈持要检正携具来。

壬午，汪仲嘉大猷、王宣子二侍郎、张钦夫吏部、郑少嘉礼部并相候。表弟三十七监庙泽、四一县尉湖同自上饶来，留款。

甲申，黄通老尚书、尤袤延之宗丞、刘仲卿及其二子并相候。延之云，两月来自釐务官而上外补贬逐死亡者仅四十人，亦气数使然。留吕伯恭、王得卿饭。李德章送白酒甚奇，饮鲁彦质。

戊子，留表兄郭元嘉之子谟及王得卿饭。许季立调汀州判官，访别。

己丑，朱老娘来，年八十三，甚健。

辛卯，连日肠疾为祟。初闻车驾来日孟享景灵，既而值雨展日，閤门忽报来早引对，病中甚以为忧。

壬辰，平明入和宁门，对于后殿。次堂参，次过六部遍谒长贰郎官，次至虞相、梁参府。晚赴张钦夫、吕伯恭会，同坐新秀州守曾原伯逢。

癸巳，劬劳之日，胡邦衡惠诗。食素，终日讲人事。

甲午，早台参，次谒四台官，次别二府。竟日奔走泥涂中，暮归寓馆应酬书尺，劳倦不可言，幸肠疾少损。

乙未，早，台辞毕，即出涌金门。芮国器、沈持要、范至能先置饯于柳洲，李秀叔彦颖吏部继至。俄报有奉常兼西掖之除，既而乃少蓬、翰苑也。闻执政进至乞留，上曰：「甚好，但恐立异耳」。初拟少蓬，他日兼掌制，上曰：「便令兼内制可也」。秋暑酷甚，有醴酒，夜置舟泛湖赏月，二鼓后归。

丙申，早受省劄，即上辞免状，又受磨勘朝散郎告。

戊戌，车驾诣景灵宫。馆中同官相过：秘书丞李处全粹伯、郎陈骙叔进、张渊叔潜佐、刘焞文潜、林光朝谦之、校书郎杨兴宗似之、萧国梁挺之、赵汝愚子直、正字丁时发子章、冯田宗义。

己亥，宰执分诣。

庚子，受辞免不允劄子。

辛丑，早入秘书省供职。前月秘阁檐忽摧，少监李仁甫云：「昔御史门台坏而司马光去，今秘阁摧，某其去乎」！已而果除直显谟阁、湖北运副。临安修葺凡用八千缗，昨日方讫工而予今日上，初不知也。

伯父沅陵公好贤喜士，其规模宁与时利相反。一时巨室，众方慕向，有来请交，多舍去不顾；即故家若寒士人所蹈藉者，往往察其贤延誉之。仕以故弗甚显，然世言善择交者，人人推周使君。绍兴丙寅春，道袁州，问州之士大夫孰可与游，皆曰：「蔡君子亨，故相家也。筑室炮沙河上，葺废圃为园，日延邦人过客，饮酒赋诗、鼓琴弹棋于其中，盖二十年未尝见过失，是何如」？伯父曰：「可也」。立命过蔡君。蔡君出迎，貌温而恭，论辨而无邪，视其家庭萧然，阅其子弟翼翼怡怡，争读书学文。伯父喜曰：「人言果可信」。时方求介妇，会蔡君亦择婿，一言而两家通婚姻如东阡北陌也。归道所以然，予年尚少，窃记之。自是从事四方，绝不与子亨相闻。隆兴改元秋七月归庐陵，客有斩衰偕谒入者，视之乃子亨之子岳也。予惊问来故，则哭曰：「今年先人弃诸孤，虽葬而墓碣未刻，犹不葬也。岳为是不敢顾几筵，扶服亟来，惟执事哀许」。予辞谢累月，岳泣请益虔，予兄又提笔迫曰：「趣为我具稿」！乃取左从政郎、吉州司法参军魏吉甫所状世阀行事而比次于下。君名衢，子亨字也，兴化军仙游人。曾祖准，赠太师、秦楚国公。祖京，太师、鲁国公。父鯈，赠少保，谥文简。母永宁郡夫人强氏。幼以门功补承奉郎，转承事郎，尝赠金紫，除太府丞，改直秘阁。君父母皆早世，能自立，不为贵骄气习。在政、宣间，公私事一无预知，故官以例迁，未尝超拜。及举族落南，有司独刊去君名，则其始末可概见矣。始虏之入大梁也，士民挺身避难，君能冒死走父母殡宫，取柩南奔。其后群从有困穷死亡者，君悉为赒给盖藏之，平生孝友类此。死时年五十八，时正月己酉也。葬以四月壬申，墓在州之西平田。娶洛阳王氏，惠献公化基之曾孙。生四男：󰠩、岳、冈、𡶇。󰠩、𡶇前死。四女：长婿右文林郎、武安军节度推官王注；次则予兄，右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必端；次进士张伯虎；其一既嫁复归。孙男三人：垓、圯、埴；女三人，尚幼。铭曰：

家鼎盛，或端靖，名必振。废而居，谁尔谀，乃有誉。铭君墓，是之取，尚无斁。

元嘉二十四年，衡阳文王义季卒。自彭城王义康之贬，义季纵酒，至成疾而终。

万里曰：文帝即位之初，以傅亮、谢晦废其兄营阳王而弑之，弑之而立文帝。文帝至于问营阳所以死之状，当此之时，厚兄弟而薄天下，何其盛也。至于义康初任之以国柄，卒置之于死地，至使义季亦托酒以死，又何衰也。大抵情之矫者必复，爱之过者必反。兄弟之亲，厚之以恩可也，厚之以权不可也。文帝以权而厚义康，厚之者，杀之也。文帝之矫于此复矣。

元嘉二十七年，魏主遗帝书曰：「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切，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杀之，乌得与我校耶？彼公时旧臣，虽老犹有智策，如今已杀尽，岂非天资我耶」？

万里曰：太武之书，非礼书也，嫚书也。文帝即位以来，杀傅亮，杀徐羡之，杀谢晦，杀檀道济，杀裴方明。道济之死，举帻而投诸地，目光如炬，曰：「乃坏汝万里长城」！魏人闻之，曰：「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文帝之举措如此，魏人之嫚书所由至也。大抵人主在已不可以有失德，在民不可以有虐政，不可以杀无辜，不可以害忠良。傥或兼是数者而有之，外则为敌国问罪之资，内则为奸雄倡乱之资。古之人主有为之者，商纣、隋炀帝是也。纣之恶自以为有命在天也，然其罪武王得以作书而数之曰：「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为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亦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所谓外则为敌国问罪之资者也。隋炀帝性疾人谏，曰：「有谏者必不置之地上」。然其罪李密得以移书而数之，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此所谓内则为奸雄倡乱之资者也。文帝，南朝之贤主也，任己无失德；在民无虐政。元嘉之政，比隆文、景。然杀无辜，害忠良之罪，犹足以招魏主嫚书之辱。使其在己有失德，在民有虐政，则魏主之书辞其止于此乎？此可为文帝贺，亦可为文帝惜。有天下者，可不惧哉！

太子竦然曰：「极是，极是」。

崔浩撰《魏国记》，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刊石列于衢路。北人见者谮之，以为暴扬国恶，帝命诛浩及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

万里曰：治古无族法。罚弗及嗣，舜之法也。恶恶止其身，仲尼《春秋》之法也。罪人以族，自纣始，至武王而除之。夷三族，自秦始，至汉高帝而除之。元魏之法，非中国之法也，夷狄之法也。崔浩以直笔而获罪，高允争之，以为罪不至死，太武诛之，亦已甚矣。且夫一人抵罪，妻子未必与知也，族人何与知焉？族人不与知也，亲戚何与知焉？既诛浩，复尽诛崔氏，又甚矣。复诛卢氏、郭氏、柳氏，愈甚矣。大抵法之太峻，非人主之福也。法太峻则其下皆有不自安之心，下有不自安之心，人主欲求自安，不可得也。故纣及身而灭，秦二世而亡，太武及身而弑。万里闻之苏轼曰：「生民以来，未有祖宗之仁厚」。盖历代之虐刑，至太祖而尽除；本朝之仁恩，至仁宗而愈深。其待臣下，大抵恩胜威，礼胜法，有佚罚而无滥刑。祖宗相传以为家法，未尝有大诛杀也，而况于族乎？故后之人主虽有不测之威怒，亦顾家法而不敢违。故误国如蔡京，诛止其身，而不及其子，绦不过流岭表而已。蔡氏子孙至今犹富也。国祚久长，实基于此，此自古所不及也。

太子曰：「祖宗相传只是一个仁字」。

上欲伐魏，王玄谟劝之。

万里曰：两国并立，能相持而不能相亡，必皆有得天时者。当此之时，非有天下之大机，彼国之大衅，其法不可以为兵先，不可以为动始。违之者败，宋文帝、魏太武之时是也。宋无衅，魏伐之，故败在魏。魏无衅，宋伐之，故败在宋。且是役也，刘康祖以为不可，沈庆之以为不可，太子劭、萧思话以为不可，而玄谟首倡兵端。帝谓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不知夫玄谟者轻而喜功，贪而虐下，是何足付哉！一败之馀，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焉。昔臧宫、马武请伐匈奴，而光武答之曰：「举天下之力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民」。文帝其亦知此也乎？

王玄谟围滑台，魏主引兵救之。渡河，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动天地。玄谟惧，退走，魏人追之，死者万馀人，麾下散亡略尽。

万里曰：古之战者，必有其具。所谓具者，非兵甲之谓也。尧舜之具以道德，如不战而屈人兵是也。汤武之具以仁义，如以至仁伐至不仁是也。秦汉之具以赏罚，如白起赐死、王恢弃市是也。王玄谟首劝北伐，身为大将，一旦遇敌，未战而先奔，是在军法，顾文帝不察耳。诛玄谟以谢天下，是军法也。宿将有大功如檀道济，帝则杀之。征仇池有战功如裴方明，帝则杀之。至玄谟则置而不问焉，帝之赏罚为有法乎？尧舜之道德，汤武之仁义，非帝所及也。秦汉之赏罚，帝亦无之。以此而战，杜牧所谓浪战者欤？如是而欲取人之国，不为人取，国之幸矣。

魏太子晃监国，颇信任左右，而中常侍宗爱多不法，太子恶之。仇尼道盛、任平城有宠于太子，皆与爱不协，爱告其罪。魏主怒，斩道盛等，太子以忧卒。帝徐知太子无罪，甚悔之，追悼不已。宗爱惧诛，弑帝，杀秦王翰，立南安王余。宗爱专恣，余患之，谋夺其权。爱怒，弑余。源贺、陆丽立皇孙浚，杀宗爱。

万里曰：自古亡国弑君，未有不自亲信小人。故仇尼道盛、任平城之宠盛，而太子晃以忧死；宗爱之言行，而魏太武以弑殂。盖太子晃之祸起于亲信己之小人，而疾视君侧之小人；魏太武之祸生于听小人之言，而又悔听小人之言也。夫小人者天下常有之，但不可亲信之耳。小人者，士大夫中亦有之，但宦官近习中有小人为多耳。所谓小人，初无定人，亦无定貌。以柔佞为正，是为小人。以谗谮为忠，是为小人。遇宠则争，遇利则夺，是为小人。小人之亡国败家，其情状虽千变万化，而大略不出于此。魏太武南侵宋，灭夏，灭南、北燕，灭柔然，威震天下，而身死于宦官宗爱之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能庇其三子与其一身。既亲宗爱，又信其言，既信之又悔之，既悔之又不能断而诛之，使小人反侧不自安而至于此也。始亲其人者，过也。听其言以丧其子，又过也。悔听其言，而不果于诛其人以及其身，又过也。自古小人之祸非一也。宋元公信伊戾之言而诛太子痤，汉武帝信江充之言而杀戾太子，岂特太子晃而已？以唐明皇之贤明而弑于宦官李辅国，以宪宗之英武而弑于宦者陈洪志，岂特魏太武而已？莫亲于父子而小人得以间之，莫尊于君父而小人得以弑之，近习小人之祸可不惧哉！然则人主欲免小人之祸，何由而可？一曰正心，二曰讲学，三曰近君子，庶几可以免乎？

初，潘淑妃生始兴王浚。元皇后性妒，以淑妃有宠于上，恚恨而殂。淑妃专总内政，由是太子劭深恶淑妃及浚。浚惧为将来之祸，乃曲意事劭，劭更与之善。劭、浚并多过失，数为上所诘责，使吴兴巫严道育为巫蛊，琢玉为上形像埋之。陈庆国以其事白上，上大惊，命有司穷治其事。道育变服为尼，匿于东宫。上怒甚，欲废劭，以告潘淑妃。淑妃告浚，浚驰报劭。劭与腹心队主陈叔儿、齐帅张超之等谋为逆。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劭与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门。及斋閤，拔刃径上合殿。帝见超之入，举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帝。

万里曰：元凶劭之恶，灭天理，斁人伦，其恶极矣，万世臣子所不忍言也。然其祸乱之原生于陈叔儿、张超之等小人在侧，而发于巫祝严道育之妖妄。昔者周成王之为太子也，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武王不使一小人在成王之侧也。古者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先王不使巫祝得出入于宫禁之中也。今文帝既不能择忠正之士以素教其子，又不戒群小之薰染，使得养成其不义之习，不禁巫祝之妖妄，使得蛊惑于宫禁之中，其原甚微，其祸甚酷。故《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三月乙未，武陵王骏举兵讨劭。四月戊辰，军于新亭，大将军义恭上表劝进，以散骑侍郎徐爰兼太常丞撰即位仪注。己巳，王即皇帝位。

万里曰：《春秋》之法重五始，其一谓始即位者，人君之始也，故人君之道莫大于谨始。盖人君即位之初，天下臣民皆倾耳注目以想见吾君之圣德，以企望吾君之圣治。始乎修德，犹或终之以失德；始乎纳谏，犹或终之以拒谏；始乎遵祖宗之法，犹或终之以变祖宗之法。故晋武帝即位之初焚雉头裘，唐明皇即位之初焚珠玉锦绣，非不始之以勤俭也。而二君末年皆以荒淫召乱天下，几至亡国，而况始之以荒淫乎？宋孝武以藩王起兵诛元凶，报君父之雠，亦可称矣。然即位才几日，而淫其叔父义宣之诸女。义宣之诸女，帝之从姊妹也。齐诗谓之鸟兽之行，所谓始乎修德者安在哉！周郎上疏告之以备边境，告之以行丧礼，告之以俭宫壸，告之以辨毁誉，亦未为犯颜逆耳之甚也，然即位以忤旨而黜之，又未几而杀之，所谓始乎纳谏者安在哉！文帝元嘉之治比隆文、景，本于郡县守令择人久任故也。帝首变文帝之制，以六周为三周，以久任为数易，所谓始乎遵祖宗之法者安在哉！其初既无修身齐家之德，其后卒为荒淫暴虐无道之主。臧质侮之而叛，义宣恨之而叛，外则结怨于民，内则短折其寿。其身幸以令终，而其子竟遭废弑，一己失德，两世受祸，盖孝武不谨其始之患也。人君即位之初，可不戒哉，可不惧哉！虽然，人君之谨始不在于即位之后，而在于未即位之先。使文帝能得天下之贤人君子以辅导其子，养成其德，平居为贤王，然后一旦为明主。使孝武即位之始已失德于天下，是文帝亦有过耳。

魏主立子弘为皇太子，先赐其母李贵人死。

万里曰：伤哉，李贵人也。生子而为太子，幸也，何伤之有焉？虽然，立其子，杀其母，何幸之有焉？立其子，杀其母，逆天理，悖人伦，莫甚于此。二帝三王未是有也，自汉武帝始也。杀钩弋而立昭帝，其意以为钩弋不死必祸昭帝如吕氏也，不知钩弋死而昭帝夭。后魏，夷狄也。武帝故事，后魏未必知也，特其残忍无亲，猜防太过，以为君亡而母存，则皆为嗣君子祸也。于是立其子而杀其母者，数世也。有所必杀，必有所不及杀，非卢之遗也，天之数也。至于胡后不及杀，卒以此乱天下而亡魏，谓无天也，可乎哉！

周郎言事切直，上杀之。

万里曰：古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汉高帝问周昌曰「朕何如主」，昌曰「陛下桀纣之主」，而高帝不以为忤。晋武帝问刘毅曰「朕可方汉何主」，毅曰「陛下桓、灵之主」，而武帝不以为罪。唐高祖即位之初，孙伏伽谏数事，皆人所难言者，高祖赏之。此三君所以兴。桀杀龙逢而亡，纣杀比干而亡，隋炀帝杀赵才等四谏臣而亡，明皇杀周子谅而几亡，此杀谏臣之祸也。先儒曰：亡国之君其罪多矣，而罪莫大于杀谏臣。宋孝武以直言而杀周郎，其罪大矣。内有文帝结民之德，外无敌国问罪之辞，其不亡者幸耳。虽然，古之君子必观时之昏明以为己之语默，古之明君必观臣之语默以占己之得失。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此君子语默之节也。观其臣危言而不讳，足见在我有从谏之圣；观其臣言逊以避祸，足见在己有拒谏之非。此人君得失之占也。周郎事昏淫之君，立无道之国，而危言以杀身。孝武怒正直之言，杀忠谏之士，至于陷其身为万世无道之主，皆不足与语古者君臣相与之道。

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沉醉，嘲谑无度。

万里曰：君臣之情虽不可以不通，然君臣之分尤不可以不严。不通则隔，不严则亵。秦之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兵，至于燕使荆轲刺始皇，绕柱而走，殿下之卫卒拱立而不敢救。赵高说二世，谓人主当深居，臣下不可得而见其面，至于望夷宫之弑逆，二世乞为黔首而不得。此君臣之情不通之祸也。宋闵公靳宋万，为宋万所弑；陈灵公戏夏徵舒，为徵舒所弑。此君臣之分不严之祸也。君臣燕集，古人有之。如《诗》之燕群臣，燕嘉宾，燕朋友故旧，岂可废哉！不如是无以通君臣之情也。孝武与群臣燕集，未为过也。至于使之沉醉嘲谑，则过矣。君而嘲谑其臣，则君不君；臣而嘲谑其君，则臣不臣。天下之纲有三，天下之常有五，而莫重于君臣。至于君臣嘲谑，三纲五常于是尽废矣，此刘宋之所以不永也。

初二日、初九日两被呼召，侍坐函席，诲以话言，遂及边计。忧众之所不忧，又将为人所不能为，以为当及虏无事时，大为边防，事至图之，无及于事，非以身任天下之责者，其谁知之？岂特门生故吏忻幸之私，实宗社苍生之望。仆后生妄庸，既被恩奖，当时不避狂斐，随问辄对，言不尽意，退而惘然。今当远去钧屏，思报万一，不知所出，愿效一言，敢疏管窥，庶有山海涓尘之补，伏惟钧慈采察而审图之。比年人情苟且，类少深远之谋，众人幸于偷安，狂妄则希生事。偷安固一切不问，生事则轻议伐人。且不备不虞，不可以师；不知彼己而轻易用兵者，百战百殆而已。虏人之情，传闻常多失实。其在兵法，用间号为尤难。古人譬水之能载舟覆舟，不轻信之如此。圣人内求诸己，无取于物，我自能而何敌之问焉？国家上当同君臣之心，明忠邪之辨，众贤登进，百度自举，感神格天，何求不获？区区夷虏，夫何足道！其次淮堧之地，当施罗落；江流海道，合置水军。昨闻山阳、合肥之谋，规模既已略尽，江海之备，则殊未闻。其间间道所行，我之素不讲者，天长可以入维扬，清流可以向六合，肥水可以下合肥；北峡之隘，庐江之径，与武昌之近，新息、秭归之比；商于、贾堑、三关直趋荆、鄂，子午南达梁、洋，洮、岷东近威、茂。前人用兵所经，斥候又当明远，忽而不备，则邓艾江油之事，不可便谓无之。冲要虽有重兵之屯，坚城之守，中无民力，且乏粮械之资，则亦未可谓之万全。人情苟安，不知为备之说，欲为守禦，固当力施行之。言议悠悠，何益于事！至如用兵一事，起于喜事之臣。窃尝论以孙子始计之书，盖未知其可也。方今人人异意，不可谓道；灾变数起，不可谓天；以江左而争中原，不可谓地；以贪戾而帅骄卒，不可谓将；将士不相安习，不可谓法。于斯五者，曾莫之计，又不可谓知之也。恭惟主上天纵之圣，曾非龙荒所得伦拟，则主孰有道，在所不论。至于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彼固不容尽知，其在我者亦可以知之矣。虏能包藏隐忍以成鸣镝之事，未可以无能视之。捕盗之军、归卧之帅，又安知非彼之谋？前虏方易主时，我以全师临制其后，尚无尺寸之效，则今未易图也。我自隆兴、乾道之后，星文屡变，水潦荐臻，流离之民充满道路，骄悍之卒气凌州府；或悖而辱长吏，或起而为盗贼，皆有形验，安可谓加于虏？且以区区江左，经纬中夏，以一图九，古人固已寒心，求之时贤，恐不易办，虽以恩地之重，仆犹以为未可必也。方今兵力既弱，财力空匮，所恃以战者不过三衙、御前之众，旧人既已垂尽，江南白丁未可望以持久。所仰以济者，不过常平钱米，应在虚数，州县尽然，问之甚多，求实无有，赈济已自不给，必将上误军计。以此用众，其能济乎？兵交于前，人困于后，安知卢循之盗，寄奴、霸先之将，不又起于萧墙之内？事至而悔，将何及哉！昔宋文帝河南之谋，其算殆无遗策，终无成济，胡马饮江而治遂衰；太祖皇帝谋取幽州，赵普以为必得，问将谁守，因不复言。今之治功与一时之将帅，未能贤于元嘉之世，其望太祖固已辽绝，不监不法，将恐辱甚于饮江；即幸胜之，仆窃意其方劳庙算也。主上用兵之意，每形天语，空言挑虏，兵计固当然乎？有谋人之心而使敌人疑之，殆矣。枢密忠诚体国，愿垂深念。致君尧舜，望惟以仁义纲纪为本；备边之计，幸勿为浮议摇动。至于用兵，则请留待十年之后，必以机会而举。人才既富，彝伦既叙，虏之世世淫暴，必将有颉利之功矣。且自古未有寄任不专，孤立无助，小人不去，而能成功立事者。诚能和同君臣之际固善，如曰事出九重，制不在己，则当以义进退，不可身坐庙堂而叹志之不伸也。仆受恩深厚，不知言之妄发，万死未足以谢，惟幸察之！

臣观今日事势，训兵理财先为富强，以待天下有变，敌国有衅，则乘机从事于中原，此今日恢复之定规也。天下未有变，吾能激之使变生，敌国未有衅，吾能挠之使衅作，使就吾之机，以行吾之志，此今日规恢之奇谋也。弋者取禽，猎者取兽，方其栖深林，伏丰草，偶然自堕网罗而后取之，非弋猎之妙也。动之使飞而触吾之罗，扰之使逸而触吾之网，网罗在此，若有所不可，已而必陷其中，此弋猎之妙也。自岐亮殒亡，葛褒自立，其守国盖亦得策，然岂可以其得策而遂绝念忘怀，以为终不可图也？要当使其不得已而必舍得策就失策，彼虽明知而无可奈何，必当出此。臣所谓使彼就吾之机者，英雄图天下之妙诀也。与陛下言恢复者众矣，亦有及此者乎？正隆之末，中原本不欲南向，岐亮以势劫之，未至汴而军已离，未渡淮而盗已作，未抵江而中原大乱，葛褒已叛，数年而后定，此覆车之鉴也。葛褒鉴岐亮之败，其势不得不归于和。方陛下坚持不和之论，为葛褒者亦罔知攸济。其初欲弃河南啖我以为和，其臣力言岐亮之死，军势甚危，我不能袭而止；陈、蔡之陷，汴、洛大震，我不能进而退；陇右之失，关中欲倾，我不能取而归。以此三者卜天意之不与我，苦劝葛褒勿弃河南。已而削臣礼，损岁币，欲就我以为和，而陛下难于弃要害之地，固执如初。已而大臣异议，并边撤兵，则乘间进师，遂胁我以为和，而陛下权宜从之。葛褒谋和之序有三，势未安则欲啖我以为和，势稍立则就我以为和，势既振则胁我以为和，于是仅乃得成。自辛巳至甲申，何其欲和之坚，谋和之艰也！葛褒之被衮服冕，其初未敢侥倖久长也，至是东南既和，中原渐定，而其国始可保矣。葛褒初年，金人已有亡徵，其能存立渐致康强者，和之效也，故葛褒欲保今日之和，犹秦桧欲保前日之和也。成之既艰，保之必力，茍失和则必用兵，用兵则中原之人又复如前，而岐亮之患亦将袭后，此葛褒之所甚惧也。夫中原之与金人，其不相安久矣。靖康、建炎之际，宇宙横溃，生灵骇散，莫知性命之所寄，金人得以卷荡而平吞之。然而立伪齐而复废，还河南而复取，徘徊展转，欲奄中原而未决，欲弃中原而又惜之。既见东南之仅欲自全而不能为害也，中原久困蹂践，无所归依，其势已折而不支，于是决混一之计，大徙五国之众杂居中原，不从令者荡尽城邑，诛及种族。中原百姓既不能抗，而又无所望于东南，力尽势穷而始定。此彼之善观天下情势而疾徐操纵不失其节，以是能成其强。然号为相属而实未尝相安，尼堪、乌珠之徒能变其外而不能变其中，天意留此与我，若将以待恢复者也。岐亮好胜自任，以为中原之人食我水土、为我臣仆者数十年，无有不从，而不知中原之人非相服之真心，特以风恬浪静，难以施其鼍作鲸吞也。风涛忽起，足以鼓跃而簸掉，则平时蓄憾之心，至此得以逞矣。岐亮之还师，未尝为我所得，而多为中原百姓所歼，关中、陇右、山东、河南州县之稍复，未尝为我所下，而皆为中原百姓所献。岐亮一动，而中原之衅作，为吾之利也如此，为彼之害者如此。葛褒因岐亮之变，觉中原之心，故其谋欲静以安之。中原安则其国安，其国安则其身安。臣知葛褒永不敢离燕地，永不敢兴南师，何者？其身所以得此位，因前人之举此事也，我又为之，则我身乌知其不为亮，他人乌知其不效我也？葛褒明见此理，坚守此说，故十年而中原无变。葛褒之说终不移，则中原之变终不作，中原之变终不作，则金人之势终不倾，不知我将坐待以至何时也？近者谁为葛褒之谋，宽诱中原之众，吾淮南迁徙之民稍复还归，或者以是为忧，而臣益以窥见葛褒之心可以行吾之谋也。盖彼务为销变，而吾当激之使变生，彼务为省衅，而吾当挠之使衅作。如人经病后，务为调适安和，惟虑病之复至，则当劳动其精神，耗散其气血，不当养之使其安坐而少病。陛下既了然见天下之势，则当断然随势而施谋。傥移乘舆进幸建康，则中原必欢传亲征，彼不得不签刷调发以为之备，则木末之风渐起，江心之浪随生，中原之情固已汹汹而不靖，岌岌而不宁，将渐逞前日正隆之态。岐亮以断然不移之决，持炽然不可向之威，方其签发固已不肯尽从，观葛褒之庸，岂可以比岐亮之果锐？人不肯尽从亮，则不肯尽从褒也必矣。不肯尽从，则其间必有强黠好争踊跃思动者出而为抗，此天下有变之端也。间遣一使者，复请园陵，其势决不肯从，不从则备我益急，备我益急则中原益骚。又间遣一使者求减岁币，其势亦决不肯从，不从则备我愈盛，备我愈盛则中原愈扰。或者以为鸷鸟将击而匿形，茍欲图人，不当惊使为备，此未可与权也。吾之警使为备者，乃欲激之使变生，而挠之使衅作，彼不如此则无以动中原，中原动则彼覆亡之萌而吾恢复之资。如此，一两年之间可以渐致中原之鬨，坐成敌国之乱，而吾厉兵秣马，扬欲进之声而未动，飞符走檄，作欲往之势而未行。中原一扰，则不能遽止，寖久而寖多，寖广而寖炽。彼方分刃以支中原，未暇全刃以及东南也。中原室内之患，东南门外之忧，彼将孰先？则吾虽产其祸，而未即受其敌。其初阴搅之而未明犯之，及其成败之未决、去住之未定，分道整军而前，收中原之豪族以为吾爪牙，据中原之沃壤以为吾囊橐。立契丹之主，使率契丹之众，归其故部还为契丹，立渤海之主，使率渤海之众，归其故部还为渤海，诸国之在中原者，各随其主而返其故部，则女真亦不能独立于中原。今人徒见其外庞然以大，而不知其中枵然以空。女真之众，曾不当奚、契丹、渤海、韎𩏌等诸国十之一，五国之众又不当河南、山东、河朔、关陇等诸道百之一。措女真于五国之间，固已甚微，措五国于中原之内，盖益甚眇。今吾与中原相合而为一，则五国不得不散而去，女真不得不迸而归。茍其不然，则亦自相鱼肉，决不能相守不贰，以与我并争于中原也。五姓之乱，刘氏为匈奴而羯灭之，石氏为羯而冉闵灭之，鲜卑又灭之，慕容氏为鲜卑而氐灭之，复兴而晋又灭之，苻氏为氐而羌灭之，复兴而羌又灭之，姚氏为羌而晋灭之。金人残灭诸国，蹂躏中原，假合而为一家，凡今相处者，非其不共戴天之雠，则其不反兵之雠也。故不独中原与金人不相安，而诸国亦与金人不相安也。金人常蓄土摧瓦解之势于其腹心，而吾不思所以谋之，亦可谓偷安茍活之计矣。使偷而可安，茍而可活，如是而能久，犹云可也。太祖、太宗相与议汴洛之都，太宗以迁为难，则决策居汴，太祖叹曰：「不及百年，东南之力竭矣」。未五六十年而东南已以病告，盖重兵宿于京师而供给仰于东南，京师之备愈滋，则东南之力愈负重。今以东南为国，西自兴、梁，东至吴越，罗兵为守，已过承平之大半而未止也。不独养兵，而所以为国之具，其取诸东南者又倍重于承平之时，今将五十年矣，其力日削一日，岁朘一岁。苏绰之在魏也，以国用不足，重为征税之法，既而叹曰：「今所为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之」？东南立国之初，一时张弓之法至今不弛，而更急者多矣。近世赵开为盐酒之法以赡蜀师，将死言曰：「若因循不恢复，蜀将大困，而我为祸首也」。此与苏绰之意无异。今张弓之法不弛而更加急，恐非可以持久也。大抵东南本非久立国之地，民力尽则国从之。汉自灵帝以后而南北分，在南为孙氏。晋自悯帝以后而南北分，在南犹为司马氏，已而为刘氏，为两萧氏，为陈氏。唐自昭宗以后而南北分，在南为杨氏，已而为李氏。其间拥虚器，徒有名号者居多，亦可谓国非其国也。故在今日不得不注意中原，以纾东南迫切之势，以图宗社坚长之策。西晋凡五十二年，武帝粗安者二十馀年，而惠帝、怀、悯极乱者三十馀年。至元帝中兴，而中原已无情于司马氏矣。何者？相恩之日少，相毒之日多也，故晋人恢复为难。然桓温至灞上，刘裕入长安，中原犹有恋恋之情，所谓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何之？是时，关中相继为苻、姚割据将八十年，与刘裕初漠然也，而苦邀其留，痛恨其返，盖虑北有拓跋，西有赫连也。我自太祖造邦，德泽洽于中原者二百年，今相离虽渐久，而其情未泯也。为我毁族、为我杀身者，不可胜数，而终不悔，岂可使之帖然受制于人而无所泄其愤，阔然相疏于我而无所效其情哉！绍兴、隆兴屡欲恢复而不就，盖谋国大臣、握兵诸将之过，而非中原之难下也。中原难下，当在他时。日愈久而情愈衰，则相视如路人，甚则相疾如仇雠，此则中原难下之时也。宣和取燕山，契丹谓吾师曰：「南人只道燕云是我故地，不道属我已二百馀年，能无许久君臣之情！今日但当死斗」。故涿、易二州之外，其馀皆恝然也。他时中原固应有此气象，有此气象则难图矣。政不惟气象难图，且恐当有草莱豪杰起而收之。今日虽有豪杰亦未能收，何者？人情未忘我也。人情未忘，则知有我不知有他，从我则能行，舍我则不能立，故豪杰睥睨而不敢轻发，必待我而后可动。虽使有赤眉王郎，亦必托汉为名，托汉为名，则借汉为重，是其权已在汉，则终当归汉。何者？伪不敌真也。今陛下握金人兴亡之权，制豪杰从违之命，而或者谓恢复为难，陛下过听而未决，则是未尝有以的然可指之形、判然不可易之理而告陛下者也。臣谓今日有事于中原，以十分为率而计之，六分用中原攻金人，一分用诸国攻金人，三分用东南攻金人。若十分尽仰东南，此晋宋所以多无成也。宋文帝谓佛狸曰：「河南旧是我地，今当修复」。不干河北，不知中原，已无情于司马氏，而安得有情于刘氏也？故檀道济、王玄谟之力易穷，佛狸之势难遏，盖专取力于东南而无所借助于中原。此元嘉所以再举而再屈，非今日事势之比也。今日事势大略与东汉相同。西汉自高祖以至平帝二百年，而夺于王氏十五年，光阴未远，风声相闻，故人情思汉为深。光武起于中原，其势为便。陛下兴于东南，其势为不甚便。然光武极其力，坚其志，而期于必成。陛下容有所疑、容有所惮者，必有一掷之语、孤注之言，以动摇陛下之心，而不知天下有全策如臣之谋也。光武至不乐兵，尝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关东初旱，不堪兵间之积苦，且欲置隗嚣、公孙述二子于度外，然终不能自已者，虑后患之难图也。况陛下守东南难久立之地，对女真不并存之敌，未易可以安枕高卧，置此于度外，以隗季孟、公孙子阳待之也。夫天下之势至此，不变则不解。气候烦蒸，非疾雷迅雨则郁滞之气不散，清明之气不回。当是之时，惟英主能与世为雷雨。陛下真英主也，可惜蹉跎玩时，将老陛下之齿发，迤逦遗患，将殃陛下之子孙。凡今所患，兵之未精，财之未裕，陛下试令臣熟数于前，然后知兵非难精，财非难裕。臣虽无似，自度与陛下办此而不难。陛下诚能变风俗，销朋党，使淫辞诐行者举不得作，则出而与陛下同心图事、协力济功者将患其多，不患其少。臣虽不才，诚自信与陛下办此而不难。臣非敢自谓能也，陛下有英主之高资，一借箸可以转移天下之安危，一蹑足可以钤制英豪之死生，故臣敢谓与陛下画策，与陛下任事，足以取效而无难，恃陛下之为英主也。如臣区区，何惜为斧斤之所伤残、风波之所覆溺，生无所成，死有馀恨。惟陛下图之。

窃以宗社之计，帷幄之谋，制之在相公，断之在明主，诚非小官晚学疏贱浅薄者所可议其万一也。虽然，国之与家，事均一体，国安则从而安，国危则从而危，故敢忘其狂僭，以犯嫠不恤纬之罪，岂敢效相公忧国之心哉，亦以谋身而已。三思越职僭分之愆，稿成复削者屡矣。乃承相公在泮之日，和颜忘势，俯询刍荛之言，仲友虽至愚，敢不效其区区？伏自狂虏送死淮南，亟取夷戮，于今七月矣，中国外攘之策弥无底止，窃闻于士大夫之间，大概三策而已：越淮而战，一也；沿淮而守，二也；夹江而戍，三也。三策不早定则为谋不专，为谋不专则为备不豫，以犬羊阴狡之谋而以不豫备应之，其为患可胜言耶？试以今日之势，妄论三策之得失。夫越淮而战，最上策也，何则？天下之最可愤者，孰大于君父弟兄之雠？所可耻者，孰大于宗庙陵寝之辱？所可哀矜而痛惜者，又孰大于亿万苍生污腥膻而坠涂炭耶？为此三者，忠臣义士泣血痛心几四十年矣。今不因狂虏之败盟、中原之思宋，奋其武怒，以为恢复之计，此时一失，遗民向尽，南北之势遂定，英雄得之，反为万世子孙无穷之忧，故曰越淮而战，最上策也。虽然，天下未有无其本而有其末、无其事而有其功者，使吾兵强而众、将智而勇，罗落周密，财力充裕，中原有响应之诚，狂虏有必败之势，长驱而前，一战而定，忠臣义士孰不愿之？今乃不然，将不抚士，不足恃也；士经新衄，未可用也；长淮以南，鞠为丘墟，而无籓篱之固也；鬻爵度僧，尽用弊法，而无岁月之储也；向义之民惩陈、蔡之祸，有狐疑之心也；新立之酋袭累世之业，未见可取之形也。设今欲为进取之计，必以重兵镇临淮、下蔡，以引北方，虽未深入而有危道三焉。夫二镇者，淮南之门户也，为国譬如家，今有据人之门户而主不争，必有深谋存乎其间，不然则必争矣。吾将分兵以屯，则不足以禦虏之争；将悉兵以屯，则后无精锐以为之继，使虏兵四合而外援不至，则守不固。以全师而不能固一城，则事势去矣。此其危道一也。二屯隔在淮北，而长淮可涉之处甚多，若虏以数万人缀吾二屯，而简精锐径渡他所，以捣吾之虚，则二屯必退而自救，一去城守，腹背受敌，彼先据吾便地，主反为客，有必败之势。设欲坚守以牵制其后，则吾之江上备禦必寡，而虏之奸计得以行矣。此其危道二也。虏若深知吾情，以万全相困，尽空河南以诱我师，坚守河北以待吾敝，吾将缓而不进，则无以慰中原之心，进而无得，则何以为持久之计，旬月之间，情见势屈。马肥兵合，彼以十万骑徐驱而来，彼众我寡，彼逸我劳，陈之平原，步骑不敌，元嘉之事，商鉴不远。此其危道三也。有危道三而欲进取，众人之所寒心，安得不少加隐忍，以为一二年后图之计乎？越淮而战，既未可轻议，故有沿淮而守之策，虽然，守淮亦不易也。自安丰至于楚，上下七百里，当屯者五，内为五屯之后，继当屯者三，大屯二万，小屯一万，略计用精甲十二万人，而辎重不与焉。料今诸军，未及此数。若兵少而强欲分之，形势寡弱，篱落不固，一处失利，望风引退，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又观自古号为重镇者，皆城池高深，守禦备设，粮储充衍，兵力强盛。贼方远来，利在速斗，吾则因变制宜，以长策持之，可战则战，可守则守，战不战，常在我而不在敌，吾制其权而敌反从之，故其强易弱也。今自淮以南，大镇皆无城池可恃，惟寿春仅有之，而城守之备百无一有。狂虏之来，吾之诸军度其不可固守，则怯者退保，而勇者侥倖于一战，舍吾所长，堕彼之计，彼所以易为力，吾所以难为功也。又况合肥以北，水运不通，近者钟离、寿春屯军甚寡，而旬月之间时告匮乏。若钟离、寿春、安丰皆宿重兵，则馈运之夫不减数万，淮南归业之民既不可役，江南本根之地又难重困，未知何以继之？议者欲以运船入淮，此又非长策也。自泗至濠，自濠至寿，至安丰，相去皆二三百里，深涉敌境，溯流而上，虏若以轻兵抄之，粮食舟船悉以资寇，可不虑乎？比者陆运丁夫甫及渡江而道亡者十二三，水运兵稍仅达淮阴，亦或群聚而舍去。人情岂不愿忠于国，诚畏死亡而恶劳苦也。议者曰：「吾兴屯田矣，粮不患乏也；吾招降附矣，兵不患寡也；吾作堡塞矣，守不患弱也」。此又不然。兴屯田而兵不足以护之，赍盗粮也；招降附而兵不足以接之，遗贼禽也；作堡塞而兵不足以援之，为寇守也。祖逖尝屯田谯北矣，熟则寇至，行之数年，不得其利。褚裒尝纳鲁群之降矣，覆师代陂、河朔二十馀万口，皆不能自拔。南唐白甲军屡败周师，卒无预于淮南之存亡。抑又有甚不可者，屯田应募之人，大抵强壮者一，而老弱居其六七，以次农夫所食计之，岁虽大穰，仅能糊其口，稍有凶旱，固不足以自给，况敢望其有馀以省馈运乎？今种艺之时既已久矣，北来之民且当坐食，官不廪之则立见饥困；欲常给之，则望来岁之麦犹甚远也，旷日持久，赈救不逮，则新附之民群聚为剽，与旧民势不相安。郡邑之吏，恩信不足以怀，威令不足以禁，一夫异心，祸不可测。此其甚不可一也。重镇臂也，堡塞犹指也，臂之不存，指将安附？今吾两淮重镇既不可恃，而欲恃堡塞以当虏人，是犹废其两臂而欲责十指之用也。牛虽瘠，偾于豚上，其畏不死。郭默、李轨皆以奇才为坞主，而后无大援，终不能撄石勒之锋，则下于二子者又可恃乎？况两淮事体与旧不同，去岁未及收成，虏骑已入，堡塞之民尚恃累年之储，稍可持久，今一旦荡尽矣，秋高寇至，馀粮栖亩而驱之入堡，将何所得食？与其聚为饿殍，孰若纵其避寇，尚可以苟生乎？此其甚不可二也。二者既不足恃，而欲以单寡之师沿淮而守，诚不易也。故有夹江而戍之策焉，其说曰：「我师可守而不可以战也，淮南可以轻处而不可以重镇也，朐山可迁也，泗、寿可弃也。吾画长江而守之，彼岂能轻舍戎马以与我争舟楫之利也？吾举淮南而空之，彼岂能千里馈粮以与我为持久之计也？吾以东军屯广陵，西军屯历阳，以为夹江之形势，小入则逆而击之，大至则避而守之，蓄锐以待其敝，徐行以蹑其归，此诚因时量力之计」。然以理揆之，则有不可者八焉。自古迄今，但有劳师费财以争要害之地，未有举数千里尽弃之者。淮南我之籓篱，失淮南则长江之险与彼共之。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一也。国家财用与古不同，京口、建业与行在之兵所仰给者，半出通、泰，去岁虏骑临江，曾未月馀，而二屯有乏财之虑。若弃广陵，则二州不守，是不战而坐自毙矣。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二也。朐山自古为重镇，在今日尤为要害，盖昔都建康，则海道乃牵制之师；今都武林，则海道为腹心之疾。朐山之存亡，实关江南之利害。去岁幸天赐我以开海上之功，今若委而去之，则山东之动息有不得而闻者，岂不殆哉！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三也。淮南之地，土皆膏腴，虏若以重兵扼广陵、历阳，而以馀军为屯田之计，因其农隙城而守之，则吾之势蹙矣。此淮南之不可轻弃四也。晁错言中国之长技五，匈奴之长技三，今之黠虏兼而有之，其不及江南者，舟楫而已。去岁采石之战，虏船乃仓猝所造，例皆薄小，操舟之人，又非便习，故我师击之易于拉朽。及其据广陵也，控引清河艨冲，用濒河棹手，刻期将济，京口为之震动，虽胜败未可知，亦已危矣。今若轻弃淮阴，使复行前日之计，则吾之长技，将与彼共之矣。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五也。长淮之滨，诚为难守，然其间山川之阨塞，可以控制而要击者非一也，今将尽弃以纵敌，是不断大岘之说也，是不塞成皋之说也。长江之上，首尾隔绝，可挠之处甚多，彼投兵死地而我欲坐而制之，亦不易矣。此淮南之不可轻弃六也。自虏败盟，荆襄、巴蜀之师喋血以收故地，尺攘寸取，犹未有济也，一旦纵敌，使以重兵临江，而以旧境要吾之成，吾将拒之则不能无惧，吾将许之则恐绝中原之望，失将士之心，疑惧交战而间隙生矣。此淮南之不可轻弃七也。议者曰：「吾非弃淮南也，特不以重兵远去而观事之可否耳」。是又不然。广陵、历阳皆非控扼之要地，贼若水陆并进，而我师汎舟于江有还顾之心，其势必不战而退。强寇在前而欲退师，则瓜洲、杨林是其成鉴。如此则名为夹江而戍，其实已弃淮南矣。此其不可者八也。夫自三国分裂，以及东晋、南北、五代之际，江淮战守之术未有不出于三策者，今乃曰皆未可用，是终无策而可乎？不然也。泥古人之迹而昧当今之宜，不若求古人之意而适当今之用。兵之为道诚多变矣，其大要不过天时、地利、人和而已。今之所谓天时，虽不论可也，所急者地利耳，所赖者人和耳。分屯淮阴、盱眙以捍清河，堰瓦梁、固清流以扼中道，阻下阁、重山之险以守淮西，此因地利之说也。广招募以重督府而固根本，明赏罚以悦人心而励士气，严保伍以禁奸民而助军势，此致人和之说也。地利有二：有自然之地利，有使然之地利。自然者非人不守，使然者非天不因，不可不加察也。淮东最为今日要害，而清河又当虏人舟船之冲，淮阴、盱眙是其控扼，其地多水，非骑兵用众之地，曩者凶酋固尝畏之。惟广陵以西、滁阳以东，平原旷野，利于用众，昨虏渡淮，分兵东驰，三日而入滁阳，五日而战六合，七日而至仪真，乃绕出淮东军后。邵宏渊以众寡不敌，力战而不能抗，非将士之过，失地利故也。滁河翕受淮东众山之水，瓦梁居其下流，堰而潴之，六合西北可使浸为大泽，沮洳泥淖，骑无所骋；环滁皆山，而清流关为之喉襟，其地险阻，亦可为控扼之处。此淮东之地利也。淮西自合肥以北，平原千里，惟利骑战，而我师经杨林、瓜洲之衄，丧马甚多，不可弃吾险阻与彼争利。惟山口以东至于青阳，重冈复岭，非用骑兵之地，宜因而设险，以为拒守之计。此淮西之地利也。今去防秋不两月，宜速遣材智强力之士与谙晓渠堰者，往视瓦梁之利害，而程其功用之多寡，速发江南旁郡丁夫，募淮南游手与大军杂作，既成则置屯其上，以千人守之，时其缮修而防其盗决。仍遣军将之明练与干官之材敏者，同往清流，视其关隘而营筑之，并诸山之间道，茍可以过师者，皆相视焉，可堑则堑，可栅则栅，或累石以隘其道，或槎木以塞其径；不可塞者，则置候望以守之，仍以便地筑垒以示持久。四山凭高之处，多置烽燧以伺察警急；又遣官属往合肥之军，与其主将亲自按行，自山口达于青阳，凡可以为关隘者稍加人力，如清流之制，则两淮之形势成矣。形势既成，然后悉淮东之军分屯于淮阴、盱眙，而以偏师屯于滁阳；悉淮西之军分屯于合肥、居巢、含山，而以偏师屯于舒城、寿春、钟离、安丰，留马军一二百骑列铺以为斥堠。虏之未至，使将士解甲休息，牛酒日劳，以养其锐气，又使募其民以为向导，相与弋猎，驰骋出入乎山泽之间，以习知其道里远近、曲折险易之处，山泽高下、扼塞要害之形，无间新远，莫不毕至。虏若来寇，则淮阴、盱眙之军临朐，而淮东之守固矣。虏之小入，则合肥之军简吾精锐逆击，以挫其前锋；居巢、含山之军分扼下阁、柘皋、青阳之险，以虞其冲突。虏若大至，则合肥之军亦敛众以就柘皋之屯，据险而守，勿与之轻战；舒城之屯不易其处，以蔽庐江，而淮西之备设矣。虏欲进不可，而急于与我斗，则其情易见，然后乘间伺隙，出奇合变，利以诱之，伏以待之，吾既习其地利而彼轻堕吾之计中，可一战而破也。此说诚行，有三利而战胜不与焉。兵屯便地，水运流通，人力不费，军食不乏，一利也；虏之间探必知吾情，守备既修，奸谋自阻，二利也；险塞既成，居民有恃，流冗来归，物力渐复，三利也。议者必曰：「淮阴、盱眙未易守也，刘锜以全师据之，卒舍而退，今之将士，能否未可知，而必其守，可乎」？是不然。锜非败而退也，虏出其后而归，以自救也。今瓦梁既立，清河既固，无后忧矣，淮东之不可弃，其辨之已详，又何疑焉？议者又曰：「瓦梁，吴之涂塘也，孙权作以淹北道，用兵十万人，其功力必大，今能为之乎」？是又不然。吴之役在魏境，而广陵去棠邑不四舍，故必重兵以护之，而又并力以作，筑城以守，用人不得不众。今吾乃作于内地，必不若是之烦费可知也。就令用工十万，其费几何，而能省兵数万，亦何惮而不为？思小费而忘大患，非良策也。议者又曰：「瓦梁之下，良田何啻万顷。今堰一成，漫为陂塘，所失大矣。利未见而先睹其害，人谁乐从」？是又不然。虎豹之为害也，焚山不顾野人之菽粟也；蛟蜃之为害也，竭泽不顾渔人之网罟也。今将捍天下之大患，而恤区区之田，不已闇乎？两淮膏腴，何啻千里，皆为荒榛，谁能恤之？又况此堰一成，其旁高仰之田必为沃壤，民从而耕之，是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也，复何虑乎？议者又曰：「南唐岂无瓦梁，而周师乃自清流以趋六合，方冬水涸，岂能断虏来之道乎」？是又不然。吾作瓦梁，非以断道也，既守清流，又以为重险也。浸其平原，要之隘路，虏与我师竞逐乎寻常丈尺之地而无所用其众，争衡乎沮洳污泽之中而无所骋其技，彼虽至愚，岂肯轻涉絓地以自入于天牢地陷之间哉？议者又曰：「清流之险不足恃也，皇甫晖以数万人守之，太祖皇帝以二千兵取之如拾芥，况欲以偏师守之乎」？是又不然。天下无不可守之险，剑阁、长江亦尝失利，又可弃而不守乎？太祖皇帝神武也，且有天命，皇甫晖庸将也，以十倍之众不能持久而仓猝于一战，是以取败，安可以常理论哉！虏知吾设重险以待之，必不用大众而以偏师来，吾亦以偏师当之，且得地利，无患不胜。矧吾步卒精强，短兵便习，以寡可当虏人之众，固不待兵之多也。议者又曰：「淮东之地诚不可弃，寿春、合肥皆为必争之地，又可弃乎」？是又不然。地有常险，兵无常势，以常理观之，寸地亦可惜，以权宜论之，力所未及，不得已也。淮东、西地利不同，吾之为守不容不异。窃又譬之壮夫之搏虎以力，羸人之搏虎以智。以力者攘臂而下车，操戈而前斗，与之决一旦之命，此力战之势也；以智者设其陷阱，张其机弩，使之咆哮而前，自堕吾计，此设险之势也。去岁，我师甚可禦寇，不幸将非其人，不战自败，既失所谓壮矣；今士气不振，军行单寡，殆如羸病之人，得不变而用智乎？议者又曰：「若轻寿春则光、黄无援，虏将自彼而入」。是又不然。光与蕲、黄相去皆数百里，水运不通，非用大师之地。若分兵而来，吾以九江之屯固守其前，而以襄汉之师声援其后，势必可解。假使吾之重兵屯于寿春，岂能禁虏之不向弋阳哉！议者又曰：「古人皆疾战以定天下，守险抑为下策，不足用也」。此又不然。新造之国与已成之业不同。草昧之初，英雄无定主，生民无定志，事成则帝，不成则虏，亟战以决雌雄，诚不容缓。至根本既立，人民既安，较之一掷，不若出于万全。今日之业虽未大成，要以安国家、定社稷为主，不可轻也；又况战守常相因，战所以为守，守所以为战，初无定形，要不失吾地利斯可矣。议者又曰：「淮西重山之险不著于传记，前人未之守，何足恃乎」？是又不然。天下无常势，或分为十二，或合为六七，鼎峙而为三，中分而为两，莫不各设险以固其国，岂山川必若江淮而后可乎？战于平原，粗得地利犹可胜敌，孰谓连山之阻，从而修之不足为阻乎？曩岁败虏于彼，盖由我得地利，而下阁为之牵制；王权之弃昭关，由不守下阁，而虏师入之，遂出我师之背，此又成败已然之效也。议者又曰：「陆运之夫尚谓劳费，筑堰修险，其何以堪」？是又不然。事有轻重，时有缓急，人皆知之。民情虽好逸而恶劳，亦必好生而恶死，孰肯以负担版筑之勤，忘蹂践囚奴之苦哉？与其飞刍挽粟而徒费，不若治堰设险而有用也。议者又曰：「去岁虏退，亡失已多，夹淮诸郡，亦皆荒梗，其势未能再举深入，何必先为烦费？来而图之，亦未晚也」。是又不然。彼若果有内衅，未能大举，或知吾有人，不敢轻动，诚恐有之。然解纷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抟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虏若有谋，必攻江淮以求吾成，则关中、山东之师不战而自退，安可恃其不来乎？使吾设险于此，而虏不敢南下，则吾已全胜，此上兵伐谋之说也。至而图之，将噬脐矣。议者又曰：「审如此策，能保我师之必胜乎」？是又不然。仲友所论者，地利耳，抑又有人事焉。若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虽百万之师、滔天之寇，犹可败也。若将不恤士，士不用命，虽金城千雉，天堑万里，犹难恃也。故仲友敢献人和之说。窃观自古江南之兵，未有如今日之寡者，盖古者军民一道，故民富则兵益多。今日兵民异道，故兵多则民必困。加之息兵以来，奸臣误国，诸处大帅任用匪人，隐滥尺籍，名存实亡，朝廷平时眩于虚数，恃以为安，一旦出师，乃飞檄而请救，今虽知之而未能覈也。料今现兵以守两淮犹恐未足，而大江以南，京口、建业本根之地，殊未有以镇之，万一不捷，何以为继？又观近日军情骄而易怨，稍不如意，浮言胥动，上下茍且，几有臂指不相运掉之处，彼谓国家恃我为命，而他未有以制之，其势不得不尔。若吾在内之军足以当之，则恩易以制而号令行矣。虽然，朝廷尝令诸将募兵矣，既所得不多，其间复有冒滥，今将如何而广之耶？仲友以为今日招兵不当于沿江诸郡，人情谁不恶死？彼目击两淮诸军战斗死伤、暴露疾疫、道路流离之祸，虽有重赏不能使之为兵，彼之所畏，有重于所欲故也。惟山越之民剽悍轻疾，类以私贩自业，曹聚为群，动辄数百，豪民以气力相高，蓄养游手，教习兵器，颇成部曲。若于闽浙、江湖素号风俗强犷之地重立赏募，能招集强壮、堪充行阵及五十人者，则命以军功之官，使长其人而食其禄，递而加之至于千人，各有等差；其有愿为屯田之兵者，则一以当二，倍加其禄；州县之官能募及其数者，比类赏之。如是则私贩之党与豪民之部曲、与游手之民，皆可号召而至，不数月而十万之众集矣。又于沿海诸郡山多材木、水道流通之处，多造战舰，令至千艘。富人能以私财为官造舟者，计其工费，视募兵推赏，然后以所得兵分二屯驻之江上，以为淮军声势，战舰水军布列津要，以备缓急，各选宿将之宽厚得众、纪律整肃者为之长。示之战阵，使知方圆曲直之形；勒之金鼓，使知坐作进退之法；教之武艺，使知骑射击刺之便。以身拊循，教而勿诛，以信率励，宽而勿纵，使其稍稍习熟，上下相安，将知士心，士识将意，明之以号令，示之以赏罚，教之既成，然后用之，将何施而不可哉！此广招募之说也。古语有之：「赏罚中则兵强」。人孰不爱其生，今使之履锋刃、蹈矢石，出入乎万死一生之地者，岂他术哉？重赏诱乎前而严刑驱乎后耳。其可使之不当乎？虽然，朝廷尝窜王权、刘汜矣，又易成闵、戚方矣，又不吝厚赏以答战胜之勋矣，今将如何而明之耶？仲友以为兵之刑赏不当专以成败论，要观其用命与否耳。《甘誓》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也。去岁，诸将固有于尉子之战，驰入万众以救姚兴身被重创者矣；于杨林之退，身履兵刃，励士力战，为诸军断后者矣，而赏未有当功也。固有身提禁旅、来援淮右，首鼠观望，旬日不进者矣；有安坐旧屯，妄奏克捷，劫执降人欺为卤获者矣，而罚有未当罪也。又况六合之战未见显赏，淮西之败未见严诛，则未厌人心之甚也。仪真之民皆能言六合之战，虏兵数万而我师不满三千，弓折矢尽，力战不休，继虽引退而虏犹踌蹰不敢径进，刘锜得以退师，此战与有力焉，未见显赏，何以励敢死？去岁淮西众力不少，器械精新，望风引退，长淮失险，偏师死斗而勿救，健马尽弃而不顾，杨林踌践，由权先奔，两淮涂炭，由权纵敌未即严诛，何以谢天下？今天子既以大权全付相公，罚罪赏功在此一举。劝惩既行，将士畏慕，虽使之赴汤蹈火犹可也，而况他乎！此谨赏罚之说也。荆扬之民，天性轻剽，易动难安，边境拿兵，锐师悉出，远方传闻常多失实，奸人乘之煽惑，愚众潢池弄兵，不可不虑。州郡之兵素无纪律，骄惰成风，去岁调发已出勉强，涉冬而归，颇多死丧，今秋复发，其势倍难。畏死偷生，亦何不至？可潜消二变者，莫若保伍而已。虽然，去岁朝廷尝下保甲之令，州郡行之，扰民无益，今将如何而严之耶？仲友窃以为天下之事，讲之贵乎熟悉，行之贵乎果断，保甲重事也，周之乘马，齐之内政，唐之府兵，不过乎是。去岁乃因人言，率意下令，初无法制可以遵守，郡邑人自为政，岂能不扰？今若博询众人之言，详问四方之俗，熟究其利害而悉为之法制，使郡邑有所遵守，亦何患其扰哉！行伍既成，则不独保乡闾、察奸盗而已，可以漕运，可以守禦，可以据险塞而张疑兵，可以治濠堑而修壁垒，举沿江诸郡分番而迭用之，数万人易得也，其为兵之助，不亦大乎？是严保伍之说也。三说诚行，先有三利，而战胜不与焉。军声既振，勇气自倍，黠虏闻之，丧其精胆，一利也；犷悍之夫，悉去为兵，善良安居，内无窃发，二利也；内外相制，威令易行，保伍严密，奸人必获，三利也。议者又曰：「江南之兵类皆脆弱，不可持久，不若广招降附，募其壮者以为兵」。是又不然。自古南北相持，南兵常以寡当北兵之众，以一当十者，史传屡见之矣。项羽以江东子弟八千转战中原，李陵以荆楚步卒五千深入沙漠，刘牢之以北府兵五千破斩梁成，陈庆之以白袍六千乘胜入洛，南兵之精强如此，顾其将何如耳？议者又曰：「今使富人纳赀而与之官，彼犹不愿，矧使之募兵，其谁从之」？是又不然。鬻爵之令不信于民久矣，彼以无事之后，必为弃物，是以不愿。今募兵则军功也，又不待参选而已食禄，是朝费而夕荣也，且有功名之望，其谁不欲？矧私贩之魁首，奸恶之囊橐，一旦应募，则去盗贼而为王官乎？虽然，必重其赏而不可以吝，赏薄则人必不从。若以百人而一官率之，不过千官而得十万众矣。今一捷而受赏者数万人，冒滥甚多而不能吝也，何独于此而吝之？议者又曰：「以今现军而财力不给，今欲遽增十馀万众，则金谷、器械、赀储之费，何以给之」？是又不然。曩者拿兵之际，数大将之屯，其兵数殆倍于今，彼时既能给之，岂今而乃不能。盖开合敛散之未善，而耗散侵盗之尚多也。今欲强国势而立主威，非兵曷济？乃欲以乏财废之，将坐待其毙乎？议者又曰：「熙、丰保甲之弊，人皆知之，今乃欲蹈其辙，不亦难乎」？是又不然。井田之制，新室用而乱，唐室用而治；车战之法，马隆用而胜，房琯用而败。法之善否，亦在人而已。祖宗之时，海内久安，朝廷之兵不下百万，无故而兴保甲，人是以扰。今时方艰难，兵势寡弱，人有自保之心，因时而利导之，不亦可乎？但当熟议而谨守之，不当因噎而废食也。议者又曰：「山泽之民既多喜乱，一旦结为保伍，使之私习战斗，无乃导之为乱乎」？是又不然。天下之民善恶常相半，惟善者无以自保，则恶者得以肆行。保伍既立，则善人安而恶人惧矣。若重城郭而轻郊野，使有以十制一之势，旌旗器械悉藏诸富民士大夫之家，而细民不得而私有，亦何遽至于召乱哉？议者又曰：「今之民力已匮乏矣，朝廷方将责其助君之须，又使之为保甲，有旌旗、器械、金鼓之费，不几于重困乎」？此又不然。保甲良法也，非乘有事之际不可以兴，彼富人者，类皆高赀而多怨，尤惴惴有寇攘之忧，今吾之法将以卫而安之，彼亦何吝乎一时之费哉？若择其邻里士大夫之贤者而统率之，亦不患乎扰人矣。由前之说而得地利，由后之说而得人和，因之以天时，持之以岁月，则设险之策可进而为守淮，守淮之策可进而为攻取，利则可为恢复，退不失为固守之计矣。虽然，此特区区管见，不足进于相公之前，抑又有私忧过计者。自古大臣分阃外之权，任天下之重，内必有同心之贤以济其谋，外必有实用之材以办其事。大臣之于君，诚有鱼水之亲也，诚有云龙之会也，然而握大权，制重兵，其情虽亲，其迹易疑。至明蔽于肤受之愬，慈母惑于三至之言，虽郭子仪之忠见害于元振，则功或不究，必有忠信哲艾之士，谋谟足以动悟人主，忠力足以折服奸伎，以为吾之内助，则君不疑而谋以济，若李西平得陆宣公为之主是也。大臣之于事，智谋诚足以察也，器识诚足以任也，然而运筹决胜者，不亲汗马之劳，发踪指示者，必有获兽之犬，茍违节度，易于取败。虽诸葛亮之贤，见误于马谡，则事或不成。必有战胜攻取之将，忠义足以感三军，智勇足以应万变，以为吾之外助，则力不劳而事已办，若裴晋公得李光颜为之战是也。相公忠孝贯日月，德望冠本朝，天下之士莫不延颈归心，乐为之用，诚不患其无人。然恐万一之中有分毫不如人意，以害为山九仞之功，岂可不深思而熟虑哉！仲友愚无所识，不胜忠愤激切之情，辄贡狂悱，惟相公少加择焉，天下幸甚（《悦斋文钞》卷三。）。

据文意，「镇」字下疑脱一「犹」字。

臣恭惟陛下始初临御，思深虑远，曾未浃旬，遽诏中外之臣各以其言疏列来上，诚欲治之主正本始之先务也。臣不敢汎滥条奏，苟应故常，惟陛下少留听焉。臣闻古之号为贤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国之意。能先明所以治其国之意，知病所在，锼剔根柢，不惮改为，则虽已衰复兴，垂败复成，终必得其所愿而后已。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国之意，因循姑息，随目前之苟且，望他日之远大，错施杂用，精神不应，文理差舛，久而无验，心志怠忽，则虽已兴已治之馀，衰乱出焉，况欲求其兴且治乎！所谓当先明治国之意者何也？盖当微弱之时，则必思强大；当分裂之时，则必思混并；当仇耻之时，则必思报复；当弊坏之时，则必思振起；当中国全盛之时，则必思维持保守；当夷狄宾服之时，则必思兼爱休息；先视其时之所当尚而择其术之所当出，不可错施而杂用也。尧、舜、三代，莫不皆然。秦、汉以还可称之君，暨我本朝艺祖、太宗，圣人迭起，积其勤劳，奋其勇智，功隆业钜，垂裕来叶，何尝有迷其时而误其术者哉！陛下以臣之言视今之时，则其时果当何尚，而其术果当何择欤？岂以为微弱而当思强大，分裂而当思混并，仇耻而当思报复，弊坏而当思振起欤？抑以为中国全盛而当思维持保守，夷狄宾服而当思兼爱休息也？无乃当微弱、分裂、仇耻、弊坏之时，而但处之以中国全盛、夷狄宾服之势；用维持保守、兼爱休息之术，而欲庶几乎强大、混并、报复、振起之功欤？治道之象，微而难知。臣虽至愚，窃论今日之事，恐其由前之时而处以后之势，用后之术而欲求前之功，补泻杂医，不能起疾，禾莠参种，迄靡丰年，此所谓治国之意当先明者也。诚先明其意，则国之所是可斟酌而定，议论趋向可审详而决，课功责效可岁月而待。臣昧死，愿论今日之未善者六事，皆治国之意未明之故。何谓未善者六事？今日之国势未善也，今日之士未善也，今日之民未善也，今日之兵未善也，今日之财未善也，今日之纪纲法度未善也。何谓今日之国势未善？请即汉、唐之兴废，以考见宣和、靖康之始末。汉中衰也，为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诸刘之有矣。然其人心犹未溃也，故光武以宗室疏属，至与乞食之饥民聚谋协力，卒以诛莽而尽复汉业者二百年。唐自天宝之后，大乱相乘，盗窃名字跨据藩镇者接踵，加以世有内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犹未溃也，故犹得专主，行其命令，尽羁縻其土宇者百五十年，不至于播迁不复而使中原遂为左衽也。国家宣和、靖康之变，虽曰小人造衅，力取幽、燕，贪功不靖，激成祸乱。然三镇虽割而其民未尝愿降也，京师虽陷而天下未尝有变也，虏虽以威立张邦昌、刘豫，而奸雄未有崛起而与我抗者也。建炎巡幸，远至温、台；从卫隆祐，分适洪、赣；川、陕处置，自为捍禦；三方阻隔，不相闻知。然臣民奔走爱戴，无异平日。及刘豫再犯江、淮，兀术复取河南，震动陵逼，自以为豕突之势莫之敢校，然将士用命，首尾鏖击，豫以退却而兀术大败，卒甘心而求盟焉。是自宣和之末至绍兴十年之后，凡二十年之间，中国实无溃叛之形也。然终不免于罢兵增币，分裂南北以和寇仇，大则无东汉戡复之勋，小则无晚唐羁縻之政，何也？此臣所以深疑当时治国之意未明，于微弱、分裂、仇耻、弊坏之时，猥用维持保守、兼爱休息之术，枘凿不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佐成其锋，以致此也。自是以来，几二十年，颜亮凶狂，离其巢窟，跳踯一战，鼓声所震，常、润之屋瓦几无宁者。当是之时，我方过于防虑，岂敢谓其真送死乎？然而胡人篡之，华人叛之，卒殒其首。于是中原响合，殆将百万，而我以素无纪律之兵，声势不接，犹能所向有功。是中国虽名属彼而实未尝溃叛于我者如故也。自是以来，休而息之，爱虏而不敢爱中原者，又几三十年矣。岁月虽已远，长老虽已亡，号令虽已绝，然而臣揆之天理，验之人心，察之事势，虽其名属彼而实未尝溃叛于我者犹在也。陛下盍先明所以治其国之意而斟酌国是于此乎！且夫微弱者必思强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也。分裂者必思混并，秦、晋、隋之力争，艺祖、太宗之无敌是也；仇耻者必思报复，夏少康、越勾践、汉武帝、唐太宗是也；弊坏者必思振起，秦孝公、周世宗是也。岂昔之能斟酌国是于此，而今有不能乎？若曰「业已然矣，吾独奈何」？又曰「天不悔祸，吾其敢逆」！事之未立，则曰「乘其机也」，不知动者之有机而不动者之无机矣，纵其有机也，与无奚异！功之未成，则曰「待其时也」。不知为者之有时而不为者之无时矣，纵其有时也，与无奚别！然则用后之术而欲求前之功，治国之意终于未明，而今日之国势亦终于未善，而无所复论矣。何谓今日之士未善？自古国家，曷尝不以任贤使能为急欤？然而以意行事，以人胜法者，乃今日之所讳也。故事之曲折，无不诿法；习而行之，吏胥所工，士大夫愧焉。幸时无事，将迎唯诺，自可称职，而贤能遂至于无用矣。其无用也，故今之脩饬廉隅者反以行见异，研玩经术者反以学见非，志尚卓荦者反以材见嫉，伦类通博者反以名见忌。是岂世之恶贤能欤？贤能之无用，势有以激之也。锢于朋党，沈于卑贱，老于岩穴，何不可者！然而臣窃怪其既无用于今世矣，而风流日以坠失，士俗日以颓败，官无素望，人无定品，诸路无平时之帅，群僚无充事之员，举踌躇叹息而且以乏材为患者，何欤？岂其既以为无用而可以抑遏，又以为有用而不可磨灭欤？然则以为有用而不求其实而收之，以为无用而不思其弊而救之者，何欤？此臣所以深疑治国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士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国之意终于未明，则今日之士亦终于未善，而无所复论矣。何谓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养民，臣犹未敢言也。若夫汉当文、景之际，则公私有馀，武帝则萧然耗矣；江左元嘉之政，其盛衰亦然。盖民之贫富，专系其用兵之多少矣。自绍兴之中年及乾道、淳熙，将五十年，中间用兵一二年尔，亦可谓少矣。民之富，州县之宽，宜与文、景比，而今日独奈何民力最穷，州县最困欤？试即士大夫而问今天下之县曰，「某可为欤？某不可为欤」？其不可为者十居八九矣。又试即士大夫而问今天下之州曰，「某可为欤？某不可为欤」？其不可为者十居六七矣。又问其「不可为者何事欤」？曰：「月桩、板帐钱尔，经总制、上供尔，归正人、官兵俸料尔」。又问「民力之所以穷者何说欤」？曰：「役法尔，和买尔，折帛尔，和买而又折帛尔」。然则国家有休兵之实过于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于武帝，何欤？此臣所以深疑治国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国之意终于未明，则今日之民亦终于未善，而无所复论矣。何谓今日之兵未善？古人之兵，以宿师为拙，以聚屯为病，不敢别异于民而特养之，虽特养之，不多数也。一朝有事，菽椹其食，料简其民，虽少而未尝不胜者，厉而使之也。今之特养者，将兵、禁兵、厢兵，世世坐食，总其成数，斯不少矣。古人之兵患未得此数尔，固足横行于天下。又有特养之大者，御前之军，屯驻四处，铸兵买马，截拨纲运，赀力竭矣，然而上下徊徨，皆曰「兵不可不养也」。屈意仇雠，坚守盟誓，行人岁遣，琛货空矣；然而内外怵惕，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知兵既不可不养，而何以反不可用欤？统副非人，朘刻廪赐，卒伍穷饿，怨嗟流闻。议者又以为「就使用之，终不可以致其死命也」。不知既不可用而徒养之，又何以徒养之者为累欤？然则昔人之能厉其兵虽少而必胜，今日之以兵自累虽多而愈弱者，何欤？臣所以深疑治国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为国之意终于未明，则今日之兵亦终于未善，而无所复论矣。何谓今日之财未善？财之善者，不曰「米粟布帛取于民力之所有」欤？及王制浸废，运鱼盐、榷酒茗以佐用度，然终不尽利，而亦不尽以金钱责其下之所无，虽少而不得不足者，盖亦未至于一切肆行而不顾也。今之茶盐净利，酒税征榷，何其浩大欤！虽汉、唐极盛之时，尽一天下之输，曾未能当今三务场之数。其又有浩大者，经总制钱，强立窠名，从而分隶；和买、白著，折帛、折变，再倍而取；累其所入，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入既若是，出亦如之。盖尝仓猝不继，相视无策，遂印两界会子而权之者，有年数矣。不知取钱之多既若是，而何以卒岁扰扰，反忧不足欤？今天下幸欲暂安于无事，而徒以是钱为患也；设更有事，其一切不顾而取之者，又将覆出欤？夫昔者不敢尽取虽少而犹足，今日不顾而取之虽多而犹匮者，何欤？臣所以深疑治国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财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国之意终于未明，则今日之财亦终于未善，而无所复论矣。何谓今日之纪纲法度未善？昔之立国者，知威柄之不能独专也，故必有所分；控持之不可尽用也，故必有所纵。三代以上，星分棋布，悉为诸侯，其自居者千里而已。此非后世之所能，然犹坚植其四隅，倚之捍禦；封崇其险阨，示以形势；至于对立鼎峙，雌雄所争，则必隆其委任，多其分画。岂无外重生奸跋扈致寇之患哉？历代相承，莫之或变，盖非不欲其密，而亦不能不使之疏也。然则尽收威柄，一总事权，视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细，孰有如本朝之密者欤？呜呼！靖康之祸，何为远夷作难而中国拱手欤？小民伏死而州郡迎降欤？边关莫禦而汴都摧破欤？今犹弗之悟也，岂私其臣之无一事不禀承我者为国利，而忘其雠之无一事不禁切我者为国害欤？岂其能专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疏，知控持而不知纵舍欤？此臣所以深疑治国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纪纲法度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为国之意终于未明，则今日之纪纲法度亦终于未善，而无所复论矣。恭承明诏，念军国之利害不能究知，生民之休戚无以自达，法或不宜于俗，事或不便于时。臣固以为无大于此六者矣，然而当先明治国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心蠹而枝披，支离涣散，而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诚先明治国之意，则臣今所论，特其目耳。源流汗漫，变故万端，非兼考古今，不能尽其理；非并知难易，不能通其变；非独悟良策，不能操其决；非豫睹成效，不能待其久也。陛下不以臣之愚，试留听焉。诚欲先明所以治国之意，则固当视今之时。陛下以为今果何时欤？果微弱欤？则意固在于强大矣；果分裂欤？则意固在于混并矣；果仇耻欤！则意固在于报复矣，果弊坏欤？则意固在于振起矣；在陛下审观熟察而已。然则谓今之时为中国全盛、夷狄宾服者，臣恐其名托之而实非也；谓治国之意当维持保守、兼爱休息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实谬也；在陛下果断改为而已。臣伏观寿皇圣帝在位二十八年，英武刚健，勤劳恭俭，整厉臣工，变移风俗，大志未酬，亲授陛下。舜、禹之美，二《典》所载，若帝之初，何以过焉！陛下严祗寅畏，足以膺受付托；仁恕温厚，足以慰答徯望；虚心无我，足以容受正直；广览兼听，足以照临欺蔽；至公寡欲，足以杜塞侥倖；长驾远驭，足以招徕英杰；于此而先明所以治国之意，又何难哉！譬之行天下者，在所问津而已。干犯旒扆，无任恐惧！

臣幽沉田里，多历年所。瞻望阙廷，永叹无阶。今者伏蒙天慈记怜，既已起之名城，以责来效，又特促上戍期，获觐龙光。臣一旦得整冠緌，望旒扆，赖宠而去，以为远地牧民之重，臣死且不朽，未知何以论报。惟是臣今以守臣陛辞，其有关系郡县事体所合奏陈者，臣不敢避出位之罪。臣闻今之守长事权太轻，更易太骤。臣考汉制，凡裁断犴狱，制用赋租，选辟州佐，废置令长，甚至调发擒捕，其权无不皆在长吏。是时尺一诏书希经郡邑，长吏方略皆得自效。其后自置刺史，稍事督责，然二千石所以尊重难危者，事体终在。是以奸轨清屏，国祚灵长。今朝廷责成郡县之意固重，然恩威无素，风采消铄。过客游士得以短长钳制，嚚讼奸豪得以越诉动摇，小吏不敢廉按，惰兵不敢教阅。小小兴革，辄畏生事。臣以为此平居无事可也，仓卒如此，何以为方面之重，何以为弹压之制？此臣所谓权轻之害也。臣又尝考江左元嘉百官久于其职，六宰至以六期为断。是时三十年间，吏不茍免，民有所系，户口殷盛，租徭平均。其后迁换去来，渐变旧制。然齐之初年，治民之官犹以三年为断，谓之小满。盖虽经历江左，此制不坏。今朝廷久任郡县之诏数下，然浇竞难制，法守易踰。前者方以才望而超迁，继者或又易节而徙去。去者方以罢软而更易，来者或又负课而潜移。远者期年，近或数月。人情既以重内而轻外，守帅由是倏去而忽来。臣以为朝廷用人，不拘岁月可也。郡县如此，何以堪送迎之扰？何以责教化之行？此臣所谓数易之弊也。臣仰惟陛下方率作兴事以图大业，大臣方殚竭肱股以倡其僚。今百司庶府改视易听，趣功首事，皆思自尽以奉其上，庶几乎内治举矣，而郡国之政靡靡如此，诚不足仰副德意志虑。臣谓欲使表里并举，于今惟重守令之事权、久郡国之岁月为最急，可以重民社，可以息民力。初无变法更令之扰，其事在朝廷主张申饬之间而已。惟陛下留意焉，天下幸甚。

嘉定七年月日，朝奉郎、权知真州军州事、新除江东提举李道传，谨遣武翼郎、权监瓜步镇王福，告于瓜步山神：大江为南北之限，东流至于秣陵、京口之间，其壮极矣。连山雄秀，横列江南，而其北则平原旷野芦苇之场也。惟此山独立北岸，孤特峻峭，四面平绝，下临无际，若可与南山之雄、大江之壮相为宾主者，固非甚高且大，而实地气所钟也。是以出云致雨，利泽下民，其见祀宜也。然今所祀者，乃南北分裂时魏主拓跋焘之像。夫以中国之人，相率祀夷之鬼，已甚不可。况拓跋氏之未入中国也，元嘉之盛，人物繁阜。自其侵扰淮南，饮马于江，邑里为之萧条。此山正其驻兵之地，受害最烈，而千载之后，方且庙而祀之，像而严奉之，岂不大谬哉！道传继守此州，欲正其祠久矣。今忽被命移官，念不可不一正之而去，用遣镇官撤拓跋之像投诸江，而以其地祀山之神。道传将告于新守此州者，以事上于朝，秩神之祀，神其鉴之。谨告。

〔贴黄〕奏为臣应诏上封事，言朝政得失、中外利病奏闻事，伏候敕旨。

〔贴黄〕臣所陈九事，踰一万言，繁芜唐突。盖以情发于中，理散于事，必使尽而后止。臣闻孝宗皇帝之时，群臣封事有可行者，率以片纸节录，出示三省。间有御劄圣谕，乃是剪下白劄条子，粘于宸翰之前。如臣今所陈可采，乞依故事降出，取旨施行。

臣伏睹正月一日御劄，令内外大小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尽言无隐，须至奏陈者。臣恭惟皇帝陛下亲政以来，训吏如师，爱民如子，薄海内外，咸仰至恩。而臣属将指摄事，职在奉承德意志虑，不度绵薄，蠲租免算，一再奏闻。然此特使事所及尔，若乃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心窃计之而不得言，口能言之而不得达。忽奉明诏，大开不讳，百辟庶士，悉使尽言，是人有所欲而天从之，子有所怀而父母启之也。有君如此，感激流涕，谨条为九事，以备采择。一曰顾天命以新立国之意。昔我艺祖皇帝躬擐甲胄，讨平僭伪，以造区夏，而不私其子，上帝鉴之。迨丁未而孝宗诞于秀，踰三纪而为乾道，迨甲子而陛下诞于越，垂三纪而为端平，此岂偶然也哉！臣请得而极言之。今日有可畏之机三，又有可喜之机一。天难谌，命靡常，自尧舜氏以讫五季，上下三千馀年，惟三代汉唐，号为长久，而周室独得八百馀年。然自宣王中兴之后，旋以不振，竟拥虚器而至于赧。大率历代中叶以后，如人中年，营卫有限，少失调摄，疾病便生。前代东南运历正统，不出百年，其间偏霸，又所不论。盖土薄水浅，气脉易耗，用之不已，势固难支。自古南北立国，虽曰殊方，而天地之气，本相流通，元无间断，故北方有危亡，则南方亦鲜克安枕。

〔贴黄〕臣谨按孙氏肇开江左，至于宋、齐、梁、陈、南唐，皆以偏霸自立，或五六十，或三四十。唯琅邪王以晋正统，百有馀年。元魏之后，无再兴者。陈留夺而孙皓降，苻坚灭而桓玄起，姚泓死而刘裕兴，拓跋分而侯景来，宇文废而叔宝入。我国家受命垂三百年，六飞渡江，又踰百载。今乃适当金毙靼强，中原鼎沸，封豕长蛇，近在疆埸，臣所谓可畏之机有三者此也。柄臣沦亡，权归上圣，以四十年禄去公室，而一旦威福惟辟；以万几庶务壅底胶轕之极，而一旦伸缩进退，惟吾所欲；以薄海内外郁抑愤懑之久，而一旦轩豁舒快，如睹青天。臣所谓可喜之机有一者此也。可畏者方亟，而可喜者忽新，岂非天祐我宋，将使陛下以艺祖之神孙，绍复艺祖之大业，穷而变，变而通，通而至于无穷不息哉！臣愿陛下上稽天命，内立圣心，常自忧勤，力为恭俭，必如尧舜成汤文王之用心，不自满假，恶旨好善，慄慄危惧，不迩不殖，不盘于游，不遑暇食，精诚上通而天鉴之，实行下孚而人信之。然后卓然以艺祖拨乱为法，运其神武，深其谋谟，惜其时日，务其功实，期于再造乾坤，重立人极，非但随宜补缀，因隙扶持，展转多谋，不出旧辙而已。庶几延洪景命，扶植丕基，已坏者可全，将仆者可消，欲去者可挽。此则立国之意，惟陛下留神焉。

二曰植国本以广传嗣之庆。木无根则不蕃，水无源则不远。帝王之庆，莫过于子孙之繁衍。然必有以为之根源，使人心系于下，而天休应于上。国朝故事，甲观未期则遴养近族，前星已叶则归奉宗藩。盖导迎景贶，镇压群疑，事体得宜，意虑及远。此实累圣已行之成宪，非若汉唐叔末讳护牵制之为也。陛下光临大宝，十年于兹，圣德日新，简在上帝，诜诜振振，当自今始。臣深愿留圣虑，特采旧章，博立小宗，必有岐嶷，少迟绿车之出，以候朱邸之还，百世本支，万年基绪，实系于此。

〔贴黄〕臣谨按真宗皇帝即位六年，适有周王之戚，即取宗室子养于宫中。及仁宗皇帝能就外傅，则宗室子亦归邸矣，濮安懿王是也。明道元年，章献太后犹未撤帘，仁宗皇帝圣寿甫二十三，而安懿生子，又数年乃养于宫中，故英宗以嘉祐末入为皇子，年二十馀。当其未为皇子之时，实在宣仁坊宅。盖必其后后宫多就馆者，而王子乃还濮邸，用前例也。绍兴五年，高宗皇帝谓宰相曰：「朕年已二十九，尚未有子」。且谓国朝自有仁宗故事。盖谓有养于宫中之事，非遽指末年事也。于是上在位且十年矣。

三曰笃人伦以为三纲五常之宗主。尧舜之道，光于万世，其要匪他，孝弟而已。三纲五常，系于人主之一身，孝弟积而三纲五常立，三纲五常立而天下定矣。陛下事先后以孝，待诸父昆弟以友悌。三年之丧，必哀必敬，群臣庶民，莫不感动。而亲政未几，近属之疏恩，王邸之绍爵，尤于亲睦之义亹亹焉。然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善推其所为而已。以陛下躬行孝弟，不得有如宋王成器者而终始之，亦既遭人伦之变矣。顾其行不至如淮南厉王之甚，不幸诖误于仓猝之间，其可终负尺布斗粟之讥乎！伏惟圣人恻怛，远体夙昔鸰原相与之至心，及此亲政之始，比死者一洗之，复爵赐谥，略如秦邸故事，以扶人伦，以建皇极，宗社幸甚。

〔贴黄〕臣谨按宋文帝以徐羡之、傅亮等擅诛庐陵王义真，首正其罪，非忘功也，盖为此事关万世议论尔。陛下高明之学，过于元嘉远甚，伏惟少留圣心，早赐处分。

〔贴黄〕臣窃惟陛下以艺祖之神孙，享艺祖之天下，而又天纵之圣，格于上下，天日之表，冠于群伦，薄海内外，倾心畏爱，本无异词。巴陵之陷于诖误，惟当掩匿覆护，以全陛下之至仁。而一时奸邪之臣，如盛章、王塈之在给舍，李知孝、莫泽、梁成大之在台谏，创为危言，以恐动陛下，必欲明正典刑，显加罪罚，谓非是不足以厌天下之心，安陛下之位。盖小人志在官职，惟知藉此邀功，以固宠禄，而不知陷陛下于日月之蚀，为臣不忠，其罪莫大。数年以来，火盗并兴，水旱交作，夷狄内讧，未必上帝之意、祖宗之灵不以此介介也。方故相当国时，天下固以此事望陛下，而知陛下之志未能以直遂，故不敢有尤陛下之心。今陛下亲政四阅月矣，国家之务，大略具举，而独此一事，未见施行。臣恐天下将以前日之所以尤故相者而尤陛下，则陛下何以诿其责乎！孝弟之至，通于神明，臣以为慰天人之心，延国家之祚，消夷狄盗贼诸变，其机端在于此。惟陛下曲留圣心，宗社幸甚。

四曰正学术以还本朝斯文之气脉。成周以礼乐治天下，而礼乐出于王道，王道坏则礼乐亡。国朝以文章治天下，而文章出于学术，学术坏则文章息。故小人欲窃大权，必忌善类，欲空善类，必恶文章，欲灭文章，必及学术，斯坏矣。自蔡京以弟卞力攻元祐为邪说，而崇宁之党成，其效至于神州为百馀年腥膻之区；韩侂胄以高文虎力排程氏为伪学，而庆元之焰成，其效至于长淮为四十年兵盗之窟。宁考更化，收拾儒学之士，柴中行、杨方、先臣柔胜、廖德明、黄干、□□□□□□□□□□□□□□□□□□参错怙权，阴防正士，借其似是而非可得而制者，尊礼而表异之，以此欺世。而憸薄之徒，口传家剽，因以媒利而干时。由是虽名曰崇尚学术，而学术实坏，反不若京、卞、侂胄之世，尚有此一种善类，伏于人间，传其徒而不变也。是以三十年间，朝廷之上，表章儒先，易名录后，光宠倍于前世，而人心无所感动，名教无所扶持，则以本无学术故也。陛下心造圣处，既知信受朱熹之学，当推其学出于程颐，而颐之风旨言论，唯《易》《春秋》传为成书。愿仿陆贽《奏议》、司马光《通鉴》例，取此二书，列于讲读，使伏羲、文王、孔子开物成务、拨乱反正之道，得以少裨经纶天下之大经。而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然后庠序之士，真知此学一反之正，不出于彼之所以为欺者。学术既归于一，则文章必趋于古，而中朝之人物可继，列圣之治化可兴矣。此实新政要务，非老生常谈也。

〔贴黄〕臣谨按程颐之学，自南渡后，门弟子之仅存者三人。其一侯师圣，师圣传之胡安国父子，安国之子宏传之张栻，此湖湘一支也。其一尹彦明，彦明传之祁宽，宽之后无传焉。其一杨时，时传之罗仲素，仲素传之李侗，李侗传之朱熹，此闽中一支也。其后至于孝宗朝，吕祖谦乃得陆九渊于省试。九渊既仕，自名其学，抗衡朱熹，号为象山，传之杨简，号为慈湖，而行其学于四明矣。臣虽晚出，幼闻先臣之训，言不敢妄。伏乞睿照。

〔贴黄〕臣复有愚管。祖宗开设学校，所用教官，多乡党经行之士，不拘资格，孙复、胡瑗、徐积是也。近世教官为差遣，凡以上舍及前名或试中在选者犹有说，为其习时文耳。若久为俗吏，乃以规求荐剡，冒授此阙，而吏部以其资历，亦例与之。其人早去文墨，且但为身事计，既无以作成士类，反坏学校，招词诉，甚者为奸利。欲望圣慈特下吏部，除合得教官差遣人外，其馀并须试中，不得汎滥注授。其每岁试教官，却与优数取放，庶几庠序得人，师道可立。

五曰广蓄人才，以待乏绝。积才如积谷，陈未尽而纳其新；种才如种木，本未萎而培其檗。三十年间，柄臣嫉恶善类，遇有善苗，即加锄治。是以风俗陵夷，气节不立，人才大坏，每有缓急，徬徨四顾，莫适器使。此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矣。故栽接日广者善为圃，耕贩交致者善为生，新故兼收、远迩毕取者善为国。此一说也。又有一说，栽接必有候，耕贩必有方，新故远迩必有唱。贤人君子，唱之所在，人以为方，时以为候者也。陛下躬揽权纲，收召人物，意向所之，谁敢不应？然而迟而未至，至而未言者有矣，其故何哉？闽一贤而置之福，蜀一贤而置之庐，润一贤而置之家食，三贤善人之唱而孤外阔远如此，则其方犹不达，其候且不应矣，夫孰能信之？惟陛下深思独断，无失人望，幸甚。

〔贴黄〕臣谨按祖宗朝，常先用以言去国之人风示天下。章献上仙，仁宗擢范仲淹为台谏，蔡确罢政，宣仁用司马光为宰相是也。况真德秀、魏了翁，皆以言事及送胡梦昱，与洪咨夔皆去，陛下既召咨夔为察官，而二人乃置远方，是使人犹得以前憾议圣德也。胡梦昱之节，宜有赠典，并乞施行。古者立贤无方，诸葛亮出京襄，周瑜出于淮西，张九龄出于曲江，姜国辅出于日南。国朝以文取士，虽东南为盛，而吕夷简、韩琦、刘挚、冯京诸臣，往往河北、荆襄及淮人也。陛下网罗英隽，一时文章议论、忠亮鲠直之士，亦既并集于朝矣，区区之愚，更愿至公四达，搜取实才。才之所在，不拘荆淮湖广，不止闽浙江左，拔十得五，拔五得二，必有杰然而出，堪荷委寄。其未仕者，尤当推本此意，凡以二广、荆襄、两淮进士省试，当如祖宗分路法，使一方各有所推之士。每举在选，就令注授邻近初官。既使咸慕文儒之风，亦可渐革摄官之弊。惟陛下亟图之。

〔贴黄〕臣谨按英宗朝，知封州柳材奏，乞南省将考校诸道举人试卷，各以逐路糊名下两制详定，而司马光奏言比较两项，每举多少得失之数显然不同。盖以国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大者道德器识，其次明察惠和，其次方略果敢，小者刑狱钱谷，岂可专取文艺之人？欲以备百官，济万事。远方之人，虽于文艺或有所短，而其馀所长者，益于公家为多。乞依柳材所请，将十八路临时各以一字为号，逐号之中，随其短长，十人取一。不满十人，六人以上亦取一人。又孝宗朝，广西率臣张栻援引此说，欲将二广到省士人，立号考校，登科人未改秩以前，只注本路阙，俟数年后尽罢摄官，以其员归部之说，后施于陕西五路。栻之奏以他路士人不到而止。臣谓二广之士，今多能文，而荆淮承平百年，士风不减内地，二臣之议施于今日，尤为允惬。伏睹御劄取会解额，欲望并以臣此请，下礼部详酌施行，自来年始。远方幸甚。

〔贴黄〕臣又闻四蜀省类，每举率留二名，以待关外之士，此孝宗皇帝所以惠远方也。关外四州耳，况两淮荆襄数千里，自古人物美俊林所，合参酌前议施行。臣又窃观御劄，特许文武朝臣，各荐监司守令将帅一二人，兼收并蓄之意，大如天地，公如四时。顾窃有愚管焉。夫举仕路而遗里居，采缙绅而失岩穴，其于明扬之道尚狭。盖三十年来，员多阙少，且非炙手不可仕。故其甘心退处，不从调、不求辟者，多在田里之间。若夫未仕之人，抱其古学，踬于时文，与渔樵伍，终身不遇者，又非一士。谓宜特降睿旨，许令所在州军从公采访土著官士三两人，并须本人文行术业委系彰闻，及所著书有补世教，不得汎滥将寻常寄居官员、场屋举人容私应选。守贰结罪保明申奏，以待审察，旌擢施行。

六曰实恤民力，以致宽纾。东南自偏霸割据，赋歛无艺，祖宗随宜罢减，田里少苏。自蔡京取发运之财，朱勔缘花石之奉，南方监司，率用豺虎。重以陈亨伯、翁彦国，乃于民穷盗起之后，更为刮毛刺骨之策。绍兴讲和，兵事少解，又以秦桧粉饰太平，费等宣、靖，无由蠲减。开禧、嘉定，相继用兵，州郡所蓄，扫地殆尽。柄臣喜用才吏白撰取盈，于是率以劫盗之威，行一切之政，夺民之食，剥民之衣，少应公家，多备苞苴，兼充私橐，又三纪于此矣。盖东南民力，几三百年，朘削日深，生息无几，直至近岁殚穷见底，可为痛哭。幸于天启圣明，黜远贪残，谨节赋敛，诏旨每下，民欣然若更生。然而治病不对證，则久莫能痊；去草不除根，则后将复炽。今内地之民，穷于秋苗之倍取；边方之民，穷于和籴之多收。此而不救，墙壁有文，虽勤无补。臣闻五代乱世，苗米每石额外多取三斗，史犹讥之。今自江以南、二浙、江东西、湖南、福建诸郡，一石之苗有量至二石五六者，有至二石三四者，少亦不下二石一二；折纳之价有一石至二十千者，是曾五代不若也。臣请各路专委清正监司一员，亲历诸郡，面与守贰计算一年苗米若干，上供若干，官吏兵支请若干，与之勘酌去处，量出为入，立中定制，特从朝廷重新给降文思斗斛，仍令百姓自行概量，不许颗粒过取。如此，则纳官之外，稍有赢馀，富者可及乡井，贫者可赡妻孥，持以数年，必有宽纾丰泰之象矣。

〔贴黄〕如从臣所请，乞从文思院制造五斗斛若干，斗若干，给付所委监司，令依样腾造，雕镌印记，以「某年月日某官姓名、恭奉圣旨给降文思样制造、发下某州、受纳秋苗使用」为文。其斗专以侍入加七加六之零数，若合加八，则两斛之外，以此量八斗，加七而下如之。若江北两淮京湖诸郡，又有甚者。盖秋苗者，内外之大庄课也；和籴者，边郡之大庄课也。惟其各有深利，如根株不可移，如胶漆不可脱。虽有贤吏，心知其非而不能正，自洁其身而止，于民病何暇议！朝廷之斛，不过文思所降而已，两淮乃有所谓市斛，或一斛而当文思之三，或一斛而当文思之二。州县散钱不过一斛之价，其量于民则以市斛，其交于朝廷若上司则以文思。由此朝廷若上司虽降一百万缗，州县但以五十万缗，已得一百万缗之米，所馀皆归之官吏。

〔贴黄〕臣奉使总饷，目击此事。盖有淮乡人家出产之田仅二百四十亩，而县司明出给由子，科以和籴百四十四石者。纳一石既当二石，而石数之外，又有呈样罚筹堆尖脚剩名目，若公吏而下诛求，更不预焉。是以二百四十亩之田，而欲三四百石米输官也，然则人家无颗粒入口腹矣。臣虽严加禁戒，未易止绝。臣尝谓和买为内地无穷之苦，和籴为边方无穷之苦。然和买尚同二税，且内地乐土犹可。若京淮百姓，日与强敌为邻，而比年困于兵革征役，居处服食，几同狗鼠，仅有米谷，出自力耕。今又夺之，此岂高宗皇帝所以惠恤边民之本意！由是言之，士大夫之罪不可磨矣。欲望圣慈仁不忘远，特发睿旨，亦与新给文思正斛，于两淮京湖诸郡，明加斛面五升，以为雀鼠耗折之费，许令入中，百姓照所给斛，自行槩量。备劄各州，晓示禁约，严立罪罚，有敢违戾，以违制论。仍许越诉，官员窜殛，公吏决配。庶几官员稍知畏惮，不失和籴美意，而边民自此且乐与官为市，虽与籴千万，亦可立办。实粟塞下，其策莫长于此。

〔贴黄〕如从臣所请，乞造斛二百只，雕镌印记，以「行在文思院准圣旨给降，专充两淮京湖州军和籴使用」为文。其斛面五升，亦从文思特造五升量，同斛发下，雕镌印记如之。然此特州县所以宽民也，陛下代天子民，专以养民为职，可徒止于革弊，而无以施惠乎？后世田不井授，既失其养民之方，而困于养兵，惟重有取民之具。故王政不能行，犹可行惠，欲行惠，莫如节用。汉文帝躬行节俭，国用既富，则间赐田租，久则尽除田租。祖宗之世，议者欲大为省节，久乃计其赢馀，拟当经费，时以与民。臣愚欲望陛下充广此心，服行此事，以祖宗追思甲马营艰难之时自训，以祖宗击碎定瓷，不视首饰训嫔御，以祖宗七夕赐公主不过数千训贵戚，以常衮之辞常封训宰执，以司马光之不受遗馀训侍从，以晋宋军兴故事王以下皆减俸训百官族姓。申命宰臣，大约一岁财计出入之数，始自宫掖，以至于外庭，一切用度，稍从贬损。且以减四分之一为率，岁所剩馀当不减至百万，则举以代纳一路之赋，岁代一路，则积十岁可代诸路。

〔贴黄〕当今东南号为腹心根本，所当固结者，不过两浙、福建、江湖数路。而两浙为畿内，福建、江东为近畿，猝有匮乏，可取于民，茍有缓急，可倚以济事。臣谓节约既久，特旨蠲贷，又始自两浙，达于诸路。代纳有二，代商税而尽免之，则市井行旅之民悦；代四等五等下户二税及役钱而尽免之，则田里力耕之民悦。使陛下之至心实德，从此霈发，实及细民，民力必宽，民怨必减，盗贼必不作，虽作必不相挺。国有缓急，必能效死而不去；上有匮乏，必能乐输而不恨。夫革弊以医民生之久伤，施惠以维民心之久散，祈天永命，其本在此。惟陛下与二三大臣亟图之。

〔贴黄〕臣尝契勘江东一路，下四等五等人户夏税，折帛为钱，不满八千馀万贯，为绢不满二十馀万疋，其他诸路，可准而知。若以陛下刻志为民，岁月办此，正自不难。此在陛下以五帝三王为师，以大本大原为意，以万年亿世为图，则微臣之言，或上当圣心。不然，则指以不识时宜，臣无所措其说矣。

七曰边事当鉴前辙，以图新功。养全，前辙也；通靼，新功也。臣观故相谨守家法，不启兵端，特以委任非人，措置不善，深居独运，缪误相仍，狼狈披猖，至今为梗，盖有六失：一、不知人而好持久。刘倬在盱眙，曾式中在淮右，郑损在蜀，陈赅在京湖，或十馀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非败非没及以故去不易。二、不知兵而好分屯。屯江者尽以屯淮，而江上更募市人，以为防江之兵；屯鄂江陵者尽以屯汉上，而腹心之地，但加以副使之虚名。又不能择要地而聚大兵，不过千人，或三百，或五百，蜂屯蚁列，皆不成军，欲使沿淮沿汉千里之地尺寸而守，得乎？臣闻绍兴间，金人复取陕西，蜀帅胡世将谋于张焘，焘谓川口散漫不可守，不如敛兵保固关隘，从之，而全蜀无虞。三、不信制阃而好牵制。两淮金陵，断而为三，鄂与荆襄，裂而为二。金陵常为文具，而两淮各不相通。襄阳既处极边，不能以力庇鄂荆；鄂州自守江，徒欲以名兼蕲黄。

〔贴黄〕臣谨按绍兴、隆兴之间，率以重臣开督府宣司于金陵、姑苏，其他两淮、荆襄，但以民事付守帅，兵事付军率，大阃居中，四面禀受，得体知要，气势雄浑。比者江淮合一，以建大司，于时逆全在太，闻而色变，未几授首。盖以其权重势尊，指撝轻利，无掣肘不一之患。

四、讳败不治而军法弛。泗州之役，死者数万，不治也；许国之变，诸军不救，不治也；夏全、张惠之反，京口大军，不战而去，不治也。五、补阙不练而戎伍衰。自嘉定以来，蜀军四败，京口之军，三败金陵，江池之军，覆于蕲黄，偾于江右，无虑数十败，乃急补阙以弥缝之。其存者皆在军久而食钱多，则可利其所有，于是乎靳汰；其募者皆流离乞丐之子，弱而易制，可以掊刻而无变，于是乎滥刺。由是连营皆老弱，虽欲练而无由。六、核实不精而边政坏。朝廷以意向示人，不喜其实而喜其名，不课其事而课其言。州县并为城池，而壕堑不治，楼橹不修；关隘每置寨栅，而支径可通，旁蹊可入。募府上功而冒滥大半，将帅奏捷而败亡实多。沿江皆损腐之舟，列淮尽空虚之廪。器械钝阙，士马单微，徒有画图之整与夫申牍之圆备，畀以信赏，尽成具文。

〔贴黄〕臣观襄阳、维扬所筑城壁，皆孝宗命郭杲任其事，至今坚固无虞。臣闻之滁人，本州筑城奏功，得旨命扬倅立寿迈验视。时守臣急于集事，用糯米糊叠砖砌城，验视之际，以手揭起，守窘力祷，竟为保明。当时核实之政类此。以此六失，养成逆全，馀风遗毒，至今未瘥，可不痛惩而力革之乎！今庙谟一变，遣二荩臣分制淮土，联鄂护升，首尾相维，足可应猝。傥于此时更留圣虑，大为自治之计，如前六失，洗刷涤荡，俾无因循茍且之患，则边声日振，边备日充，而绍兴、隆兴江淮大将数十万之兵，气势赫然复还。以此通靼，虽有狼子野心，将凛凛入其中而不敢肆矣。然而通靼易，察靼难，要当疑其可疑而为防，幸其可幸而为待。其靼能吞十分有九之金，而不能得取蕞尔一隅之蔡，至求我以共济，此可疑者一。靼如熊狼，殊非人类。今乃渐杀其前此之暴鸷，师屯至蔡，粗有纪律，此可疑者二。鞑纵无仇于我，然中原投拜户以及诸国种类，鞑之所不能强，此可疑者三。中原投拜户以及诸国种类，亦纵无仇于我，然贼妇杨氏以至国用安、夏全、郑衍德之徒，鞑之所不能保，此可疑者四。又使其皆不致怨于我，而河南邱墟，民失耕稼，人无所食，饥饿之民所在万计，鞑之所不能收拾，此可疑者五。况夷狄之性，贪而无厌，犹犬齧骨，不尽不止，犹犬噬人，不击不退。女真之初，未尝无并吞江南之心，一败于韩世忠，再败于刘锜，三败于吴玠、吴璘，而后和议成。今鞑自辛卯之冬，蓦我西边，入吾蜀口，而我不能遏，遂由金洋蹈京襄以趋汴，如行无人之境，有轻我心。又自壬辰之冬，偏师由信阳直捣德安，犯黄岗，纵兵大掠，驱人民牛马，道浮光，渡淮以北，我不能禦，有轻我心。又自襄阃失谋，合兵攻蔡，靼之酋长，往来无禁，吾将帅之能否，士马之多少，地里之险易，粮储之有无，与夫边备之空虚，边民之愁叹，彼无不熟知之，当益有轻我心。挟五疑，负三轻，无一胜，而欲以玉帛与之讲信修睦，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矣。然而有可幸者存焉。知攻者必知守，而靼不知；知取者必知收，而靼不知。向也金类元魏，以夷狄而为中国；今也靼类赤眉，以夷狄而为盗贼。其兵力若锐于金之全盛，其人才实不迨于金之初兴。是以三十年间，横行中原，惟务杀戮，惟事剽掠，而不能有其人民土地。然彼固帝王之驱除耳。鞑破灭诸国，往往杀其父兄而养其子弟，名之曰投拜户。人谁无父兄之心，特以畏其强暴，姑俛首而听命。今投拜户日繁，多于鞑之种类，而鞑渐不能制，或有隙可乘，起以毙鞑者，未必非投拜户也。靼自殄金蹙夏，吞并诸小国，金帛子女，充满盈溢，亦颇有安享富贵之心，而渐忘其前日勇往杀伐之习。乘中原之怨，贾吾国之勇，其刚易折，其强易弱，其胜易败。苻坚不得志于晋，魏太武不得志于宋，何况鞑哉！金之方盛，已有蒙古为北荒之敌国，兀术至谓他日必为国患。又安知今日之鞑，不如所传闻狗国、大人国诸强，垂涎朵颐而乘其后也！可疑者不可轻，而可幸者不可喜。惟当急脩吾武备，急储吾军实，急搜吾人才，急收吾民心，闭之玉关，处以门外，待之以虚文谩语，而听其恍惚，而常示之以重备强形，以压其骄骜无礼。谨节而应，舒徐而俟，不使隙开，亦不轻发，以观其势之所趋何如而图之耳。彼如求币，吾应之曰：「币非所靳，礼必先定。昔也金人与我为仇，彼有所挟持，我有所牵制，暂焉勉强，竟以不终。今吾与汝，本无雠衅，以义相求，宜从变通，庶保长久。南土湿热，北土寒凉，皆非二国信使所宜。我欲交币于河北，彼可奉礼于汉上。岁不过二，正旦、生辰，一切汎使，彼此勿遣」。

〔贴黄〕臣谨按国朝延安受夏，雄州受辽，或有不时无厌之请，但使州郡以未敢上言为辞，而徐与之议。今境上之郡，非唐、邓，即光化、枣阳，宜择一处，精选如何承矩、李允则辈，以任玉帛来往应接支吾之责。彼如归地，吾应之曰：「中原遗黎，本皆赤子，彼之豪杰，久固归心。但汝方有事于剿除，吾不欲遽许于延纳。今其破灭，悉汝之劳，吾以何名，享其土地」。

〔贴黄〕靼必与我汴，靼必不与我河南。但当俟襄阳小使之名，为假道谒陵之举可也。盖法当示之以无所利，不然，必有深虑。夫彼得吾之币，而吾之执彼之地，彼将心愎而谋沮。而中原之地，必自飙驰云扰，彼终不能制，将如耶律德光之患山东，势当北归。吾徐出而收之，非吾有乎？

〔贴黄〕靼性畏热，春夏之交，势当北去。若河南之地付之守者而经理之，将图我也；若河南之地委弃而不守，将诱我也。二者皆非吾利，尤当谨之重之。或有金之旧臣，土之豪杰，以接境州郡若县镇来者，惟当密用羁縻之术，以通河南之气脉，觇鞑人之情伪而已。迟则为福，速则必为祸，静则有可俟之机。生民休戚之关，决不可轻也，不可躁也，不可茍也，不可贪也。惟陛下与二三大臣熟计之。

〔贴黄〕臣窃惟神州陆沈，八陵夐隔，天时人事，适在此时。若乘鞑人之北归，因中原之思汉，用师数万，收复河南，抚其人民，用其豪杰，上自潼关，下至清河，画河而守，此诚大有为之规模，不可失之机会也。但量吾事力，实有难言。今姑以淮西论之。朝廷桩积之米不过百万馀石，往往三分虚数；在籍之兵不满八万，往往大半老弱。加以椎剥掊尅之馀，败亡伤耗之后，人无固志，士有饥腹，三边事体，大略可知。往年淮安之役，朝廷会诸道之兵至十二三万人，东总至用米一百二十馀万石，乃克有济。若举师北向，费当十倍，窃计国力，决不能支。蔡谟之言，殷浩之失，不可不深长思也。京襄十年闭境，仅无乏兴，一与鞑通，公私大困，朝廷至捐平江百万仓之米，淮东西、湖广三总所合得上供之米，溯流二三千里而给之。京鄂之间米石，为湖会六七十券，百姓狼顾，枕籍道途。然则兵岂可易言哉！臣又闻靼既破蔡，不肯北归，移兵于息，牧马淮西，渐逼吾境，其意可见。而山东一项，鞑人头目号阿鲁术大官人课课不花者，谷用安辈又挟之以侵迫寿春，淮西势当与之交兵矣。和于彼而战于此，朝廷既无坚定之规模，边臣又无画一之遵守，悠悠泛泛，莫知所止。夫鞑非小敌，和战非细事，岂可尚同故相时周遮掩护，不公谋之卿士，谋之国人，以为万全之策乎！臣又闻寿春以北，强壮之散在对境者，淮西欲有招纳，必须钱粮，若源源不已，恐无以继。又闻襄阃遣人，约降息州，息州守者已弃城而走信阳。夫金虏在河南，我未尝向北发一矢，今彼以鞑政灭，人民无主，我方于是时收之。鞑欲杀之，而我顾纳之，万一鞑以为词，我何以对？谓宜明谕边臣，悉加禁断，但力为自治之计，以观其势之所趋可也。

〔贴黄〕臣又闻蔡城之破，空空无所有，仅存残兵百姓数百人及伪参政一人而已。盖其无食无兵，固宜溃散。而边阃侈然以捷书来上，分骨之奏方腾于朝，而北方乃传鞑人于地窨中获伪主去矣。息州残民千馀，方畏鞑之暴，而我又招之。彼舍畏途而就生路，自应归我。盖未尝有攻击斗敌之事也，而边阃又以捷闻矣。其为欺罔，大率类此，夷狄闻之，宁不窃笑！此二十年来边臣膏肓之疾也，岂可复蹈哉？

〔贴黄〕臣观东晋六朝兵屯财计，比于今日，甚为寡弱。而能北抗胡羯，间掠中原，绰乎有裕，而无急迫艰难之象者，不恃和而常自治也。其于北方往来，不过小臣轻币，随行通塞而时其行留，但略以存邻交而已。而自于彭城以东，南阳以南，建立大藩，或用亲王，或用名将，精兵数万，资实如之。襄阳为雍州，江陵为荆州，武昌为江州，合肥为豫州，广陵为青州，如今之路，所统或十数郡，文武寮吏，或以千计，其重且专如此。然后天子都于金陵，据江山之固以临之。此则其自治之规模也，岂以和为恃哉！

八曰楮币当权新制以解后忧。朝廷以楮价减落，收换十四十五两界，诚为知务。但金银之出不能多，多则伤国；度牒官诰之出不可多，多则伤大家；新会之出不容多，多则人仍贱之。故所赖以收旧楮者，惟商贾品搭盐钞而已。然施行有次第，而后商贾急于品搭；商贾急于品搭，而后旧楮可尽。今虽有品搭之文，而无期限之节，故商贾亦不过以资次请盐之钞，迫期赴务场品搭而已。以通、泰、承三郡之钞言之，在民间者二百二十八万九千馀袋，而自降指挥以来，其赴务场品搭者，截日终仅三十馀万袋。合新旧两袋之钞，所得旧楮，为数三十。总十三万袋计之，则所收旧楮三百九十万而已。折钞真钞，又所未论。若此者非十年品搭不可，安在其为收旧楮乎？是以商贾所积旧楮，尽辇以入京而封桩，新楮兑换，为之不继。新楮之出既多，人亦视同旧楮，不甚爱惜。自浙以西，率以旧楮一贯三百易新楮之一贯。旧楮之陌，为钱三十有三，以此展算，则新楮之陌已暗落为四百二十九矣。是以物价翔踊，愈甚于前，闾阎之民，尤为狼顾。如病而服药，药不对而病愈增，岂不殆哉！目前之策，惟有变通盐钞旨挥，以术驱之，于数月之内，使商贾急于品搭，则旧楮自少；旧楮既少，则新楮可通，则官司秤提之政方无窒碍，而百姓危蹙急迫之證可以立宽矣。臣方外小臣，不敢辄议朝廷大政事体。陛下诏二三大臣亟图之，无使异时功利之徒得以窃起章惇役法之议，幸甚。

〔贴黄〕臣观今日国用殚屈，和籴以楮，饷师以楮，一切用度皆以楮。万一有水旱盗贼、师旅征行之费，又未免以楮，则楮者诚国家之命脉也。去岁未变楮令之时，诸处旧楮，其陌尚有及五百者。今既变楮令之后，新楮钱陌反不逮故岁旧楮之价，则何以一番纷纷为也？良由无术以收旧楮，而但出新楮，故民不贵而价愈落。且旧之在民间者，为数不下三百万，若有术以驱商贾，使之急于品搭，计一袋所入为旧楮三十，则三百万袋已可以收旧楮九千万矣。其于一二千万，则以度牒官诰收其二，金银收其二，新楮收其六，不出数月，旧楮尽而新楮见行，将自流通，物价将自减落。权之所在，民之趋之，顺于流水，特在于使由之而不知尔。今不亟为区处，新楮甫出，其弊已尔，年岁之后，将甚于昔。官司之所仰者在楮而民不重，官之所倚者在法禁而民不服，楮非吾楮，则国非吾国矣。金人之毙，虽由于鞑，亦以楮轻物贵，增创皮币，或一楮而为三缗，或一楮而为五缗，至于为十为百，然人终不以为重。其末也，百缗之楮止可以易一面，而国毙矣。楮之不可不制于其微如此，并乞睿照。

九曰盗贼当探祸端而图长策。比年以来，绿林之风，遍于内地。汀与南安，盗之祖窟，盱赣军而盗，衢民而盗。若循梅间今之所未降者，乃其馀支残裔尔。汀与南安，其端在郡贫，盱赣与衢，其端在吏缪。南渡以前，汀、南安号为朴俗，不闻有盗。比年乃为大阱，波流四出，王师仅然后克之，何哉！盖汀为八郡之最贫，往昔朝家时或裨其郡计；而南安以邑创军，调度不足，按其图至一日常欠六十馀缗支遣。况年来官吏养尊习侈，苞苴囊橐，过于上供，不为无艺之求，何以取给？由是深山穷谷，无不追宿逋，无不食贵盐矣。此福建之盗所以起于盐子，江西之盗所以起于峒民也。赣素有齐逊之风，而狂宪乃操刻薄之政，日夜鞭之而不顾；盱能捍金人之寇，而庸守乃处反侧之际，视之如平时而无所虞。衢与严接，腊寇所熏，村夫野氓，斗争自喜，一牛之讼不审，而千里之祸立成。当时守倅之罪，其可逃哉！然则精择守令，奉宣德泽，以和辑其民，而盗之祖窟，又为之专条区处，使吏寡于求，而民安于自养，则盗永不作矣。

〔贴黄〕臣闻所谓盐子者，皆汀赣间恶少不耕之徒，若不贩盐，即以劫盗自给。与其使之为盗，宁宽盐禁？前此盐子率千百计来往，不以盗闻，民亦习以为常，且百年矣。只由无状之吏乃以江浙间体例，尽行止绝，而州县却自增鬻官盐，彼穷且忿，安得不流为大盗！谓宜行下闽漕，与汀守商议，量助郡计，稍宽盐禁；仍于宁化等处，选辟廉吏为令，俾推行之，不为文具，庶几公家减去纲数，盐子有衣食之方。曹参谓齐相无扰狱市，臣亦谓汀守不当扰盐子。伏乞睿照。其南安军财计，只靠南康一邑所有，只由大庾人户无几，若郡计更有不给，必至波及山峒之民，利害明甚。亦乞并诏江西漕臣，一体相度施行。若夫湖湘之盗，又有说焉。盖此汉长沙、桂阳、零陵故壤，畴者以寇盗书于史相踵也。故其山峒里邑以盗为俗，农事有暇则为盗，守令不惬其心则为盗，俄合俄散，乍服乍离，特在帅府善区画而郴衡诸郡有扶持耳。

〔贴黄〕臣窃见湖南帅府从来应接支吾，全在飞虎一军。近年乃以分戍信阳、武昌。及至捕寇，却要鄂兵来赴。朝廷区处倒置如此，何以责帅府！谓宜劄下湖南、京湖，从公相度长久利便之策，免至往来烦扰，且有奔命不及事之患。若自湖以北，号为五溪，蛮猺错居，承平百年，仅幸帖息。而比来贪吏狃其衰懦，亦务侵渔，金砂材木之产，方舟而下，皆自此出，怨气满腹，忽焉一发，钟相、杨么，益以盘瓠，其患必大。方江湖二广桴鼓相闻，独未及湖北，而祸胎所伏，渐不可讳。此在守臣得人，修举职事，训阅民兵，检坐猺省交通之禁。仍令监司常切觉察，官吏如有收买货物、骚扰生事者，并计赃劾治。其广西琼管一带，亦乞准此施行。第惟比年以来，官吏狃于贪残，殆成痼疾，虽陛下谕之以诏旨，励之以赏罚，正恐士习已坏，未易挽回。臣欲仿祖宗故事，于朝臣中选择公清忠亮之士，分道奉使，布宣德意，访闻疾苦，举扬廉白，纠察奸贪，庶几观听耸动，吏道可清。且使远方百姓知陛下忧之念之之深如此，自然感悦爱戴，不忍复为盗贼，以梗圣化。

〔贴黄〕臣谨按高宗皇帝绍兴二年九月壬午，手诏选强明廉谨不欺之人，观风问俗，平反狱讼，宣布德意。三省以监察御史明橐五人为请，上皆召见，赐以宣谕吏民诏书、御宝手历、招降盗贼旗榜而遣之，其居他官者仍摄御史。十月己卯，宣五使刘大中、胡蒙、朱异、明橐、薛徽言同班入见，上谕曰：「比所下诏，州县徒挂墙壁，皆为虚文。今遣卿等，务令民被实惠。奸赃之吏，必须按察，公正奉法之人，必须荐举。如山林不仕贤者，亦当具名以闻。平反狱讼，观风问俗等事，并书于历，朕一一行之」。此非寻常遣使比也。其后五使多以称职闻。

〔贴黄〕臣闻江西盗陈三枪为害累年，未能招捉，吉赣事力，为之大困，民死于杀掠，兵死于转戍，不宜久而不治。谓宜因遣使者，就以黄榜招降，许以不死，或更量与补官。彼必欣然听命，是亦高宗皇帝已行之规也。庶几内地蚤得平定，不至蔓延，蠹国残民。伏乞睿照。

臣区区孤忠，粗已殚竭，于九事之外，复效其愚。臣伏睹御劄，首以听言用人为治道之要，言则自近以及远，人则循名而责实。大哉圣谟，愿裨毫末。臣闻听言用人，非二说也。盖听言以观其人，则得其邪正真伪之实，若不知言，则亦不知人矣。古者有听言以兴，亦有听言以衰，有以言用人而得贤，亦有以言用人而得不肖。是故人君不可以慕听言之名，当求所以知人之实。臣愿陛下以湛然至一之心，察纷然不一之论。凡有包藏者，其言必支；内有媚忌者，其言必隘；不公言之而密言之，其言必不正；不礼言之而间言之，其言必不实。

〔贴黄〕臣所谓礼言之者，以劄子、以封章、以弹劾轮对也。元祐初，韩维以口奏臣寮过失，宣仁太后怒而出之，盖为此。陛下诚以此察左右之言，使倾侧偏诐之说无所容其间，则贤者安，能者勉，而陛下始有可用之人矣。

〔贴黄〕臣窃见元祐间，诸贤并集于朝，一时气象，复还太平矣。只缘各人不能心无适莫，自相攻击，洛党朔党之属，纷然角立，以君子而得朋党之名，遂为熙、丰间小人所窥，阴拱默伺。及于绍圣，其说得行，一例窜斥，善类为空。盖兄弟内阋于墙，则仇人因以为利，此前之明鉴也。伏惟陛下独观公听，预察几微，鉴于前辙，明谕此意。自二三大臣、经筵台谏、给舍侍从以及百执事，下至学校之士，皆当惟是之从，惟中之适，不必以一己爱憎、一事顺忤而自为异同，茍为臧否，以激朋党之渐，以启群小窥伺之萌。庶几公是坚定，治体浑全，不堕绍圣覆辙，宗社幸甚。臣一介孤迹，素抱苦心，窃睹近年天下之势日就沦胥，未知所死。忽逢大化更新，不翅瞽者之还明，病者之顿苏，感激奋励，莫知所云。第恨学识短浅，不能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勉竭狂愚，少伸臣子报上之谊。傥蒙圣慈俯垂省览，或有涓埃上裨海岳，臣虽九殒不悔。瞻恋轩墀，臣无任陨越屏营之至。须至奏闻者。

葵心北户，久怀航海之诚；象译南琛，初上职方之奏。毕输诚于蝼蚁，实慕义于衣冠。臣（中谢。）窃以兴国悦渤泥之朝，嘉其始至；祥符伟注辇之贡，叹彼未来。岂期从古之戴盆，忽玷当今之同轨。伏念臣每以沧溟之中阻，姑为吉蔑之附庸。下极荧煌，莫记星霜之变；断根膏馥，第形贾舶之编。既弗登夏王《山海》之经，亦莫与汲冢会同之解。且西邻骠国，尚效德宗鼓舞之欢，而南境阇婆，每续元嘉职贡之敬。退念陋邦之蕞尔，独为大节之阙然。臣是敢遥起三呼，共驰一介。随贯月乘槎之侣，占迎秋从律之风。效牵式启于旄头，任士仰干于禄币。其德天合，其明日合，宜东西南朔之悉归；大秦宝多，大宛马多，想礼乐诗书之甚盛。祈殿古人之委赐，与荣玉版之诗书。形容骇师古之图，道里续贾耽之志。恭惟皇帝陛下离明继照，乾健统天。中国有至仁，自然笃近而举远；小邦怀其德，岂徒厚往而薄来。乃至微臣，亦知大义。法乎三圣，矧更出于亲传；令彼四方，自式歌于来享。某空怀辰共，莫与躬朝。嗣属国之封章，自今以始；耸陪臣之复命，其教可知。

荥阳世家出帝高阳，春秋时在鲁、晋、楚者，皆其胄也。汉号玉田氏，其后繁昌，耽、裕、骛、哲、尼、固、休之、惠元、思义、为、峤、城，咸著节义，为时闻人。其在蜀者曰谟，自汉元嘉与龚荣诣巴郡太守，请分置垫江郡。曰群，佐昭烈，与赵云齐名。唐末曰安仁，起兵绵竹，辅王建，讨全忠。厥后子孙散居剑以东。国初，君进繇武信凤台派为合之巴川县小龙潭后觉里人，四世而至于曾祖明，字周臣，以阴德孝行闻于政和间，时人为著《阴德集》。武信有异人，号净眼师，阴德公将谒之。师先一日命左右曰：「巴川阳公将至矣」。已而公果来。师谓公佛地位中人，将传心印。阴德公辞曰：「纲常之大，如之何其废之」？妣梁氏，继仲氏。祖熙载，字应祥，登绍兴二十年天府书，乐善不倦，守道固穷，号后觉先生。妣康氏。父景春，字伯震，德行文章为时师表。捧乾道元年能书，以宁宗御极恩，官至从政，累赠宣义郎，号龙潭居士。妣普慈冯氏，懿行淑德见于礼侍度公志铭，赠孺人。淳熙丁未九月初七日戌时，实生公于后觉里巴字溪之上，名昌朝。甲午，以枋名贡于乡，字正父，小字宗骥。行鼐二师，事考亭高弟性善度公正、莲荡㬊公渊，尽得其传。登淳祐辛丑进士第，怀敕五年，俛调昌州酒正，摄广安学官、大宁理曹。升从政，调绍庆学官，摄郡通守，志恬退，隐居不仕。利路使者闻于朝，加通直郎，赐六品服，累封朝散大夫。咸淳丁卯十月十日癸亥辰时，考终命，年八十有一。门人因所居，字之曰字溪先生。公取武信张氏，唐相曲江公之裔，先卒，赠恭人。二子：长少箕，登景定壬戌进士第，今修职郎；季炎卯，登淳祐丁未进士第，今中奉大夫、巴川县开国男。又全庵之子炎巳为子，荫登仕郎。孙男四人，孙女四人，曾孙男女二人，玄孙一人。咸淳戊辰二月既望，葬于江陵府松滋县香炉峰堆玉坪寅山之原。公生有奇质歧嶷，知长幼尊卑，好弄笔墨简策。终日端庄巍坐，群儿戏诱，不顾也。龙潭居士口授以书，一再过即成诵。九岁毕九经，属文如成才。居士有诗曰：「诗书有味嚼逾美，编简无花开自香」。公和曰：「文章不数向、歆辈，姓字须教班、马香」。宿儒庞子渊试以《大旱汝作霖》诗，公赋曰：「岂但流王泽，应须沃朕心」。时人惊叹。成童博览群书，纲常名教之道，古今治乱之源，莫不洞贯。医药卜筮之书，天文地理之学，射御书数之文，咸精通焉。时乡贤性善度公正自建昌受业考亭以归，遂往承学。公慈孝出于天性，侍龙潭居士刻不忍去。夔部使者母丘公恪罗致居士为夔理曹，公年十八，实侍行。甫两舍，居士夜坐吟《挽故人》诗曰：「五十三年堕鬓魂，一朝埋玉骨方温」。公然釭秉笔，书未竟，居士忽坐逝。公于逆旅中治丧扶护。时伪禁严，《家礼》未见于世。公请于度公而行之，衰麻敛奠，一遵古制。先是龙潭公居官日，有劝以俸金买良田为诸子计者，因笑曰：「教子当以诗书，田宅非所以爱之也」。暨殁而家四壁立，无以为葬。公赞议贸所居室庐以奉丧事。自是陋巷箪瓢，人不堪其忧，躬植蔬果，以供慈闱甘旨。年三十，娶曲江张氏。冯太夫人以子舍食贫为怀，命出居营生。甫月馀，与张夫人私相谓曰：「忍以生事亏定省乎」？乃亟归侍，奉菽水，勤温凊，咸得欢心。爨烹沃盥，躬服其劳，有代己者勿许也。一时乡父老诏子弟孝养者，率称公为法焉。冯夫人疾笃，公露香祈天，减己算以益母寿，密刲股以进，太夫人绝而复苏，延七年然后终。公执礼过哀，有白蛛垂倚庐者七日，闾里聚观，咸称孝感。公尊祖奉先，孝敬纯一。居室陋，家庙务严洁。家虽贫，烝尝必备礼，每祭必思祖祢嗜而荐之。濯溉灌罍，必躬必亲。前期致斋至恪，及祀之日，涕泗呜咽不胜，望松楸悲恻感慨。晚岁私谓二子曰：「吾于考妣夙夜追忆。夫以大舜夔夔斋慄，多历年所，犹终身慕之，况庶人乎。吾未冠而孤，仅获事母数十年，虽粗得欢心。母殁十有馀年，始叨第，无亲可荣，只仿佛终身之慕而已。二亲时若见之，愈敬愈孝，不敢越足于天理之外。此心八十馀年，不曾向人道也」。公于兄弟极友恭，事伯同甫、昌泰如事父。同甫染疴，公尝药侍疾，衣不解带。暨终，以哀号过感心恙。何氏姊嫠居，数丧不举，公竭力营之。邓氏姊晚无依，公迎养，乱离必载与俱。姊性严急，寓荆州，卧病久，左右莫能承其颜者。公年六十一矣，泣下曰：「姊，吾所与同胞。性之宽严，吾善能顺之」。于是躬药饵，亲馈食，问所欲而敬进之，昼夜不解衣者累月。与弟季全父同居，怡怡如也，人无间言。避地夜郎，全父疾殆，公密祷曰：「弟幼得父母之欢心，长得伊洛之正传。今疾革矣，而犹未有后。某则既有子可承祭矣，生且无益于时，愿以此身为弟请命」。弟因感异梦，疾乃瘳。全父负四方志，考亭高弟之在东南者，皆得及门。后终于临汝，犹子炎已生甫数岁，孤孀无依。公命季子取以归，教养如己子，而以咸淳郊荫官之。从兄昌临丧亲致毁，寝疾，人不敢近。公独扶持，始终不懈。比敛含，皆于公之手焉。阳氏世以诗书传家，故俗党未尝轻去贫贱，凡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葬，笄无以为行者，公咸经纪之。邻里乡党友助扶持，曲尽其道。友人李发明在缧绁中，而非其罪。公往他郡，为之求救。李丰其行橐，比返，仅縻扉屦，馀悉归之，李曰：「为人忠，交友信，正父是也」。蜀有敌难，避地夜郎山谷间。会敌犯泸叙，公与一家相失，独深入不毛，绝粮久之。同行有以不义得食进者，公坚却之，但汲清泉，茹黄精以充腹。惟《易本义》一编未尝去手。敌退而反，张夫人及子妇亦免于难，亲故罹祸者十八九。公谓张夫人曰：「吾家幸保全，天其或者全予以周众人之急乎」。于是悉所有以给困乏。嗣岁，张夫人卒，几无以为敛。乡人或有以饥渴为心害者，公叹曰：「是可不亟求正乎」。乃与弟全庵南午、侄存庵醇、友人宋君如山、罗君仲礼、朝宗、陈君晰之、黄君应发举蓝田吕氏《乡约》，推前进士黄君应凤为长，合同志行之，正齿位，劝德行，录善规过。又与李君发明讲明乡饮之礼，于以维持孝弟忠信之风，一乡化焉。公幼居丧，读《礼》暇，则取释老书阅之，辄洞其源委而叹其虚无也。免丧，为书深诋之，以谒性善，曰：「吾友伯震有子矣」。乃授以《太极》、《易通》、《伊洛语录》。公读之，自谓圣贤之传可以心会，尧、舜君民可以身致也。于是专意理学，其要以诚意正心为本，而于日用常行间实践之。会性善以君命召，公请曰：「先生东矣，吾将谁师」？性善曰：「笃志《四书》，以为纲领，而求其放心可矣」。且曰：「涪陵莲荡㬊渊亚夫游紫阳之门最久，盍往师焉」。遂与弟全庵、侄存庵束书造之。㬊门庭甚峻，惟难疑《四书》，至问《易》则正色斥绝。公固请不已，莲荡察其志之专，乃曰：「子于《易》有何所见」？因举所作《阴阳消长图》以进。㬊熟视久之，喜曰：「曩欲作此呈考亭，而未也。大抵一气不顿进，一形不顿亏。今子得之，始可与言《易》也矣」。乃以一正八悔、见乃谓象之旨、思无邪、毋不敬、惺惺法授之。公豁然有觉，故因雨后赋诗，有曰：「霹雳一声风卷去，谁家水馆夕阳天」。后㬊公殁，性善入侍经帷，祈归弗获。公乃万里往卒业，亲朋交书尼之，而志愈笃。《过庐山》诗曰：「饱谙风月归，庶几无虚还」。《谒元公祠》曰：「图由自得前无画，道未尝亡今有书」。既造性善函丈，质问不怠。居数月，性善语之曰：「子学问包括，只欠一以贯之」。因曰：「但收放心，令勿忘而常敬，自然随处透彻。昔东坡讥伊川拘，伊川曰：『吾日履安地』」。数日，公请曰：「自体认师言，真见得伊川所履，真如大官路快活气象，使人寝不寐，脚不住」。性善矍然曰：「子胸中透澈矣。当时曾子专用力于内，盖如此也」。毅斋徐公侨时在朝，公往请问，徐以所得考亭存心之要语之曰：「道心为主，人心听命，元只是一个心。人心不流于人欲，道心不流于虚无，便是察得精了，心与道一，一则不二，此便是中」。公欣然有得。鹤林吴公咏、平斋洪公咨夔、凤山李公性传、鹤山魏公了翁敬公为学，咸器重焉。度公寝疾，公与弟侄侍侧，讲问不绝口。暨殁，公与同门友为之敛含执丧。后朝廷赠典训词曰：「卧病于数千卷之间，性焉已尽；敛含于二三子之手，命也何言」。则一时师弟子讲学之懿，已蒙圣朝之知矣。于后，公忆师之词曰：「求之高远，则昭乎目前；索之浅近，则浩乎深渊。无臭无声，存日用间。引予于宽夷而弛其缚束，纵予于大壑而辞于沟渎。涵咏师言，惟日不足」。公归蜀，会湛溪李公孜将漕梓东，盖考亭高弟方子之弟也，遂往谒焉。李公语曰：「弘毅二字，不可偏主」。又曰：「士才有一毫希慕之心，便是欲」。公既闻道于师，隐居求志，不复以贫贱忧戚累于心。辟静室，镇日独坐，自验此心未应事物已前本体气象，因语学者曰：「吾心本然之天，明镜止水，即所谓未发之中也。物来能名，事至能应，即所谓发而皆中节之和也。释老之所谓明镜止水者，静而无动者也。吾儒则静亦定，动亦定，静而动者也。喜、怒、哀、乐、爱、恶、欲，须要见得此七件如何是正，如何是邪，觑得分晓，每事行教彻头彻尾，便是致知力行事业。学者先要见得大本，用十分功夫通贯，令为一心之主。大本既立，然后枝叶从此生出。明德是先理会大本，似镜子在这明了，看有甚来，便照破他，妍丑分明。今时人空只要随事做教好，而大本元不明。若大本明时，随事付去，便不劳力。心未定时难开眼，眼堪开处便存心。要识得《孟子》『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操存舍亡』意思，《大学》『定而后能静』境象。存得心时眼界，一番别一番义理，一日明一日心思，不可太远。去得远了，少间收拾不来，压捺不住。虽应事接物，只是在这里，其对待不过寻丈间，自然事去了。心只在持守须定，立志须高，当使颓波砥柱，疾风劲草。天理，性之善也，以语人，孰不曰此所当循，而终玩岁愒日，莫之能由也；人欲，情之恶也，以语人孰不曰此所当去，而终胶固沉溺，莫之能违也。其患在于不能制。心意是出萌底志，是大概向去底。诚意是合下初萌时便诚，诚者物之终始。诚意到处便有物，不诚无物。须是致知格物，知得这物理，方会得诚。若知尚未致，只是冥行索途。诚之一字，平时虽是涵养体认得明，亦须临事之时，更加提醒，自然私意不生。克、伐、怨、欲，谓之四贼。克谓好胜，伐谓矜伐，怨不自责而怨人，欲是私欲。所谓不行者，此四者不是便无，却元在舍里，只是牢固关锁，不放出门。若关闭不牢，又走做事。夫子所以曰：『可以为难，只是掩遏，不使出来而已』。仁者则浑然天理，此四者不在其中矣。定而后能静，诚是吃紧。学者于此，如隔烟雾，如隔纱窗，所以闪烁不定，更如何会静。心既不静，万境变迁，七情驰逐，相鏖糜缠缚。有困而悔，悔而觉者，有乍觉而遄为所引去者，有终身懵昧，全然不醒者」。或谓大丈夫须要淫坊酒肆处处去得，公曰：「学者初得入学之门，便学随波逐流不得。且须恁地斩绝，待扑杀了四强贼，却洞开门户。向来沈晦见和靖，问子见南子，尹云：『不得不见』。沈曰：『先生敢见否』？曰：『不敢』。问何故，曰：『只为未到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处也』。愚佩斯言，以为学者当随分量渐进。如『闲邪存诚』，『成性存存』，虽成德之人，亦须要无时不谨也」。约友宋如山自以步月林下，心无一事，想象道体，恍然若游太虚，不胜其乐问者，公曰：「此是曾点莫春舞雩咏归气象。夫道体不可想象，要在实见得分明，则太虚便是自己心胸，何止恍然若游而已。林下步月，只好验夜气，但恐只见得静中静。须更识静中动，动中静，则昼游通衢，无非林下步月，亦无红衢紫陌之所存矣」。或问：「一日十二时中，无背理伤义之事」？公曰：「此言恐失之太快。曾子『吾日三省吾身』，须是自觉尚有不克尽处，深自省察。学者当于念虑一萌之初，剪断私意，只令向中正一脉里行，莫待到事上方觉，便是悔亡底意思」。乃作《求放心箴》曰：「人秉良心，万里包括。心有动静，该贯事物。方其静时，虚灵湛寂。公私界限，精明别白。应感而动，理欲萌檗。同行异情，遂判得失。以静制动，何事非得。动而忘静，为是物役。求则得之，罔间食息。放不知求，蔽固没溺。愚知圣狂，相去丝忽。危哉微哉，圣言不易。致知力行，兢兢朝夕」。尝曰：「愚平日只于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处用功。是则进，非则亟加刬剔，求以仰合前贤。有所不能，则朝夕汲皇而已。不睹不闻，是己所不睹不闻。独是人所不睹不闻，其极只是思无邪，无不敬，大庭广众与暗室屋漏无间，无过一个敬」。诲门人曰：「吾人如今只用心于内，求仲尼、颜子乐处，曾子忠恕一贯，使心中义理如日之中天，则六合之内，不遗微小，容光必照，无往而非日之所到也。愚之学只是见得一句明，便要行得一句到。才行不到，终日孜孜求其所以不到之因，而必要至之」。或问思无邪之难，公曰：「此不过念头初萌时著功夫，便似船开头乘水脉样。到是行处，十分要照顾两边，无令触碍。直待泊得安稳，方是得所止处」。或问：「欲字善恶相半耶，多恶少善耶」？公曰：「善亦未曾少。万事万物，皆有善恶存乎其间。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天理处便是善，徇私欲处便是恶。可欲为善，欲善而民善。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欲无言，欲行王政，何者非欲，何欲非善？夫子言：『我欲仁，斯仁至矣』。凡所欲好处便是善矣。所以七情不可去一，只要在道心惟微一边也。道心纯是善，人心该善恶，如恻隐羞恶，是非辞逊，便是道心。四肢之于安佚，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口之于味，便是人心。大率人心自血气中来，道心自义理中来也」。语门人曰：「君子以一身应天下之万务，至中而止，由敬而入。中者天理之当然，敬则持守此心，流行乎一中焉尔。性中仁义礼智，发为孝弟忠信，百行万善，莫不皆有当然之则，所谓在中也。贤知过之，愚不肖不及焉。中，自在也。其运用酬酢，动容之间，尝难于得其中者，不知持敬而已。敬也者，庄肃谨恪，耳目手足，心思念虑，无一茍焉，思有以见夫所谓中。日由之行之，至之终之，及其涉历之久，应接之多，持守之固，自然物来能名，事至能应，毫釐丝忽，动与中会，而不容为言，亦可谓小成而已矣。夫道不离乎中，事不离乎中，中不离乎心，停停当当，浑然自然，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考程子论浩然之气一章，是见得《孟子》十分透彻，知其为坤学，故以直方大配之也」。「孟子道性善一句，压尽天下万世论性之说，无以复加。盖自太极而观，故有阴阳气理，不可偏倚。然理则自无所谓恶，而气则不无善恶之异。但太极所谓阴阳之气，亦皆是清明醇厚底。到得付诸人处，各自地子不同，便有善有恶，所以前贤谓之气禀之性焉，此又是孟子下一层。若孟子则直说继之者善底，未在成之者上说。所以万世无弊，理气虽同得于所禀，却于向上底数层别了。譬之传神，渐模渐差，不是当初真的。生之谓性，告子只于人物生处，便鹘崙说谓之性。所以孟子后面用犬牛人折之，其辞便穷了」。公祭莲荡㬊先生之文曰：「先生在宁考朝，毅然志道，万里寻师。阅三年而后闻《易》于考亭以归。十有馀年，至戊子而先生之学始传。又二十馀年，至淳祐庚戌，配食于北岩，而先生之学始显。甚矣！道之难闻而难行也。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古之圣贤，其道不见信于当时，而终必行于后世者，穷达之势使之也，何患焉」！盖公以戊子岁师事㬊公，至庚戌长北岩堂，实㬊公配祀于伊川之日也。公之学有自来，故远近信从者众。公于是循循善诱，随其气之浅深而语之，故闻者皆欣然动悟，各有兴起。当途达官闻风而慕，争延置尊礼而考德问业焉。公曰：「愚意虽不在仕进，却与同志之士讲明义理，庶或晚辈乐向此边，则异时以扶植正道，开迪人心，吾亦不为素隐，无补于世也。此时正学渐晦，汲引晚进，尤为急务。宜于后辈中择其气质可与语道者，罗而致之，使食息言语步趋，皆有涵养。将来成就，出为世用，必有可人意者」。时有执经习时文者，公语之曰：「本经自不容不精究，但勿止求为科举之学耳。《周官》乃姬公治国平天下之法制，然皆自正心诚意中一理流出。须于圣经文辞义理，向上体认圣人之心，见得莫非天理流行。异时此身得君行道，举而推行，便是周公事业。若其不见用于世，则亦可施之于治家治身。家与国元只一理，只规模有大小」。「今人读书了，专用诸时文，身与经自为两途，到底有何济益？如《论》、《孟》都是说心法治法，《大学》、《中庸》皆然。《诗》是心之吟咏，《书》是心之典则轨范，《春秋》是断案，《易》是包括总统心性之书，都只一理也。为学者大纲，是自修进学，会至理于心而著之于用。功名之念未去，则以馀力习文章，此亦游于艺之遗意。富贵在天，穷通有命，只看信得过与信不过尔」。「看将来如今世上，后辈明敏聪慧者甚不少，只是著意时文，涉猎圣贤纸上语，才讲得些子，便道已晓了，殊不肯潜心研究，所以退省其私，不曾行得。原其所以然，都是举世利名，相靡相尚，师友讲磨，父兄教诏，妻子期望，朋友里闾称誉赞叹，不出乎是。引得人飞扬驰逐，无一息停，如何肯信性分中至德要道，是乾父坤母分付来底？他既肯顺从父母之命，却要在天地间立身，只道父母宽慈，都不管共为子职底一分，不知将来作甚折合。此某日夜浩叹，汲汲自照己身，恐有人亦如此为吾浩叹也」。「考唐虞成周九德三物之教，却是上之人尊尚此以教人，故人人自幼至长，安其所习，德行修而人材盛。至夫子时则难矣，春秋方趋向功名，夫子专向道德。速肖七十，真可谓狂澜之屹然者，颜子独称为好学，此岂特七十二子之学哉？志学圣人而已。惟志学圣人，所以只在心性上理会，于人心惟危一边，全然斩绝了。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亦不止于怒过二字。夫子举此以答哀公，亦必有意。以愚观之，喜、怒、哀、惧、爱、恶、欲虽均为七情，而末后二字最为重浊，为人心之累。若欲变化气质，当先从事于此。当初颜子此处已轻，却在怒与过上作功夫。便似曾子三省夫克己，当从性大偏处克将去。人各有偏，须自点检。登徒子不好色而有淫行，便是气质偏处。后世只是文辞太胜，义理全无。董生能识之，而时不见用，所以功效不著。我朝硕儒辈出，亦是聚奎之气数。斯道之传，自濂溪而始，至文公而极。然其始也，可以扶植世治。其极也。又徒载之空言矣」。「吾人之学，只是为己，做得是勿便以为是，便须勇猛自克，加磋磨底功夫，做得十分好了，潜晦勿彰，亦不必著心挂口，却别去做一件。纵做得万件都好，且靠做一壁思量天地广大，不言所利，而生生无息，是如何到那时节？无一可说，便是夫子『予欲无言』处也，自不必言矣。凡人生世间，光景无多，而汩没利名，蔽固缠缚，自少至老，只在大黑暗中，啾啾杂杂，未尝见一点光明。所谓醉生梦死，究竟何为？纵有伊、傅、周、召爵位，而无伊、傅、周、召功业，瞑目之日，与草木俱腐，更有谁人称道邪？爵禄富贵既不关己，而方寸义理不明，大有可忧者在。此愚日夜兢惕惴惧，不以底事累其中者也」。尝又曰：「今之世望穹职尊，不以富贵自高，则怡气养体，孰肯笃志斯道。纵有意翻阅，亦不过资舌本，懿文华而已。去圣贤岂不邈乎径庭耶」？又曰：「今人做功业，终不及得天地生成万物底盛德大业。说做文章，终不做得太和春温，万物生意，百卉妍媚，中和气候，欣欣荣盛底气象。做到甚处，终不及。圣人之道与天地相似，况只是贪荣竞利的一边，教做他天地内零碎的，亦不能及也」。记夔州明伦堂曰：「帝王为治，学校其大务也。学校之设，明伦其大端也。欲明伦，先明德，讲学有其序也。天下之生久矣，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人伦有五，天所序也。仁、义、礼、智，性之德有四，天所命也。天伦天德，圣王必建学校以明之，天人相因成也。帝俗熙熙，五教敷焉。王民皞皞，庠序建焉。不听其所以天，而尽其所以人，使明者益明而闇者复其所以明，讲学之功，可以一日无于天下哉？国朝学校遍天下，汉以来所未有也。其始盖欲使天下之人格物致知，由仁、义、礼、智之性以明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伦，修诸身，行诸家，而措诸天下之事业也。文胜利汩，士浸失其本真。学校之所进退，惟辞章工拙是校。而士之息焉游焉，相与讲明于是焉者，亦惟佔毕编缀，吐芳漱华，以猎富贵。至于人伦之本行而不著，是岂皆士焉者之过哉？上下之所讲究，一不由乎五常四德，则人心日危，道心日微，物诱乎前，荡耳目而动心志。七情失其所止，杂出而应之。理欲交战，正邪轇轕，得失判于呼吸毫釐，而径庭霄壤矣。此士之所以贵乎讲学也。伦即理也，散于百行万善，著于六经，明于学校，而根极于人心。君子明此心以贯万理，治万事，而为天地万物之主宰，皆不出乎是伦之外。讲学其可不是之先乎」？又曰：「今时圆冠方屦，极情致思于科举之学，而自己性分绝不加意，所以文物盛而人材稀，治道日衰，时事愈促。此时正宜讲明学术德行为先，刊剔人心之蠹，引之于圣贤径庭。于夫人动容出处，心思好尚，察其受病之处，痛下针砭，俾或有用。不然，春花秋月，娱情悦目，弄倒世界，正坐于此」。又曰：「世间聪明俊拔，非无颜、闵之德性，游、夏之文章，亦尝备历险阻艰难，造次颠沛。至于擢科筮仕，浸溺于名利物欲之场，道机变为趋时，以圆转为了事。矮窗残烬，生菹菜根，如隔几尘而讲故书，守故步者便为羲尊禹凿，道之不明不行，可知矣。读书之法，始入头在循行数墨，记念成诵，其终在精思潜玩，触类而长，务令见得诸先贤解说之外，无限好的意思。浩荡充周，而于日用常行，念念持守，步步踏实。自知俗之所同欲竞趋共是者，渐渐毫毛之轻，而吾一身稍稍到前贤地位。但只见得明，便勇猛著脚，更勿回顾，左觑右盼。世间傍蹊曲径，非我行坐歇泊处所。才目动心移，景象随变，恍然莫知所从，则进修之功，终不济事」。又曰：「三百篇诗，正变万殊，只性情二字。而风、赋、比、兴、雅、颂各随时随事，或可直陈，或当谲谏，皆流行一正理而已。无邪不只是作诗者思无邪，而诵诗者亦当思无邪方得。不然，诗是古人言志底，究何益哉？夫道与事不两离，动容之间，逐处便是。只有精粗显微之间，若能体认，必有以会万有于一原，合散殊而无间者焉」。语诸子曰：「性分义理，用功既深，觉得胸中浩荡，则当详悉讨经究史，观圣贤心法治法，规摹制度。所以防情立极，曲尽古今事物之变，与夫天文地理，风俗物产。其间推迁更改；淳漓厚薄，治乱兴亡之故，一一看过，使自心通晓，然后见得为国为邦，致理制治，自有时措之宜，如此方为有用之学。不然，只是谈经说史秀才，与打坐入定一般，有事到面前，便排遣不去。古人之道，不是观会通便了，须要行其典礼方得。不只系辞便了，须要断其吉凶方尽。夫子言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学者须要自家了得人事分，一旦得君行道，须是使天地万物，四海九州，含灵动植，我有酬酢对付他，教各自顺道理的著数手段，方可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穷则独善，达则兼善。若犹未也，只是瞒人自欺，愧怍亦多矣」。又曰：「天地是一个大包裹，万物尽在其中，相争相摩，相誇相耀，而不自知特沧溟中一浮沤沙砾耳。此说正欲学者大著心怀，令与天地同其广大，则自见得世间万事万物，都不济事，心体虚灵，豁然大公，仁道流行，富贵利禄，纷竞驰逐，从此剪断，此知崇之学也。又须观会通以行典礼，春夏秋冬，生长敛藏，富贵贫贱，升沉利达，少壮衰老，饮食起居，凡人情之所不能免者，都一一接应酬酢，各得其宜。把前日高明广大道理牢守坚执，而终不为事物牵引，方是裁制得宜，便见得仁义准则与圣人相似的意思，方是有用之学。所谓妙万物者，亦初不离乎物者也。若都遗失了天下事，则学要做甚？此又礼卑之学也」。时门人有以官事废学为叹者，公曰：「抱关击柝，乘田委吏，无非是学，只要行得都合天理而已。吾人幼学壮行，既自科目中出身，所干何事？正当于日用常行，泛应曲当，件件物物，以当然之理酬酢，令无慊于心，即便是学。舍是不为，更于何处作功夫？若必待閒，则合下莫染吏俗，如颜、闵样方得」。又曰：「伊洛之学，只为朝廷崇尚，所以人人熟读，用作时文。退而观其所行，断无真履实践。要是人心元不好尚此学」。乃与受业者曰：「贤辈欲猎科第，则工时文可也。若欲求圣人之道，则当体颜子贫而乐，曾点咏而归胸中意思，方只是学」。语门人曰：「读书只是说一遍过，却有何益。如讲孝悌二字，须是我身分中日用常行，能事亲，能事长，方是体认得孝悌的意思。如讲忠信二字，必是我真个为人谋则尽忠于人，为国谋则尽忠于国，与人交则尽信于人，方是体认得忠信的意思。时事虽搅扰，不可以此止进学之心。只管理会自家功夫，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正看人操守。昔文中子与门人讲道河汾，后来皆为明时辅佐，岂非多难之时，正是养成治世人才出来乎」？公尤喜《易》，嘉熙间，与弟全庵、侄存斋偕宗族朋旧避蜀难于符阳溪间，采薇茹蕨，拂石傍梅，随事观理，即象玩辞，患难厄穷而不改其乐。分教广安，郡人前进士杨君甲率同志问《先天图》义、象数之学。摄大宁理曹，赵侯汝廪辟凤山堂，请公日讲一卦，命子崇樵师事焉。侯于是相与讲明《易》书，答问往还，遂卦各有义疏。梓部使者循斋黄公应凤与公俱事性善，每以其同得于师者，相与抉象数之蕴而发挥之。约友东山宋公如山讲明爻象，今载《易编》。长涪北岩书院，李侯震午、刘侯叔子尊礼请问，乃作三陈九卦等义疏。时南畴赵公震揆之子子寅为郡民曹，因从公问业，就养于夔。李侯卓率子弟请问，公一本程、朱之学，疏为卦义，曰《易学正说》。于卧龙山阳丈室斗牖，讨论紫阳师弟子《易》学渊源及莲荡㬊公师传，手编集其奥义为一书，目曰《文公进学善言》。居渝州，厌嚣尘，乃于东山结茅临流，开卷自娱。尝曰：「道无终穷，惟愈玩愈明，愈求愈有。盖一爻一象，该天地万物之理。假使心思虽穷得至，却未曾遇得此事，亦轻易过了，又复废忘。一旦事来，又无以应之。所以学者只大概说《易》，而终不能用《易》也。圣人心与天地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是方寸间事，敛而为一，散而为万，随取随足，随应随当，目视耳听，手持足行，无非自然。学者须要十分用力推究，把持玩味，纵未到以一贯万，亦会有五六分。浸浸不已，岂不涣然怡然矣乎」？又曰：「《易》中天理，元只以一贯万。晓得一义，众义皆通。见得说不得，非是不可说，盖条理灿然，盈天地，贯古今，不容枚举缕数。圣人也只提起纲要，不容以尽言，此事只要力行而已」。又曰：「今时《易》学不下千馀家，皆能释字义，讲爻象，说道理。而迹其为人，则往往与《易》不相似。则其所言，未必真知《易》。惟伊川《易传》言人事最切，晦翁说《易》，于卦爻义最精，而二先生非茍言之，实允蹈之，后学于此折衷焉可也」。又曰：「玩《易》只须四圣人卦爻象辞，平易思量去，使纯乎天理之正，勿以后世人伪私欲参之，并勿引惹背意，方见得三百八十四爻，都是洁静精微，而吾之所以日用常行，都自有纯然天理一脉，平平坦坦，安稳快乐。行得彻头彻尾时，是甚次第，更说甚王侯卿相，与夫释老升仙入定，惊动天地。到此便是《剥》之硕果不食。伊川言剥于上则生于下，人生至此，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又曰：「《河》、《洛》两图是道之体用，只是要入身子体之为难。只如孝悌二字，一日十二时中，有多少未尽善处。须要行得似曾、闵，充而至尧、舜，方是极头」。又曰：「夫子《彖》、《象》、《系辞传》是多少分明显著。若说道理，断只用夫子为准，不过更与详明之而已。《易》元无出于圣人言语之外者，只在力行求至，行得一步，是自家底一步，行得一事，是自家底一事」。又曰：「《易》初未有物，当未画以前，只是浑然一理，在人则湛然一心，寂然不动。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忽然至虚至静中有个象，方发出许多象数吉凶道理来」。尝跋《启蒙》卷后曰：「《易》有象有数与理与气而已矣。著书立言，发钥是焉者也。理气妙于无迹，其体由象数而立。象数显而可见，其用该理气而神。精粗显微，岂有异致哉」？又曰：「《易》，圣人所以范围天地，曲成万物，穷理尽性至命，通昼夜，知生死，无一不本于《易》。只谓世人不能潜心体玩，反折于二氏」。又曰：「《易》与《春秋》相为体用，《易》便是《春秋》之体，《春秋》便是《易》之用。明得《春秋》，《易》在其中矣。夫子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传于千百世之下，不得已而作《春秋》，寓刑赏劝惩于一言之间，精微妙密，曲尽当时之人心天理，而警省万世之人心天理。无非阐造化，明王法，揭中正，杜邪枉，扶人极于天下后世。此圣人之大用，未易以管窥蠡测，言语尽而文辞释也。游、夏不能措一辞，非不能也。圣人言近而指远，简而博，浅而深，不容一毫有所增损，只当默识心会而已。所以伊川终不肯解释，略说数条，以开后学。文定不得已而释之，其间尽引伊川之言，其馀皆参帝王之法。文公尚云：『但不知当时夫子之意果如此否』？则此书当研精熟玩，而未容以言语尽也」。又尝曰：「岁晚衰颓，无复长进。日夕静坐，期欲万想不萌于心，而未能也。时玩所通之《易》，广而充之，义理无穷，愈精微而愈广大，至于莫可为言，私窃浩叹」。公年八十，曰：「吾老矣，掩门兀坐，于十二时中，观三百八十四爻，焜耀流转。就其间求乾健不息之理，而捉摸不能，徒窃浩叹圣人径庭不可到」。又曰：「吾详玩从前书，见得越难为言，越不吃紧工夫，而道愈精愈密。真见圣人立卓，殊不可及也已」。又曰：「某年来昼日潜心，终夜静坐，见得万物生生化化，皆是易道彰著发见，中有个自然体段，加一些子人为私意不得。才一毫差，便不是道。自家心自晓得如此，而著言不得，安能以笔舌既邪？有能同行止坐作，随便得一说，方见得乾坤妙用，日日时时在日用常行中流转。此是圣人观会通以行典礼之事，多少快活处」。公谓《易》固形而上之道，而实前民利用之书。吉凶悔吝，都切近日用常行。文公《本义》，只于占筮上说，大概不使人求《易》道于高远。因欲取诸家卦林而折衷之，览究甫及，旬日而考终夔州卧龙山。《读易书怀》曰：「万户千门镇日开，无边风月随人好。满城花柳断莺肠，芳菲易歇天难老」。又诗略曰：「春树红颜能几何，万里封侯成蹉跎。河南布衣正婆娑，却笑因风想玉珂。未肯岩前扪翠萝，商丘不唱采芝歌。独深于《易》如邹轲，紫阳真人声相和。莲荡归来扬其波，我傍梅花读遗书。不知纷纷坐久落花多」。《涪州北岩玩易有感》曰：「乐意相关莺对语，春风遍满天涯。生香不断树交花。个中皆实理，何处是浮华。收敛回来还夜气，一轮明月千家。看梅休用隔窗纱。清光辉皎洁，疏影自横斜」。观其词，则其胸中自得可知矣。公弱冠即辨异端之妄，乃辞而辟之，以上度性善。其略曰：「甚矣！人心之易惑而难晓也，世道之易颓而难挽也。夫老氏清净之说起于汉文，释氏寂灭之说始于汉明，非先天地而生，首帝王而出者。当时无卓识之人，以拔本塞源，遂使蔓延而不可止。迨至韩愈，始排斥之。然二氏之于中国，历数百年，入人也深。而欲禁之，譬如堤已坏，水已决，而遏其流。不亦难哉」。又与李涪州震午书曰：「老氏之说，信者尚鲜。而佛之说，则弥近理而逾乱真。趋者澜倒，不可拯救，反谓其说足以笼络天地，司掌造化。天下之道，不过小小智慧，终不足以尽其方。其光明照见十方而极其至也。光明洞照，亦不足以了其义。是致小根小器，陷溺其中，而竟不知所以立。佛乃生于周昭王时，犹未入于中华。至汉末始盛行，非先天地而有。其弃三纲五常，尚未暇论。而其说谓出入生死，愿欲必从，非一世事理所能。究竟何尝免得生死，遗得一世事理哉」？尝答大监宝谟文公复之书曰：「蒙教学生读释氏书。某向在忧中，详悉谛玩者二年。知其乐性中天地，遗眼前世界，一刀剪断，万想不著，是大丈夫方做得底事。但家世业儒，骨非禅客，只当守祖先之训，以求圣贤之心。玩羲《易》以会五经之旨趣，穷卦象以究万有之始终，馀二十年矣。见得天地间纷纶变化，不可名状，而其间实有为之主宰者。不动不静，不增不减，宇宙间来间往，形色自荣自枯，皇帝王伯不可得而留，天地鬼神不可得而诘，朝不食，夕不寐，陶陶遂遂，不知我之所以为我。想西方极乐，不是过也。未审所居之室，与王舍、双林何似？从游等辈，与花智、寒山何若？须臾有上上等难名之妙，非非想难到之境。然某谓自解即见性，闻解非真性，顿悟即正觉，闻悟非真觉。开眼合眼，都只一般。今生来生，了无二致。所得止此，三缄其口久矣」。时有请识兰若作兴者，公曰：「游定夫晚入禅学，文公每为不满。横渠从佛无所得，而入圣人之道，极为二程所敬。故某恪守先儒之言，非圣人之书不好也。自信殊坚，所谕文字，理不敢笔也」。夔祷旱，贻书李侯曰：「今人祷祈，从事佛老以徼福。夫释老所尚者，素修纸币之虚文也。天地之心，可以虚文格乎？况阴阳寒暑雨露霜雪，皆造化之气，释老安得操天地之权而握造化之机哉？且龙神是地示享血祭者，而以佛经纸币素修事之，亦犹鼓瑟于斋堂也。情与性与生俱生，释氏所谓寂灭为乐，盖自谓七情俱灭矣，更有何乐？是释氏终未能去得七情也。昔韩退之不信佛，未甚端的，只是说佛若是小人，焉得为祸福？若是君子，必不妄祸福。其地位只是如此，其自把持只恁地，却元不见得佛是如何。若濂溪辈，便不与大颠说话了，濂溪诗亦有讥退之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