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其词约而旨微矣。而孟子论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识，有以得乎圣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说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为于此世者，又岂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圣贤既远，道学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于内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气才力之盛以能有为于世者，盖亦多矣。彼其见闻之博，词令之美，论议之韪，节概之高，一时之间，从其外而观之，岂不诚有以过人者？然探其中而责其实，要其久而待其归，求其充然有以慰满于人心而无一瑕之可指者，则什百之中未见其可以一二数也。呜呼！若礼部尚书缙云清敏公者，其真所谓有本者欤！观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养气而修诸身者，盖天下之物无足以累其志。是以为子则孝，为吏则廉。进而立乎本朝，则上自宗庙以及人主之身，内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盖有当时法家拂士所为低回迁就而诡词以幸济者，公独正色诵言，无少顾避。退未尝以语乎家，而其计虑之明、谏说之切，所以不谐于时而卒验于后者，乃反因深文巧诋之笔而后显。及其出而赋政乎外，退处乎乡，以至流放转徙于荒寒寂寞之滨，而遂奄然以没其世，则其所以处乎巨细显微之间者，又皆清明纯洁而无一毫之歉。是非所谓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叹，孟氏之言，于是而益见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长穷乡，闻公之名而乡往之久矣，独恨未能尽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孙中散大夫某持节南来，亟往请焉。大夫公乃出是书，而遂以其序见属。熹不得辞也，因次是说，以附于章贡李公跋语之后。虽于公之懿德驯行、刚毅大节无能有所发明，然使读公之书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则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独为丰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爱民，屡为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显闻。然多不得久于其官，盖有公之风烈云。绍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宝文阁、权发遣漳州军州事朱熹序。

括苍闾丘君之官临贺，迂道千里，过予于漳水之上，示予以所释《阴符》之篇。观其意寄高远而文义精密，出入乎异端之说而能折衷以义理之正。至论当世之为道术者，则其所是非取舍，又皆不失其当，盖今之学子能若是者少矣。然予忧其知之过高，气之太锐，而无以道乎中庸之实，或将反以丧失其所以为心者而不自知也，于其告别，书以遗之。绍熙庚戌五月二十九日，新安朱熹书。

伊川先生德性严重，不轻与人接。今观其于方公父子兄弟之间眷眷如此，则方公之贤可知已。熹旧尝得前数帖，刻之庐山白鹿洞。公之曾孙长泰主簿壬又并其所藏数帖模刻于家，间以视熹，求书其后。虽先生之所以书者有非熹之所敢知，然观于应举耕田之语，可以决内外取舍之轻重；察于买椟还珠之谕，可以知读书求道之要在此而不在彼也。既以自厉，又书卷尾以属方君，使与其族之父兄子弟相与勉焉。绍熙改元孟秋七日，新安朱熹。

郑康成说《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愚按郑氏谓三篇之义本与众篇之义合编者，是也。然遂以为诗与义皆出于先秦，诗亡而义独存，至毛公乃分众义各置篇端，则失之矣。《后汉·卫宏传》明言「宏作《毛诗序》」，则序岂得为与经并出而分于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于篇端，则因郑氏此说而可见。熹尝病今之读《诗》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诗》也，故因其说而更定此本，以复于其初。犹惧览者之惑也，又备论于其后云。绍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识（《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二。又见《晦庵题跋》卷一，民国《福建通志》总卷二五艺文四。s）。

独：宋浙本作「犹」。

右古文《周易》经传十二篇，亡友东莱吕祖谦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训一篇，则其门人金华王莘叟之所笔受也。熹尝以谓《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戒，故其言虽约而所包甚广。夫子作传，亦略举其一端以见凡例而已。然自诸儒分经合传之后，学者便文取义，往往未及玩心全经，而遽执传之一端以为定说，于是一卦一爻仅为一事，而《易》之为用，反有所局而无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盖病之，是以三复伯恭父之书而有发焉，非特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训则妄意其犹或有所遗脱，莘叟盖言书甫毕而伯恭父没，是则固宜。然亦不敢辄补也，为之别见于篇后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谨书。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及长，稍从诸先生长者问《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有以自信于其心。以故未尝敢辄措一词于其间，而独于其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际为有感也。近刻《易》、《诗》、《书》于郡帑，《易》用吕氏本古经传十二篇，而绌《诗》、《书》之序，置之经后，以晓当世，使得复见古书之旧，而不锢于后世诸儒之说。顾三《礼》体大，未能绪正。独念《春秋》大训，圣笔所刊，不敢废塞。而河南邵氏《皇极经世》学又以《易》、《诗》、《书》、《春秋》为皇帝王霸之书，尤不可以不备，乃复出左氏经文，别为一书，以踵三经之后。其公、谷二经，所以异者类多人名地名，而非大义之所系，故不能悉具。异时有能放吕氏之法而为三经之音训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绍熙庚戌冬十月壬辰，新安朱熹谨书。

《楚辞叶韵》《九章》所谓「将寓未详」者，当时黄君盖用古杭本及晁氏本读之，故于此不得其说而阙焉。近见閤皂道士甘梦叔说「寓」乃「当」字之误，因亟考之，则黄长睿、洪庆善本果皆作「当」。黄注云：「宋本作寓」。洪注云：「当，值也」。以文义音韵言之，二家之本为是。杭本未校，舛误最多，宜不足怪。独晁氏自谓深于骚者，顾亦因袭其谬而不能有所是正，若此类者，尚多有之。然则其所用力，不过更易序引，增广篇帙以饰其外，而于是书之实初未尝有所发明也。近世之言删述者例如此，不但晁氏而已。予于此编实尝助其吟讽，今乃自愧其眩于名实而考之不详也，因复书其后以晓观者云。

此书多不可晓处，不可强通。亦有显然谬误而读者不觉，又从而妄为之说者。如「启棘宾商，《九辨》、《九歌》」，王逸则训「棘」为「陈」，训「宾」为「列」，谓「商」为五音之商，固已穿凿，而洪兴祖又以为急相符契以宾客之礼而作是乐，尤为迂远。今详此乃字以篆文相似而误，「棘」当作「梦」，「商」当作「天」，言启梦上宾于天，而得此二乐以归耳。如《列子》、《史记》所载周穆王、秦穆公、赵简子等事尔。若《山海经》云夏后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则是当时此书别本，「宾」字亦误作「嫔」，故或者因以为说。虽实怪妄，不足为据，然「商」字犹作「天」字，则可验矣。柳子厚「贸嫔」之云，乃为《山海经》所误，而或者又误解之，三写之□，可胜叹哉！

尝疑《山海经》与此书相出入处，皆是并缘此书而作。今说者反谓此书为出于彼而引彼为说，误矣。若《淮南子》，则明是此书之训传亡疑。然亦未必有所传闻，只是傅会说合耳。

观亡友刘君子澄手墨，为之陨涕。其言当看切己文字，分别义利之间，所以期吾鲁叔者为不浅矣。鲁叔尚勉旃哉！丹阳朱熹仲晦父书于临漳郡斋，绍熙庚戌中冬十一日。

此朱希真书也。韩子苍之误可耳，何斯举亲见前辈，亦误，何耶？然希真书自不凡，老笔尤放逸。此虽其少作，盖亦可藏也。晦翁书。

旧读《徽录》，见曾公兄弟往还书，每深慨叹。今观文昭此帖，乃知朱公从臾之力，益以喟然。然观后来事变，盖有所谓天实为之者。诸公区区其间，乃欲以一苇障江河，卒以至于流离窜斥而不悔，可悲也哉！绍熙庚戌中冬十一日，丹阳朱熹书。

建中纪号，调亭两党，实曾丞相之策。其后元祐诸人颇攻其短，故国论遂中变，非子宣本谋也。但薰莸同器，决无久远芬馥之理。观程弟所论有未究者，故复书此云。

始予得黄叔垕父所定《楚辞协韵》而爱之，以寄漳守傅景仁，景仁为刻板置公帑。未几，予来代景仁，景仁为予言，《大招》「昭」「遽」同韵，此谓「遽」当为「遭」，似矣。然尝读王岐公集，铭诗中用「遽」字正入「昭」韵，则《大招》之「遽」自不当改。然又疑其或反是承袭此篇之误，因考《汉书》叙传，则有「符」与「昭」韵者（高惠功臣侯表），「区」与「骄」韵者（西南夷两粤传。），乃知《大招》本文诚不为误，而岐公用韵其考之亦详也。予按诸书信如景仁之言，盖字之从「豦」声者，「噱」「臄」「醵」，平读音皆为「彊」，然则《大招》之「遽」当自「彊」而为「乔」，乃得其读。于是即其板本复刊正之，使览者无疑焉。景仁说尚有欲商订者，会其去亟不果。他日当并扣之，附刻书后也。绍熙庚戌十月壬午，新安朱熹书。

王公四疏，首末一意，丁宁恳恻，无不以忠邪之判为言。其所以辅成元祐之治而寿国家元气之脉者，人到于今赖之，厥功茂矣。仙游朱鲁叔游宦衡阳，得此遗墨于其家而宝藏之。出以示熹，为之三复太息而不能已。时绍熙改元十一月十一日也。

圣人作经，以诏后世，将使读者诵其文，思其义，有以知事理之当然，见道义之全体而身力行之，以入圣贤之域也。其言虽约，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细靡不该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为无所用其心矣。然去圣既远，讲诵失传，自其象数名物、训诂凡例之间，老师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于新学小生，骤而读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归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故今刻四古经，而遂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且考旧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于此者，附于其后，以见读之之法，学者得以览焉。抑尝妄谓《中庸》虽七篇之所自出，然读者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则亦非所以为入道之渐也。因窃并记于此云。绍熙改元腊月庚寅，新安朱熹书于临漳郡斋。

郡人李君禨伯仲视予以其家藏群公碑志书帖，知忠州使君之节概才略绝人如此。而年未及老，乃能一旦飘然谢事而归，其识远而虑深矣。刘忠定公题其碑阴，至以侪于欧、范二公之列，岂徒取夫一节之高而已哉？其子晋江大夫又以文字追逐一时名胜之间，盛见称许。虽不幸未究其实以死，然视世之苟贱贪鄙而泯没于无闻者，则有间矣。读之三叹，欲刻之石，以视邦人，而迫去不果，乃书其后而归之。恕齐之说，唯邹忠公为详实，然其卒章亦不能无可疑者。习俗之溺人如此，吁可畏哉！黄太史所论读书贵精者，切中学者之病，惜其手帖之不存也。新安朱熹书。

熹犹及见绍兴中年奸凶擅朝，忠贤奔播时事，而知漳浦高公之为烈也。老矣南来，乃获拜其祠象于学宫，窥其逸稿于家集，而识其嗣子之为人，又益得其本末之详，甚可叹也。季士又以此轴见视，如李、曾、二胡诸公，皆先人所从游，当日相随去国者。三复其言，益以慨叹。乃敬书其后而归之。绍熙辛亥四月二十七日，新安朱熹书。

熹按，晁氏此说与吕氏《音训》大同小异，盖互有得失也。先儒虽言费氏以《彖》、《象》、《文言》参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传以附经也。至谓郑康成始合《彖》、《象》于经，则《魏志》之言甚明。而《诗疏》亦云：「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而《艺文志》所载《毛诗故训传》，亦与经别。及马融为《周礼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而就经为注焉。马郑相去不远，盖仿其意而为之尔。故吕氏于此义为得之，而晁氏不能无失。至晁氏谓「初乱古制时，犹若今之《乾》卦，《彖》、《象》并系卦末，而卒大乱于王弼」，则其说原于孔疏，而吕氏不取也。盖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象辞》，元在六爻经辞之后，以自卑退，不敢干乱先圣正经之辞。及至辅嗣之意，以为《象》者本释经文，宜相附近，其义易了，故分爻之《象辞》，各附其当爻下言之」。此其以为夫子所作元在经辞之后，为夫子所自定，虽未免于有失，而谓辅嗣分爻之《象》以附当爻，则为得之。故晁氏舍其半而取其半也。其实今所定复为十二篇者，古经之旧也。王弼注本之《乾》卦，盖存郑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吕氏于跋语虽言康成、辅嗣合传于经，然于《音训》乃独归之郑氏而不及王弼，则未知其何以为二家之别，而于王本经传次第两体之不同，亦不知其所以为说矣，岂非阙哉。

教授之为职，其可谓难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为易而无难者，则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廪食县官而充弟子员者，多至五六百馀，少不下百十数，皆惟教授者是师。其必有以率厉化服之，使躬问学，蹈绳矩，出入不悖所闻，然后为称。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谓难矣乎？不特此尔，又当严先圣先师之典祀，领护庙学而守其图书服器之藏，其体至重。下至金谷出内之纤悉，亦皆独任之。呜呼，是亦难矣！然凡仕于今者，无大小莫不有所临制总摄，其任无剧易，必皆具文书，使可覆视。是以虽甚弛者，亦有所难而不敢肆。独教授官虽有统，若其任之本诸身者，则非簿书期会之所能察。至其具于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优容之，虽有不合不问，以是为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为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难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为易而无难者则苟道也。予尝以事至漳，其教授陈君与予有故，馆予于其寓直之舍，因得尽观陈君所施于学者。予谓若陈君，则可谓知其难矣。时陈君方将刻前人名氏于壁，属予记。予辞谢不能者再三，既不得命，乃退而书其所闻见如此以为记，且以厉后之君子云尔。绍兴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记。

漳以下州领军事，唐垂拱二年，用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奏置，领漳浦、怀恩二县而治漳浦。开元四年，徙治李澳川，在旧治南八十里。二十九年，废怀恩入漳浦，而割泉州龙溪县来属。天宝元年，改漳浦郡。乾元二年，复为州。大历十二年，又割汀州龙岩来属。贞元元年，乃更徙治龙溪。唐末五季之乱，常为泉州支郡，而伪刺史董思安者至以私讳辄改号为南州。我宋乾德四年，泉州陈洪进以二州版图归王府，始诏复故号。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一日，洪进入朝请吏，遂以卫尉寺丞刘援来知州事。而五年，又割泉之长泰县以属焉。盖凡漳之所以为州，其本末之可考者如此。其守将则陈公，没而为神，今以王封庙食。后乃或见或否，以至于刘侯而后始有纪焉。盖其听壁之记，本嘉祐中郑侯偕之所立。逮淳熙中火而复刻，则又赵侯公绸之为也。绍熙元年，假守朱熹至而观焉，则其木理往往龟裂，且其所书又太烦悉，而将无地之可书也，乃为买石延平，砻置听事，更为擘窠省文之法，以写旧记，而虚其左方，以俟来者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