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作何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书也。《春秋》，鲁史尔，圣人从而修之，则其所谓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而绥猷之责，则后实任之。尧舜禹汤文武达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极，维持世道，使太极之体常运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发达而不少壅者，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辙东，王政息，政教失，风俗坏，修道之教不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几若与之俱泯泯昧昧而不存者，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辨也，夷夏之辨未明也，长幼之序未正也，义利之无别也，真伪之溷淆也，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强并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乱也。其所施为，尽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虽圣不得位，则绥猷修道之责，谁实尸之？然而不忍绝也，于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责而自任焉。六经之书皆所以垂世教也，而《春秋》一书尤为深切，故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鲁史之所书，圣人亦书之，其事未尝与鲁史异也，而其义则异矣。鲁史所书，其于君臣之义、上下之分或未辨也，而吾圣人则一正之以君臣之义、上下之分。内外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长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义利之无别也吾别之，真伪之溷淆也吾明之，其大要则主于扶天理于将萌，遏人欲于方炽而已，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惩荆舒，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成《春秋》不过空言尔，而其功配于大禹及周公，则岂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于放龙蛇、驱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恻隐发于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则天下之人以是非为荣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则天下之人以荣辱为是非。世之所谓乱臣贼子，恣睢跌荡，纵人欲以灭天理者，岂其悉无是非之心哉？故虽肆意所为，莫之或制，而其心实未尝不知其非。而恶夫人之议己，此其一发未亡之天理，不足以胜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复，为而不厌，而其所谓自知其非者终自若也。则其心未尝不欲紊乱天下之是非，以托己于莫我议之地。既上幸无明君为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习熟见闻以为当然，曾莫有议其非者，则为乱臣贼子者，又何其幸之又幸邪！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恶之论素定，则人之为不善者，有不待刑罚加之，刀锯临之，而自然若无所托足于天地间者。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恶之论几于倒置，然后乱臣贼子始得以自容于天地之间，而不特在于礼乐征伐之无所出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诏天下与来世而已。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而圣人因而明之，则固自有犁然当乎人心者。彼乱臣贼子闻之，固将不惧于身而惧于心，不惧于明而惧于暗，不惧于刀锯斧钺之临而惧于倏然自省之顷，不惧于人欲浸淫日滋之际，而惧于天理一发未亡之时，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顾不大矣乎？孟子断然以为有一治之效，盖具有见乎此矣！使先王之纪纲法度既已荡然不存，天子之礼乐征伐既已不能自制，其所恃以仅不泯者，独有人心是非之公理耳。而又颠倒错乱，贸贸不明，则王极果何恃以立，人道果何恃而存乎？此固《春秋》一书所以有功于万世也。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说，遂以《春秋》之作乃圣人赏善罚恶之书，而所谓天子之事者，谓其能制赏罚之权而已。夫谓天子之事止于制赏罚之权，而绥猷修道之责乃不暇问，则是刘汉以后之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为是说者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所谓天子之事也。彼徒见夫《春秋》一书，或书名，或书字，或书人，或书爵，或不书氏，或书氏，于是为之说曰，其书字、书爵、书氏者褒之也，其书名、书人、不书氏者贬之也。褒之故予之，贬之故夺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赏；夺之，所以代天子之罚。赏罚之权，天王不能自执，而圣人执之，所谓章有德、讨有罪者，圣人固以自任也。《春秋》鲁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鲁国而欲以僭天王之权，以匹夫而欲以操天王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独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恶天下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为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将何以律天下？圣人宜不如是也。盖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无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鲁史以明是非。赏罚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则不敢专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鲁史以寓赏罚。是非道也，赏罚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岂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为是也，非以私诸己也，夫子以鲁有可以变而至道之质，是以托诸鲁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其赏之也，非曰吾赏之也，鲁赏之也；其罚之也，非曰吾罚之也，鲁罚之也。鲁，周公之后而圣人之祚嗣也，赏罚之权，天子不能以自执，推而予之于鲁，鲁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于周。周之典礼，周公之为也，以周公之后而行周公之典礼，而律天下之君大夫，或者其庶几乎！此圣人之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赏罚。鲁，诸侯之国也，独可以擅天王之赏罚乎？鲁不可以擅天王赏罚之权，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则是夫子为其实，而鲁独受其名，夫子不敢以自僭，而乃使鲁僭之，圣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学者之失，往往在于尊圣人太过，而不明乎义理之当然。于是过为之论，意欲尊夫子而实背之。或谓兼三代之制，其意以为夏时商辂周冕韶乐，圣人之所以告颜渊者，不见诸用而寓其说于《春秋》，此皆一切缪妄之论，其大要皆主于以礼乐赏罚之权，为圣人自私之具尔。夫四代礼乐，孔子之所以告颜渊者，亦谓其得志行道则当如是尔，岂有无其位而修当时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礼乐之制乎？夫子鲁人也，故所脩者鲁史；其时周也，故所用者时王之制。此则圣人之大法也。谓其于修《春秋》之时而窃礼乐赏罚之权以自任，变时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几于诬圣人乎？学者学不知道，妄相传袭，其为伤教害义，于是为甚。后之观《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尝以礼乐赏罚之权自任，而后可以破诸儒之说。诸儒之说既破，而后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与夫孟子所谓天子之事者，皆可以得而知之矣。

六经之不明，诸儒穿凿害之也，而《春秋》为尤甚。《春秋》穿凿之患，其原起于三传，而后之诸儒又从而羽翼之，横生意见，巧出义理。有一事而或以为褒，或以为贬，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为袖，后以为贬，前后自相牴牾者矣。纷纷聚讼，而圣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过有二：一曰以日月为袖贬之说，二曰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彼徒见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奔宜书日也，而或书时；入宜书日也，而或书月。若是其不同也，于是有以日月为袖贬之说。又见夫国君一也，而或书子，或书侯，或书伯。外裔一也，而或书州，或书国，或书人，或一人而前氏后名，又若是其异也，于是有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愚请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则曰其盟渝之也；柯之盟不日，则曰信之也。将以渝之者为是乎，信之者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则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将以危之者为是乎，美之者为是乎？公子益师卒不日，左氏曰公不与小敛也，然公孙敖卒于外而公在内，叔孙婼卒于内而公在外，公不与小敛也明矣，又何以书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师，远也。然公子彄亦远矣，又何以书日乎？《谷梁》曰：不日，恶也。然公子牙、季孙意如亦恶矣，又何以书日乎？葬必书月日，而有不书月日者，则曰不及时而日，渴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当时而日，危不得葬也。然过时而日，直指齐桓公而言，当是时公子争国，危之隐也可也。卫穆公、宋文公无齐桓之贤，无争国之患，过时而日，有何可隐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误而难通者也，孰谓《春秋》必以日月为褒贬乎？至于来归仲子之赗，而宰书名，则曰贬之也，使荣叔归成风之含赗，而王不书天，亦曰贬之也。岂归仲子之赗，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归成风之含赗，咎在天王，而不在荣叔乎？《春秋》书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贬王而去其天，则将以是为正名分，可乎？谷伯、邓侯称名，说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贬之。滕子、杞侯独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薜来朝称侯，说者曰滕、薜微国也，以其先朝隐公，故褒之。朝隐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隐为始受命之君，则尤缪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贬而称子，朝桓可贬也。终春秋之世不复称侯，岂皆以朝桓之故而贬之乎？或曰为时王所黜也，夫使时王而能升黜诸侯之爵，则是礼乐赏罚之权，天王能自执矣，安得为春秋之世乎？先书荆，继书楚，已而书楚子，说者曰渐进之也。夫楚本鬻熊之后，《春秋》以其僭王肆暴而遂黜之，且既列南荒，圣人作经，本以辨内外之分，而顾乃进楚而退中国乎？若此之类，不可以一二数，要有疑误而难通者也，孰谓《春秋》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乎？大抵《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事成于日者书日，事成于月者书月，事成于时者书时。故凡朝觐、蒐狩、城筑、作毁，凡如此者，皆以时成者也。会、遇、平、如、来、至、侵、伐、围、取、救、次、迁、成、袭、奔、叛、执、放、水、旱、雨、雹、冰、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薨、卒、弑、葬，郊庙之祭，盟、狩、败、入、灭、获，日食星变、山崩、地震、水灾，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当书月，而鲁史但书其时；某事当书日，而鲁史但书其月，圣人安得虚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为例也。《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名称爵号从其名称爵号，而是非善恶则系乎其文，非书名者皆贬，而书字者皆褒也。假令某与某在所褒，而旧史但著其名；某与某在所贬，而旧史只著其字，则圣人将奔走列国以求其名与字，而后著之于经乎？是《春秋》不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也。若夫因其所书月日之前后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称爵号之异同而知其事实，则固有之矣，非圣人因以是为褒贬也。有如庄三十一年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谷，则有以见才阅三时，而大工屡兴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则有以见连历二时，而灾害荐作也。庄八年春，师次于郎：夏，师及齐，师围郕；秋，师还，则有以见阅三时而劳兵于外也。若此之类，盖于书时见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九月入杞，则有以见来朝方阅一月，而遽兴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则有以见其朝夷狄之国，阅七月之久，而劳于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则有以见其阅九月而后雨也。若此之类，盖于书月见之。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则有以见八日之间而再见天变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则有以见旬日之间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廪灾，乙亥尝，则有以见其尝于灾馀之为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则有以见明日乃葬之为无备。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则有以见鲁人之先晋而后卫。己未同盟于鸡泽，戊寅及陈，袁侨盟，则有以见晋人之先盟诸侯而后盟大夫。若此之类，盖于书日见之。然以是谓圣人以日月之书不书寓褒贬，则误矣。若夫名称爵号之异同，则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辞因之以详略者，亦有前日而后月者，有蒙上文而杀其辞者，固难以一例尽。而时变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见者。楚一也，始书荆，再书楚，已而书楚子。吴一也，始书吴，再书人，已而书吴子。于以见吴楚之浸盛矣。鲁翚柔、郑宛詹，始也大夫犹不氏，于后则大夫无有不氏者。郑段、陈陀、卫州吁，始也皆名之，于后则虽弑君之贼亦有书氏者，于以见大夫之浸强矣。始也曹、莒无大夫，于后则曹、莒皆有大夫，于以见小国之大夫皆为政矣。始也吴楚君大夫皆书人，于后则吴楚之臣亦书名，于以见荆蛮之大夫皆往来于中国矣。诸侯在丧称子，有书子而预会预伐者，于以见居丧而会伐之为非礼也。杞，公爵也而书伯，滕，侯爵也而书子，于以见其不用周爵，而以国之大小为强弱也。会于曹，蔡先卫，伐郑则卫先蔡，于以见当时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复用周班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会，男先侯，戚之会，子先伯，萧鱼之会，世子长于小国之君，于以见伯者为政，皆以私意为轻重，而无复礼文也。垂陇之盟，内之则公孙敖会诸侯，召陵侵楚之师，外之则齐国夏会伯主，于以见大夫敌于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非名称从其名称，爵号从其爵号，而是非善恶乃因之而见之，初非圣人特以是为袖贬也。学者必欲于名称爵号之间而求圣人褒贬之意，则窒碍而不通矣。于其不通也而强为之说，则务为新巧，何所不至，甚非圣人明白正大之心尔。学者之观《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为例之说，与夫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而后《春秋》之旨可得而论矣。

或曰：子谓《春秋》不以日月名称爵号为褒贬，则信然矣。若是则《春秋》所书皆据旧史尔，所谓门人高弟不能赞一辞者，其义安在？曰：有《春秋》之达例，有圣人之特笔。有日则书日，有月则书月，名称从其名称、爵号从其爵号，与夫盟则书盟，会则书会，卒则书卒，葬则书葬，战则书战，伐则书伐，弑则书弑，杀则书杀，一因其事实，而吾无加损焉，此达例也。其或史之所无，而笔之以示义，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笔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旧文也。加王焉，是圣人笔之也。中国之诸侯，有葬吴楚君者矣，而吴楚之君不书葬，是圣人削之也。晋侯召王见于传者之所载，而圣人书之曰狩，所以存天下之防。宁殖出其君，名在诸侯之策，而圣人书之曰卫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风而曰僖公成风，不曰陈黄而曰陈侯之弟黄，不曰卫絷而曰卫侯之兄絷，阳虎陪臣书之曰盗，吴楚僭号书之曰子，子纠不书齐而小白书齐，突不书郑而忽书郑，立晋而书卫人立，王子朝而书尹氏，凡此者皆圣人之特笔也。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盖用达例而无加损者，圣人之公心；有特笔以明其是非者，圣人之精义。达例所书，非必圣人而后能，虽门人高弟预之可也；精义所在，岂门人高弟所能措其辞哉？非圣人则不能与于此。学者之观《春秋》必知孰为《春秋》之达例，孰为圣人之特笔，而后可观《春秋》矣。抑愚尝深惟《春秋》之义，窃以为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义，二曰正名实，三曰著几微。所谓明分义者何也？每月书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虽微必序于诸侯之上，皆所以序君臣。内齐而外楚，内晋而外吴，始书荆而后书楚，始书吴而后书子，皆所以别内外。书陈黄、卫絷所以明兄弟之义，书晋申生、许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羁、郑忽，长幼之序也；成风、仲子，嫡庶之别也。凡此之类，皆所以明分义。所谓正名实者何也？《传》称隐为摄而圣人书之曰公，则非摄矣。《传》称许止不尝药而圣人书之曰弑，则非不尝药矣。卓之立未踰年而圣人正其名曰君，则里克之罪不能逃。夷皋之弑既归狱于赵穿，而圣人书之曰盾，则赵盾之情不能掩。齐无知陈佗踰年之君也，而书之曰杀，正讨贼之名也。阳虎陪臣也，而书之曰盗，正贱者之罪也。凡此之类，皆所以正名实。所谓著几微者何也？郑伯使宛来归祊，而圣人书之曰入，入者内弗受之辞也。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因狩而后朝也。公自京师，遂会诸侯伐秦，明因会伐而如京师也。公子结媵妇，遂及齐侯宋公盟，著公子结之专也。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著公子翚之擅也。葵丘之会，宰周公与焉，已而书曰：「戊辰，诸侯盟于葵丘」。明宰周公之不与盟也。溴梁之会，诸侯咸在，已而书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类，皆所以著几微。其他书法，盖亦不一而足，然其大旨亦不出于三者之外矣。圣人之笔如化工，随物赋形，洪纤高下，各得其所，生生之意，常流行于其间。虽其所纪事实不出于鲁史之旧，而其精神风采则异矣。学者之观《春秋》，要必知有《春秋》之达例，则日月名称如后世诸学之穿凿者必不同也。要必知有圣人之特笔，则夫分义之间，名实之辨，几微之际，有关于理义之大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约鲁史之文，使其文简事核而已，则夫人皆能之矣，何以为《春秋》！

读《春秋》者，先明大义，其次观世变。所谓世变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变也。《春秋》之终，是世道之一变也。刘知几乃云：孔子述史始于尧典，终于获麟，盖书之终，春秋之始。孔子述《书》至文侯之命而终者，文侯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隐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雠未报，而其命文侯之辞曰：「汝多脩，捍我于艰」。患已弭矣。「用赉尔秬，鬯一㔽」。功已报矣。「其归视尔师，宁尔邦国」。无复事矣。即此一编而观之，已无兴复之望，然而圣人犹不忍绝也。盖迟之四十九年，而无复一毫振起之意，圣人于是绝望矣。由是而上则为西周，由是而下则为春秋，此独非世道一变之会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楚始横，然犹时有胜负也。盖至于获麟之前岁，而吴以被发文身之俗，偃然与晋侯为两伯矣。入春秋而大夫强，然犹未至于窃位也。盖至于获麟之岁，而齐陈常弑其君，齐自是为田氏矣。在鲁则自季孙逐君之后，鲁国之政尽在三家，而鲁君如赘旒矣。在晋则自赵鞅入绛之后，晋国之政尽在六卿，而赵籍、韩虔、魏斯为诸侯之渐已具矣。向也南蛮之交于中国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望国东方之鲁，而奔走于偏方下国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诸侯犹有伯，而今也伯主不竞，而诸侯之争城争地者，日以扰扰，而无一息宁矣。故自获麟之前，其世变为春秋；自获麟之后，其世变为战国，此又非世道一变之会乎？是《春秋》之所终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经观之，则有所谓隐、桓、庄、闵之《春秋》，有所谓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谓襄、昭、定、哀之《春秋》。伯主未盛之时，庄之十三年而会于北杏，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于是合天下而听命于一邦矣。合天下而听命于一邦，古无有也。僖之元年而齐迁邢，三年城卫，四年伐楚，五年会世子，九年盟葵丘，而安中夏攘强暴之权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未兴，诸侯无所统也，而天下犹知有王。故隐、桓之《春秋》各书王。伯主之既兴，诸侯有所统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僖文以后之《春秋》，其书王者极寡。伯主之兴，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独非世道之衰邪？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横，中国无伯者十馀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战，于是中国之伯，昔之在齐桓者，今转而归晋文矣。晋襄继之，犹能嗣文之业，灵成景厉，不足以继；悼公再伯，而得郑驾楚，尚庶几焉。自是而后，晋伯不竞，盖至于襄之廿七年，而宋之会，晋楚之从，交相见。昭之元年，而虢之会，再读旧书，于是晋楚夷矣。四年而楚灵大会于申，实用齐桓召陵之典，晋盖不预中国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虽曰再主夏盟，而晋之会诸侯，由是止鄢陵，以后参盟见矣。参盟见，而后诸侯无主盟者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无伯，非细故也。天下之无伯，而《春秋》终焉。故观隐、桓、庄、闵之《春秋》，固已伤王迹之熄。观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伤伯业之衰，此特其大者耳。其他如荆人来聘，荆蛮之臣始未有名字也，于后则名氏著于经矣。无骇挟卒，诸侯之大夫，始未有书氏也，于后则有生而名氏著矣。始也诸侯盟诸侯，于后则大夫盟诸侯矣。始也诸侯自相盟，于后则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诸侯僭天子，于后则大夫僭诸侯矣。始也大夫窃诸侯之柄，于后则陪臣据大夫之邑矣。会《春秋》一经观之，大抵愈趋愈下，愈久愈薄，溯之而上，则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尧舜之传。沿之而下，则七雄分裂之极，不至于秦不止。后之作编年通鉴者，托始于韩、赵、魏之为诸侯，其亦所以继《春秋》之后欤！学《春秋》者，既能先明大义，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观世变，以研事之实，《春秋》一经，亦思过半矣。

学《春秋》者，舍三《传》无所考，而士之有志者，类欲尽束三《传》，独抱遗经，岂非以其互相牴牾，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说乎？窃尝思之，《左氏》熟于事，而《公》、《谷》深于理。盖左氏曾见国史，故虽熟于事而理不明。《公》、《谷》出于经生所传，故虽深于理而事多缪。二者合而观之可也。然《左氏》虽曰备事，而其间有不得其事之实；《公》、《谷》虽曰言理，而其间有害于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盖《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于情伪，熟于世故，往往论其成败，而不论其是非，习于时世之所趋，而不明乎大义之所在。周郑交质，而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论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谓知人矣」。鬻拳强谏，楚子临之以兵，而谓鬻拳为爱君。赵盾亡不越境，返不讨贼，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其皆不明理之故，而其叙事失实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汉东，骎骎荐食上国，齐桓出而攘之，晋文再攘之，其功伟矣，此孟子所谓彼善于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岂能骤举而攘之哉？必先剪其手足，破其党与，而后攘之易耳。是故桓公将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晋文将攘楚，必先有事于曹、卫。此事实也，而《左氏》不达其故，于侵蔡则曰为蔡姬故。于侵曹伐卫，则曰为观浴与块故。此其病在于推寻事由，毛举细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纪年往往类此。然则《左氏》之纪事固不可废，而未可尽以为据也。宗《左氏》者，以为丘明受经于仲尼，所谓好恶与圣人同者。然《左氏》大旨多与经戾，安得以为好恶与圣人同乎？观孔子所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窃比老彭之意，则其人当在孔子之前。而左氏传《春秋》，其事终于智伯，乃在孔子之后。说者以为与圣人同者为左丘明，而传《春秋》者为左氏，盖有證矣。或以为六国时人，或以为楚左史倚相之后，盖以所载「虞不腊」等语，盖秦人以十二月为腊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极详，盖有无经之传，而未有无传之经，亦一證也。若夫公、谷二氏，固非亲受经者，其所述事多是采之传闻，又不曾见国史，故其事多谬误。略其事而观其理，则其间固有精到者，而其害于理者亦甚众。此尤致知者之所宜知，而深辨之也。《公羊》论隐、桓之贵贱，而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夫谓子以母贵可也，谓母以子贵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长后世妾母陵僭之祸者，皆此言基之也。《谷梁》论世子蒯聩之事，则曰「信父而辞王父，则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其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启后世父子争夺之祸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赵鞅归于晋，公谷皆曰「其言归何，以地正国也」。后之臣子有据邑以叛，而以逐君侧之小人为辞者矣。公子结媵妇，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之可也」。后之人臣有事异域，而以安社稷、利国家自诿者矣。祭仲执而郑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则以为合于反经之权，后世盖有废置其君如奕棋者矣。圣人作经，本以明其理也，而传者学不知道，妄为之说，而是非易位，义利无别，其极于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为雠，为大臣而称兵以向阙，出境外而矫制以行事，国家易姓，而为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无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隽不疑，皆以《春秋》定国论而不知其非也。此其为害甚者，不由于叙事失实之过哉！故尝以为三《传》要皆失实，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为说，而说之缪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略举其二，而何休之缪为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过曰君之始年尔，何休则曰《春秋》纪新王受命于鲁。滕侯卒不日，不过曰滕微国，而侯不嫌也，而休则曰《春秋》王鲁，托隐公以为始。黜周王鲁，《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唱之，其诬圣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称弟，母兄称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又从为之说曰：「《春秋》变周之文，从商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厚于群公子也」。使后世有亲厚于同母弟也，而薄于父之枝叶者，未必不由斯言启之。《公羊》曰：「立子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此言固有据也，而何休乃为之说曰：「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使后世有惑于质文之异，而嫡庶互争者，未必非斯语祸之。其释会戎之文则曰：「王者所不治也，录戎来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内外之分，乃谓之王者不治，可乎？其释天王使来归赗之义则曰：「王者据土与诸侯分职，俱南面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谓有不纯臣之义，可乎？隐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过曰「记异也」，而何休则曰：「是后卫州吁弑其君。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过曰「记灾也」，而休则曰：先是，桓篡隐，与专易朝宿之地，阴逆与怨气所致。而凡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类，莫不推寻其致变之由。考验其为异之应，其不合者必强为之说。《春秋》纪灾异，初不说其应，曾若是之琐碎磔裂乎？若此之类，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观三子之释传，惟范宁差少过。其于《谷梁》之义，有未安者，辄曰「宁未详」，盖讥之也。而何休则曲为之说，适以增《公羊》之过耳。故曰范宁，《谷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