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弼平安、史，有大功于社稷，古之名将无以加之，然非纯臣也。何以明之？广德初，吐蕃寇京师，诏发兵赴难，光弼与中人程元振、鱼朝恩不协，迁延不至，此不忠也。十月，代宗幸陕避寇，实倚光弼为外援，乃除东都留守，以观去就。光弼辞以久待诏敕不至，乃归徐州，欲取江淮租赋以自给，此有二志也。光弼母在河中，诏屡存问，又令郭子仪舆其母以归京师，以弟光进为渭北节度代光弼，终以鱼、程之故不入朝，而死于徐州，大不孝也。且吐蕃寇于京师，天子出居于外，当此之时，若以天下为忧，不以一身之祸为虑，奔赴行在，扫清国难，然后密疏于上，请诛二竖，不为难也。若度二竖不可遽除，则功成之后，退归私第，以养老母。况代宗宽仁，必察曲直，未必遂有不测之祸。何至疑惑，不以忠节自全，坐视国难，仍拒朝命，遂为自安之计哉？忠嗣曰：「假如明主见责，岂失一金吾、羽林而归宿卫，其次岂失一黔中上佐」！又鱼朝恩遣人发郭子仪父墓，子仪入朝，中外甚忧，子仪乃入言：「臣久在军中，不禁兵士残人坟墓多矣。此臣不忠不孝所致」。朝廷乃安。以忠嗣、子仪而观光弼，则光弼之议浅矣。昔贯泽之会，威公有忧天下之心，不召而至者数国；葵丘之会，骄而自矜，叛者九国。惜乎光弼无忧天下之心也，其后部曲皆不奉约束，此由己致之也。若乃代宗猜忌，有所屈辱，愚恐光弼非唐臣也。宽仁之主，尚使不萌跋扈之节，光弼之幸也。

德宗以雄才英气，慕汉中宗为治，专总威福，临制中外，宰臣备员，承受章奏，而天下之政，多所壅隔。时监察御史段平仲，磊落忠义，常言曰：「若得一召见，必大有开悟」。后与陈归奉使回，奏事毕，欲有所建白，上知其意，问之，声色俱厉，杂以他语。平仲错愕不得言，因误称名，上叱出之，坐是废七年。噫，德宗于此乎失君人之体矣！夫君人之威，踰于雷霆，重于万钧；臣子之命，微如鸿毛，轻如一缕。君人者优柔以容之，温怡以接之，虑其畏惧而不敢言，嫌疑而不尽情，而况临之以严厉之色，责之以丛杂之言，而欲来直言、通下情，其可得哉！胡不少假以颜色，试听所奏，而能明社稷之安危，究邦家之兴替，悉生民之利病，审刑政之得失，一言兴邦，转祸为福，奈何震威以惧之哉？以是知兴元之阨，兴元之幸，亦由上下之情不通，而有以召之也。昔程名振奏事，词色不屈，文皇帝曰：「房乔在朕左右，见朕嗔人，未尝不失色。今名振敢如此，亦奇士也」。乃优而任之。德宗之量，岂不愧于文皇哉？《礼》曰：「声色之化民，末也」。《诗》曰：「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恭惟艺祖，优宠直言，未尝抑挫。太宗诏内外臣僚，忽欲面对，便御閤门司引见。真宗之时，有比为桀、纣者，辅臣请罪其指斥，真宗曰：「但问事之曲直，不须责此」。仁宗即位已来，其台谏之臣，侍从之列，嘉谋谠论，日夕陈之于前，未尝不温颜访问，故能四十年天下太平，夷夏安靖。前视德宗之器，一何隘哉！

德宗建中四年，诏泾原节度姚令言率兵五万讨希烈，京兆尹王翃犒军，唯以粝食菜馔，军士皆怒，曰：「吾辈弃父母妻子，将为国家死于患难，不能得一顿饱食。国家琼林、大盈府库，宝货堆积，不取之，如何为活」？遂倒戈入京师。德宗惶恐，幸兴元。世之议者，但以朱泚之叛，而不知召泚者翃也。且朝廷大臣及后妃权势之家，将相台阁之臣，其皂隶臧获，非有毛发之功，彼皆厌膏粱而曳纨绮。彼三军之士，暑不得就清凉之荫，寒不得附暖燠之所，荷戈被甲，出入行阵，当无事之际，亦须以恩信而责以功效，况当扰攘之际？故宜先以重赏，以死其心；又以重罚，以尽其力。而翃惜一饭之费，流四海之祸，卒使狂荡窃发，污辱庙社，渎乱神器，腥秽天地，祸害生灵，非翃召之，而孰召之耶？昔弦高犒师，而郑国除患；鲁人酒薄，而邯郸致围。翃以茧栗之质，不知国家致远之道，而惜毫毛之利，岂能知此哉！

浙西布衣崔善正上封事，言李锜反。德宗械善正以赐锜，俾坑杀。噫！善正一布衣也，茹藜藿则有八珍之甘，处蓬荜则有藻棁之乐，非食国家之禄，有忧国家之心，盖以虑肉食者失于庙堂，而黎民抱骸于草莽，故越数千里至京师一言者，言锜之叛。为德宗计者，宜念古人之戒，欲入泽者问牧童，欲入水者问渔师，以其知之审也。宜先遣一诏使巡行江浙，察锜之志，有无叛上之谋；察善正之言审与不审，然后以善正付法，未为晚也。何至闭聪遏明，械之以赐锜，使忠义之士死于无辜，以钳天下直臣之口哉？为锜之计者，己既有不臣之迹，致善正谏言，朝廷释然不以为信，则宜翻然悔过，纳土归朝，亦不失一节度使。彼善正者，虽发己之恶，宜宽而恕之，上章于朝，请德宗任用之，以来天下直言之士，则可谓善补过矣。德宗既褊急，而以善正赐之；李锜又不悔过，从而杀之。至宪宗之初，锜果叛，则善正不为狂妄，宜下诏旌赏，爵其子孙可也；而天子与公卿大夫，卒不议及于此。善正可谓生死无一人知者，可哀也哉！

尝观韩子《汴州乱》诗及白氏《哀二良》文，言陆长源人之望也，以直道受祸。今睹其临事之迹，则长源乃自贻伊戚也。始，朝廷徙董晋为宣武军节度使，长源自汝州刺史为晋行军司马，然资性轻佻，言语骄傲，务酷其刑，以威骄兵。及晋死，而长源为留后。藩镇旧例。凡有大变，皆厚赏三军，或以此论之，长源曰：「我不同河北贼，以钱物买健儿旌节」。又不给布帛，但高其盐直以折之，兵士人得盐一二斤而已。又从事杨仪、孟叔度浮薄不检，常戏入军营，玩弄妇女，自称孟郎。三军怨怒，遂执长源并杨、孟杀之。噫，是不知机也。譬之良医治疾也，病有万变，药亦万变；若病变而药不变，则寿民者皆为殇子矣。故贤智之士，见机以成天下之务，通变以立天下之功，故身亦全，名亦立，国家之事亦济。而长源徒执匹夫介讦之节，非有通变之才，不知适道，论有不合权，不能委顺其辞，卒陷屠戮，所谓病变而药不变矣。孟子曰：盆成括「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卒死于齐。赵政曰：「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小智自私，藏怨之府」。若长源者，其亦小智自私之谓乎。

穆宗时，范阳节度刘总入朝，请分所献之地，以幽、营、涿为一道，请张弘靖处之；瀛、汉为一道，卢士政主之；平、妫、檀为一道，薛苹主之。又籍军中裨校宿将如朱克融辈，荐之阙下，冀朝廷擢用，以激厉燕蓟之俗。而宰臣崔植、杜元颖无经国谋略，不从其请，惟瀛、汉置观察使，馀皆俾弘靖统领之。又朱克融辈日诣中书，求官不能得，日夕丐食于人。及克融随弘靖归镇，既怨朝廷不用，又弘靖制驭无术，克融遂因弘靖与王庭凑连衡为叛。既诏遣将出征，又每军置中官监军，选骁勇以自卫，遣羸弱以禦敌。王师十五万，不能当克融等一万，皆由左右牵制所致也。且宪宗任用才智，宵衣旰食，焦劳十数年，方得河朔地。及刘总又纳地归国，是贤人君子有为之时也，宜用总策，及任克融辈以视藩镇，然后选用英才，经营天下，澄世之所不能澄，裁世之所不能裁。而乃硁硁自固，因循茍且，优游岁月，幸须臾之安，而不为久远计，复稔天下之祸，谁使然哉？且克融本凶暴之馀，宜以好爵羁致之，若不用则当除去之。奈何既不能用，又不能去，使其在京师则衣食不给，求食于人，彼岂无怨愤之心哉？譬之养虎，当饱其肉食，剪其爪牙，则无咥人之患。若使其有爪牙以自雄，复饿且饥，岂得不攫人而噬之哉？故谓复失河朔，非克融遽能为之也，崔、杜二相失之也。所谓规规守文之士，不能意外行事，其二相之谓乎。以此知济天下者，须英豪伟杰之才尔，章句书生，谁能了国家事哉！

兵者威武之目，圣人以是除天下之恶，兴天下之善，其不可去之者久矣。穆宗承章武恢复之后，志在偃革，宰臣段文昌、萧俛因献消兵之术，密诏天下之兵，每百人限八人逃亡。逃亡者入山林薮泽，聚为寇盗，蜂屯蚁聚，鹗飞隼搏，所至村落，悉遭毒螫，生民于是渐无憀矣。及朱克融、王庭凑之乱，其逃亡之兵多归之。朝廷议讨二贼，召新兵，皆市井乌合，累为贼所败，而威沮气丧，不复有师伍之势。于是河朔之地，复为贼所有。噫！章武以雄睿之姿，中兴唐室，驱驾豪英，选任将帅，区区然二十馀年，方定两河之寇，其勤劳宵旰，固已至矣。而萧、段二子，谬于一言，遂复失之。是时国家所费亿万之财，而不得河朔斗粟尺帛，可谓差之毫釐，而失之千里也。夫二子者必欲去冗兵，省调度，则三代两汉已来，固有制度在方册，可考而行。若未能及此，则可选其老耄疾病者俾之为农，其他骁锐勇敢、熟于战阵者，自可有养以备征伐，何必立为定制，百人限八人逃亡？若以当时禁卫言之，有兵二十万，每百人限八人逃亡，是天下有一万六千人逃亡为寇矣，此岂不为天下患哉？其后至宣宗已后，所在寇盗充斥，石顺起于湖南，毛约起于江南，康全起于歙州，至于恭定乾符之际，王郢、王仙芝、尚君长、毕鹞子、全缴山、一丈黑、李摩云、刘汉宏、李重霸之徒，侵陷岭、浙，骚绎青、徐，以至襄、汉，悉被其毒，其中多有逃亡之兵，为之声影，其祸皆胎于消兵之谋也。

弘靖之帅范阳也，朝廷以其嘉贞之孙，延赏之子，三世为相，委以重柄。譬如取婴儿而投之河，谓其父善泅也。弘靖亦以世胄之贵，偃然自尊，以誇耀燕俗，不能与下同其甘苦。复以安、史之乱，皆自范阳，欲革其俗，乃发禄山之墓，用毁辱燕人。复纵从事韦雍、张宗厚辈酣肆夜饮，呵责士为「反虏」，尝曰：「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于是其下皆怨。克融乘人心之二，遂囚弘靖，杀韦雍、张宗厚，又击杀义士张彻，皆弘靖为之也。夫以狸而致鼠，不可致之，是不以致之之道致之也；腥致蝇，而蝇毕至，以致之之道致之也。且弘靖欲革燕俗，则宜以仁厚革彼凶残，宜以纯约革彼奢僭，宜旌忠良革彼不轨，宜执礼法革彼踰轶。然后又召燕之父老百姓及三军之士，告以朝廷恩信，为善者有赏，为恶者有罚。其次劝之以孝悌，督之以耕战，谨身节用，务宁其人。而先斲墓以求革风俗，岂革之之道哉？彼克融者既在部伍，亦宜推赤心以置之腹中，与说利害祸福，曰：「汝能信顺，效忠朝廷，自有爵赏，他日无虑不富贵」。彼非木石，其肯不顺信哉？设自顾不能，则乞朝廷别除贤者，以安反侧。而弘靖曾不虑及于此，乃恣其僚属酣酩骂辱，彼焉得不相从而唱难哉？然则克融非囚弘靖，乃弘靖自囚也。而尚不蒙显戮，贬守抚州，穆宗真有恩于弘靖也！

文宗用李宗闵为宰相，宗闵引牛僧孺同知政事，尽逐去李德裕之党。及德裕再相，出宗闵以为兴元节度。宗闵结驸马沈羲、女学士宋若宪、枢密杨承和，而再求辅政。会中人王守澄荐李训、郑注，而德裕恶其憸巧。训、注居中用事，复相宗闵，而出德裕。是时朋党交炽，两相倾轧，绌逐朝士，无有虚日。文宗尝叹曰：「去河北贼甚易，去此党实难」。嗟乎！文宗于此失政刑矣。夫为天下之君，治乱兴亡，唯在择宰相而已。宰相得其人，则天下受其赐；宰相非其人，则天下受其祸。进退任用，系于君上，察其贤不贤耳。夫君子小人，各有朋党。以君子者为宰相，则抱君子之道者，皆以党而进于朝矣；以小人为宰相，则怀小人之才者，亦以党而进于朝矣。君子进则国体重而纪纲正，小人进则国体轻而纪纲乱。君人者欲知君子、小人之分，则察其器宇，观其议论，验其行事，审其措置。茍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生民，不私于身，不贪其权，使内外百官各得其职，上下庶务各有其序，是可任以大臣之事也。茍反于此，是不可任以大臣之事也。今小人之党日夕进，见交乱于左右尚不能去之，而曰「去河北贼甚易」，此徒言耳。尝谓文宗有嫉恶之志，而无嫉恶之断。何以言之？文宗尝自为诗曰：「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此盖知小人浮艳者当路而滋蔓矣。然终不能奋独见之明，刬除群妖，以彊国体，徒呜咽悒郁于禁中，此非有其志而无其断耶？

李德裕言朝廷要官，当任世家，以其知典故之故也。噫！德裕之言私于己可也，非天下之公言也。且伊尹起于耕夫，傅说起于胥靡，太公望起于渔钓，萧、曹起于刀笔，公孙弘牧豕菑丘，翟方进以孤童入京，率皆为时贤臣，岂尽出于世胄耶？以唐之时而言，自房、杜已降，如马周、刘洎、狄仁杰、刘幽求、娄师德、郝处俊、裴行俭、刘仁轨、张说、姚崇、宋璟、陆贽、裴度之辈，又岂皆世家子弟耶？德裕祖栖筠尝为御史大夫，父吉甫为宰相，己又为宰相，其意又欲为其诸子之地，使异日列处显要，故先为此言，以为身后之计。故曰私于己可也，非天下之公言也。而后之人卒以此言为然，而孤寒之路益塞，诚可嗟也！德裕若以天下公言，则宜曰「朝廷要官，宜择贤者，无限孤寒、世胄，惟才者任之」则可也，奈何以己三世宰辅，又欲为诸子之地，而以此言扼天下之寒士哉？卢文纪曰：「越人善泅，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曰：『其父善泅，子必不溺』」。而德裕之言，其乳母浮子之谓耶？

太宗文皇既受内禅，孜孜求治，勤劳万机。听纳谏诤，宽恤刑狱，平壹征赋，减省用度，驾驭中外，抚养生聚，不以大宝为贵，不以黄屋为心。谦虚以接群臣，果断以决大事，恐惧丕业，务成太平之治。内有房、杜以经纶庶政，外有英、卫以征讨四方。有魏公、王圭之启沃，有马周、刘洎之议论，有无忌、士廉之保祐，有季辅、行成之正色，有文本、正伦之维持，有戴胄、伏伽之执法，有世南、百药之经术。听政之暇，则引文学之士更直阁下，以商榷古今是非，咨访治道之得失。此天下不得不治也。高宗之初，承贞观之遗迹，耆儒硕臣，尚布中外，故永徽之初，亦克乂宁。及夫无忌、遂良、韩瑗、来济、上官仪之徒继遭窜戮，忠义之士结舌避祸，诡诞之臣攘袂而进，而李义府、许敬宗之伦，倒持国柄，尤为巨蠹。复有武媪悍妒，恣穷妖淫，僩然自得，不复愧耻。此不得不乱尔。中、睿之朝，武三思、太平、安乐等公主倚恃城社，竞为狐鼠，号令刑政，棼然无纪，朝廷乃市道之薮，刑赏乃权倖之柄。明皇帝跃于艰危之际，目击衰敝之政，即位之始，铲除污迹，一新王道，摈绌奸诡，登用贤俊，讲求治体，尊尚儒术。姚崇、宋璟以忠正而用，张说、二苏以文雅而进，李元纮、卢怀慎以清俭而任，魏知古、源乾曜以吏术而升，张九龄、韩休以方正而选。此不得不治尔。及夫天宝之间，骄于承平，游心于神仙之妄，肆情于嬖倖之宠。周子谅直言，而扑死于文陛；李适之介讦，而贬死于宜春。内则杨、李紊坏国体，外则哥、牛邀求边功。社稷已危而未悟，奸雄已萌而不知，遂使草鞠繁华之地，兵屯宫禁之下。至于肃宗之时，李辅国用事，而有南内之变。代宗之世，鱼朝恩持权，而有陕州之幸。德宗以雄略之才，欲刷多难，然而炎、杞以憸巧之才，取怨四方，以至泾原之兵，窃发辇下，匆遑奉天之狩，窘迫兴元之幸。外臣由是倔彊，帝祚由是渐弱。顺宗之朝，伾文、执谊之徒，凡所施设，尤可嗤笑。宪宗中兴，欲洗宿愤，任用武元衡、杜黄裳、裴度、崔群、权德舆、韦处厚、裴洎等，取蜀、夏，平淮、蔡，收冀、郓，然望开元已邈然不及矣，况贞观乎！穆宗、昭悯、文、武、宣、懿而下，忽治忽乱，忽得忽失。注、训以小器而大谋，牛、李以私怨而公报，盗贼由是蜂起，藩镇由是跋扈，灾连祸踵，遂失天下。每观其史，未尝不痛心疾首，以至泣下沾襟，而不能止也。

尝观太宗文皇帝之时，其从征伐、取天下之臣，如李靖、李绩、裴寂、刘文静、唐俭、商峤、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张公瑾、侯君集、李大亮、薛万彻之徒，皆出入战阵，经营四方，其休功元勋，固已多矣。而文皇帝驾驭而任使之，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其或引之便殿，伸以燕私，则固有之；至于君臣上下之分，岂有渎乱者哉？天宝中，安禄山来朝，上特宠异之，乃于殿之西偏设鸡帐，使坐其下。肃宗时为太子，谏曰：「自古正殿无有人臣者，今宠之已过，必有骄心」。上曰：「此胡有异相，故以此厌之」。嗟乎！明皇失驾驭之道矣。昔卫青为大将军，至尊重矣，而汉武帝踞厕而见之。张飞、关侯，稠人广众，立侍终日，盖有堂陛之限尔。且禄山本夷狄种类，素不由仁义忠孝、诗书礼乐之训，一旦因缘际会，遂忝大位。彼来朝也，当示以君臣上下之分，使知尊卑之礼，而反以家人之礼宴之于内，又不以人臣之礼待之于外，宜其自大而不轨矣。且察此胡有异相，因其来朝，命一武士拉而杀之，足以灭天下之祸，奈何坐于殿上以厌胜之？此非人君之道也。与文皇驾驭英雄之礼，一何异哉！

天下之患，常起于不足忧，而致可忧。故虑堤防之奔冲者，先窒蝼蚁之穴；虑屋庐之燔爇者，先徙曲突之薪。《书》曰「断在朕志」，又曰「惟克果断，乃罔后艰」。茍失机会，则受制于人，而徒有后悔，亦何济耶？明皇、德宗，俱失于此。始，张九龄奏安禄山狼子野心，而有反相，请因张守圭所奏失律而诛之。明皇曰：「汝以石勒待之耶」？宠之愈厚。其后幸蜀，始悔不用九龄之言。德宗时，泾师倒戈，而翰林姜公辅奏朱泚失兵柄，心常怨愤，不如使人捕之，恐群凶取为戎首，其患不细。德宗不能决。翌日果然，始悔不用公辅之言。设使二主不犹豫于行事，任刚健以为听，先除二凶，则岂有后悔耶？不能果断，徒有悔言，《诗》所谓「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唐之治，由藩镇之未专地也；唐之弱，由藩镇之彊盛也；唐之亡，由藩镇之削灭也。何以言之？唐自安史之乱，天下之人耗减太半。大历以后，干戈粗定，事贵姑息，权柄倒置，彊臣骄将，气焰赫然，而于是李正己有青、淄、齐、海、登、莱、沂、密、德、曹、濮、徐、兖、郓十五州之地，养兵十万；李宝臣有常、易、深、赵、沧、冀、定九州之地，养兵五万；田承嗣有魏、博、相、卫、洛、贝、澶七州之地，养兵五万；梁崇义有襄、邓、均、房、复、郢六州之地，养兵二万。诏增一城，必飞语怨刺。二十年间，国家不敢兴拳石撮土。代宗宽柔，一切容之。德宗明察，先诛刘文喜，次欲尽除群盗，遂诏起关西兵以临关东，而泾兵倒戈，朱泚乘人心之离，遂肆不轨。然而欲与李怀光合势，怀光不伏臣之，故李晟之徒得以乘而灭之。又李宝臣信妖人之言，谓有天分，而田承嗣玩以谶文，不与同恶，卒自暴死。又朱滔稔凶，欲臣山东诸侯，而王武俊曰：「我岂能舍九叶天子，而臣田舍汉」！于是起兵攻滔。又李希烈已僭大号，而诸侯异谋，刘稹坚据上党，而三镇离心。以此观之，则唐之藩镇，各萌问鼎之心者多矣，然而卒不能遂其逆谋者，盖彼同则此异，左逆则右顺，轻重相制，大小相维，忽恭王命以效顺，忽矜兵势以相临，所以然也。至于朱全忠遂墟唐祚者，非其才智过于安、史、朱泚之徒也，盖是时藩镇诸侯各已灭矣，时溥、朱瑄、秦宗权、罗绍威、王镕之徒各已亡矣，全忠视天下之大，不复有牵制之党，乃平揖神器，若固有之。设使当全忠之时朱滔在冀，田悦在魏，王武俊在赵，李纳在齐，则全忠虽有曹、马之谋，亦安能披大裘而称制哉！故曰：唐之亡，由藩镇之削灭也。岂非治乱兴亡之鉴哉！

风雷震曜，天之权也；刑赏号令，君之权也。天之权不在于天，则天之道几乎息矣；君之权不在于君，则君之道亦几乎息矣。故君人者惜其权柄，而不以假人，以之制天下之命，以之服臣子之心。动静重轻，皆在于上，明之如神。茍失其所操持，轻其所付与，则天下之祸，繇是起矣。高宗大帝以天下之权委于武氏，卒使阴逞其志，大肆所欲，其后遂夺庐陵之玺，造为周氏，斲丧宗室，毒螫海宇。此虽由庐陵之不慧，亦大帝先以权柄授之也。明皇晚年以天下为戏玩，刑赏号令，一委狂夫。凡煞一大臣，非上之意也，权臣之意也；凡任一大臣，非上之意也，权臣之意也。至于设施更张，率不由于上。故禄山观朝廷之权不在于上；而在于下矣，于是以范阳之小，而求兼河东节度；以范阳少马，而求兼飞龙厩群牧使。而朝廷不复思虑，唯遂其所求，乃选群牧觔脚骏马送于范阳。兵彊马壮，沛然自大，遂图不轨。此由权柄失于上，而下得窥其隙矣。且明皇二十年孜孜以致开元之治，一旦不顾，而一掷与奸佞之臣，致萌范阳之变，崎岖颠沛，老幸井络，以逃中原之难，兹可为万世龟鉴也！

文皇帝励精治道，力致太平，制度牢密，纪纲齐整，刑赏号令，爵禄赐予，如布帛之有边幅，如丈尺之有长短，不可得而踰之矣。公道大辟，私途尽塞，公卿臣妾，戚里皇族，不敢有侥倖之望。至高宗、中、睿以来，颇坏其法。开元之盛，首革其弊；天宝之后，仍蹈覆车。顺宗时，韦执谊、王伾、叔文辈专政，内结牛美人，以伺上动静，朝廷刑赏之柄，皆为所专。章武英睿，综核名实，任用正人，一清王室。至昭悯以童年嗣位，怠于勤政，悦于近习，刑赏之柄，出于阉人宫姬之手，拾遗薛延老因入奏曰：「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书，总是内中宣出，恐纪纲渐坏」。昭悯厉色不悦。噫！天下之大，万几之繁，以一人之寡，而四方夷夏尊而归之者，以其有制度在尔。今以一人之私而塞天下之公，盖不知天下者非己之天下，亦天下之天下也，奈何不以公议而守之耶？李珏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故曰平章事。若事不由中书，则焉用平章事耶」？

天下之祸，常起于衽席之上。情爱既迁，嬖宠斯甚，大至倾国，小亦摄朝。高宗不断，政出则天，斲丧王室，剪灭宗枝，李氏宗庙，不得血食。孝和及武、韦氏司晨朝廷，政令尽由中馈，而郡国夫人陆氏、昭容上官氏、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女巫陇西夫人赵氏及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长宁公主、宜城公主等，皆恃政挟宠，依窟城社，纳受贿赂，门若阛阓，鬻狱卖官，无有虚日。常出斜封墨敕，补授官爵，以手掩其前，令上以笔书其后，上但笑而从之。中外之官，数踰十倍，屠沽之辈，尽衣朱紫，仆隶之人，亦为卿监，皆无厅事可处，时人谓之「三无坐处官」，谓宰相、御史、员外也。明皇之时，杨氏专宠，上方贡献，毕在私家。其公主、驸马，尚辱于杨氏之奴，其馀卿士畏而附之者，即可知矣。

武德定文武官品，并踵开皇之制，天下郡县，多从省并。至贞观九年，文皇以官多则事烦，遂减内外文武官六百四十三员，而天下役省民安。咸亨、天授已后，务广员品，以收人情，大置试官以处之。及李峤为吏部侍郎，欲收众誉，以取宰相之位，大置员外官二千馀员，又有特置同正员，又有检校、摄判之名。于是官纪大坏，爵禄无准，贤愚为之一混，府库为之一空。开元以来，始裁制度，尚书省以统会众务，门下省以侍从献替，中书省以出纳制诰，秘书省以总领图书，御史台以肃清百寮，殿中丞以供修服膳，内侍省以承旨奉引。又有九寺、五监分理群司，六军、十二卫以严武备，而官品有条矣。又分天下为十道，以统领四方之政，然判司簿尉颇多矣。代宗诏京兆府、长安各减丞一员，部二员，天下县各减一员。元和中，李吉甫奏并省吏员，当时天下翕然称治。

仁宗皇帝庆历中，尝以三代之盛，百工庶尹皆有经常法度之教，以揉治民奇邪之性，使趋于粹美。此由其道素行于庠序，而后施于朝廷，故推有本源，而无末流之弊。于是诏建学于天下，以觊淘治之污而使之洁清，铲道之驳而使之醇一。当是之时，老辈晚生，相与勉慕，不荒不嬉，渐捐去僻丽之习，而薰灼乎彬郁之文。未踰年，献议者以为法令之明，戎武之厉，吏事之干，此足以治天下，彼诗书礼乐但外为藻绘，非理世急务，于是弦诵之声，复寂寞而无闻。是不知三者虽于治不可阙，然不可专用以治天下。傥颛而行之，则尧舜之仁，不及商鞅之法；汤禹之教，不及孙武之术；用孔子之道，不及李斯之智。是用刀锯戈矛、簿书期会以待天下之士，此岂享国久远之谋哉？盖虎视之君拔本障原、任己速亡之术也。为郡县者，诚能兴之于已废之后，此岂不谓之适要哉！合州汉初旧无学舍，有破屋数间，以为孔子庙，地势卑下，岁尝有江水涨浸之患。治平二年冬，进士冯元崇率邑之儒衣冠者，各办材甓工役之费，易福源僧院之隙地，重建孔子庙及创学斋四十间，以为师生肆业之所。县令王周卿实董其事，县尉冉和以俸给二十万为彩绘之用。君子谓是役也，既为劝学尊道之要，又合仁宗庆历诏书之意，学者诚能日于其中讲究六经之旨，以及于九流百工，而求其治心正身、化民成俗之道，予将见汉初之俗齐鲁如也，岂徒土木之工，以市好事之名哉！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人，武宁军掌书记、赠太师墉之子。幼孤，母适朱氏，祥符八年登进士第，曰朱说者是也。累迁大理寺丞，上相府书，极陈天下之利害，当时皆以王佐许之。宰相晏殊荐其文，召试秘阁校理。上欲以冬至率百僚上太后寿，抗疏言不可，遂罢出通判河中府。迁陈州。屡上疏言内降之弊，引韦后为戒。章献厌世，擢为右司谏，言杨妃不当称太后，郭后不当废，降知睦州。迁苏州，召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论事益切，执政忌之，命知开封府，欲处以烦剧，而不暇他议。仲淹明敏通照，决事如神，京师谣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每上殿奏事，多陈治乱，以开悟人主。历诋人臣不法，言者以仲淹离间君臣，落职知饶州事。司谏高若讷言贬黜太轻，欧阳脩上书责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坐朋党被黜。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详其事，不肖指若讷也。宝元初，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复职，知永兴军，道授陕西都转运，迁龙图阁直学士。时延安新被围，朝廷择帅，皆畏不行，仲淹奏请兼领延安军，以待寇至，上嘉而从之。阅兵得万八千，选六将俾领之，日夕训练，号为精兵焉。贼闻之，第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戎人呼知州为「老子」，大范谓范雍也。城青涧，开营田，招属羌，及请戒诸路养兵蓄锐，不宜轻动。贼诈以书请和，仲淹以元昊国之叛贼，不可俾朝廷报贼，乃自作书，与陈逆顺。贼寻陷好水，仲淹益信报贼书为是，而执政以其擅报，当诛。上以为阃外之事，专之不足罪，止移知耀州。寻起知庆州，兼经略招讨。未几，贼兵三万叩城，仲淹鏖兵血战，贼兵奔北，遂戒诸将无追奔，既而果有伏兵。又夺贼马砦为大顺城，及筑细腰，复胡芦等砦。招明珠、灭臧二彊族万馀人，及命环州种世衡招千馀人，自是属羌皆为用。久之，王师再丧于定川，仲淹昼夜领兵赴援。初，关辅人心动摇，及见仲淹耀兵，号令严明，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第相贺曰：「边上自有龙图公为长城，我属何忧」！初，上闻定川之败，颇以关中为忧，曰：「若得仲淹出援，可无虑」。及闻仲淹出师，甚喜。时议黥乡军，仲淹惟令刺其手，及兵罢，环庆路皆复得为农。上寻以四路都招讨委之，开府于泾。仲淹与韩琦协谋，必欲收复灵、夏、横山之地，元昊大惧，称臣。明年春，召为枢密副使，以郑戬代之。秋，拜参知政事，乃上取士、课吏、减任子、更卫兵、择守宰、谨赦令、厚农桑之策，塞侥倖之涂，开公正之路，天下侧耳，以听太平。凡所措置，十未行一，而权势者大恶之。明年，契丹与元昊争银瓮，旋而麟府奏警，仲淹自请出为河东、陕西宣抚，二虏闻之，皆不敢动。恳以边事为请，以资政殿学士复总四路之师，开府邠州。以疾请邓州，移杭州、青州，迁户部侍郎。又请汝阴，至徐州而薨，年六十四。奏至，上嗟悼泣下，曰：「朕方将大用，不谓其早死」！赠兵部尚书，谥文正。子纯佑，有才识，以疾废于家；次纯仁，登进士第，有父风，今为都官员外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