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临于前殿，延登，亲诏之曰：公进，虚听朕言。前公宿卫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纳策尽忠，白诛故定陵侯淳于长，以弥乱发奸，登大司马，职在内辅。孝哀皇帝即位，骄妾窥欲，奸臣萌动，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后，朝臣论议，靡不据经。以病辞位，归于第家，为贼臣所陷。就国之后，孝哀皇帝觉寤，复还公长安，临病加剧，犹不忘公，复特进位。是夜仓卒，国无储主，奸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国之计，莫宜于公，引纳于朝，即日罢退高安侯董贤，转漏之间，忠策辄建，纲纪咸张。绥和、元寿，再遭大行，万事毕举，祸乱不作。辅朕五年，人伦之本正，天地之位定。钦承神祇，经纬四时，复千载之废，矫百世之失，天下和会，大众方辑。《诗》之《灵台》，《书》之《作雒》，镐京之制，商邑之度，于今复兴。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显严父配天之义，修立郊禘。宗祀之礼，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万国慕义，蛮夷殊俗，不召自至，渐化端冕，奉珍助祭。寻旧本道，遵术重古，动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于神明，祖考嘉享。光耀显章，天符仍臻，元气大同。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馀。遂制礼作乐，有绥靖宗庙社稷之大勋。普天之下，惟公是赖，官在宰衡，位为上公。今加九命之锡，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职，乃遂及厥祖。于戏，岂不休哉（《汉书·王莽传》上）！

宏知皇太后至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非所宜言，大不道（《汉书·师丹传》：高昌侯董宏上书言，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事下有司，时丹以左将军与大司马王莽共劾奏。）。

窃见安汉公自初束修，值世俗隆奢丽之时，蒙两宫厚骨肉之宠，被诸父赫赫之光，财饶势足，亡所《午吾》意，然而折节行仁，克心履礼，拂世矫俗，确然特立；恶衣恶食，陋车驽马，妃匹无二，闺门之内，孝友之德，众莫不闻；清静乐道，温良下士，惠于故旧，笃于师友。孔子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公之谓矣。

及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长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诛讨。周公诛管蔡，季子鸩叔牙，公之谓矣。

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马，委以国统。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统，公手劾之，以定大纲。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舆幄坐，以明国体。《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圉」，公之谓矣。

深执谦退，推诚让位。定陶太后欲立僭号，惮彼面刺幄坐之义，佞惑之雄，朱博之畴，惩此长、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谗贼交乱，诡辟制度，遂成篡号，斥逐仁贤，诛残戚属，而公被胥、原之诉，远去就国，朝政崩坏，纲纪废弛，危亡之祸，不隧如发，《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悴」，公之谓矣。

当此之时，宫亡储主，董贤据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皆自知得罪天下，结雠中山，则必同忧，断金相翼，藉假遗诏，频用赏诛，先除所惮，急引所附，遂诬往冤，更征远属，事势张见，其不难矣！赖公立入，即时退贤，及其党亲。当此之时，公运独见之明，奋亡前之威，盱衡厉色，振扬武怒，乘其未坚，厌其未发，震起机动，敌人摧折，虽有贲育不及持刺，虽有樗里不及回知，虽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贤丧其魂魄，遂自绞杀。人不还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为宁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祸。《诗》云「惟师尚父，时惟鹰扬，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则有功」，公之谓矣。

于是公乃白内故泗水相丰、令邯，与大司徒光，车骑将军舜建定社稷，奉节东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为国名臣。《书》曰「知人则哲」，公之谓也。

公卿咸叹公德，同盛公勋，皆以周公为比，宜赐号安汉公，益封二县，公皆不受。传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报，晏平仲不受辅齐之封，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公之谓也。

将为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为首，公深辞让，迫不得已然后受诏。父子之亲天性自然，欲其荣贵甚于为身，皇后之尊侔于天子，当时之会千载希有，然而公惟国家之统，揖大福之恩，事事让退，动而固辞。《书》曰「舜让于德不嗣」，公之谓矣。

自公受策，以至于今，亹亹翼翼，日修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国，俊俭隆约以矫世俗，割财损家以帅群下，弥躬执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学以隆国化。僮奴衣布，马不秣谷，食饮之用，不过凡庶。《诗》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公之谓矣。

克身自约，籴食逮给，物物卬市，日阕亡储。又上书归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钱献田，殚尽旧业，为众倡始。于是小大乡和，承风从化，外则王公列侯，内则帷幄侍御，翕然同时，各竭所有，或入金钱，或献田亩，振贫穷，收赡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鲁公仪子不茹园葵，公之谓矣。

开门延士，下及白屋，娄省朝政，综管众治，亲见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审知白黑。《诗》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公之谓矣。

比三世为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职，填安国家，四海辐凑，靡不得所。《书》曰「纳于大麓，列风雷雨不迷」，公之谓矣。

此皆上世之所鲜，禹稷之所难，而公包其终始，一以贯之，可谓备矣！是以三年之间，化行如神，嘉瑞叠累，岂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贤之致哉！故非独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虚矣。是以伯禹锡玄圭，周公受郊祀，盖以达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为天下纪；观公功勋，为万世基。基成而赏不配，纪立而褒不副，诚非所以厚国家，顺天心也。

高皇帝褒赏元功，相国萧何邑户既倍，又蒙殊礼，奏事不名，入殿不趋，封其亲属十有馀人。乐善无厌，班赏亡遴，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孙戎位在充郎，选由旄头，壹明樊哙，封二千户。孝文皇帝褒赏绛侯，益封万户，赐黄金五千斤。孝武皇帝恤录军功，裂三万户以封卫青，青子三人，或在襁褓，皆为通侯。孝宣皇帝显著霍光，增户命畴，封者三人，延及兄孙。夫绛侯即因汉藩之固，杖朱虚之鲠，依诸将之递，据相扶之势，其事虽丑，要不能遂。霍光即席常任之重，乘大胜之威，未尝遭时不行，陷假离朝，朝之执事，亡非同类，害断历久，统政旷世，虽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犹有计策不审过征之累。及至青、戎，摽末之功，一言之劳，然犹皆蒙丘山之赏。课功绛、霍，造之与因也；比于青、戎，地之与天也。而公又有宰治之效，乃当上与伯禹、周公等盛齐隆，兼其褒赏，岂特与若云者同日而论哉？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诚惑之！

臣闻功亡原者赏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检。是故成王之于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锡之检，开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赐以附庸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礼。王曰：「叔父，建尔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谓不检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诗》曰：「亡言不雠，亡德不报」。报当如之，不如非报也。近观行事，高祖之约非刘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长沙，下诏称忠，定著于令，明有大信不拘于制也。春秋晋悼公用魏绛之策，诸夏服从。郑伯献乐，悼公于是以半赐之。绛深辞让，晋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济河。夫赏，国之典，不可废也。子其受之」。魏绛于是有金石之乐，《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辞功，君知臣以遂赏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赏，遂听公之固辞，不顾《春秋》之明义，则民臣何称，万世何述？诚非所以为国也。臣愚以为宜恢公国，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赐之品，亦皆如之。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群下较然输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诚输忠，民诚感德，则于王事何有？惟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仪形虞、周之盛，敕尽伯禽之赐，无遴周公之报，令天法有设，后世有祖，天下幸甚（《汉书·王莽传》上）！

礼，皇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或误朝议，遂尊恭皇，立庙京都，又宠藩妾，使比长信，叙昭穆于前殿，并四位于东宫，僭差无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傅焚如之祸。自是之后，相踵行之。昔鲁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国非度，讥在华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为戒。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佞邪导谀时君，妄建非正之号以干正统，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著于令典（《魏志·明帝纪》，又《宋书·礼志四》）。

山人柳泌。轻怀左道。上惑先朝。罔求牧人。贵欲疑众。自知虚诞。仍更遁逃。僧大通。医方不精。药术皆妄。既延祸衅。俱是奸邪。邦国固有常刑。人神所宜共弃。宜付京兆府决痛杖一顿处死。翰林医官董宏景程准山人李元戢田佐元并流岭南。

或问：「罢议之诏有权罢之文。议者谓权罢者，有待之言也。盖朝廷迫于皇太后，不得已而罢，故云权罢者，欲俟皇太后千秋万岁后，复议追崇耳。朝廷之意果如是乎」？答曰：「此厚诬之一事也。使朝廷果有此意，手诏虽无『权』字，他日别议追崇，何施不可，何必先露此意示人！是时台谏方吹毛求疵，以指为朝廷过失，若君臣果有此意，亦当深谋密计，岂肯明著诏令，以资言者之口」？问者曰：「然则何故云权罢」？答曰：「事体自当如此尔。追崇以彰圣君之孝而示天下也，本无中罢之理，今不得已而罢，当为迤逦之辞，故云权罢集议，更令礼官徐求典礼者，乃体当如此。此事人所易知，而吕诲等欲恐迫人主，故厚诬以有待之说也。先帝每语及此事，则不胜其愤，仰天而叹曰：『天鉴在上，岂有此心』」？或问：「皇太后既已责中书不当议称皇考，而手书复有称皇、称后等事，议者谓韩琦交结高居简，惑乱皇太后，请降手书，其称亲、称皇、称后，皆非皇太后本意，果若是乎」？答曰：「手书非皇太后本意，事出禁中，非外人所得知也。若云因韩琦使高居简请降手书，则又厚诬也。何以明之？若手书是韩琦所请，既降出便合奉行，岂敢却有沮难，又请上别降手诏也。以此而言，但见韩琦沮止手书称皇、称后二事，不见琦请降手书也」。问者又曰：「然则出于上意乎」？答曰：「亦非也。若出于上意，亦当先谕中书商议，安得绝无一言及之？又若上意果有所主，而中书虽欲不奉行，犹须再三论列，方可回圣意，岂有韩琦一言，上即从之，略无难色？以此知上意不主也」。问者又曰：「然则，称皇、称后，是哀、桓之事，中书以为非而不奉行者也。而吕诲表乃云『致主之谋，不耻哀、桓之乱制』者，何谓也」？答曰：「此所以为厚诬也。且称亲、置园寝及称皇考，皆是汉宣、光故事，吕诲等指以为哀、桓之乱制，乃是指鹿为马尔。以此见其诬罔，何所不至也。据《汉书》，师丹上疏云：『定陶恭皇谥号既已前定，义不可复改』。据此，则恭王称皇，乃师丹许以为是者，故云不可复改尔。昨国家于濮王固自不议称皇，就使称皇，亦是师丹所许者也」。问者曰：「若此，则师丹当时与汉争论何事」？答曰：「董宏欲去定陶国号而止称恭皇，及欲立庙京师尔。此二事是师丹所争也。盖恭皇之号，常系于定陶，则自是于诸侯国称皇尔，与汉不相干也。若止称恭皇而不系以国，则有进干汉统之渐。又立庙京师，则乱汉宗庙。此师丹不得不争也。昨濮王既不称皇而立庙止在濮园，事无差僭，而吕诲等动以师丹自比，不知朝廷有何过举，诲等果争论何事也」？问者曰：「诲等所论者称亲也，称亲果是乎」？答曰：「称亲是矣，此乃汉宣故事也。谨按宣帝之父曰史皇孙。初，丞相蔡义议称亲，谥曰悼，裁置奉邑而已。其后魏相始改亲称皇考，而立庙京师。至哀帝时议毁汉庙不合礼经者，于是毁悼皇考庙在京师者。是时丞相平晏等百馀人议：曰亲，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由是言之，立庙京师则当毁，称亲、置奉邑则自合经义也。所谓应经义者，即《仪礼》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是也。亲者，父母之称也」。问者曰：「京师庙既毁，而又毁奉明园者，何也」？答曰：「汉制，宗室诸侯王皆有园，悼皇考自合置园，初名奉明园，置奉邑三百家可矣。其后增为一千六百家，而改奉明园为县，则僭天子之制矣，故议毁之也。今国家追崇濮王，其礼数三而已：称亲一也，置园二也，立庙三也。称亲则汉儒所谓应经义者也，置园则汉宗室诸侯王之制也，立庙则一品家庙之制也。如汉诸王庙当在本国，今濮国虚名，无立庙处，故即园而立庙尔。其依经合古，可以为万世法也」。问者曰：「汉儒既以称亲为应经义，又以两统贰父为非者，何谓也？岂其议自相矛楯乎」？答曰：「两议皆是，不相矛楯也。其初称亲而置邑也，止在下国，与汉朝不相干，故不违经义也。及其后立庙于京师，与汉祖宗并立。至元帝时议毁亲尽之庙，时昭帝既以亲未尽不毁，悼皇考亦以亲未尽不毁，是则悼皇考与汉祖宗并为世数，此为两统贰父也。元帝既上承昭、宣，而又承悼皇考为世，所谓违离祖统者，其议皆是也。使悼皇考庙在奉明园，而不与汉朝宗庙相干，岂有两统贰父之说乎」？问者曰：「父有贰乎」？答曰：「何止贰也！父之别有五，母之别有八，皆见于经与礼。而父之别曰父也、所生父也、所后父也、同居继父也、不同居继父也。不同居继父者，父死而母再适人，子从而暂寓其家，后去而异居矣，犹以暂寓其家之恩，终身谓其人为父。而所生父者，天性之亲也，反不得谓之父，是可谓不知轻重者也」。问者曰：「父母之名，果不可改乎」？对曰：「能深嫉为后者尊其父母，莫如魏明帝也。明帝之诏曰：『有谓考为皇、称妣为后者，大臣共诛之』。然则，称皇与后，是其所禁，而考妣之名虽明帝不能易也。明帝之不能易，是不可改也」。问者曰：「所生、所后父之名，徒见于礼文，而今世未尝用也。今公卿士大夫至于庶人之家养子为后者，皆以所生父为伯叔久矣。一旦欲用古礼而违世异俗，其能使众论不諠乎」？答曰：「礼之废失久矣。始于闾阎鄙俚之人不知义礼者坏之，而士族之家因相习见，遂以成风。然国家之典礼则具存也。今士大夫峨冠束带，立于朝廷，号为儒学之臣，为天子议礼，乃欲不遵祖宗之典礼（谓《开宝通礼》、《五服年月》等书。），而徇闾阎鄙俚之弊事，此非臣某之所敢知也。使臣以此得罪，臣固无惭而不悔也，况所谓以养子所生为伯叔父者，今但行于私家尔。有司之议礼议律，则未尝不遵典礼也。方礼官议以濮王为皇伯也，是时王子融卒。初，故相王曾之无子也，以其兄子融之子绎为后。及子融之死也，礼官议绎服所生父齐衰期而心丧三年。夫以子融为所生父，是典礼也；以濮王为伯，是闾阎之所称也。两议并发于一时，而为臣下议则用典礼，为天子议则用闾阎，其任情颠倒有如此，而人莫与之辨也」。问者曰：「或谓所生父之名出于《丧服记》，止可为议服而言，其他不可称也，果若是乎」？答曰：「律言所养父杀其所生父，听其子告者，又岂因议服而言乎」？问者曰：「礼有明文，而世不用者，何也」？答曰：「圣人以立后为公，不畏人知，故不讳；不讳，则其子必有所生父母也。小人不知义礼，以养子为私，畏人知之，故讳其自有父母，欲一心以为我生之子，故惟恐讳之不密也。尝试论之曰：古之不幸无子，而以其同宗之子为后者，圣人许之，著之礼经而不讳也。而后世闾阎鄙俚之人则讳之，讳之则不胜其欺与伪也。故其茍偷窃取婴孩襁褓之子，讳其父母而自欺，以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则不得其一志尽爱于我，而其心必二也。而为其子者，亦自讳其所生而绝其天性之亲，反视以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乱其人鬼亲疏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爱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绝其天性欤，曾禽兽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阳绝之，是大伪也。夫闾阎鄙俚之人之虑于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茍窃欺伪不可以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圣人则不然，以为人道莫大于继绝，此万世之通制而天下之至公也，何必讳哉！所谓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为人后者，必有所生之父，此理之自然也。其简易明白，不茍不窃，不欺不伪，可以为通制而公行者，圣人之法也。又以谓为人后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斩，而所生之亲恩有屈于义，故降其服以期。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讳，故著于经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自三代以来，有天下国家者，莫不用之」。问者曰：「以濮王称亲，则于仁宗之意如何」？答曰：「大哉，仁宗皇帝之至圣至明也！知立后为公，不畏人知而不讳也。故明诏天下曰，是濮安懿王之子也。然则，濮安懿王者为所生父可知矣。此仁宗先告于天下矣，所谓简易明白，不茍不窃，不欺不伪者，圣人之法也」。问者曰：「议者以谓恭爱之心分施于彼，则不得专一于此也（此两制议称皇伯议状之文也。）。如是，则恭爱可专施于一而不分施于二也。使上之待濮王也，既不施恭又不施爱，是以行路之人待其所生也，不亦过乎」？答曰：「行路之人，遇其乡闾之长者与有德者，则必竦然有肃恭之容；遇其交游故旧久不相见者，则必忻然有驩爱之语。今遇其所生，而既不施恭，又不施爱，是不如行路之人也。忍为斯言者，谁乎？君子之为言也，度可行于己，然后可责于人。今斯人也偶不为人后耳，使其自度为人后，而能以不恭不爱待其父母，则能忍而为此言也」。问者曰：「为人后而不绝其所生之恩者，施于臣民可矣。施于国家，而有宗庙社稷之重，则将干乎正统，奈何」？答曰：「濮园之称亲立庙，今二岁矣，而与宗庙朝廷了不相关也。其于正统有何所干乎？于此足以见言者之诬罔也，复何疑乎」！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庆于天下，群臣并进爵秩，恩泽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诸王亦已加封赠。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书以为不可与诸王一例，乃奏请下有司议合行典礼（奏状具别卷。），有旨宜俟服除，其议遂格。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释服，乃下其奏两制，杂学士、待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圭等议濮安懿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而已（其议状具别卷。）。中书以为赠官及改封大国，当降制行册命，而制、册有式，制则当曰「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其册则当曰「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而濮王于上父子也，未审制册称为何亲，及名与不名。乃再下其议。而圭等请称皇伯而不名（其议状具别卷。）。中书据《仪礼·丧服记》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又据开元、开宝《礼》皆云「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为所后父斩衰三年」，是所后、所生皆称父母，而古今典礼皆无改称皇伯之文。又历检前世以藩侯入继大统之君，不幸多当衰乱之世，不可以为法。唯汉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称其父为皇考。而皇伯之称既非典礼，出于无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礼及汉孝宣、光武故事，并录皇伯之议，别下三省集官与台官共加详议。未及集议，而皇太后以手书责中书不当称皇考，中书具对所以然（其对劄子具别卷），而上见皇太后手书，惊骇，遽降手诏罢议，而追崇之礼亦寝。后数日，礼官范镇等坚请必行皇伯之议，其奏留中，已而台官亦各有论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决意罢议，故凡言者一切留中。上圣性聪睿英果，烛理至明，待遇臣下，礼极谦恭，然而不为姑息，台官所论濮园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从者又多寝而不行。台官由此积忿，出怨言，并怒中书不为施行。中书亦尝奏云：「近日台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谓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为拒谏之主。乞略与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当以至公待天下，若台官所言可行，当即尽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难行，岂当应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强行之，岂不害事耶」？中书以上语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请。上仍问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韩琦已下相顾曰：「实无之」。因曰：「如此则未有」。是时杂端御史数人皆新被擢用，锐于进取，务求速誉，见事辄言，不复更思职分，故事多乖缪，不可施行。是时京师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无数，而军营尤甚。上以军士暴露，圣心焦劳，而两府之臣相与忧畏，夙夜劳心竭虑，部分处置，各有条目矣。是时范纯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听所言何事。而第一劄子催修营房，责中书何不速了，因请每一营差监官一员。中书勘会在京倒塌军营五百二十坐，如纯仁所请，当差监官五百二十员，每员当直兵士四人，是于国家仓卒多事阙人之际，虚破役兵二千人当直、五百员监官。而未有瓦木笆箔，一并兴修未得。其狂率疏缪如此。故于中书聚议时，臣修不觉笑之，而台中亦自觉其非。后数日，吕大防再言乞两营共差一官，其所言烦碎不识事体，不可施行，多类此。而台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故吕大防又言，今后台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书具因何不行报台。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渐传于士大夫间。台官亲旧有戏而激之者曰：「近日台官言事，中书尽批进呈讫，外人谓御史台为进呈院矣」。此语甚著，朝士相传以为戏笑，而台官益怏怏惭愤，遂为决去就之计，以谓因言得罪，犹足取美名。是时人主圣德恭俭，举动无差失，两府大臣亦各无大过，未有事可决去就者，惟濮议未定，乃曰此好题目，所谓奇货不可失也，于是相与力言。然是时手诏既已罢议，皇伯、皇考之说俱未有适从，其他追崇礼数又未尝议及，朝廷于濮议未有过失，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议而已。中书以谓前世议礼连年不决者甚多，此事体大，况人主谦抑，已罢不议，有何过举可以论列？于是置而不问。台官群至中书，扬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无使他人作奇货」。上亦已决意罢议，故言者虽多，一切不听。由是台官愈益愧耻，既势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买名，故其言惟务激怒朝廷，无所忌惮而肆为诬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为首议之人，恣其丑诋。初，两制以朝廷不用其议，意已有不平，及台宪有言，遂翕然相与为表里。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识礼义者，不知圣人重绝人嗣，凡无子者明许立后，是大公之道，但习见闾阎俚俗养过房子及异姓乞养义男之类，畏人知者皆讳其所生父母，以为当然，遂以皇伯之议为是。台官既挟两制之助，而外论又如此，因以言惑众云：「朝廷背弃仁宗恩德，崇奖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语云：「待将濮王入太庙，换了仁宗木主」。中外汹汹，莫可晓谕。而有识之士知皇伯之议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尝有议请称亲，议未及上，而台官交章弹之。由是有识之士皆钳口畏祸矣。久之，中书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礼数行之，以息群论，乃略草一事目进呈，乞依此降诏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亲也，群臣咸请封崇，而子无爵父之义，宜令中书门下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令王子孙岁时奉祠，其礼止于如此而已」。乃是岁九月也（忘其日矣）。上览之，略无难色，曰：「只如此极好，然须白过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时渐近南郊，朝廷事多，台议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书亦更不议。及郊禋既罢，明年正月台议复作，中书再将前所草事目进呈，乞降诏。上曰：「待三两日间白过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简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书，云「濮王许皇帝称亲」，又云「濮王宜称皇，三夫人宜称后」，与中书所进诏草中事绝异，而称皇、称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谕。从初中书进呈诏草时，但乞上直降诏施行，初无一语及慈寿宫，而上但云欲白过太后然后施行，亦不云请太后降手书。此数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书本意。是日韩琦以祠祭致斋，惟曾公亮、赵槩与臣修在垂拱殿门阁子内，相顾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为，因请就致斋处召韩琦同取旨。少顷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见，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书三事，其称亲一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乞陛下辞免。别降手诏止称亲，而却以臣等前日进呈诏草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令王子孙奉祠等事，便载于手诏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诏施行（手诏具别卷）。初，中外之人为台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夺仁宗正统，故人情汹汹，及见手诏，所行礼数止于如此，皆以为朝廷处置合宜，遂更无异论。惟建皇伯之议者犹以称亲为不然，而吕诲等已纳告敕，杜门不出，其势亦难中止，遂专指称亲为非，益肆其诬罔，言韩琦交结中官苏利涉、高居简，惑乱皇太后，致降手书，又专指臣修为首议之人，乞行诛戮，以谢祖宗。其奏章正本进入，副本便与进奏官，令传布。诲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对见，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数谕中书云：「诲等遇人主，无复君臣之礼」。然上圣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犹数遣中使还其告敕，就家宣召。既决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盖濮园之议自中书始初建请，以至称亲立庙，上未尝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虚怀恭己，一付大臣与有司，而惟典礼是从尔。其不称皇伯，欲称皇考，自是中书执议，上亦无所偏执。及诲等累论，久而不决者，盖以上性严重，不可轻回，谓已降手诏罢议，故称伯称考一切置而不议尔，非意有所偏执也。上尝谕韩琦等云：「昔汉宣帝即位八年，始议追尊皇考。昨中书所议，何太速也」！以此见上意慎重，不敢轻议耳，岂欲过当追崇也？至于中书，惟称号不敢用皇伯无稽之说，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礼数，皆未尝议及者，盖皇伯皇考称呼犹未决而遽罢议，故未暇及追崇之礼也。其后所议，止于即园立庙而已。如诲等广引哀、桓之事为厚诬者，皆未尝议及也。初，诲等既决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赵瞻者在数人中尤为庸下，殊不识事体，遂扬言于人云：「昨来官家但不曾下拜留我耳」。以此自誇，有得色。而吕诲亦谓人曰：「向若朝廷于台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辈遮羞，亦不至决去」。由是言之，朝廷于濮议岂有过举？逐台官岂是上本意？而诲等决去，岂专为濮议耶？士大夫但见诲等所诬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诲等用心者，但谓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争为之誉。果如诲等所料，诲等既果以此得虚名，而荐诲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扬君之恶而彰己善犹不可，况诬君以恶而买虚名哉！呜呼，使诲等心迹不露而诬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谕于后世，臣等之罪也，故直书其实，以备史官之采。

臣等闻豺狼当路，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證，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臣之所其弃。哀威之失，既难施于圣朝；褒犹之奸，固莫逃于公论。当属吏议，以安众意。至如宰臣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傅会其辞，诖误上听。以至儒臣辑议礼院，讲求经义甚明，佥言无屈，自知已失，曾不开陈。大臣事君，讵当如是？曾公亮及赵槩备位政府，受国厚恩，茍且依违，未尝辨正，此而不责，谁执其咎？臣等地居言职，势不敢嘿。请尚方之剑，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况典章犹在？伏请致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以谢中外。且议既不一，理难并立。昔师丹之说行，则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论胜，则师丹废于家。臣等及修，岂可俱进？言不足用，愿从窜谪。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废朝廷之职业。臣等之志，足矣！

臣等近列状奏弹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启邪议，加濮王非正之号，称引无据，阿谀不忠，乞下有司，议正其罪。及宰相韩琦等不当饰非遂过，宜加显责。至今未蒙施行。窃以自古人君之御天下，未尝不以人心为本，得之则中才可以免危乱，失之则贤智不能保治安。故曰民犹水也，可以载舟，可以覆舟。人心之得失，可不谨哉？岂有身备大臣，与国同体，希合上意，内营己私，移过于人君，失望于天下？为臣之恶，莫重于斯。伏惟陛下绍膺大统，称尊御极，生育之恩，礼宜追厚。然当俟先帝祥禫之既毕，陛下德泽之已行，然后讲求典礼，褒崇本亲。况修博识古今，精习文史，明知师丹之议为正，董宏之论为邪，利诱其衷，神夺其鉴，废三年不改之义，忘有死无二之忠。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乾，而遽开越礼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内违左右卿士之议。原修之罪，安得而赦？陛下自临御以来，厉精为治，遇灾而惧，则有周宣之风；至诚感神，则蹈虞舜之德。至如徽称所加，却而不受，皆前代难行之节。治朝可纪之政，推而行之，和气可致。然而中外人情嚣然不安者，良由邪说震惊，大义未定。今不正濮王之礼，则无以慰群心；不罪首恶之臣，则无以清朝政。伏望圣慈早出臣等前后章奏付外施行。

臣伏见比下两制儒臣会议濮安懿王称亲。以仁宗皇帝早年鞠养陛下于宫掖，遂于往岁下明诏，以陛下为皇子，嗣承顾命，柩前即位。故用为人后者为子之义，特重大宗，典礼甚明，则濮王实仁宗之兄，于陛下尊行为伯，昭然无疑。而议者复称礼拜所生所养，犹有父母之文，以为论难。明知礼无两父贰斩之义，乃取文辞一字，以乱正典。且如文有去妇出母，去已非妇，出不为母，不书其名，将何以考？又称汉宣、光武追尊父为皇考，且孰不知宣与光武远继祖世，不为昭、元之子，妄传为义，诖误圣朝。昔汉董宏阿附丁傅，开发邪议；师丹守正，终折僭号。至魏明帝敕戒公卿，则曰：「敢为佞邪，导谀时君，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今夫为臣而自为董宏之行，复待陛下不以魏明之贤，上负先帝，下背所学，诡引文辞，讽为诏意，遂下三省台官集议，朝廷正士莫不发愤，欲建正论。今且复颁手诏，以为论议不一，权罢此会，仍俾有司博求典故。臣愚闻命，窃谓未允。且众议未上，安知不一？国家议事，本择佥谋，委一有司，孰若多士？典章沿革，莫不讲闻，今云博求，岂复如此？盖由邪说直塞群言，不思据经，自欲作古，存著未定之意，沮格前议之端。中外欢惊，指名有在，趋向如此，心迹可察。伏乞陛下昭示不一之议，廷诘立异之党，如彼于礼经为是，即可施行。或臣与前议为非，请从诛窜。况国之策命，不当因循，朝之缙绅，岂乏学问？愿敕建议之者，使与臣等对辨，邪正一定，以慰天下之望。

汉宣继昭帝即位，诏议故皇太子号谥、园邑。有司奏请故皇太子宜谥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园置长丞。亲史皇孙谥曰悼，「亲」谓父也；母曰悼后，比诸侯王，汉诸侯王母夫人皆曰后。园置奉邑三百家。后八岁，有司复请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因园为寝，以时荐享。戾夫人曰戾后。皆益奉园民。光武中兴，上承先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为昌陵（后改曰章陵县。），置陵令守视（皇祖考不加尊称，皇考仍旧称南顿君。）。十九年，尊宣帝为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前此十一帝主皆纳高庙。），成帝、哀帝、平帝于长安舂陵，节侯四世以下于章陵（节侯，光武之高祖。）。东晋元帝由琅琊继统，即位之后，以父恭王无他子，立皇子裒为琅琊王，奉恭王祀。其后王薨，琅琊皆更立王，终晋之世。前代帝王自诸侯入奉大统，尊其本亲不失礼者，三帝也。宣、光于其父祖，惟茔墓置园邑令丞，所以异于诸侯也。而不加尊称，不封国邑，尊本恭亲之义也（不加尊称，尊正统也；不封国邑，子无爵父之义也。文虽不著，其义可推也。亦见于师丹议。）。其曰亲，曰皇祖，曰皇考者，有司之失也。何以言之？父祖之尊，不容改更称谓。但以上承大宗，不得复顾其私恩。故服有除降，而名无异称。《仪礼·丧服》传：齐衰期，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师丹议亦曰降其父母期。所以云者，取其别于他亲，于义无嫌也。今不曰父而曰亲，而于九族旁宗，尊卑无所别异，于义安乎？不别加称谓，直曰史皇孙，则中外无嫌，尊卑之义自见也。至若皇祖、皇考之称，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奉祭祀之文。《礼记·祭法》曰：「王立七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郑康成云：「王、皇，皆君也；显，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若是，则岂可称于群臣论议之间乎？故宣帝诏直曰「故皇太子」是也。然则考与父岂有别乎？《礼记》曰：「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郭璞注《尔雅》不取此义，然则学者当从《礼记》为正。）。《白虎通》曰：「父，矩也，以度教子者也。考，成也，言有成德也」。《广雅》云：「母，牧也，言育养子也。妣，媲也，匹于父也」。曰教，曰养，亲之之辞也；曰成德，曰匹父，尊之之辞也。故《礼》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无世考妣、叔考妣之说。此其所以别也。宣、光之世，议者不能推本此意，以开导时主，使尽礼意，故曰有司之失也。晋元帝虽越在江介，而能定其大义、不失统纪者，以当时诸儒若贺循辈非一，皆有礼学国爵，详正本末，不违越于先代，不致讥于后世，诚有由也。先帝绍位之始，深惟其故。追贲宗室诸王，独国爵濮安懿王无所加进，崇奉之礼，不过置园陵、立国庙而已。此合乎宣、光尊本恭亲之美也。初议称亲，后亦寝罢，特封王之子为濮公，使世世奉祀，以正其国统，此又德过于二帝，区区晋室不足以儗伦也（宣、光为皇祖南顿君立后，后世使群臣、郡国奉祀，此师丹所谓无主不正之礼是也。哀、安、桓尊其父祖为皇，而使王子孙奉祀，此失礼之大者也。其尊曰皇者，礼如天子。天子不敢臣之，高祖之于太上皇是也。）。今使诸侯群臣奉祀，神不歆非类，皇岂得享之哉！故三代所以尊王者后，待以不臣，得用其国之仪物、服色祀其先王者，为此也。唐立孝敬皇帝、奉天皇帝庙，京师皆有司行事；追尊让皇帝，以其子孙为嗣宁王，奉祀事，亦因循前代之失也。今欲因改封故王，议追尊之礼，莫若增陵庙以奉园之户，加本国以嗣王之名，既合于古意，又不违先帝之本意也。先帝不追尊仙游县君，益见圣虑之深远也（魏明帝诏曰：「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惑误时朝。既尊共皇，立庙京都，又宠藩妾，使比长信。僭差无度，人神弗祐，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为戒。」是哀帝一失礼，取诮后来，本欲尊亲，反诒重毁。如是岂得为孝乎？东晋孝武帝太元中，崇进所生母为太妃，范宁亦曰：「子不得爵命其母，妃是太子妇，必也正名，方可称母。」）。今议尊崇，谓许其所生宗室子，援群臣封育母之例，请加封号。朝廷以诞育先帝之故，优诏褒述，特进大国。既缘宗室之请，则不失正礼。推以先帝私亲，则其他宗室不敢为比，亦可以成先帝之志也（或嫌爵母，则因濮国以为号可也。　《苏魏公文集》卷一七。又见《国朝诸臣奏议》卷九○，《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八二。）。

臣近曾累上封章，乞早依两制所议，加濮王封爵、典礼，以安中外之心，未蒙圣慈开允。盖以臣愚见，两制所议，已合至公。今若尚更迟留，不惟濮王追崇之典有阙，亦恐增长观望希合之意，导惑圣听，亏损大猷。臣不敢远引古义，止以汉事言之。如宣帝因霍氏所立，又是昭帝旁孙，昭穆之间，自当有考，尚以其有为人后之议，终为魏昭所非。况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事体与宣帝全然不同，难仿而行，理亦明甚。以近臣各有董宏不正之言，将致圣明之朝，亦有哀帝之失。故臣虽微贱，宁不为陛下惜之？陛下若以臣言为可采，即望更令两府大臣及未曾经议两制臣僚同定，奏闻施行；若以臣言为妄谬，不足取听，则乞下臣前奏付有司议罪，重行贬责，亦使臣引罪知非，虽死无恨。臣无任爱君激切之至。

臣伏见执政首开邪议，妄引经證，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奉之议。朝论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臣之所共弃！臣地居言职，势不嘿全。请尚方之剑，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典章犹在。且议既不合，理难并立。昔师丹之说行，则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论胜，则师丹废于家。臣等言不足用，愿从窜谪，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废朝廷之职业，臣等之志足矣。窃以自古人君之御天下，末尝不以人心为本，得之则中才可以免危乱，失之则贤智不能保治安，故曰「民犹水也，可以载舟，可以覆舟」。人心之得失，可不慎哉！岂有身备大臣，与国同体，希合上意，内营己私？移过于人君，失望于天下，为臣之恶，莫重于斯！伏惟陛下绍膺大统，称尊御极，生育之恩，礼宜追厚，然当俟先帝祥禫之既毕，陛下德泽之已行，然后讲求典礼，褒从本亲。况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乾，而遽开越礼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内违左右卿士之议。陛下自临御以来，厉精为治。遇灾而惧，则有周宣之风；至诚感神，则蹈虞舜之德。至于徽称所加。却而不受，皆前代难行之节，治朝可纪之政，推而行之，和气可致。然而中外人情嚣然不安者，良由邪说震惊，大议未定，今不正濮王之礼，则无以慰群心；不罪首恶之臣，则无以清朝政。伏望圣慈早出臣前后章奏，付外施行。

伏审光膺睿命，进贰鸿枢，伏惟庆慰。恭以枢密太中器猷宏博，学术精微。敏识照于未然，奇节见于已试。犯颜逆旨，屡输汲黯之忠；别嫌明疑，力折董宏之妄。进退周旋而可度，艰难险阻而不渝。俄被召以旋归，遽干霄而直上。粤自卿曹之贰，进陪枢筦之崇。邸音播腾，士论欣快。亟闻赵武，越四等以将上军；行见千秋，以一言而取宰相。某叨分符节（云云）。

光膺帝命，进贰天官（云云。）。某官道术渊微，器猷宏博，更险夷而不测其操，践中外而不易其心。汉节初归，常折董宏之妄；楚郊卧治，尤推汲黯之忠。方传报政之成，已听除书之下。亟辞右辅，复践中台。邦人遮辙以愿留，朝士举酒而相贺。吏曹三综，既知冰鉴之无私；王体一谋，当见钧衡之益重。某属驱轺传，阻造门阑。

臣有孤危之诚，不敢自隐，须至详渎天听。臣闽人也，闽之俗地狭人稠，计产养子。臣祖母悯臣之必不生也，委臣父收养之。臣父其时年二十有五，方事婚娶，岂有无子之虑，而必至收养堂兄已弃之子者？缘臣祖母知书好善，告戒之切，于是抚怜鞠育，以为元嗣。凡幼时疾病，粥药之勤，长后教训维持之备，义方恩爱，老而弥笃。最后感疾，付臣主祭。于臣大恩，本末如此。而世俗常情，重利轻义，党生忽死，见臣父既没，即谓臣合与伯父追服行心丧。臣在禫制中尝具申明，乞礼官详定行下。其状中词指婉白，欲使议者知其攸趋，至今未有与决。万一此事谬误，非独陷臣于无妄之疾，累先臣立嫡之志，亦有干国家事体。据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其私亲。圣人以此使天下后世之为人父子者定之法。人而有二父，是二本也。二本则兼爱，孟子斥墨氏为禽兽以此。是故汉宣帝，卫太子孙也，为昭帝后，则不敢奉悼王，其礼正于本始之初。英宗皇帝濮安懿王子也，为仁宗皇帝后，则不敢崇濮陵，其礼谨于治平之始。独汉哀帝背孔光、傅喜、师丹忠谏，信冷褒、段犹、董宏、朱博邪说，追尊定陶王，至今非之。士大夫过房子甚众，皆不闻有敢行此者。姑以近者论之，通经有德如杨时，营私好利如席益，皆为人后，未尝解官持心丧也。孝子事死如事生，设使所后之父母尚存，而为私亲行此礼，敢乎？如不敢行于生前，而敢行于死后，是不以死者为有知也，则称子孙奉祭祀出于诚乎？人而若是，不得单毙其死矣。虽然，此特论常礼也。绍兴令：「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齐衰，不杖期，申心丧三年」。臣伯父以建炎三年身故，臣父其时方遣臣仕于行朝，而不使臣行降服之常，何也？其意若曰：臣之过房，异于世俗之过房，事具如前，是不可以常礼处者耳。然则，如之何而可原？臣之所以得生，及先臣不使臣行降服之意，权再从伯父与所生父之中行同堂伯父之服，齐衰，不杖期，斯得礼之节矣。夫义归于一则心无二用，礼重于祖则本立道生，以此为人后，庶乎其可以报再生之恩也。至于岁时厚致恩纪于先伯父一位，则又有先臣之治命，臣今奉承惟谨。若或议者以不服心丧三年为臣罪，虽削官永弃，亦所甘心。臣远守郡章，方乞祠观，无由自诉于旒扆之前。惟陛下天慈，留神深察，则知臣父所行与臣所执实干国家事体，非独一己之私利害也。冒渎威严，不胜惶恐。取进止。

始某不识安之，独闻其贤于某之从父，从父与安之游，相好也。安之没，其子绩、缜以志文属从父，从父命某，某不得辞。按安之朱氏，讳敦仁，出汉尚书令晖，自会稽徙鄞五世矣。君生十年而孤，慎终无违礼。朱氏大族，外内千指，君壹训齐，盖居家严，处己约，与人恕，自其少时，则有恢厚长者之称矣。举进士不偶，弃归。中岁家益丰，益务施，邻里缓急悉抵君，未尝以在亡辞也。晚喜西方氏学，自谓有所得。属疾，以后事戒诸子，安卧而逝，享年六十有九，寔绍兴甲戌十有二月丁未也。曾王父文伟，王父用评，父揆。夫人徐氏，四男子：绩也，缜也，叔季早死。二女子，适王造、刘楶，造今为山阳簿。孙男女十三人：九龄、九思、九功、九皋、九德、九泽、九成，女嫁董宏，馀未行。君葬以既殁后二年，乡曰句章，原曰梅芝，月以辛丑，日以丙午。铭曰：

有淑如君，卒不克施，有承其休，原寔委之。梅芝之封，山川郁盘，君于此藏，既固既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