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书》称尧、舜之德曰：「明四目，达四聪」。盖人君居高宅深，其势易与臣下隔绝。若不务广耳目，则不闻外事，无以预知祸福之原。臣不敢复论前代，请陈本朝故事。每当视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台谏更迭进见，内有两省侍从诸司官长以事奏禀，外有监司郡守走马承受辞见入奏。凡所以为上耳目者，其众如此。然至于事有壅蔽，犹或不免。今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帘以来，每事重慎，群臣得对于前者，惟有执政及台谏官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既决于执政，陛下欲于执政之外特有所闻者，又独有台谏数人而已。臣观今日台官三员，谏官二员，其间非执政私人，特出圣意所用者，又不过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陛下试取此五人言行之实而谛观之，则其邪正向背概可见也。昔汉成之世，王凤用事，群臣莫敢尽言。惟刘向、王章力言其恶，无所顾避，皆为凤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继以死。而凤推荐其门人如杜钦、谷永之流，使上封论事。钦等所言皆掩蔽凤短，专攻帝失。由此直言不闻，汉以不竞。今陛下深处帷幄，耳目至少，惟有台谏数人。若又听执政得自选择，不公选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计，无由得达于前，而朝廷之势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无忽臣言，则社稷之福也。取进止。

立乎人之朝廷，而上得于其君，次得于其臣，言无所违，行无所忤，如是者，于身则安，于家则厚，于爵禄则显，于势权则重，是人情之所同乐也。立乎人之朝廷，而上不得于其君，次不得于其相，言有违于众，行有忤于时，如是，则罪戾及之矣，身岂得安乎？宗族罹患矣，家其得厚乎？窜逐逼之矣，欲爵禄之显，不可得也；柄任去之矣，欲势权之重，不可得也。是人情之所同不乐也。趋其所乐，去其所不乐者，天下常十九也。此持禄养交之臣，所以常多于世也。如是，则忠言安得闻于上？正议安得胜于朝？求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不可得也。君子之道消矣，小人之道长矣，求国家之长久，社稷之无患，不可得也。呜呼！庸人之智，非不知此也，而常喜趋其所同乐，则利欲之心胜故也。余观谷永之所为，其所谓利欲之心胜者欤！永之在汉也，身虽为君之臣，而实主王氏。前后所上，积千百言，攻主上之过，不惜痛切诋訾。然至于王氏之失，未尝不为掩抑而蔀藏之也；王氏之善，未尝不为羽翮而飞扬之也。王氏之所欲发者，流涕大息而言，犹恐其不足以深入也；王氏之所不欲发者，片言只词及之，犹恐其或伤也。于是王凤果说之，待之之厚，信之之笃，汉之诸臣莫及也。则其身固安，其家固厚，其爵禄不得不显，其权势不得不重。为谷永者，以其一身，优游于权贵之间，获此四利，脱彼四害，计其用心，虽汉室倾颓，宗庙不食，非予事也。群凶暴长，贤智尽诛，非予患也。默自计曰：仓廪实乎？囊箧丰乎？室中之妾美丽乎？厩下之马骏逸乎？人生于世，百年之间，如白驹之过隙耳，焉能舍此乐，而諰諰然恤众人之议，虑后世之名哉！永之大意，不过如此。故其求日愈不足，其心日至于无耻，丧败风俗，污蔑朝廷。及其末年，卒退免于家，则平时之区区自以为必得者，又安在也！方是时，汉室中衰，权臣用事，正士摈辱，憸人显荣，朝廷之士，相薰成风，而浮沉俛仰，阿世取容者，可悉道哉！永，儒者，颇以文章政事称于当世，而其所为如此。乡原之杰，壬人之雄，故略论之云。

臣所领工房，伏见朝廷应副修河司所司，如支河阴、汜水等处纲米五万石，及差装卸兵士二千人，洛口、雄武埽锹手各三百人，支在京箔场芦蕟四万领修役兵营寨之类，日有行下文字。臣昨为谏官，极论回河不便，未蒙施行。今河役不息，功费渐大，恐修河司须索不止于此。朝廷若不罢河役，则无不应副之理，门下亦无由不行下。臣稽之于古，考之于今，质之中外人言，窃谓此功必不可成，恐虽应副，枉费国财民力，有害无利。谨具所闻见回河不便，画一如后：

一、水性趋下，自祖宗以来，河决以次向西，此则地势东高西下，其理不疑。商胡故道已行三十馀年，堤防日增，如筑垣居水，淤填积久，其地必高，此不待见而可知。今北流千馀里，欲使复为平陆，故道千馀里，欲使复为洪流，恐非人力之所能也。

一、四渎者，天地所以节宣其气，如人之血脉，不可壅遏。今北流已九年，岂非天意有定，就下趋海，乃是地形顺便。今来回河，上违天意，下逆地理，骚动数路，几半天下，枉害兵民性命，空竭公私财力，投之洪流，不知纪极，非徒无益，更取患害。

已上是河不可回之理。

一、北流水行地中，已是见成河道，只须修立堤防，便为永久之利。若岁岁增修，一尺一寸，皆是所得，不为枉费。东流已废九年，闻故堤穿穴一万馀处，陵谷迁变。况于埽岸，人力所为，今若修完，便同创置，恐非人功国力所能供亿。譬如朽烂水槽，多年不使，一旦盛水，岂不疏漏？况水之性，必不舍下就高，设使能以人力蹙向故道，必为大患。

一、北流每年不免决溢，自是堤防未理，水政不修，埽岸怯薄，全无备禦。当夏秋之际，小川犹涨，自古未有无患之河，岂可因涨水噎凌决溃，便欲全河回改？设使能回向东，不知可保无决溢之患否？

一、南宫上下埽连年决溃，皆缘堤岸卑薄，深冬噎凌冲破。臣不知去冬以来，曾与不曾增葺堤防？如其不然，则今冬噎凌之际，岂可保其无虞？访闻北流西堤，自信都以南三百里许，一例卑薄。昨南宫埽止高二尺、阔五尺，濒河长老无不寒心。又官中累年不调春夫，埽岸使臣皆有免责罚指挥；河清兵士为修河司诸处抽使，所存无几。水政如此，岂得为河不为患？及有决溃，则归咎北流，便欲回河，岂为实论？

一、议者谓北流横绝御河，失漕运之利，及西山诸水壅蹙为患。且大河向北，自可漕运，何必御河？西山诸水自上古以来有之，非独今日。大禹旧迹循西山而行，与今北流正相符合。西山诸水入河无疑，但筑堤防，空留西山水道，使之入河，何为不可？

一、李伟元奏，欲以闭宗城决口及迁深州之费回夺大河。夫宗城决口虽大，必不至费一千八百万物料。窃意元初检计官故作情毙，大数检计，意欲朝廷见其费大，不若用以回河，然后李伟却索此数，自谓能了。朝廷若遣可信之人别行检计的确合用物料，当见欺罔。且塞全河与宗城一决口，大小不同，可坐而知。臣窃计一千八百万物料，塞宗城则必多，塞北流则不足，李伟必是且索此数，将来一千八百万必了不得。朝廷既已兴工，不可中辍，必须接续应副。大抵兴事之人，无不如此。范子渊武济之役已用此计，及至败事，又无穷须索。朝廷知其不可方罢，而子渊犹以此藉口，归过朝廷，以为不应副，非是功不成。今李伟与子渊正同，而河役浩大，又非武济之比，奈何信伟此言？

一、熙宁初已议移深州，至今不能移者，人情重迁故也。今欲回河，虽免深州之患，而不顾北京可乎？昨沙河第七铺溃决，已逼北京，可为寒心。今欲移一深州，二十年犹不能也，况北京之大，岂此深州，将来河不可测，万一北京被患，如何可移？

一、李伟称北流破放省税近一百万，臣以为此是堤防未理，水政不修；今若理堤防、修水政，则河不决溢，不占民田，河滩可耕，省税可复。而又东流故道，多为膏壤，弥数百里，皆出省税。今为失税而欲回河，不知先费用几百料税？

一、闭塞北流，蹙水既高，则上流必深，诸处堤埽岂可不虑？大抵河患常出入人意外，如昨来开第三、第四，而第七铺决。将来闭合，未知为患所在，岂可保上流诸埽必无决溢？

一、昨吴安持奏第七铺危急，调过急夫七千人，而役兵不在其数；用梢芟一百馀万，闻其实数不止于此。下七緷埽皆被吹垫，势如漏卮，经二十日用功，终于弃舍，任其决溃。此乃救护积年壮堤上一决口，犹不能为力，而况两岸渐进马头，于急流巨浪中旋下梢草客土，欲合龙门，此必不可为明矣。

一、北流虽有决溢，乃是天灾，非人所为。濒河之民虽被水害，然亦有填淤肥美及渔采之利，不闻失业愁苦之叹。今回河向东，若有溃决，乃是引河水以灌注州县，百姓岂得不归怨于朝廷？譬如天火人火，天火自是灾孽，人火必有归咎。且自古未有无患之河，利多害少，即不须改作。今北流实有大利，岂可以有小害便妨大计？

一、塘泺淤浅，非因河决所致。熙宁中，先帝以塘水多堙废，尝遣监司以巡历为名，案行检视。此乃积年不修，然先帝亦未遑疏浚也。且朝廷与契丹通好几及百年，岂是塘水能限敌兵？乃朝廷恩信，深结其心，每岁馈遗金帛，敌贪厚利，所以不动。若其弃好背盟，何路不可入寇，岂塘泺所能捍禦？朝廷亦何尝恃此以为险固？

一、河入界河几二百里乃入海，此最为天险，实中国大利。议者曾不计此，乃忧河入北界。若入北界，当于初决时一直北注，不应却东入海。又西堤屡决，水还北流，此可知向北地形高仰。设使河入北界，乃是契丹之灾，况必无此理？

一、窃闻欲用沙囊以合龙门。自古唯韩信用沙囊壅濉水，以败楚兵，未闻大河可用沙囊壅合。此与范子渊用铁龙爪浚河无异。河水所向，土山亦摧，岂有布袋盛沙土可禦洪流也？

一、臣见傅尧俞言：有人自河北来，言北京地无横草，石炭非常踊贵。此乃九月中所闻，未知今更如何。闻往年六塔河役，民间费钱五百文，方了纳梢草一束。审如此，则生灵何辜，朝廷闻之，岂得不动心也？

一、近依修河司所请，降朝旨下河北转运司并修河司，晓谕州县民户，向去别无科配物料。臣窃恐此止是空文，物料不出于民，何从而得？兴动大役，岂有不骚扰者？但恐朝廷虽降此指挥，民间困苦亦无由尽知。如役兵死，未免只作逃亡申报；民夫死，则官中更不知数，此尤可哀悯也。

一、修东流故道是一大役，闭塞北流又一大役，此二大役，其害已不可胜言，非民力所能堪。今西戎未欸服，万一更有边事，将何以枝梧？

一、天圣初，朝廷遣参知政事鲁宗道往滑州相度塞河口功料，其后欲塞商胡，亦下学士院集两省台议官议。先朝慎重河事如此，今倚仗一李伟即兴举大事。臣前上言，士大夫言不可塞者十有九，今采于中外之论，无小无大，皆言不可，非止十有九而已。自古未有违众作事，而能成功者也。

一、修河司奏：打量第四铺已下至孙村口，大河水面即目高如孙村口二丈五尺九寸者。臣闻前年顾临、谢卿材、王孝先、唐义问、陈祐之、张景先等众官讲议，躬亲相视。据孙勍等开㙭井筒，众定得有二丈一尺有馀，取引不过，难以还复故道。后来再遣使案视，与前所验无异。今修河司所奏，已是河水伏槽之时，犹高二丈五尺已上，则昨来夏秋之际，涨水必更倍高，何以回夺不过？且京师去北京不远，河水深浅、地形高下皆可案验，而二年之间，前后所定，如此不同，岂可不考核虚实，坐受欺罔？就使孙村口实为低下，要是东行故道，大势已高，流河不快，所以就下。昔汉成帝时，河决平原，遣王延世塞之。杜钦说大将军王凤，言：「延世前受杨焉术以塞河，而蔽匿不言。不若遣焉与延世杂作，延世与焉必相破坏，深论便宜，更相难极，足以分别是非，择其善者而从之」。凤如钦言，奏遣焉等作治，六月乃成。古者欲举大事，故欲人为异同，反覆诘难，至于穷极，然后利害可见，朝廷择而从之。昨谢卿材以议不合先罢；范子奇至河北才两月，又以异议罢，而专信李伟偏说，此中外所以未服也。

一、臣案欧阳修言：庆历中，横垄之水自下流先淤。是时修为河北转运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馀里。其后下流既梗，乃于商胡口决。据此，则先是上流不快，上流乃决。小吴之决，恐亦无异商胡。今修河司专闭塞北流，而不管故道可行与不可行，海口快与不快。若海口出泄不快，将如之何？今只打量孙村口高下，便望成功，亦恐利害未尽。

一、李伟称，北流河道动阔三五十里至七八十里。然大河行流，谓之一󱹘一迭，岂能必使之摊平遍满？故每紧溜走移，或东或西，所向即决，盖无堤防扼束之毙者。臣观古人唯不欲与水争地，故远为堤防，使游波宽缓而不迫。正以堤防扼束为水之害，则多决溢。若两堤相去数十里，其河自有中流，岂有摊平遍满之理？水退则人皆种麦，比及水至，麦已倍收。且先帝宣谕，唯欲迁州县以避水，而李伟乃欲以堤防束水，不唯极非先帝圣意，亦正与古人治河相反。

已上是河不可回及不须回之事。

右，臣窃以论议之臣止言其理，至于知河事者则言其事。今其理已极为不可，而其事又如前之所陈。先帝所谓以道治水者，言其理而已，至于以人事治水，乃后世之毙，先帝之所不取也。昔尧知鲧不可使治水，然而四岳请试鲧者，岂固欲违尧意而害天下哉？盖当时治水之人未有以易鲧，而鲧必执其说，以为水可堙塞而治故也。仁宗时，李仲昌欲塞商胡，复横垄，欧阳修极言不可，执政不听修而听仲昌，仲昌终以败事得罪。以仁宗之明，岂不知修可信而仲昌功必无成？然而用仲昌者，亦尧试鲧之意也。熙宁初，张巩、宋昌言欲塞二股河北流，神宗遣司马光等往案视，光亦极言不可。而巩等急于有功，才塞而复决，泛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之境。以神宗之明，岂不知光可信而巩等功必无成？然而用巩等者，亦尧试鲧之意也。夫前事不远，后事之师。方今四方无虞，西北宴然，年谷稍稔，民力稍纾，若更休养数年，庶几有太平之望。唯息河役，则中外无复一事，岂可试一李伟，必待如鲧及仲昌而后止也？臣考之方册，自古壅塞川渎，必有祸败。共工隳高堙卑，以致灭亡。鲧堙洪水，上帝震怒，绩用弗成，殛于羽山。周灵王欲壅榖、洛，太子晋深陈祸福，以共、鲧为戒。梁武帝伐魏，作浮山堰壅淮水以灌寿阳，穷竭境内之力以争一州。四月堰成，而九月堰坏，缘淮城戍村落十馀万口皆漂入海，怨毒盈于远迩，古今以为无道。今塞北流与堰淮何异？且梁武以灌敌国，今乃自困吾民，而河之大又不比淮，以此较之，尤为不可。凡论河役，正如边事，搢绅之儒则言和戎，介胄之士则言征伐。今问儒者，必欲息民；若问水官，必欲兴事。欲塞河者，是用兵之说也；欲不塞者，是息兵之说也。彼水官之欲兴役，如将士但知攻战而已，朝廷岂可不审择利害，而兴天下大役，止以为此辈进身之资？臣今虽无言责，而有官守，职在出纳，通达上下之情，闻见如此，不敢不言。伏望陛下与大臣平章，若审如众论，有害无利，即乞早罢河役，以幸天下，以福生民。其修河司兵夫物料，可就用修塞诸处决口，委外都水使者渐理北流堤防。如此，则数路人心必安，此乃管仲相齐桓公转祸为福之计也。臣言狂愚，伏乞少赐裁择。

臣窃观《易》以龙名《乾》，以马名《坤》。盖龙者，能变能化，不制于物者也，有君之象焉，故以《乾》名之。马者，地类行而承顺者也，有臣之象焉，故以《坤》名之。《乾》刚位乎上，故能制物；《坤》柔位乎下，故制于物。刚柔既立，而君臣之分正矣。是以古之圣王，黜幽陟明，惟先蔽志，彰善瘅恶，断出于己。贤否既辨，邪正自分。彼虽欲崇私党尚朋比，何缘而致哉？后世之君，间或昧此，主威不立，权归乎下，终底危亡者，以其失《乾》刚之道也。臣试论之：汉武帝外勤师旅，内耗黎元，非有厚德以结民心也。五十年间，中外无事，特以威德归上，奸臣不敢专国命尔。唐明皇初无失德，非有甚过恶也，卒有播迁之祸者，以李林甫专权故也。以此知主威不可不立明矣。主威不立，虽欲去邪，而失在于不断；虽欲任贤，而失在于不果。邪不去则害忠良，忠良进则邪自消，二者势不两存。治乱之原，实辨于此。唐之开成，陈夷行极言奸臣干权，文宗依违不决，卒陷正人，此失于不断者也。汉成帝欲用刘歆，断出于不果，而问王凤，凤终止之，此失于不果者也。去邪既疑，任贤不果，权臣所以执国命，同己者阴相结纳，寘之权要，以为己助，异己者则去之，曾不旋踵。王凤之于汉，李宗闵、牛僧孺之于唐是也。夫朋邪萃于朝，则人事失于下，人事失于下，则天变见于上。近者正阳之月，天多阴晦，采之舆议，咸谓奸邪蔽国之应也。考之《汉书》，元帝时郑朋、杨兴等往来谗毁，交斗阴附。是岁夏寒，日青无光，众以谓阳蔽，则明有所掩，小人用事之兆，恭、显反归咎于更生等，元帝不能察，汉祚由是衰矣。唐代宗初，元载为相，内结宦官，外乃绐帝，令群臣奏事先白宰相，颜真卿极论其非，盖欲尊君而卑臣故也。以此推之，威福之柄，宜在君不宜在臣；收威福之要，不在乎他，在乎果断而已。《书》曰：「惟克果断，乃罔后艰」。致治之本其在兹乎？恭惟陛下德侔天地，明并日月，好恶一遵于王道，正邪悉判于渊衷，巍巍乎二帝三王之上，汉唐之君何足为陛下陈之。然兴亡之事，足为鉴戒，以舜之为君，禹犹纳言曰「无若丹朱傲」。愚臣区区，敢效古人引此以献狂瞽。伏愿陛下作威作福，念箕子之惟辟；勿贰勿疑，稽伯益之戒禹；察言邪正，以别忠佞，斥去奸回，以破党与，则太平之基可指日致矣。

臣闻人主之术无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与议论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执政，和阴阳万物，宰制百辟，镇抚四夷，与天子经纶于帷幄之中者也。议论之臣者，谏官御史，学术知古始，器识通世务，奋不顾身，与天子辨曲直、争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执政之臣以行之，有议论之臣以言之，则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无所事。不然则虽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继日，犹无益也。臣请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于仕版者，盖以万计，有智者，有愚者，有贤者，有不肖者。若智与贤，则功利之所从兴也；愚与不肖，则罪害之所从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虑，一耳目之聪明，而当天下功罪利害之机，非有政事之臣，则百官之进退奈何而不乱也？然人之难知久矣，实愚而似智，实智而似愚者有之；实贤而似不肖，实不肖而似贤者有之。申以亲疏之异，重以好恶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贤不肖而付之于二三大臣之手，非有议论之臣，则进退当否奈何而知之也？虽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议论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谏官，略御史，犹股肱便利而耳目盲瞆也。任议论之臣而轻宰相，薄执政，犹耳目聪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胜，使之适平而已。汉成帝用王凤为大将军，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一举手，京兆尹王章言之，为凤所陷，罪至大逆，故阳朔之后，天下以言为讳。唐明皇用李林甫为相十有九年，颛政用事，补阙杜琎上书，斥为下邽令，由是谏诤路绝。此则任政事之臣太胜也。汉武帝擢严助、朱买臣、吾邱寿王、司马相如、东方朔之徒于左右，朝廷有政事，辄令助等与大臣辨论，大臣数诎。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诏书，所与图事者，李齐运、裴延龄、韦渠牟而已。此则任议论之臣太胜也。臣闻仁祖时，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群臣无得预者，除授或不当，虽贵戚近属，旨从中出，辄为固执不行；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赐罢。政事之臣得以举其职，议论之臣得以行其言，两者之势适平，是以治功之隆，过越汉唐，与成康相先后，盖繇此也。陛下即位以来，图任老成，属以政事，屡下明诏，使中外大臣举谏官，荐御史，保任骨鲠，以备献纳之科，可谓得人主之要术矣。愿鉴汉唐之弊，专取法于仁祖，常使两者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则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无事矣。

臣闻人主之于谏诤之臣，非独听其言之难也，取其大节而略其小过，是为难矣。夫骨鲠自信、以身许国、不为利害之所挠屈者，所谓大节也。材智之不周，思虑之不密，学术之不至，闻听之不审，所谓小过也。必有大节而无小过者，然后得为谏诤之臣，则穷年没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则与其无一时之小过，孰若有终身之大节哉？昔汲黯通经术则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则不如大将军，明习法令则不如张汤，文章儒雅则不如司马相如，谨厚自全则不如石庆，术略横出则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谋反，惟惮黯，曰：「黯好直谏，守节死义，说平津侯等如发蒙耳」。由是言之，谏诤之臣，其功在于正纲纪，立风宪，通上下之情，使乱臣贼子顾惮而不敢发，如此而已。一举之不当理，一发之不中节，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即位以来，首下明诏，使中外大臣保任谏官御史，盖充赋者百有馀人，其见用者十数人耳。选择既精，人颇自重，皆毅然有伏节死谊之心，兴利除害甚于嗜欲，攘击奸恶如报私雠，首尾数年之间，遂成冠古之治，虽神功圣化，敏妙自然，亦此曹献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尝以所言不效，谏官御史接迹引去，或迁他官，或补外郡，台省为之一空。臣愚疏远，不知朝廷之事，窃怪陛下何取之之难，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蓍龟，不无过误，顾其设心措意何如耳。昔汉郦食其有挠楚之非，唐魏郑公有纵薛延陀之过，本朝赵中令有遣赵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杰，一时之名臣也，犹有非缪过失如此，又况不及于三人者乎？臣愿陛下鉴师古始，追御来今，重谏官之进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节而略其小过，使天下之士得以尽忠毕力于前，则神功圣化又将有新于此矣。或谓臣曰：「古者谏诤之臣，职于广聪明，除壅蔽，成德业而已。后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资盗，窃其器以售奸。如谷永者，王凤之客也，而讥斥帷幄；刘栖楚者，李逢吉之党也，而额叩龙墀。阳为剀拂之迹，阴成附丽之谋。以此言之，小过其可略乎？略其小过，则成其大恶矣」。臣应之曰：不然。夫药石所以瘉病也，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废药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众，所害者寡也。谏诤之臣，虽器有远近，才有修短，大抵搢绅之选也，安可尽诬以谷永、刘栖楚之徒欤？就使有一二人焉，则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台省而逐之耶？陆贽曰：「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又曰：「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贤；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呜呼，人主用谏诤之臣，贽之论尽矣。

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虽然，有国家者宁无功臣，不可以无名臣。何则？功臣以乘便逐利为能，名臣以伏节死义为任也。昔西汉之末，海内承平，四夷宾服，而王氏窃持国柄，谈笑而辄移之；东汉之季，奸雄崛起，中原大乱，而曹公睥睨神器，终身不敢取。臣尝疑焉。及读李固与杜乔之诛，门生弟子贯械腰鈇锧，愿俱死者相属，然后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则？西汉多功臣也。盖西汉自高祖以马上得天下，不悦诸生，其取人也先器识，所以朝多功臣，则乘便逐利者众，形不便势不利彼不为也。故晚节末路，王凤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诛，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为风矣。其大臣如张禹、孔光辈，皆持禄取容，偷为一切之计。其清节之士，如龚胜、郭钦、蒋诩之徒，亦不过谢病免归而已。其风如此，乱臣贼子奈何而有惧哉？此王氏所以谈笑而移之也。东汉自光武不任功臣，锐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经术，所以朝多名臣，则伏节死义者众。节之所在，义之所存，彼必为也。故晚节末路，梁冀擅命，固与杜乔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杀身成仁为俗矣。其大臣如陈蕃、黄琬辈，皆捐覆宗族，以急国家之难。党锢之士，如李膺、任密、范滂之徒，至连颈就诛而无愠色。其俗如此，乱臣贼子柰何而不惧哉？曹公之所以终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汉易亡而复兴，东汉难亡而易绝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三代之君，其始也，虽势强大，非有仁心则不兴。及其季也，虽德失政乱，非有不仁之罪则不绝。哀、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于女宠佞幸而已，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国亡而复兴。桓、灵之时无道极矣，钩党之狱，忠臣义士死者百有馀人，诸所夷灭至不可胜数，则是不仁之罪已贯盈矣，故国亡而遂绝。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无足怪也。呜呼，国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与持此器者也。视器之安危，则知人之能否；视国之理乱，则知君臣之贤不肖。以二汉论之，报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则为君臣者可不戒哉？

夙被采收，久知幸会。讦俞地重，敢复恃于门墙；奔走位卑，自宜疏于竿牍。载寝兴而念此，终震叠而怛然。盖以十年之遇未酬，一切之仪又阙，坐恐鱼鸟池林莫还，遂令阶庭踵武长埽。飘零自力，企慕更勤。恭惟迩来调燮燕閒，神明劳相。伏以某官赞天化育，为士宗师。学隘囷仓，旷山川之受纳；文非纂绣，耿经纬之昭回。既刚毅以有容，亦柔嘉而维则。此老氏尝称君子之盛德，抑仲尼所谓善人之为邦。加以遵正考父之益恭，兼万石君之至慎。良法美政，世但见于持循；密议远图，中已殚于裨补。要使礼刑达而内叙，兵食足而外宾，副上主求旧之心，终先朝用儒之效。此大雅意，宁众人知！而补之幸逢休明，偶脱泥滓，亦欲愤发，自见毫毛。孤植难伸，良辰不与。平生狂狷之尚，中年期待之私，一事莫谐，三叹何补！独窃比汉臣之自诵，忘本则难；岂徒如魏虏之感恩，必报而去。第以赋分薄而造物不能厚，禀资拙而匠石无由工。开笼鹄失而始惊，捩手羹空而自笑。迷涂未返，壮日已赊，惟激烈之素怀，则萧条而长在。每羞王密谒杨震之意，犹鄙谷永谢王凤之词。使愚无似，有宣光不比之称；则贤我公，乃献子可贺之举。然而志阔事迕，才疏效迟。下若战国公子之市名，当时群豪之赴义。犹可蒯缑弹铗，预三千客而有鱼；或能左手捧槃，招十九人而俱歃。此自不果，他复何言？第依庇存，姑逭疵悔。念虚死不如立节，而止谤莫若自修。鹤鸣远而终闻，兰生幽而亦佩。诚足动金石，则有不诚无不动；信可行蛮貊，则有不信无不行。奔踶可驯千里，要烦于良驭；铅刀且弊一割，更繄于善操。重惟左右以主张吾道之公，有识拔后辈之誉。取人以恕，得士多贤。汇茹而升，簪履皆在。医门容疾，富绩仁邻。宁其中弃之乎？既已辱收之矣。用此自信，独无介然。若唐两生，奏记当路。至愿为燎供席，蒸芝效祥。顾有义焉，何至是也？更望日崇令问，益被眷图，早正台衡，大庇伦品。不惟一士，独荷至私。方届寒凉，尚赊侍省。伏乞为上自寿，副人所瞻，下情无任乡往倾颂恳切之至。

汉王凤以外戚辅政，杀王章以杜天下能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书显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时，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枢密使权过宰相，谁敢少忤其意？而刘蕡对策肆言其恶，斥其篡弑废立之罪。而明皇时，李林甫为相几二十年，固宠恃权，愚瞽其君，内助杨氏之势，外成禄山之乱。补阙杜琎尝再上书论事，斥为下邽令。林甫以语动其馀曰：「立仗马终日无声，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后虽欲不鸣，得乎」？由是谏诤路绝矣。夫林甫之威，未惨于汉廷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刘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区区贬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其故何也？王凤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犹可与论道理，商成败，而汉之公卿犹有贤智忠义之士也。文宗太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绛、韦处厚之徒犹数人，公卿侍从之间，差可告语，其势犹足以持典型也。故此二子者，非妄发恣行，而心实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时，人主昏淫于上，视天下之治乱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不可与言矣。而朝廷之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别黑白者，林甫斥逐之而无馀矣。国中空虚无人，上下内外皆从君于昏者也，而天下之士虽欲有言，何恃以救其祸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呜呼！国无善人，国非其国也，可不惧哉！明皇尝论林甫曰：「此子妒贤嫉能，无与为比」。则其时人物可知也。

臣闻知几而预戒，则君无过举；先事而早谏，则臣无智名。君明臣良，上下两得，治道所以隆也。臣以驽散之才，冒处言职，适遭明圣之主，窃慕良臣之义，事有临机不当默者，安可有待而不早言乎？宋有天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尧、舜三代，乃至汉唐，皆不及也。譬如安乐之人，年过百岁，尤当兢兢畏慎，护养元气，无使疾患乘间而入，则愈老愈健，永保康宁之福矣。祖宗以圣继圣，古无有也。母后继有圣德，亦古无有也。天覆地载，一健一顺，万物生成，各遂其性，至神考而治道益隆，至皇太后而家道益光，可谓盛之极矣。盛必有衰，安可不预戒乎？汉之衰也，以外家太盛，人不敢言，以至亡国。陛下守祖宗之成法，监衰汉之覆辙，宋德方隆，内外无患。然以臣所闻，宜预戒者有一事焉，恐陛下未知也，恐皇太后未知也。向宗良兄弟，交通宾客，漏泄机密，陛下知乎？皇太后知乎？皇太后功德隆备，格于皇天，陛下极天下养，未足以报，惟使我宋固万年不拔之基，外家享与国无疆之福，夫然后足以为报。汉唐母后称制，有至终身。或欲威福之柄，久出于己；或因左右之请，贪恋权势。惟我皇太后恬寂足以全威福，严明足以戢左右，不待祔庙，果于还政，事光前古，名垂后世。陛下所以报皇太后者宜如何？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为报也。乃者还政以前，陛下欲除向宗良等开府仪同三司，将锁学士院矣，而皇太后诏寝此命。中外传闻，咨嗟叹仰，知皇太后以撝谦为德，而陛下以养志为孝也。汉章帝欲加恩三舅，马后曰：「吾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何必营外家之封，违慈母之拳拳？至孝之行，安亲为主。此吾家之事，故得专之。吾当含饴弄孙，不能复关政矣」。于是章帝不封其舅（〔贴黄〕马后不复关政之言，恻怛如此，可谓贤矣。然后以兄弟干政，后世议焉。唐之长孙皇后曰：「汉之马后，不能检抑外家，使预政事，乃戒其车马之侈，此所谓开本源而恤末事也。」是以太宗问后政事，后不欲言，再三要之，终不肯对，盖以马后为戒也。）。今皇太后盛德全备，与天同功，非马后之比。臣之所言，但欲有补于外家而已，想亦皇太后之所乐闻也。若不达圣母之心，而自为猜嫌之虑，当言不言，臣所不忍。臣谓马后之所以诏其子，章帝之所以顺其亲，内慈外孝，两得之矣。陛下及皇太后前日之事，撝谦养志，正与此同，天下之所以服也。汉哀帝之初，急封诸舅，孔光谏曰：「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贵？不宜仓猝若是，其不久长矣」！帝以逼于傅太后，不能从也。今皇太后诏寝成命，不待孔光之言；陛下恭禀慈训，遂无仓猝之举。此乃前古难行之事，于今见之，皇太后之圣德可胜言乎？陛下所以报皇太后者宜如何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为报也。陛下虽受天眷命，历数在躬，然而力摧异议，独定大策者，皇太后也。盖有功于陛下者，天及皇太后而已。天道公而不私，陛下之所以报天者宜如何哉？皇太后为而不恃，功成不居，陛下之所以报皇太后者宜如何哉？陛下以道制情，无一毫之私，则可以服人之心；服人之心，则可以得天之心；得天之心，则可以合皇太后之意矣。神考之所以报慈圣者，用此道也。治平之末，韩琦为相，中外协心，定策为易。前日之事，章惇秉政，首唱异议，定策为难。然则皇太后之功，比之慈圣，又为光矣。陛下之所以报皇太后者宜如何哉？唐之衰也，天以定策之功付于矜伐之臣，于是责报不已，而有「负心门生」之语。主道之强弱，可见于此矣（〔贴黄〕唐宦者杨复恭策立昭宗，后稍恣横，责报不已，昭宗后厌之，因令致仕。遂与其兄子守亮书曰：「吾披荆榛立寿王为天子。既有天下，遂废定策国老，奈负心门生何！」门生，谓昭宗也。）。今者功出圣母，国本既正，唯陛下永思所以图报而已。大公之报，报之上也；假借外家，岂足以为报乎？宗良兄弟依倚国恩，凭藉慈荫，夸有目前之荣盛，不念倚伏之可畏。所与游者，连及侍从，希宠之士，愿出其门。裴彦臣无甚干才，但能交通内外，漏泄机密（〔贴黄〕臣闻绍圣之初，裴彦臣管干造慈云寺，因妇人阿王赴户部及御史台理会地界。后来并此一寺，屡曾迁徙，竟不成就。臣切恨此也。皇太后为追荐爱主，所以施财造寺，此寺既不成就，而郝随之徒因缘恣横，敢慢东朝，外人皆有不平之心，所恨哲宗不知耳。当时户部及御史台官司，有以彦臣为是者，有以彦臣为非者。是非自有公议。以臣观之，只因彦臣干当不了，以致生事。臣故曰：彦臣无甚干才也。），遂使物议籍籍。或者以谓万机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与也。良由中外关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溢传耳。若非皇太后明谕圣意，严加约束，则籍籍之口，未易塞也。仁宗笃于舅家，尤以李玮为贤，诏玮举官为将领。玮言家有宾客之禁，无以知士人之贤否。仁宗特许玮见宾客，而命日抄所见宾客名氏以闻。盖仁宗之所以保全外家者，委曲周旋，至于如此。神宗敬厚曹佾，加以王爵，然而佾口不敢荐一人，佾门不敢接一人，不过以自娱乐而已。神考所以厚佾而无厌者，以其得外戚之体也。宣仁圣烈皇后戒训外家，尤为切至。绍圣时利口之祸，几及门户，然而高氏之族终获免者，则亦宣仁训戒之明效也。皇太后功德之大，光于前人。念保持之艰，为无疆之虑，事戒其渐，正在今日。《老子》曰：「为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乱也」。凡未有之事，今虽无之，后或渐有。既有而后图，不如未有而先戒之。汉之马廖，章帝之舅也，倾身交结，冠盖之士争趋赴之，遂至于私赡三辅，第五伦之所言者是也。今虽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渐乎？王氏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内外要官皆出其门，推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刘向之所言者是也。今虽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渐乎？杜钦、谷永自托于外戚，专攻人主之身，而无一言敢及王凤；遇有灾变，则反推天异，归之他人，以为外戚之地。怀二心之士，如杜钦、谷永者，何代无之！今虽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渐乎？成帝之时，外家子弟，据势满朝。成帝欲以刘歆为中常侍，临欲拜官，而左右奏曰：「未白大将军，不肯奉诏」。帝虽坚执，终不能夺。由是朝廷之事，只由外家，不由成帝。今虽未有此事，安可不戒其渐乎？王音、王根，奢僭不法，天子怒之，于是兄弟欲自黥劓以谢太后。封侯之日，黄雾四塞。谏大夫杨兴等以王氏为言。于是大将军惶惧，乞骸辞职。然而外家强盛，故人主之威终不得行。今虽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渐乎？神考有言曰：「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臣愚以谓欲见前车之失，则往古之事不可以不考；欲辨履霜之渐，则方今之事不可以不戒。《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事之有渐者，无不然也（〔贴黄〕王凤擅权，以王商不附己，使人上书极言，诋毁商暗昧之过。商发病呕血死。王章不亲附王凤，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凤擅权蔽主之过。天子感悟纳之，谓章曰：「微章直言，不闻社稷计。且惟贤知贤，君试为予求所以自辅者。」于是章荐冯野王。王音切知其语，以告大将军凤。凤用杜钦计，称病乞骸。太后闻之，为垂涕不御食。成帝乃优诏报凤，强起之，于是凤视事。后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狱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冯野王竟免官。众庶多冤王商议朝政者。杜钦复为凤画策，诏求直言极谏，以救前过。）。汉之王商、王章，皆当时之贤臣。因为王凤所恶，一则死于暗昧之过，一则死于缧绁之中。当此之时，外家之势已如合抱之木、九层之台，岂一手之所能拔，岂一锸之所能平哉？商等区区可怜，而谏诤后时，戒之不早，何益于事！今臣所论，乃在于累土、毫末之初，遏萌杜渐，何难之有！在陛下从容求皇太后一言之诏而已。自古戚里侵权，便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国之本。亦如州县之政，只要权出于一。若使守令人家子弟亲戚交通宾客，关节无禁，如此则奸人鼓舞，良民咨嗟。此陛下及皇太后之所不取也。以小喻大，有以异乎？臣愿陛下采刍荛之言，念老子之说，遵神考之训，合太母之心，以臣此疏达于慈闱。若蒙皇太后察臣愚直，以慈爱之，则自今日已往，忧国忘身之士，皆欲竭忠自效，而无所畏矣。臣下尽乐告之忠，朝廷有不讳之善，好察如虞舜，不吝如成汤（〔贴黄〕《中庸》曰：「好察迩言。」舜之事也。《诗》曰：「唯迩言是听。」幽王之事也。此二者相去远矣，在分听察两字而已。），圣德日跻，治道日隆，我宋固万年不拔之基，外家享与国无疆之福，岂特贱臣一身之幸乎？如其不然，则臣有僭易妄言之罪，罢黜投窜，理不可逃，在陛下命之而已。臣以孤寒远贱之迹，误蒙陛下过有拔擢，责臣不轻，眷臣方厚，臣是以及时而言，先事而谏。岂敢以身之不肖而自废其所当言乎？孔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臣虽不肖，而区区之言，有益于朝廷，有补于外家。若不以臣之不肖而取之，则忠言由此而并进；若以臣之不肖而废臣之言，则谄言由此而交人。听言，治之基也；信谄，乱之本也（〔贴黄〕古者忠信之士，语及外家，则谗谄之人必中伤之，指为离间，以激怒内外，然后奸谋秘计，无所不行。此计若行，则言者必危。言者既危，则天下之士以言为戒。如此则乱可必矣。臣故曰：信谄者乱之本也。）。国家治乱之机在此一举，臣一身蝼蚁之命，安危生死，岂足道哉！臣不胜惶惧待罪之至。

臣伏闻陛下即位以来，两次日蚀在正阳之月，河东二十二郡，而十一郡晓夜震动，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今年正月二日犹未之止，城壁屋舍，悉皆倒塌，人民震死，动以千数，外议皆称自古灾异未有如此。恭惟陛下敦朴自己，忧劳在民，建大中以承天意，正五事以育群生，可谓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乃者日月薄蚀，天地震动，推求咎愆，不避死亡，论辅弼之失，以救灾异之应，言词激切，死有馀罪。昔西汉多言灾异，罕有完全，谷永讥斥帷幄阴附权贵，而终以保全；王章力诋王凤专权蔽主，竟以法诛。祸患易见，利害易明，臣非不知上忤大臣，其祸立至，然惓惓孤忠，不敢隐默者，食陛下之禄，念国家之重而不敢顾其私也。

问：天下之才不生于山林薮泽之中，则出于公卿贵戚之胄。至于屠酤贩鬻之贱，降虏氓隶之人，其间岂无贤才立大功名于天下者？孰谓帝王之裔，宗室之贤，而无可委以大任者乎？汉之兴也，刘章诛禄、产以定国，刘向诋王凤以谏君，此皆杰然以有功社稷者。至于楚元之好学，东平之为善，辟疆以议论著名于汉室，刘辅以真言发迹于衰世，若此类者甚众，皆不得大用于当时，何也？惟唐则不然。高祖、太宗之初，如河间之功，江夏之略，其功名事业至与李靖相为低昂。议者以谓景、元子孙当草昧之初，皆宣力四方，显显为英豪，当时固未有所大用者。至明皇初相适之、林甫，自是登相位者至九人焉。林甫奸邪，几丧唐室。李程和柔，在位录录，无所建明，固不足道。其馀皆以才称职，号为贤相，庶几乎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国也。由汉至是数百年间，岂无一宗室可以为相者哉？然则汉之不用其说，不过以谓不欲宠宗族以妨贤路而已。至于田鼢、窦婴、王凤、梁冀之徒，皆以庸人而处相位，又岂无嫌于亲戚贵贱之间哉？如道宗、孝恭之徒，其征伐之功、忠孝之烈炳然可观，委以大寄，谁曰不可。彼九人者，汗马无英、卫之劳，辅翼鲜伊、霍之望，而用之不疑，其故何耶？主上推仁爱以厚同姓，确乎尧舜之用心矣。诸君试摭汉唐之得失而论之，庶以仰裨圣虑之万一。

某顿首拜启元中观文相公大孝服次：叙慰已具前幅。岁暮阴寒，不审孝体何似？伏惟动履支持。违去言色，于今三年矣。靖康秋末，尝辱长芦所赐书，时大旆既行，区区亦有云安之谪，一向奔走道涂间，不获修问，瞻仰之怀无终食置也。今春承命来武昌，道中忽闻先丈太中遽弃荣养，闻问怆悼，良不胜情。惟公纯孝天至，而终天之别，隔绝殊方，复阻奔赴，永惟哀慕，荼毒何以堪？此人生忧患，一至于此，天之佑善，理实可疑，奈何奈何！念欲俟至武昌，专人布慰，适道路间关，秋初才及郡境，复澧阳之移，故尔后时，负负而无可言者，照遇之厚，当有以恕察之也。某迂陋有素，惟公知之。去春闻有尹京之召，率湖南义旅以辅王室之难，次江淮间，乃闻都城陷没，二圣远狩，痛愤几绝。睹上登宝位赦书，悲喜交集，第欲一至行在，觐新天子，即丐归休。而途中闻有告廷之命，虽荷特达之知，自视阙然，尤不敢当。既而力辞不获，黾勉就职，才两月馀。虽夙夜罄竭，庶几补报万一，而疏拙寡与，动辄龃龉，自度终无以仰副圣主委任之意。方时艰难，不敢贪恋宠禄，备位妨贤，虚受天下之责，力求退罢，幸蒙矜从。而论者纷纭不已，其言可骇可愕，赖上睿明，有以照察其无他，俾居武昌，德至渥也。及兹例迁，复得澧浦，深僻远江，虽使自择，不过如此。念思省咎，日以感惧，正恐孤危之踪，不能久安于此；不然，息肩杜门，洗心悔往，知四十六年之非，而图日新于来者，何幸如之！追思靖康相从于廊庙，如一梦间。既去之后，国家变故遂至于此，虽欲效其区区，何可得哉。当时动为身谋，争宠利而舞智以御人主，误国败事者，今皆安在？吾侪正如救焚，固愿出力于燋头烂额之间，至于力之所不能致，则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尝观古人处天人之际，未尝不尽其在人者；至于无可奈何，则归之于天。故西汉有王氏之祸，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之祥，见于成、哀间，知数者言汉当再受命，故哀帝改号「陈圣刘」，几以应之，岂非天乎？然时有刘向，拳拳纳忠帝室，专以远外戚、进宗族为言，虽遭深怨而不惧。其后王章因日食之变，极论王凤，遂死狱中。既更哀、平，而王氏遂以篡汉。李唐有武氏之变，其兆已存于宫中，李淳风尝言于太宗，而滥徐君羡之诛，几以应之，岂非天乎？然而则天之立，褚遂良、长孙无忌、来济、郝处俊之徒，力争之，皆以贬徙，其后上官仪因高宗之怒，将草诏黜之，竟不果而死。既废中宗，武氏遂以革唐。向使刘向、王章之言，成帝能用之，不用外戚，虽既用而又抑之，则必无王氏之祸；使高宗能用褚遂良、上官仪之言，不立武氏，虽已立而黜之，则必无武氏之变。然而数子者其意虽切，而言卒不用、事卒不可止者，天也；言虽不用，至于斥逐以死，而数子卒不改悔者，不以天废人也，君子以谓知所守。靖康之事，大概类此。然小人之乱邦，必至于国家俱敝而后已，可胜叹哉！吾辈在宣和末，变故汹涌，是身已当死于兵革之间；在靖康末，谗谮沸腾，是身已当死于斧钺之下；得至今日，皆其馀也，已为幸人，夫复何道！然有不解于心者，两宫远狩于绝域，群生方困于兵戎，王室之危若缀旒然，此所以终夜不寝，痛悼而寒心者也。惟公精忠许国，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虽藐然哀疚之中，此意岂少忘哉。峨山于岭外为善地，于今日为乐土，其风物见于柳子厚所作山水记中，似亦不恶，燕处想能安之。顷得信斯书，报眷聚已往，骨肉皆在目前，尤非细事。某待罪于此，不敢弛担，傥遂度岭得密迩，良幸。第贱累辈皆留浙中，累欲挈来，正恐踪迹不定，故久不果，亦姑听之耳。崧老昨邂逅于庐山，相从十馀日，颠沛中道力益坚，殊可畏仰，有书致左右，今纳去。世路方难，未有会晤之期者，此情何量。敢冀节抑哀慕，为天下自重。谨奉状，不宣。某再拜（《梁溪集》卷一一一。）。

之：原无，据右引补。

天人之理一也。人事尽，至于不可奈何，然后可以归之于天。譬犹农夫之治田，耕耘之功既至，而遇水旱，乃可曰：天实饥之也。医师之治病，药石之功既至，而犹不起，乃可曰：天实死之也。今未尝力耕耘而望岁于天，未尝投药石而责命于天，其可乎？古之君子以在天者不可知，而尽其在人者。故立人之朝，卒然遇非常之变故，及察事理之将然，必力争而救止之，虽得罪至于蹈死而不悔，其意以谓吾知尽夫人事而已。幸而时君听之，可以转危亡而为安存，庸讵知人之非天也。不幸而不听，至于得罪而死，然后可以归之于无可奈何，曰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君子亦无憾焉。方西汉之末，天将以王氏间汉，故使以外戚辅政而假之权，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之祥，与夫汉二百年当再受命，知数者类能言之，岂非天哉！然而王氏在位，刘向上疏反覆指明，其言痛切，发于至诚，虽结怨而不恤。其后京兆尹王章因日食之变奏封事，极论王凤，遂死狱中。更哀、平之世，而王莽因以篡汉。方李唐之初，天将以武氏间唐，故使之蓄于宫中而为之兆，其秘谶之所载，李淳风尝言于太宗，而滥李君羡之诛，岂非天哉！然而武后之立，褚遂良叩头流涕力争，长孙无忌、郝处俊之属和之，皆坐窜徙。其后上官仪因高宗之怒，复深论之，将使之草废诏而不果，竟以斥死。中宗既废，而武后因以革唐。向使成帝感悟刘向、王章之言，抑退外戚，而进用宗室，必无王莽篡弑之祸；高宗感悟褚遂良、上官仪之言，不立武后，虽已立而废之，必无武氏革命之事。言虽切，至于得罪以死，而卒不能止者，天也。数子者其言如此，虽死而不悔者，不以天废人也，君子以谓知所守焉。今不尽人事而一切归于天，曰：时数当尔，天实使然。闻数子之言，则笑之曰：是将以一篑而障江河之溃，以一木而支大厦之倾，多见其不知量也。是果足以知天人之理哉！悲夫，此后世之所以人事每每不脩，而悉委之于天也，欲无危乱，得乎？

礼上讽谏而下直谏。君子孰不欲讽谏以悟其主，而有至于直谏以杀其身者，势不得已也。盖事明君，虚心以从谏，虽引义微喻，无所不合，故有以讽谏悟主者，而况于直谏，何伤于道乎？事暗君，强愎以拒谏，虽危言切论，有所不听，故有以直谏杀身者，而况于讽谏，何补于事乎？方舜、禹之时，都俞赓歌于庙堂之上，所以讽喻以相儆戒者，可谓至矣。其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亦何伤于直？故仲虺之称汤以「从谏弗咈」、「改过不吝」为善；而太保之训武王，以「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非。若然者，岂非事明君，讽谏足以悟主，而直谏亦不伤于道乎？至于桀杀关龙逢，纣杀比干，则事暗君，直谏足以杀身，而欲以讽谏有补于事，盖亦难矣。由是观之，讽谏施于明君而不害于直，直谏施于暗君而无事于讽者，必至之理也。汉文帝宽仁尽下，群臣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之故，若冯唐之论颇、牧，张释之之论啬夫，可谓能讽谏矣。至贾谊上书陈时事，欲流涕而痛哭，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指人彘以为喻，而帝亦不以为嫌，岂非不害于直耶？唐太宗英明能断，从谏如流，导群臣而使之言，故若魏郑公之言昭陵，王圭之论庐江，可谓能讽谏矣。至郑公之言十渐，极陈时政之得失；圭之论祖孝孙，以谓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而帝亦不以为过，岂非不害于直耶？若夫萧望之、张猛、京房之言石显，而元帝杀之；王章之言王凤，而成帝杀之；王嘉、郑崇之言董贤，而哀帝杀之；李膺、陈蕃、范滂之徒言阉宦，而灵帝杀之；长孙无忌、褚遂良、上官仪言武氏，而高宗杀之；张柬之、桓彦范等言韦氏，而中宗杀之；孟昭图言田令孜，而僖宗杀之：是皆事暗君，以直谏而蹈祸，乃其所也，尚何讽之云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