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先生钧，字德衡，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为巧也。当此之时，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功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此轮扁之对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钧，字德衡，钧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轻重，轻重无准，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虚争空言，不如度之易效也」。于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诏先生作之，而指南车成，此一异也，又不可以言者也，从是天下服其巧矣。

居京师，都城内有地，可以为园，患无水以溉，先生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功百倍于常，此二异也。

其后人有上百戏者，能设而不能动也。帝以问先生：「可动否」？对曰：「可动」。帝曰：「其巧可益否」？对曰：「可益」。受诏作之。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女乐舞象，至令木人击鼓吹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踯剑，缘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斗鸡，变巧百端。此三异也。

先生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发石车，敌人之于楼边县湿牛皮，中之则堕，石不能连属而至。欲作一轮，县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为常，则以断县石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尝试以车轮。县瓴甓数十，飞之数百步矣。

有裴子者，上国之士也。精通见理，闻而哂之。乃难先生，先生口屈不能对。裴子自以为难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谓裴子曰：「子所长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马氏所长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长，击彼所短，则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难彼所长，则必有所不解者。夫巧者，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难之不已，其相击刺，必已远矣。心乖于内，口屈于外，此马氏所以不对也」。

傅子见安乡侯，言及裴子之论，安乡侯又与裴子同。傅子曰：「圣人具体备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诚心先达，德行颜渊之伦是也。以言取之者，以变辩是非，言语宰我、子贡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虽圣人之明尽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试，然则试冉有以政，试游、夏以学矣。游、夏犹然，况自此而降者乎！何者？县言物理，不可以言尽也，施之于事，言之难尽而试之易知也。今若马氏所欲作者，国之精器，军之要用也。费十寻之木，劳二人之力，不经时而是非定。难试易验之事而轻以言抑人异能，此犹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难尽之物，此所以多废也。马氏所作，因变而得是，则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无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试为衡石；废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见诬为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于是安乡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试也。

此既易试之事，又马氏巧名已定，犹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无名之璞乎？后之君子其鉴之哉！马先生之巧，虽古公输般、墨翟、王尔，近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公输般、墨翟皆见用于时，乃有益于世。平子虽为侍中，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

裴子者，裴秀；安乡侯者，曹羲也。武安侯者，曹爽也（《三国·魏·杜夔传》注，参辑《意林》，《北堂书钞》一百十一，《艺文类聚》四十四，《初学记》十二，《白孔六帖》八，《御览》三百三十六，又五百八十一，又七百五十二，又八百二十五）。

勖所造声高，高则悲。夫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声不合雅，惧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长短所致。然今钟磬是魏时杜夔所造，不与勖律相应，音声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时人为之，不足改易（《世说·术解篇》注引《晋诸公赞》，又略见《御览》十六。）。

中所出御府铜管二十五具，太常乐部郎刘秀等校试，其三具与杜夔、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视其名题尺寸，是笛律也。问协律中郎将列和，云：「昔魏明帝时，令和承受笛声以作此律，欲使学者别居一坊，歌咏讲习，依此律调。至于都合乐时，但识其尺寸之名，则丝竹歌咏，皆得均合。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歌声清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调张清浊之制，不依笛尺寸之，则不可知也（《艺文类聚》五、《御览》十六并引《晋诸公赞》，又见《晋书·律历志上》，又见《宋书·律志》。）」。

昔先王之作乐也。以振风荡俗，飨神祐贤，必协律吕之和，以节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叙，清浊有宜。故曰：「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此经传记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对辞，笛之长短无所象则，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应；吹其声均，多不谐合。又辞「先师传笛，别其清浊，直以长短。工人裁制，旧不依律」。是为作笛无法。而和写笛造律，又令琴瑟歌咏，从之为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宪于后者也。谨条牒诸律，问和意状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象十二牧，声均调和，器用便利。讲肄弹击，必合律吕，况乎宴飨万国，奏之庙堂者哉？虽伶夔旷远，至音难精，犹宜仪形古昔，以求厥衷，合乎经礼，于制为详。若可施用，请更部笛工选竹造作，下太乐乐府施行。平议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声、下徵各一具，皆铭题作者姓名，其馀无所施用，还付御府毁。

勖又问和：「作笛为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后乃以为乐不」？和辞：「太乐东箱长笛正声已长四尺二寸，今当复取其下徵之声。于法，声浊者笛当长，计其尺寸乃五尺有馀，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诸孔虽不校试，意谓不能得一孔辄应一律也」。案太乐四尺二寸笛正声均应蕤宾，以十二律还相为宫，推法下徵之孔当应律大吕。大吕笛长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长五尺馀。辄令太乐郎刘秀、邓昊等依律作大吕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声皆相应。然后令郝生鼓筝，宋同吹笛，以为杂引、《相和》诸曲。和乃辞曰：「自和父祖汉世以来，笛家相传，不知此法，而令调均与律相应，实非所及也」。郝生、鲁基、种整、朱夏皆与和同。

又问和：「笛有六孔，及其体中之空为七，和为能尽名其宫商角徵不？孔调与不调，以何检知」？和辞：「先师相传，吹笛但以作曲，相语为某曲当举某指，初不知七孔尽应何声也。若当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案旧像讫，但吹取鸣者，初不复校其诸孔调与不调也」。案《周礼》调乐金石，有一定之声，是故造钟磬者先依律调之，然后施于厢悬。作乐之时，诸音皆受钟磬之均，即为悉应律也。至于飨宴殿堂之上，无厢悬钟磬，以笛有一定调，故诸弦歌皆从笛为正，是为笛犹钟磬，宜必合于律吕。如和所对，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声均，不知其皆应何律，调与不调，无以检正，唯取竹之鸣者，为无法制。辄部郎刘秀、邓昊、王艳、魏邵等与笛工参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声，然后器象有制，音均和协。

又问和：「若不知律吕之义作乐，音均高下清浊之调，当以何名之」？和辞：「每合乐时，随歌者声之清浊，用笛有长短。假令声浊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调也；声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调也。汉魏相传，施行皆然」。案《周礼》奏六乐，乃奏黄钟，歌大吕；乃奏太簇，歌应钟，皆以律吕之义，纪歌奏清浊。而和所称以二尺、三尺为名，虽汉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刘秀、邓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二寸者应无射之律，若宜用长笛，执乐者曰请奏无射；二尺八寸四分四厘应黄钟之律，若宜用短笛，执乐者曰请奏黄钟。则歌奏之义，当合经礼，考之古典，于制为雅（《晋书·律历志上》，《宋书·律志》。）。

案律吕，京马郑蔡，至蕤宾，并上生大吕，而班固律历志，至蕤宾，仍以次下生。若从班义，夹钟唯长三寸七分有奇，律若过促，则夹钟之声成一调。中吕复去调半，是过于无调，仲春孟夏，正相长养，其气舒缓，不容短促，求声索实，班义为乖。郑玄又以阴阳六位，次第相生。若如玄义，阴阳相逐，生者止是升阳，其降阳复将何寄？就筮数而论，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阴阳得有升降之义。阴阳从行者，真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数也。今郑乃执象数以配真性，故言比而理穷，云九六相生，了不释十二气所以相通。郑之不思，亦已明矣。案京房六十，准依法推，乃自无差，但律吕所得。或五或六，此一不例也。而分焉上生，乃复迟内上生盛变，仍复上生分居，此二不例也。房妙尽阴阳，其当有以，若非深理难求，便是传者不习，比敕详求，莫能辨正，聊以馀日，试推其旨，参校旧器，及右夹钟玉律，更制新尺，以证分豪，制为四器，名之为通。四器弦间九尺，临岳高一寸二分，黄钟之弦二百七十，丝长九尺，以次三分损益其一，以生十二律之弦，丝数及弦长，各以律本所建之月，五行生王终始之音，相次之理，为其名义，名之为通。通施三弦，传推月气，悉无差舛，即以夹钟王律命之，则还相中。又制为十二笛，以写通声，其夹钟笛十二调，以饮玉律，又不差异，山谦之记云，殿前三钟，悉是周景王所铸无射也。遣乐官以今无射新笛饮，不相中，以夷则笛饮，则声韵合和。端门外钟，亦案其铭题定皆夷则，其西厢一钟，天监中移度东，以今笛饮，乃中南吕，验其镌刻，乃是太蔟，则下今笛二调，重敕太乐丞斯宣达，令更推校。钟定有凿处，表里皆然，借访旧识，乃是宋泰始中使张永凿之，去铜既多，故其调啴下，以推求钟律，便可得而见也。宋武平中原，使将军陈倾致三钟，小大中各一，则今之太极殿前二钟，端门外一钟是也。案西钟铭，则云清庙撞钟，秦无清庙，此周制明矣。又一铭云，太蔟钟徵，则林钟宫所施也。京房推用，似有由也。检题既无秦汉年代，直云夷则大蔟，则非秦汉明矣。古人性质，故作僮仆字，则题而言，弥验非近。且夫验声改政，则五音六律，非可差舛，工守其音，儒执其文，历年永久，隔而不通，无论乐奏，求之多缺，假使具存，亦不可用。周颂汉歌，各叙功德，岂容复施后王，以滥名实？今率详论，以言所见，并诏百司，以求厥中。

祖冲之所传铜尺，其铭曰，晋泰始十年。中书考古器，揆校今尺，长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吕玉律，三曰西京铜望臬，四曰金错望臬，五曰铜斛，六曰古钱，七曰建武铜尺。姑洗微强，西京临臬微弱，其馀与此尺同，此尺者，勖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雷次宗何胤之二人作钟律图，所载荀勖校量古尺文，与此铭同。

主衣，从上相承，有周时铜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检主衣周尺，东昏用为章信，尺不复存。玉律一口，萧馀定七枚，夹钟有昔题刻，乃制为尺，以相参验，取细毫中黍，积次训定今尺最为详密，长祖冲之尺校半分，以新尺制为四器，名为通。又依新尺为笛，以命古钟，案刻夷则，以笛命饮和韵夷则，定合。

宋武平中原，送浑天仪土圭，云是张衡所作。验浑仪铭题是光初四年铸，土圭是光初八年作，并是刘曜所制，非张衡也（已上四条，并见《隋书·律历志》上。）。

臣闻周有六代之乐，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帝改《韶武》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礼容》，增演其意。《昭容》生于《武德》，盖犹古之《韶》也。《礼容》生于《文始》，矫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时》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弦，荐于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舞》，更造新歌，荐于武帝之庙。据此而言，递相因袭，纵有改作，并宗于《韶》。至明帝时，东平献王采《文德舞》为《大武》之舞，荐于光武之庙。汉末大乱，乐章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夔，以为军谋祭酒，使创雅乐。时散骑侍郎邓静善咏雅歌，乐师尹胡能习宗祀之曲，舞师冯肃晓知先代诸舞。总练研精，复于古乐，自夔始也。文帝黄初，改《昭容》之乐为《昭业乐》，《武德》之舞为《武颂舞》，《文始》之舞为《大韶舞》，《五行》之舞为《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乐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乐曰《咸熙》之舞。又制乐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于天地宗庙，及临朝大飨，并用之。晋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礼及上寿食举歌诗。张华表曰：「案汉、魏所用，虽诗章辞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并系于旧，一皆因袭，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勖典乐，使郭夏、宋识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龠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贺循为太常卿，始有登歌之乐。大宁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间，鸠集遗逸，邺没胡后，乐人颇复南度，东晋因之，以具钟律。太元间，破苻永固，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金石始备。寻其设悬音调，并与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长子，尽获苻氏旧乐。垂息为魏所败，其钟律令李佛等，将太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邺。德迁都广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没姚兴，超以太乐伎一百二十人诣兴赎母。及宋武帝入关，悉收南度。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后舞》。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至十四年，典书令奚纵，复改定之。又有《凯容》《宣业》之舞，齐代因而用之。萧子显《齐书志》曰：「宋孝建初，朝议以《凯容舞》为《韶舞》，《宣业舞》为《武德舞》。据《韶》为言，《宣业》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凯容》歌辞，《后舞》《凯容》歌辞者矣。至于梁初，犹用《凯容》《宣业》之舞，后改为《大壮》《大观》焉。今人犹唤《大观》为《前舞》，故知乐名虽随代而改，声韵曲折，理应常同。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又得陈氏正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且观其曲体，用声有次，请修缉之，以备雅乐。其后魏洛阳之曲，据《魏史》云「太武平赫连昌所得」，更无明证。后周所用者，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悉停之（《隋书·音乐志下》，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由是牛弘奏。）。

臣爽案，黄帝遣伶伦氏取竹于嶰谷，听凤阿阁之下，始造十二律焉。乃致天地气应，是则数之始也。阳管为律，阴管为吕，其气以候四时，其数以纪万物。云隶首作数，盖律之本也。夫一、十、百、千、万、亿、兆者，引而申焉，历度量衡，出其中矣。故有虞氏用律和声，邹衍改之，以定五始。正朔服色，亦由斯而别也。夏正则人，殷正则地，周正则天。孔子曰：「吾得夏时焉」。谓得气数之要矣。汉初兴也，而张苍定律，乃推五胜之法，以为水德。实因战国官失其守，后秦灭学，其道浸微，苍补缀之，未获详究。及孝武创制，乃置协律之官，用李延年以为都尉，颇解新声变曲，未达音律之原，故其服色不得而定也。至于元帝，自晓音律，郎官京房，亦达其妙，因使韦玄成等，杂试问房。房自叙云：「学焦延寿，用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乃还相为宫之正法也」。于后刘歆典领条奏，著其始末，理渐研精。班氏《汉志》，尽歆所出也，司马彪《志》，并房所出也。至于后汉，尺度稍长。魏代杜夔，亦制律吕，以之候气，灰悉不飞。晋光禄大夫荀勖，得古铜管，校夔所制，长古四分，方知不调，事由其误。乃依《周礼》，更造古尺，用之定管，声韵始调。左晋之后，渐又讹谬。至梁武帝时，犹有汲冢玉律，宋苍梧时，钻为横吹，然其长短厚薄，大体具存。

臣先人栖诚，学算于祖暅，问律于何承天，沈研三纪，颇达其妙。后为太常丞，典司乐职，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并以闻奏。诏付大匠，依样制管。自斯以后，律又飞灰。侯景之乱，臣兄喜于太乐得之。后陈宣帝诣荆州为质，俄遇梁元帝败，喜没于周。适欲上闻，陈武帝立，遂又以二十管衍为六十律，私候气序，并有徵应。至太建时，喜为吏部尚书，欲以闻奏。会宣帝崩，后主嗣立，出喜为永嘉内史，遂留家内，贻诸子孙。陈亡之际，竟并遗失。今正十二管在太乐者，阳下生阴，始于黄钟，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一岁之气，毕于此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终于南事。六十律候，毕于此矣。仲冬之月，律中黄钟。黄钟者，首于冬至，阳之始也。应天之数而长九寸，十一月气至，则黄钟之律应，所以宣养六气，缉和九德也。自此之后，并用京房律准，长短官宫，次日而用。凡十二律，各有所摄，引而申之，至于六十。亦由八卦衍而重之，以为六十四也。相生者相变。如黄钟之管，下生林钟，以阳生阴，故变也。相摄者相通。如中吕之管，摄于物应，以母权子。故相变者，异时而各应，相通者，同月而继应。应有早晚者，非正律气，乃子律相感，寄母中应也（《隋书·律历志上》）。

原夫一气凝真。含紫虚而构极。三清韫秘。控碧落而崇因。虽大道无为。济物归于善贷。而妙门有教。灭咎在于希声。景龙观者。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曾城写质。阆苑图形。但名在骞林。而韵停钟簴。朕翘情八素。缔想九元。命彼鼓延。铸斯无射。考虞倕之懿法。得晋旷之宏规。广召鲸工。远徵凫匠。耶溪集宝。丽壑收珍。警风雨之辰。节昏明之。飞廉扇炭。屏翳营炉。翥鹤呈姿。蹲熊发状。角而不震。侈而克扬。庶其晓散灵音。镇入鹓鸾之殿。夕腾仙韵。恒流鳷鹊之闱。聋俗听而咸痊。迷方闻而永悟。洪钧式启。宝字攸镌。其铭曰。

紫宸御历。青元树因。倾岩集宝。竭府收珍。杜夔律应。张永规陈。形包九乳。仪超万钧。上资七庙。傍延兆人。风严韵急。霜重音新。自兹千岁。从今亿春。悬玉京而荐福。侣铜史而司辰。

晋司律中郎将陈颀云。昔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驺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声节。其名虽存。而声实异。惟夔鹿鸣今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会。太尉奉偫后行礼。东厢雅常作者也。后有三篇。第一曰于赫篇。咏武帝。声律与古鹿鸣同。第二曰巍巍篇。咏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驺虞声。第三曰洋洋篇。咏明帝。亦用左延年所改文王声。第四复用鹿鸣之声。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晋初。食举亦用鹿鸣。按左传穆叔如晋。晋侯享之。工歌鹿鸣之三。三拜曰。鹿鸣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毛诗云。鹿鸣燕偫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其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也。诗传并无行礼。及叔孙通所制汉仪。复无别行礼事。荀氏云。魏氏行礼食举。再取周书鹿鸣又以宴嘉宾。无取于朝。考之旧闻。未知所应。荀勖乃除鹿鸣旧制。更作行礼诗四篇。先陈三朝朝祭之义。食举歌诗十二篇。元肇偫后奉璧。趋步拜起。莫非行礼。岂容别设一乐。谓之行礼耶。荀讥鹿鸣之失。似属误谬。还制四篇。复袭前轨。

观小人也。伏思不肖之身。出自大贤门下。其为幸也。不敢忘也。今者东还拜亲。即不得以起居执事者。将何以申大贤小人邈矣之间。乃致其慺慺恋恋之心也。于是乃屏穷处之中。集常念之言。修辞谒之书。其一所以发扬狂愚。昭宣缉熙。其二所以遇知托分。原始要终。胡敢空言滥说。以讟左右哉。传曰。言身之文也。在乎身。非言不见也。言为善。召应蔑有远近也。伏惟内之。观于相国。门人也。相国于观。师道也。门人得请于师道。师道得训于门人。古之典也。是仲尼门人七十子之徒。皎皎如也。申申如也。观诚至愚。不能庸敏。然颇常思古今治乱。邦家大体。生民之难。君臣之际。以为意也。岂徒焦气力。劳形神。润饰言辞以自贤。且相国昔以章句知之耳。今固亦章句待之耳。繇是越石父不言。齐相曷繇加命。韩信不言。滕公曷繇奇之哉。伏惟念之也。伏惟内之也。观幼养于亲。长敬于家。非良朋善友寖明寖昌之道也。然天之与识。盖忝文翰。先王之书。其见有图功植节。周旋忠毅信谊死生患难之间。或翱翔倜傥。瑰名烈行不变者。则甘心愿之。其馀深旨微文。则万未知一。家贫无以自成。性颛不乐他能。灼如也。不得已乃拜亲而来。无一金之资。五尺之童。莫与合者。飘无处所。郁乎而怀。浩乎而思。是亦多为风闻所讪。不闻雷同所称。时之来也。而获遇相公之权衡文场。博哉其度。坚哉其口。不以誉就。不以毁摇。既事之时。亦尽一时之良矣。而观特为推择。起离暧昧。居置昭晰。翕乎下流。以干时而思也。无异起白骨。出黄泉之惠。不纯大也。此所以言其幸也。不敢忘也。及其罢也。即思归还。供养庭闱。俯仰淹留。复以逾时。乃应选科。不自计量。幸去衣褐为吏。于公益用感遇之无穷也。而贵益重。贱益轻。故无易由言也。莫开说也。比者数与其得造左右。温颜而愉。匪及论议。意者以其驽庸不足言也。是日以念之。月以思之。时以疑之。不自已也。当其进时。既不以言。而以言者。所谓干议也。当其退时。既不以问。而以问者。所谓犯贵也。不惧二者之为尤。上无一言之可谈。如此则下之思虑塞矣。上之闻见褊矣。观于左右悠矣。古者有询于刍荛。有不耻下问。经垂厥文。不亦懿乎。今者将有所陈。几赞谋猷。先陈为容。傥蒙降鉴。观惶怖幸甚幸甚。观闻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人本是。故能若天之时。迪地之利。辑人之和。以平天下。以育偫生。以禋祀天地宗庙之神。夫言通天下之志者。即生民庶物。哀乐零茂。无非知也。夫言成天下之务者。功作云为。开利除害。无非务也。夫言不疾而速者。君之号令也。夫言不行而至者。君之德泽也。苟德泽加。号令信。利开而害除。民悦而物遂。则天下有几欲至矣。安得不曰神乎。不曰几乎。不曰深乎。然是者。曷由臻也。诚在理运遭明主。明主遭贤臣。贤臣举善人而官之乃能。今相国既遭明时。既辅睿主。持政庙堂。当仁天下。则用何而相圣人之道。用何而成天下之务。伏欲闻其言而颂其实也。噫夫。惟宰相之官。阴阳之炉冶。天下之枢辖。贤人作者之器用也。非守常人之所宜坐也。故不可序进而久升也。董仲舒虽未久。不害为辅佐。繇是相国立身以来。不二十年。践乎诸生。兴乎三公。鼓动天化。钩深含灵。茂实葳蕤。荣声洋溢。烝民之诗曰。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天子有命。仲山甫将之。猗欤。实谓相国之谓欤。相国何以承之哉。切惟三年于兹。天下亦无大不治。民亦无大不安。阴阳亦无大不和。而议者窃不能云。曾不讨其本而思其中。斯皆好言鄙夫。且人君内设公卿士大夫。理内也。外建方岳侯伯。理外也。内外之官。各得其理。今议者则不然。睹职之乖。则曰宰相。闻一郡之灾。则曰宰相。听一民之咨。则曰宰相。苟如此而求。仲虺巫咸。不能无过也。然议虽非。不可不察也。天下之人。理难求也。执事但求人之要。而不求天下之理。则非也。夫天下之人。不可尽胜。执事者耳目之至也。当在用人而理也。用人而乱也。故昔汉用张敞召信臣文翁。则理也。用东广川。则乱也。然则有刺史案其治乱。随而陟降。三代已还。有考绩之典。今则阙然无取。州郡者或连岁而来。逾纪而去。恶不加劝。害民者滋深。利民者不立。和气为仁。沴气为灾。人伤忧苦。则和气不兴。沴气升至。亏损阴阳。结积水旱。牧守非人之故所生也。一人不修。一境罹灾。十人不修。十境罹灾。修者寡。不修者众。则沴气多。和气寡。凡天下几十境而不溥耶。近者天下往往水灾。是其效也。今或不能率复三代与汉旧典。何不选举公良。分郡按察。邦伯牧长。责其亲临。及其风俗。以劝以惩。又汉朝每策举髦俊贤良之士。吏事咸通儒书。问以治乱。求以灾祥。处之民上。试之臧否。国家旷之。殆殊急贤。吁。黔首之上。必有欺吏。白屋之间。必有纯人。不用务奚以成。天下之人。必共而安之。天下之务。必共而成之。任有怍职。是谓不朗。忌而不求。是谓害贤。宰相职也。在明二端。昨者卢贾二公。同升台鼎。天下谓贤相公荐贤。莫不欣欣。伟乎稷契。暨乎十臣。且出自门下。永怀欢谣。惶怖幸甚幸甚。窃惟前后相府。多相继踵。咸遗要道。罔思经纶。前化萧何。后法曹参。何多误也。天下之败。则缘是乎。又汉有何武薛宣为相。时讥其烦碎无大体。不称贤公。又申屠嘉传曰。嘉死后。皆以列侯继踵。龊龊廉谨为丞相。备员而不能明发功名。宣帝时。上日亲万机。考覈名实。而魏邴之徒。总众职以称上心。陈平对高祖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阴阳。外镇抚四夷。内亲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任其职。前史载之。必谓是相国常所留意邪。视今人君循理。有类汉宣。而相公亦宜举魏邴之长。班固曰。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魏邴有声。是时黜陟有序。公卿称位。礼让乐行。观乐览汉宣之代。二贤之制。故以言于执事者。窃惟朝廷用人。大若未尽之。艰虞以来。百司不纲。事或流末。官备职虚。多不厉已。有能倍于官。有用寡于职。有亟见于除。有久不得迁。夫用不及职则职废。官减于能则能怨。亟除长躁竞。久不迁者伤偏颇。则陈侯使卿大夫各任其职。或不然也。或闻天后故事。百官去位。展转相举。稽伏用人。莫有苟知。逮开元际。多有贤良。皆曩之遗举。今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庶可法也。可期理安。或有谓相国曰。时之无人也。此甚不可听也。诚用之未当。令骥捕鼠。则何由得也。以剑补履。则无由剋也。责燕雀以六翮之用。则何由致也。用之当用。物且靡遗。况天下之士。行道甚难也。逢时不易也。行道甚难也。而天下之士不以此时遇相国。而相国不以此时得天下之士。则千秋不可复期。嘉会不可再来。盛德不可久持。故昔人曰。未遇伯乐。则千载无一骥。明其士无时而特达也。犹马无时无千里者也。甚可思也。伏惟勿忽之也。虽然。大略在官人。其次偃兵。语曰。天下安。注意于相。今四海八方。注意于相国之时。故不敢复以兵问大君子也。小生伏辞。无加拜跪。今则无端陈利说害。相国之明。曷不至也。天下之能。曷不毕也。以为狂愚。厥惟阙也。以为庶几。厥惟详也。有以容德。乃斯之谓也。感恋于门。出涕屏营。观惶越再拜。

臣闻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定于尺，尺成于黍。得黍不真，尺固不定，定尺无准，律亦自差。而望声调，是南舟溯燕，北辕走越，愈亟愈远也。故尺短则律从而短，尺长则律从而长。短者声清益上，长者声浊益下。清浊不得其中，而至乐遁矣。古者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为之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黄帝命伶伦断竹长三寸九分，吹之以为黄钟之宫，然后制十二律，以上下求而听凤鸣。司马迁黄钟之律长八寸七分之一，太蔟七寸七分之二，林钟五寸七分之三，应钟四寸三分之二。班固、司马彪说黄钟长九寸，声最浊。太蔟长八寸，林钟长六寸，应钟长四寸七分四釐强，声最清。蔡邕、郑康成、杜夔、荀勖等所论，尺有增损，而黄钟之宫要以九寸为定。始勖当武帝泰始中，校太乐八音不和，知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馀，勖乃部署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古尺也。以古尺更铸铜律，调叶声韵。后汲郡盗发六国时魏襄王冢，得古周时玉律及钟磬，与新律声韵闇同。于时郡国或得汉时故钟，吹勖律以合之，其声皆应，时人称为精密。惟散骑侍郎陈留阮咸讥其声高，声高则悲，非兴国之音，必古今尺有长短故也。武帝以勖律与周汉器合，遂施用之。后始平掘地，得古铜尺，岁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长勖尺四分。时人咸服其妙，而莫能措意焉。勖立千载之下，推百代之法，度数既合，声韵又谐，亦可谓密切而有證也。而时人掘地之一尺，破周汉之二器，亦近夫贵耳贱目也。隋时始用木尺律而定律吕，铸坏前代金石，以息物议。惜其制度文议没于江都，无闻焉耳。是时，尺有十五等：一、周尺；二、晋田父玉尺；三、梁表尺；四、汉官尺；五、魏尺；六、晋后尺；七、后魏前尺；八、中尺；九、后尺；十、东后魏尺；十一、蔡邕铜龠尺；十二、宋氏尺；十三、万宝常水尺；十四、杂尺；十五、梁朝俗间尺。后周氏达奚震等议，独以铁尺为允，即十二宋氏尺也。其说曰：「今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数满尺，实于黄钟之律，须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虽复小稀，实于黄钟之律，不动而满。计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于铁尺，终有一会。且上党之黍，有异他乡，其色略乌，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正以时有水旱之殊，地有肥瘠之异，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按许慎《解字》，黍体大，本异于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满尺，非是会古。实龠之外，裁剩十馀，此恐围径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动取满，论理亦通。今勘周汉古钱，大小有合；宋氏浑仪，尺度无舛。古者黄金方寸重一斤，今铸金校验，铁尺为近」。未及详定，会高祖受命而止。唐贞观中，又诏张文收铸铜斛秤尺，咸得其数。诏以其副，藏于乐署。至武延秀为太常卿，用为奇玩，以律与玉尺、玉斗舛合献焉。开元中，将考宗庙乐。有司奏请出之，敕惟以铜管付太常，亡其九管。国朝金石，传自周代。世宗常诏王朴累黍定尺，以为律管。管既不便，作准之尺寸，于今具在。而当时实录，不论秬黍，未知何用，即加酬定。且五代离乱，古器荡然，虽欲制作，靡所缘傍。时无神瞽，孰敢取中？独非莫知，独是莫晓。工乎音者，不能言义；工乎书者，不能察声。信乎音声之难，不可以言晓者也。故曰，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之而无师。方今去圣既远，知音又寡，但取朴准，调叶八音。属者太常臣燕肃，以律准尺之三分，欲为十二律管，而黄钟九寸，遂不得声。更广空道，乃与律应。虽管内均厚未悉如法，然深疑今尺比古差短，太常钟石，遂及于清，流至法部，转用高急。臣以为宜求索上党秬黍，如达奚震之言，选其精圆，累定寸尺，求管得管，求声得声。以所管之声合周时之准，茍高下符会，清浊无差，即可遂为定法，颁布方国，足以示陛下同律度量衡之制。脱有与准未合，即乞募知音，别用新管，参考中声，检摄群音，制定雅乐。庶乎正历代之谬秕，亦何惮焉（《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二六。又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八○。）。

之律：原脱，据《隋书》卷一六《律历志》上补。

昔虞舜命后夔典乐，教胄子，其言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夔亦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自周以上，胄子出于公卿，声工皆有明德。其为乐可以道古，其为舞可以动容，故能来格祖考，而同合天地。道衰官失，政移诸侯，制度陵僭，音曲曼靡。然且晋有师旷，鲁有师乙，判南北之风，执商齐之宜，援古验今，若合符节。其后士人，则汉有京房，魏有杜夔，晋有荀勖，隋有郑铎，唐有张文收、祖孝孙。虽未能考正中声，以尽善美，其推本律吕，有足称道。自梁讫周，寻乱不厌，犹使王朴、宝俨绪求坠韵，裒合遗器，累黍定尺，造准写声，求七均，叩五音，以成八十四调。俨又著《大周正乐》一百二十篇，虽广而不要，杂而无类，苗莠相败，雅郑同侪，然礼失求野，或有可采。而宋兴，达者尚未闻焉。臣谓古之所以为工者，皆精敏之人；后之所以为工者，皆舆厮之贱。古之所以总司者，材堪责任；后之所以总司者，官达则迁。乐不逮古，责于何有？比来诸工，尤为淆混。或坐区贾子，或力穑农人。茍避乎丁，咸求著籍。未识所习，况责所闻！族居州处，兀如墙面。虽诲以六乐，教以二《南》，亦不能谐神祇，和邦国矣。朝家丕纂谟烈，咸事俊良，必不借才，无容惭德，顾求之任之未至耳。且一日失官，尚及于死；三年废乐，曾何不坏？故有其人则乐存，无其人则乐息。昔周官尽在，武坐且或失传；汉准具存，律家莫能取定。又况年祀绵旷，器用沦亡，贤者耻而不精，鄙夫滥以安处，而望乐正雅颂，奚由致哉？臣愿陛下明下诏书，且募天下知音之人，秩以微禄，使备太常官属。赊其岁限，寖使讨论，择其所长，以备阙典。又按旧令，太常诸工，取年十八以下，资性可教者，使满定员。明立章条，以判勤惰，如此则不过十稔，官修事备，以须陛下功成作乐矣。

礼，王道之始也；乐，王道之终也。非礼无以举行，非乐无以著成，故礼乐者，王道所以倚而生成者也。礼者因人情而制中，王者因礼而为政，政乃因礼乐而明效。人情莫不厚生，而礼教之养；人情莫不弃死，而礼正之丧；人情莫不有男女，而礼宜之匹；人情莫不有亲疏，而礼适之义；人情莫不用喜怒，而礼理之当；人情莫不怀货利，而礼以之节。夫礼举则情称物也，物得理则王政行也，王政行则其人乐而其气和也。乐者，所以接人心而达和气也。宫、商、角、徵、羽，五者乐之音也；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乐之器也。音与器一主于乐也，音虽合变，非得于乐，则音而已矣。是故王者待乐而纪其成政也。圣人待乐以形其盛德也。然则何代无乐与？何代无礼与？礼愈烦而政愈隳，乐愈举而时愈乱。盖其所制者礼之仪也，非得其实也；所作者乐之声也，非得其本也。夫乐之本者在乎人和也，礼之实者在乎物当也。昔有虞氏也，修五礼，故其治独至于无为，恩洽动植，而鸠鹊之巢可俯而观，乃《韶》作而凰凤来格。故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盖言舜修礼得礼之实也，作乐得乐之本也。叔孙通制礼，事礼之仪者也；杜夔修乐，举乐之文者也。举文则宜其治之未臻也，事仪则宜乎其政之未淳也。夫礼所以振王道也，乐所以完王德也。故王者欲达其道而不极于礼，欲流其德而不至于乐，虽其至圣，无如之何也。人君者，礼乐之所出者也；人民者，礼乐之所适也。所出不以诚，则所适以饰虚；所出不以躬，则所适不相劝。是故礼贵乎上行，乐贵乎下效也。夫宗庙之礼，所以教孝也；朝觐之礼，所以教忠也；享燕之礼，所以教敬也；酢酬之礼，所以教让也；乡饮之礼，所以教序也；讲教之礼，所以教养也；军旅之礼，所以教和也；婚娉之礼，所以教顺也；斩衰哭泣之礼，所以教哀也。夫教者，教于礼也；礼者，会于政也。政以发乐，乐以发音，音以发义。故圣人治成而作乐也，因音以盛德也。因宫音之沈重广大以示其圣，因商音之刚厉以示其断，因角音之和缓以示其仁，因徵音之劲急以示其智，因羽音之柔润以示其敬。律吕正也，以示其阴阳和也；八风四气顺也，以示其万物遂也。犹恐人之未睹，故舞而象之，欲其见也；恐人之未悉，故诗以言之，欲其知也。感而化之，则移风易俗存乎是矣，是先王作乐之方者也。

皇祐五年五月，修制大乐所奉诏，以景表尺均通为皇祐中黍尺。大宋景祐二年岁次乙亥九月十二日依新黍定到律尺，每十黍为一寸。景祐丙子，皇帝诏臣逸、臣瑗准古法累秬黍以兴尺度。景祐丙子，皇帝诏臣瑗准古法用上党秬黍累广成寸以兴尺。广监铸造臣刘保信。修制大乐所皇祐二年闰十一月用乌圆小黍之广，累百满尺。修制大乐所皇祐二年闰十一月用乌圆中黍之广，累百满尺。修制大乐所皇祐二年闰十一月用乌圆大黍一黍之广，累百满尺。皇祐四年十一月内新置大乐所造到新定中黍连三铁尺石作使用。

见管十五量尺名目：一、用尺。汉制刘歆铜斛尺、晋前尺并同后汉建武铜尺。二、晋田父玉尺（梁法尺同，比晋前尺一尺七厘。）。三、梁表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分二厘一毫有奇。）。四、汉官尺（比晋前尺一尺三分七毫。）。五、魏尺（杜夔所用，比晋前尺一尺四分七厘。）。六、晋后尺（晋江东所用，比晋尺一尺六分二厘。）。七、后魏前尺（比晋前尺一尺一寸一分一厘。）。八、中尺（比晋前尺一尺一寸一分一厘。）。九、后尺（隋开皇官尺、后周市尺并同，比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十、东魏后尺（比晋前尺一尺五寸八毫。）。十一、蔡邕铜籥尺（后周王尺同，比晋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厘。）。十二、宋氏尺（钱乐之浑天仪尺、后周铁尺并同，比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十三、万宝常水尺（称其黄钟律当铁尺南吕倍声南吕黄钟之羽，故谓之水尺。）。十四、杂尺（刘曜浑仪土圭尺也，比晋前尺一尺五寸。）。十五、梁朝俗间尺。

臣闻天下之事固有古以为急而后世以为迂者，雅乐之谓也。古之治天下者，礼、乐二事而已，故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古人为治，盖未尝去礼、乐于斯须也。自秦至于五代，历年数千，岂特斯须而已哉，然未闻用乐以兴治，而汉唐之盛，亦称太平，此其故何邪？臣尝追迹其事，以为汉唐拨乱之后，如后元、中元、贞观、开元之际，其民皆有礼乐，第当时不能一新制作而形容之尔。夫民平居乎其私，茍有可喜之事，其容貌必悦，其笑言必和。虽使顺风大呼，其呼愈疾，其声愈湿润而无陵暴之气，则是无故，彼其心有可喜之事然也。今秦、隋之君皆踞民而寘之于炉火之上，天生圣人，为天下请赎民命，去其炉火而纳之清熙之域，无横徭以夺其农，无横赋以伤其生，衣食滋盛，子孙蕃息，是皆可喜之事也。于斯之时，中国之民皆有恭顺喜悦之心，则其声之和乐不待言而著矣。夫惟其心之恭顺，是制礼之本也，夫惟其声之和乐，是作乐之本也。茍因其本而成一代之制作，顾不美哉？惜乎！贾谊有制作之心，而文帝不能用；太宗有制作之心，而房、魏不能赞。羊祜所谓天下不如意，常十居七八，岂谓是邪。由此观之，汉唐之盛，皆有礼、乐之本，第不能形容之尔，此其所以治也。臣伏睹自汉以来，历世皆有歌舞，以昭功德，大率增损其旧声而易其辞意缀兆尔。虽汉之《四时》，唐之《九功》、《七德》，皆未有大过人者也。惟梁武愤钟石之舛，慨然诏访百寮，而皆不知所以制作之法。帝自立四器，名之为通，以求十二律之声，而皆得之无差违。至于郭周，而王朴以秬黍定尺作律准，十三弦因其律之数而十之，以为设柱之度。此者皆卓伟之功也。臣尝嘉焉而又惜之，盖梁周之际，政衰壤狭，虽有作乐之人，而无作乐之时，宜其惜也。梁通周准，其法皆可为用，第不知其累黍之有是非尔。梁之通固亡矣，不可得而见也，朴之准今也犹存于太常。设其声有高下，则其弊在尺不在准，因其法而更黍尺以制之可也。或曰，隋之郑译，唐之祖孝孙，皆能旋宫之法，此非卓伟之功乎？臣曰，译、孝孙固知乐矣，然其法无传于后。梁之通也，周之准也，其法皆可传焉，此所以为卓伟之功也。伏惟本朝自太祖受命，急于制作，尝叹雅乐声高近于哀，恩诏廷臣讨论其理。而和岘取太史铜具，创造新尺，以黄钟之管放王朴之器，其声果下一律。迨至道之初，太宗以神明之性，增弦于琴阮，此诚祖宗留心于移风易俗之深也。臣伏见仁宗景祐初，因李昭言乐，遂诏侍臣访雅乐制度，而又博求朝野知乐之士，凡治金磨石，改制八音，至景祐中而后成。虽暂□设而卒不施用，是岂筑室于道谋之致乎。昔杜夔令柴玉铸钟，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谓夔清浊任意，更相诉白。魏武取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之精而玉之妄，乃罪玉焉。夫天下之难知者，乐也，而易见者，亦乐也。知之存乎性，故为难；见之存乎器，故为易。傥各从其说而使之制十二钟以考视焉，既不甚费，而其人之精妄可坐见矣。方今治安久矣，虽汉唐未有若今之盛也。百年制作，适当其会。惟陛下益思所以宽徭薄赋于天下，使天下之民声和气和，乃命贤臣制礼作乐，以述成祖宗之美志。茍前日之乐是邪，因而成之；茍非邪，宜不惮劳费而一新乎制作也。夫人之情贵因循而尚茍且，盖因循则无过，茍且则无谤。故虽通才远识之人，亦不敢毅然有意于制作之间。以是言之，梁武非人君，则四通不立，十二雅不成。王朴非枢要之任，则律准亦不能以必立也。可不鉴哉！

尝读《晋书·稽叔夜传》，称叔夜游洛西，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辨。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誓不传人。唐韩皋云：「康制此曲，缓其商弦，与宫同音，臣夺君之义，知司马氏有篡魏之心，王陵、毋丘俭诸人继为扬州都督，咸谋兴复，为晋宣父子所杀。扬州故广陵地，康避世祸，托之鬼神，以俟知音者」。窃按魏、晋时，扬州刺史治寿春，广陵自属徐州。至隋、唐而后，乃为扬州。刘潜《琴议》载杜夔妙于《广陵散》，稽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声。夔在汉为雅乐郎，魏武平荆州，令夔制乐，在夔已妙此曲；谓慢商之声，因扬州兴复不成而作，然乎？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