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汉武帝选用豪俊，征伐四夷。当时号为名将，如卫青、霍去病，盖其尤也。青虽善士，然于天下未有所称；去病有气敢往，然少而侍中，贵不省事。是二子者，才气优劣果如何耶？至于将数十万之众，深入虏庭，奋扬威武，功烈可谓盛矣。考之于书，其行军用师之道，所以料敌制胜者，亦可论乎？诸君试备陈之。

昔光武以英伟之姿扫除祸乱，中兴汉室，虽其天命人心所归，非可以力制，而当时豪杰之士咸依日月之光，奋身不顾，共济大业，显名夷夏，著勋竹帛，使后世之君思其人而不得，则法其容貌，书其官爵，列为名世之图，盖二十有八人。考之史册，方略谋虑见于已试，必有可以为师法者。诸生深明兵家之事，多识前古之宜，讲论于此，当已熟矣，愿并与其优劣著之。

《周官》曰：「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夫用车以战，三代之制也。晋公申巫臣教吴以车战，而楚人疲于奔命，则行师之法，孰若车之利哉。逮至后世，其法浸废，然亦间有用者。以近古观之，唐马燧用于河东，而兵威大振；房琯用于陈涛，而师徒败。用车战一也，或以胜，或以败，何也？岂用之有巧拙而地势有利不利欤？先王车御之法，载于方册，诸君讲之详矣，愿并陈之。

昔司马迁、班固咸以博学多文，探纂前记，缀缉所闻，成一家书。后之称良史，未有不宗焉者也。今其书具在，学者论之熟矣。敢问向之称迁，曰「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晔之称固，则曰「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二子之言，非苟然也。试抚其书，举其一二明之。

自古名将，如汉李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至浚稽山，卒遇败衄，身降匈奴。唐李靖以劲骑三千，由焉支趋恶汤岭，遂破定襄，袭走可汗。夫以寡敌众一也，或以成功，或以败，岂陵之用众不若靖耶？抑其乘机应变有未得耶？不然，则天时地势有利不利耶？诸生试详论之。

黄帝、尧、舜之治，二三子所饱闻而乐道者也。敢问：《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语》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庄子》曰「尧之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夫既曰垂衣裳而治矣，无为而治矣，不赏罚而治矣，则《内经》所载，二《典》所书，太史所记，何其详且悉耶？至汉晁错，又谓五帝其臣不及，故身亲其事；三王臣主俱贤，故合谋相辅；五伯不及其臣，故属之以国，任之以事。信斯言也，是帝者反劳而伯者反逸矣。盍详论，以质所疑。

刘向、班固皆汉儒宗，其论当世之士，非苟云而已也。然向称贾谊通达国体，虽古伊、管未能远过，而固以为术已疏；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殆不及，而固以其言为固矣。谊、仲舒于伊尹、吕尚信不侔矣，使时见用，功烈之盛，管仲、晏子其独不足为欤？至固论孔子后，命世之士唯孟轲、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而独不及贾谊。且孟轲优入圣域者也，荀况、扬雄，大醇而小疵者也。若迁、仲舒，则于谊果何如耶？诸生谈经之暇，博极群书，愿闻所论，以质厥疑。

辟杨、墨之群邪以尊孔子之道者，孟轲氏之功也。非惠施之舛驳以明老子之道者，庄周之功也。夫轲与周生同时也，辩相若也。然轲之书十四篇未尝一及于周，周之书三十三篇未尝一及于轲，岂道不同不相为谋耶？抑相忘于道术耶？窃疑其所以然，愿与诸生论之。

孟轲不与横逆之人校曲直，而与齐宣王论达尊；韩愈不与高闲、文畅校夷夏，而与宪宗论佛骨；韩信不与淮阴少年校胜负，而与项羽争雄；蔺相如不与廉颇校上下，而与秦王争割地：盖不屑屑于其小者，所以养成其大也。扬雄不肯屈节于董贤，而甘为王莽之臣；柳宗元不肯下气于皇甫湜，而甘为王叔文之党；李忠臣赴君父之急，能斥日者之言，终不能拒朱泚之命，卒以叛诛；李陵能以匹马力战极边，终不能辄出一语，上抗虏廷，卒负其君，为左衽之鬼：盖遇细故则窃虚名，临大节则顾死生，此小人之事也，大人何取焉！古之所谓大人者，体均天地而气通阴阳。天地覆载之中，不却蛇虺；阴阳寒暑之变，不恤怨咨。但推一元之气，运量斡旋于太空不可穷极之间，乾辟坤藏，春生秋杀，又何必物物与之校可否乎？若乃小人，则一切反是。余尝譬之以狗，饱食粪秽，盘旋户外，伺有至者，不问淑慝，瞋目碎牙，声气俱厉，将搏而噬之，然后为快于心。顾其性皆真若有守，而不负其主者。倘有客焉，委骨于地，彼则摇尾而进，欣然就之，视曩昔切齿之人便为恩地，亦岂暇顾其主乎？此大人小人之辨，不可以不察也。《晋语》有之：「人才相去，不啻九牛毛」。盖叹其相绝如此。颜子于此犯而不校，盖不足与校也。小子其志之。

陈万年性谄，临死召其子咸告教。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咸曰：「具晓所言，大意教咸谄也」。初，丙吉病时，万年与二千石同问疾，众退，万年独留，昏夜乃归。吉病甚，宣帝临问大臣行能，吉荐万年，遂为御史大夫。呜呼，以吉之贤，犹乐佞人，信乎远佞人之难也。万年以此致身，虽死犹不知愧，又欲世济其术，悲夫！

王商长八尺馀，容貌绝人，为丞相。单于来朝，拜谒商，仰视商貌，大畏之，迁延却退。成帝叹曰：「真汉相矣」。王商闻望，见重一时，单于岂能知哉，特畏其貌耳。成帝相商已久，闻单于之言，始以为真汉相，则帝初不知商之所以可用也。单于之言果足为重，则堂堂之夫皆真相也耶？

史称王商有刚毅节。初商有女，太后欲以备后宫，商意难之，竟辞以疾。及商为王凤所中，事下司隶，商惶怖，更欲内女为援，乃因李婕妤白见其女。故张圭以此击之甚力，廷臣史丹等皆排拫之。商免相三日，呕血而死。然则商所谓信道不笃，既得之患失之者也。孔子曰：「枨也欲，焉得刚」。商岂刚者乎？冯野王不为三公，名重当世；倪宽为御史大夫，官属易之。以此知士之立朝，可不思有以重耶？要官显爵，居贤则重，居不肖则轻，人主以是柄而御天下，可不慎其选耶！

元帝诏曰：「刚强坚固，确然亡欲，冯野王是也」。野王以女弟为昭仪不得为御史，叹曰：「人皆以女宠贵，我兄弟独以贱」。野王之行能高矣，观此言，未可谓确然亡欲者也。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易》曰「君子以惩忿窒欲」，非近乎道者不足语此。

赵广汉为京兆，告丞相魏相；韩延寿为左冯翊，劾御史萧望之，皆坐诛。故班固谓讦上不信，以失身堕功。广汉操术始终如此，其死宜也。延寿平生谦逊和易，所在有称，一发不中，遂陷大戮，岂其平日所为，出于矫揉耶？抑不忍一朝之忿，遂掩其终身之美耶？是以君子慎其微也。

史称高祖定天下，异姓王者八国，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终于灭亡。惟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余谓高祖之定天下，多用良、平奇谋秘策，亦未免乎权变诈力也。贾谊谓大抵强者先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尔，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特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斯言当矣。

萧何起刀笔吏，助成汉业，高祖谓之三杰，然何非子房、韩信之流也，何与高祖微时亲昵，故特重之。高祖即位，首封何，功臣怫然，虽高祖推重勤勤如此，而人心卒不服也。镇国家，抚百姓，何实有焉，若曰「发纵指示，其功大也」，斯言过矣。何谓天下方未定，可因以就宫室，非令壮丽无以示威，且亡令后世有以过也，观此言，何真刀笔吏哉。或谓何能识韩信，固非碌碌。然信之英特亦易识耳，漂母识之于饥困之时，滕公识之于刀锯之下，惟何之言能必行于高祖，此所以独受知人之名也。

武帝勤兵四夷，祸流中外，而卒得无他者，赖前有文、景累培基址，后有昭、宣抚养疮痍耳。不然，天下土崩久矣。

李广之骑射，程不识之军律，可谓精矣，霍去病无所称焉。所长者，武帝使之学孙、吴，去病曰：「顾方略如何耳，不至学古兵法」。又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其气识已度越诸将矣。

宋义提兵救赵，至安阳不进，曰：「秦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而西，必举秦矣」。此万全之策也。项羽杀义，夺其兵破秦，义乃没没无闻，诚不幸也。羽虽胜秦，然其计犹出义下。羽知秦兵锐甚，战难必胜，故渡河沈舟，破釜甑，烧庐舍，以必死期一胜，岂不殆哉！羽虽一胜，而秦兵尚众，会章邯与赵高有隙，遣人约和，羽乘其狐疑又破之，竟以粮少与之约和，及坑秦军犹二十馀万人。夫邯军亦精锐，羽之所将非其敌也。以羽必死之战，乘章邯狐疑之隙，仅能服之，其难也如此，非万全之策也。初秦兵破周章、田儋等，项梁乘其敝破之，梁轻秦有骄色，故义知其必败也。义又欲承其敝，故以赵斗秦，范增之谋深矣，不以义为非者，势当然也。秦不救韩魏，周亚夫以梁委吴，盖用卞庄子刺虎之说也。噫，羽既据功名之会，故义乃没没无闻，诚不幸也。

亚父日说项羽曰：「沛公贪财好色，今入关无所取，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之，气皆为龙，成五色，此天子气，急击之勿失」。羽竟不杀沛公。亚父曰：「吾属今为虏矣」。亚父之知明矣，而不知天命也。君择臣，臣亦择君。亚父与羽比肩事怀王，无君臣之分也，言既不从，何不引去？知沛公之人事天时如此，而忿然欲以区区之力胜之，不亦难乎？

武帝遣李陵属贰师军，陵愿得自当一队；帝遣路博德迎李陵，博德亦羞为陵后距，奏愿留。《易》曰：「长子帅师，弟子舆尸，凶」。此武帝之所以覆军蹶将也。

周亚夫强直自信，当文帝而显名，遇景帝而杀身，非有幸有不幸，其操术然也。方匈奴寇边，文帝遣亚夫屯细柳。细柳在长安西，当时非临敌之地，文帝以万乘临之，先过棘门、霸上，则军中岂不预知哉？万弩持满，向帝先驱，帝至又不得入，既入又禁驰驱，此亚夫欲以军威示文帝尔。如穰苴之斩庄贾，孙武之斩吴姬，有意为之也。文帝因此重之，亚夫之名遂显。后屡谏景帝，帝怒，下吏又不对，竟杀之。夫行己恭、事上敬，此大臣之节也。亚夫不知遵此，姑以强直自信不移。文帝宽仁，故推成其美；景帝忌刻，故陷于戮辱。然则景帝之杀亚夫，虽曰滥刑，固有以招之矣。

萧望之不屈霍光而甘于抱关，孙宝不屈张忠而安于主簿，后卒为名臣，士之行己，必正其始。《易》曰：「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彼躁进之士，茍得一时，虽欲自反，人弗信焉，可不慎与！

公孙宏与辕固同徵，宏侧目事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士之立朝，由其素养，宏之阿谀，虽未委质，固已知之矣。《易》曰：「素履坦坦」。

严彭祖不事权贵，或说曰：「天时不胜人事，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经术，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茍求富贵乎」？噫，汉儒虽盛，若彭祖者可谓有守之士矣，彼夏侯胜谓明经取青紫，刘歆谓学《易》干利禄，其言鄙矣。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况爵禄乎？

武帝问申公以治乱之事，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令霍去病学孙吴，对曰：「不至学古兵法，顾方略何如耳」。二子所言者殊途，所会者一理，可谓知为治论兵之要矣。武帝能用去病，故兵威远震；不能听申公，故治道无闻，惜哉！

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俱死。史称涉起匹夫，不满岁而灭亡，其事至微，然而搢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刘子曰：「孔甲诚怨秦而思发愤者」。然使甲知涉不满岁而亡，甲必不轻与之也。委质为臣，与之俱死，在搢绅先生岂细事哉，盖甲之知不明，不知胜之不足与也。胜初入陈便立王号，其志不广矣。张耳、陈馀皆谏止之，不从，则引其权以去，知胜之不足与也。又务夸殿屋帷帐之盛，彼佣耕者见之犹讥诮之，甲曾不如佣耕者乎。若知其必亡，徒以怨秦与之俱死，此特匹夫之发愤耳。

成帝惑于昭仪，自杀绝其嗣子；哀帝惑于董贤，而欲逊以大位。人君一有所惑，举其甚重而不顾焉，亦可谓昏愚矣。

中谒者丞陈临杀司隶校尉辕丰于殿中，以此知成帝之时纪纲不肃甚矣。杀人不忌曰贼，况近在宫掖间耶？国柄移于王氏，不足怪也。

陈汤诛郅支单于，元帝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示后宫贵人。昔楚子以宋馘示文羌，君子曰：「戎事不迩女器」。讥之也。元帝以获郅支图上祠郊庙，下以为妇人之悦，失礼甚矣。其事虽微，史臣详著之。

元帝时御史阙，在位多举冯野王行能第一，帝以冯媛之故不用，曰：「吾用野王为三公，后世必谓我私后宫亲属，以野王为比」。余尝伟之。后读《石显传》，乃昭仪兄冯逡尝言专权得罪，后朝臣荐野王，帝以问显，显曰：「野王亲昭仪兄，后世必以陛下私后宫亲」。帝曰：「善，吾不见是」。以此见元帝不能为此，乃石显之谋也。举用三公不信廷臣而折中于宦者，元帝陋矣。又小人之谮君子，亦各有道也，可不戒哉？

《平帝纪》王莽奏事，史官只书安汉公，盖是时平帝之权已移于莽矣。史臣非独不敢书，亦以见莽已有无君之心也。

文帝身衣弋绨，慎夫人衣不曳地，惜百金不作露台，治霸陵以瓦器，可谓俭德之至矣。然宠幸邓通，赐赏通钜万以十数，赐铜山得铸钱，邓氏钱布天下，何耶？盖心有所嬖惑，不能自胜也。然文帝躬行俭约，实惠及人，小疵不足掩大美，故卒为汉世之贤主也。其视唐虞三代之君，则有间矣。

袁盎、冯唐、张释之数谏止文帝，帝或大怒，或怒起入禁中，若不能堪也，然卒听数子之言者，以能胜其私也。成帝委政王凤，王章谏其专权，帝初纳之，后不忍废凤，卒杀章。哀帝欲封董贤，王嘉亦数谏，帝初惮嘉，卒封董贤，遂杀嘉。二君初非不知其言是也，卒杀之者，不胜其私也。胜己之私之谓克，人君能自克如文帝，而以成、哀为戒，岂不贤哉！

郑当时虽推毂士类，然极无操守。卜式虽朴直，然所行多诈，非汲黯之流匹也。太史公作《汲郑传》，班固则又以黯式同科，是生不见知于武帝，死不见知于迁、固也。

周勃入北军，令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或曰，使众皆右袒，勃当何如哉，是未察其情也。方汉臣谋诸吕时，禄主北军，勃欲入北军不得，乃令纪通持节矫纳勃北军，复令说禄曰：「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禄遂解印，以兵授勃。当是时，军众岂不知勃为刘氏而来哉？勃已执兵柄，下令以激众心故云耳，岂有夺吕禄之兵而复为吕氏哉？高祖曰：「安刘氏者必勃也」。其有以知之矣。

高祖与项羽战，几不免者数矣。彭城之败，楚围三匝，大风昼晦，与数骑遁。广武之伏弩，丁布之追骑，当是时也，虽有三杰，智无所用，力不得施，卒得无他者，天相之也。故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韩信亦曰：「陛下天授，非人力也」。

汉楚争天下，高祖非独得诸侯也，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项王非独失诸侯也，鸿门舞剑，项伯自蔽沛公。此所谓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叛之也。

郦食其谋挠楚权，欲立六国后，张良难之，及追羽至阳夏南，良复请彭越王魏、韩信王齐，使各自为战，则楚易散，何也？盖是时楚兵垂败，借魏齐一战之力以灭之，因时应变，此善用兵者也。

武帝好大喜夸，故一时群臣皆务为高言阔论，以中人主意，希求宠禄，甚若可笑。公孙宏曰：「周公期年而化，臣窃迟之」。王恢曰：「匈奴侵盗不已者，以不恐之故耳」。东方朔自谓「天子大臣」，吾邱寿王自谓「海内寡二」，司马相如奏《大人赋》，春卿谓「神仙可见」，延年欲回昆崙河以限虏，其言不经，受之欣然。乃知孝宣总核名实，汉家所以中兴也。

元帝为太子时，谏宣帝宜用儒生，帝曰：「乱我家者必太子也」。及元帝即位，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孝宣之业衰焉。然则是儒生果不可用耶？刘子谓不然。宣帝不用者腐儒耳，所谓儒者不独明训诂、通章句而已，必练达世务，器识兼全可也。宣帝拔为辅相者，魏相、张安世、黄霸、于定国、萧望之之流是也。相明《易经》，有师法；安世识亡书三箧；黄霸系狱，就夏侯胜受《尚书》，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定国迎师学《春秋》，自执经北面备弟子礼；萧望之好学，治《齐诗》。是皆通经术者也。处事知宜，立朝有守，所谓通儒也。梁邱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刘向、王褒，或以儒术进，或以文章显。宣帝与之议论于石渠，或于燕游，播为歌颂，第其高下，则宣帝岂不好儒哉？元帝任韦、匡等为相，龊龊鹿鹿，亲附阉尹，不敢失其意，故史臣曰：「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蕴籍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则元帝所用，其腐儒也耶？

国家之制，武臣自借职即班，先文资之六阶，自馀亦多右武。虽中更承平，修官制犹不改也，此非劝武功、备后患之深意乎？盖时方艰难，宠用勇力，拔距投石、揭旗引鼎之士，皆得取丰禄，揖美官。天下既定，包戈归马，则前侯旧将，投闲置散，与老校退卒等遇之，灭然若土梗游尘，则非所以劝武功备后患也。是以多难之世，将士虽或奋身出力，往往咸怀后虑，而不遂尽敌。谓优游养寇，足为己资，使寇不灭，则己之取重于世不已，故常坐甲拥众，安视蛇豕荐食，忍而不击，或破贼垂尽，不即芟夷，因使困兽跲而复起，为世大患。唐刘巨容败黄巢于荆门，转斗一舍，捕逐虏获，率十俘八，巢力穷矣，诸将欲追斩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负人，有危难不爱惜官赏，事平即忌之，不如留贼为富贵作地」。诸将谓然。而吕用之说高骈亦云：「公勋业极矣，贼未殄，朝廷且有口语，况贼平，安所税驾？不如观衅求福，为不朽资也」。是皆李唐不能右武于平时，以备后患，故巨容、骈等皆纵贼不尽诛，使巢得复炽，遂陷两京，毒流天下。然则国家官制右武，虽更承平，犹不之改，真劝武功备后患之深意也。臣窃惟将士从陛下中兴战伐，使间关有年，虽出忠义，然其计不能无望于安平休息，仰事俯育，为温饱计也。愿陛下明祖宗右武之意，诏谕诸军，约尅复中原日，应将士有功者已差次行赏外，各随官资增给本俸之半，以终其身，为武功劝。则皆将相谓曰：「往当无虞，时国家已尚武，今又约我增俸，诚能尽敌，当安坐取富贵耳」。将见人思自奋，抚剑慷慨，志驰贼庭而心醢之矣。又何其养寇哉？臣又观行军出师，老弱随之，为战士累，似未为得。汉李陵提兵入匈奴，士卒妻妇随军者大匿车中，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士卒妻妇匿车中犹鼓不起，况连营踵其后，兵气当如何哉？唐韩洪以名姝遗李光颜，光颜曰：「我去室家久，以为公忧，然战士皆弃妻子蹈白刃，奈何独以女色为乐」？以是知昔人用兵，将卒皆去室家而即行阵也。今不若以诸军家属分置江浙诸郡，使之安堵，是且有四利：士卒前战，而后不顾家，一利；散处就粮，省转饷之费，二利；家属留居，人有固志，三利；虽名老弱，犹可以弹压诸郡，使鼠窃不敢发，四利。仍敕所至州郡，优加抚存，廪给以时，无令匮乏，则将士感激，思报上赐矣。昔唐柳公绰以御史中丞为鄂岳观察使，诏发卒五千讨蔡。军出，公绰数省问其家，疾病死生厚给之，军中感服曰：「中丞为我知家事，敢不死战」。故鄂军每战辄克。今诚使诸州郡尽如公绰，则分置诸军家属皆将如归，是亦武功之劝也。

臣窃见朝士大夫每岁虏使欲来未至之际，则皆忧其变故。及至虏使既还，则以谓一岁无事，便作安享逸乐，国家久远之计不复关心，直待明年秋冬之交，方知忧虑。日复一日，岁复一岁，更无一定之论，天下之势益就委靡不振，臣实痛之。且如淮甸守备之计，臣尝具奏，乞坚守之地四处。臣今至江上询访利害，无过于前奏者。虏或渝盟，四处固守，决不敢至江上。虽至江上，亦不敢住。盖兵行以粮草为重，虏骑虽多而知巢湖、东关等处据险，粮草必不敢行。兵马阙食，不待战而必走无疑矣。李陵之言曰：步马之势，固自悬绝。今诸军马少，全仰步兵，虏则尽马，势固不同。加以众寡不等，平原浅草，胜负难量。若图全胜之计，惟守而已。守备已坚，自生勇志，见利然后可以图战。若轻用侥倖万一之胜，是弃其兵也，如叶义问之用刘汜是也，足以为戒矣。且吾之所长，以水为固，必在于舟楫。兵乘船舰，利则登岸，否则据水，无令敌人有船，则是万全之计，此守四处之大概。虏所恃者众与骑耳，我若必以骑图胜，万无是理，当思有以制其骑斯可矣。臣尝见诸所以禦虏骑者多用拒马，二人共举，其一手不能别执兵器，所以拒敌比车之为用不相侔矣。臣又见兵官陈敏造车数样，皆不适用，韩世忠造虾䲈车以冲，郭振止用商旅羊头车，许赟造车亦相类而稍华，归正人徐清三等车样向来必曾进呈。而宋武用车四千乘，以布为幕，下山东，灭慕容超，又用大槌发短矛于车上，以数千人破元魏数万骑于河北。马隆用偏箱车，以数千人救西州，虏不能近。以是言之，车之为用可以禦马明矣。臣谓宜委晓事兵将官讨论战车之制，试阅以为制马之具，则军势必振。然则车战之图尚俟守备坚固之后，坚固之图必用我之所长，水战为上。水战利害，臣谨别具劄子奏陈。臣愿陛下于閒暇之时，责宰执大臣与侍从之官朝夕讲究图治之道，上下一心，共执定论，措宗社于磐石，不致事至而忧，天下幸甚。

问：昔吾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虽以大圣作经，犹不敢以其所传闻，而忽其所亲见。至于其所不知，则缺如也，其慎有如此者。其后有孟子者出，则不然。其读《书》也，则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其读《诗》也，则不信「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之言。夫子信而好古如此，孟子学孔子者也，乃于《诗》、《书》犹有所不信，何耶？后世诸儒因孟子之不尽信《诗》、《书》，而好为异论，往往于古之信书、信史，皆不能无疑于其间。《诗大序》世传为子夏作久矣，而唐韩子不信之；《春秋传》为丘明释经久矣，而啖赵之徒不信之；《易系辞》为夫子作无疑矣，而近代欧阳子不信之。至于疑五千言非老子所作，有如崔浩；疑《答苏武书》非李陵所作，有如刘知几。有谓《周礼》非周公之书，《家语》非孔氏之书。文籍去古稍远而见疑于后世者非一，五经且不见信，而况其他耶。夫孟子之不信《诗》、《书》也，以「血流漂杵」与夫「孑遗」之言，诚有不足信者，而后世诸儒所疑经史，其亦有所见如孟子否耶？抑亦出于穿凿而好为异论耶？岂历世浸久，简编漏传，传闻缪误，实有可疑者耶？其所疑亦必有得有失，而不可以一概论耶。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斯善观书者也。愿与诸君辩之，而断以高明之见。

太史公传刺客五人，而豫让在焉。意谓此五人者轻用其不赀之身，逞其志于匕首之间。以行险侥倖成其志，则如曹沫，如聂政；不幸而不得志，则如豫让，如荆轲，如要离。是皆不合乎义，轻用其死，实匹夫之勇也。故子云以要离为蛛螫之靡，聂政为壮士之靡，荆轲为刺客之靡，是皆不许之以义。盖知死非难，处死为难，死不可轻用，要在合乎义而已。然豫让之死不得为义，而其言则有合乎义者。其友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耶」？而让则以为，既已委质为臣，又求杀之，是二心也。盖既已委质为臣，则负旧主而臣新主矣；既臣新主，又求杀之，则既负旧主，而又为不义于新主矣。李陵臣于匈奴，司马迁为陵上书，谓陵身虽陷败而不死，宜若得当以报汉也。上以为诬罔，下之蚕室。李元平为李希烈所擒，关播闻之，诧曰：「元平事济矣」！谓必覆贼而建功。俄而受贼署为宰相，有告其贰，而元平断一指以自誓。然李陵未尝有以报汉，李元平未尝有以覆贼而建功，故司马迁、关播所以不能自免也。使陵果有以报汉，元平果能覆贼，犹不得为义士，何则？既臣于虏矣，而又不忠，是未得为义也。张巡为禄山所执，虏人胁以刃，巡不屈。又降霁云，未应，巡呼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有所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乃亦不降。若巡者，可谓明于义矣。南霁云之将欲有为，是亦元平之志也，而巡乃不之许者，谓既事人而欲杀之，不可也。此豫让之死虽未合于义，其言亦有可取。

淳熙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罪人倪朴僭越裁书，再拜献于推官学士阁下。事有幸有不幸，凡非其己之所自取而横罹之者，皆其不幸者也。人有不幸，而得非其罪，仁人君子实痛伤之。苟不察其有幸不幸而例恶之，是重其不幸也。仁人君子以恕待物，其肯重人以不幸乎？公冶长在缧绁之中，吾夫子不惟明其罪，而又以其子妻之；邹阳以谗下吏，阳从狱中上书以自明，梁孝王立出之，而又席为上客。古人之用心盖如是。古道不振久矣，侧闻阁下存复古之心，而可以古道告也。朴之罪盖所谓不幸者也，言之则最为可伤。不惟可伤，而实可痛也。夫犯于有司，丽于法则曰罪，罪之轻重视所犯。朴之得此，不知所犯者何事？去年春，缘本户产去税存，经本县陈乞，为豪户楼益恭者买产不肯受税耳，初无可罪之事也。彼楼益恭者，乘县宰于朴有谗巧之隙，乃妄纠朴自绍兴年间抵淳熙五年经官司旧事，曰某年倪朴有某罪，某年倪朴某论某人，文饰虚词，以骇观听。其髣髴象似而略有根据者，皆门户事，已经官结绝矣，而非其所当告者。设诚有之，事在淳熙五年以前，更数赦矣，于今复有何罪，而遂至于此乎？兹朴所以为不幸也，兹朴所以为可伤而可痛也！使朴近日妄有词诉干涉县道，累其旧事以为罪则亦所甘心。今缘理税而得罪，若此使人痛入骨髓，衔冤饮恨，无所控愬。犯由具在，其造端，其情犯，其岁月，可按而知也。朴尝读史，见司马迁《与任安书》，以坐李陵事腐之蚕室，其言伤感痛切，至今千馀载，读之使人为之流涕。今朴饰固陋之辞，欲自明其不幸耶，则事经朝廷，而罪已受矣；欲自伤自痛，隐忍而不言耶，则阁下安知其实无可罪！今幸沐洪恩，而为法吏所沮，不得释，是又不幸之不幸也。不能自已，具词经州，事委清听指定。仰惟阁下按其本末，深察其无事，比附轻重，平心指定，俾得随例承恩，放还乡井，无使重罹于不幸也。

臣闻足再刖而玉显其美，火百鍊而金知其精，人臣忠邪至身后而是非始判。发潜德之幽光，诛奸谀于既死，孔子作《春秋》之旨也。先臣当戎马纷纭之际，使不可测之绝国，十有五年然后归。陛下谓苏武不能过，且许笔赐其传。会先臣席不煖而逐，弗获藏奎璧之宝，今又十有五年。弟遵入对，陛下褒叹忠节，复道前语，恩隐再三，宠之令谥。生虽奇剥，芬香多矣。臣谓卫律、李陵屡说而武不降；先臣则为宇文虚中、韩昉所逼，三换官而不受。张胜事泄，武有拟剑幽窖之危；先臣则不同龚璹仕齐，宁蹈利刃。冷山无以异于穷海之北，糊口于悟室，无异于靬王。只影南翔，所不及牧羝者四岁。至若通永祐之表，朝长乐于燕，间道蜡书，其至有九，潜见王人，几偾牢户，问答往反，皆存阙庇民之语，投其诗文，篇篇以戢兵为意，此则武之所无者。陛下以为武不能过，圣训明哉！然燕王声霍光之罪，以武久絷而归，财得一典属国，杨敞无功，乃为搜粟都尉，遂谓光颛权自恣，疑有非常。而秦桧排妒先臣，不使一旬寓乎玉堂之直，致陛下有大用之意而不遂，终之流放丑地，九年不返，则得祸之酷特甚于武。武之一子党叛人而诛，汉廷怜之，为之远赎胡出，苏氏赖以不绝。而臣以先臣故获戾亡桧，至谓家传强暴，曲法免官。非遇天日清明，则亦禁锢就死。呜呼！一言华衮，万世不刊。易名崇终，匹休麒麟图画；诸孤不肖，咸叨录用。恩遍存没，又过苏氏。臣砻石以识异渥。泰龟逢吉，镇之松区，泄九京之冤，鼓忠义之气，于兹见之。

向者不敢疏外，辄以管见不情之语，上浼台听。重蒙不鄙，复有所问。只据目前，聊举一二。昔庞居士、李都尉皆是诚心笃信，自己分上，有盖天盖地出格超量底事，从上若佛若祖互相出来。横说竖说未曾说著处，便乃遍扣宗师，以期深彻證悟为地头。后皆得柄把入手，不被世间出世间法罗笼得住。庞居士有偈云：「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李都尉道：「参禅须是铁汉，著手心头便判。直趣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看他二贤揭示，过如生铁橛，终不肯妄通消息。正所谓一滴狮子乳，迸散十斛驴乳也。每见士大夫著意学此道极多，只恐末上撞著道眼，不明宗师，胡说乱道，将古今言句妄意穿凿，以为极则。贵图称他会禅，此是第一等大病。恰如一件好物，十分现成，被人雕刻，作千般奇怪，以失其真，深可怜悯。若欲著实理会父母未生已前一著子，到大年三十日临行之际得力，不被生死两字搅吵，须是自家回光返照，向己躬脚跟下时时推勘，看是什么。推来推去，推到无依倚处，平生机智伎俩净尽，蓦然一念顿消，心花发现，尘劫来事，尽在于今。好也添一丝毫不得，恶也添一丝毫不得，便是从前著衣吃饭个官人，别无奇特玄妙理性可说，不妨庆快平生。灯下聊书大概，以助真源。知我罪我，尽在是矣。

卜式当初以阿意得官，后来乃能直谏，君子交讥刺之，谓其自知无益于时，乃作此二事以塞责。然自知无益，而欲塞责，这便是好意，还胜似以謟为得计，全然不顾人是非者。若以君子之道论之，固是卖直不足取。自小人中论之，却又是他廉耻之心犹未尽泯处。

吴氏有一儿，才二三岁，衣以罗段，饰以金银，此甚非养蒙之道。自小以俭养之，后来犹怕入于奢，以奢养之，后来将如何收拾。此必是天资极高底人，后来或自能摆脱。不然，鲜有不流于放僻邪侈者矣。

门外旧常凿三塘，塘水止而不流。今岁始穿一渠，使三塘相通，水常旋转，流通不息，名曰流塘。观此，人心亦须要于静中寻个流动活泼处。

余每常遇事，辄自期于心曰无私欲，以此去私。不知此一念期必底心，便已不是好意。且一欲自事事物物上去求无私，则此事物无个尽底时，此私亦无个去尽底时，是就外面去用功了，不知反之于内，自有个无私底本体事物。固也须经历，知其善恶，然本等工夫，却还在吾心本体上用功。盖吾心本来至虚至明，不惟无一毫私意，亦无一毫不知，却被外物来掩了他，所以有不明耳。祗于此心上摩去这外来掩他底私欲，这本来底自在，其明如镜，自无所不知矣。明则事至物来，皆有理以处之，不期其无私，而自无私矣。不然，祗去外面求之，全然不到心上来用功，与吾心终是无相干。原头不曾好得，外面纵要他好，也自防闲不得许多。

或问心上如何用功？曰：《中庸》「天命之谓性」章，都说得明明白白。在那里祗是不曾悟破这一关，放在面前也不识得。

读书不但是记文义，正须要理会于心。若不会理，徒记文义，亦祗是记忆之学，无得于心。

赵普当初佐太祖，做出许多好事来。后来佐太宗，祗是固位之心不能脱，遂有太祖已误之说，甚可叹息。尝自言以一本《论语》佐太祖取定天下，至「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这一句，他自家却正不曾看得。

程子论诗云：「费尽一片心，用在五字上」。言作诗之无益也。愚谓诗以理性情，祗是道性情之真，取以适吾性而已。若字字句句去雕琢出来，便觉费力，费力便不是性情之真了。且一心攻他，亦是玩物丧志之例。

李陵降匈奴时，分明是畏死。后来答苏武，谓别欲立功，以图报国，此全是矫饰之言。人臣之功，非成事即死事。既不能成事，又不能死事，除此之外，更何功可立？

银阴物，火阳物，以火销银，银便融化。此可见阳制阴、阴从阳之义。

上午思「正心」一章，不得其意。适有客来过，急往出迎，不觉失足，几至于蹶，因悟心不在焉之义。可见心斯须不检，便是错底。

昔在朝堂时，见诸用事者固宠专权之心，千计百较去做，究竟是要遂他心中所欲而已。只此欲心，害事甚大。一要遂其所欲，便是国家甚大事，他也不顾。

寝尝半夜不寐，乃思此是心不定之过。因立心必要定静，然不知立心去静定这一个立底念头，却便是动，如何得静，程子曰：「无欲故静，有主则虚」。欲客理主，无欲即为理。立心要静，要则欲也，欲则动也。有欲则客便得以乘主而动扰之，如何能静。故学者求静，必须是主静之功。主静者，以静为主，澄然而无思无虑也。无思虑则一念不动，欲何从生。静固静矣，然至于一念之动处，又不可不察。静存动察，则不但静时无欲，而动亦无欲，静固定而动亦定，圣人主静之全功也。

朱子是个有工夫底人，陆子是个天资极高底人。陆子惟他天资高，所以一觉便见道，再不待到事物上去寻。他心上本来底已明，则万物万事之理皆在其中，其于事事物物，不过以吾心之理应之耳。朱子却似曾子，是随事精察力行，到一旦豁然贯通时候，乃悟一贯之妙。是朱子见道，自工夫上寸寸铢铢积来得底。陆子自他本然知觉上一合下便得底。此可见二公之论不同者，乃是二公之资质不同，各就其所得者而言也。就各人资质用功，所以有敏钝之异。然至其俱能入道处，则又是一般。陆子自知觉上尽见得底，固此道。朱子自事物上穷究至贯通处，亦是此道。所谓及其成功则一也。然学者用功，若是资质至高底，固应学陆子；若是寻常学者，祗当傍朱子作工夫为是。

大凡作事，须看己力量何如。

人立志不可不大，处心不可不小。志不大则器量褊浅，规模狭隘，不能大作用。心不小则放肆而不知谨慎，一作事便败，亦成不得大事。

人有过切不可自掩。人非圣人，不能无过。且吾有过而吾能改之，虽与人知何害。改之则此时虽有过，后来犹可望至于无过。若不与人知，则此人便无心去改过，祗去掩过上作工夫矣。况过又不能掩，而人必知之。掩之又掩，而不知改，则过日长，必至于过大而不可掩底田地。

向学之心，不可不急。求成之心，不可不缓。至于成学之功，不可缓亦不可急，缓则怠惰而无功，急则进锐而退速。

用心与其巧也宁拙，作事与其奢也宁俭，发言与其多也宁少。

凡事之成，敬而已。凡事之败，肆而已。敬肆之间，有几存焉，作事者不可不知也。

谋大者不计小，谋小者不计大。大小之分，用心之异也。

张子十五年学恭而安不成，曰：「学则非安矣」。曰：「安则非学矣」。所谓安者，在涵养以俟其自安而己，非力所可学也。故曰：「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学以敬为主，「戒慎恐惧」，静而敬也。「慎独」，动而敬也。敬者，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也。始之乎立心之始，终之乎笃恭而天下平。

君子自立德以福子孙而已，不自立德，而缘引他人之祖以侈其宗，其不智也孰甚焉。

予，婺人也，自庆源至此，盖三世矣。

程氏之贵也，而鲜礼焉。

吴氏之至，自少微公始也。吴氏之中微也久矣。有吴伯骏者，父子兄弟侄皆以好学能文著于州里，而吴氏之声复振。君子曰：是可以观有子矣。故人不知其父，视其子。

黄氏之族朴。

凌氏之子孙后世，其微矣。何以知之？积德不厚。

司马子长所著《史记》一百三十篇，殆绝笔于太初、天汉之间。其书未就，即遭李少卿之祸，侧身蚕室，篇中缺文误句多不及正，而十篇有录无书。迨子长殁，而杨恽、褚少孙之徒以私见臆说足成之，往往篡入太始以后事，而子长之真面目遂多伪托矣。夫子长之才学宏博富丽，包涵万象，盖有杨恽所不闻于外家，若少孙之浅陋，又乌足以语此！今以恽与少孙之文与子长真本比长絜短，相悬固不啻径庭矣。他如颛顼生鲧、召始皇弟授之玺句，此正子长一时之误，固可存而不论，论而不更者也。余于《史记》同杜当阳之嗜《左》，特手录一帙，尽汰其补亡妄益等语，而以己所校定者录于下方，子长有知，千载而下其许我乎！

诗首《国风》，无非变者，虽周公之《豳》亦变也。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已，故其诗为百代法。国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苏舜钦、黄庭坚以废绌死。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乃有才名，盖诗之兴本如是。绍兴间，秦丞相桧用事，动以语言罪士大夫。士气抑而不伸，大抵窃寓于诗，亦多不免。若澹斋居士陈公德召者，故与秦公有学校旧，自揣必不合，因不复与相闻，退以文章自娱。诗尤中律吕，不怨不怒，而愤世疾邪之气，凛然不少回挠。其不坐此得祸，亦仅脱尔。及秦氏废，始稍起，为吏部郎，为国子司业、秘书少监，遽没于官。后四十馀年，有子知津为高安守，最其诗，得三卷，属某为序。某少识公于山阴，方公召还，尝以诗赠别。及公为郎时，故相汤岐公一日语公曰：「陆务观别君诗方传世」。非公之贤，何以发其语如此。时绍兴己卯岁也。因高安之请，重以感欷，某于是年八十有一矣。开禧元年九月，太中大夫、宝谟阁待制致仕、山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陆某序。

宣城李氏，自推官至今八九世，诗人不绝，盖时有如少卿者振起之也。庆元庚申九月二十日，笠泽陆某书。

某伏以即日六月徂暑，南风之薰。恭惟判府安抚阁学尚书契丈以北斗喉舌之渊曜，镇南纪波澜之上流，令修户庭，民安田里，天人咸若，茀禄鼎来，台候动止万福。某视荫及夕，未先朝露，庆云在上，敢忘所元？愿言爱此大业，对越休命，虚左之席，舍我其谁？

某深山野人，诚不自意天上知己遣红尘之一骑，堕云锦之尺书。寸金双玉之词，秋月华星之字。访问生死，尉存酸寒，此恩不赀矣。而兰生玉薤，饮以公瑾之醇德；云腴雪乳，濯以玉川之清风。鱼丽于罶之鲨，赤鲤有神之鳔，又属餍其口腹而燕及其室家。至于念炎官火伞之蕴隆，则挥之以安石之蒲葵；怜明窗棐几之寂寥，则富之以剡藤之玉板。穷儿暴富，真成塞破茅栋矣。恩意隆重，何以堪之？降拜感惭，惟诵渊明冥报以相诒之诗，以谢垓兆之一二而已。载惟老病之身未死之间，有愿未偿，剩欲骏奔府廷，望见琼树。而嵇康之懒，不翅七者之不堪；李陵之惫，亦复屡鼓而不起。情与愿违，岂非天哉？然先生解榻之意，非有胸无心者，其谁不怀？终当一往，以雠千里命驾之债。仆之业在《载驰》卒章之二言矣。某既濯冠盥手发书占之矣，则又有文书一函，启縢未既，而珠玑盈把，霜雪回光，夺目耸神，应接不暇，盖于湖先生之手泽也。笃素先生有命，命以挂名左方，夫岂不荣！然以嫫母誉南威，以拙工赞王尔，借不自忸，其若旁观明眸者何？勉署数语，竟不能奇，塞先生长者之命而已。戒及《颐庵诗集》序引，并奉教。顷者天幸，乃获瞻拜凌烟之冠剑，僣哦四字，视吕化光二十四颂，东坡德威之诗，彼将仆命我矣。重勤齿及，震虩以之。

某惶恐再拜进越，敬问台闳玉婘，即日恭惟尊稚蒙福。山村有委，细大唯命。长孺愚騃不肖，仰戴仲尼上律之天，密巢子美突兀之屋，今知免矣，阖族感恩，庸有既乎？更祈终惠，不胜大愿。

臣闻计天下者不可以狃于利，亦不可以惩于害。狃于利而必为者，害至而不思；惩于害而必不为者，利必有所遗。议者皆曰乡兵之法不可行也，民乐于为农而不乐于为兵，夺其所乐而强其所不乐，时则有扰民之害；以农为兵，非其习也，守则溃，战则奔，时则有败事之害。彼见石晋籍诸州乡兵，谓之武定军，而民不聊生，是以曰扰民。见石晋置兵谓之天威军者，竟以不可用而罢，是以曰败事。知此而已矣，不知夫有不扰民而安民，不败事而成事者也。天下未有无害之利也，天下而有无害之利，则谁不能计之者？利于一必害于一。越人坐于舟而行之以手，燕人见而悦之，归而以手行于涂，未有不匍匐颠仆而可笑者。燕人而为越人固害也，越人而不为越人，岂不害哉！议者见燕人颠仆之害矣，未见夫越人千里咫尺之利也。民不同地，地不同利，逆其不同而同之，使燕人而为越者也；因其不同而不同之，使燕者为燕，越者为越者也。今夫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生于安地者以危地为惧，而生于危地者亦不以安地为慕。内地之民仰父而俯子，安居而暇食，至有老死而不至州县，不识官吏者，而况于兵革乎？边地之民则不然，朝而熙春，暮而凛秋，今日之安集，明日之离散。自内地之民视之，何可顷刻居也？而边地之民寇来则支，不支则移，寇去则归，夫曷不遂徙以避，而何乐于归也？非乐也，势也。鱼以渊为归，鸟以林为归，夫岂以燥湿而相易也哉！故夫乡兵者，臣以为行于内地则不可，行于边地则何为而不可？观其寇来则支，此已有乡兵之资；不支则移，此已病于无乡兵之助；寇去则归，此已有乐为乡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资，而成其助，则乡兵之法有不难行者。得其人，讲其术，而行以渐，荆襄淮甸之民皆韩信背水之兵也。故田单以掘冢墓激齐人而破强燕，周德威以土兵据险而制契丹，祖宗以河北乡兵而备北虏。盖以国守边不若以边守边，何则？人自为守也。夫人自为守者守不以城，人自为战者战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为城也；战不以兵者，以心为兵也。彼石晋者欲举乡兵而行之天下，则过矣。民不临危必不肯违其安，民不见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晋之乡兵所以扰民而无用欤？虽然，惩石晋之扰，并与其不扰者废之，惩石晋之不得其用，并与其有用者弃之，又过矣。臣尝爱班固山西出将之说，以为陇西诸郡迫近羌胡，民习战备，故风声气俗高尚武勇，此说得之。故夫山西出将，非天也，地也。地迫于夷狄而民习于战备，则何地不山西也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关中，非借兵于西也；陈庆之之取河南，非募众于北也。兵岂有常地哉，顾所用耳。且黥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锋，非淮人耶？李陵与奇材剑客蹀血虏庭，非楚人耶？而可谓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于唐政，而小民相与聚山泽，立堡壁，以农器为兵，以楮为甲，而周师屡为所败，唐地多为所复，当时谓之白甲军者是也。夫民苦于主而犹能拒敌，而况爱其主者耶？百人操兵而攻一虎者虎胜，一夫荷锄而遇一虎者人胜，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强也，斗而得地者胜，不得地者败。曷谓地？死是也。地有所必死则势有所必奋，势有所必奋则斗有所必力。一夫者居必死之地，此其所以必生也。彼百人者既以生地自居矣，焉得胜？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边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虽然，行乡兵之法于边地者，决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则扰，私行之则乐；官行之则敌必疑，私行之则敌不知其所窥。使缘淮郡县不禁土豪之聚众挟兵，而又阴察其才且强者礼而厚之，时有以少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盗，而捐一官以报其功，庶几边民之乐于战。一旦有急，敌人未易南下也。

论曰：必有所不为而后有所力为。天下之事，将求夫有功，则无恤其有劳，将病其有劳，则无耻其无功，二者要难兼也。文景之治，将有所取，不得不有所舍，将有所重，不得不有所轻。是故敌之未柔也，国之未强也，名之未荣也，皆有所不问。盖吾方以涵养天下为事，一夫之扰，一物之病，皆足以累吾涵养之全，而又遑他事哉！班固曰：「文景务在养民」。治天下之法二：曰静，曰动。人君出治之法一，曰专。专则有守，有守则无慕，有慕则有成。羿而慕王良，则丧其射；伯牙而慕高渐离之筑，则丧其琴。技固不可以两能，能固不可以两精也。尧舜治天下以静者也，汤武治天下以动者也，成康治天下以静者也，宣王治天下以动者也。由静而治焉，治而专焉，是以有垂衣措刑之治；由动而治焉，治而专焉，是以有创业中兴之治。曰动曰静，虽圣人不能兼举而杂用也。择其所当务，而吾执之以为专务。始之以择，继之以不疑，终之以不改，夫是之谓专务。文景之务独在于养民，盖以古之静者而自处矣，而于天下之功名何务焉？平城之仇可报也，文景不报也；嫚书之悖可耻也，文景不耻也；火通甘泉之警可忿也，文景不忿也。文景非能忘情也，彼固有所不暇也。曷为不暇也？文景之所务有不在此也。使天下之民安，何必报东门之役？使天下之民富，何必纪燕然之功？使天下之民仁且寿，何必数入陈之俘？得匈奴之辎重，孰与吾太仓之腐？得单于之朝，孰与吾黎民之醇？天马蒲萄之利，未足以易吾之桑麻满野也；龙荒大漠之取，未足以易吾之烟火万里也。方文景择此务而固执之，智者必忿于心，勇者必忿于色矣。未几则相与乐之，已而忘之矣。天下忘文景之仁，而文景不忘天下之民。文景之不忘，专于仁者也；天下之忘文景，安于仁者也。故夫粟帛之赐，文景之小惠也；征赋之减，文景之廉德也；刑罚之几措，文景之宽政也。非文景养民之务也，文景不以有功者易其有劳者，是真文景之务也欤？千金之家，其所以起者动也，其所以守者非动也，静也。其祖父之披荆棘，犯霜露，不为则不可也，夫岂乐于此乎哉？子孙守之，不知其祖父之初不乐乎动也，狂夫怵之，褊夫激之，以为无动于身则无强于家，或斗焉，或讼焉。家则强矣，无乃适所以为弱乎哉？孝武是也。孝武以为文景之怯也，矫而振之，唐蒙之往，李陵之褊，而文景之生产作业始摇矣。末年之事，使文景见之，其心不伤乎哉！汤武周宣之动，不得已焉者也。孝武承文景富庶之全盛，而必欲动焉，其亦有不得已者耶？故治天下之法可喜者动也，可笑者静也。孝武可喜者也，文景可笑者也，可笑而可安者也。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