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传刺客五人，而豫让在焉。意谓此五人者轻用其不赀之身，逞其志于匕首之间。以行险侥倖成其志，则如曹沫，如聂政；不幸而不得志，则如豫让，如荆轲，如要离。是皆不合乎义，轻用其死，实匹夫之勇也。故子云以要离为蛛螫之靡，聂政为壮士之靡，荆轲为刺客之靡，是皆不许之以义。盖知死非难，处死为难，死不可轻用，要在合乎义而已。然豫让之死不得为义，而其言则有合乎义者。其友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耶」？而让则以为，既已委质为臣，又求杀之，是二心也。盖既已委质为臣，则负旧主而臣新主矣；既臣新主，又求杀之，则既负旧主，而又为不义于新主矣。李陵臣于匈奴，司马迁为陵上书，谓陵身虽陷败而不死，宜若得当以报汉也。上以为诬罔，下之蚕室。李元平为李希烈所擒，关播闻之，诧曰：「元平事济矣」！谓必覆贼而建功。俄而受贼署为宰相，有告其贰，而元平断一指以自誓。然李陵未尝有以报汉，李元平未尝有以覆贼而建功，故司马迁、关播所以不能自免也。使陵果有以报汉，元平果能覆贼，犹不得为义士，何则？既臣于虏矣，而又不忠，是未得为义也。张巡为禄山所执，虏人胁以刃，巡不屈。又降霁云，未应，巡呼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有所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乃亦不降。若巡者，可谓明于义矣。南霁云之将欲有为，是亦元平之志也，而巡乃不之许者，谓既事人而欲杀之，不可也。此豫让之死虽未合于义，其言亦有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