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见陛下采听群言，罢左仆射蔡确，中外释然，具知朝廷清明，邪正曲直，不可复欺。而右仆射韩缜独端然据位，略无动意，众情疑惑。臣忝备谏官，不敢默已。谨按韩缜才质凡鄙，性气粗暴，文学政事，举无寸长。比之蔡确，远所不及。陛下圣明，必无贤缜之理。特以先帝新弃天下，未欲从外别擢宰相，不免循例以次迁补。今已逾年，即位改元，政令一新。确既已罢去，而缜任遇如故，是以众议纷纷，未肯弭服。臣闻韩缜家法不正，虽其父子不能相安。涖官猛暴，至以酣酗鞭杀指使。过恶虽著，而无与国事，臣不敢一一烦言。至如缜昔奉使定契丹地界，举祖宗山河七百馀里以资敌国，坐使中华之俗陷没戎狄，虏得乘高以瞰并、代。朝廷虽有劲兵良将，无所复施。其后擢为枢密使，职在安边。而西戎无衅，用兵深入。至使诸将败衄，前后丧师数十万众。天下疲弊，帑廪空竭。虽得兰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而厉阶一生，至今为梗。存之则耗蠹中国，为祸日深；弃之则戎人不请，无缘强与。遂使朝廷皇皇，议论经年，不知所出，而缜曾无计以救前失。据缜二罪，虽伏斧质以谢天下，不为过也。而况备位宰相以来，怙势作威，任情不法；群下汹汹，侧目畏之。宗道、宗古皆缜之亲侄，缜任在中书，职当进拟，并引二侄，同升列卿。因台官弹奏，始自举觉，各与降等差遣。朝廷知其不可信任，遂令三省自此同书进拟。缜之兄绛移守北京，知父子无同领帅权之理，而乞以其子宗师同管句安抚司公事，知转运判官以按察，已而乞以所亲信人杜纯为之。坏法乱纪，莫斯为甚。缜公行私意，废法徇兄，以行其言。父子同领大权，古无此事。惟东晋之衰，司马道子与其子元显共执国政。自非季世，安有此例？赖陛下圣明，抽回指挥。若其不然，遂为四方口实。臣又窃观言事之官，每有论奏缜事，缜阴怀忮恨。不拘久近，或罢其言职，或因事责降，必报而后已。先帝朝翟思为台官，言缜在枢府，令所辖边将买马亏价，自群牧司迁官，盗取公使家事不还，先帝隐忍不行。翟思近以司业作诗失韵，非有大过，而缜逐思止知军差遣。缜初相，台官黄降言缜平生过恶，不堪大用。陛下业已用缜，未欲即罢。缜畏其复言，除降国子司业。虽似迁擢，实夺其言事之权。是以群臣震慑，不敢牾缜。臣知今日言缜，异日缜必报臣。然自念起于迁逐之馀，误蒙圣恩收拔至此，不敢上负朝廷，下辜公议。是以为国排奸，有死无二。惟陛下裁察，取进止。

臣疏缪不材，远迹林野，陛下过听，畀以郡符。已试罔功，复叨使指，误恩横被，又忝职名。方具辞免之间，忽于九月二十二日恭被改除之命。揣分量力，尤所不堪。本欲控陈恳避之诚，庶安愚贱之迹，而是时已闻本路绍兴府、衢、婺州水旱饥荒，上轸宸虑。窃恐迁延，或致误事，遂已即日拜命，具状申省，乞许奏对。至十月二十八日，方准省劄，恭奉圣旨，令臣疾速奏事，前去之任。臣闻命震惕，不敢稽留，即于今月二日襆被上道。至十一日始入本路衢州界，问得本州灾伤，常山、江山、开化三县为甚，而西安、龙游次之。其婺州、绍兴府，则所传又非衢州之比。臣不胜恐惧，遂自衢州乘舟，取疾以来。及节次于本司及被灾州县会到已行事件，乃闻陛下间尝亲御翰墨，戒饬帅臣，词旨深切，闻者感涕。而前后拨赐米斛，又已二十有馀万矣。仰见圣心恳恻，急于救民，而于军国之储无所爱惜，至于如此，甚大惠也。臣猥蒙任使，自惟疏拙，大惧不能有以出斯人于沟壑，仰副陛下焦劳之意，今有管见，合行申请，须至画一奏闻者。

一、救荒之务，检放为先。行之及早，则民知有所恃赖，未便逃移；放之稍宽，则民间留得禾米，未便阙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财计，不以爱民为念，故所差官承望风指，已是不敢从实检定分数。及至申到帐状，州郡又加裁减，不肯依数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检踏后时，致有无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迟缓之罪，而检官反谓人户违法，不为检定。其有检定申到者，州郡亦不为蠲放。就中下户所放不多，尤被其害。访闻本路州县亦有似此去处，欲乞候臣将来到任，广行询究，更与从实蠲减。

一、伏睹近降指挥，旱伤州县上户赈粜，止令劝谕，毋得科抑。仰见圣明深察物情，恤贫安富，两得其所。然窃恐官吏被此指挥之后，其间或有便文自营之人，必将泛然不以劝谕为意，而上户亦有词说，难以劝谕。官司米斛不多，将来无以接续，其害又有不可胜言者。欲乞且令州县将未劝谕者权以去年认数为约，已劝谕者权据见认之数为准，多方询访，加意考核，不得比同寻常，报应空文，须管究心体访，得其实数。其实不能及数者，更与量减，实可更多出者，则与量添。其有卤莽灭裂，徒为烦扰去处，将来本司觉察得知，具名闻奏。庶几所认之数必得其平，而无科抑之患矣。

一、应募献米，合格推赏之人，多被官吏邀阻乞觅，闻有至今未推赏者。近虽已蒙立法约束，更乞明诏户部，先具见今奏到已未推赏名件进呈，将未推赏人日下推赏。行下诸路州县，有未申奏者，限一月内并到。如违，许被抑人进状陈诉，重作行遣。又上户已经去年献助，今年所蓄想已不多。若必依旧格方得推赏，则恐无复及格之人可以献助。欲乞检会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敕，户部勘当到点检台州措置赈济官耿延年所申浙东路赈济赈粜依湖南、江西米数减半纽计推赏指挥（谓如四千石合补承信郎，今减作二千石之类。），申明行下，庶几应募者众，得济饥民。仍勒所司立定保明状式，及令逐处官司承受应募理赏词状文帖并要当日行遣。如将来依式奏到省部却称文字不圆及诸处故违程限者，官员重加降责，人吏并行决配，庶几富者乐输，贫者得食，实为两便。

一、伏睹今岁绍兴府已蒙圣慈拨赐米斛十七万石，访闻昨来本府抄劄饥民户口，若自十一月至来年三月，约用米八十万石，方可足用。其间固不能无冒滥虚数，今来本府节次删减，未知将来定作多少户口计度。但今所有米数及籴米钱，姑以元抄劄数计之，不过得四分之一。况又州府见阙军储，窃虑不免却将拨赐米斛暗行借兑，则所得粜济米数愈见不多。若州府只据见米掯定人口，抄劄粜济，则所及不广，必致人户流离饿殍，上劳圣虑。又臣经由衢州，见得本州旱损虽云不及绍兴府、婺州两州，然其处水路浅涩，冬月尤甚，运载钱米极为艰难。本州虽已差官往浙西收籴，然籴本至少，所得不多，而所费水脚已不赀矣。臣今来欲望圣慈更拨赐丰储仓米三十万石应副绍兴府，三万石应副衢州。如无见管米斛，即计目今米价支借内帑见钱，令其趁此米价未至腾踊之间，前去有米州郡收籴，旋次般载回州。其上件钱米并乞专责本司差委邻州官吏出纳，州府不得干预，庶免侵兑之弊。其已拨赐钱米，亦乞令本司选委本州通判一员同共主管，不得别作支用。仍诏守臣疾速措置，收籴军粮，不管误事。其婺州虽蒙拨赐米五万石，尚恐未足赈济，却候臣亲到本州相度会计，别具奏闻次。

〔贴黄〕臣窃闻陛下节俭忧勤，规恢远略，内库所积钱帛甚多。今既天时未顺，未可兴师，而近甸饥荒至于如此，伏愿圣慈权其轻重，特赐借拨。

据绍兴府申到拨下诸县米数，总计二十一万二千馀石。除嵊县六万八千馀石系排日粜济外，馀县十四万三千馀石系闲日粜济，窃恐饥民一日止得半升之米，不能存活。今欲依嵊县例排日粜济，即合更用十四万三千馀石。又闻官吏抄劄不无漏落，又虑流民却回复业，兼数内所称摺运，乃是三摺之数，将来米价日增，及有往来脚费，风波滞留，不无欠折。又本府民贫，劝谕所得，恐亦不多，须更备米十五六万石，准备添贴，所以约计乞米三十万石。如蒙拨赐，今亦未敢尽数般取。如是将来粜济不尽，却行回纳。伏乞睿照。

一、诸郡荒歉人户日有流移，一切官物不堪催理。其绍兴府人户夏税已蒙圣慈等第免阁住催，唯衢、婺州当来失于申奏，致人户未蒙依例推恩。而户部、漕司催督州郡，亦如平日。州郡无所从出，其势必取于县，县无所从出，则人户必有受其弊者，甚失圣主恻怛哀怜之意。然计户部、漕司所催，必是掯定支遣之数，有不得而已者，其势又不容直行禁止。欲乞朝廷取会户部漕司合得诸州解发钱帛之数，且于内库支拨应副，而诏户部漕司被灾州县所欠新旧官物并且住催，直至明年蚕麦熟后，却将旧欠逐旋催理，宽作料次，拨还内库，决然不至敢有欠阙。其人户名下新旧上供官物，亦乞明诏州县未得催理。其绍兴府虽已有前件住催指挥，窃恐州县奉行不虔，及将今年检放外残○苗米催督严峻，亦乞圣慈更赐戒约，令其宽限人户输纳。

〔贴黄〕臣续访闻绍兴府虽蒙指挥住催官物，而春夏之间，官吏多已先期催足，民户实未尽沾圣恩。今体问得本府人户合纳丁盐钱、丁身折帛绢、折帛绵、本色绢、本色绵五项，不以有无产业物力，一丁并纳九百馀钱，来春即便起催，饥饿之馀，实难供纳。臣愚欲望圣慈将来年合纳钱数预行蠲放，庶几官吏无以作弊，下户实被圣恩，有以慰安民心，感召和气。伏候圣旨。

一、今年旱地广阔，只有湖南、二广及浙西两三郡丰熟。而广东海路至浙东为近。臣昨受命之初，访闻彼处米价大段低平，即尝印榜，遣人散于福建、广东两路沿海去处，招邀米客，许其约束税务，不得妄收力胜杂物税钱，到日只依市价出粜，更不裁减。如有不售者，官为依价收籴。自此向后，必多有人兴贩前来。但臣元榜约束本路州县税场不得妄有邀阻收税及力胜一节，更乞圣慈申严行下，有违戾者，官吏并比见行条法，各加一等坐罪。至来年六月，却依旧法。其收籴本钱，乞许行下本路沿海州军，将今年粜过米钱及兑那诸色窠名支拨充应，庶几不失信于客人，向后易为招诱。如或更蒙朝廷量立赏格，召人兴贩，行下诸路，晓示劝诱，仍先降空名付身数十道付本司，俟有上件贩到米斛之人，即与书填给付。盖缘客人粜货了毕，便欲归回元处，不能等候，即与土居上户不同。伏乞圣察。

一、救荒之政，著于令甲及近年节次指挥虽已详悉，然而全在官吏遵奉推行，然后民被实惠。况今年荐饥，公私匮竭，比之常岁，事体不同。欲乞圣慈特降指挥，戒敕本路守令以下，令其究心奉行，悉意推广。其故有违慢不虔之人，俾臣奏劾一二，重作施行，以警其馀。其有老病昏愚，不堪驱策者，亦许具名闻奏，别与差遣。却选本路官吏恻怛爱民、才力可仗者，特许不拘文法，时暂差权（谓如治狱捕盗官不许差出之类。）。仍依富弼、赵抃例，选差得替待阙、宫庙持服官员，时暂管干，事毕，具名申奏，量与推赏，如减磨勘、升名次之类。庶几官吏向前，人蒙实利。

臣昨具奏，自劾擅议山陵，陈乞免带旧职。今者伏准尚书省劄子，恭奉圣旨：「朱熹自劾，无罪可待，馀依已降指挥」者。频渎天威，久须严谴，复蒙宽宥，感极涕○。伏念臣自去岁误蒙圣恩，擢寘近列，使侍讲筵，即以迂疏寡陋，资浅望轻，恳辞四五，而不获命，遂已不敢复辞讲职。只虑所带职名大为超躐，今若冒受，则将来或有罢免，却须回纳，又致纷纭，遂具状申省，乞赐敷奏，令臣且以元官旧职改充说书。其所陈说，极为详备。寻以宸翰下临，不容固避。然而口与心誓，所有职名只是暂受权带，以为入从之阶，异时若罢讲官，此职决当回纳，庶以少赎今日不能力辞之罪。其后果以老病怯寒，不能立讲，曲蒙矜悯，重赐亲笔，除臣宫观。既已拜命，又被恩旨，进职与郡，则臣不敢当，而亟如向来私誓之言，具奏辞免。虽幸追寝后命，而犹未镌旧职。自是之后，凡四具奏，力申前恳，率皆不蒙开允。盖臣本意止为已罢讲官，不敢复带侍从职名，而于其间三次奏状，乃因它事，忘其前语，此其所以屡渎圣聪而曾不足以少回天意者也。于今始觉前日之谬，不敢再有他说，辄冒万死，复此祈恩。伏惟圣明洞鉴诚悃，特降睿旨，照臣去年申省及后来第一第二次辞免奏状，早赐施行，使臣得以本官仍奉香火，屏伏田亩，以终馀年，则臣不胜千万大幸。干冒宸严，无任祈天俟命激切屏营之至。伏候敕旨。

〔贴黄〕臣闻或者谓臣去岁初除之日，已受疏封锡服之宠，该遇飨恩，又叨封赠荫补之泽，其后又承吏部取会磨勘，得转一官，皆为已受侍从恩数之实。今于职名乃欲回避，不无作伪之嫌。臣味其言，极为有理，实于彼时思虑不及，致此冒昧，追悔无由。今又不敢辄乞回纳，伏望圣慈并赐处分，讨论改正，臣不胜幸甚。

臣闻欲救巨患者，不可惜小费；欲除实弊者，不可徇虚名。臣等叨蒙圣恩，备数东浙，窃见绍兴和买之患，民所不堪，巧诈之徒，奸弊百出。前此议者非不欲救而除之，而往往过为国家顾惜小费，下比流俗，苟徇虚名，是以因循，终莫能革。臣等不肖，诚不足仰窥圣德之万分，然有以知陛下爱民之心，烛理之明，于此必有所不屑者，是以敢昧万死而一言之，伏惟陛下留神财择。臣等契勘浙东七州，除温州无和买外，其馀六州共管和买二十八万一千六百四十匹二丈二尺，绍兴一州独当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八匹，乃占诸州一半以上。缘此重困，人不能堪，所以子户诡名，巧为奸弊，虽有重法，终不能禁。且如会稽一县，经界之初旧例，虽是物力三十八贯五百以上起科和买，然以通数计之，实及四十七贯，方满一匹。今亦自三十八贯五百起科，以通数计之，乃自十八贯六百单一文已科一疋。则是向来科纳一疋者，今增为二匹半矣。官之所入不加赢，田之在民不加损，止缘人苦其重，避免者多，以故奸伪日滋，以至此极。向来官吏之有意于民者，莫不知有此弊，亦未尝不为之恻然动心，评议措画，亦既多端，而利害相形，终无定说。如欲首并诡户，则惧其告讦成风，徒败风俗，而暂并复分，终不能禁。欲以亩头均纽，则纵舍游末，重困农民，轻重之间，亦未为允。欲科有产无丁之户，则彼能立诡户者，固不惮更立虚丁，而寡妻弱子，实无丁籍者，反受其弊。如欲减退物力等，则或作鼠尾推排，则彼昔者既能析而为三十八贯五百以下之户矣，今岂不能再析而为若干钱以下之户乎？故尝参酌前后众人之论而折衷之，独有通计家活浮财物力贯头均纽之说稍为无弊。虽第五等户昔无今有者未免有言，然于其间真伪亦复相半。若真贫民，输一户之和买不过丈尺，彼自不较。惟是子户诡名之奸，顿输数户，积计甚多，故尤不以为便而必争之。其力又足以挟下户、唱浮论以摇众听，故不察其实者遂以自疑，而莫能复措其说。此和买之议所以汹汹累年，而和买之害固未尝有一毫之损也。然窃尝深究其受病之原，则无他焉，直以元额之太重而已。故今臣等相与熟议，辄陈此说，欲望圣慈先发德音，痛减岁额，然后用贯头均敷之说以定其制。惟虑所敷第五等户之中，真下户者或受其弊，则请参用高下等第均敷及减免下户丁钱之说以优恤之。但使真下户者审知此法之行不为厉己而无他辞，则彼奸民之浮论亦可以置而不问矣。谨画一条具如后：

一、所以先裁减岁额者，臣闻祖宗初立和预买法，先支见钱，后纳䌷绢，民间实赖其利，至有形于歌谣者。而当是时，本路漕臣有私于越州者，其吏复私于会稽，故此郡县所抛独多。其后请本之数遂为岁额，而钱不复支，绢日益贵，以至今日，而白着之科遂反为一州无穷之害。故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太上皇帝登极赦书有曰：「和预买法本支实价，访闻官司立价甚低，或高抬他物价直准折，或以无实虚券充数，甚者直至受纳未支本钱，不遵条限，前期起催，急于星火。今来上供之类，欲依祖宗法，其和预买有前项违戾，守令并转运司并以违制论加二等。仍委提刑司觉察，每岁于依限后一月内，具有无违戾闻奏。不以实闻与同罪」。仰味大哉之言，则是太上皇帝再造之初，圣虑之深，固已及于此矣。而两圣相承，于今五十馀年，迫以军国之须，所资至广，卒未能有以仰称睿谟预支实价，以复祖宗之旧者。臣等窃思其次，独有择其甚处，如绍兴府者，有以少解其倒垂之急，为庶几焉尔。然今欲去绍兴和买之害，使无奸弊，稍得均平，而不先减其当日请本之额，譬如负千钧者，背膂之力既已不堪，乃不知减其所负之物，但欲移而寘之怀袖，亦必无益于事矣。故今臣等于此首陈减额之说。而议者顾以为有亏经费，无所从补，徒然奏陈，必不听许，则臣等虽愚，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臣等仰观陛下爱育黎元，如亲父母，有以病告，如切其身。如顷年四川之虚额，饶州之金，徽州之绢，汀州之银，青阳、星子之税，放免蠲除，不可胜计。而连年水旱施舍贷给，何啻数十巨万？何独于此知其为害之甚，而不出捐数万匹者以纾之乎？又况近者已蒙圣恩，减免天庆攒陵等处和买二千馀匹，固已渐示救患除弊之端矣。然通而计之，人户所减，每匹才及一尺有奇，而坊本、煎盐、坍江、放生四色所放尚未除免，则臣等所以望于陛下者，不但如此而已也。臣等窃见浙西和买最重去处，无如临安府者，而其数才及八万馀匹。欲望圣慈将绍兴府且依此例为额而蠲其馀数。至于版曹经费或有所阙，则乞量拨内帑之蓄，以补其数。盖如本路坊场课利出剩钱数，岁输内帑者至若干万贯，皆是近岁曹泳创置窠名，即非旧法所当供者。如此之类，倘捐一二，归之版曹，还以补填本路上供蠲减之数，则圣泽下流，人知德意，旧弊庶乎其可革矣。

一、所以谓贯头均纽之说为无弊者，盖今和买之重，人悉规避，诡为下户，长奸滋弊，莫可关防。如经界之初，会稽一县凡为物力钱一百二十六万馀贯，而四等以上科纳和买者当一百一十万馀贯。今来四十年，所谓四等以上止有物力钱三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贯六百文，而转入五等者乃至七十二万五百馀贯。皆缘和买之重，奸猾之民争为子户诡名，以避均敷，而其淳谨畏法、不敢为者，顾乃为之代受所免之数，几再倍于其旧，政之不平，莫甚于此。从来为州县者灼知其弊，非不严诡户之禁，往往随并随分，终莫能革。今若蒙恩先次痛减岁额，却以贯头均敷，自物力一文以上，并纽寸尺，则高下多寡，其数一定，而奸弊无所从出矣。若犹以真实下户创科为虑，则所谓高下等第科敷以及减免下户身丁之说，臣等请得而备陈之。

一、所谓高下等第均敷者，上户旧科和买数多，今用贯头均敷，则其数却须少减。下户旧不曾科和买，今用贯头均敷，则其数乃是顿增。若使顿增数中皆是子户诡名，则固不足恤；第其间却有真实下户，不能无咨怨者。故今复为此法，以优恤之。如第一等物力，四十贯当科和买一匹，则第二等四十五贯乃科一匹，等而下之，至于五等，则户愈卑而科愈少矣。如此施行，庶几下户所增不多，不至反有重困。

一、所谓减免下户丁钱者，大率第五等中，有丁者多是真实下户，无丁者多是子户诡名。今若将第五等户所纳丁钱特与除放，则真实下户虽增和买，而得除此色官物，其乘除之间，亦略足以相补矣。

右，谨件如前。欲望圣慈特赐省览，直降睿旨，悉与施行，则不惟臣等之幸，实绍兴阖境百万生灵数十百年永永无穷之幸！

〔贴黄〕第五等户计若干丁，每丁一岁纳钱若干，统府八县，计若干贯（后阙）。

〔又小贴子〕所以欲改「亩头」二字为物力贯百者，盖以亩头科纽，则独有田之家被科，而有浮财物力者不与，亦有未均之弊。故欲改作物力贯百，则有田及浮财者皆在其中。此奏是众人商量，而新秀州嘉兴主簿诸葛千能操笔为之。其人有学行，审细详练，恐可招而问之，必能博尽异同，得其利病之实。伏乞台照，熹上覆。

熹向蒙下喻欲见诸经鄙说，初意浅陋，不足荐闻。但谓庶几因此可以求教，故即写呈，不敢自匿。然亦自知其间必有乖缪以失圣贤本指，误学者眼目处，故尝布恳，乞勿示人。区区此意，非但为一时谦逊之美而已也。不谓诚意不积，不能动人，今辱垂喻，乃闻已遂刊刻。闻之惘然，继以惊惧。向若预知遣人抄录之意已出于此，则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见事之晚，虽悔莫追。窃惟此事利害如前所陈，所系已不细矣。又况贱迹方以虚声横遭口语，玷黜之祸，上及前贤，为熹之计，政使深自晦匿，尚恐未能免祸。今侍郎丈乃以见爱之深，卫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虚之理推之，至为刻画其书，流布远近，若将以是与之较彊弱、争胜负者。熹恐其未能有补于世教，而适以重不敏之罪，且于门下亦或未免分朋树党之讥。盖未论东京禁锢，白马清流之祸，而近世程伯禹、洪庆善之事亦可鉴矣。岂可遽谓今之君子不能为前日之一德大臣耶？况所说经固有嫌于时事而不能避忌者（如《中庸》九经之类。），指为讪上而加以刑诛，亦何不可乎？去岁建昌学官偶为刻旧作《感兴》诗，遂为诸生注释，以为谤讟而纳之台谏。此教官者，几与林子方俱被论列，此尤近事之明镜。虽若无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触此奸慝之锋耶？欲布愚恳，便乞寝罢其事，又恐已兴工役，用过官钱，不可自已。熹今有公状申使府，欲望书押入案，收索焚毁。其已用过工费，仍乞示下实数，熹虽贫，破产还纳，所不辞也。如其不然，此辈决不但已。一身目前利害初不足道，正恐以是反为此道无穷之害耳。切乞更入思虑，不惮速改，千万幸甚。德庆刊本重蒙序引之赐，尤以悚仄。此书比今本所争不多，但紧切处多不满人意耳。序中所用善学圣贤之语极有意味，但今日纷纷，本非为程氏发，但承望风旨，视其人之所在而攻之耳。若此人尚谈清虚，则并攻老子；幸修斋戒，则兼诋释迦；曾读《三经》、《字说》，则攻王氏；曾读权书衡论，则斥三苏。怒室色市，彼亦何尝有定论而可与之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与之争，则必反以激成其势而益坚其说，或遂真为道学之害，亦不为难。此尤不可不虑耳。当时与王信伯辨者，恐亦尚是近道理人，故得以此言屈之。若在今日，彼岂有惮于此耶？蒙喻钦夫说曾点处，鄙意所疑，近已于《中庸或问》鸢鱼章内说破。盖明道先生乃借孟子「勿忘勿助」之语发明己意说不到处，后人却作实语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耳。经题之说尤见精密，不肯容易放过。大抵此理何所不在，今人初不理会，只见事体小可，便谓无害，而以必整理者为过当，非独此事为然也。顷尝见杨子直说晁景迂尝言先儒经解之题，例不敢以己之姓名加之经上。如《春秋左氏传》、《尚书孔氏传》、《周礼郑氏注》，皆经题在上，姓氏在下，此为得体。鄙意旧亦尝谓如此，故每题程先生《易传》，必曰《周易程氏传》。后来以告伯恭，伯恭亦深以为然，为换却婺学《易传》签子。以此论之，则今者所喻犹若有所未尽也。如何如何？近传得一文字，诋盐策尤力，不知已见之否？此事虽累蒙诲谕，然每询之往来，无一人以为便，而仕于广右者无一人不以州县窘乏为言。近又细询，只桂州诸邑之钞，已是不免等第科卖。凡此皆与尊喻不同，不知果如何。区区过计之忧，尚欲高明更加询究，算其利于民之多者而从之也。其范守文字，谨以元本封呈，幸一过目。或有所取，则彼攻吾短者乃所以成吾之长，固仁人之所不忍弃也。僭易及此，悚恐之深，尚幸垂察。

所论大抵皆得之，然鄙意亦有未安处。如「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处，最为亲切。若于此见得，即万物一体，更无内外之别。若见不得，却去腔子外寻觅，则莽莽荡荡，愈无交涉矣。陈经正云：「我见天地万物皆我之性，不复知我身之为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饱，公无馁乎」？正是说破此病。《知言》亦云：「释氏以虚空沙界为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说此病也。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则商人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而不改月号（时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说考之，则周人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而不改时（改月者，后王之弥文。不改时者，天时不可改，故祭祀田猎犹以夏时为正。）。以《书》「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类考之，则古史例不书时。以程子「假天时以立义」之云考之，则是夫子作《春秋》时特加此四字以系年，见行夏时之意。若如《胡传》之说，则是周亦未尝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月下所书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后，月与事常相差两月。恐圣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纷更烦扰，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错乱无章也。愚见如此，而考之刘质夫说，亦云先书「春王正月」而后书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为夫子所加（「王」字亦非史策旧文。）。但鲁史本谓之《春秋》，则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凯《左传后序》载汲冢《竹书》乃晋国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则又似胡氏之说可为据。此间无竹书，烦为见拙斋扣之，或有此书，借录一两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汉书》「元年冬十月」，注家以为武帝改用夏时之后，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烦子细询考也。金声或洪或杀，清浊万殊，玉声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乐之作也，八音克谐，虽若无所先后，然奏之以金，节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盖其奏之也，所以极其变也；其节之也，所以成其章也。变者虽殊，而所以成者未尝不一；成者虽一，而所历之变洪纤清浊，亦无所不具于至一之中。圣人之知，精粗大小无所不周；圣人之德，精粗大小无所不备，其始卒相成盖如此。此金声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与也。然即其全而论其偏，则洪而不能纤，清而不能浊者，是其金声之不备也。不能备乎金声而遽以玉振之，虽其所以振之者未尝有异，然其所振一全一阙，则其玉之为声亦有所不能同矣。此与来喻大同小异，更请详之，却以见告。「仲尼焉学」，旧来说得太高。详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礼乐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坠于地」言之。若论道体，则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来贪说个高底意思，将此一句都瞒过了。李光祖虽亦曲为之说，然费气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长也。但圣人所以能无不学、无不师而一以贯之，便是有个生而知之底本领。不然，则便是近世博杂之学，而非所以为孔子。故子贡之对虽若逊辞，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隐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三。又见《群书考索》别集卷一六，《古今图书集成》皇极典卷二○五，同书学行典卷六四、九七。）。

熹再叨祠禄，遂为希夷法眷。冒忝之多，不胜惭惧。今年病躯粗觉胜前时，但心目俱昏，不堪翻阅，深以为挠耳。所喻向来立论之偏，近日用功之实，甚慰所望。两卷所论，皆精义也。其间亦有鄙意未合处，具之别纸，幸更思之。或犹未安，却更反复极论，以归至当乃佳耳。同父后来又两得书，已尽底里答之。最后只问他三代因甚做得尽，汉唐因甚做得不尽，见顿著圣贤在面前，因甚不学。而必论汉唐，觅他好处，并《文中子》一并破除一上，似颇痛快著题，未知渠复如何做转身一路也。可因书扣之，令录去，此无人写得也（两书皆引「惟精惟一」者是。）。来书亦于「智」「力」二字必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义，宾中之主，铁中之金。若苦向这里觅道理，便落在五伯假之以下规模里，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原，斩钉截铁，便是正怕后人似此拖泥带水也。熹尝语此间朋友，孟子一生忍穷受饿，费尽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寻」四字。今日诸贤苦心劳力，费尽言语，只成就「枉尺直寻」四字。不知誵讹在甚么处？此话无告诉处，只得仰屋浩叹也。史迁固非班、范之比，然便以为学者于此不可有所未足而欲专就此处寻讨道理，则亦陋矣。公谨前日一二书来问所疑，觉得却似稍通晓，胜往时也。此一等人不能谈王说霸，然终是悫实谨厚，是这一边人。鄙意近来觉得只爱此等人也。两卷之说，今亦不能易纸。仁字固不可专以发用言，然却须识得此是个能发用底道理始得，不然此字便无义理，训释不得矣。且如元者善之长，便是万物资始之端，能发用底本体，不可将仁之本体做一物，又将发用底别做一物也。「平旦之气」以下一节，譬喻得不甚相似。至以元气淋漓、星斗清润为利贞之象，亦不可晓。「合而言之」一句，文意亦似未安。大抵仁之为义，须以一意一理求得，方就上面说得无不通贯底道理。如其不然，即是所谓儱侗真如、颟顸佛性，而仁之一字遂无下落矣。向来鄙论之所以作，正为如此。中间钦夫盖亦不能无疑。后来辨析分明，方始无说。然其所以自为之说者，终未免有未亲切处。须知所谓纯粹至善者，便指生物之心而言，方有著实处也。今欲改「性之德，爱之本」六字为「心之德，善之本」，而天地万物皆吾体也，但心之德可以通用，其他则尤不著题。更须细意玩索，庶几可见耳。求其放心与克己复礼，恐亦不可分为两事。盖放却心即视、听、言、动皆非礼，非礼而视、听、言、动即是放却心，此处不容更作两节。今所论却似太支离也。养气一节，只说得程子意。若论孟子门庭指意，又却不然。「至大至刚」，只合四字为句。「以直养而无害」，此「直」字便是上文「缩」字，下文「义」字。孟子之意只是说每事做得是当，即自然无所愧怍，意象雄豪，所以虽当大任而无所畏惧耳。推其本原，固未有不立敬而能集义者，然此章之意则未及夫敬字也。此自程子门庭功夫，因此说出来耳。《易》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指蓍卦而言之。推之天下万物，无一不如此者。初不为心而发，而遂不可以言性也。五峰议论似此拘滞处多，惜乎不及其时而扣之，反复究穷，必有至当之论也。「孝悌则心下，心下则此心溥」，此意甚巧，然却走了孝弟二字亲切本意。若但如此，则只「卑巽」两字亦得，不必云孝弟矣。此盖本因立下「仁人心也」四字，要得贯穿许多去处道理，又怕惹著「爱」字，故不免有此牵彊。似不必如此，却只成立议论做文字也。「未知焉得仁」，文义句读恐亦不如此。若如此说，则前所谓「不知其仁」等句又作如何说耶？程子所谓「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止是赞叹仁字之言，非是直解字义。如云「仁者，天下之正理」，此亦只是包含在内，不可便以此为尽得仁字之义也。「正颜色斯近信矣」，盖谓学者平日心不诚实，则虽正颜色而不免于欺伪，如所谓色取仁而行违者，故以正颜色而能近信为贵耳。亦非如来示注中所云也。《论语》所记有失无失，须见到夫子地位，方判断得。今此所论，亦侏儒之观优耳。吾人但当玩索涵养，以到为期，自不必如此预先安排此等闲议论，无益于学也。「所过者化」，程子于《易传》中引之，《革》九五。及其语录中说，似皆以为身所经历处人化其德。此意平实，亦与上下文意相应，似不必更为他说。若论人心本虚，事物过了便无朕迹，却自不妨有此理也。凡此数说，不知贤者以为如何？如有未安，幸更反复也。

示喻祭礼曲折，府中自有《古今家祭礼》印版，诸家之说皆备。如伊川《主式》，亦在其间，可令人置一本，试详考之，即可见矣。但古尺当时所传恐或未真，今别画一样去，可更参考。如不同，即当以此为定也。庙中自高祖以下每世为一室，而考妣各自为主（同匣。）。两娶三娶者，伊川则谓庙中只当以元妃配，而继室者祭之他所，恐于人情不安。唐人自有此议，云当并配，其说见于《会要》，可考也（亦在印本《古今祭礼》中。）。出妻入庙，决然不可，无可疑者。为子孙者，只合岁时就其家之庙拜之。若相去远，则设位望拜可也（此无经见，但以意定如此，可更与知《礼》者议之。）。族祖及诸旁亲皆不当祭，有不可忘者，亦放此例足矣。诸家之礼，唯韩魏公、司马温公之法适中易行（今皆见印本中。），但品味之属，随家丰约，或不必如彼之盛。而韩氏斋享一条不可用耳。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说，固足以尽孝子慈孙之心。然尝疑其礼近于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古者大夫以下极于三庙，而于祫可以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说，通祭高祖，已为过矣。其上世久远，自合迁毁，不当更祭也。

余年十六七时，屏山刘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其词曰：「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颠沛而归，然后知其言之有味也。读颍川公所为潘氏子显甫字说，窃独重有感焉，为之太息而识其后。显甫视之而能以予为戒，则于父师之训其庶几矣。是岁冬十月壬子，新安朱熹书。

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正谓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为心」，亦谓此也。

淳熙丁未十月八日，太上皇帝上仙。遗诰至州县，有司莫识衣冠制度，大率尽用令式斩衰之服。哀临既毕，及被礼部所下符，则止当用布四脚、直领布襕衫、麻绖而已。此符当与遗诰同日俱下，乃迟数日，有司不虔，惑误四方已如此，而于布四脚之下注云「系幞头」。于直领布襕下注云「上领不盘」，则虽间有举哀稍缓之处，官吏传观，亦多不晓。四脚幞头之说，予记温公《书仪》及《后山谈丛》所记颇详，乃周武帝所制之常冠，用布一方，幅前两角缀两大带，后两角缀两小带，覆顶四垂，因以前边抹额，而系大带于脑后，复收后角而系小带于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头，亦名折上巾。其后乃以漆纱为之，而专谓之幞头，其实本一物也。今礼官以幞头解四脚，是矣，而又不肯详言其制，则未知其若马陈之所谓，周武之所制者耶？抑将以纸为胎，使之刚强植立，亦若今之漆纱所为者耶？至于直领布襕衫「上领不盘」之说，则众尤莫晓。盖既曰直领，则非上领；既曰上领，则不容不盘。两言之中，自相牴牾至于如此，虽予亦莫识其所以然也。乃有强为之说者曰，虽为上领，而不联缀斜帛，凑成盘曲之势，以就正圆，但以长布直缝，使足以绕项而已。予谓礼官之意或是如此，亦不可知。但求之于古，既无所考，则亦何敢信而从之耶？疑此特生于古今之礼不同，礼官不能分别去取，而欲依违其间，是以生此回惑耳。盖直领者，古礼也，其制具于《仪礼》，其像见于《三礼图》，上有衣而下有裳者是也。上领有襕者，今礼也，今之公服上衣下襕相属而弗殊者是也。窃意国恤旧章之本文，必有曰直领布衫者，而又有曰布襕衫者。其服直领布衫，则兼服布裙而加冠于首；其服布襕衫，则首加四脚而已。盖其初虽合古今之礼，而犹各有所施，则亦未为失也。今既不察其异矣，又但见公服之上领而有襕，遂解直领为「上领不盘」，而增「襕」字于「衫」字之上，文若迁今以就古，而不自知其实之误，反至于废古以徇今也。又前此州县误用之礼皆著菅屦，而符乃无文，承用之者遂屦袜以赴临，殊乖礼意。独无曰杖云者，于礼为粗合，而亦有所未尽。盖《礼》，君之丧，诸达官之长杖。所谓达官，谓专达之官。在今日则内之省、曹、寺、监长官，外之监司、郡守，凡一司之长，若尝任侍从以上，得专奏事者是也。故今不杖之制施于僚佐以下则得之矣，至使其长官下而同之，而虽故相领帅若家居者无异文，岂不薄哉？又后数日，乃得邸吏所报朝廷冠服制度，则云皇帝初丧，服白罗袍、黑银带、丝鞋、白罗软脚折上巾。成服日，服布斜巾、四脚、裙裤、冠帽、竹杖、腰绖、首绖、直领大袖布襕衫、白绫衬衫。视事日，去杖、首绖。小祥日，改服布四脚、直领布襕衫、腰绖、布裤。大祥日，服素纱软脚折上巾、浅黄衫、黑银带。群臣之服分为三等，上等布头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襕衫、裙裤、首绖、腰绖、竹杖、衬服。中等布头冠、幞头、大袖襕衫、裤、腰绖。其下等则布幞头、襕衫、腰绖而已。详此帝服有冠，有裙，而衫曰直领，则是古之丧服，当自为一袭者。又有四脚，有襕衫，则皆当世常服，又当别为一袭者。而今乃一之，则果如予之所料矣。然至于小祥之服，则衫直领而下不裙；宰臣之服，则下虽有裙而衫非直领，此又不可晓者。其馀亦多重复缪误，如斜巾、四脚、冠、帽乃四物，不当一时并加于首（四者皆首服，独冠为古制，斜巾乃民间初丧未成服时所用，既成服则去之。盖古者免之遗制也。今成服而与冠并用，其失一也。四脚之说，已见于前。盖宇文氏废古冠而为之，若兼存而互用，犹不相妨。今同时并加，其失二也。帽，古今皆为燕服，与正服之用，亦各有所施。今与古冠、四脚并用，三失也。今天子之冠四：衮、冕、通天幞头、帽子。虽皆御服，如之何而可并用于一时乎？）。直领、上领、古裙、今襕，亦四物，不当一时并加于身（说已见前。）。冠当服以终丧，不当小祥而释（古礼，小祥改服练冠，但以熟布为之，其制不易也。今小祥便只服布四脚，不服练冠，非是。其去巾帽亦不知有何据也。）。四脚、幞头、折上巾，三名一物，不当错出而异其名（说亦见前。兼礼官亦云四脚系幞头，则知二者非异物。而于朝臣之服，上等曰四脚，中、下等曰幞头，不知何谓。）。其曰银带、丝鞋、白绫衬衫者，则尤非丧礼之所宜服，亦不待辨而知其非矣。大抵其失在于兼尽古今，以为天子备物之孝，而不知考其得失而去取之，正天子议礼制度考文之事也。然此等条目之多，欲一一而正之，则有不胜正者。必循其本而有以大正焉，则曰斩衰三年，为父为君，如《仪礼》丧服之说而已。其服则布冠、直领大袖布衫、加布衰、辟领、负版、掩衽布衬衫、布裙、麻腰绖、麻首绖、麻带、菅屦、竹杖，自天子至于庶人，不以贵贱而有增损也。但《仪礼》之冠三梁，乃士礼。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当准之而去其半，以为十二梁。群臣则如其本品进贤冠之数以为等。大本既立，然后益考《礼经》，以修殡葬馈奠之礼，参度人情，以为居处饮食之节，行之天下。凡诸吉凶之礼，有诡圣不经，如上领胡服之类者，一切革而去之，则亦庶乎一王之制而无纷纷之惑矣。而前此议者犹或虑其说之难行，虽以元祐之盛时，而不能行范祖禹之论。盖不知自汉以来，所以不能复行君父三年之丧者，一则以人主自无孝爱之诚心，而不能力行以率于上；二则虑夫臣民之众，冠婚祠享会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夺之也。国家自祖宗以来，三年通丧实行于内，则其所以立极导民者，无所难矣。独所以下为臣民之虑者未有折衷，是以依违于此而未敢轻议。此亦虑之过矣。夫古之所谓方丧三年者，盖曰比方于父母之丧云尔。盖事亲者亲死而致丧三年，情之至、义之尽者也。事师者师死而心丧三年，谓其哀如父母而无服，情之至而义有所不得尽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丧三年，谓其服如父母而分有亲疏，此义之至而情或有不至于其尽者也。然则所谓方丧者，岂曰必使天下之人寝苫枕块、饮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丧哉？今臣民之服如前所陈，则已有定说矣。独庶人军吏之贫者，则无责乎其全，虽以白纸为冠，而但去红紫华盛之饰，其亦可也。至如饮食起居之制，则前所谓参度人情者，正欲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别贵贱亲疏之等，以为隆杀之节。且以婚姻一事言之，则宜自一月之外许军民，三月之外许士吏，复土之后许选人，祔庙之后许承议郎以下，小祥之后许朝请大夫以下，大祥之后许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太中大夫以上，则并须禫祭然后行吉礼焉。官卑而差遣职事高者从高，迁官者从新，贬官者从旧，如此则亦不悖于古，无害于今，庶乎其可行矣。或者又谓今之吉凶服上领之制相承已久，而遽尽革去，恐未为允，此不然也。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会用朝服，皆用直领。垂之而不加绅束，则如今妇人之服，交掩于前而束带焉，则如今男子之衣，皆未尝上领也。今之上领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国。至隋炀帝时巡游无度，乃令百官戎服从驾，而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本非先王之法服，亦非当时朝祭之正服也。今杂用之，亦以其便于事而不能改耳。曷若准朝服、祭服之法，参取唐公服之制以为便服而去之哉（唐公服见《通典》《开元礼序例》下篇。）？民私丧，五服制度皆如此礼，但以亲疏分五等，而衣服之制不殊。温公《书仪》但斩衰齐衰用此制，而大功以下从俗礼，非是。惟高氏《送终礼》其说甚详。当更讨论订正，别为公私通行丧服制度，颁行民间，令其遵守，庶几先王之礼大小由之，上下交修，可以久而不废。且使大义素定于臣民之家，免至临事纷错，疑惑众听。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论，而言之者或不免于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诸公熙宁《日录》之辩是也。尝记顷年获侍坐于故端殿上饶汪公，纵言及于《日录》，熹因妄谓《日录》固为邪说，然诸贤攻之亦未得其要领，是以言者渎而听者疑，用力多而见功寡也。盖尝即其书而考之，则凡安石之所以惑乱神祖之聪明而变移其心术，使不得遂其大有为之志，而反为一世祸败之原者，其隐微深切，皆聚此书。而其词锋笔势纵横捭阖，炜烨谲诳，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书也。以为蔡卞撰造之言，固无是理。况其见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为表里，亦不待晚年怼笔有所增加而后为可罪也。然使当时用其垂绝之智举而焚之，则后来载笔之士于其帷幄之间深谋密计虽欲毕力搜访，极意形容，势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传闻异词，虚实相半，亦不能使人无溢恶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语，世所共传，终以手笔不存，故使陆佃得为隐讳。虽以元祐众贤之力，争辩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见陆佃《供答史院取问状》。）。何幸其徒自为失计，出此真迹以暴其恶于天下，便当摭其肆情反理之实，正其迷国误朝之罪，而直以安石为诛首，是乃所谓自然不易之公论。不唯可以订已往之谬，而又足以开后来之惑。柰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为迂曲回互之言，指为撰造增加、诬伪谤诋之书，而欲加刊削，以灭其迹乎？汪公叹息，深以愚言为然。今观闲乐陈公遗帖、了斋陈公表稿，追忆前语，自愧学之不进，所知不能有以甚异于往时，又叹汪公之不可复见也，为之掩卷太息而书其后。抑又尝怪了翁晚岁之论多出此帖之馀，然其自讼改过之书，曾无一言以及此。而独谓龟山杨氏寔发其机（语见《责沈》。其所赠兄孙渐者，即几叟少卿，后改名渊者也。几叟，杨公之婿，尝以杨公之语告翁曰：「更留那老子做甚底？」翁初亦骇其言，几叟复为反复申言之，翁乃悔悟，故其语曰：「余之自讼改过，赖其一言。而渐于是时亦以所闻警余之谬云。」），是则论者亦颇疑之。而以今考之，此书之作寔在建中、崇宁之间（书云：「吾友迁谪，犹居善地」，疑居袁州时也。），且其言犹以《日录》为蔡卞之所托。而其后了翁合浦《尊尧》之书，亦未直攻安石也。至于大观初年，而后四明之论始作（进表虽在政和元年，然公居明州，实大观初年也。）。则其推言所自，独归功于杨氏，而不及闲乐，有不可诬者矣。顾其后书虽谓天使安石自写诬悖之心，然犹有「怼笔增加，归过神考」之云，则终未免于所谓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观闲乐此书之指，所以罪状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过数条。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废《春秋》而谓人主有北面之礼也，学本出于刑名度数而不足于性命道德也，释经奥义多出先儒而旁引释氏也。是数条者，安石信无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遗祸之本，则闲乐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为说者，亦自不能使人无可恨也。今亦无论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与《日录》之首章言之，则安石行己立朝之大节在当世为如何？而其始见神宗也，直以汉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为言，复以诸葛亮、魏玄成之不足为者自任，此其志识之卓然，又皆秦汉以来诸儒所未闻者，而岂一时诸贤之所及哉！然其为人，质虽清介而器本偏狭，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其所论说，盖特见闻亿度之近似耳。顾乃挟以为高，足己自圣，不复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复礼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于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于前，又以狠愎徇私而败之于后。此其所以为受病之原而闲乐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遗祸之本，则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悦其高、骇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无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听其言，则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无也，于是为之力拒群言而一听其所为，唯恐其一旦去我而无与成吾事也。及其吁谟既久，渐涵透彻，则遂心融神会而与之为一，以至于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则其运动弛张，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为吾重轻矣。于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尽出于宸衷。了翁所谓「万几独运于元丰」，闲乐所谓「屏弃金陵，十年不召」者，盖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独运，而不知其所运者乃安石之机；闲乐见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尝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为，卒之得以附于陵庙之尊，托于谟训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议，以至于鱼烂河决而后已焉。此则安石所以遗祸之本，而闲乐亦未之言也。若闲乐之论祖宗法度但当谨守而不可变，尤为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为法，盖亦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以遗子孙，而欲其万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则变而通之，是乃后人之责。故庆历之初，杜、范、韩、富诸公变之不遂，而论者至今以为恨。况其后此又数十年，其弊固当益甚于前，而当时议者亦多以为当变。如吕正献公父子《家传》及河南程氏、眉山苏氏之书，盖皆可考。虽闲乐此论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适当因革之时」之说，则是安石之变法，固不可谓非其时，而其设心亦未为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讲精思，以为百全无弊可久之计，是以天下之民不以为便。而一时元臣故老、贤士大夫群起而力争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实，至其所以为说，又多出于安石规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为天下之人真莫己若，而阴幸其言之不足为己病，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复可望其能胜己私以求利病之实，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祸所以卒至于横流而不可救。闲乐虽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为非者乃由于此，此其为说所以不能使人无所恨者一也。至谓安石远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册，虽时有先后而道无古今，举而行之，正不能无望于后之君子。但其名实之辨，本末之序，缓急之宜，则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于此察焉而无所悖，则其遗法虽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谓《周礼》，乃姑取其附于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众口耳，岂真有意于古者哉？若真有意于古，则格君之本，亲贤之务，养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谓当先而宜急者，曷为不少留意，而独于财利兵刑为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实非，先后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乱耳，岂专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闲乐不察乎此而断然自画，直以三代之法为不可行，又独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讥之，此又使人不能无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废《春秋》，语北面，则亦其志识过高而不能穷理胜私之弊。是以厌三传凡例条目之烦，恶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过者，而不思其大伦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诬者也。因前圣尊师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过者，而所以考其礼之文者有未详也。是其阙于审重而轻为论说，直废大典，固为可罪。然谓其因此而乱君臣之名分，又并与《孟子》迭为宾主之说而非之，则亦峻文深诋而矫枉过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无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与刑名度数，则其精粗本末虽若有间，然其相为表里，如影随形，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今谓安石之学独有得于刑名度数，而道德性命则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于此既有不足，则于彼也亦将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为妙道，而谓礼法事变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讥之而不免反堕其说之中，则已误矣。又况其于粗迹之谬，可指而言者盖亦不可胜数，政恐未可轻以有得许之也。今姑举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实有得于刑名度数也，则其所以修于身者，岂至于与僧卧地而顾客禠衣，如钱景谌之所叙乎？所以著于篇者，岂至于分文析字以为学，而又不能辩乎？六书之法，如《字说》之书乎（了翁以为安石之进《字说》，盖欲布之海内。神考虽好其书，玩味不忘，而不以布于海内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礼》六艺之教所谓书者，不过使人以六书之法分别天下之书文，而知此字之声形为如何，欲其远近齐同而不乱耳。非有真空无相无作之说也。安石既废其五法，而专以会意为言，有所不通，则遂旁取后来书传一时偶然之语以为證。至其甚也，则又远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国所未尝有者而说合之，其穿凿舛缪，显然之迹如此，岂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岂可谓其有得于刑名度数之末哉？不唯以此自误，又以其说上惑人主，使其玩味于此而不忘，其罪为大。了翁之言，盖亦疏矣。）？所以施于家者，岂至于使其妻穷奢极侈，斥逐娣姒而诟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书？岂至于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于前而干预国政，如邵伯温之所记乎？所以施于政者，岂至于乖事理、咈民情，而于当世礼乐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鹌鹑公事，按问条法亦皆缪戾烦碎，而不即于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则如闲乐之所云，亦恐其未免于过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无可恨者四也。若其释经之病，则亦以自处太高而不能明理胜私之故，故于圣贤之言既不能虚心静虑以求其立言之本意，于诸儒之同异又不能反复详密以辨其为说之是非，但以己意穿凿附丽，极其力之所通而肆为支蔓浮虚之说。至于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诸身以验其实，则一切举而归之于佛老。及论先王之政，则又骋私意、饰奸言以为违众自用、剥民兴利、斥逐忠贤、杜塞公论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为事者，则或苟因旧说而不暇择其是非也。闲乐于此乃不责其违本旨、弃旧说、惑异教、文奸言之罪，而徒讥其奥义多出郑、孔，意若反病其不能尽黜先儒之说，以自为一家之言者，则又不能使人无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学术之误，败国殄民，至于如此，而起自熙、丰，讫于宣、靖，六十年间，诵说推明，按为国是。鄙儒俗生随风而靡者既无足道，有识之士则孰有不寒心者？顾以奸贼蔽蒙，禁网严密，是以饮气吞声，莫敢指议。独两陈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于平居书疏还往，讲论切磨，唯恐其言之不尽，斯亦可谓贤矣。然其所以为说者不过如此，岂其所以为学者亦自未得圣贤之门户，所以观理制事者犹未免于有蔽而然耶？故尝历考一时诸贤之论以求至当，则唯龟山杨氏指其离内外、判心迹，使道常无用于天下，而经世之务皆私智之凿者，最为近之。其论绍述而以为当师其意，不当泥其迹者，亦能曲尽其理之当，而无回互之失（见《龟山语录》因邹道乡之论而发者。）。虽元城刘公，所谓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刘公语见韩瓘《谈录》。），不但两陈公而已也。然及其请罢庙学配食之章，则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顾乃屑屑焉偏指《凫鹥》一义以为实奢汰之原，此为获杀人于货之盗而议其窃钩之罪，对放饭流歠之客而议其齿决之非，视两陈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几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终未明白。往者虽不足论，而来者之监亦学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窃并著其说，以俟同志讲而择焉。

己未八月，因为精舍诸生说，偶记庄生语云：「其所谓道非道，则所言之韪不免于非」，此正王氏之谓也。后两日，有语予曰：「荆公正坐为一道德所误耳」。予谓之曰：「一道德者，先王之政，非王氏之私说也。子何病焉？若道此语于荆公之前，彼不过相视一笑而言曰：『正为公不识道德耳』。吾恐子之将无词以对也」。两转语偶与前说相似，故笔其后云。

建阳之南，里曰招贤者三，地接顺昌、瓯宁之境，其狭多阻而俗尤劲悍。往岁兵乱之馀，莨莠不尽去，小遇饥馑，辄复相挻，群起肆暴，率不数岁一发。虽寻即夷灭无噍类，然愿民良族，晷刻之间已不胜其惊扰矣。绍兴某年，岁适大侵，奸民处处群聚，饮博啸呼，若将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为言于常平使者袁侯复一，得米若干斛以贷。于是物情大安，奸计自折。及秋将歛，元履又为请，得筑仓长滩厩置之旁，以便输者，且为后日凶荒之备，毋数以烦有司。自是岁小不登，即以告而发之。如是数年，三里之人始得饱食安居，以免于震扰夷灭之祸，而公私远近，无不阴受其赐。盖元履少好学，有大志，自为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虽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后元履既没，官吏之职其事者不能勤劳恭恪如元履之为，于是粟腐于仓而民饥于室。或将发之，则上下请赇，为费已不赀矣，官吏来往，又不以时，而出内之际，阴欺显夺，无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秕糠居半，而偿以精凿，计其候伺亡失诸费，往往有过倍者。是以贷者病焉，而良民凛凛于凶岁，犹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闻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贤，即以元履之事移书属之，且下本台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书，使得奉以从事。盖岁以夏贷而冬歛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间人情复安，如元履亡恙时。什二之收，岁以益广。周君既以增葺其栋宇，又将稍振其馀，以渐及于傍近，盖其惠之所及，且将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极也。周君以予尝有力于此者，来请文以为记。予与元履早同师门，游好甚笃。既追感其陈迹，又嘉周君之能继其事而终有成也，乃不辞而为之说如此。则又念昔元履既为是役，而予亦为之于崇安，其规模大略放元履，独岁贷收息为小异。元履常病予不当祖荆舒聚歛之馀谋，而予亦每忧元履之粟久储速腐，惠既狭而将不久也。讲论馀日，杯酒从容，时以相訾謷而讫不能以相诎。听者从旁抵掌观笑，而亦不能决其孰为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请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于是论者遂以予言为得。然不知元履之言虽疏，而其忠厚恳恻之意蔼然有三代王政之馀风，岂予一时苟以便事之说所能及哉？当时之争，盖予之所以为戏，而后日之请，所以必曰息有年数以免者，则犹以不忘吾友之遗教也。因并书之，以视后人，使于元履当日之心有以得之，则于宋侯、周君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坏矣。元履名掞之，尝以布衣召见。天子悦其对，即日除太学录。寻以数论事，不得久居中。既而天子思复召用之，则元履既卒矣。上为怅然久之，诏有司特赠直秘阁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记。

元履姓魏氏，旧名挺之，后更名掞之，则字子实。然其以元履闻也久，故称者莫能易也。家建宁府建阳县之招贤里，以儒学显。其胄出迁徙之所繇，则故侍郎胡公寅已识于元履先君子之墓矣。元履幼有大志，少长游郡庠，事籍溪先生胡公宪，先生奇之。已而遍从乡之儒先长者游，间适四方，又尽交其先达名士，于是闻见日广而声称日益大。尝客衢守章杰家，会故相赵忠简公薨海上，归葬常山。杰雅怨赵公，又希秦桧意，逮系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凶虐，无敢议者。元履独慨然以书噍让杰，长揖径归，杰亦不能害也。两以乡举试礼部，皆不第。闽帅汪公应辰、建守陈公正同知其贤，相与论荐于朝。时相尼之，又不得召。后数岁，诏举遗逸。部刺史芮公烨遂帅其寮与帅守六人者共以元履行谊为言，于是诏特徵之。元履辞谢不获，则以布衣入见，极陈当世之务。大要劝上以修德业、正人心、养士气为恢复之本，上奖叹开纳，劳问移时。明日，遂有诏赐同进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学录。乾道四年十有二月也。异时学官不与诸生接，亦漫不省学事，徒养望自高而已。元履既就职，则日进诸生而教诲之。且视其居有坏者，或几压焉，则请于朝，得缗钱四十万以葺之。释奠孔子祠，职当分献先贤之从祀者，则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溺人心，驯致祸乱，不应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唱明绝学，以幸来今，其功为大，请言于上，废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从食」。不听。它日又言：「太学之教宜以德行经术为先。其次尤当使之通习世务，以备官使。今壹以空言浮说取人，非是」。又不听。至它政事，有系安危治乱之机，而宰相不能正、台谏侍从不敢言者，亦无不抗疏尽言。以谏疏至三四上不纳，则移病杜门，以书质责宰相，语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徕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数求去矣，遂以迎亲予告使归。行数日，罢为台州州学教授。元履自少则有志于当世，晚而遇主，谓可以行其学。然其仕不能半岁而不合以归，间独喟然叹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学不至，无以感悟报塞，吾罪大矣」。先是，尝榜其书之室曰「艮斋」，至是日处其间，方将条理旧学以益求其所未至，从游之士稍有自远来者，而不幸病不起矣。病革时，顾念君亲，处理家事，无一言之缪。其母视之，不巾不见也。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礼浼我，且以书召其友新安朱熹，至则尽以终事为寄而诀。卒之日，实九年闰月壬戌，其年五十有八矣。娶同郡刘氏，徵士勉之之兄女，先十九年卒。继室虞氏。子男二人，孝伯，国学进士；孝朋，尚幼。所为文章若论议训说合数十卷，藏于家。元履于学无不讲，而尤长于前代治乱废兴存亡之说，以至本朝故事之实，皆领略通贯，识其大者。平居论说，听者悚然。居家谨丧祭，重礼法，恤亲旧，虽贫不懈。从父有落南者，千里迎养，死葬如礼，而字其孤尤有恩。岁饥，为粥以食饿者，而力请移粟于官，邑里赖焉。又尝请督乡人之不葬其亲者，富予期，贫予费，而掩其无主后者以千数。为文以戒生子而不举者，所全活者亦甚众。与人交尤尽情，嘉其善而救其失，如恐不及。后进以礼来者，苟有一长，必汲汲推挽成就之。其处心制行类如此。故尝有病其为人太过者，元履笑曰：「不犹愈于横目自营者耶」？至或訾其近名，则蹙然曰：「使夫人而皆避此嫌，则为善之路绝矣」。此其学道爱人之本意也。呜呼！使其老寿通达，举而施之，则其所以及人者为如何哉！孝伯将以七月己未奉其柩葬所居之南不十里所谓长坂者，元履平生时所乐处也。予往莅其卜，孝伯泣拜，奉严君士敦之状以铭文为请。予惟元履垂绝之言若有及此者，顾虽不能，不忍负也，则应曰诺。退视其状不诬，因掇其大者序而铭之。铭曰：

谓天啬之，则曷其材且志也。曰其德之，则又不年以位也，竟使抱其馀以没于地也。我铭以哀之，又以掩其隧也。

本贯汉州绵竹县仁贤乡武都里。

曾祖文矩，故不仕，赠太师、沂国公。妣沂国夫人杨氏。

祖弦，故任殿中丞致仕，赠太师、冀国公。妣冀国夫人赵氏、王氏。

父咸，故任宣德郎，赠太师、雍国公。妣秦国夫人计氏。

公讳浚，字德远，本唐宰相张九龄弟节度使九皋之后。自九皋徙家长安，生子抗，抗生仲方，仲方生孟常，孟常生克勤，克勤生𦅀，𦅀生纪，纪生璘，即公五世祖。仕僖宗时为国子祭酒，从幸蜀，因居成都，寿百有二十岁。长子庭坚，以荫为符宝郎，后不仕。符宝之子即沂公也。沂公蚤世，夫人杨氏携三子徙绵竹依外家，遂为绵竹人。长子即冀公也。冀公幼慷慨有大志，不肯屑屑为举子业，于书无所不通。庆历元年，诏举茂才异等，近臣鱼公周询以公文五十篇应诏，召试秘阁报闻。时西鄙方用兵，鱼公谓公曰：「天子以西事未宁，宵旰求贤，惟恐不及，子其可在草野乎？仆当复率贤公卿共荐论，不敢隐也」。遂与程公戡以公庆历禦戎策三十篇上。公之策大抵谓唐之所患，节镇兵盛，今之所患，中原兵弱。边鄙有警，无以禦敌，良由四方藩境无调习之甲兵，无亲信之士卒，兵以众合，将以位充，行陈部伍都无伦理，何异驱市人而战？古者兵出不踰时，今五年矣，民困财匮，点科不息，生盗贼心，后患未可量也。可不速有改更，图所以为靖民威敌久远之计乎？今当以陕西四路、河北三路、河东一路割兵属将，公选其人，不拘官品，为置文臣通晓者二人为军谋，而使各得自辟其属，丁壮之目、财赋之用悉付之，勿使中官扰其事，勿使小人分其权。而通置采访使二员，分部八路，提其纲领，紏其奸非。如转运、提刑、运判、监军可悉罢去，庶几事权归一，戎虏可遏而人民可苏也」。有旨下国子监详定以闻。召试西掖。张公方平奏公论议优长，天子嘉之，授将作监主簿，实二年之冬，事载国史。程公尤器重公，及帅泾原，辟公掌机宜事。移高阳，复辟焉，改秩知雷州。时黎人扰朱崖，朝命委公自四明遣兵数百，浮海道往镇海隅。公至，不鄙其民，抚绥安静，寇亦旋息。除管干都进奏院。公年踰六十，即浩然思归，致其事。自号希白先生，筑希白堂，一时贤公卿皆为赋诗。公亲教授雍公，雍公字君悦，中元丰二年进士第，历官州县。职事之外，覃思载籍，诸子百氏之说无不贯穿，而折衷于六经，其为文辞奇伟条畅。元祐三年，自华州学官以近臣举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奏篇为天下第一。比阁试，乃报罢。时太皇太后垂帘，哲宗未亲庶政，自宰相、百执事皆选用名彦，更张前日王安石政事之弊，排斥异议，沮抑边功。公念明时难遇而内有所怀，思以补报，既不得对，无路上达。宰相吕汲公大防方贵重用事，公作时议上之，大略谓今民和时雍，守成求助，而戒饬警惧不可以忽。况大忧未艾，深患未弭，博祸未去：所谓大忧，戢兵之说也。所谓深患，差役之说也。所谓博祸，行法之说也。戢兵之说，其忧有三：有损势耗财之忧，有沮军扰民之忧，有滋敌玩兵之忧。差役之说其患有三：有贫富不均之患，有州县劳扰之患，有簿书侵挠之患。而二者之本则在朝廷，惟朝廷之上去私意、公是非、明可否，一本于大中至正，法之可行，无问于新之与旧；议之可用，无问于今之与昔，除目前之害，消冥冥之变，则所谓大忧者可转而为乐，所谓深患者可转而为安，所谓博祸者可转而为福。今日之治，斯可维持于永世矣。汲公不纳，而识者叹公先见之明且远云。公归又六年，复召试，考官以公文辞杰出，寘高等。宰相章惇览其策不以元祐为非，且及庙堂用私意等事，无所回互，甚不悦。数日，公往谢之，惇嘻笑曰：「贤良一日之间万馀言，笔锋真可畏」。因授宣德郎、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人为公不满意，而公处之恬然。惇于是奏罢贤良方正科而更置宏词科。初，祖宗立制举，招延天下英俊，俾陈时政阙失。天子虚己而听，得士为多。自熙宁六年用事大臣恶人议己，始令进士御试用策而罢制科。司马丞相辅元祐初政，以求言为先务，遂复置焉。至是惇恶雍公辞直，又废之而立词科。词科之文，如表、章、赞、颂、记、序之属，皆习为佞谀者，以佞辞易直谏，蠹坏士心，驯致祸乱，而人不知其废置之源盖在此也。公晚得异梦，若有告者曰：「天命尔子名德作宰相」。未几而公生，故字之曰德远云。公生四年而雍公没，太夫人年二十有五，父母欲嫁之，誓而弗许。勤苦鞠育公，能言即教诵雍公文，能记事即告以雍公言行，无顷刻令去左右。故公虽幼，而视必端，行必直，坐不欹，言不诳，亲族乡党见者皆称为大器。年十六入郡学，讲诵不间蚤夜。同辈笑语喧哗，若弗闻者，未尝一窥市门。教授苏元老叹曰：「张氏盛德，乃有是子。吾观其文无虚浮语，致远未可量也」。甫冠，与计偕入上庠。太夫人送之，拊其背而泣曰：「门户寒苦，赖尔立。当朝夕以尔祖尔父之业为念」。凡数十条，书之策以授公。公去亲侧，常若在旁，无一言一动不遵太夫人之教。京师纷华，每时节游观同舍皆出，公独在。蓬州老儒有严赓者，时亦游太学，见公之为，咨嗟爱重。赓尝学《易》有得，遂以《乾》《坤》之说授公。公中政和八年进士第，知枢密院邓洵仁，蜀人也，与雍公有雅旧，谓公来见，当处以编修官。公竟不答，调山南府士曹参军以归，奉版舆之官。山南大府事夥，帅重公才识，悉以委焉。公为区处，细大各有条理。治狱明审，务尽其情。至狴犴木索，沐浴食饮亦必躬涖之，寒暑不废。以故军民归心，讼于庭者，皆愿得下士曹治。其受输尽去旧弊，使民得自执权概，人又便之。公事罢归，即对太夫人读书，至夜分乃寐。故同寮之贤者莫不亲之，其不肖者亦往往革面惮公，不敢为非。蒲中孙伟奇父，名士也，时过府与帅饮，至夜分，帅命继酒于公所，公谓其使曰：「此为何时？而欲发钥取酒酣饮乎？郡人其谓何？某不敢也」。复命，帅未应，奇父整冠拱手曰：「公有贤属如此，某罪人也」。问公姓名志之，即登车而去。又兼权成固县事，秩满，郡人遮道送者以千计，画公像持以送公者至百馀。转运使叹曰：「为小官得人之情如此，使得志于时，又当如何耶」？调褒城令，辟熙河路察访司干办公事。到官遍行边垒，览观山川形势。时犹有旧戍守将，公悉召，与握手饮酒，问以祖宗以来守边旧法及军阵方略之宜，尽得其实。故公起自疏远，一旦当枢筦之任，悉通知边事本末，盖自此也。有旨以夏人争地界事委察访司，命其属往视分画。公以十数骑直抵界上所谓阳关者，夏人始张旗帜骑乘于谷中，意不可测。及见公开诚，遂数语而定。改秩至京师，调恭州司录以归。会靖康改元，尚书右丞何㮚荐公，同胡寅召审察。先是，㮚以中丞论事罢去，寓居郑州。公调官归过郑，念㮚亦蜀人，粗有时望，因见之，告以国事阽危，宜益自重，思经济之图，无为浅露，㮚心重公。及执政，首荐焉。公到阙，闻㮚益轻儇，浸失人望，初见即以劄子规之，辞切厉。㮚不悦，不复使对，止除太常寺主簿。未几而虏至城下，公在京师，独与开封府判官赵鼎、虞部郎中宋齐愈、校书郎胡寅为至交，寝食行止未尝相舍，所讲论皆前辈问学之方与所以济时之策。时渊圣皇帝召涪陵处士谯定至京师，将处以谏职。定以言不用力辞，杜门不出。公往候见至再三，定开关延入。公问所得于前辈者，定告公但当熟读《论语》。公自是益潜心于圣人之微言。二圣出城，公以职事在南薰门，有燕人姓韩者仕虏为要官，往来南薰，稔识公面。一日，谓公曰：「大人辈（虏人呼贵酋为大人）以京城之人不肯尽出金帛，翌日当洗城」。指城一角曰：「至时吾立大皂旗于此，尔来立旗下，庶可免」。公笑谓之曰：「公宜为大人辈言，京师之人若尽死，金帛谁从而得乎」？姓韩人喜，若有得色。他日复值之，谓公曰：「比日以尔言说诸大人，已罢洗城之议矣」。此事世莫知也。逆臣张邦昌乘时窥僭，公逃太学中，闻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即位南京，星夜驰赴。至即除枢密院编修官，改虞部员外郎。会上以初履宝位，登坛告天，公摄太常少卿导引。上见公进止雍容静重，心重之，即欲大用。诘朝以语宰执，时中书侍郎黄潜善尝在兴元，知公治绩，因称述焉。上简记，他日除公殿中侍御史。先是，宰相李纲以私意论谏议大夫宋齐愈，腰斩。公与齐愈素善，知齐愈死非其罪，谓上初立，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恐失人心。既入台，首论纲罢之。驾幸东南，道途仓卒，后军统制韩世忠所部军人劫掠作过，逼逐左正言卢臣中坠水死。公以虽在艰难扰攘中，岂可废法如此，即奏劾世忠擅离军伍，致使师行无纪，士卒散逸为变，乞正其罚。有旨从赎，公重论奏，及乞追捕散逸为变者。上为夺世忠观察使，上下始肃然，知有国法。至维扬，即劝上无忘二帝北狩，常念中原，汲汲然修德去弊以振纪纲。每奏事，上未尝不从容再三问劳，泛及为治之方，辄至日昃。公所论专自人主之身以及近习、内侍、戚里，以为正天下之本在此。乃奏崇、观以来，滥授官资，乞尽釐正；戚里邢焕、孟忠厚不当居侍从，宜换右职；驸马潘正夫不待扈从，先来维扬，请治其罪；内侍李致道误国为深，不当引赦叙复；尚书董耘独以藩邸恩夤缘通显，宜即退闲，皆蒙采纳。时以藩邸旧宫锡号升旸，至维扬，内侍占官寺为之。公奏：「方时艰难，行幸所至，岂宜为此以重失人心？此必从行官吏欲假威福，妄兴事端，借御前之号，为奉己之私耳。乞行罢止」。上从之。迁侍御史，赐五品服。公感上知眷，益思效忠。时车驾久驻维扬，人物繁聚而朝廷无一定规摹，上下颇觖望。公奏：「近日军民论议纷然，彼得藉口为说者，盖二帝远在沙漠，而陛下乃与六宫端居于此，何怪人之窃议。愿明降睿旨，以车驾不为久住维扬之计晓谕军民，仍乞朝廷早措置六宫定居之地，然后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规恢远图，上以慰九庙之心，下以副军民之望」。他日奏事，上谓公曰：「朕于直言容受不讳，近有河北武臣上书，不知朝廷事体，诋毁朕躬，亦不加罪」。公请以所得圣语布告中外，激劝言者，庶几有补于国，上嘉纳焉。又奏：「中原，天下之根本也；朝廷，中原之根本也。本之不摇，事乃可定。愿降诏旨，敕东京留守司略葺大内及关、陕、襄、邓等处，常切准备车驾巡幸，及以今来行在所止不为久居之计，庶几内外和悦，各思奋励以图报国」。宰相浸不悦。又论御营使司属猥众，俸给独厚，资格超越而未尝举其职，乞行沙汰，使侥倖者无以得志，法行自近，军气必振。又论无谓虏不能来，当汲汲修备治军，常若寇至，遂大咈黄潜善等意。公以孀母在远乞外补，除集英殿修撰，知兴元府。公已登舟，候朝辞，有旨除礼部侍郎，日下供职。召对便殿，上慰劳宣谕曰：「卿在台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朕将有为，政如欲一飞冲天而无羽翼者。卿为朕留，当专任用张悫及卿」。公顿首泣谢，不敢言去。悫时为中书侍郎，未几而卒。上一日复谓公曰：「郭三益可与卿共事」。未几而三益亦卒。公念虏骑必至，而庙堂晏然，殊不为备，率同列力为宰相言之。潜善及汪伯彦笑且不信。公常以疾在告，独上眷遇益深，除公御营参赞军事，拨鲁珏、杨周等所部兵，令同吕颐浩教习所谓长兵者。公亲往点阅，籍其乡贯、年齿与所习艺能。复被旨同颐浩于江淮措置。未几，虏骑自天长逼近郊，公从驾渡江。至平江，朝议东幸，诏朱胜非留吴门禦贼。问谁当佐胜非，左右莫应。公独慷慨愿留，遂以本职同节制平江府、常、秀州、江阴军军马，车驾遂东。时建炎三年二月八日也。公行平江四境，规度可控扼虏所来道，决水溉田为限，立烽堠，召土豪与议。时禁卫班直及诸军溃归无虑数万众，乏食，所至焚劫。一夕，知府事汤东野苍黄见公曰：「城四外焚庐舍，火光并起，柰何」？公笑曰：「此必溃军之归，正当招集」。问府藏银绢有几，即白胜非便宜出黄榜及旗于门，以圣旨招集，支赐银绢各若干，令结甲而入，且令市人广造食物以俟。顷之，溃兵皆以次入，既得赐，又市食，无敢哗者。明日，令依所结甲出盘门，赴行在所，违者斩。如是数日不绝，而公旧所教习长兵至者亦近三千人。二十日，朱胜非召赴行在，公独节制。三月八日，东野忽复遽告公，闻有赦至。公虑时方艰难，事变莫测，命东野先遣亲信官驰至前路，发封以告。少顷，东野驰来曰：「事变矣，乃明受赦也」。袖以示公。时府中军民已知有赦，公谓东野令登谯门，宣有旨犒设诸军一次，内外乃定。九日，有自杭持苗傅、刘正彦檄文来者。公恸哭，念王室祸变如此，戴天履地，大义所存。虽平江兵少力单而逆顺势殊，岂复强弱利害之足较？便当唱率忠义，举师复辟，诛讨叛贼，以济艰难。虽孀母在远，身无嗣继，而义有所不可已也。亟召东野及提点刑狱赵哲至喻之，且激以忠义。二人感激愿助，因秘其事，夜召哲以防江为名，尽调浙西弓兵，令东野密治财计。十日，得省劄，召公赴行在。时承宣使张俊领万人自中涂还，公遣问之，乃云傅等敕俊交割所总人马，赴秦凤路总管任。公念上遇俊厚，而俊纯实，可谋大事，急使东野启城抚谕诸军。俊立诣公所，公独留俊，握手语曰：「太尉知皇帝逊位之由否？此盖傅、正彦欲危社稷」。语未终，泣下交颐，俊亦大哭曰：「有辛永宗者来自杭，备为俊言。适遍喻将校辈，且当诣张侍郎求决。侍郎忠孝，必有处置」。公虑俊意未确，复再三感动之。俊曰：「只在侍郎。若官家别有它虞，何所容身」？公应曰：「某处置已定，当即日起兵问罪」。俊大喜，且拜曰：「更须侍郎济以机权，莫令惊动官家」。公给俊军衣粮并及其家，皆大悦。公召辛永宗问傅、正彦所与谋为谁，曰：「归朝官王钧甫、马柔吉。旧闻侍郎尝识钧甫等，请以书先离间之」。是夜，公发书约吕颐浩、刘光世兵来会。时颐浩节制建业，光世领兵镇江，公虑书不达，复遣人赍蜡丸从间道往。公已再被赴行在之命，知为傅等奸谋，而兵未集，未欲诵言，戒东野、哲各密奏虏未退，靳赛数万众窥平江，若张某朝就道，恐夕败事。公亦奏：「张俊骤回，平江人情震詟，臣不少留，恐生事」。因命俊遣精兵二千扼吴江而奏曰：「俊兵在平江者多，臣故分屯，以杀其势」。盖惧傅、正彦觉勤王之谋，先出不意，遣兵直捣平江故也。十一日，附递发奏：「臣伏睹三月五日睿圣皇帝亲笔：『朕即位以来，强敌侵凌，远至淮甸，其意专以朕躬为言。朕恐其兴兵不已，枉害生灵，畏天顺人，退避大位』。臣伏读再四，不觉涕泣。臣窃以国家祸难至此，皆臣等不能悉心图事，补报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上负睿圣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圣皇帝以不忍生灵之故避位求和，臣独有一说，不敢不具陈其详。臣窃以当今外难未宁，内寇窃起，正人主忧劳自任，马上求治之时。恐太母以柔静之身，皇帝以冲幼之质端居深处，责任臣寮，万一强敌侵凌，不肯悔祸，则二百年宗庙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万死，伏愿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轸宸虑，祈请睿圣念祖宗付托之重，思二帝属望之勤，不惮勤劳，亲总要务，据形势之地，求自治之计，抑去徽名，用柔敌国，然后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监国于中，抚靖江左，如此则国家大计自为得之。如以臣言为然，乞行下有司，令率文武百寮祈请施行」。贴黄：「臣契勘，伏睹睿圣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尔退避大位，恐天下四方闻之不无疑惑，万一别生它虞。更乞睿断，详酌施行」。并具因依申尚书省，「伏望朝廷率文武百官力赐祈请」，及具咨目报苗傅、刘正彦：「某久病无聊，日思趋赴行在，缘靳赛人马过平江，平江之人各不安居，守贰日夕相守，不容出城。朝夕事毕，即便登途。迩者睿圣皇帝以不忍生灵涂炭之故避位求和，足见圣心仁爱之诚。然当此多难，人主马上图治之时，若睿圣谦冲退避，上无以副宗庙之寄，次无以慰父兄之望，下无以厌四海之心。某曩备员言官日，窃见睿圣皇帝聪明英断，意欲有为，止缘小大臣寮误国至此。某叨窃侍从，盖亦误国之人，乃至过江，事出仓卒。向使将相有人，睿圣岂肯轻发？今太母垂帘，皇帝嗣位，而睿圣乃退避别宫，若不力请，俾圣意必回，与太母分忧同患，共济艰难，中兴之业未易可图。二公苟不身任此事，人其谓何？当念祖宗二百年涵养之旧，今所恃以存亡，惟睿圣皇帝。况皇帝天资仁厚，从谏如流，愿勉为之，再三恳请，睿圣宜无不允也」。又与柔吉、钧甫书曰：「此事当责在二公」。是日，公再被促赴行在之命。有进士冯轓者（后更名康国。），与公为太学之旧，来平江相从。公察轓慷慨气义人也，夜四鼓，呼轓具道所以，且云：「已具奏及移书，今若得一人往面悉此意，大善」。轓激厉请行，诘朝即就道。是日，再以书促颐浩、光世报所处分次序。十三日，以所奏检报诸路，复督颐浩、光世速选精锐来会平江，而张俊再被赴秦州指挥，且命陈思恭总其兵。思恭知逆顺，信用公言，奏不敢交俊兵。十四日，公被命除礼部尚书，将带人马疾速赴行在。公复奏不可离平江状。十五日，傅、正彦遣俱重赍诏书抚谕，且来吴江代张俊。公召重至平江，重初桀骜，以秘计恐之，重逃避。既而公得请兼领俊兵。有报韩世忠海船到常熟岸者，俊喜曰：「世忠来，事办矣」。即白公。公以书招之，世忠得书号恸。十八日，见公于平江，相对恸哭。世忠曰：「某愿与张俊身任之」。偶甄援自杭来，诡称睿圣面令促诸军。公使遍谕俊、世忠，及至镇江喻光世及部曲等众，皆号恸。十九日，冯轓至自杭，傅、正彦答公书皆不情语，柔吉、钧甫亦以书来。是日，颐浩、光世报军行。二十日，公大犒俊、世忠将士，令世忠奏以兵归行在，而密戒世忠急至秀据粮道，候大军至。酒五行，公亲呼诸将校至前，厉声问曰：「今日之举，孰顺孰逆」？众皆曰：「我顺贼逆」。公复厉声曰：「若某此事违天悖人，可取某头归苗傅等。闻傅等以观察使及金钜万求某，得某者可即日富贵。不然，一有退缩，按以军法」。众感愤应诺。世忠军自平江舟行不绝者三十里，军势甚振。是时逆党传闻，已自震慑，有改图之意矣。公又恐贼急邀车驾入海道，先遣官属措置召募海船，亦甚集。二十一日，复遣冯轓以书行，且令轓居中几事相应。会得傅等书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任，非侍郎其谁当之」？公不胜忠愤，度傅等已觉公义兵动，而我兵势既已立，遂因递报之，其略云：「自古言涉不顺谓之指斥乘舆，事涉不逊谓之震惊宫阙。是以见君辂马，必加礼而致恭，盖不如是，无以肃名分、杜僭乱也。废立之事，非常之变，谓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矣。凡为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责君之细故而议废立，自古岂有是理者哉？今建炎皇帝春秋鼎盛，不闻失德于天下，一旦逊位，岂所宜闻？自处已定，虽死无悔。呜呼！天佑我宋，所以保卫皇帝者历历可数。出质则虏人钦畏而不敢拘，奉使则百姓讴歌而有所属。天之所与，谁能废之？况祖宗在天之灵岂不昭昭，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测，犹愈于终为不义不忠之人而得罪于天下后世也」。傅等得书，怒，遣赤心军及王渊旧部精锐尽驻临平，而韩世忠之军已扼秀州矣。公作蜡丸帛书云：「不得惊动圣驾」。募人赍付主兵官左言以下八人及知临安府康允之，皆达。又作手榜遣人间道晓谕临安居民曰：「访闻前日睿圣皇帝逊位，军民掩泣，各不聊生，足见军民忠义之情」。世忠既抵秀州，称病，日令将士造云梯，修弓矢器械。傅、正彦震骇，亟除世忠、俊节度使，指挥略云：「世忠、俊深晓内禅大义，不受张某诖误」。二人皆不受命。傅、正彦又令朝廷降指挥谪公，其词曰：「张某阴有邪谋，欲危社稷，责授黄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仍令平江差兵级防送，经由行在赴贬所」。二十四日，颐浩以兵至，公迓且勉之，握手嚱嘘。颐浩亦曰：「事不谐，不过赤族」。翌日，光世亦至。二十七日，传檄内外，辞曰：「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开基创业，真宗、仁宗德泽在民，列圣相传，人心未厌。昨因内侍童贯首开边祸，遂致虏骑历岁侵凌。逆臣苗傅躬犬彘不食之资，取鲸鲵必戮之罪，乃因艰难之际，敢为废立之谋；刘正彦以孺子狂生，同恶共济，自除节钺，专擅杀生。仰惟建炎皇帝忧勤恭俭，志在爱民，闻乱登门，再三慰喻，而傅等陈兵列刃，凶燄弥天，逼胁至尊，苍黄逊位，语言狂悖，所不忍闻。大臣和解而不从，兵卫皆至于掩泣。诏书所至，远近痛心。骇戾人情，孰不愤怒！况傅等揭榜阛市，自称曰『余祖宗讳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实有包藏。今者吕颐浩因金陵之师，刘光世引部曲之众，张某治兵于平江，韩世忠、张俊、马彦溥各领精锐，辛道宗、陈思恭总率舟师，汤东野、周杞扼据冲要，赵哲调集民兵，刘诲、李迨馈饷刍粮，杨可辅等参议军事，并一行将佐官属等，同时进兵，以讨元恶。师次秀州，四方响应。用祈请建炎皇帝亟复大位，以顺人心。今檄诸路州军官吏军民等，当念祖宗涵养之恩，思君父幽废之辱，各奋忠义，共济多艰。所有朝廷见行文字，并是傅等伪命，及专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敢有违戾，天下共诛之」！二十八日，张俊、光世相继行，闻行在已有复辟之议矣。初，公遣冯轓授以计策，傅、正彦闻平江之师将至，甚忧恐。轓知可动，即以大义白宰相朱胜非曰：「张侍郎之意，盖以国步艰难，政当马上治之。主上盛年，乃传位襁褓之子，听断不出帘帷，天下恐有不测之变。纵主上谦虚，固执内禅之论，此犹有一说焉。主上受渊圣诏，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今日当以渊圣为主，睿圣称皇太弟，依旧天下兵马大元帅，嗣圣当易称皇太侄。太母垂帘听政，大元帅治兵征伐于外，此最为得策」。胜非令轓与二人议，轓反覆告之，傅、正彦有许意，遂与同议都堂。轓同傅、正彦、钧甫四人并引见，太后劳问曰：「卿等皆忠义之臣」。轓遂奏曲折。议定，乞赐傅、正彦铁券，诏宣百官，少顷毕集。宣诏云：「二十五日，苗傅、刘正彦等四人上殿奏事，奉圣旨，睿圣皇帝宜称皇太弟，依旧康王、天下兵马大元帅。皇帝宜称皇太侄」。百官退，诣睿圣宫，上御殿引见傅、正彦，词色粹然，问劳有加。傅等出宫，以手加额曰：「不意圣天子度量如此」。既而傅、正彦归军，逆党张逵曰：「赵氏安，苗氏危矣」。王世修尤大悖，三鼓诣胜非府变其事，复欲改正嗣皇依旧，而睿圣之名止称处分天下兵马重事，胜非不能夺。轓次日力争，胜非云：「勿与较，其实一也」。轓遂归，而勤王之师已悉至秀州。三十日，公被命同知枢密院，亦不受。四月二日，公次秀州，奉复辟手诏，而傅等大兵屯临平，公进发。三日，次临平，世忠当前，俊次之，光世又次之。逆党立旗招喻世忠等，世忠与战，军小却。世忠亲挥刃突前曰：「今日不为官家面上带几箭者斩之」！众争奋，贼党苗翊等大败，傅、正彦相继逃遁。是夕，皇帝圣旨除公知枢密院事。翌日，公与颐浩等入内朝见，伏地待罪泣下。再三慰劳，宣喻云：「曩在睿圣，两宫几不相通。一日，朕方啜羹，小黄门直趋前传太母之命曰：『张浚早来不得已安置郴州』。朕不觉覆羹于手，今其迹尚存。自念卿既被责，此事谁任」？公呜咽奏：「臣蒙陛下眷遇之厚，久历台省，不能补助，致虏骑凭凌，祸变窃发。臣之罪大，敢复论功」？上再三称叹，独留公，引入后殿，过宫庭。上宣喻：「隆祐皇太后知卿忠义，欲一识卿面目，适垂帘见卿自庭下过矣」。公惶恐，顿首谢。上属意欲倚公为相，公辞晚进，不敢当。盖公意以关陕为中兴根本，欲请行矣。上曰：「顾无以见朕意」。解所服玉带，命内侍覆去龙饰赐公曰：「此祖宗御府所宝也」。公重辞元枢之命，诏书曰：「卿以小宗伯之职赞天营之事，乃能总合诸师，来赴行在之急，俾奸宄不敢辄肆。威声既振，妖孽宵奔，致朝廷于安平无事之地，卿之功大矣。宜勿复辞」。傅、正彦既败走，与死党直趋闽中。公命世忠以精兵追之，并缚于建州，槛至行在所。及其党左言、张逵、王世修等，伏法建康市。初，公起义兵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外间警备亦甚严，忽有刺客至前，腰间出文书，乃傅、正彦遣来贼公，赏格甚盛。公顾左右皆鼾睡，见其辞色不遽，问：「尔欲何如」？对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顺，岂以身为贼用者？况侍郎精忠大节感通神明，某又安忍害侍郎耶？特见备禦未至，恐后有来者，故来相报耳」。公下执其手问姓名，曰：「某粗读书，若言姓名，是徼后利。顾有母在河北，今径归矣」。遂拂衣而去，其超捷若神。公翌日取嘉禾死罪囚斩以徇曰：「此苗傅等刺客也」。后亦无它。公私识其人状貌物色之，终不遇云。盗薛庆啸聚淮甸，兵至数万，附者日众。公以密迩行阙，一有滋蔓，为患不细，且闻庆等无所系属，欲归公麾下，请往示大信以招抚之。渡江而靳赛等率兵降，遂径至高邮，入庆垒，从行者不及百人。出黄榜示以朝廷恩意，庆感服再拜。始，公入贼垒，外间不闻公信，浮言胥动，颐浩等遽罢公枢筦。及闻公讫事还，上叹息，即日趣公归，且诏就职。公辞，上抚劳再四，复亲书御制《中和堂诗》赐公，有曰：「愿同越勾践，焦思先吾身」。其卒章曰：「高风动君子，属意种蠡臣」。仍题其后曰：「卿看毕可密藏，恐好议者以朕属意篇什也」。其眷待如此。公素念国家艰危以来，措置首尾失当，若欲致中兴，必自关陕始，又恐虏或先入陕陷蜀，则东南不复能自保，遂慷慨请行。诏以公充川陕宣抚处置使，便宜黜陟。赐亲笔诏书曰：「朕嗣承大统，遭时多艰，夙夜以思，未知攸济。正赖中外有位悉力自效，共拯艰危。今遣知枢密院事张某往喻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积累之勤，勉人臣忠义之节，以身徇国，无贻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建隆兴之业，当有茂赏，以答殊勋」。公行有日矣，会御营平寇将军范琼来赴行在。琼自靖康围城与女真通，及京城破，逼胁后妃及渊圣太子宗室入虏中，又乘势剽略为乱，左右张邦昌，为之从卫，罪状非一。至是闻二凶伏诛，始自豫章拥众入朝。既陛对，恃其众盛，悖傲无礼，多所邀求，且乞贷傅、正彦逆党左言等死。公奏大略云：「琼大逆不道，罪冠三千之辟。呼吸群凶，布在列郡，以待窃发。若不乘时显戮，则国法不正，且它日必有王敦、苏峻之患。臣任枢筦之寄，今者被命奉使川陕，启行有日，乃心踟蹰。若不尽言，乞伸典宪，死且不瞑」。上深然之，公独与权枢密院检详文字刘子羽密谋，夜召子羽及选密院谨饬吏数辈，作文书劄榜皆备，锁吏于府中。翌早，公赴都堂，召琼议事。琼从兵溢涂巷，意象自若。坐定，公数琼罪，琼愕眙，命缚送大理寺。子羽已张榜于省门外，亲以圣旨抚劳琼众曰：「圣旨罪止琼，馀皆御前军也，无所预」。众顿刃应喏。琼论死，兵分隶神武军。自靖康后，纪纲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倡大义，率诸将诛傅、正彦，乘舆返正，复论正琼罪，而后国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儿灶妇、深山穷谷、裔夷绝域皆闻公名，盎然归仰忠义之感，实自此也。公辟子羽参议军事，遂西行。独念上孤立东南，朝廷根本之计未定，蚤夜深思，苟有所见，不敢不纳忠，以身在外而不言也。尝奏曰：「前日馀杭二凶鼓乱，彼岂真恶内侍哉，当此艰危，人情易摇，欲为不顺，借此以鼓惑众听耳。然在我者有隙可指，其事乃作。愿陛下谨之察之，于细微未萌之事每切致意，使奸逆无以窥吾间」。又曰：「臣累具奏，谓前此大臣不肯身任国事，意谓事苟差失，众言交攻，取祸必大。惟因循度日，万一得罪而去，亦不过谓庸缪，落职领祠而已。此风误国有素，愿陛下临朝之际，不匿厥指，与大臣决议，继自今必使身任其责，脱或败事，诛罚无赦」。又奏曰：「听言之难，自古记之。《书》称先王之盛有曰：『侍御仆从，罔匪正人』。夫仆从之微也，而亦必严择，盖其朝夕在君侧，浸润肤受，言为易入。苟使小人得售，将何所不至？夫小人进谗说以快其私，经营窥测，投隙伺间，固不正名其事、显斥其人也。或因献谈谐之说，或假托市井之论，夤缘附会，其端甚微。人君一或忽之，则忠贤去国，亿兆离心，其祸有不可胜言矣。臣谓欲尽听言之道，莫若亲君子而远小人。不然，虽有过人之聪明，而朝夕所狎近者既皆非类，渐渍以入，其能无过听之失乎」？又奏曰：「自古大有为之君，未有不体乾刚健而能成其志者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君法天，莫大于此。少康氏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而夏后之业复振，盖其经营越四十年，向使其间一萌退缩之意，则王业无自而兴矣。汉高帝困于鸿门，屏于巴蜀，败于荥阳、京索间，屡挫而愈不屈，终灭项氏以启汉基。此二君者，岂非刚健不息而卒能配天乎？今日祸变可谓极矣，意者天将开中兴之基，在陛下体乾之刚，身任天下而已。愿陛下以至公至诚存心，恻怛哀矜，思天下之所以困穷，生民之所以涂炭，自反自咎，身任其责，便佞之惑耳者去之，美丽之悦目者远之，以至于衣服饮食，亦惟菲薄之务，淡然漠然，视天下无足以动吾心者，而专以宗社生灵为念。苟言之非有益于宗社生灵者弗言也，苟思之非有益于宗社生灵者弗思也，持之以坚，行之以久，乾乾不息，则上可以动天，下可以格人。由近及远，由内及外，民虽至愚，岂不感化？少康、汉祖之事业又何难哉？臣于陛下分则君臣，情则父子，故虽远去天威，而区区爱君之心不敢不思所以自效」。上手书赐公曰：「卿自离阙，曾未几时，奇画深规、忠言谠论著之简牍，已三上矣。虚怀领览，嘉叹不忘」。时渡江大赦，独李纲以言者论列贬海外不放还。公论奏逆党如吴幵、莫俦顾反得生归，纲虽轻疏，亦尝为国任事，乃不得叙，天下谓何？上用公奏，纲得内徙。始，公尝论纲罪，至是独为伸理，其用心公明，无私好恶类如此云。

本贯徽州婺源县万年乡松岩里。

曾祖振，故不仕。妣汪氏。

祖绚，故不仕。妣汪氏。

父森，故赠承事郎。妣程氏，赠孺人。

公讳松，字乔年，以绍圣四年闰二月戊申生于邑里之居第。未冠，繇郡学贡京师。以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县尉。丁外艰，服除，更调南剑州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绍兴四年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循左从政郎。丁内艰，服除，召对，改左宣教郎，除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两曹，兼领史职如故。与修《哲宗实录》，书成，转奉议郎。以年劳转承议郎，出知饶州。未上，请间，得主管台州崇道观。满秩再请，命下而卒，绍兴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也。公生有俊才，自为儿童时出语已惊人。少长，游学校，为举子文，即清新洒落，无当时陈腐卑弱之气。及去场屋，始放意为诗文。其诗初亦不事雕饰，而天然秀发，格力闲暇，超然有出尘之趣。远近传诵，至闻京师，一时前辈以诗鸣者，往往未识其面而已交口誉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见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腾蹙沓，浑浩流转，顷刻万变，不可名状，人亦少能及之。然公未尝以是而自喜，一日喟然顾而叹曰：「是则昌矣，如去道愈远何」？则又发愤折节，益取六经诸史百氏之书伏而读之，以求天下国家兴亡理乱之变，与夫一时君子所以应时合变先后本末之序，期于有以发为论议，措之事业，如贾长沙、陆宣公之为者。既又得浦城萧公顗子庄、剑浦罗公从彦仲素而与之游，则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独得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于是益自刻厉，痛刮浮华，以趋本实。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自谓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韦之义以名其斋，蚤夜其间，以自警饬。繇是向之所得于观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坚，故尝称曰：「士之所志，其分在于义利之间两端而已。然其发甚微而其流甚远，譬之射焉，失豪釐于机括之间，则差寻丈于百步之外矣」。又尝以谓「父子主恩，君臣主义，是为天下之大戒，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气之中，一息之不属，理必至于毙。是以自昔圣贤立法垂训，所以维持防范于其间者，未尝一日而少忘，其意岂特为目前之虑而已哉」！是时宣和之季，士之干世至是已无可言者矣。旋属靖康之变，中朝荡覆。公在尤溪，方与同寮燕集，忽有以北狩之问来谂者。公闻震骇，投袂而起，大恸几绝。既而建炎再造，王室漂摇，未有所定。寇贼纵横，道路梗塞，固不暇于博求幽远，以尽一世人材之用。而公抱负经奇，尤耻自售以求闻达，以是困于尘埃卑辱、锋镝扰攘之中，逃寄假摄，以养其亲十有馀年。以至下从算商之役于岭海鱼虾无人之境，则已无复有当世意矣。会诏出御史胡公世将抚喻东南，公乃因谒见而说之曰：「古之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之计，以为子孙万世之业。未有俯仰依违，苟度朝夕，曾不为终岁之备而可以为国者也。今日庙堂之义固必有所谓一定之计矣，然未知其但欲襟凭江汉，控引荆吴以保东南而已乎？抑当克复神州，汛扫陵阙，据中原而抚三河也？盖尝闻之，不取关中，中原不可复；不取荆淮，东南不可保。唐唯不失关中，故更三亡，不失旧物。而吴孙氏东攻新城，西攻襄汉，乃所以保建业。其后桓温、刘裕虽能以江汉舟舻西入河渭，然既得之而不能守，则亦仅足以保东南而已。然则天下之大势可知已。今进既不能以六师之重通道荆襄，循汉沔以赴兴元，结连拓跋，控引五路，东向以图中原；退又不能移跸建康，治兵训武，北争荆淮，以为固守之计，而但蹙处一方，费日月于道涂，前不能有尺寸之利，后又无所保以为安，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胡公奇其言，壮其策，归即以闻于朝。而泉守、资政殿学士谢公克家随亦露章荐公学行之懿，不宜滞筦库，于是乃得召试。而发策者以中兴事业之难易后先为问，公即对言：「自古谋国有得失，而成功无难易。盖天下国家有至计，而国势之强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开蹙不与焉。唯能顺人心、任贤才、正纲纪，则天下之事将无难之不易。惟上之人惜时爱日而亟图之」。反覆驰骋，辩说纵横，出入古今，證验精博，日未昳，奏篇已上，累数千言而文不加点，高宗览而异焉。赵忠简公方以元枢受诏，西督川陕荆襄军事，欲奏取公为属。会太夫人属疾不果。既遂遭丧以归，而赵公卒亦不果行也。再召入对，时上已用张忠献公之策，进次建康，指授诸将，计日大举以复中原，国势亦小振矣。公始进见，欲坚上意，以遂中兴之业，即奏言曰：「陛下以圣哲之资，抚艰难之运，侧身焦思，累年于兹。而民困兵弱，虏伪侵凌，戡定之勋久而未集。意者陛下殆当抗圣志于高明，而辅之以睿智日跻之学，垂精延访，蚤夜汲汲，以求宗庙社稷经远持久之计；申明纪律，崇奖节义，而又以民心为基本，忠良为腹心，则臣有以知虏伪之不足忧而恢复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论自古中兴之君唯汉之光武勤劳不怠，身济大业，可以为法。晋之元帝、唐之肃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终，可以为戒。反覆切至，而犹虑夫计画之间或未精审，无以服众心而成大功也，则又言曰：「人主操大权以御一世，必有所以处此者有以切中于理，然后足以深服天下之心，是以无为而不成。今万机之务决于早朝侍立逡巡之顷，未有以博尽谋谟之益，使其必当事理，以服人心。谓宜略放唐朝延英坐论之制，仰稽仁祖天章给札之规，延访群臣，博求至计，然后总揽参订，以次施行。则政令之出，上下厌服，天下之事无所为而不成矣」。顾又尝病士溺于俗学而不明君臣之大义，是以处于成败之间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缺于舍生取义之节，将使三纲沦坠，而有国家者无所恃以为安，则又奏言：「宜鉴既往之失，深以明人伦、励名节为先务，而又博求魁磊骨鲠、沈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无事正色立朝，则奸萌逆节销伏于冥冥之中。一朝有缓急，则奋不顾身以抗大难，亦足以禦危辱凌暴之侮，则庶几乎神器尊严而基祚强固矣」。上悦其言，而于光武、晋、唐之论尤所嘉叹。明日，以喻辅臣，且论元帝、肃宗之失，而尤以元帝区区仅保江左，略无规取中原之志为诮。乃诏改公京秩，仍典校中秘书。则当是之时，圣志所存亦可见矣。不幸适有淮西杀将叛兵之变，中外恫疑，异议蜂起，张公至为解相印去，而国论遂变，至欲尽撤两淮之戍，还建康以自卫。公深以为不可，因率同列拜疏言曰：「淮淝东南之屏蔽，昔人之所百战而必争者。今皆幸为我有，而无故捐之以资敌，非计之得也。若彼乘吾之郤长驱以来，不信宿而至江津，人心一摇，则建康虽有甲卒十万，亦将无所施矣。且其新民累岁安集，亦既有绪。今乃一朝而弃之，使其老稚狼狈而南来，丁壮忿憾而北去，其失人心以贻后患，抑又甚焉。即以宿卫单寡，必行今策，则愿毋庸尽撤，而使合肥、盱眙两戍所留各不下三万人，则亦足以固吾圉而折虏冲矣」。疏奏不省，而刘豫果数求援于虏以乘吾隙，议者方以为忧，而虏反忌豫强将不可制，一旦执而废之，遂不暇以我为事。不然，则亦殆矣。自是之后，庙算低回，上下解弛，北伐之谋日以益衰，顾望中原，坐失机会。而明年，车驾遂还临安矣。御史中丞常公同荐公恬尚有守，可任大事，因复召对。公即抗言：「当今国论不过两端，喜进取之谋者既以行险妄动而及于败，为待时之说者又以玩日愒岁而至于媮。二者不能相通，而常墯于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见而均受其弊。故臣尝谓能自治以观衅，则是二者通为一说而无所偏废。盖能夙夜忧劳，率厉众志，则未尝不待时而不至于媮；审知彼己，必顺天道，则未尝不进取而不及于败。谋人之国者诚能如是以求逞于雠敌而有不得志者，臣不信也。然臣窃迹近事，则夫往年江上之捷，日者伪刘之废，中原之衅可谓大矣。而吾终未肯求所逞，岂非以行险妄动为不可以不戒，而于吾所以自治其国家者将益求其至欤？今日之势虽未至于危机交急，亦可谓迫矣。谓宜断自圣志，深思昔人爱日之义，忧劳庶政，无少怠忽。凡事之故常，非天下所以安危存亡者，悉归之有司，而日与辅相大臣一心戮力，明礼义、正纲纪、除弊政、振媮俗，抚循凋瘵之民，淬励士大夫而责之职业，凡以求吾所以自治者，然后谨察四方之衅，投隙而起，安受其烬以致天地之殛，则虽有智者亦不知为敌谋矣」。初，刘光世守淮西，御军无法，而寇至辄谋引避。既正其罪而夺之兵矣，寻有叛兵之变，庙议反谓由罢光世使然，更慰藉而宠秩之。张俊守盱眙，方撤戍时，犹命分兵留屯，而俊不受命，悉众以归，朝廷亦不能诘。公于是又言：「陛下有为之志未尝少衰，而天下之事每每病于不立，使中兴之烈未有卓然可见之效，臣窃不胜忧愤。而深惟其故，以为陛下诚能并进忠贤，修明纪律，惩陵夷委靡之祸，革姑息苟且之政，深诏大臣，号令所出，必务合于天下之正义，而毋恤匹夫徇私之怨，则威令必振，国势安强。虽桀骜之虏，亦将歛衽而退听，尚何病于事之不立哉」？上亦不以为忤，特命除郎，兼畀史笔。而常公犹以为此非所为荐论之本意，再论上前，言甚恳至。然事已行，不及改也。公至史院，会方刊修蔡卞所撰《哲宗实录》，而宣仁附传实公所分，所以辨明诬谤、分别邪正者，于体为尤重。而公考订精密，直笔无隐，论者美之。其后顾亦不免颇为他官所窜易，是以读者犹有憾焉。既而虏人亟遣使来请和，赵公以议小不合亦罢去，而秦丞相桧始颛政事，遂决屈己和戎之议矣。虏使名称既不逊，而所责奉承之礼又有大可骇者，于是众心共怒，军士至汹汹欲为变，夜或揭通衢，指桧为虏谍。都人汹惧，一时忠智之士竞起而争之，公亦亟与史院同舍胡公珵、凌公景夏、常公明、范公如圭五六人者合辞抗疏言曰：「虏人方据中原，吞噬未厌，何忧何惧而一旦幡然与我和哉？盖其纽于荐食之威，动辄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为和之说以侮我。又虑我训兵积粟，畜锐俟时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为和之说以挠我耳。盖虏人和使即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胜之术也。六国不悟衡人割地之无餍以亡其国，今国家不悟虏使请和之得策，其祸亦岂可胜言哉！而执事者顾方以为吾为梓宫母后渊圣天属之故，遂不复顾祖宗社稷二百年付托之重而轻从之。使彼得济其不逊无稽之谋而藉躏以逞，将焉避之哉？昔楚、汉相持之际，项羽常置太公俎上，而约高祖以降矣。使为高祖者信其诈谋而遽为之屈，则自其一身且无处所，尚何太公之可还哉？唯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图楚者，以故卒能蹙羽鸿沟之上，使其兵疲食尽，势穷力屈而太公自归。此其计之得失，亦足以观矣」。其言之切如此，盖出公与诸公之意，而成于胡公之手。桧虽持其议不少变，然虏人狂谋因是亦有不得尽逞者，论者莫不壮之。然自是之后，边备遂弛，士气益衰，而兴复之谋上下皆以为讳，正堕公等所忧挠我之计。桧顾自以为得上心，始谋以次尽逐诸异议者，公因是亦数自求引去。而参知政事李庄简公又尝欲引以寘近班，以是桧尤忌之，固留不许。及虏使再至，独许归我河南地。公因轮对，又言：「陛下践艰难之运，十年于兹，虽有大有为之志，而于天下国家所以经远持久之计多有所未暇者。今者天启戎心，画地数千里以归于我，此虽异时之变未可以豫知，意者天其以礼悔祸，使陛下间于忧虞而大有为之志将有所使，此万世一时也。然天下之事每病于难立者，正以向一夫独见之言而略众口异同之论，是以谋始太锐而用计有未详也。愿考汉廷杂议之法，自今发政造事，陛下既与大臣谋谟于上，又令卿士大夫有忠虑者亦得以自竭于下，然后总揽群策而裁处其中，将举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为而无不成矣」。此于前日讲和之议犹欲三致意焉。又念国步日艰，人心未服，而天子无自将之兵，诸道无典戎干方之实，二三大将人拥重兵，强不可令，事盖有不可知者，则又数数建言，宜复武举，责实用，必其洞晓韬钤、长于绥御者，以储将帅之才。下州郡选骁勇悉送行在，以补周卫之缺。精择帅守，使蒐卒乘，以壮藩维之势。亦皆当世之急务，久长之至计，反复惓惓，不能自已。其于请建太学、明大伦，以倡节义之风而厉苟媮之习，则又平日之所深虑而每言之，所谓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气之中，一息之不属理，必至于毙焉者，非若后来诸人承望风旨，但以课试文墨为粉饰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国是已定，言无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桧之怒公愈甚。十年春，遂使言者论公独以怀异自贤，阳为辞逊为罪，而出之外郡。然公去未几，而虏果败盟，复夺我河南地，悉其锐师，数道大入，如公所谓未可豫知者。于是中外大震，桧亦不知所为，周章回惑，至于视师之奏，援引乖错而不自知，闻者莫不窃笑而深忧之。幸而一时将卒犹有前日柬拔蒐练之馀，以故关陕、顺昌、橐皋之师连战大捷，虏乃引退，复议讲解，而梓宫母后始得南归，又如公等所论楚汉强弱之势。然桧遂掩己失而冒以为功，公夺主权，肆然无复有所忌惮矣。公固不能复为之屈，遂自请为祠官，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讨寻旧学为事，手抄口诵，不懈益虔。盖玩心于义理之微而放意于尘垢之外，有以自乐澹如也。旧喜赋诗属文，至是非有故不徒作，乃其文气则更为平缓，而诗律亦益閒肆，视诸少作，如出两手矣。然公自是不复起，年未五十而奄至大故，善人之类，莫不伤之。其后十馀年间，桧遂颛国秉，大作威福，诸与公同时被逐之人，大者削籍投荒，小亦弃置閒散。迄桧死败，其幸存者乃起复用，或至大官，而公皆已不及见矣。呜呼！熹尚忍言之哉！公性至孝，事太夫人左右无违。友爱诸弟，委曲将就，有人所难能者。与人交重然诺，不以生死穷达二其心。抚孤甥教之学，而经理其家事曲有条理，人无间言。接引后进，教诱不怠，闻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于邪佞嵬琐、简贤附势之流，与己异趣，则鄙而远之，或不忍正视其面。至其所以施于吏治者，亦皆果决明辨，抑邪与正，无所顾避。顾熹生晚，不及于闻见之详，故不得而记也。晚既属疾，自知必不起，而处之泰然，略无忧惧之色。手书告诀所善胡公宪原仲、刘公勉之致中、刘公子翚彦冲，属以其子，而顾谓熹往受学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后已，垂裕后人，不使迷于所乡者又如此云。所为文有《韦斋集》十二卷行于世，外集十卷藏于家。始时吏部侍郎徐公度欲为之序，略言少日多见前辈，而自得从公及正平张定夫游，始得为文之法。会病革，不及脱稿，而今序则直秘阁傅公自得之文也。其论以为公诗高洁而幽远，其文温婉而典裁。至于表疏书奏，又皆中于理而切事情，亦为得其趣者。公娶同郡祝氏，封孺人，赠硕人。其父处士确有高行。硕人性慈顺孝谨，佐公事太夫人于穷约中，未尝一日不得其欢心。承接内外姻亲，下逮妾媵僮使，曲有恩意，后公二十七年卒。一男子，熹，今以朝奉大夫致仕。一女子，嫁故浏阳县丞刘子翔，蚤卒。孙男三：长塾，亦蚤卒；次野，将仕郎；次在，承务郎。女三，其婿脩职郎刘学古、迪功郎黄干、进士范元裕。曾孙男五，钜、钧、鉴、铎、铚。女九，长适文林郎赵师夏，馀或许嫁而未行也。公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于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硕人别葬建阳县崇泰里后山铺东寒泉坞。然公所藏地势卑湿，惧非久计，乃卜以庆元某年某月□□日奉而迁于武夷乡上梅里寂历山中峰僧舍之北。盖公之诗尝有「乡关落日苍茫外，尊酒寒花寂历中」之句。呜呼。此岂其谶耶？不肖子熹追慕攀号，无所逮及。窃惟纳铭幽堂，具著声烈，以告万世，盖自近古以来未之有改。而公赠官通议大夫，正第四品，准格又当立碑，螭首龟趺，其崇九尺，刻辞颂美，以表于神道，用敢追述其平生论议行实之大者如右，以请于当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幸垂听而择焉。谨状。庆元五年十二月日，孤朝奉大夫致仕、婺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熹状。

右，臣伏见谅祚狂僭，衅隙已多，不越岁年，必为边患。臣本庸暗，不达时机，辄以外料敌情，内量事势，鉴往年已验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谋。虽兵不先言，俟见形而应变；然坐而制胜，亦大计之可图。谨具条陈，庶裨万一。臣所谓外料敌情者，谅祚世有夏州，自彝兴、克睿以前，止于一镇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时，继捧、继迁始为边患，其后遂陷灵、盐，尽有朔方之地。盖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馀年，既不能剪灭，遂务招怀。适会继迁为潘罗支所杀，其子德明乃议归款，而我惟以恩信，复其王封，岁时俸赐，极于优厚。德明既无南顾之忧，而其子元昊亦壮，遂并力西攻回纥，拓地千馀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彊，元昊遂复背叛。国家自宝元、庆历以后，一方用兵，天下骚动，国虚民弊，如此数年。元昊知我有厌兵之患，遂复议和。而国家待之，恩礼之异于前矣，号为国主，仅得其称臣，岁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时，半于契丹之数。今者谅祚虽曰狂童，然而习见其家世所为。盖继迁之叛，而复王封；元昊再叛，而为国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国，以为鼎峙之势尔。此臣窃料敌情在于如此也。夫所谓内量事势者，盖以庆历用兵之时，视方今禦边之备，较彼我之虚实彊弱，以见胜败之形也。自真宗皇帝景德二年，盟北虏于澶渊，明年，始纳西夏之款，遂务休兵，至宝元初，元昊复叛，盖三十馀年矣。天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识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而元昊勇鸷桀黠之虏也，其包畜奸谋欲窥中国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为虑，待其谋成兵具，一旦反书来上，然后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骇，举动苍惶，所以用兵之初，有败而无胜也。既而朝廷用韩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极力经营，而勇夫锐将亦因战阵稍稍而出。数年之间，人谋渐得，武备渐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所以屈意忍耻，复与之和，此庆历之事尔。今则不然。方今甲兵虽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垒粗尝完缉，不若往年之隳颓也。土兵蕃落增添训练，不若往年寡弱之骄军也。大小将校曾经战阵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随之徒绮纨子弟也。一二执政之臣皆当时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时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盖往年以不知边事之谋臣，驭不识干戈之将，用骄兵，执朽器，以当桀黠新兴之虏，此所以败也。方今谋臣武将、城壁器械不类往年，而谅祚狂童不及元昊远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觉，可以早为之备。茍其不叛则已，若其果叛，未必不为中国利也。臣谓可因此时，雪前耻，收后功，但顾人谋如何尔。若上凭陛下神威睿算，系累谅祚君臣献于庙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虏于黄河之北，以复朔方故地。最下尽取山界，夺其险而我守之，以永绝边患。此臣窃量事势，谓或如此。臣所谓鉴往年已验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数，臣请言其大者。夫夷狄变诈，兵交阵合，彼佯败以为诱，我贪利而追之，或不虞横出而为其所邀，或进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屡败之戒，今明习兵战者，亦能知之。此虽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谓大计之缪者，攻守之策皆失尔。臣视庆历禦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馀里，分为路者五。而路分为州军者，又二十有四。而州军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而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吾兵虽多，分而为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将所谓战兵者，分在二十四州军，欲合而出，则惧后空而无备，欲各留守备而合其馀，则数少不足以出攻。此当时所以用兵累年终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进不能出攻，退不足自守，是谓攻守皆无策者，往年已验之失也。臣所谓今日可用之谋者，在定出攻之计尔，必用先起制人之术，乃可以取胜也。盖列兵分地而守，敌得时出而挠于其间，使我处处为备，常如敌至，师老粮匮，我劳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于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贼常得志也。今诚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则我当先为出攻之计，使彼疲于守禦，则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为大举。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来拒，彼集于东，则别出其西。我归彼散，则我复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国之众，聚散奔走，无时暂停，则无不困之虏矣。此臣所谓方今可用之谋也。盖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尝五路出攻矣。当时将相，为谋不审，盖欲攻黠虏方彊之国，不先以谋困之，而直为一战必取之计，大举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难事也。故谋既审矣，则其发也必果，故能动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险易，道里之迂直，蕃、汉兵马之彊弱，骑军、步卒、长兵、短兵之所利，与夫左右前后，一出一入，开阖变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势，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愿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抚，遍见诸将，与熟图之，以先定大计。凡山川、道里、蕃汉、步骑、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图上方略。其馀不可先言，付之将率，使其见形应变，因敌制胜。至于谅祚之所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骄其心，亦少缓其事，以待吾之为备。而且严戒五路，训兵选将，利器甲，畜资粮，常具军行之计。待其反书朝奏，则王师暮出，以骇其心，而夺其气，使其枝梧不暇，则胜势在我矣。往年议者，亦欲招辑横山蕃部，谋取山界之地。然臣谓必欲招之，亦须先藉胜捷之威，使知中国之彊，则方肯来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为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尔。然臣足未尝践边陲，目未尝识战阵，以一儒生偏见之言，诚知未可必用。直以方当陛下劳心西事、广询众议之时，思竭愚虑，备刍荛之一说尔。

上自藩邸熟闻公德望，临朝之初，顾问大臣，咨嗟叹息。首召公赴行在，赐公手书曰：「朕初膺付托，以眇然一身，当万几之繁，夙夜祗惧，未知攸济。公为元老，被遇太上皇帝礼遇之久，群臣莫及。宜有嘉谋至计，辅朕初政。方今边疆未靖，备禦之道实难遥度。思一见公，面议其当，使了然如在目中。繄公是望，公其疾驱，副朕至意」。公奏曰：「臣敢不以前日恪事太上皇帝之心事陛下。惟一其志，有陨无二」。遂就道。未至国门，敦促再四，至即引见。上见公，改容体貌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命内侍赐公坐，降问再四。公奏：「人主以务学为先。人主之学本于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惟嗜欲私溺有以乱之，失其公理。故必须兢兢业业，朝夕自持，使清明在躬，惟是之从，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丑虏自服」。上竦然曰：「当不忘相公之言」。公又奏：「今日便当如创业之初，宜每事以艺祖为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公见上天锡英武，每言及两朝北狩、八陵废隔、兆民涂炭，雠耻之大，感痛形于词色，因力陈和议之非，劝上坚志以图事。制除公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节制建康、镇江府、江、池州、江阴军屯驻军马，进封魏国公。太上皇退处德寿宫，群臣希得进见，独再引公，见辄移时。以秋防复往江上，留临安旬日，中使问赐饮食等不绝，礼遇冠一时。公舟行出国门，见蝗自北来，飞长数里，即具奏曰：「灾异之起，必有所因。陛下即位之初，忧劳庶政，岂容有此？伏愿益修钦畏，以答天心。抑天之爱陛下，殆将有以警勉于初，助成圣德也。更乞延见近臣，咨问时政，必使惠泽实及军民」。先是，公谓新政以人才为急，人才以刚正为先，因疏当今小大之臣有经挫折而不挠，论事切直者凡十数人荐于上，且乞以间暇时数引贤者自近，赐以从容，庶几启沃之间有所广益。复荐陈俊卿、汪应辰可为宣抚判官，有旨差俊卿。又奏前国子司业王大宝可备劝讲论思，上遂命召大宝。公至江上，复奏曰：「直言不闻，非国之福。自秦桧用事，二十年间，诬以它罪，贼杀忠良，不知几何人。愿下明诏，以太上之意条具往以直言获罪之人，各加恩施。其诬之以事而身已沦没，许本家开析事因，经朝廷雪诉，庶几冤愤之气得申今日」。又奏乞尽天下之公议以用天下之才。时洪迈、张抡使虏回，见公于镇江，具言初到虏中，锁之寓馆，不与饮食，令于表中换「陪臣」字。公奏：「虏主恃彊，弹压诸国。今日之事，惟修德立政，寝食之间无忘此雠，上慰天心，下从人欲，不当复遣使以重前失」。翰林学士史浩建议，欲筑瓜洲采石城，上下公议。公谓：「今临淮要地俱未措置，高邮巢县家计亦复未立，而乃欲驱兵卒但于江干建筑城堡，岂不示虏削弱，失两淮之心，堕将士之气？或有缓急，谁肯守两淮者？不若先城泗州便」。上以公言为然。浩已为参知政事，力主初议，其馀公所措置，浩辄不以为是。公以张子盖可任，使镇淮上，图山东，而子盖所陈，浩辄沮抑百端，至下堂劄诘责，又深遏海州之赏。公方招来山东之人，至者云集，而浩不肯应副钱粮，且谓不当接纳以自困。公奏乞上幸建康，而浩专欲为怀安计。公治舟楫于东海，所图甚远，而浩辄令散遣。凡公所为，动皆乖异，党与唱和，实繁有徒。子盖西人，负气竟以成疾。公遣官属劳问不绝，且乞上亲喻之。上赐手书抚存备至，而子盖卒不起，山东前所结约者皆失望。浩遣其腹心司农寺丞史正志来建康，专欲沮招纳事。公论奏曰：「窃惟国家自南渡以来，兵势单弱，赖陕西及东北之人不忘本朝，率众归附，以数万计。臣自为御营参赞，目所亲见，后之良将精兵，往往皆当时归正人也。三十馀年，捍禦力战，国势以安。今一旦遽欲绝之，事有大不可者。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吾有弃绝之意，必尽失其心，一也。人心既失，变为寇雠，内则为虏用，外则为我寇，二也。今日处分既出圣意，将见淮北之人无复渡淮归我者。人迹既绝，彼之动息无自而知，间探之类，孰为而遣？三也。中原之人本吾赤子，今陷于虏者三十馀年，日夜望归，如赤子之仰父母。今有脱身而来者，父母拒户弃绝之，不得衣食，于天理人情皆所未顺，四也。自往岁用兵，大军以奔疲疾疫死亡十之四五。陛下慨念及此，命诸将再行招募。若淮北之人不复再渡，所募之卒何自而充？五也。寻常诸军招江浙一卒之费不下百缗，而其人柔脆，多不堪用。若非取军淮北，则军旅之势日以削弱，六也。若果绝之，人心一失，大事去矣。国家所系，人心为本。惟陛下恢廓圣度，同符天地，信顺获佑，其理必然」。上见之感悟，事得不罢。正志又受浩旨，聚两路监司守臣往瓜洲相度筑垒事。及见公，恃其口辩，欲为浩游说。公折大义，正志乃愧恐不敢言。将行，公复谓之曰：「归致意史参政，秦桧主和，终致误国。参政得君，无蹈覆辙」。浩闻之悚然。时浩已遣使使虏，报登宝位。公奏：「陛下初立，方欲图回恢复，而遽闻遣使，惧天下解体。前日洪迈虏中供伏事状，寻闻虏酋备坐告喻岭北诸国。虏借我和议之名以迫胁诸国类如此，愿毋遣」。浩竟遣之，然虏计已行，亦竟责旧礼不纳也。十一月，有旨召宣抚判官陈俊卿及公子栻赴行在。公附俊卿等奏曰：「今日之事，非大驾亲临建康，则决不能尽革宿弊，一新令图，鼓军民之气，动中原之心。臣自太上时，已为此谋。盖江南形势实在于此，舍而不为，未见其策」。又奏曰：「汉文帝初立，有司请早建太子，以尊宗庙，其为天下国家计甚远。愿陛下留意焉」。公于九月中尝具奏，以谓：「近闻吴璘之兵在德顺曾未几月，与虏大战，不可不为之深思也。使此虏得志于西，则气焰必炽，胁制蕃汉，聚兵边陲，迫我臣属，事固难处。今持久不决，有大利害存焉。傥坐视不问，贻忧异时，非计之得也。当令两淮之师虎视淮壖，用观其变，而遣舟师自海道摇山东，及多遣忠义结约中原，疑惑此虏，使有左顾右眄之虑。而德顺之师知我有奉制之势，将士当亦贾勇自奋」。至是复令俊卿等力言之。时浩已发诏，命璘弃德顺。盖浩志专欲亟和，以自为功，谓德顺既弃，则非徒璘无能为，亦固挠公之谋矣。上见俊卿等，问公动静饮食颜貌曰：「朕倚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时上已有欲幸建康之意矣，而浩殊不以为然。上遣内侍黄保躬赐公鞍马手书曰：「卿以元勋，特为重望，慨风尘之未静，仗忠义以亲行。首固边防，徐谋开拓，俾朕居尊，无复轸虑。缅思忠赤，益用叹嘉」。俊卿等归，公知车驾来建康之期尚缓，深虑有失机会，复具奏曰：「人心向背，兴亡以分。建康之行，一日有一日之功。愿仰稽天道，俯徇众情，亟定行期，以慰中外之望」。时契丹酋窝斡亦起兵攻虏，为虏所灭，其党奔溃。骁将萧鹧巴、耶律适里自海道来降。公以为女真一国之兵，其数有限，向来独以彊力迫胁中国之民及诸国之人为用，是以兵盛莫敌。今当招纳吾民，厚抚诸国，则女真之心自生疑惑，中原诸国莫为其用，虏可亡也。奏乞厚抚鹧巴等。上从之，诏公拟官赏施行，仍赐手书劳公曰：「卿以文武全才，副朕倚毗，宣威塞垣，厥功益茂。夷虏来归，中外帖然。今赐卿貂帽等」。时虏以十万众屯河南，多张声势，欲窥两淮。公以大兵屯盱、泗、濠、庐，虏不敢动，但移牒三省、密院及移书宣抚司，虚为大言，欲索海、泗、唐、邓、商州及岁币等。公奏此皆诡诈，不当为之动，卒以无事。隆兴元年正月九日，制除公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江、池州、江阴军屯驻军马，且命即日开府视事。始，公命诸将筑泗州两城，至是而毕，隐然为边塞重镇。时虏将万户蒲察徒穆及伪知泗州大周仁以兵五千屯虹县，都统萧琦以万馀人屯灵壁，积粮修城，遣间不绝。公谓至秋必为边患，当及时扫荡。若破两城，则淮泗可奠枕也。且萧琦素有归我之意，累遣亲信至宣抚司。会主管殿前司李显忠、建康都统制邵宏渊亦献捣二邑之策，公具以奏上。上手书报可。三月，召公赴行在。公中道具奏曰：「今之议者，孰不持战守之说？其下则欲复遵旧辙，重讲前好。以臣观之，战守之说是也。然而战守之道，本于庙胜。君天下者，诚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用之战则克，用之守则固，理有决然者矣。今德政未洽于人心，宿弊未革于天下，揆之庙算，深有可疑。臣愿陛下发乾刚、奋独断，于旬月之间，大布德章，一新内外，尽循太祖、太宗之法，使南北之人知有大治于后。人心既孚，士气必振，于以战守，何往不济」？既至，复伸前说。上再三叹美，谓公当先图两城，边患既纾，弊以次革。乃命李显忠出濠州趋灵壁，邵宏渊出泗州趋虹县，而令参议冯方随往犒劳。公亦自往临之。将行，念军事利钝难必，恐或小跌，伤上有为之心，谓诸葛亮建兴六年所上奏其言明切，曲尽事机，乞上置之坐右，常观览焉。又出旗榜军前曰：「面奉圣旨，大军所至，务要秋毫不扰，专以慰安百姓为事。敢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达于听闻，朕所不赦」。公渡江，闻李显忠至灵壁，而萧琦中悔，以众来拒。显忠大破之，琦所将万五千人降杀殆尽。邵宏渊亦进围虹县，显忠会之，徒穆、周仁穷蹙，率其众降，亦以万数。公又遣戚方将舟师趋淮阳，虑显忠轻敌深进，则亲帅官属前驻盱眙，几便近得以指呼。显忠追萧琦至宿州近城，琦与家属及千户头领等百馀人降，遂直抵城下。虏伪元帅者遣二万馀人来战，大破之。进攻城，将士蚁附而上，遂克之，中原震动，归附日至。上手书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数十年来，无此克捷」。公以盛夏人疲，急召显忠等还师，而上亦戒诸将以持重。皆未达，伪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率大兵至，显忠等恃胜不复入城，但于城外列阵以待，士卒颇疲矣。伪帅令于阵前打话，谓「尔若破我，当尽归河南之地」。既战，虏兵引却。明日复来战，我师小不利，统制官有遁归者，军心颇摇。显忠等率兵入城，虏众进攻城，复杀伤而退。居数日，得谍者报，虏大兵将至，显忠等信之，夜引归，虏亦不能追也。时虏名酋勇将降执系道，精甲破亡不翅三倍，是后不复能为灵壁、虹县之屯矣。方初退师，公在盱眙，去宿不四百里，浮言汹动，传虏且至。官属中有怀檄以归者，亦有请公亟南辕者。公不答，遂北渡淮，入泗州城。军士归者劳而抚之，视疮痍、拯疾病，存录死事，旌有功，人情胥悦。凡数日，上下始知虏初无一骑过宿者，人心始定。时公独与子栻留盱眙几月，俾将士悉归憩而后还维扬，具奏待罪。上手书抚劳，公复奏曰：「今日之事，明罚为本。而罚之所行，当自臣始」。上手书报曰：「卿屡待罪，欲罚自卿始。卿此言至公，岂不感格？朕委任卿，未尝少变，卿不可以此介意。正赖卿经画，他人岂能副卿」？有旨降授特进，更为江淮宣抚使。宿师之还，士大夫素主和议者乘时抵巇，非议百出。上又赐手书曰：「今日边事尤倚卿为重，卿不可以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卿独任此事。今日亦须朕与卿终任此事，切不可先启欲和之言」。又荐遣内侍劳公，于是公又第都统制、统制官以下，乞以次行罚。时朝廷建遣杨存中以御营使行江上守备，首途有日。公谓命令不一，将士观望，或败国事，身死无益，遂论奏之。上即日诏存中毋行。公留真扬，大饬两淮守备，命魏胜守海州，陈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邮、巢县两城为大兵家计，修滁州关山以扼虏冲，聚水军淮阴，马军寿春、庐州。大抵虏人来攻泗州，则粮道回远，城中兵二万馀足以守，乘其弊足以胜。如其出奇自淮西来，则清野坚壁，使无所掠。既不得进，合兵攻之，可大破也。然是时师退未几，人不自保，公命栻往建康挈家属来维扬，众情大安。两淮郡县悉增葺屋宇，人物熙熙，以至乡落亦皆成聚。上复召栻奏事，公附奏曰：「自古大有为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与协谋同志，以成治功，不容秋毫之间，然后上下响应影从，事克有济。如伊尹之于汤，太公之于周，其次管夷吾之于齐，诸葛亮之于蜀，书传所载，始终可考。不然，作舍道边，何自而成？而况安危祸福之几，其应不远，可不畏哉！今边隅粗定，军旅粗整，虏以伤败之故，其势未能为竭国之举。而臣以孤踪，跋前疐后，动辄掣肘，陛下将安所用之？愿深惟国计，精选天下岩穴之贤，付以中外大柄，任之专，信之笃，如前数君所为，谋出于一，不使小臣得以阴间，不使异议得以轻摇，先内后外，以图恢复，庶几日积月著，太平可期。载惟陛下当至艰至难之时，遇自古未尝有之彊敌，若非君臣相与为一，朝夕图回，不较利钝，终期有成，诚恐岁月易流，后悔难追，甚可痛惜也。臣老且病，望陛下矜怜，赐以骸骨，使之待罪山林，无令出处狼狈，取笑天下后世」。上览奏，谓栻曰：「虽乞去之章日至，朕决不许。朕待魏公有加，终不为浮议所惑」。公闻之，不敢复有请。时上对近臣未尝名「公」，独曰魏公，每遣使来，必令视公饮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礼如此。八月，有旨复公都督之号。虏都元帅仆散忠义与志宁并贻书三省、密院，索四郡及岁币等。且云：「今兹治兵，决在农隙」，以恐胁我。公奏：「虏力彊则来，力弱则止，初不在夫和与不和之间。使其有隙可乘，有机可投，虽使人接踵于道，卑辞厚礼无所不至，亦莫足以遏其锋也。今伪帅书盖知江南之士欲和者众，离间吾心腹，挠乱吾成谋，坐收全功，以肆其忿毒于后。惟陛下深察之。臣诚过虑，窃恐腐儒之论不知大计，遂为真和。曾不知三数年之后，虏马日蕃，人心益定，我之将士解体怠惰，方是时，何以枝梧？然今日内治未立，人多怀私，只贵谋身，不思为国，军民之弊，漠不加意。不求之此而区区于末，恐无益也」。时朝廷欲谢却归正人，已至者悉加禁切，且不欲公多遣间谍，恐生边衅。公奏曰：「自昔创业中兴之君图回天下，初非有夙任之将、素养之兵、旧抚之民为之用也。考其施设，事非一端。或取之群盗，或得之降虏，或以夷狄攻夷狄，莫不虚怀大度，仰凭天道，俯顺人心，以成大功。后世仁德之不孚，措置之失宜，驯致降人多有背叛。此非徒人事之谬，盖亦天命之不归也。今陛下绍隆祖宗，方务恢复，乃于降者而首疑之，则左右前后与夫今日军旅之众，孰不可疑？而况它日进抚中原，必先招徕，事乃可济。若处之失当，反激其怒，它日人自为敌。计之出此，岂不误哉？陛下将有经营四海之心，推诚待人，如天如日，岂比固陋之士，姑为保身之谋，独无天命之可信哉」？又奏：「虏之于我，有不戴天之雠，挟诈肆欺，不遗馀力。自宣和、靖康以来，专以和议挠乱国家，反覆诡秘，略无一实。今败盟如此，而朝廷尚蹈覆辙，号为信义，恐生兵隙，臣所未喻也。昔宋襄公谓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而卒败于楚，得无类是乎」！时汤思退为右相，思退本桧死党，尤急于求和，遂遣卢仲贤、李栻持书报虏，并借职事官以往。公又奏：「仲贤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上因其辞，戒勿许四郡，而宰执则令仲贤等许之无伤。栻至境，托故不行，独仲贤往。仆散忠义惧之以威，仲贤遂鼠伏拱手，状称归当禀命许四郡，愿持书复来。仲贤见公，谬称虏有数十万之众近边，若不速许四郡，今冬必入寇，我无以当其锋。且公重臣，不宜在江外，当亟渡江。公知仲贤为虏所胁，即谓之曰：「某在此边备已饬，借使虏来，当力破之。况探报日至，虏之屯河南者不过十万，计议得无为虏游说耶」？栻复被旨，令入奏。公命栻奏仲贤辱国无状，但所谋事，未知有无出朝廷之意，臣实不预此议。栻至，上即召见，首问仲贤事。栻具奏其状，且曰：「仲贤不可不明正其罚，朝廷与为表里，不可不察」。上怒，下仲贤大理寺。思退等惶惧，反谓仲贤能说虏削去君臣之礼，止以叔侄相往来为有功，百端救之，至与左相陈康伯等叩头殿上乞去。上不悦，犹镌仲贤官。思退及其党惧，益大唱和议，建遣王之望、龙大渊为通问使副。公在远，争不能得。见诸军惶惑，归正人尤不自安，即出榜诸军，谓虏人妄有邀索，如辄敢渡淮，当约日决战。朝廷闻公出此榜，皆大恐，独上以为然。公又奏曰：「伏闻朝廷遣使甚亟，思虑反复，实不遑宁。伏念臣顷居谪籍几二十年，流离困苦，加以忧患，狼狈万状。所以养爱此身，不敢即死，亦以臣子大义，负不戴天之深雠，终幸一朝得伸素志，瞑目无憾。幸遇陛下龙飞之始，英武奋发，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臣是敢受任而不辞。今将士人情日以振作，而虏寇作于内，师老于外，少稽时月，形势毕见。载惟此虏若势力有馀，内无掣肘，则秋冬之交必引兵长驱，要我以和，何求不成？而乃遣书约期，势实畏怯，其状甚露。纵令敢以偏师深入，自淮西来，为我则利，为彼非福。盖三百里之内，野无刍粟，扼以不战，又何能为而直为此急急也？重念臣衰老多病，所见所为迂阔寡合。自度赋分单薄，无以胜任国事，方欲俟岁晚力求休退。惟臣所爱者，陛下之圣德闻于天下，有有为之时。惟臣所忧者，夷狄之奸计得以肆行，而后悔何及？不然，臣年馀几何？岂不欲姑就安逸以毕此身，而固为异同于今日也」？又奏：「今岁守备甚严，自秋涉冬，初无一事。向若虏不贻我以书，固自若也。不幸因虏以一介持书慢我，而朝廷匆遽遣人，自招纷纷。缘此内外之情各不怀安，于国体所系甚大。今兹使行，事体尤重，岂宜更复草草？惟此虏若必欲侵凌我，虽恳请百拜，有不可遏。如其不能，亦何由而动？况专幸寇雠之不我侵，急急然徒为恳免苟安之计，臣之所未谕也」。上赐手书谕意，将以首相待公。公奏力辞。未几，遂召公赴行在奏事。公初议答虏书事，以为但当轻遣一介往观其情伪而为之所。至是，乃闻朝廷遣之望等。十一月二十五日，行至镇江，上奏曰：「近者窃承朝廷已定遣使之议，臣身在外，初不预闻。窃惟徽宗、钦宗不幸不反，亘古非常之巨变，凡在臣庶，不如无生。而八陵久隔，赤子涂炭，国家于虏，大义若何？况逆亮凭陵，移书侮嫚，邀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前岁。今议者不务力为自彊之计，而因虏帅一贻书，遽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贻书，欲遣侍从近臣趋风听命，复将裒吾民之膏血以奉雠人，用犹子之礼以事雠人，欺陛下以款之之名，而为和之之实。其说固曰吾将款之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岁币一出，国书一正，将士褫气，忠义解体，人心愤怨，何兵政之可修？又不过曰吾将款之而理吾财用，不知今虽遣使而兵不可省，备不可撤，重以岁币之费，虏使之来，复有它须，何财用之可理？此可见欺陛下以款之之名，实欲行其宿志也。彼方惟党与之是立，惟家室之是顾，惟富贵之是贪，岂复以国事为心哉？况两朝銮舆之望已绝，宗室近亲流落虏廷，戕贼殆尽，犹欲与之结和，不知于天理安否？臣实痛之。臣年老多病，所论与朝廷略不相合，岂可蒙耻更造班列，以重败其素节？且陛下庙堂之上，岂容狂妄不合之臣滥厕其间？臣虽至愚，亦诚不忍与今日力主和议之臣并立于朝。伏乞早降指挥，罢臣机政。臣见力疾至前路秀州，听候指挥」。上赐手书曰：「览卿奏，欲在秀州候指挥，甚非朕所望也。卿忠诚为国，天下共知，和议事专俟卿到，面尽曲折。卿宜速来」。继遣内侍甘泽赐公手书曰：「卿赴召入觐，何为中道遽欲引嫌自陈？军国大事，正要卿同心叶济。已差甘泽宣卿，宜体朕意，疾速前来」。公以上意厚甚，不敢固辞，复上奏曰：「臣窃闻道路之言，谓今兹议和非陛下本心，事有不得已者。询之士大夫，多以为然。惟臣昔尝力陈和之不可，为秦桧所挤，濒死者屡。赖太上皇帝保全覆护，获有馀生。今日之议，臣以国事至大，不敢爱身，力为陛下敷陈，不知陛下终能主张之否？又有事之大者，人才混殽，风俗陵夷，纲纪久弛，上下偷安，巨细积弊，内治自彊未见端绪。若力图所以革之，一绳以公，不恤浮议，则怨谤之言投隙伺间，巧为伤中，事必无成。若因循不革，日复一日，何以为国？国政不立，何以禦寇？不知陛下能力断于中，果行于外，君臣一心，无间可乘，以济此艰难之业否？臣是以食不遑味，寝不遑处，拳拳忧心，有如皦日。思所以为陛下计、为社稷计，须臾不敢忽也。不然，臣年老数奇，粗知学道，岂敢叨踰荣宠，窃位于朝，以负陛下社稷哉？臣到阙日，愿赐清间之燕，俾尽区区。度其是否，使之进退有据，不违其道。不胜幸甚」！既至入见，上首谕公以欲专委任之意，公复力陈和议之失。上为止誓书、留使人，而令通书官胡昉、杨由义先往谕虏帅以四郡不可割之意。于是之望、大渊待命境上，而上与公密谋，若虏帅必欲得四郡，当遂追还使人，罢和议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制拜公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都督如故。而思退亦转左仆射。上谕当直学士钱周才以注意在公，故思退虽为左相，而公恩遇独隆。每奏事，上辄留公与语，又时召栻入对，赐公御书《圣主得贤臣颂》。思退等素忌公，至是益甚。公既入辅，首奏当旁招仁贤，共济国事。上令条具，公奏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张阐可备执政，刘珙、王大宝、杜莘老宜即召还，胡铨可备风宪，张孝祥可付事任，马时行、任尽言、冯方皆可备近臣，朝士中林栗、王秬、莫冲、张宋卿议论据正，可任台谏，皆一时选也。公自太上时，即建议当驻跸建康，以图恢复。上初即位，公入对，又首言之。及总师江淮，每申前说。至是复力言于上曰：「今不幸建康，则宿弊不可革，人心不可回，王业不可成。且秦桧二十年在临安，为燕安酖毒之计，岂可不舍去之而新是图？大抵今日凡事皆当如艺祖创业时，务从省约，而专以治军恤民为务，庶国有瘳。不然，日复一日，未见其可」。上深感悟。通书官胡昉等至宿州，仆散忠义以不许四郡之故，械系迫胁。昉等不屈，忠义计穷，更礼而归之。上闻之，亟召栻语之故，令谕公曰：「和议之不成，天也，事当归一也」。始议以四月进幸建康。公又奏当诏之望等还，上批出曰：「王之望、龙大渊并一行礼物并回」。思退等大骇，更约翌日面奏。及至漏舍，思退等竞执前说。公折以正论，辄屈。是日三月朔旦，上当诣德寿宫。未登辇，召宰执议事。思退及参知政事周葵、同知枢密院洪遵叩头力争，上怒，声色颇厉。及自德寿宫回，复批出曰：「追回之望等劄子宜速进入」。适诣德寿宫，太上皇帝亦深怒：「此虏无礼，卿等不可专主和议，恐取议于天下」。思退等惧，遂以劄子进入，发金字递行。公奏胡昉等能不为虏屈，当加赏。而向者卢仲贤擅以国家境土许寇与雠，宜有重罚。有旨仲贤除名勒停，编管郴州。又奏：「宜榜示诸军，谕以仆散忠义械系使人，加以无礼，使各奋忠义，勉励待敌，趋赴功名，庶几诸军知曲在虏，且知和议不成，激昂增气」。上令都督以此旨降榜两淮、荆、襄、川、陕，数日之间，号令一新，中外军民皆仰上英断。思退计穷，复奏力主和议，且请上以宗社大计奏禀太上皇帝而后从事。上亲批其后，降付三省曰：「虏无礼如此，卿犹欲言和，今日虏势非秦桧时比，卿之议论，秦桧之不若」。故事，宰相日一人启御封。是日适公当启，启毕，即转示思退。思退大骇，藏去。先是，上既决幸建康之议，思退等初不与闻。后奏事上前，语屡屈，因请曰：「和议不成，虏至何以待之」？上曰：「朕已决幸建康」。思退等失色。及又见批语，乃阳为皇恐乞祠状，而阴与其党谋为倾陷之计，反覆诡秘，人不得尽知也。居数日，俄有旨命公按视江淮。公知一日出外，奸人必得肆意，然趣行之旨屡下，而事之成败则又有非人力所能为者，乃行。既出国门，思退遂与右正言尹穑通谋，日夜汲汲益求所以间公者。公未抵镇江，道遇王之望等还，见之望力主和议，因密奏之。而思退等亦相与阴谋，谓不毁守备则公不可去，和不可成，乃令之望等盛毁守备一无以恃者。又阴以官爵讽诸将，令入文字，称虏盛彊，为畏怯语。而穑专主其议，百计毁公。盖公受任江淮，两年有半，念国家多虞，丑虏未靖，忧恐计度，寝不遑安，食不遑味。祁寒盛暑，劳抚将士，接纳降人，讲论军务，未尝少倦，少年精力有不能及。而公忠义奋激，曾不以为劳。诸军感悦，有不待号令而从者。计所招来山东、淮北忠义之士，实建康、镇江两军凡万二千馀人，万弩营所招淮南彊壮及江西群盗又万馀人，陈敏统之，以守泗州。淮南军士知泗为两淮要塞，皆愿以死守，至挈父母妻子往焉。要地如海、泗、高邮、巢、和、六合等皆已成筑，其可因水为险处，皆积水为匮，增置江淮战舰，诸军弓矢器械悉备。两年冬，虏屯重兵十万于河南，为虚声，胁和至再至三，皆有约日决战之语。泗州将士日望虏至成大功，而虏亦知吾备禦甚设，卒不敢动，反为防我计。及是，公又以宰相来抚诸军，将士无不踊跃思奋，军声大振。虏闻公来，亦檄宿州之兵归南京，沿边清野以俟。淮北归正者日来不绝，山东豪杰悉遣人来受节度。公晓之曰：「淮北、山东之人慕恋国恩，厌苦虐政，保据山险，抗拒贼兵，于今累年。首领冒难远来，备述尔等忠勤，为之恻痛。已具奏皇帝，记录汝等姓名，将来大兵进讨，则掎角为援，昼惊夜劫，抄绝粮道。如是贼兵深入，便当连跨城邑，痛剿贼徒。勋绩傥成，节钺分茅，皆所不吝。但当观时量力，无或轻动，反墯贼计。今本朝厉兵秣马，以俟天时，汝等亦宜训习，以待王师之至」。公又以萧琦乃契丹四军大王之孙，沉勇有谋，欲令琦尽统契丹降众，且以檄喻契丹，大意谓本朝与契丹有兄弟之好，不幸奸臣误两国，皆被女真之祸。今契丹不祀，皇帝无日不念此。尔能结约相应，本朝当敦存亡继绝之义。虏人益惧，遂为间书，镂板摹印，散之境上，类后周所以间斛律明月之意。督府参议官冯方立朝有直声，临事不避难，遍行两淮，筑治城垒，最为劳勚。思退等以其效力尤多，尤恶之，使穑论方不当筑城费财，凡再章而方罢。又论公所费国用不赀，公奏：「计督府遣间探、给官吏等，二年半之费，实不及三十万缗。其馀为修城造舟、除器招军等用」。上出公奏，思退、穑议屈，于是始谋更造它事撼公。殿前后军统制张深守泗有劳，军士安之。俄有旨放罢，而以赵密之子廓代之。公至淮东，询问知状，奏留深，而穑指公此事为拒命跋扈。思退等又相与谋，上眷公厚，必未肯遽罢公，但先罢都督，则公自当引去。穑奏论如思退计，而公自闻冯方罢，已上奏乞罢督府。诏从公请，而公亦封章力求还政矣。穑连疏诋公愈力。左司谏陈良翰奏，如公忠勤，人望所属，不当使去国。上谓良翰：「本无此事，且当今人材孰有踰魏公者？卿宜遍喻侍从台谏，使知朕此意」。侍御史周操素同良翰议，至是争论甚力。然是时公留平江虎丘，致仕之章已八上矣。上察公恳诚，欲全其去。四月二十有二日，制除公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决弃地求和之议。且命宣谕司及统领司磨治督府文书钱物，吹毛求疵，卒不可得，乃已。公力辞恩命，上不许，至五六，除醴泉观使。公虽去国，不敢以嫌故有隐，奏尹穑奸邪，必误国事，又奏劝上务学亲贤。故旧门生或劝公当勿复问时事，后虽有召命，亦无庸起。公慨然语之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况吾荷两朝厚恩，久尸重任，今虽去国，犹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见，安忍不言？上复欲用某，某当即日就道，敢以老病为辞？如公等言，复何心哉」！闻者耸然。公以连年疲劳，比得退休，已觉衰薾。且畏暑，未能遂还长沙。行次馀干，假宗室赵公頙之居而寓止焉。所居之南有书室，公名之曰「养正」，而为之铭曰：「天下之动，以正而一。正本我有，养之斯吉。道通天地，万化流出。精思力行，无忘朝夕」。日读《易》，更定前说，且曰：「庶几未死，于学有进也」。又取《易》象题坐右曰：「谨言语，节饮食，致命遂志，反身修德」。亲旧来访者，辄与讲论古道，终日不倦。盖其心纯一，无出处动静之间如此。孟秋既望，公荐享祖考，既奠而跌。公起叹曰：「吾大命不远矣」。手书家事付两子，且定祭祀昏丧之礼，俾遵守，曰：「丧礼不必用浮屠氏」。且曰：「吾尝相国家，不能恢复中原，尽雪祖宗之耻，不欲归葬先人墓左。即死，葬我衡山足矣」。及仲秋二十日，犹为饶守王十朋作《不欺室铭》，有曰：「泛观万物，心则惟一。如何须臾，有欺暗室？君子敬义，不忘栗栗」。至二十有二日，始寝疾。二十八日，疾病。日晡时，命子栻等坐于前，问国家得无弃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日暮，命妇女悉去，夜分而薨。先是，六月末有大星陨于赵氏居养正堂之北，光芒若昼，赵氏一家尽惊。翌日，得公书欲来寓居云。讣闻，上震悼，辍视朝两日。有旨赠公太保。栻等不敢违公志，扶护还潭州。以是岁十一月辛亥葬于衡山县南岳之阴丰林乡龙塘之原。公自幼即有济时之志，未尝观无益之书，未尝为无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讲论当世之故。闻四方利病休戚，辄书之册，至一介之贱，亦曲加询访。在京城中，亲见二帝北狩，皇族系虏，生民涂炭，誓不与虏俱存。委质艰难之际，事有危疑，它人方畏避退缩，则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动其心。南渡以来，士大夫往往唱为和说，其贤者则不过为保守江南之计，夷狄制命，率兽逼人，莫知其为大变。公独毅然以虏未灭为己责，必欲正人心、雪雠耻、复守宇、振遗黎，颠沛百罹，志踰金石。晚复际遇，主义益坚，虽天啬其功，使公困于谗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纪，使天下之人晓然复知中国之所以异于夷狄，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而得其秉彝之正，则其功烈之盛，亦岂可胜言哉！公论事上前，务尽道理，期于听从，不为苟激。其在官守，事无细大，必以身亲，视国事如家事，视民疾苦如在己身，至诚恳恻，贯彻上下。平生四被谪命，处炎方几二纪，拳拳念君之心远而弥笃。见朝廷一举措之善，则喜溢词色；一事不厌，则忧思终夕不寐。尝曰事君者必此心纯一而后能有感格，盖其忠义自壮至老，或用或舍，未尝有斯须之间也。事太夫人先意承志，婉愉顺适，曲尽其心，奉养恭恪，寒暑不渝。家人妇子见公身率，莫敢不敬。或时远去侍侧，每觉意绪不佳，则曰：「太夫人得无有疾乎」？遣人候问，则其日果太夫人服药也。太夫人方严，或颜色不和，则公拱立左右，踧踖若无所容。俟太夫人意舒，乃敢安。盖自膝下至白首如一日。太夫人既没，见素所服用之物，未尝不泣下，起敬起孝，孝诚笃至，上自宫禁，下至闾阎，无不咨嗟叹息。缙绅军民闻风而兴起慕用，与夫愧悔改行者，不可胜计也。于兄徽猷公友弟笃至，教养其子与己子不少异。置义庄以赡宗族之贫者，以至母族丧葬婚嫁，亦皆取给焉。岁时祭祀，必预戒小大，使各严恪。涤牲治具，必亲涖焉。及祭，肃乎如祖考临之。时节尝新，必先荐于庙而后敢食。器皿择精洁者备荐享，不以它用。素能饮酒，至斗馀。及贬连山，太夫人曰：「南方地热，宜省酒」。即不敢饮。及再见太夫人，命之饮乃饮，遂终身不踰三酌。于器用取具，不问美恶，平生无玩好，视天下之物泊然，无足以动其心者。燕处饮食，皆有常度，虽在闺门，无戏语，无所容。未尝偏倚而坐，未尝疾呼遽行，言必有教，动必有法。盛德日新，至老无息。及在馀干，未寝疾间，温恭朝夕，无丝毫倦怠意。绝笔二铭，于今读之犹能使人悚然起敬。则公之心虽未易以言语形容，然于此亦可以少见其几矣。盖其天资粹美，涵养深厚，以至于德成而行尊，非强勉所能及也。公之学一本天理，尤深于《易》、《春秋》、《论》、《孟》。尝论《易》数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一也，两仪三之也。分为二，而七、八、九、六之数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数也。何以知其然？盖一、三、五、七、九合为天数，而天数不过五；二、四、六、八、十合为地数，而地数不过五。天地奇耦，合之为十，总之为五十有五。自然之数，皆不离乎中，中故变，变故其道不穷。圣人神而明之，用数之中，故消息盈虚之妙、阖辟变化之几皆在于我而动静莫违焉，中其至矣」。又尝论刚柔之义示子侄曰：「君道主刚，而其动也用柔，故乾动则为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动也用刚，故坤动则为乾矣。故夫必欲远声色，必欲去小人，必欲配帝王，必欲定社稷，必欲安民人，必欲服四夷，乾之刚也，君则之于内而主断也。至于礼臣下、下贤才、抚四邻、爱百姓、恤孤寡，虚心取善，舍己从人，其动莫非柔矣。不敢唱始，不敢先事，谨礼法，循分守，安进退，守职业，坤之柔也，臣得之于内而有承者也。至于犯颜敢争，捐躯尽节，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千里之命，可杀不可辱，可困而不可使为不义，守忠义之大训，弭患难于当年，断大计、定大疑，正色立朝，华夷詟服，其动莫非刚矣。故夫善观《易》者，必观夫刚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或得或失，或悔或吝，或吉或凶可以类推矣。不知刚柔之用，不可言《易》也」。胡铨求公序其所著《春秋传》者，公告之曰：「《春秋》所书，莫非人事章章者。作之于心，见之于事，应之于天，毫釐不差。夫子叙四时，称天王，以谓顺天则治，生物之功于是兴；逆天则乱，生物之功于是息，为千万世训至明也。故一言以断《春秋》之义曰天理而已矣。呜呼！使王知有天，则诸侯知有王，大夫知有诸侯，陪臣知有大夫，驯致之理，得之自然，祸难孰为而作哉？盖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当，黜陟必明，赏罚必行。彼列国诸侯虽曰彊大，敢违天不恭，以重拂天下之心而自取诛灭耶？周道既衰，王之不王，不能正身行礼，奉承天心，以大明赏罚于天下。《春秋》为是作，以我褒贬，代天赏罚，庶几善者劝、恶者惧，乱臣贼子易虑变志，不复接踵于后，天地之大德，始获均被万物。圣人先天心法之要，蔑有著于此书者矣」。公于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谓近三代气象。又以寇忠悯、富文忠、范文正之事为可法，尝曰：「莱公自澶渊还，耻于城下之盟，益劝上修德立政。既不获用，乃有东封西祀之说。郑公使虏还，以和议为耻，以自治为急务，而不受枢庭之赏。文正自西鄙入参大政，劝仁祖开天章阁，俾大臣条时务，大修政事。文正所具二十条，无非要切，然亦不克施。使三公获尽其猷为，则王业必不至二百年而中微也。异时归老山林，当作三贤堂于弊庐之侧，庶几朝夕想像，如见其人」。岂三公所为适有契于公心也与！每训诸子及门人曰：「学以礼为本，礼以敬为先」。又曰：「学者当清明其心，默存圣贤气象，久久自有见处」。见人有一善，为之喜见辞色。子侄辈言动小不中理，则对之愀然不乐，人自感动。公初娶杨国夫人乐氏，旬日被命召，即造朝。及为侍从，或以公盛年，劝买妾。公曰：「国事如此，太夫人在远，吾何心及此」？遂终身不置妾。再娶蜀国夫人宇文氏，贤明淑顺，与公同志。事太夫人尽礼，鸡初鸣，已冠帔立寝前，俟太夫人寐觉。夜则俟太夫人寝，至息匀寐安乃去。食饮汤药，一一亲之。太夫人常曰：「吾儿孝，天赐贤妇，以成其心」。内外宗族敬仰无间言，起居饮食亦皆如公有常度不渝，相对如宾。公方贵，未尝言及宇文氏私门，每训诸子曰：「吾朝夕兢兢履地如履冰，惟恐一言之失，一事之差」。盖其德诚足以配公焉。先公五年薨，葬衡山，与公同兆异穴。生子男二人，长栻，右承务郎、直秘阁；次枃，右承奉郎。公奏议务坦明，不为虚辞，率口诵，令子侄书之，皆根于心，不易一字。有《绍兴奏议》、《隆兴奏议》各十卷，《论语解》四卷，《易解》并《杂记》共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卷，《诗书礼解》三卷，文集十卷。惟公忠贯日月，孝通神明，盛德邻于生禀，奥学妙于心通。勋存王室，泽在生民，威震四夷，名垂永世。平生言行，非编录可纪。谨掇其大略，以备献于君父，下之史官，传之无穷，且将以求当世立言之君子述焉。谨状。乾道三年十月日，左迪功郎、特差监潭州南岳庙朱熹状。

七月，宰相蒋芾以忧去，公遂独持政枋。寻兼知枢密院事，即言于上曰：「臣自叨执政之列，每见三省、密院被内降指挥，苟有愚见，必皆密奏，多蒙开纳，为之中止。然比及如此，已为后时。今以参预首员奉行政令，欲乞自今内降恩泽有未允公议者，容臣卷藏，不示同列，即时缴奏，或次日面纳」。上曰：「卿能如是，朕复何忧」？每劝上亲忠直、纳谏诤、抑侥倖、肃纪纲，讲明军政，宽恤民力。用人之际，随才任使，未尝求备。异时统兵官不见执政，无以别其能否。公日召三数人从容与语，察其材智所堪而密记之，以备选用。减福建钞盐岁额，罢江西和籴、广西折米盐钱，且蠲诸道累岁逋负金谷钱帛以巨亿计。当是时，上于公言多所听用，大抵政事颇归中书矣。既而龙大渊死，上怜曾觌，欲召之。公曰：「自陛下出此两人，中外无不称诵圣德。今若复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请得先罢去」。上纳公言，遂止不召。殿前指挥使王琪被旨按视两淮城壁还，荐和州教授刘甄夫，上命召之。公与同列请其所自，上曰：「王琪称其有才」。公曰：「琪荐兵将官乃其职，教官有才，何预琪事」？上曰：「卿等可召问之」。公退，召琪责之，琪惶恐不知所对。会扬州奏昨琪传旨增筑州城，今已讫事。公请于上，则初未尝有是命也。公曰：「若尔即琪为诈传圣旨，此非小利害也。容臣等熟议以闻」。退至殿庐，遣吏召琪诘之。琪叩头汗下。公亟草奏言曰：「王琪妄传圣训，移檄边臣增修城壁，此事系国家大利害，朝廷大纪纲，而陛下之大号令也。人主机务至繁，天下情伪百出，岂智力所能一一防闲？所恃纪纲、号令、赏罚耳。今琪所犯如此，考其案牍及所置对，前后牴牾，奸伪明审。此而可诈，则亦何所不可为也哉？臣等不胜大惧。谨按律文，诈为制书者绞。惟陛下奋发英断，早赐处分」。于是有旨削琪官而罢之。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诸军者，朝廷多不与闻。有禁官张方者以某事发觉，公方与同列奏请，自今有司承受御笔处分事宜，并须申朝廷奏审，方得施行，未报。至是，因琪事复以为言，上乃悦而从之。事下两日，则又有旨收还前命。公语同列曰：「反汗如此，必关牒至内，诸司有不乐者，相与为之耳」。即具奏曰：「三省密院，所以行陛下诏命也。百司庶府，所以行朝廷号令也。诏命必出于陛下，号令必由于朝廷，所以谨出纳而杜奸欺也。祖宗成宪，著在令甲。比年以来，渐至堕紊。臣等昨以张方之事辄有奏陈，及此踰月，又因王琪奸妄之故，陛下赫然震怒，然后降出，圣虑亦已审矣，圣断亦已明矣。中外传闻，莫不叹服。而昨日陛下谕臣等曰：『禁中欲取一饮一食，必待申审，岂不留滞』？而今又有此指挥。夫臣等所虑者，命令之大，如令三衙发兵，则密院不可不知；令户部取财，则三省不可不知耳。岂有此宫禁细微之事哉？况朝廷乃陛下之朝廷，臣等偶得备数其间，出内陛下命令耳。凡事奏审，乃欲取决于陛下，臣等非敢欲专之也。况此特申严旧制，亦非创立新条。而已行复收，中外惶惑，且将因循观望，并旧法而废之，为后日无穷之害，则臣等之罪大矣。或恐小人因此疑似，阴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更望圣明深赐体察」。翌日面奏，上色甚温，顾谓公曰：「朕岂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耶」？同知枢密院事刘珙进对语切，遂忤上意。既退，御笔除珙端明殿学士、在外宫观。公即藏去，密具奏言：「前日奏劄，臣实草定，珙与王炎略更一两字，即以投进。以为有罪，则臣当先罢。若幸宽之，则珙之除命臣未敢奉诏也」。明日，复申前说，且曰：「陛下即位以来，容纳谏诤，体貌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乃以小事忤旨而获罪如此，臣恐自此大臣皆以阿谀顺指为持禄固位之计，非国之福也」。上色悔久之。公又言：「珙正直有才略，肯任怨，臣所不及。愿且留之」。上曰：「业已行之，不欲改也」。公曰：「珙无罪而去，当与大藩，以全进退之礼」。上然之，乃以珙为江西帅。公退，又自劾草奏抵突、被命稽留之罪，上手札留之，公请不已。上曰：「卿必欲去，朕当勉从。然亦且在四明或平江，一两月复来可也」。公以平江繁剧辞，上使自择两浙近地，公因以四明为请，上乃许之。公退，即家居俟命，而翌日上更遣中使召公入奏事，迎谓之曰：「朕昨思之，卿不可去。且谏官陈良祐亦奏留卿，是非独朕所不可，公议亦不以为可也。卿其勉为朕留」。公请益坚，上曰：「卿虽百请，朕必不从也」。公退，复上疏。上亲书其后曰：「卿之忠实，朕素简知，而辞位无名，娄留愈悫，公论所协，宜勿再陈」。公遂不敢复请。越数日，上喻且相公。公恳避再三，上竟不许。遂以乾道四年十月制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公为相以用人为己任，所除吏皆一时选。尤抑奔竞、奖廉退，或才可用而资历尚浅，即密荐于上，退未尝以语人。有忽被召对，改秩除用而不知所自者。每接朝士及牧守来自远方者，必问以时政得失，人才贤否。见给舍必勉之曰：「朝廷政令，安得每事尽善？主上从谏如流，公等意有未安，勿惮举职，朝廷唯是之从，初不以为忤也」。又以两淮备禦未设，民无固志，万一寇至，仓卒渡兵，恐不及事，奏于扬州、和州各屯三万人，预为家计。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之战陈。农隙之日，给以两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诸郡亦用其法。诸将渡江，则使之城守，以备禦缓急，且以阴制州兵颉颃之患。其两淮诸郡守臣，但当择才，不当复论文武，计资历。捐以财赋，许辟官吏，略其小过，责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争之地，待敌至而决战，使民兵各守其城，相为掎角，以壮声势。而又言于上曰：「国家养兵甚费，募兵甚难，惟有此策可保边面，可壮军势。而乐因循、惮改作之人皆以扰民为词，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无小扰？但守臣得人，公心体国，不惮劳苦，善加拊循，则教习有方，自不至大扰矣」。上意亦以为然，诏即行之。然竟为众论所持，公寻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边民侍旺拥众来归，北虏移文取索。公以为但可说谕令其北归，不可捕遣以快彼意。上意犹欲粗遣百十以塞其意，公曰：「粗遣一二，以失其心，使怀愤怨。而虏知其然，求索必不遽已，窃料兵端必起于此。是始欲两全而终不免于两失之也。此事本末曲虽在我，然彼亦岂得为直？若且悠悠勿遣，彼必虞我有备，未敢遽动。万一不免用兵，却可全山东归正之心，士气自倍矣」。于是卒从公计。一日，御札依祖宗旧制复置武臣提刑，公言：「此职自景德以来置复不常，今用文臣一员，亦无阙事。员外添置，徒为烦费无益也」。乃止。时虞允文宣抚四川，公荐其才堪宰相，上即召允文为枢密使。至拜公左相，遂以允文为右相，乾道五年八月也。允文既相，建议遣使金国，以陵寝为请。公既面陈以为未可，复手疏曰：「陵寝幽隔，诚臣子之痛愤。然在今日，彼方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为备，若更为此以速之，彼或先动，则吾之事力未办，不知何以待之？况使者既行，中外疑惑，果得所请，犹为有名；苟或未从，殊失国体。且天下之人亦以为陛下舍其大而图其细也。若欲必遣，则俟侍旺事定，或因遣使贺正，令王抃偕行，先与彼之馆伴者议之。或令因见虏主，面陈此意。彼若许遣，则有必从之理。若其不许，则愿陛下深谋远虑，舍其小而图其大。它时恢复故疆，陵寝固在度内。今日为之，则是慕虚名而受实害，臣窃为陛下危之」。上感公言，事得少缓。既而上御弧矢，有弦激之虞。公以不能先事陈戒，深自克责，密疏言曰：陛下经月不御外朝，口语籍籍。由臣辅相无状，不能先事开陈，以致惊动圣躬，亏损盛德，非细事也。前日已尝面奏俟罪，圣体未宁，未敢复请。然区区之愚，不敢不先言之。冀或有以感寤宸衷，则臣归死司败，无复憾矣。臣闻自昔人主处富贵崇高之极，志得意满，道不足以制欲，则游畋声色、车服宫室不能无所偏溺，而不得为全德之君。陛下忧勤恭俭，清净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能免者，一切屏绝。顾于骑射之末，犹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乐乎此也，盖神武之略，志图恢复，故俯而从事于此，以阅武备，以激士气耳。然诚如此，臣亦窃以为过矣。夫弧矢之利，虽圣人所以威天下，然本非帝王所当亲御也。一剑之任，吴起且羞为之，而况万乘之主乎？赵王好剑，而庄周说以天子之剑；楚王好弋，而庄辛说以王霸之弋。陛下既有志于武功，诚能任智谋之士以为腹心，仗武猛之材以为爪牙，明赏罚以鼓士卒，恢信义以怀归附，则英声义烈不出尊俎之间，而敌人固已逡巡震叠于千万里之远矣，尚何待区区驰射于百步之间哉？太祖皇帝深郤手挝之献，盖有见于此矣。又况陛下承祖宗积累之休，膺太上皇付托之重，一身之动静，宗社生灵之休戚系焉。可不自重，以为天下无穷之计乎？今者之事，尚赖天地祖宗密垂覆佑，即获痊愈。使其万一有甚于此，则贻太上之忧念，骇四方之观听，虽诛左右执射之人，亦何益乎？故臣愿陛下常以今日之事永为后来之戒，不惟志之圣心，而又书之盘杅，铭之几杖，不使须臾忘之，则天下幸甚。且古之命大臣者，使之朝夕纳诲以辅德，绳愆纠缪以格非，欲其有以正君之过于未形，而不使著见于外也。唐太宗臂鹰将猎，见魏徵而遽止。宪宗蓬莱之游，惮李绛而不行。此其效也。臣人微望轻，无二子骨鲠强谏之节，致陛下过举，彰闻于外。今诛将及身而后乃言，亦何补于既往之咎哉？虽然，惩羹者必吹于齑，伤桃者或戒于李。弓矢之技，人所常习而易精，然犹不免今日之患，况毬鞠之戏，本无益于用武，而激射之虞、衔橛之变又有甚于弓矢者乎？间者陛下颇亦好之，臣娄献言，未蒙省录。今兹之失，乃天之仁爱陛下，示以警惧，使因其小而戒其大，诚宗社无疆之福也。陛下诚以弦断之变思之，则向之盛气驰骋于奔踶击逐之间，无所蹉跌，盖亦幸矣，岂不为之寒心哉？太祖皇帝尝以坠马之故而罢猎，又以乘醉之误而戒饮。迁善改过，不俟旋踵，此子孙帝王万世之大训也。臣愿陛下克己厉行，一以太祖为法，罢毬鞠之会，屏骑射之习，谨威仪之节，玩经典之训，则盛德辉光，将日新于天下，而前日之过，何伤日月之明哉」！既而曾觌官满当代，公度其必将复入，预请以浙东总管处之。上曰：「觌意似不欲为此官」。公曰：「前此陛下去此两人，中外无不叹仰盛德。今外间往往窃议，以谓觌必复来。愿陛下且捐私恩，以伸公议」。上称善久之。已而又以墨诏进觌官，公复持不可曰：「必尔，亦当有名」。会当贺金国正旦，乃请以觌为副。还奏，因以例迁其官，而竟申浙东之命。觌犹迟徊不去，公戒閤门趣觌即日朝辞，觌怏怏而去。枢密承旨张说欲为亲戚求官，惮公不敢言。会公在告，请于右相得之。公闻敕已出，诘吏留之。说皇恐诣公谢，右相亦愧甚，然犹为之请。公卒不与，说以是亦深怨公。永阳郡王居广欲为其客求岳祠，先使人伺公意。公曰：「它官则不可，岳祠无伤也」。然居广惮公严正，卒不敢启口。吏部尚书汪应辰举李垕应制科，有旨召试。权中书舍人林机言垕词业未经后省平奏，且独试非故事。公奏元祐中谢悰亦独试，机盖为人所使耳。上喻公诘之，乃机与谏官施元之密谋，以是沮应辰，而对上又不以实。公因极论其奸，遂诏暴二人朋比交通之状而罢之，中外称快。然应辰竟以与右相议事不合求去，公奏应辰刚毅正直，士望所属，当有以留其行者，因遂数荐应辰可以执政。上初然之，而后竟出应辰守平江。自是上意益向允文，而公亦数求去矣。明年，允文复申前议。一日，上以手札谕公曰：「朕痛念祖宗陵寝沦于腥膻者四十馀年，今欲遣使往请，卿意以为如何」？公奏曰：「陛下焦劳万机，日不暇给，痛念陵寝，思复故疆，臣虽疲驽，岂不知激昂愤切，仰赞圣谟，庶雪国耻？然性质顽滞，于国家大事每欲计其万全，不敢轻为尝试之举。是以前者留班面奏，欲俟一二年间，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间，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临我，然后徐起而应之，以逸待劳。此古人所谓应兵，其胜十可六七。兹又仰承圣问，臣之所见不过如此，不敢改词以迎合意指，不敢依违以规免罪戾，不敢侥倖以上误国事，惟陛下察之」。继即杜门上疏，以必去为请。三上乃许，遂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陛辞，犹劝上远佞亲贤，修政事以攘夷狄，泛使未宜轻遣。然公既去，允文遂遣使，竟不获其要领。而曾觌亦召还，遂建节旄，历使相以跻保傅，而士大夫莫有敢言者矣。公至福州，政尚宽厚而严于治盗。明年，定海水贼倪郎侵轶闽广，海道骚然。公召统领官郑庆授以方略，庆颇逗留，以风为解。公植旗于庭，视其所乡。庆知公不可欺，昼夜穷追，悉遂禽捕，海道以清。上嘉其功，特迁银青光禄大夫，力辞不许。始公任政，建言选人岳庙无事得禄，又理考任升改，此太侥倖，且非祖宗旧法，奏请革之，人以为当。而权贵多不悦，扇为浮论，游说万方。公持之不变，众亦自定，略计一岁可省冒滥改官者三十员。至是不悦者幸公去，卒奏改之。公犹抗疏辨理，然事已行，不及止也。签书节度判官事尚大伸以事忤提点刑狱郑兴裔，兴裔廉得其罪，以语公。公即以属吏，验问未竟，宪属张位擅呼狱吏喻以意旨。公劾奏位，并大伸罢黜之。兴裔势大沮，皇恐托它事出按旁郡以避公。转运判官陈岘建议改行钞盐法，公移书宰执曰：「福建盐法与淮浙不同，盖淮浙之盐行八九路，八十馀州，地广数千里，食之者众，贩之者多，百货可通，故其利甚博。福建八州，下四州濒海，已为出盐之乡，惟汀、邵、剑、建四州可售，而地狭人贫，土无重货，非可以它路比也。且四州每岁旧额当运盐千三百万斤，而实运仅及九百馀万，盖食盐之民有限，其势不可以复增也。然漕司以此岁得三十馀万缗，而四州二十馀县供给上下百费皆取于此，二三十年以来，州县稍无科扰，百姓亦各安便，此则官自鬻盐，亦不为不利矣。今欲改行钞法，比于它路，且于额外更责以增鬻取赢，而又阴夺州县岁计以充其数，此不可之大者也。而或谓官盐不行，由私贩之不禁。今若稍严，必倍其利。此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福建民贫，上四州尤甚，性复强悍，轻生喜乱。农桑之外，多利私贩，百十为群，操持兵仗，官不能禁。托名鱼鱐，量收税钱而已。贫民既有此路可以自给，则不至轻于为非，官司又得此钱，亦足少助经费。今欲改行钞法，已夺州县岁计，又欲严禁私贩，必亏税务常额。而贫民无业，又将起而为盗。夫州县阙用，则必横歛农民；税务既亏，则必重征商旅；盗贼既起，则未知所增三十万缗之入，其足以偿调兵之费否也。将来官钞或滞不行，则必科下州县，州县无策，必至抑配民户。本以利民而反扰之，此恐皆非变法之本意也。欲望朝廷更下有司熟议，或令建议之人一以身任其责，必有以见其决然可行者然后行之，则庶乎其不误也」。当时诸公不能用，然钞法果不行。又明年，力请闲，遂以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归第。敝屋数楹，湫隘特甚，怡然不以屑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辞不得请，乃行。民习其政，不劳而治。始至，帑藏空竭，公节省浮费，用亦不乏。会有旨尽发本路海船及拣中禁军、土军，公奏曰：「陛下厉精为治，约己利民，至于军须之用，亦无取之民者，独于海舟尚藉民力，盖不获已。然自顷边事既息，率三分调一以备守禦，非有缓急不尽发也，此意亦已厚矣。今乃但以教阅之故而使三番并发，彼不当番者既已远出，岂能遽归？则必徒使其家有追逮系累之扰。至于柁师水手，其技素习，初不待教。但其平日类皆转移执事，今固不容拘以名籍，则又安知今日所教必为异时所用之人哉？何补于事而烦扰如此？且去岁朝廷疑州郡有所隐漏，遣黄飞英点集，拘留年半，始得放散，商贾固已失业。今而并发，宁不重困？略计本路所发五百七十艘，用柁师、水手万四千人，留屯五月，犒设借请，朝廷费经总制钱六十馀万缗，米六七万馀硕，衣装器甲与夫州县之费又不在是。推此一路以观两浙，则其费又当倍之矣。又况民力不可不惜，大众不可轻动，无事而发，玩习为常，一旦有急，或反误事。曷若尽以教阅付之州县，或令且发一番，当亦未至阙事。而船户既蒙优恤，异时或有缓急，虽赴汤蹈火亦不避矣。其拣中禁军已行起发，但本路带山濒海，民俗犷悍，私贩寇盗所在有之，全赖土军控制之力。向来戚世明衔命拣选，但欲数多，未尝精择。福州十三寨，合千九百人，而拣中者已千七百馀人，所馀逐寨不过十人。今若将拣中人尽行起发，则州县表里空虚，奸民得计，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欲乞许留其半，以备缓急」。诏皆施行如章。公又尝奏：「本路上四州军及江西、湖北诸郡豪猾之民多由衣食不充，相结为盗，盘据险阻，官军多不能制。近者茶寇虽平，其类尚多有之。与其纵使为盗，不若笼以为兵。谓宜专委逐路帅宪选閒居官员有方略者及土豪有信义者，毋拘以文，使风喻此曹，令各以其技自献，官为格试，收而籍之。或刺其手，置寨教阅，厚其衣粮，拔其尤异补转资级。因事立功，更加优赏。或有小寇，责之收捕，决可讨平。异时或欲起发，亦必感奋为用。此销盗贼、严武备、固根本之一策也」。既而州境大旱，失火延境，且有星陨地震之异。公悉以其事上闻，且曰：「一夕之间，变异两见，臣愚不学，莫原休咎之端，惟剧震恐。窃计陛下必欲闻之，不敢不奏」。上感其言。适州校有部纲至在所者，上忽召入，问公治行甚悉。即降亲札抚劳，赐以带、笏、香药甚厚。三年，太上皇帝圣寿七十，颁庆宇内。公以绍兴从官特转金紫光禄大夫。四年，复累章告归。上欲许之，而难其代，为迟回累日，乃除特进、提举洞霄宫。五年五月，起判隆兴府。未视事，改判建康府、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宫留守，且诏赴阙奏事。既至，都人聚观，无不咨嗟，喜公之将复用也。入对垂拱殿，上为改容加敬，命坐赐茶，宣问款至。公因从容言曰：「择将当由公选。臣闻诸将多以贿赂交结而得之，如此大坏军政」。上曰：「大将交结，恐或因仍。如统领官以下，皆朕亲选。前日郑鉴亦有是说，朕再三谕以无是事矣」。鉴，公婿也，故上语及之。公即奏曰：「臣在远，亦闻鉴以小臣辄论朝廷事。陛下和颜听纳，中外莫不仰服圣明从谏之美。然诸将交结之弊，则陛下不可以不察。盖主兵者得之不以材能而以货赂，则其下不服，必致误事」。上曰：「诚然」。公又奏曰：「陛下选用人材，当辨邪正，然又必由朝廷，乃合公论。如闻曾觌、王抃招权纳赂，荐进人才，而皆以中批行之。外间口语籍籍，恩尽归于此辈，谤独萃于陛下，此非宗社之福也」。上曰：「小小差遣，或勉徇之。至于近上差除，此辈岂敢干预」？公曰：「此辈未必敢于陛下之前明有论荐，或恐探知圣意而传报于外耳。大抵禁中事外间无不闻，皆此曹所为，大非美事，愿严加戒约」。上亦然之。公又奏曰：「比来出令多不审，随即变更。祖宗故事固不能守，而陛下初政，力去弊事，可以为后世法者，今亦不能守矣」。上问何事，公曰：「如未铨试不得注官，未历任不许堂除之类，今皆以内降放行矣」。上曰：「此诚一时不思之过」。公又奏曰：「赃吏最可恶，比亦有已经勘结而直降内批改正者。如此天下何所惩劝」？上曰：「恐无此事」。公曰：「臣知其人，但事已往，不欲斥其姓名耳。此皆左右害政之大者，陛下不可不每事加察，防其微渐」。上曰：「卿言甚当。朕若知之，决不容也」。既退，上遣中使赐金器、犀带、香茶。明日朝辞，上曰：「卿远来得相见，气貌不减往时。今年几何矣」？公对曰：「犬马之齿六十有六矣」。上曰：「极清健可喜也」。公因奏曰：「臣去国九年，重入脩门，见都下谷贱物平，人情安帖，惟是士大夫风俗大变」。上曰：「何也」？公曰：「向来士夫奔觌、抃之门，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则公然趋附，十已七八，不复有顾忌矣。人才进退由于私门，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则不敢，觌虽时或有请，朕亦多抑之。自今不复从矣」。公曰：「陛下之言虽如此，其如外间喧传某人由某人之荐，某人出某人之门，此曹声势既长，台谏侍从往往多出其门，颐指如意，朝廷亦唯命是听，无敢为陛下言者。天下靡靡，风俗日趋败坏，奈何？臣昨所奏将帅贿赂交结，又为特甚，不惟士大夫言之，虽军伍使臣，朝廷胥史，下至走卒，亦能言之，独陛下以为无有。臣恐小人奸计百端，巧为弥缝，使陛下独不悟，此不可不深察而严禁也。陛下信任此曹，坏朝廷之纪纲，废有司之法令，败天下之风俗，累陛下之圣德，臣实痛之。愿陛下勿忘臣此四言者，常留圣虑，则天下幸甚」！上曰：「卿到建康，见兵将有如此者，一一奏来」。公又奏：「诸路监司亦望精择，须稍谙练，有风采之人乃可用。若膏粱子弟，未更民政，权要子侄亲故，率皆负势妄作，为一路之害」。上因语及人材，问公识某人否。公对曰：「臣素知之，今日正当得此等人布之朝列，则所谓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汲黯在朝，淮南寝谋者也。愿陛下留意」。上为沈思久之。上初欲为公设宴，会小疾不果，乃命二府饮饯于浙江亭。公去建康，至是盖十五年。父老喜公之来，所至相聚以百数，焚香迎拜，如见亲戚。公为政平易宽简，悉罢无名之赋。府有军屯，异时多为民害。公为出令，犯者当取旨以军法从事，诸军肃然。行宫扃钥别以宦者主之，留守待之如部使者礼。时节按行殿中，则宦者置酒自坐东偏，而留守顾为客，甚或邀去就饮其家。公悉罢之，宦者浸不乐，而不能害也。建康距淮南一水间，每闻边面利害，无不言。尝奏：「北界群盗百馀，焚掠淮阴，杀人篡囚，执缚官吏。此由跳河盗马之徒有以启之，请加严禁，而于沿淮诸县量增戍兵以防之。其自北方来归者，则慰谕而勿受也」。又奏：「密院昨下诸郡造甲，自有程限，而诸郡争先希赏，不无追集之扰。乞行戒喻，以安农业。且自顷罢兵，至今十五六年，诸军造甲当已足用，而御前军器所甲匠又凡三千五百人，若以百工为一具，则以岁计之，今不啻十四五万具矣。行宫之甲见管四万，今诸郡所造计亦不下三万。欲望试加检括，苟可足用，即逐州常年合纳甲叶铁炭之类，或可间年量与裁减，亦宽民力之一事也」。又奏：「日者陛下深念诸军有口众而廪假不足以自赡者，特降缗钱，三总领司各付以二十万，俾之回易，岁取息钱五分以为优给，甚大惠也。然商贾之利不过什一，今以总所之权，奉朝命、用禁令而责五分之息，其势必至于尽笼商贾之利，阴夺场务之课，使道涂嗟怨，公私困竭。而淮西总司岁以十万缗者散之两军，多者不过两千，少或仅得千钱。以朝廷黄榜措置，使此曹终岁仰望，而所得不过如此。得者既未足为惠，而不得者又有怨言，甚无谓也。请亟罢之，而岁捐交子三十万于一司，以其半给诸军之口众者，以其半大阅而激犒之。不惟名正惠周，亦可少振士气，而数路细民商旅受赐又不赀矣」。是时御前多行白劄子，率用左右私人赍送，而迎送馈遗体同王人。至是，枢密承旨王抃遣所亲以劄来，吏白故事，公悉罢之。因上奏曰：「号令出于人主，行于朝廷，布于中外，古今之所同也。间有军国机密文字或御前批降，则用宝行下，此所以示信而防伪也。今乃直以白劄传旨，处分事宜于数百里之外，则臣不知其可矣。其间亦有初非甚密之事，自可付之省部。今用白劄虽无甚害，然白劄既信于天下，则它时缓急或有支降钱物、调发军马、处置边防，干国家大利害事，其间岂能保其无伪？若严重知体之人必须奏审，则往来之间或失事机；若庸懦无识之人即便施行，则真伪不分，岂不误事？况祗禀文字只付差来人，或令回申元承受处，到之与否，不可得知，此于事体尤为非便。惟陛下察而改之」。上为手札奖谕，愧谢其意。公寻上章请致其事，答诏不允。上又出手札付三省，除公少保，加恩判建康府如故。宣制之日，亦上所自定，盖异礼也。公力辞，以为曾公亮尝言司空非赏劳之官，卒不受拜。今之少保，即昔之司空也。况又无劳，其敢受乎？上手札敦谕，至于再三，公乃受命。时江东诸郡皆旱，而南康、广德为尤甚。上诏公预讲荒政，公奏曰：「薄征缓刑、已责劝分之属，不敢不勉。亦已揭榜招诱米商，严戒场务毋得征税。但恐未到之间，民已流散，不可复收。欲乞于本路诸州朝廷桩积数内借米三十万硕，谷二十万硕，分给州县赈粜。而又继以常平之粟，仍先揭榜谕之，使细民不至流移，富家不敢闭籴，商旅不敢邀价」。又奏乞除放淳熙四年夏秋逋赋，权罢淮东和籴，倚阁畸零夏税，申明纳粟赏格，上多从之。惟所借桩积米谷，前后三奏，词甚恳激，而庙堂有不乐公者，才得三万斛。人皆为公忧，而公处画有方，船粟四集，境内帖然，民无流徙，咸仰公德焉。八年正月，复上告老之章，累诏不允，而公请益坚。二月，除醴泉观使，进封申国公。将归，荐本道守令耿秉等五人，皆以次擢用。九年正月，公之年已七十矣。元日，即谢醴泉之俸，复上疏申前请，凡表五上。上又手批其奏郤之。是岁亲祠，召公陪位。公力辞，又三表恳请告休。不获，即为手札以请。上不得已，诏以少傅致仕，进封福国公。有司以法当给全俸，公按富文忠公故事，独受少傅之禄，馀悉归之。十一年十月七日，上以公生朝，遣使赐手诏、金器、香药。十二年，又诏公陪祀南郊，且以增太上尊号，来岁当行庆寿之礼，上喻宰臣曰：「陈丞相久不相见，宜趣其来。若赴陪祠不及，亦可赴庆寿。且是礼之行，尤以元老在廷为重也」。公拜疏辞行，上复手札催促，书其末曰「付陈少傅」而不名也。公竟恳辞。庆典告成，册拜少师，进封魏国公。公辞避再四乃受。十三年十一月属疾，二十一日疾革。夜半，手书一纸示诸子曰：「予病，恐不能自还。生死大数，无足悲者。白屋起家，致身三少。报国无功，叨荣有腼。获死牖下，尚复何云！遗表只谢圣恩，无得祈求恩泽。死之后百日入葬，不用僧道追荐等事。吾欲以身率薄俗，汝等不可违也。无功无德，无得立碑请谥。汝等力学善为人，惟忠惟孝，可报国家。此外无可祝」。命妇女出寝门，顾谓中子守曰：「遗表惟以选用忠良、恢复竟土为请可也」。翌旦，整冠歛衽，神气静定，安卧而薨。先是，郡之镇山壶峰大石崩坠，声闻数里。是日，地复大震，乡人异之。公生二十有六年而仕，仕三十年而相，相二年而去，去十三年而老，老三年而薨。薨之年，盖七十有四矣。上闻其丧，对辅臣嗟悼久之，再辍视朝，赠太保，令本路转运司给葬事。后数月，有旨赐谥，遂以靖共其位、文贤有成二法谥公曰「正献」，而以制可告于第。公孝友忠敬，得于天资。为人清严好礼，终日无惰容。虽疾病，见子孙必衣冠。胸怀坦然，遇人无少长一以诚实。一言之出，终身可复。平居恂恂，言若不出诸口，而在朝廷危言正色，分别邪正，排斥权要，无所顾避。论事上前，指切时病，如请起张忠献公，乞斩张去为，按逐龙曾，议复奏审，及极论近习弄权纳赂、鬻卖将帅之弊，皆卓荦奇伟，为天下安危治乱之所系。一时上意虽未即开纳，公必恳请再三。然心平理顺，色温气和，无激讦近名之意，上多悦而从之。处国家顾大体，务持重，不为幸胜苟得之计。在中书尤以爱惜名器、裁抑侥倖为事，故小人多不乐。而圣主独深知之，是以居外积年，眷礼弥厚，岁时锡赉存问不绝。年六十七，即告老于朝，上所以留之甚至，且娄称其忠诚不欺，为当今贤相。公子守尝以宗正寺簿奏事殿中，上顾问公甚厚。陪祠之召，盖将有所咨访，而公病不能行，天下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非为公私恨也。公性宽洪简淡，无私喜怒。于天下士泛然若无所亲疏，而好贤之心实笃于内。于一时人材荐达甚众，然皆不以语人。有如熹之不肖，公前后盖尝三荐之。而赴建康时，对语尤切。然熹皆莫之知也。雅善故端明殿学士汪公应辰、敷文学士李公焘，尝曰：「吾待罪宰相，所以幸无过举者，二公之力也」。于人无所怨恶，钱端礼尝沮公，洪迈亦与公不合，至入相，皆以名藩大郡处之。治郡崇尚风教，民有骨肉之讼，亲以义理反覆譬之，争者亦悔悟感泣而去。所至民必相率为生祠，且立碑以颂公德。公闻之，亟命禁止而碎其碑。平居自奉甚约，言谈举止不改乡闾之旧，食不过一肉，而衣或二十馀年不易。晚岁筑第，不为华侈，僮使不过数人，皆谨愿忠朴，门庭阒然，过者或不知其为公相家也。俸赐入门，多以施与，抚爱宗族，恩意甚备。内外缌功之丧，必素服以终月数。在官不受馈遗，建康诸司例有月饷，公不欲异众，别储之以周贫士之往来者。将去，所馀几万缗，悉归之公帑。于外物澹然无所好，独喜观书史，疾病犹不释卷。其学一以圣贤为法，于浮屠老子之说未尝过而问也。尝有诗曰：「吾方蹈丘轲，未暇师粲可」，此足以见其志矣。有遗文二十卷、奏议二十卷。娶聂氏，封唐国夫人。子男五人：寔，朝奉郎、通判泉州事；守，承议郎、权发遣漳州事；定，承奉郎，有志于学而蚤卒，熹尝铭其墓以哀之；宓、宿，皆承事郎。女四人，长适进士黄洧，次适故著作佐郎郑鉴，再适太常少卿罗点，次适奉议郎、通判漳州事梁亿，幼未行。孙男四人，垕，承务郎，址、坦皆承奉郎，塾未官。孙女六人，长许嫁修职郎、泉州司户赵善绰，馀幼。初，公归自金陵，即预为棺衾。尝游乡县之保丰里龙汲山妙寂僧舍，爱其山水，相羊久之，命作寿藏。既薨，诸孤悉遵遗戒，惟百日而窆，惧于不怀，则以十五年七月二日奉公之柩葬焉。谓熹蚤蒙公知，晚岁尤笃，授以家传，使最其迹以告于太史氏。熹不得辞，直书其事如右，以俟采择。谨状。淳熙十五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朱熹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