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于去年尝再具劄子，论黄河涨水，于孙村出岸东流，本非东决。而吴安持、李伟等附会大臣，欺罔朝听，欲因此塞断北流，东复故道。差官调夫，于今年春首兴起大役，臣窃疾之。是以不避烦渎，越职献言，以为河北生灵，连岁灾伤，不宜轻有举动。乞陛下断之于心，力止其事。是时大臣固执前议，天听高远，言不能回。臣寻被命出使契丹，道过河北，见州县官吏，访以河事，皆以目相视，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还自虏中，所过吏民方举手相庆，皆言近有朝旨，罢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以为二圣明见千里之外。虽或巧为障蔽，而天日所照，卒无能为。惟减水河役，迁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间窃议，意大臣业已为此，势难遽回。既为圣鉴所临，要当迤逦尽罢。今月六日，果蒙圣旨，以旱灾为名，权罢修黄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尽罢黄河东北流及诸河功役。民方忧旱，皇皇之际，闻命踊跃，实荷圣恩。然臣窃详圣旨，不谓减水河必不可开，而托名旱灾，曲全大臣，不欲明指其过。而大臣复请遍罢诸河，以盖独罢减水之迹。上下相蒙，体实未便。何者？北流堤坊积岁不治。近来南宫、宗城等处决溢，皆由堤坊怯薄，夏秋水涨，势不能支。都水官吏窃幸其事，因以为回河减水之说。既不依常理兴功贴筑，甚者又大计闭塞决口功料，以形比孙村回河之费。意谓彼此费用相若，则孙村之役不为过当。由此北流之患，漫不禁止。臣昨过瀛、深、洺等州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堤，数州之民受害尤甚。至于东流故道，地势积高，必不可复。所闻减水河虽不开掘，每岁涨水必由此行，岁岁淤高，往事可验。纵复开掘深广，河淤一上，势不复存。于此施功，显是枉费国力。而舍彼为此，欺罔可知。然臣之所忧，非特在此。何者？河流之不可复东，若使上下诚有不知，误兴大役，虽伤财害民，为患不小，而事有过误，于君臣之间，逆顺之际，未为大不便也。今者大臣之议，违众悖理，决不可为，而协力主张，胶固为一。去岁所罢，今岁复行。顺之者任用，违之者斥去，虽被圣旨，犹复迁就，以便其私。陛下之言，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语激切，中外闻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由此观之，则是大臣所欲，虽害物而必行；陛下所为，虽利民而不听。至于委曲回避，巧为之说，仅乃得行。君权已夺，国势倒植。臣所谓君臣之间，逆顺之际，大不便者，此事是也。董仲舒有言：「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今陛下既得其所闻知，然未能尊而行之。臣恐群臣顾望，有不为陛下用者矣。故臣愿陛下有所不知，知之必行；有所不行，行之必尽。黄河既不可复回，则先罢修河司，只令河北转运司尽将一道兵功修贴北流堤岸。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晓然知圣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独河事就绪，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虚诳欺朝廷，弊事庶几渐去矣。臣待罪翰苑，身无言责，冒昧纳忠，讥诃贵近，罪合万死。然念顷自初任知县，蒙二圣非次拔擢，首尾五年，叨在禁近。恩德深重，群臣少比。臣而不言，天下无敢言者矣。斧钺之诛，所不敢避。取进止。

〔贴黄〕访闻修河司承受内臣郑居简近为黄河故道不可复行，不敢虚占本职请受，乞先罢任，已蒙朝廷允许。以此观之，显是修河司不消复存。其吴安持、李伟尚自贪禄怙权，未即引去。伏乞早赐罢免所有修河司见管职事，即乞依去年正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挥，令河北转运司结绝。

访闻修河司妄举大役，略无所益，而费用钱粮物科，万数不少。河北灾伤之后，极不易应副。纵是封桩钱物，亦出自民力，深可痛惜。臣欲乞委河北提转不干碍官，具前后所费用过数目结罪保明闻奏。所贵朝廷上下具知蠹害之实，今后慎于兴作。

臣伏见大河北流，经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汎溢，孙村地形低下，涨水东出。因此张问等辈，欺罔朝廷，建为回河之议。自此北京生灵怀鱼鳖之忧，日夜为迁徙之计。监司守臣及敕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难矣。而去岁八月宣德郎李伟辄敢献言，欲闭塞北流，回复大河，力排众议，侥倖万一，私觊功赏。朝廷为之置修河司，调发民夫，刬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买梢芟，百废并举。河北、京东、西路公私为之骚动，万口一词，知其无成。上赖陛下圣明，照知利害，然犹未能尽罢其役。始令且开减水河，次因旱灾令权罢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罢，李伟仍提举东流故道。后因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敕命，寻奉四月五日圣旨，李伟差遣候过涨水检举取旨。臣访闻是时大臣面许陛下，俟求得一人可代伟者，即令伟罢去。夫伟以欺君动众，害及数路，据法当即日诛窜以谢天下，今乃迁延至此。况有前件圣旨，必非虚言，理当检举施行，以信大臣前说。今涨水已退，而伟终不罢。据今月三日圣旨，止是依吴安持等所请，候霜降水落，从北丞司相度，将梁村口至孙村河身内妨碍处取豁壁掠，候冰冻消释，相地形顺便，随宜开导，务令深阔，酾为二渠。臣详观安持等说，盖犹挟奸意，观望朝廷，欲徐为兴动大役之计，以固权利。不然，但掠行开发口地，则北外丞司自可办事，自不须复存修河司及留李伟，使时进奸谋，以败大计也。以臣观之，修河司若不罢，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伏乞指挥大臣速罢修河司，及检举前敕，流窜李伟，以正国法。取进止。

〔贴黄〕臣观大河北流，北京在其东，军民仓库所在，河朔之都会也。昔人远为涨溢之备，于其西岸开三河门，使涨水西流于空闲之地。至馆陶合入河身，故北京苦无大患。今自李伟等闭塞三河门，筑截河马头、指水锯牙，激水东向，仍于东岸第三、第四、第七铺开拨河道，恣令涨水灌注北京之上。今岁八月涨水东流，几与北京签横堤平，南望㳽汎五十馀里。是时北京中若雨不止，风不定，本京必致疏虞。今伟等申请皆没此目前实害，而探言北流深、瀛汎浸之害，以为不可不存东流，以分减水势。据今年深、瀛等州堤防新复，未甚高厚，然皆不至决溢。若将来岁岁增筑，使与从前河堤相若，加以海口深快，涨水不得停留，纵有小溢，必不至深害，虽无东流，未为患也。故臣以为伟等皆妄言，茍欲自便耳。若不斥去，则邪说无穷，正论无由得伸，最河坊之巨蠹也。

臣窃闻祖宗旧制，河上夫役止有差法，原无雇法。始自曹村之役夫，功至重远，及京东西、淮南等路，道路既远，不可使民间一一亲行，故许民纳钱以充雇直。事出非常，即非久法。今自元祐三年，朝廷始变差夫旧制为雇夫新条，因曹村非常之例为诸路永久之法。既已失之矣，而都水使者吴安持等因缘朝旨，造成弊政，令五百里以上不满七百里，每夫日纳钱二百五十文省；七百里至一千里以上，每夫日纳钱三百文省。团头倍之，甲头火长之类增三分之一。仍限一月，过限倍纳。是岁京东一路差夫一万六千馀人，为钱二十五万六千馀贯。由此民间见钱几至一空，差人般运累岁不绝，推之他路，概可见矣。近因京东转运使范锷得替回，论其不便，安持等方略变法，罢团头火长倍出夫钱。工部知罚钱之苦，又乞立限至六月以前。虽苛虐比旧稍减，然访之公议，终不为稳便。何者？朝廷本欲宽省民力，故许出钱雇夫。若其钱足以充雇，则朝廷将复何求？今河上雇夫日破二百而已（昨来京城雇夫每人日支一百二十文省，则河上日支二百，已为过厚。），虽欲稍增数目，为移用陪备等费，亦不当过有裒敛，以伤民财也。故众议皆谓七百里以下与七百里以上人户，若系差夫，则一人效一人之力耳。今乃利其远近，有费用多寡之殊，遂令远者多出五十以为宽剩，此岂朝廷恤民之意哉？兼一夫出二百五十，亦已自过多。如臣愚见，若于每夫日支二百文外，量出三十以备杂费，则据上件京东所差夫数，止约合出一十一万贯省，比本监所定五分之二耳。昔王安石为免役之法，只缘多取宽剩，致令民间空匮，怨讟并作。二圣临御，为之改法，今创痍犹未复也。安持本安石之党，昔日主行市易，多出官本，散与无根之人，虚桩息钱，以冒不次之赏。虽略行追夺，而寻复任使。盖从来习为聚敛之政，至今不改。是以雇夫之法，名为爱民，而阴实剥下。臣欲乞圣慈，特降指挥，应民间出雇夫钱不论远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所贵易为出备，不至艰苦。兼臣闻自来诸路计口率钱，百姓如遭兵火。若用之河防之上，一无枉费，于理尚可也。今取之良民之家，而付之河埽使臣壕寨之手。费一称十，出没不可复知。民独何负，而为此哉？且今河埽梢桩之类，纳时数目不足，及私行盗窃，比之他司官物，最不齐整。及其觉知欠少，或托以火烛，或因河流向著，一经卷归，大破数目。虽有官司，无由稽考。今以免夫钱付之，类亦如此矣。兼访闻河上人夫，亦自难得，名为和雇，实多抑配。臣今仍乞令河北转运、提刑司，同共相度如何处置关防所支雇夫钱，以免欺盗之弊，及乞体量所雇人夫有无抑配，具结罪保明闻奏，然后朝廷裁酌，从长施行。取进止。

〔贴黄〕今岁修河夫人数不少，且以远近各半约之，仍据见行法远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文省，则其钱数亦必甚多。若蒙圣恩便令裁减，则民间受赐不少，乞指挥速赐施行。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预进呈公事。窃见三省同奉圣旨：北流软堰，依都水监所奏，候下手日，先将检计到功料奏取指挥。窃缘臣从来都堂聚议，常以谓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盖东流本人力所开，阔止百馀步，冬月河流断绝，故软堰可为。今北流既是大河正溜，比之东流，何止数倍？见今河水行流不绝，软堰何由能立？盖水官之意，欲以软堰为名，实作硬堰，阴为回河之计耳。朝廷既已觉其意，则软堰之请，不宜复从。昨已于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以谓昔先帝因河决导之北流已得水性，惟堤防未立，每岁不免决溢之患。盖小小决溢，是黄河常事，本不为大害，而数年前，朝廷议欲回河，王孝先、吴安持等因此横生河事。昔北京以南，黄河西岸，有阚村等三河门，遇河水决溢，即开此三门，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无大危急。只自建议回河，先塞此三门，又于西堤作锯牙马头，约水东流，直过北京之上，故北京连年告急。缘此水势卧东，故去年东流遂多于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说，非徒无利，实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涨，分入两流，一时之间，稍免决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浊，缓即生淤，既分为二，不得不缓，故今日北流已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将来涨水之后，河流东、北盖未可知。臣等昨问吴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东，安知今年河水不自北」？太皇太后宣谕曰：「水官尚如此言，馀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来安持等因河流稍东，乞于东流添埽五七緷，称此机会不可少缓。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挥，多添埽緷，壅遏北流，不为稳便，即乞指挥所增埽不得过元乞数。然时方河冰，埽緷皆不到地，所称机会，悉是妄言。安持等既未得如意，即又奏乞北流河门只留一百五十步。盖北流河门本阔三百馀步，今若塞其太半，河流既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坚壮，不可动摇，则涨水咽怒，必为上流之患，京师以来，皆未免忧也。若所塞浮虚，涨水一至，随流荡去，人工物料，无虑数百万，顷刻而尽，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谓河水必北而不东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涨水之来，徐观河势所向。水若全东，则北流不塞，自当淤断；水若复北，则北河如旧，自可容纳。朝廷作事务在万全，若行险侥倖万一成功，此则水官之意，臣不敢从也。安持等既见前计不行，则又要横截北流，以为软堰。见今北流稍缓，安持等已恐因此生淤，故立此堰。然却因作堰，欲尽留使臣、人工、物料，积渐增卑撩浅，即是用河上诸埽人力般土填河，数月之后，积土成山，不知与见今河淤孰为多少？名欲分水，实是回河，决不可许。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结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无填塞河道致将来之患，然后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太皇太后曰：「水官犹不能保河之东北，时暂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别商量」。臣奏曰：「臣迫于异同之论，故乞遣官。若出自圣断，只朝廷商量，亦无不可」。太皇太后又曰：「纵令水官结罪，待其败事然后施行，于事何补」？臣奏曰：「诚如圣旨。昔修六塔河，先责李仲昌状，其功不成，随即责降。此是富弼等当时谬政，不足复用。今来圣旨极为允当」。臣退复思之，尝闻顷岁北流河门阔十馀里，水面阔七八里，今来河门止阔三百馀步。盖水官数年以来堙塞大河，一至于此，使洪流不安，谁任其咎？又东流河门止阔百馀步，每年涨水东行，已有满溢之惧，今复欲并入北注，理难包畜。遂指挥中书工房令作画一，问都水监，至今未有回报。朝廷欲作软堰，当候问得此二事，委无妨碍有实，及臣等看详，实有利无害，乃可施行。若不待报，遽降依奏指挥，必恐有误国事。虽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挥，然已令依奏下手，则是邪说已行，必致惊动众听，且贻后患。伏乞圣慈，特赐详察，降臣此议付三省，所有八日指挥乞未行下，俟臣参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当，一方生灵，被害非细。臣时暂在告，心有所见，不敢默已，干冒天威，甘俟诛谴。取进止。

一、勘会北流元祐二年河门原阔几里？水面阔几里？逐年开排，直至去年，只阔三百二十步，有何缘故？

一、勘会东流河门见今阔几步？每年涨水东出，水面南北阔几里？南面有无堤岸？北京顺水堤不没者几尺？今来北流若果淤断，将来涨水东行，系并合北流多少分数？有无包畜不尽？

〔贴黄〕看详软堰之义，吴安持等本只是奏乞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势，如更有减落，即令用软堰权闭，原未敢便乞下手。今朝廷指挥，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即依奏之言，深为未当。兼将来败事，安持等得以归过朝廷，尤为不便。臣忝预执政，只合每事反覆商量，不当独入文字。只为此命一行，臣自度参假之后，必不敢不争，若大臣争已行之命，显异同之迹，非所以示天下。故须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三省，乞未施行。

还朝，为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悦。所荐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时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吕微仲与中书侍郎刘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两端为自全计。遂建言欲引用其党，以平旧怨，谓之调亭。宣仁后疑不决。辙于延和面论其非，退复再以劄子论之，其一曰：「臣近面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朝廷，窃观圣意，似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退伏思念，若使邪正并进，皆得预闻国事，此治乱之几，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误蒙圣恩，典司邦宪，臣而不言，谁当救其失者？谨复稽之古今，考之圣贤之格言，莫不谓亲近君子、斥远小人，则人主尊荣，国家安乐。疏外君子、进任小人，则人主忧辱，国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于《周易》，所论尤详。皆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为阴阳之逆节。故一阳在下，其卦为《复》。二阳在下，其卦为《临》。阳虽未盛，而居中得地，圣人知其有可进之道。一阴在下，其卦为《姤》。二阴在下，其卦为《复》。阴虽未壮，而圣人知其有可畏之渐。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阴阳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为象，三阳在内，三阴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无怨。故圣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时，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无失其所，则天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则势将必至于反覆。故《泰》之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窃惟圣人之戒深切详尽，所以诲人者至矣。独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谓小人虽决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各随所长，无所偏废。宠禄恩赐，彼此如一，无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于内，是犹畏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坰牧，天下无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难去；君子洁身重义，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语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盖谓此矣。先帝以聪明圣智之资，疾颓靡之俗，将以纲纪四方，追迹三代。今观其设意，本非汉、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时臣佐不能将顺圣德，造作诸法，率皆民所不悦。及二圣临御，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当此之际，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于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无所措。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自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不加谴责，而宥之于外，盖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势大定，而议者惑于浮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欲以此调停其党。臣谓此人若返，岂肯徒然而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盖自熙宁以来，小人执柄二十年矣。建立党与，布满中外，一旦失势，晞觊者多。是以创造语言，动摇贵近，胁之以祸，诱之以利，何所不至？臣虽未闻其言，而概可料矣。闻者若又不加审察，遽以为然，岂不过甚矣哉？臣闻管仲治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诸葛亮治蜀，废廖立、李严为民，徙之边远，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骈、立、严三人者，皆齐、蜀之贵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贵臣，而使之无怨者，非有他也，赏罚必公，举措必当。国人皆知所与之非私而所夺之非怨，故虽仇雠，莫不归心耳。今臣窃观朝廷用舍施设之间，其不合人心者尚不为少，彼既中怀不悦，则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纳之，以平其隙，臣未见其可也。《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陛下诚以异同反覆为忧，惟当久任才性忠良、识虑明审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虽未及皋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远矣。惟陛下断自圣心，不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臣既待罪执法，若见用人之失，理无不言，言之不从，理不徒止。如此，则异同之迹益复著明，不若陛下早发英断，使彼此泯然无迹可见之为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执于帘前读之，仍谕之曰：「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公相从和之。自此，参用邪正之说衰矣。辙复奏曰：「圣人之德，莫如至诚。至诚之功，存于不息。有能推至诚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则天地可动，金石可移。况于斯人，谁则不服？臣伏见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随时弛张，改革弊事，因民所恶，屏去小人。天下本无异心，群党自作浮议。近者德音一发，众心涣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向。惟二圣不移此意，则天下谁敢不然？卫多君子而乱不生，汉用汲黯而叛者寝。茍存至诚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实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谓昔所柄任，其徒实繁，布列中外，岂免窥伺？若朝廷施设必当，则此辈觊望自消。昔田鼢为相，所为贪鄙，则窦婴、灌夫睥睨宫禁；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则廖立、李严虽流徙边郡，终身无怨。此则保国宁人之要术，自古圣贤之所共由者也。臣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而祖宗纲纪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则人心自定。虽有异党，谁不归心？向者异同反覆之心，盖亦不足虑矣，但患朝廷举事类不审详。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凿，欲导之使东。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视，知不可为，犹或固执不从。经今累岁，回河虽罢，减水尚存，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顺，朝廷招来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以侵其膏腴；议纳醇忠，以夺其节钺。功未可觊，争已先形。朝廷虽知其非，终不明白处置。若遂养成边衅，关陕岂复安居？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之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雇衙前，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务于复旧，一例复差，官收坊场之钱，民出衙前之费。四方惊顾，众议沸腾。寻知不可，旋又复雇。雇法有所未尽，但当随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复行差法。虽存雇法，先许得差。州县官吏利在起动人户，以差为便。差法一行，即时差足，雇法虽在，谁复肯行？臣顷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为臣言：「岂朝廷欲将卖坊场钱别作支费耶？不然何故惜此钱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声四驰，为损非细。又，熙宁雇役之法，三等人户并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钱。故此二等人户不免恣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钱不多，雇法之行，最为其便。及元祐罢行雇法，上下二等忻跃可知，唯是中等，则反为害。臣请且借畿内为比，则其馀可知矣。畿县中等之家，例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法既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使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馀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十年。赋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间不以今法为害，而熙宁为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户等六色役钱，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处州役而不及县役，宽剩役钱只得通融邻路邻州，而不及邻县。人户愿出钱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为雇。如此之类，条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臣以闻见浅狭，不能尽知当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辈犹知其非，而况于心怀异同、志在反覆、幸国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识于心，多造谤议，待时而发，以摇撼众听矣。伏乞宣谕宰执，事有失当，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茍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贵。海内蒙福，上下所同，岂不休哉」？然大臣怙权耻过，终莫肯改。比辙为执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进呈不允，祖禹执奏如初。左正言姚勔亦言不当。三省复除蒲宗孟兵部尚书，辙谓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后议此，如何」？皆不应。及帘前，微仲奏：「诸部久阙尚书，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又不可阙官，须至用前执政」。上有黾俛从之之意。辙奏：「前日除李清臣，给谏纷然，争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阙官何」？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今日用此二人，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此三人者，非有大恶。但昔与王圭、蔡确辈并进，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见今尚书共阙四人，若并用似此四人，使互进党类，气势一合，非独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难耐何矣！且朝廷只贵安静，如此用人，台谏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闹矣」！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静」。诸公遂卷除目持下。辙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论此事，圣意似以臣言为然。今未及一年，备位于此，若遂不言，实恐陛下怪臣前后异同」。上曰：「然」。乃退。六年春，诏除尚书右丞。辙上言：「臣幼与兄轼同受业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学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与闻国政，而兄适亦召还，本除吏部尚书，复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轼文学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远慕古人举不避亲，只乞寝臣新命，得与兄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不听。踰年，迁门下侍郎。时吕微仲与刘莘老为左右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之。大事皆决于微仲，惟进退士大夫，莘老阴窃其柄，微仲不悟也。辙居其间，迹危甚。莘老昔为中司，台中旧僚多为之用，前后非意见攻，宣仁后觉之。莘老既以罪去，微仲知辙无他，有相安之意。然其为人则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盖是时所争议，大者有二：其一西边事，其二黄河事。初，夏人来贺登极，相继求和，且议地界。朝廷许之。本约地界已定，然后付以岁赐。久之，议不决。明年，人多保忠以兵袭泾原，杀掠弓箭手数千人而去。朝廷隐忍不问，即遣使往赐策命。夏人受礼倨慢，以地界为词，不复入谢，且再犯泾原。四年，乃复来贺坤成，且议地界。朝廷急于招纳，疆议未定，先以岁赐予之。寻觉不便，乃于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约。而熙河将佐范育、种谊等又背约侵筑质孤、胜如二堡。夏人随即平荡。育等又欲以兵纳赵醇忠，又擅招蕃部千馀人，朝廷却而不受，西边骚然。辙力言其非，乞罢育、谊，更择老将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为是，而大臣主之。辙面奏：「此辈皆大臣亲旧，不忍坏其资任，虽其同列，亦不敢异议。陛下独不见黄河事乎？当时德音宣谕，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与人臣事体不同，人臣虽明见是非，而力所不加，须至且止。人主于事不知则已，知而不得行，则事权去矣。臣今言此，盖欲陛下收揽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专听其所为，不以渐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只如韩维专恣太甚，范纯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至如此，岂朝廷美事？故臣之意，盖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宣仁后极以为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人十万骑压通远军境上，挑掘所争崖巉，杀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军，未能复出，急移近里堡寨于界上修筑，乘利而往，不须复守诚信。诸公会议都堂，辙谓微仲：「今欲议此事，当先定议：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辙曰：「凡欲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则兵决不当用。朝廷顷与夏人商量地界，欲用庆历旧例，以汉蕃见今住坐处当中为界，此理最为简直。夏人不从，朝廷遂不固执。盖朝廷临事常患先易后难，此所谓先易者也。既而许于所赐城寨依绥州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为堡铺，十里为草地（非所赐城寨，指谓延州、塞门、义合，石州、吴堡、兰州诸城寨，通远军定西城。）。要约才定，朝廷又要于两寨界首相望，侵系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黾俛见从。要约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见许。凡此所谓后难者也。今者又欲于定西城与陇诺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藩地，凡百数十里。陇诺，祖宗旧疆，岂所谓非所赐城寨耶？此则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须欲不顾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圣谓何」？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说虽美，然事有须用兵者，亦不可固执」。辙曰：「相公必欲用兵，须道理十全，敌人横来相加，势不得已，然后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后，兵连祸结，三五年不得休，将奈何」？诸公乃许，不从熙河之计。明日，面奏之。辙曰：「夏人引兵十万，直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作过，专于所争处杀人掘崖巉，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挥亦不至大段不直」。辙曰：「熙河帅臣辄敢生事奏乞，不守诚信，乘夏人抽兵之际移筑堡寨。臣以为方今堡寨虽或可筑，至秋深马肥，夏人能复引大兵来争此否」？诸人皆言：「今已不许之矣」。辙曰：「臣欲诘责帅臣耳，若不加诘责，或再有陈乞」。诸人皆曰：「俟其再乞，诘责未晚」。宣仁后曰：「边防忌生事，早与约束」。诸人乃听。已而兰州又以远探为名，深入西界，杀十馀人。辙曰：「边臣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败坏疆议，理须戒敕」。不听。既又以防护打草为名，杀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还生口，因奏其事。辙曰：「边臣贪冒小胜，不顾大计，极害事。今送还九人甚善，可遂戒敕边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将副李仪等深入陷没，已责降一行人，足以为戒」。辙曰：「李仪深入以败事，被责。兰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将谓朝廷责其败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加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东。朝廷乃议绝岁赐，禁和市，使沿边诸路为浅攻计，命熙河进筑定远城。夏人不能争。未几，复大入环庆。复议使熙河进筑汝遮。中书侍郎范子功独不可。辙度其意：昔延安帅臣赵卨，范氏姻家也。方议地界，以绥州二十里为例，议出于卨。熙河斥其不可，议久不决，而卨死，故子功持之。辙谓之曰：「绥州旧例，施于延安可耳。熙河远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从宜矣。方论国事，亲旧得失不宜置胸中也」。众皆称善，而子功倖然不服。会西人乞和，议遂不成。未几，右相苏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待罪。因遂其请，实以汝遮故也。辙自为谏官，论黄河东流之害，及为执法，最后论三事：其一存东岸清丰口，其二存西岸披滩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锯牙。朝廷以付河北监司，惟以锯牙为不可去。辙于殿庐中与微仲论之，微仲曰：「无锯牙则水不东，水不东则北流，必有患」。辙曰：「然北京百万生灵，岁有决溺之忧，何以救之？且分水东入故道，见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复能久。若俟涨水已过，尽力修完北流堤防，使足胜涨水之暴，然后彻去锯牙，免北京危急，此实利也」。莘老曰：「河北监司不如此言，奈何」？辙曰：「公岂不知外官多所观望耶」？微仲曰：「河事至大，难以臆断」。辙曰：「彼此皆非目见，当以公议参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为便。辙具奏前语，且曰：「必欲重慎，候涨水过，故道增淤，即并力修完北堤，然后彻去锯牙，庶几可也」。近至都堂，二相遽批圣语曰：「依都水监所定」。辙语堂吏：「适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别议」。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八年正月，都水吴安持乞于北流作软堰，定河流，以免淤填。时微仲在告，辙奏曰：「先帝因河决大吴，导之北流，已得水性。惟堤防未完，每岁不免决溢，此本黄河常事耳。是时北京之南，黄河西岸有阚村、樊村等三斗门，遇河水泛溢，即开此三门，分水北行于无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无大危急。自数年来，大臣创议回河。水官王孝先、吴安持等即塞此三门，贴筑西堤，又作锯牙马头，约水向东，直过北京之上，故北京连年告急。然约水既久，东流遂多于往岁。盖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涨，分入两流，暂时且免决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浊，缓则生淤，既分为二，不得不缓，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将来涨水之后，河流东、北，盖未可知。臣等昨于都堂问吴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东，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况他人乎』」？辙又奏曰：「臣今但欲徐观夏秋河势所向，水若东流，则北流不塞，自当淤断；水若北流，则北河如旧，自可容纳。似此处置，安多危少，行之无疑。若行崄徼倖万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从也。乞令安持等结罪保明河流所向，及软堰既成有无填塞河道致将来之患，然后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后复笑曰：「若令结罪，必谓执政胁持之。且水官犹不保河东、北，况使者暂往乎？姑别议之可也」。二月，微仲乃朝，辙具以前语谕之。微仲口虽不伏，而意甚屈，曰：「软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更行相度」。辙曰：「如此终非究竟，必欲且尔，亦可」。八日，辙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监所奏。下手日，具功料取旨」。辙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论之。微仲即日在告。十二日，辙入对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后来，至今百日间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摇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旧法：马头不得增损。臣知安持意在添进马头。即指挥除两河门外，许一面措置。安持奸意既露。第二次乞于东流北添进五七埽緷。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进埽緷约令北流入东，即令转运司同监视，不得过所乞緷数。安持奸意复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门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进马头之名为留河门，即不许。安持计穷。第四次即乞作软堰。凡安持四次擘画，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书工房问水监两事：其一，勘会北流元祐二年河门原阔几里？逐年开排，直至去年，只阔三百二十步，有何缘故？其二，勘会东流河门见阔几步？每年涨水东出，水面南北阔几里？南面有无堤岸？北京顺水堤不没者几尺？将来北流若果淤断，涨水东行，系合并北流多少分数？有无包畜不定？今两问犹未答，便即施行，实太草草」。后嗟叹久之，深以所言为然。二十四日，与微仲同进呈，微仲曰：「苏辙所议河事，今软堰已不可作，无可施行」。辙曰：「软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论吴安持百日之间四次妄造事端，动摇朝听。若令依旧供职，病根不去，河朔被害无已」。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别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辙曰：「水官职事不轻，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未闻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后是非终不能决。会宣仁晏驾。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清丰口以东鸡爪河。八日，辙以祈谷宿斋三省，即令安持与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时微仲为山陵使，行有日矣。辙见之待漏，语及河事。微仲直视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辙曰：「诚然，公亦宜慎之」。时范尧夫为右相，旧不直东流。辙告之曰：「当与微仲议定，乃令西去」。尧夫曰：「命已下，奈何」？辙曰：「事有理，谁敢不从」？议于皇仪门外，再降指挥：使都水与本路安抚提转同议，可即施行，有异议亟以闻。尧夫自外来，始意辙与微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既而安抚许冲元乞候过涨水，因河所向，闭所不行口。尧夫奏乞令许将与吴安持同议，一面施行。辙曰：「河势难定，恐须令诸司共议，乃得其实」。上以为然。既行，上特宣喻曰：「河事不小，可遣两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尧夫曰：「河役已起，方议遣官，恐稽留役事」。上曰：「但使议论得实，虽迟一年何损」？乃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视之。二人归，极以北流为便。方施行，枢密签书刘仲冯援旧例，乞与河议。仲冯本文潞公、吴冲卿门下士也，其言纷然。吕、井之议遂格，而辙亦以罪见逐。于是河流遂东，凡七年，而后北流复通。微仲之在陵下也，尧夫奏乞除执政，上即用李邦直为中书侍郎，邓圣求为尚书右丞。三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丰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旧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门客。时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门客奏徐州富人窦氏，尧夫无以裁之。一日日中，请辙于都堂与邦直议之。辙曰：「上始亲政，皇太妃閤中事，当遍议之。车服仪制已付礼部矣。皇太后月费，尚书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户部议定。至于奏荐，亦当议。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处，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后行，于体为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费俟内中批出。奏荐，皇太后家减二年，皇太妃十年」。议已定，邦直独曰：「此可为后法，今姑予之可也」。上从之。邦直之附会类如此。会廷策进士，邦直撰策题，即为邪说以扇惑群听。辙论之曰：「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备位执政，不敢不言。然臣窃料陛下本无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牵于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此所谓小人之爱君，取快于一时，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臣窃观神宗皇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施设，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请为陛下指陈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受尊号。裁损宗室，恩止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雇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罢黜诸科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堕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凡如此类，皆先帝之睿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者也。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天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恺弟之政，后世称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号称太平，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及章献明肃太后临御，览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仁宗听政，亦绝口不言，天下至今韪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继，大臣过计，创濮庙之议，朝廷为之汹汹者数年。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盖有不可不以庙社为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父祖不失圣明之称。此真明君之所务，不可与流俗议也。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奏入不报，再以劄子面论之，上不悦。李、邓从而媒檗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数月，元丰诸人皆会于朝，再谪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议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未期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涂；至雷，赁富民屋以居，复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犹不悦，徙居永州。皇子生后徙岳州，已乃复旧官，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有田在颍川，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复降授朝请大夫，罢祠宫。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许六年。杜门复理旧学，于是《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尝抚卷而叹，自谓得圣贤之遗意，缮书而藏之。顾谓诸子：「今世已矣，后有达者，必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贫不能归，遂筑室于许。先君之葬在眉山之东，昔尝约祔于其廋，虽远不忍负也，以是累诸子矣。予居颍川六年，岁在丙戌秋九月，阅箧中旧书，得平生所为，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颍滨遗老传》，凡万馀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间得失耳，何足以语达人哉」！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有一二衲僧游，听其言，知万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灭。以此居富贵，处贫贱，二十馀年而心未尝动，然犹未睹夫实相也。及读《楞严》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于一六兼忘，虽践诸相，皆无所碍。乃油然而笑曰：「此岂实相也哉？夫一犹可忘，而况《遗老传》乎？虽取而焚之，可也」。

右，臣伏见元丰四年五月，河决小吴。六月三日，神宗皇帝诏旨，更不修闭决口。至十二月，又宣谕辅臣曰：「以道治水，无违其性」。其诏书及圣语已书于《实录》，谨节录进呈。恭惟先帝聪明睿智，穷神烛理，不出九重，而洞知河之利害，断以圣意，如亲临睹。虽神禹复生，亦不过此，所以终先帝之世，人莫敢轻议。河行大吴，今已九年。自元丰八年以来，议者乃有异同，朝廷疑惑，故前遣李常、冯宗道，后又遣臣叔百禄、赵君锡案视，皆言无可塞之理，即用北流为便。士大夫亦言不可塞者十有九，可谓众矣。昔尧之时，洪水滔天，尧咨四岳，谁可治水者，四岳皆荐鲧。尧知鲧不可用，曰：「吁，咈哉！方命圮族」。言其为人狠戾，必不能顺五行之性也。四岳皆曰：「试之」。尧乃命鲧治水，九载而功不成。夫尧既知鲧不可用，然而勉从四岳者何也？稽于众，舍己从人也。虽勉从四岳，然鲧治水果无成功，卒如尧之言。夫以尧之圣，知鲧不可用，然犹舍己以从人，而况执政大臣出一言，而欲天下莫之敢违乎？夫河为四渎之宗，万水所会，自大禹患其难治。然禹所以能治之者，顺水之性而已。汉武帝时，河决瓠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武帝好神仙，时方忧河决，方士言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此四者皆武帝所欲而不能得，故方士以此说之，至以塞决河比求神仙及长生，其难可知也。自是以后二十馀年，不复塞。武帝既封禅，巡祭山川，因祠太山，还至瓠子，自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帝悼功之不成，作《瓠子之歌》，乃卒塞之，名曰「宣防」，其难亦至矣。昨朝廷使李伟分导大河入孙村口，归故道，以解下流之患，遂命伟专管勾疏导二股河。臣窃详李伟止因开沙河直堤第三铺口，放涨水入孙村口，强名之为二股，水落当复如故。其理必难久行。就使大河能成二股，则东西两流占地愈多，所备益广，堤防之费自倍。先朝亦尝为二股，而终不成者，河之大势必归于一故也。而李伟因此乃欲以塞宗城决口，及移深州之费回夺大河复归故道，希合执政，无所忌惮，敢肆大言，以罔朝廷。朝廷更不博谋于众，即依伟奏，置都提举修河司；亦未尝审问吴安持可与不可，即令与范子奇同提举。安持既开直堤第四铺口，而第七铺危急。观安持奏，自八月八日救护，至二十八日，日数不为不多；用梢草等百万，物料不为不丰；调急夫至六七千，人力不为不至；官吏自夜达旦，不为不勤。埽緷愈危，随即垫去，甚于漏卮，何时穷已，终不能守。而直堤自溃决百馀步，今才开一铺，而河势变移，人意已不能测，功役已不为小。安持所奏，已执两端，将来闭塞北流，何止万倍于此。若其无成，岂肯任责？又闻范子奇争言河不可回，朝廷已令分析。昨谢卿材奏，乞兼领河事，制置一年，必使国用不加费，民力不加劳，河清住招，物料住买，水行地中，冀不决溢，河滩之地，渐可耕垦。自来春，府界、京东不销调夫，亦免科出夫钱。又乞赴阙禀议河事。自河决以来，监司未尝肯任咎责，独卿材所奏如此，朝廷何不且试之一年，若其无成，显行黜责。如此，则谁不尽力，孰敢妄言？而尚书省批令先具措置利害闻奏，不令赴阙。昨先移卿材河东，及复置修河司，而改用范子奇，意谓子奇必不敢违耳。然子奇亦明言不可者，岂固欲违朝廷哉？子奇久任河北，必亦知其可与不可也。臣窃见去年初遣二使之时，大臣方且力争，或曰可塞，或曰不可。今言不可者已罢免，所以庙堂无异议之人，止用一李伟之言，暴然复兴此役，用物料，发急夫，调兵，已不为少。凡河役一起，则公私遂空，将来聚十万兵夫，不唯穷困河北一路生灵，京东、京西亦皆震扰，人民离散，盗贼并兴，国之大忧，或在于此。今河去北京止十五馀里，若进马头，迫蹙河水，则其势不可测知，脱有疏虞，北京将何以捍禦？当此之时，虽诛李伟辈，不足以谢天下生灵，陛下悔之何及？夫河不可塞，在理甚明，稽之帝尧，则当从众，验之神禹，则当顺下，质之先帝，诏书具存。陛下昨欲遣使之时，先已降诏，恐人有观望之意，复追改之。此乃陛下以大公为心，无所专主，不轻河事，慎之至也。及二使还奏，大臣论议犹不能一，独陛下圣意主张，遂罢修河司，数路之人，方稍休息，中外无不以为至当。今才历三时，复为回河之役。先帝既以为不可，陛下又以为不可，而执政耻其前言之失，必欲遂非，不复顾天下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妄举大役，轻动大众。河本无事，而人强扰之，臣不知执政以何为词？必以北流有决溢之害也，夫夏秋之际，百川皆涨，非独大河。河中、河阳，两山之间，犹时有决溢，况于河北？河出平地，无所扼束而北流，堤防未理，水性趋下，安得全不为患也？今秋水潦多于常年，如昨颍昌水入城郭，陈蔡亦有水灾，岂由河不复故道乎？熙宁中河决曹村，东南注钜野，与汉武帝时瓠子正同。河决而南，不可不塞，故大兴人徒塞之。然曹村之役，人力已无所施，一夕河自退背，灵平乃成，故议者以为天助，非人功也。祖宗时，王楚、横垄、商胡皆不可塞，非不欲塞也，势不可回也。先帝知其如此，及河决而北，遂不复闭。盖幸其北去，无南决逼近都邑之患，而河薄西山，稍近禹之故道。李垂、孙民先尝欲导河使之北流，当时议者但以功费太大，力不能为而已。今河自行其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夫河者天地之气，气之所向，谁能禦之？今东行故道已高，借使能以人力开之至海，终不能使水自下升高。自大禹以来，未闻用人功开土渠，而引大河行其中者。今不以人意顺水，而法使水随人意，此乃鲧堙洪水、汩陈五行之失也。元丰中，范子渊为武济之役，欲横绝大河，费国财，害人命，不可胜计，京西之人恨不食子渊之肉。及其败事，奸臣党庇，止夺一官，陛下嗣位，方加贬责。今欲塞北流，与子渊何以异？校其劳费与其为害，又非武济之比也。夫水官欲兴河役，正如边臣欲生边事，官员使臣利于功赏俸给，吏胥主典利于官物浩大，得为奸倖，豪民利于贵售梢草，濒河之人利于聚众营为。凡言回河之利者，率皆此辈，非为国家计也。且以国家今日事力，何如汉武帝与先帝之时？以汉武帝之雄材，先帝之神武，皆以塞河为难，而今日执政容易为之，此臣所不敢信也。假使有可回之理，可塞之势，方今国用虚乏，民力困敝，朝廷唯宜安静，犹当省费息民，况必无可回之理乎？又有言北流之害者，或曰淤塘泺，或曰河入北界则失中国之险，此皆私忧过计也。塘水不依原法已久，非缘河决而后淤浅。今河入界河，日益深阔，东流几二百里，乃入于海。昔以界河为阻，今以大河为限，其为天险，岂有过于此者乎？汉武帝时，齐人延年上书，请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开大河上岭，出之匈奴，东注之海，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转输、匈奴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武帝壮之，诏报曰：「延年计议甚深，然河乃大禹所道也。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改更」。夫延年犹欲决河以灌匈奴，武帝以其非禹迹，故不为也。今设使河入北界，此乃天送祸于契丹也。彼河入百里，则失百里之地，入二百里，则失二百里之地。河之所在，国之灾也，何利于我，而必欲专之？议者又以为恐虏渡河入寇，此又私忧过计也。今河上流自西夏经北胡乃入中国，自古未有戎狄以舟师入寇者也，况其居下流乎？若北虏能以舟楫与中国校胜，此则书契以来未之闻也。假使东流成功，北流退为平陆，臣不知朝廷能聚兵于北境，浚塘水而修界河乎？凡以北朝为说者，皆以妄言恐朝廷，望陛下拒绝勿听而已。自古欲举大事，动大众，必先尽天下之言，不恶异同之论，使人人各伸所见，而后利害是非出焉。至于治河，必委忠实可信之人，其论议必断以经术，非专用贪利邀功之人也。汉武帝使汲黯、郑当时塞瓠子，犹复坏。成帝时，平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领河堤。今乃欲望大禹之功于王孝先、李伟之徒，不亦难乎？陛下凡两遣使行河，执政皆不以为信，而独信一李伟，轻犯大河，与讨伐西北二虏无异。其费无有限极，国财民命委于洪流，比之边事，尤不可计，而朝廷晏然为之，此臣之所大惑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谕大臣，博采群言，息意回河，勿轻动众。无以有限之财力，生民之性命，填不测之巨壑。勿为无穷之役，兴无涯之费，以徇一言之失，而望必不可成之功。罢都提举修河司，散遣官吏兵夫，以弭将然之患。其北流决溢，随宜救护，委外都水使者自来春为始，亟理堤防，仍速行相度修闭诸处决口。臣自闻复置修河司指挥，即欲建言，缘臣叔百禄尝被使指，言出臣口，理亦有嫌，是以踌躇，至于阅月。今中外讻讻，皆言不便，臣有言责，当陛下耳目之任，若避嫌缄嘿，坐观国事有误，则臣之罪大矣，陛下亦何赖焉？是以冒昧竭尽其诚，唯陛下深察。臣无任恳悃激切之至。

臣所领工房，伏见朝廷应副修河司所司，如支河阴、汜水等处纲米五万石，及差装卸兵士二千人，洛口、雄武埽锹手各三百人，支在京箔场芦蕟四万领修役兵营寨之类，日有行下文字。臣昨为谏官，极论回河不便，未蒙施行。今河役不息，功费渐大，恐修河司须索不止于此。朝廷若不罢河役，则无不应副之理，门下亦无由不行下。臣稽之于古，考之于今，质之中外人言，窃谓此功必不可成，恐虽应副，枉费国财民力，有害无利。谨具所闻见回河不便，画一如后：

一、水性趋下，自祖宗以来，河决以次向西，此则地势东高西下，其理不疑。商胡故道已行三十馀年，堤防日增，如筑垣居水，淤填积久，其地必高，此不待见而可知。今北流千馀里，欲使复为平陆，故道千馀里，欲使复为洪流，恐非人力之所能也。

一、四渎者，天地所以节宣其气，如人之血脉，不可壅遏。今北流已九年，岂非天意有定，就下趋海，乃是地形顺便。今来回河，上违天意，下逆地理，骚动数路，几半天下，枉害兵民性命，空竭公私财力，投之洪流，不知纪极，非徒无益，更取患害。

已上是河不可回之理。

一、北流水行地中，已是见成河道，只须修立堤防，便为永久之利。若岁岁增修，一尺一寸，皆是所得，不为枉费。东流已废九年，闻故堤穿穴一万馀处，陵谷迁变。况于埽岸，人力所为，今若修完，便同创置，恐非人功国力所能供亿。譬如朽烂水槽，多年不使，一旦盛水，岂不疏漏？况水之性，必不舍下就高，设使能以人力蹙向故道，必为大患。

一、北流每年不免决溢，自是堤防未理，水政不修，埽岸怯薄，全无备禦。当夏秋之际，小川犹涨，自古未有无患之河，岂可因涨水噎凌决溃，便欲全河回改？设使能回向东，不知可保无决溢之患否？

一、南宫上下埽连年决溃，皆缘堤岸卑薄，深冬噎凌冲破。臣不知去冬以来，曾与不曾增葺堤防？如其不然，则今冬噎凌之际，岂可保其无虞？访闻北流西堤，自信都以南三百里许，一例卑薄。昨南宫埽止高二尺、阔五尺，濒河长老无不寒心。又官中累年不调春夫，埽岸使臣皆有免责罚指挥；河清兵士为修河司诸处抽使，所存无几。水政如此，岂得为河不为患？及有决溃，则归咎北流，便欲回河，岂为实论？

一、议者谓北流横绝御河，失漕运之利，及西山诸水壅蹙为患。且大河向北，自可漕运，何必御河？西山诸水自上古以来有之，非独今日。大禹旧迹循西山而行，与今北流正相符合。西山诸水入河无疑，但筑堤防，空留西山水道，使之入河，何为不可？

一、李伟元奏，欲以闭宗城决口及迁深州之费回夺大河。夫宗城决口虽大，必不至费一千八百万物料。窃意元初检计官故作情毙，大数检计，意欲朝廷见其费大，不若用以回河，然后李伟却索此数，自谓能了。朝廷若遣可信之人别行检计的确合用物料，当见欺罔。且塞全河与宗城一决口，大小不同，可坐而知。臣窃计一千八百万物料，塞宗城则必多，塞北流则不足，李伟必是且索此数，将来一千八百万必了不得。朝廷既已兴工，不可中辍，必须接续应副。大抵兴事之人，无不如此。范子渊武济之役已用此计，及至败事，又无穷须索。朝廷知其不可方罢，而子渊犹以此藉口，归过朝廷，以为不应副，非是功不成。今李伟与子渊正同，而河役浩大，又非武济之比，奈何信伟此言？

一、熙宁初已议移深州，至今不能移者，人情重迁故也。今欲回河，虽免深州之患，而不顾北京可乎？昨沙河第七铺溃决，已逼北京，可为寒心。今欲移一深州，二十年犹不能也，况北京之大，岂此深州，将来河不可测，万一北京被患，如何可移？

一、李伟称北流破放省税近一百万，臣以为此是堤防未理，水政不修；今若理堤防、修水政，则河不决溢，不占民田，河滩可耕，省税可复。而又东流故道，多为膏壤，弥数百里，皆出省税。今为失税而欲回河，不知先费用几百料税？

一、闭塞北流，蹙水既高，则上流必深，诸处堤埽岂可不虑？大抵河患常出入人意外，如昨来开第三、第四，而第七铺决。将来闭合，未知为患所在，岂可保上流诸埽必无决溢？

一、昨吴安持奏第七铺危急，调过急夫七千人，而役兵不在其数；用梢芟一百馀万，闻其实数不止于此。下七緷埽皆被吹垫，势如漏卮，经二十日用功，终于弃舍，任其决溃。此乃救护积年壮堤上一决口，犹不能为力，而况两岸渐进马头，于急流巨浪中旋下梢草客土，欲合龙门，此必不可为明矣。

一、北流虽有决溢，乃是天灾，非人所为。濒河之民虽被水害，然亦有填淤肥美及渔采之利，不闻失业愁苦之叹。今回河向东，若有溃决，乃是引河水以灌注州县，百姓岂得不归怨于朝廷？譬如天火人火，天火自是灾孽，人火必有归咎。且自古未有无患之河，利多害少，即不须改作。今北流实有大利，岂可以有小害便妨大计？

一、塘泺淤浅，非因河决所致。熙宁中，先帝以塘水多堙废，尝遣监司以巡历为名，案行检视。此乃积年不修，然先帝亦未遑疏浚也。且朝廷与契丹通好几及百年，岂是塘水能限敌兵？乃朝廷恩信，深结其心，每岁馈遗金帛，敌贪厚利，所以不动。若其弃好背盟，何路不可入寇，岂塘泺所能捍禦？朝廷亦何尝恃此以为险固？

一、河入界河几二百里乃入海，此最为天险，实中国大利。议者曾不计此，乃忧河入北界。若入北界，当于初决时一直北注，不应却东入海。又西堤屡决，水还北流，此可知向北地形高仰。设使河入北界，乃是契丹之灾，况必无此理？

一、窃闻欲用沙囊以合龙门。自古唯韩信用沙囊壅濉水，以败楚兵，未闻大河可用沙囊壅合。此与范子渊用铁龙爪浚河无异。河水所向，土山亦摧，岂有布袋盛沙土可禦洪流也？

一、臣见傅尧俞言：有人自河北来，言北京地无横草，石炭非常踊贵。此乃九月中所闻，未知今更如何。闻往年六塔河役，民间费钱五百文，方了纳梢草一束。审如此，则生灵何辜，朝廷闻之，岂得不动心也？

一、近依修河司所请，降朝旨下河北转运司并修河司，晓谕州县民户，向去别无科配物料。臣窃恐此止是空文，物料不出于民，何从而得？兴动大役，岂有不骚扰者？但恐朝廷虽降此指挥，民间困苦亦无由尽知。如役兵死，未免只作逃亡申报；民夫死，则官中更不知数，此尤可哀悯也。

一、修东流故道是一大役，闭塞北流又一大役，此二大役，其害已不可胜言，非民力所能堪。今西戎未欸服，万一更有边事，将何以枝梧？

一、天圣初，朝廷遣参知政事鲁宗道往滑州相度塞河口功料，其后欲塞商胡，亦下学士院集两省台议官议。先朝慎重河事如此，今倚仗一李伟即兴举大事。臣前上言，士大夫言不可塞者十有九，今采于中外之论，无小无大，皆言不可，非止十有九而已。自古未有违众作事，而能成功者也。

一、修河司奏：打量第四铺已下至孙村口，大河水面即目高如孙村口二丈五尺九寸者。臣闻前年顾临、谢卿材、王孝先、唐义问、陈祐之、张景先等众官讲议，躬亲相视。据孙勍等开㙭井筒，众定得有二丈一尺有馀，取引不过，难以还复故道。后来再遣使案视，与前所验无异。今修河司所奏，已是河水伏槽之时，犹高二丈五尺已上，则昨来夏秋之际，涨水必更倍高，何以回夺不过？且京师去北京不远，河水深浅、地形高下皆可案验，而二年之间，前后所定，如此不同，岂可不考核虚实，坐受欺罔？就使孙村口实为低下，要是东行故道，大势已高，流河不快，所以就下。昔汉成帝时，河决平原，遣王延世塞之。杜钦说大将军王凤，言：「延世前受杨焉术以塞河，而蔽匿不言。不若遣焉与延世杂作，延世与焉必相破坏，深论便宜，更相难极，足以分别是非，择其善者而从之」。凤如钦言，奏遣焉等作治，六月乃成。古者欲举大事，故欲人为异同，反覆诘难，至于穷极，然后利害可见，朝廷择而从之。昨谢卿材以议不合先罢；范子奇至河北才两月，又以异议罢，而专信李伟偏说，此中外所以未服也。

一、臣案欧阳修言：庆历中，横垄之水自下流先淤。是时修为河北转运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馀里。其后下流既梗，乃于商胡口决。据此，则先是上流不快，上流乃决。小吴之决，恐亦无异商胡。今修河司专闭塞北流，而不管故道可行与不可行，海口快与不快。若海口出泄不快，将如之何？今只打量孙村口高下，便望成功，亦恐利害未尽。

一、李伟称，北流河道动阔三五十里至七八十里。然大河行流，谓之一󱹘一迭，岂能必使之摊平遍满？故每紧溜走移，或东或西，所向即决，盖无堤防扼束之毙者。臣观古人唯不欲与水争地，故远为堤防，使游波宽缓而不迫。正以堤防扼束为水之害，则多决溢。若两堤相去数十里，其河自有中流，岂有摊平遍满之理？水退则人皆种麦，比及水至，麦已倍收。且先帝宣谕，唯欲迁州县以避水，而李伟乃欲以堤防束水，不唯极非先帝圣意，亦正与古人治河相反。

已上是河不可回及不须回之事。

右，臣窃以论议之臣止言其理，至于知河事者则言其事。今其理已极为不可，而其事又如前之所陈。先帝所谓以道治水者，言其理而已，至于以人事治水，乃后世之毙，先帝之所不取也。昔尧知鲧不可使治水，然而四岳请试鲧者，岂固欲违尧意而害天下哉？盖当时治水之人未有以易鲧，而鲧必执其说，以为水可堙塞而治故也。仁宗时，李仲昌欲塞商胡，复横垄，欧阳修极言不可，执政不听修而听仲昌，仲昌终以败事得罪。以仁宗之明，岂不知修可信而仲昌功必无成？然而用仲昌者，亦尧试鲧之意也。熙宁初，张巩、宋昌言欲塞二股河北流，神宗遣司马光等往案视，光亦极言不可。而巩等急于有功，才塞而复决，泛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之境。以神宗之明，岂不知光可信而巩等功必无成？然而用巩等者，亦尧试鲧之意也。夫前事不远，后事之师。方今四方无虞，西北宴然，年谷稍稔，民力稍纾，若更休养数年，庶几有太平之望。唯息河役，则中外无复一事，岂可试一李伟，必待如鲧及仲昌而后止也？臣考之方册，自古壅塞川渎，必有祸败。共工隳高堙卑，以致灭亡。鲧堙洪水，上帝震怒，绩用弗成，殛于羽山。周灵王欲壅榖、洛，太子晋深陈祸福，以共、鲧为戒。梁武帝伐魏，作浮山堰壅淮水以灌寿阳，穷竭境内之力以争一州。四月堰成，而九月堰坏，缘淮城戍村落十馀万口皆漂入海，怨毒盈于远迩，古今以为无道。今塞北流与堰淮何异？且梁武以灌敌国，今乃自困吾民，而河之大又不比淮，以此较之，尤为不可。凡论河役，正如边事，搢绅之儒则言和戎，介胄之士则言征伐。今问儒者，必欲息民；若问水官，必欲兴事。欲塞河者，是用兵之说也；欲不塞者，是息兵之说也。彼水官之欲兴役，如将士但知攻战而已，朝廷岂可不审择利害，而兴天下大役，止以为此辈进身之资？臣今虽无言责，而有官守，职在出纳，通达上下之情，闻见如此，不敢不言。伏望陛下与大臣平章，若审如众论，有害无利，即乞早罢河役，以幸天下，以福生民。其修河司兵夫物料，可就用修塞诸处决口，委外都水使者渐理北流堤防。如此，则数路人心必安，此乃管仲相齐桓公转祸为福之计也。臣言狂愚，伏乞少赐裁择。

元丰间河决南宫口，讲议累年，先帝叹曰：「神禹复生，不能回此河矣」。乃敕自今后不得复议回河闭口，盖采用汉人之论，俟其泛滥自定也。元祐初，文彦博、吕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吴安持为都水使者，委以东流之事。京东、河北五百里内差夫，五百里外出钱雇夫，及支借常平仓司钱买梢草，斩伐榆柳。凡八年而无尺寸之效，乃迁安持太仆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则刘奉世犹以彦博、大防馀意，力主东流，以梁村口吞纳大河。今则梁村口淤淀，而开沙堤两处决口以泄水矣。前议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则云俟霜降水落兴工矣。朝廷咫尺，不应九年为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内，年年矾山水涨，霜降水落，岂独今年始有涨水，而待水落乃可以兴工耶？乞遣使按验虚实，取索回河以来公私费钱粮、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

臣伏见今年已闭塞黄河北流，都水监长贰交章称贺，或乞付史馆，则是河水已归故道，只消修完堤埽，以杜将来冲决之患而已。近闻使者王宗望、外监丞李伟却乞以来澶州故道分水，工部侍郎吴安持乞候涨水前去相度。缘开澶州故道，若不与今来东流底平，则才经水落，立见淤塞。若与今来河底平，则从初自合闭口回河，用功九年，费财动众。吴安持称候涨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谈。前年涨水并今年涨水，各至澶州、德清军界，安持首尾九年，岂得不见？更欲延至明年涨水，乃是狡兔三穴，自为潜身之计，非公心为国事也。况立春渐近，调夫及时，不早定议，又留后说，邦财民力，何以枝持？访闻先朝水官孙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贾种民各有《河议》，望取索照会，召前后本路监司及经河事之人，与水官诣都堂一处反复诘难，务取至当，经久可行，定议归一。免见年年遇涨水则乞候霜降水落，遇霜降水落则乞候涨水，以有限之财，事无涯之功。

伏闻权工部侍郎吴安持近诣三省、枢密院禀议河事，在都堂喧悖，略无仪矩。始以母老为辞，又以须得二十万夫、千万刍梢，乃可往。厉声云：「水官岂可不为自全之计」？按安持主张河事八年，今日始开口为自全之计，即前后欺罔，不攻自破。缘章惇、曾布是王安石门人，吴安持是王安石女婿，安持又是安石男女姻家，致安持恃此亲戚恩旧，敢肆侮慢，使庙堂之体陵夷如此，何以耸天下之具瞻，为首寮之表式哉？安持首鼠两端，必图再用，欲乞下有司簿责自充都水使者至今，前后费用若干人兵、钱粮、梢草，兴得是何功利？从初主意，为是东流，为是北流？若主东流，因何六河不曾闭塞，下流堤埽不曾修筑？若主北流，因何年年进马头水入孙村口？若以孙村口分减水势，因何八年用功，今年浅淀，却于窦家港口等处行水？明正案牍，具列情状，检会六塔河李仲昌等例，先次责降施行，仍自今年闭塞北流，以后专责王宗望、郑祐，候过涨水取旨当罢。况此一事，上系朝廷休戚至大，下系生灵利病不小，大臣岂敢以亲党之故，置私意于其间？所有臣自供职后来论列章疏，亦乞检会，再赐采择。

【文臣】曾任宰臣执政官：司马光（故）、文彦博（故）、吕公著、（故）吕大防、（故）刘挚、（故）范纯仁、（故）韩忠彦、曾布、梁焘（故）、王岩叟、（故）苏辙、王存、（故）郑雍、（故）傅尧俞（故）、赵瞻、（故）韩维（故）、孙固（故）、范百禄（故）、胡宗愈、（故）李清臣（故）、刘奉世、范纯礼、安焘、陆佃（故）、黄履（故）、张商英、蒋之奇（故）。曾任待制以上官：苏轼、（故）刘安世、范祖禹（故）、朱光庭（故）、姚勔（故）、赵君锡（故）、马默（故）、孔武仲（故）、孔文仲（故）、吴安持、（故）钱协、（故）李之纯、（故）孙觉（故）、鲜于侁、（故）赵彦若（故）、赵卨、（故）王钦臣、（故）孙升（故）、李周（故）、王汾、（故）韩川、（故）顾临（故）、贾易、吕希纯、曾肇、王觌、范纯粹、吕陶、王古、丰稷、张舜民、张问（故）、杨畏、邹浩、陈次升、谢文瓘、岑象求（故）、周鼎、徐绩、路昌衡（故）、董敦逸（故）、上官均、叶涛（故）、郭知章、杨康国、龚原、朱绂、叶祖洽、朱师服。

【馀官】秦观（故）、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吴安诗、欧阳棐、刘唐老、王巩、吕希哲、杜纯、（故）张保源、孔平仲、（故）衡钧、衮公适（故）、冯百药、周谊、孙琮、范柔中、邓考甫、王察、赵峋、封觉民、（故）胡端修、李杰、李贲、赵令畤、郭执中、石芳、金极、高公应、安信之、张集、黄策、吴安逊、周永徽、高渐、张夙（故）、鲜于绰、吕谅卿、王贯、朱纮、吴朋、（故）梁安国、王古、苏迥、檀固、何大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纡、高士育、邓忠臣（故）、种师极、韩治、都贶、秦希甫、钱景祥、周綍、何大正、吕彦祖、梁宽、沈千、曹兴宗、罗鼎臣、刘勃、王拯、黄安期、陈师锡、于肇、黄迁、万俟正、许尧辅、杨胐、胡良、梅君俞、寇宗颜、张居、李修、逢纯熙、（故）高遵恪、黄才、曹盥、侯顾道、周遵道、林肤、葛辉（故）、宋寿岳、王公彦、王交、张溥、许安修、刘吉甫、胡潜、董祥、杨瑰宝、倪直儒、蒋津、王守、邓允中、梁俊民、王阳、陆表民、叶世英、张裕、谢潜、陈唐、刘经国、（故）汤戫、（故）司马康（故）、宋保国、（故）黄隐、毕仲游、常安民、汪衍、余爽、郑侠、常立、程颐、唐义问（故）、余卞、李格非、陈瓘、任伯雨、张庭坚、马涓、孙谔（故）、陈郛、朱光裔、苏嘉、龚夬、王回（故）、吕希绩（故）、吴俦、（故）欧阳中立（故）、尹材、（故）叶伸、（故）李茂直、吴处厚、（故）李积中、商倚（故）、陈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仪、范正平、曹盖、杨綝、苏炳、葛茂宗、刘谓、柴衮、洪羽、赵天佐、李新、扈充（故）、张恕、陈并、洪刍、周锷、萧刓、赵越、滕友、江洵、方适、许端卿、李昭玘、向紃、陈察、钟正甫、高茂华、杨彦璋、廖正一、李夷行、彭醇、梁士能。

【武臣】张巽、李备（故）、王献可（故）、胡田、马谂、王履、赵希夷、任浚、郭子旂、钱盛、赵希德、王长民、李永（故）、王庭臣、吉师雄、李愚、吴休复、（故）崔昌符、潘滋、高士权、李嘉亮、李珫、刘延肇、姚雄、李基。

【内臣】梁惟简（故）、陈衍（故）、张士良、梁知新（故）、李倬、谭扆、窦钺、赵约、黄卿从、冯说、曾焘、苏舜民、杨称、梁弼、陈恂、张茂则（故）、张琳、裴彦臣、李称、（故）阎守勤、王绂、李穆、蔡克明、王化基、王道、邓世昌、郑居简、张祜、王化臣。

【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圭、章惇。

已差韩维、孙永参问行人出钱免行利害，可令元详定官吕嘉问、吴安持同取问。

提举官吕嘉问、吴安持并各转一官、升一任，支赐钱三百千，嘉问仍更减一年磨勘。馀监官以下并等第推恩。仍自今二年一次比较酬奖。

三司认还群牧司旧支券马縻费钱，昨虽裁损，岁折绢七万缗，而迁延固吝，未肯备偿。盖裘绢仰官会校，故彼此时有争辨。可差太常丞吴安持限一月根磨未罢券以前五年诸费，用纽见钱画一，与三司当职官连书以闻。

如问及沈括，即答以见在外任；若问王徽，即云在阙下日闻已亡殁。

余既得与孟君从事，其始也，特知其有才。及见其不以细故事外为急，慨然有哀矜庶狱之意，犹以为未也，又为堂以表之，朝夕观焉。然后又知孟君所存，在此而不在彼，诚能慎终如始，则阴德未可量也，乐为道之。虽然，孟君之去有时，来者无穷。入其门，升其堂，视其榜，由是以思，必有一得。虽有外物，将不能夺。吾将见一邑之民，枉者得直，冤者获伸。则流泽之远也，岂止五世而已哉！乃书于记后。元祐元年八月九日，吴安持题。

河南缑氏镇之西南二十馀里，有山岭最高，形如委粟，俗号粟子岭。岭之东北下有庙，榜曰山神，载在祀典，而不知是山何名。历询故老，莫知其实。按东汉《和帝纪》称：「永元十六年十一月己丑，行幸缑氏，登百岯山」。注云：「即柏岯山也，在洛州缑氏县南」。又今缑氏之南二十里，山名柏崖。以此考之，则粟子岭诸山，即昔日所谓百岯者也。本朝列圣及母后登遐，例遣官采石于山下，崇奉陵寝。自乾兴元年以来，始有碑刻可考。宣仁圣烈皇后以元祐癸酉九月三日戊寅上仙，太史奏请，以来岁二月七日山陵复土。诏以丞相吕公为之使，安持受命，与如京使林元、庄宅副使麦文炳同董役于缑山。即以其月癸卯开山，凡取巨细石一万有畸，而讫于十一月之壬午，四十日而功毕，用石匠二千九百七十四人。按故事，鸠工十六万五千二十有六，当用四千人，期以两月，而京师匠者十无一二，馀悉取于诸路，议者患其回远，不能以时至。盖开山之日，始有来者三百六十四人而已。至十月四日，才得一千二百九十九人。逮逾月，然后及二千九百七十四人。止以是数，又十日而讫事，馀悉遣之，所省八万九十九功。前此工不集，上下忧之，乃募作者，能倍功即偿之，优给其直。于是人情忻然，罔不悉心，不待有司苦戒程督，竭日力而后止，故无逃者。晨起为麋粥煮药，时其食饮，而严禁其攘窃。架竹引泉，使无渴饥，故少病者。为密室，南向以就天阳，有病则遣官挟太医胗视，相属于途，不谨则严其罚，故鲜死者。盖自癸卯至壬午，吏民兵匠毋虑五千馀人，而无一人逃者，以疾毙者，三人而已，横逆者无有也。噫，何其幸也！凡此数者，皆朝廷授以成法，故有司得以奉行。而又数下恩诏，加赐吏士，盖无虚月，所以戒敕爱养，无所不至。是宜和气浃洽，人不告劳。方盛冬之时，天气晏温，雨雪不降，以讫大事，有以见天人相应，昭示圣心纯孝、传诸毋穷之意。下臣姑谨职事，以纪岁月云。其馀佐吏，具列于别石。十一月九日，左朝请郎、试太仆卿、兼权都水使者、都大提举采石吴安持谨记。

曾令本家宣借张庆买罗，计价二百贯，约今年正月还。未还，准抵当所公文称，其钱合赴官送纳。臣已令张庆赍钱送纳了当。却准太府寺差人捉领张庆，与元卖罗人一处禁勘。伏缘太府少卿吴安持昨为相州公事，系臣兄根治，安持所坐犹重。卖罗人合催纳官钱甚多，何独于臣乃要根鞫？欲望送不干碍官司尽理根究。

应官员缘市易增羡酬奖，惟身亡、致仕及得减一年以下磨勘人并免，其馀转官、升任、减年磨勘、循资者，并各追夺一半，循一资，升一任，以磨勘年数比类减之。选人俟改之后，展其循资；已改官并减年磨勘不成一资者，并以磨勘年限对展。内吕嘉问追三官，展四年磨勘，吴安持追两官，贾昌衡追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