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汉书·晁错传》）。

吴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庙，天下所当共诛。今御史大夫错议曰：「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汉书·晁错传》：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欧劾奏错云云，制曰可。按：严青翟，孝武元狩五年代李蔡为丞相。今此事在孝景三年正月，其时丞相乃陶青也。各《汉书》本衍一「翟」字耳。）。

观读汉史。见景帝杀御史大夫晁错。以姑息吴王濞。痛非其罪也。故直笔以议。按错颍川人。起于诸生。事文帝为太常掌故。以英词射策。累擢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极言献替。未尝不忠于心。乃命副丞相。错所以推心不顾。思永汉室。而患诸侯侈大。上书请削其土。是用剪其叶而固其本也。度错之志。岂有负汉哉。原吴濞之反诚有由。然间人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达。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节安附。欲无为逆。终不可得已。盖以南方富殖。而诸夏初乂。狂夫为计。料胜一举。遂摇长舌。交搆七国。借诛错为名。景帝无非常之见。而听乱臣一说。乃斩错不问。冀在纾难。而七国之兵。曾不少减。足以察其来不为错明矣。且袁盎与错。宿不相善。况景帝岂不知二臣之不叶。而听偏议。是为臣报隙也。若宗社何。及邓公吴还。乃歔欷长悲。益为天子之羞尔。始高帝封濞于吴。以诫东南之必乱。于时岂有错削地之议。盖天之历数有理乱也。脱使无梁国以绝其道。无条侯以耀其武。则秦之鹿复骇。盎之肉可食。初错介然孤立。指画高议。大臣疾。小臣怖。人人束约。各欲倳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错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庙。父曰。刘氏安。晁氏危矣。吾不忍见祸及。先祸死矣。噫。史臣责错之父不逮赵括母。何其鄙也。夫赵括持必败之势。而母言于赵王。不可使将。及括失律。母以先见获宥。晁错用至忠之略。与必败之势异也。其父虽惧祸至。奈其子所筹。国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称明妇人也。使错父言之。是沮其子为忠也。孰可拟议。或人有复言。错忠则有矣。而智不足。愚则不尔。夫忠所以补君。智所以济身。苟图济身。则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为。贼由袁盎。昧在景帝。非智之短。时不与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足道哉。

愚因读李观所为文，见其论晁错尽忠于汉，而袁盎以私雠陷之，景帝过听，可为王者之羞，诚皆然也。以愚观之，则盎、错之罪一也。夫二子者，才识度量不相上下，遭天下初定，文帝励精求理，能用善言，故尽忠论事，并获听用。而皆欲功名在我，莫肯急病让夷，故相与为敌，非素有父兄之雠也。及七国兵起，而错遽欲按治袁盎宜知吴之计谋，其吏不听而止。盎闻之惧，遂反谮错焉。然则忘公家而务私怨，其罪先在错也。夫古之君子，为而不有，功成不居，付物以能，任之则逸，故能成可久可大之业。今二子者冒道家之所忌，以智能为身荣，故终于恶。是知道不可离也如此（《徐公文集》卷二四。）。

错：原脱，据李校、黄校本、四库本补。

班固以晁错急于利国，而不知身害。后代论者，或以景帝听袁盎之谗，因七国举兵，遂诛错以悦诸侯；或以晁错智小而谋大；或以景帝不明，而无惩乱之术。斯皆执偏见之一端，而不周览前后之次第也。夫安危理乱之形，必起于渐也。《易》曰：「履霜，坚冰至」。谓其所由来者渐矣。锡尝读《高帝纪》及文、景二君之事迹，因三复贾傅所上之书，乃备得七国叛涣之本末也。贾生曰：「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时淮南王、济北王与吴王逆节已露，故贾傅曰：今淮南谋为东帝，济北王西向取荥阳，吴王不循汉法。今天子春秋鼎盛，德泽有加，犹尚如是。然天下少安，何也？诸王幼弱，傅相方握其事。若数年之后，诸王年长，傅相各称病而罢，则济南、济北之邪，虽尧舜不能理也。昔者屠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系中理解也。至于䯘髀，非斤则斧。夫仁惠恩信，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诸侯王皆䯘髀也。释斤斧之用，而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自「窃惟」以下皆贾生之言。）？以是详之，诸侯强叛之心，自文帝始也。于时贾生虽有是言，而文帝不能用焉。逮吴王不朝，翻赐之几杖，以愧其心。斯所谓释斧斤之用，而婴以芒刃也。夫周公圣人，犹杀管、蔡，以正法制，况孝文纂新造之汉，欲以仁信感其心乎？乱本萌于高帝之时，滋蔓于文帝之世，难图于景帝之代也。夫先王设礼，所以禁邪于未然也；用刑，所以惩乱于已然也。故《礼》曰：「使人迁善远罪，而不自觉者，礼也」。兵法曰：「善战者无赫赫之名」。谓决胜于未形未兆之前也。晁错虽怀独见之明，而切忧君之志，然骤欲削黜诸侯之爵土，使本强而枝弱，无乃智术未周乎！亦犹解结而急之，则其结益固也。又如沉痼之疾，虽秦和未能骤理。锡尝研几于圣人之用心也，设尊卑等差之位，以车服衮冕各有降杀，俾人各安其分。茍有僭侈，是谓礼失；失于小则降黜之，失于大则诛戮之。洎宗周之衰，暴秦之乱，礼亡乐坏，莫甚当时。高祖以英武之姿，拨乱返正，然臣下功高，封建逾等，使韩信、黥布、陈豨、彭越，皆不保臣节，势使然也。故贾生曰：「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叛」。谓淮阴王于楚，韩王信倚于匈奴，陈豨兵精，而贯高因全赵之资，皆以因强而叛心生也。斯皆贾生见前车之覆，于是指切时病，抗言于当时也。岂非祸乱有渐乎？贾生有先见之明乎？果数十年后，其言合若符契。景帝固不足婴以芒刃，又不能断以斧斤，骤悦叛王之心，而陨忠臣之命。尚赖周亚夫善用兵法，坚壁于荥阳，委梁不救，以绝吴楚之粮道，祸遂解弛。余谓晁错之谋，适促诸侯之弄兵也，图虑安危之计，无乃有惭德于贾生乎。唐有于佶作《晁错传赞评》，未尽其理，因作论以质之。

或问扬雄之愚晁错过矣。曰：不然。然则忠矣乎？曰：忠矣。何以谓之愚也？曰：忠不胜于愚，此所以谓之愚也。或者请卒其说，蒙曰：所以忠错者一，所以愚错者四。一忠于国，未为必死之道，而蹈其四愚，适足以杀其躯矣。使四者化一而为智，则错岂亡乎哉？错不能是，持区区不完之忠，昧于不智，身被重戮而于国家无锱铢之助，是忠不胜于愚矣。则扬氏愚之，非过也。方是时，诸侯骄横，而错不避众怨，请因过以削诸侯之地，此其所以为忠也。备位三公，为景帝所信，知有弊事，不务晦迹以渐治，招权怙宠，更变法令，使四方侧目而议论朝廷。至于乃父之亲且爱，尚犹指天出忿言，知祸之将及，遂仰药以逝，而错安然不以为非，此愚之一也。七国奋臂磨牙而起，类以诛错为名，而错不请将兵以行为决胜之计，乃欲主上亲征，而己幸居守，使上心不独难之，而遂以疑，故袁盎之说得行焉，此愚之二也。方在帝所调算兵食，而盎素为所怨，以閒废之身，因人召对，错不能吐一言以自伸，以感动人主须臾之思，此愚之三也。盎尝相于吴矣，错使吏察其多受濞财，至废为庶人，及吴楚反状闻，错知罪盎久于吴，当通知谋势，而蔽匿不陈，不能即治之，而沮谋于丞史。既沮而漏，则太阿之柄授盎矣，此愚之四也。四者兼溺之，不能照其一端，虽有建议之忠，故无救于东市之祸也。或曰：错之死，殆死国也，能死国矣，其又可谓之愚邪？曰：君子之于命也，有轻如蒂芥，有重如丘山。己在而国必危，己亡而国必安，死焉可也。己存而国未必危，己亡而国未必安，其死何为哉？错知立威在己，而不知市怨于天下；知阴欲即人，而不知人亦即之；知避险自固，而不知以艰危遗君父，不系国之安危而衔刃都市，陷无名之死，其与匹夫匹妇自经于沟渎也亦奚以异？死国者当如是乎？其谓之愚非过也。《诗》不云乎：「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或曰：晁错而为愚，则后之人岂复有不顾躯而为国立谋者乎？若忠也，殆不可为矣。曰：不为晁错之愚则忠可为矣，如蹑其愚，虽忠乌用哉！且错之忠，忠于始议，及其迫也，则请以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忠者之守固如是其易变乎？曰：晁错之愚，既闻其说矣，敢问袁盎非罪欤？曰：匿奸嫁祸，终亦见杀，此罪之尤也，乌足道哉！若夫汉景之不昭，其亦不能逃万世之议也已。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不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茍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以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察，以错为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而不知错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所，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不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袁盎，可得而间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击吴楚，未必无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臣闻世之论者，皆以为汉用爰盎之谋，斩晁错以谢天下为非是，以臣观之，汉斩错，七国之兵所以破也。何则？胜败之机，系于理之曲直。理直则师壮，师壮，胜之机也；理曲则师老，师老，败之机也。故善战者战理。昔晋欲报楚之惠，退师三舍，军吏以为师老，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若子犯可谓善战理矣。盖不退师，则背惠食言而曲在晋；师退而楚不还，则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胜也。汉斩晁错之事何异于此？夫汉之诸侯，连城数十，地方千里，虽号强大，然则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错计，擿其罪过而削夺之，则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汉之心。当此之时，诸侯直而汉曲，故吴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为反者三十馀年。其称兵也，发愤削地，以诛错为名耳。汉斩错而兵不罢，则逆节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国之心。当此之时，诸侯曲而汉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虽然，汉之斩错也，其谋发于爰盎，盎与错有隙，故世之论者以错死为冤，此正楼缓所谓以母言之则为是，以妻言之则为妒，夫言之者异，而其意同也。就使盎与错素无眦睚之嫌，其为汉计，亦当出此。然则汉不斩错奈何？即七国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禄山之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时，奸臣杨国忠用事，天下皆切齿不平，故禄山以诛国忠为名而反。是时唐若斩国忠以谢天下，则禄山安得而至长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贼入潼关，人神共怒，然后为陈元礼之所杀也。由是观之，汉不斩错，则七国之兵岂易破哉？或曰：「王思礼之徒尝以此劝哥舒翰用其计，留卒三万守关，悉精锐渡浐水，以诛君侧，禄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汉斩晁错，事出景帝，爰盎发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义之气，而折奸雄之心。使翰虽斩国忠，事不出于人主，亦不能感动天下，祗足以危身矣，尚为禄山之成败哉？故斩国忠以破禄山事，非明皇不可为也」。

晁错曰：「人君必知术数」。又曰：「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而自亲事」。操是说，盖未尝知治体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胜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礼，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尝为也。虽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术数而自亲事乎？使后世怀谄者误其君，挟术以自用，必质是言也，其为祸岂浅哉！若吴楚之反不在错，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谗邪之谋以诛错，其失计不已甚乎？当是时，兵之胜负，国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诛其谋首，岂不殆哉！而在庭之臣，无一人为错言者，盖变起仓卒，各欲侥倖于无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错亦有以取之矣。夫汉之有七国，未若鲁之三家也。孔子堕三都之城，而三家无敢不受命者，则其处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孟子而得志，固将损之也。错无硕德重望以镇服其心，而强为之谋，其召乱而取祸，盖无足怪者。武帝时，淮南王欲反，独畏汲黯之节义，视公孙弘辈如发蒙耳，则天下果非智力可为也，以一汲黯犹足以寝淮南之谋，况不为黯者乎？

古者持国任事，有四臣焉：杜患于未兆，弭菑于未形者，贤臣也。祸结而排之使安，难立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国安矣，挈而错之危；世治矣，汩而属之乱者，非愚臣即奸臣也。盖奸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知。忠、知不足而持国任事，祸之府也。昔者，晁错尝忠于汉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权也。是以轻发七国之难，而其身先戮于一人之言，可不谓愚乎？彼错者为申、韩之学，锐气而寡恩，好谋而喜功之臣者也。自孝景之居东宫，而错说之以人主之术数也，固已智宠之矣；及其即位，而以天下听之。彼挟其君之以天下听之也，欲就其所谓术数之效，是以轻为而不疑，决发而不顾，卒以忧君危国，几成刘氏之大变。而后世之士犹或智之，独子云乃谓之愚。子云之愚错也，非以其智不足以卫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国未发之祸而故趣之于乱也。东诸侯之势诚强矣，强而骄，骄而反，其理也。然而束之而使无骄，御之而使无反者，岂固无术耶？而错之策曰：削之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则反速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是错之术无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错之所谓祸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安有数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为之役也？吴王所发五十万之众者，皆其削郡之民也。连七国百万之师，西向而图危关中，乃曰祸小者，真愚也！夫七国之王，独吴少尝军旅，为宿奸故恶，其六王皆骄夫孱稚，非有高材绝器，挟智任术足以就大计者，其谋又非前缔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徜徉相视而起，皆吴实迫之，欲并以为东帝之资耳。当孝文之世，濞之不朝发于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贾谊固尝为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穷其奸，而以恩礼羁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馀年而濞无他变也。濞之反于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吴者四十三稔矣。齿发固已就衰，而乡之勇决之气与夫骄悍之情、窥觊之奸皆已沮释矣。今一旦奋然空国西向，计不反顾者，濞岂得已哉，有错之鞭趣其后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濞者三郡，且南面而抚其国者四十馀年。错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赵、诸齐皆以暗隐微慝夺其封国之半，彼固知其地尽而要领随之，是以出于计之无聊，为一决耳。向使景帝袭孝文之宽假而恩礼有加焉，而错出于主父偃之策，使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势，则濞亦何事乎白首称兵，冀所非望，而楚、赵、诸齐不安南面之乐，而甘为濞役也？吴王反虏也，固天人之所共弃，未有不至于败灭者，然亦幸其未为晓兵者也。使其诚晓兵，则关东非汉有，而错之罪可胜戮哉？方濞之起也，其谋于宿将，则曰必先取梁；其谋于新将，则曰必先据洛。二策者，皆胜策也。而吴王昧于所用，故败亡随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景帝之亲母弟，国大而强，北距泰山，西界高阳。今释梁不下而兵遂西，则汉冲其膺，梁捣其吭，不战而成擒矣。此宿将以先取梁为功者，图全之策也，所谓以正合者也。洛阳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冲，积武库之械，丰敖仓之粟。今不疾据而徐行留攻，则汉骑腾入梁楚之郊以蹙之，败可立待也。此新将以先据洛为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谓以奇胜者也。二策者皆胜策也。虽反国之虏无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数也。幸其当时无以双举而并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吴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据洛，此所以亟败也。所谓双举而并施者，锐师卷甲以趣洛阳，重兵疾攻以覆梁都。虽无能入关，而山东举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则汉兵得以东下；知据洛而不知取梁，则梁兵得以蹑后。使锐师据洛而重兵攻梁，洛已据，则汉兵不能即东；汉兵不东，则必举梁，梁举而山东定矣。幸其不出于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压梁壁。梁未及下，而亚夫之辈驰入荥阳而壁昌邑矣。求战不得，欲去不可，徬徨无所之，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为晓兵者也。向使吴王两用其策，而又假田禄伯以偏师提之以趋武关，周丘长驱，遂历城阳之北，反虽不迟，而祸实大矣。呜呼！孰谓晁错非真愚者哉！

世之议者，皆以晁错不当削七国以发其怒。及七国反，以诛错为名，则景帝不得不杀错以谢七国。余以谓此特书生之谈，儿童之见耳。盖世之善论人者，不以迹而以心。其迹是也，其心非也，则世俗皆以为忠，而君子以谓未见其所以为忠焉，若王莽之安刘是也。其心是也，其迹非也，世俗未必以为忠，而君子以谓是乃所以为忠矣，若晁错之削七国是也。七国之地，高祖之所封，削之则为贼恩。吴楚之君怀奸而未发，激之则必至速祸。故削书一出，而七国果反，连衡以叛，天子忧劳，王师四出，而仅以仆灭，错亦可谓无策矣。当是之时，非特七国欲诛错，虽左右无不欲诛之者。非特当时左右之不知错，后世虽贤如扬雄者亦以错为愚。景帝固知其为智囊，而先入之言已不可变。虽欲活之，计将安出？此无他，是皆观其迹而终其心有不察焉者也。为景帝者，胡不察其心？以谓错所以削其国者，为其一身计耶？为天下计耶？二者有所不能明，则徐而思之。以谓吴楚之君地大势强，日以滋横，铸山煮海，招亡集叛，反状已萌，特未有以发耳。虽三尺之童，知其必至于此也。错虽至愚，岂不知削其地则必叛，叛则祸必及己。错所以不畏其祸而肯为其君言之者，其心果安在哉？盖特以安国家而定社稷也。察其心，苟知其如此，则左右大臣虽劝帝以杀错，勿杀可也。惜乎，孝景惑于一时之言，仓皇无术，而于错之心有不察也。初，高帝既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遂大封同姓以益维城之固。悼惠王，孽子也，而王齐七十二城。楚元王，庶弟也，而王楚四十城。吴王，兄子也，而王吴五十馀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至其弊也，则刘章以军法行酒而追斩亡酒者。吴太子弈棋争道，为皇太子提杀之。皆以戏笑发怒于酒樽棋局之间而无所畏忌。岂非胫大于腰，指大于股，其势渐不可制欤？贾生所以痛哭，以谓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也。错不自量卢、扁有不能为者，奋然欲以身任其责，宜其速诛而不可救欤？然而察错之心，则要在安刘氏而已。景帝不察其心，此盎之说所以得行于疑似之间也。或有以谓：「汉不诛晁错，无以折七国之兵，犹唐不杀国忠，无以弭禄山之祸，孝景之杀错，岂得已哉」？曰：错之忠，岂可与国忠比？孝景之治，岂可与明皇论？时国忠虽诛，而禄山之难未必戢。晁错不诛，七国将何为哉？此其理较然易知者，而景帝竟纳盎言。此殆不察其心而然欤！或者又谓：「七国之难作，错不能捐身以当其危，反使天子将兵而己居守，安在其为忠乎」？曰：是乃所以为忠也。错知大臣之欲杀己，而自将其兵，则足未及旋而首已堕于奸臣之手矣。孰若使天子自将，己居其中，扼奸臣之吭而控之。则天子收战胜之功，而己不失忠臣之名。岂非两全之道欤？帝不此之思，而纳盎之说，此亦不察其心而然也。然则，为人君而不察其臣下之心，则其杀忠臣而不悔者鲜矣。

天下之事曷尝不可为，其所以每至于祸败而不救者，非事固然，为之不知其数耳。为之不知其数以至于祸败，而因以为事固不可为，则亦不察矣。昔晁错患诸侯彊大，建议削地以尊京师，于是七国俱反，指错以为名，汉遂诛错以谢。议者皆冤错之策，以谓吴楚之事，错固已前知之，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呜呼！七国之反、汉之不亡，幸耳，祸尚有更大者邪？于此有削而不敢反，反亦不能为祸者，错固不知，则其死亦宜矣。盖天下之势，彊弱异形，则攻取有先后。先攻小以图大者，弱国之形也；先攻大以令小者，彊国之形也。先小后大，则敌脆而力有所并；先大后小，则威加而交不得合。高帝与楚相距荥阳、成皋间，知项氏方彊而不可独取，乃收赵魏，从燕齐，兼诸国而攻之，故楚虽彊而卒破。其后韩、彭、英布王地数千里，高帝知其祸之且起，而念诸侯之不可一朝去也，而韩信最彊，则先取之；彭越又彊，则又取之；最后英布以疑惧反，则亦孤立而无应矣。向使高帝不审先后，并诛三雄，而韩信率黥、彭以起，则天下非汉有也。夫惟彊者破于众人未疑之间，而交无所合；弱者疑于众彊已破之后，而事无所及。此所以三雄之地虽半天下，而终不能以病汉也。景帝之世，山东之国凡十有八，而吴阻江负海，其地最大；怨望不朝，其罪最深；铸山煮海，招纳叛亡，其谋最久。景帝初立，宜姑加惠藩臣，阔略细故，使睦我而无反侧心，然后首议削吴。彼削之出于不意，则事有所不及谋。既而势益弱，则谋有所不敢发；就使果发，亦难动摇诸侯。一区区之吴，何能为哉？吴既削而天下定矣。此所谓削而不敢反，反亦不能为祸者也。错固不然，方且纷然更定律令，以侵刻诸侯为己功，先削赵，又削楚，又削胶西，然后乃议削吴。诸侯人人自危，皆有怨怒不服之心，故刘濞一呼，天下皆应，吴未及削而祸结矣。然则，错之谋实驱之，尚何冤哉！昔齐桓公欲尊王室，管仲先使之存亡继绝，而厚诸侯之礼，然后南征彊楚，责包茅之不入，楚服而霸功遂成。齐列国也，为之有数，而其效有见如此，况西汉全盛之时乎！孟子谓「鲁方五百里，王者作则必损之」，又谓「今之诸侯取民犹盗，王者不尽诛也」。由是言之，使孟子得志于战国之时，其彊大者犹可稍削，然亦不至于尽诛诸侯。而错直为此纷纷，亦虑之不熟哉。夫谋事一未成，而为天下所指，至以其族藉仇雠之手，为万世笑，可不哀哉！或曰：「贾谊于文帝陈众建诸侯之策，主父偃因之，汉遂封及支庶，诸侯不削而自弱，错独不为此乎」？曰：文帝之世，诸侯之子弟鲜矣，谊乃欲建以为国，空而置之，然则必悟其将弱己矣，与割地何异哉？彼推恩之令，必武帝之世而后可行也，非所以责晁错也。

天下之祸，其积非一日也，其来也有自，其发也有所归。世之忠臣谋士，不幸以其身婴大祸之所归者，固君子之所悲惋也。昔者吴王濞之谋反也，其志盖萌于太子博局之死，而停蓄含忍于文帝几杖之赐，西向之心未始不欲逞也。景帝之立，濞之侧目京师，狺然而噬者屡矣，而晁错以削地之策适犯其怒，而泄其不逞之谋，卒死谗锋，为言事者戒。错诚可悲也哉！人之受病几死，医以一药速之，世皆咎医者。夫医者固有罪，然致几死之病者，亦不得谓之无愧也。景帝以儿戏杀其宗子，芽蘖衅端，一旦变生，斩谋臣以悦叛国，冀以遏其奔轶之锋。嗟乎！错诚有罪，帝独无愧耶？以愚策，六国惟缓可以图之。错之议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愚则曰：亟削则必反，缓削则可以亡反。濞以壮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宽之数年，濞之木拱，则首难无其人，七国虽强，皆可以势恐之也。错不忍十年之缓假，欲急其攻而踯躅为之，身殒国危，取笑天下。俚语曰：「贪走者蹶，贪食者噎」。其错之谓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