祗荷宠光，出于己分，既愧且惧，不敢为荣。昔齐主父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相与排摈，不容于齐。西入关，资用乏，诸公宾客颇或厌之，乃上书阙下，一岁四迁。主父因言削诸侯、徙豪杰。或意其太横，主父曰：「臣结发游学，阨日久矣。吾日暮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补之读《史记》至此，以谓士穷不见遇，发愤感激，自食可也，而倒行逆施，则为非计。私自记刻，虽穷不为。盖补之始拜门下，年甫冠，先人方彊仕，家固自如。在门下二年，所闻于左右，不曾为今日名第计也。自吴归鲁，先人谢世，家四壁立，偏亲需养，婚媷日逼，少业慵惰，不能作业。念无以奉朝夕，束书薄游，为苟且之图。分外得之，粗饱为幸。夫画虎类狗，既非本心；而转衣为裳，则所不能。昔望之不肯碌碌而反抱关者，夫岂得已？补之敢不益自检束，期终教育之赐！拳拳之心，言不能数，惟阁下裁择。

臣晁补之谨斋戒择日，昧死上书皇帝陛下：臣穷年抱经，志愿局促，绿衣纻絮，多学无益。窃甘野人自曝之温，辄昧广厦重裘之燠。退无尸祝尊俎之位，进干庖人操刀之职。不计僭越，冒言天下之事，陛下赦其狂瞽，而矜其市井草莽有介然之心，一赐察省，天下幸甚！天下之治，莫大于制礼作乐。而臣之愚，以谓二事有在于施设之后者。其所先举者以定，天下晏然，则礼不制而备，乐不作而洽。凡此所缺，特北胡一事而已。臣思之至深，以谓陛下神道设教，纪纲既正，天下大定，燕居而高拱，百工安职，四民乐业矣，而不能无一朝之事，或经圣虑者，庶几在此。乃臣之狂瞽而深思所至，有取万一，则臣区区穷年抱经，志愿局促，犹不为绿衣纻絮、多学无益。夫岂惟天下幸甚，臣之师教臣亦若此也。北胡猖狂，敢冒故疆，使天下百年有为，兵不得藏。今四野肃清，边不告遽，而缙绅先生、四方寒士，或北首愤悱、争道利害者，非愿于太平无为之时生事觅功，特以中国之地、前王之旧，有未复而已。献言陈计者，踵相接于国，陛下优而容之，如假种借耕，久贷不偿，亦不以券责，岂非周慎再思、万举万全，以谓「将欲取之，必固予之」，不欲以所重试所轻哉！内治未具，不遑外忧；心腹既宁，手足当治。以今准昔，莫利此时。置而不念，何以异夫宿雨坳池、科斗所泳，不以时去，设不害事而蛙黾日暄，乃臣之所愿为陛下深思者。特曰：以中国之师，责中国之地，得地而师解，不为无名。如此而已。陛下知兵之道愈于黄帝，复古之功过于宣王，披图在目，长想远虑，则穷发龙堆，蝼蚁藏情，不待前箸。而臣私忧过计、窃不自揆，忘己之愚，不敢胶柱鼓瑟、御马以书。陛下一发天光，使得竭忠，则言而有罪，非臣所敢避也。夫北胡之盛，莫盛汉唐。而所以制胡，亦汉唐为得。三王以前，事则经见，战国之际，人自为防，遍举悉数，则孰与四库之书终始为备，百执之谋同异致详，故臣辄皆置而不论，论汉唐之所以制其彊者。其彊可制，则方其弱时不论可知。汉病匈奴，唐病突厥，至于畿内鸣镝，渭桥按辔，后宫辱于毡裘，宗室降于绝域，其形如此之逼也。然而列五单于，灭两突厥，擒回纥，制延陀，漠南塞北皆汉之赋，卢龙、松漠皆唐之府。臣深思至此，然后知北胡之盛虽莫盛汉唐，而所以制胡，亦汉唐为得也。冒顿、乌维，力足以弊汉，而武帝雄才，数战不倦。匈奴绝幕，自以汉不能至，而汉率二三岁一出，或二千里不见一人，故匈奴至于孕重堕殰，罢极苦之。夫搏鼠当庭，善遁易失；灌垣熏穴，则生无聊赖。故欲战在我，则不欲战在敌，此其情自昔然也。颉利、突利，进如飙风，而太宗知兵善战，虏在其术中而不悟。两阵驰语，二主坐携，六骑临水，群酋夺魄灵朔之境，曰：「我将灭之」！命有司更所与书为诏若敕。思摩孱懦，至感恩流涕，愿为一犬守吠北门，盖五十年无突厥患。臣尝壮二主，以谓得一时之权。置三王之事，则汉唐之事犹在中策，何遽无策乎！今臣又计之：耶律虽桀骜，其彊亦未有以过匈奴、突厥者。陛下神武不杀，高越前世，制之得术，可使绕指，惟上之命，何至越百馀年而不暇营哉！臣请为陛下言契丹可取之形五：古者，北胡无大君长，种落部族不相统摄，捽搏斗击，彊者为制，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胜不相推，败不相爱，尺地一民，不自保而有也。无城郭邑居，故其民迁徙难制；无耕田作业，故其人食足不劳；无文书约束，故其人一而易使；无营阵行伍，故其人战自趋利。彼以其智力之全，不治四者，而一之于鞍马射猎。中国亦以其智力杂治四者，日夜不息，而以应戎狄之至闲，故其自视，常以无法胜中国。利则乌合，噪而从人；不利则云散四去，欲追无所。自冒顿尽有北垂之地，胡人始不安其旧而有侈心，尺地一民，皆欲保而有之，不能去也。其后，卫律教单于穿井筑城，治楼以藏粟，或者以谓胡不能守。降及唐世，尤以合中国之好为重，至佩印绶，服爵命，废一置一，皆决于朝廷。亡虏之在中国者，或乐而忘归，胡人自是益杂中国之俗。乃臣以今料之，则卢龙、范阳中国故地，又非特如此而已。城郭邑居、耕田作业、文书约束、营阵行伍，四者皆因汉俗，而胡无一焉。杂处而交，治欲其胥，而胡不知彊勉之难堪。此其可取之形一也。冒顿、乌维，伊种皆席匈奴之始彊，能以其力为中国患。武帝中年力尽于北胡，而朔方之患无岁无之。然匈奴卒不能踰塞而南，以有汉尺寸之地；而阴山草木茂盛，单于之所依阻者，汉辄夺焉，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颉利、突利、延陀之兵，皆号精悍，数入寇唐。一旦至渭上、薄畿内，唐亦以其南征北伐之馀，力完不弊，日削月剥，至夺之地而隶都护府，不敢辄怨。盖未有坦然肆志，窟宅中国之地、臧获诸夏之民如耶律之侈者。臣尝计之：其君亦非有冒顿、颉利等辈沉毅雄勇之姿，阿保谨特有天命，而德光之暴，以谓晋之立自我，晋亦不胜其德而屈之。骄子不制，日益侈大，割地弗厌，至践中国。此如黔中之驴，土所不产，方其一鸣，虎为远遁，而其技止此，亦足悲也。夫人之情，胜则骄，骄则不自彊。乘秋未霜，则水滨之腐草犹足以争明于阴夜；天寒既至，万物将肃，则莫或使之一夕而零，其理然也。璟与明与贤，皆柔懦不事事。隆绪称多谋，不能复振焉。宗真好乐，两母争权，至内相残。当是时，皆有可乘之隙而中国不取，迄于今四十年。彼其君苟非有过人之才，臣知今日之治与璟、明、宗真未大异也。夫知敌之主、知敌之将，则每战不殆。彼曲我直，我整彼乱，此其可取之形二也。石氏之割地，当其需人之力，制命在外，无以异于晋惠公河外之列城买人而已。无积仁累义之资，一朝而有天下，举天下之大，偲偲然常恐其不能守，何暇重割地哉！穷室之人，骤获千金，不能经营，贩夫孺子皆得以起而制其弊。富家巨室，力足以仁其四邻，则四邻之外所衣食者犹我有也，尚谁得而啬之哉！石氏既亡，京师不守，中国为之一虚。当时人君，内忧其腹心，外病其四邻，中国狼顾自救之不暇，故胡人得以窃计其不及图己，而跳踉虚喝，求以坚中国不动之心。至于柴周，天下小定，以其享国之日浅，乃能用一朝之议，一战而胜，以复三关。由是言之，胡虽彊，中国虽积衰之绪，犹足以胜之，况治朝哉！耶律明时，胡已浸盛。柴周之取三关，盖人有告之者，曰：「此本汉地，何惜之有」？然则彼其平居骜然不顾，跳踉虚喝，岂固敢吝其非己有之分，为所常守之资哉？求以坚中国不动之心而已。今国家百年太平，而陛下神武不杀，高越前古，心有所怀，威动万里。柴周叔世，臣岂敢议？然以今天下言之，运偶圣人，时在千一，富万柴周，力万柴周，将贤则万柴周，士勇则万柴周，断而必行，鬼神且避，以慑小寇，势易破竹。此其可取之形三也。太祖龙兴，不折一矢，不驰一马，而有天下，天下稽颡而称臣，五国委命而下吏。夏商之兴，莫若此之捷也。当是时，举中国之兵十二万而已。太宗皇帝继以神武之资，经营四方，至于大定。并、汾之讨，师久于外，虽迄奏功，然仓廪之羡、士卒之锐，殚惫于河东。太宗为社稷长虑，慨然太息，有恢复心。士不弛弓，马不解勒，倍道兼行，越数百里。一日出塞，金鼓之声如在天上，虏不素备，而燕城遂围，分军收城，所向辄靡，天下以谓遂无胡矣。幽燕之人，老弱登埤而望，乘舆无意复战。虏之计，自谓力不足抗，乃为先声，张言兵至号五十万。太宗重爱民命，不肯以力服虏，欲退脩德以怀之。而师久翱翔，士马南首，亦有怠意，几举而舍。燕既释围，而诸将所下，辄复为胡。盖臣闻之，城中有谋执其帅而降者，王师既还，莫不泣下。虽然，胡人自是始有疑中国之心。四方已定，中国厌兵。景德之役，乘中国不虞，大举来寇。章圣北巡，天意助顺，彍弩窃发，遂陨达览。虏相顾自失，屈首请命，亦无复斗志。当时之议，以谓乘胜席卷，两翼遮前，大军从后，可使无遗噍。而天子嘉其既服，亦弃不戮，虏始痛自惩艾，以谓中国不可得而侮也。夫太宗以收并、汾之馀力，计议无素，仓卒北狩，然而一举几复。章圣以寇出不虞，至犯辅郡，出师逆击，然而一战遂却。况今陛下席祖宗积累之旧，虏不加彊，而中国之盛则倍前日，肉食之谋，刍荛之言，垂数十年，已审已备，计成而动，何虑不获！此其可取之形四也。太祖神武，有希世之谋，御将训兵，临机料敌，出人意表，举天下之众，宰制役使，如视婴儿。尝谓：「胡人之众不过二十万。吾以十缣购一胡，二百万缣足矣」。以太祖神武，左右之将不减卫、霍，灭越、灭吴、灭江南、灭蜀、灭河东。天下已安，四方之金帛充于内府。士卒平居无事，奕博超距，志意无所骋。当是时，中国特不举，设有为，虏孰能禦之者！天下百年无水旱兵革，法度致脩，人物阜安，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山积水委，汉唐所无，则成太祖之志，臣以谓固在于今日。陛下建学设科，使为士者知兵；颁教立法，使为兵者知战。十有馀年，墯慢疲软之气既复拯矣，而坚甲利兵羡于四边，偏州小戍不移而具。臣窃以北道三数者言之：通都要路，一库之藏足以衣被十万，况济之以大司马之备也。骠骑西征，艑师南略，河隍六城、交州九郡归命内附，而飞挽之烦不及于边民，此其美，古未有也。举事动众，宜百日之费者，今千日之费不忧乏；宜百金之赏者，今千金之赏不忧匮。盖非徒以厚费重赏为得也，要以为前世之所不为者，知今日之能为之而已。顺流建瓴，如风靡草，以临不加彊之虏，此其可取之形五也。兵法曰：「形，兵之极」。陛下亦既知形，则不图而何待？臣请为陛下言所以入胡之策。夫欲兴大事，所病者兵不众、食不充。天下之言者必曰：「举二十万众，度百日粮，鸣鼓而攻之，以临不加彊之虏，如孟贲之战婴儿，何往而不可入」！而臣独计，以谓非胜之难，所以入虏者实难。以樊哙之骁悍，自意得十万之众，足以横行于匈奴，而或者曰：樊哙可斩。夫使好奇之人不度是非，不量利害，高论而慷慨，其言固甚可喜，然空语无施于实事，则陛下尚谁取之！今臣则不然，举二十万众，度百日粮，非三年经营之不可。借使以国家之盛，一朝而可集，衔枚缚马口，千里奄至，虽计甚秘，而人固有知之者矣。绵十许州，塘水之浸，以彼入非易，故我入亦难。阻塞而阵，燕亦起而拒白沟之南。兵虽众，食虽充，非胜不能入也。臣请为陛下效臣之狂计：盖昔者尉陀畔越，汉兵出豫章，出会稽，而唐蒙独上书发巴蜀罪人下牂柯，以出越人不意，卒擒尉陀。蜀姜维拒剑阁，邓艾乃潜自阴平，驰无人之地七百里，卒降刘禅。两人者若校之以事而索其情，则皆近乎不知迂直之计。而臣则以谓论越与蜀者，不如是则不可得而入。今虏之势，亦何以异此？臣请先为楼船百艘、精甲万人，浮胶东，待渤海而勿发。使大军出次于王畿，声言以十万出瓦桥。瓦桥敌所备，出亦此，入亦此，在兵法则所谓以正合者也。潜军其东以五万，则自沧趋平州，同时而偕发。潜军其西以五万，则自代趋云州，同时而偕发。平、云非敌之所素备，则沧、代之兵宜易入。两翼偕纵，则燕之东西可扰矣。东军入平州，战且诱，以稍西行，附于瓦桥之大军；西军入云州，战且略，翱翔乎蔚、朔之间，而东以牵制敌势。敌必分军以禦云州，然后瓦桥之大军与东军合势而偕入，则涿州、新城不战而可收。东军既弃平州，平州备少懈，然后渤海之精甲可以乘閒入平州。平州下，则营并举矣。乃间使渤海之师通高丽，曰中国责故地，高丽宜以尔兵从。而析渤海之精甲三千，背道绝险以径中京之南，缭古北之后，夺关而守之，谨守勿战。虏狼顾自救，然后云州之西军鼓而东，以取易州，而与大军合。吾兵益张，乃稍乘胜逐北，则燕城可围矣。度燕城之大，二十七里而止，一人而守地六尺三，围之则满卒三万，守地无馀。以二十万众顿燕南，攻而围之，若适三万，则是野战以拒虏之大军者犹十七万也。度虏之大军，亦不过二十万，尽燕城之大，而以五万人实之不能容矣。虏之名统军在燕城者，其所护契丹、奚、渤海兵马数才满三万，而其曰侍卫在燕城者，骑一万、步一万而止。借使臣所闻未实，虏能益之，度燕城之大，不过容五万则既勃蹊矣。而大军相持，伧囊未决，其势不相救。以三万锐师，济以临冲云梯之械，并力而急攻。间使张良、陈平不爱千金，从反间，以啖城中臣虏之子孙，能以祸福喻其众，使内附者许以封侯万户之赏。彼其在虏，或身居将相，而服衣食饮不免于舆皂之贱，一闻德音，宜有发愤内应，如望并、汾之师者。一人有心，则举燕城之内其势摇矣。燕城可图，则山前后之地虽未尽复，可徐致也。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使虏能出上策，中国之师始动，虏无空国逆战，亦以二十万拒大军，而更练奇兵间道他径，反乘我隙。我大军远戍深讨，而虏兵出于不意。释燕而自图，则前功一发而尽废；欲勿释耶，而自治未可，安能治人？然而举塞上十许州言之，大军出瓦桥矣，又五万出沧，五万出代，虏亦以其军三析之而应我。沧翼其右，而霸与信安、保定介其间，使坚壁勿战，则虏虽出奇兵，亦必不能入霸、入信安、入保定。代翼其左，而保与广信、安肃介其间，使坚壁勿战，则虏虽能出奇兵，亦必不能入保、入广信、入安肃。何则？吾为之守者素也。置是数者，自渤海之东言之，操舟于水，固非虏之所宜便。而其所不当忽，万一可虞，意者其西北之疆乎？昔唐安禄山以范阳乱，称兵道胡中，犯京兆，不期月耳。臣尝考之图志，则禄山所行，自燕而西，其迹具存，不可不察也。国家方恢复河湟，全秦之力，河湟之所仰，或者思患而豫防之，益全秦之地，以待虏之出于不意，如此而已。臣又率臣之意料之：今单于之才，不闻其沉毅雄勇、敢为难制如冒顿、乌维、颉利、突利等辈比者，其左右贤王谷蠡，亦非有如张说所称阙特勒、暾欲谷之徒超卓过人之才，帖帖然慕中国，学文字，工语言，是口尚乳臭，安知出上策哉！虏计出于数者而皆不能遂，则臣之所料，不过举国兴师、乌合蚁聚而已。使虏先能扼古北口而守之，渤海之舟师无以伺其利，则我东军扼弥老、符家、私亭口之右，以西军扼挑峪、紫荆、金坡口之左，使其东西不能出奇，而后大军鼓行而阵，以挑其南。虏进不能拒，退无所逃，不力战求胜，则必有内顾自保之心。此在兵法，所谓「穷寇」，臣请勿薄勿逼，缓而持之，置曹王、居庸等关而无夺，以开其生路。我亦视白沟之南塘水之浸，所从归者狭，何以异于淮阴泜水之传餐？东西与北三面薄阻，而背阻塘水，则士卒无所往，其心宜固。当是时，陛下得人如韩信，使乘其会，则攘而扼之于井陉，莫利乎此，顾为陛下将者如何耳。临冲云梯，器械致修，士力致完，以中国之善攻，而加不能善守之虏，则二十七里之城而已，何为而不下！燕城下，空其积以赏战士，以臣度之，三年可以无飞挽。自京东西与河朔之列郡，更辇缗谷以实之，临以重臣，列亭障于外，燕可守也。陛下以河湟六城之富，孰与全燕？河湟辽远，城中素空匮，中国且能保而实之，则全燕之富，其易守可知也。惟其城郭邑居、耕田作业、文书约束、营阵行伍，无一不出中国之旧，今以中国之法守之，其民宜易安。燕城既守，则凡石氏之故地犹不尽举者，未之有也。虽然，臣犹有说者，则在乎先胜而后战。夫入人之地，欲其不迷，不可以不知地；索人之情，欲其不匿，不可以不明间。地可知，间可明，而军无选锋，则兵不可以交。有选锋而不较长短，不合外助，则虽多犹寡也。臣请为陛下言所以必胜之道：陛下诚得数十将用之，则何患夫四五者。为今之虑，士已知兵，兵已知战，而臣独过计，以谓今选于班列，以将名官者，患未试而已。夫将欲兴大事，不可以无重臣。重臣，君所信，功业已试，可使士卒素附，可使四夷知畏，可使位重德亦重，可使权重威亦重，可使举一军二十万之众。而重臣得其人，军之命定矣。千夫长、万夫长，才各不同，则举二十万之军，大吏偏裨二百人而后可也。夫安能皆得重臣者而使之？将委之有司之选耶，则天下必有萧何之至明，然后可以知韩信之未试。不然，则赵括之易言不穷，天下几何其不以言而信之？人之才，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有不能耘三亩之宅者，持筹挟算，擐甲百万，守地千里，翛然不劳乎其间，忘昔之短也。平居自喜，袒裼而按剑，志如飘风，而闻金鼓之声，失气而死，此人之情也。然则，将其可以不试哉！天下之言兵曰「微妙者祖孙、吴」，然臣以谓是何以异于宋人之遗券，密数其齿，而曰「吾富可待」，岂不误哉！陛下知人能哲，兴大事，选大将帅，既已得其人矣。凡此，臣不敢议。然臣以谓举二十万众而为之吏者二百人，所试者在此而已。子文之治兵，终朝而罢，不戮一人；子玉之治兵，终日而罢，鞭七人，贯三人耳；然而君子与子文。李广之行军，逐水草，不击刁斗；程不识之行军，严斥候，击刁斗自卫；然而士卒乐李广。将之才固不可而一也。孙武之试于吴也，以妇人；孙膑之试于齐也，以上中下马。用之于妇人，用之于驰马，非将之常也。两人者，唯其无所不可用以成功，故卒之武能将吴以入郢，膑能将齐以却魏，岂不用其试哉！骊山之阅，天下擐戎服以令，贤如郭元振，几以失军容而诛；而薛讷、解琬，乃独有不动之军，教使然也。今天下之吏以将名官，握兵柄、习军事者，环列于辅郡，迨数十人。平居无事，大车驷马，洋洋乎国中，与之言兵而不能者几人？若此，臣岂敢以为遂乏才哉！凡所以必待试而后可用者，特不敢以能之于平居无事，而信其用之于仓卒扰攘也。陛下知人则哲，能官人。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勇，去其暴；用人之智，去其诈。皆得其所以用，则向之四王者，凡可以委之夫将而已。以二十万之军，度百日而后罢，厮役在焉。人日糒二升，则率两日而食，非万石不可。百日则百万，千日则千万，边储不足以给，则不可不权而入之于民。今天下之买爵者，缗钱五千，高得一尉，下乃助教极矣。为之说者曰：「商贾之子孙，不可以揭而加之于民上」。此为说者之过也。天下无赖之民，游手不业，计穷力尽者，皆起而为兵，能犯矢石，致头首，有一日之劳则纡朱怀金，美爵厚廪，往往而加之民上者皆是也，何独至于民而疑之？天下之民，不幸而陷于盗贼，白日杀人而夺之财，亦可弃矣。甚者窜山林，晨夜聚啸，州里为之摇动。其中有一人焉，造利而自言，则赏千金而命之官，未始疑也。则夫商贾之子孙，虽其类则贱，矧未至于盗贼哉！臣请为卖爵如汉故事，惟勿为郎而已，其馀皆可易之以他秩。得比朝籍，与京师官，率能入粟于边满三万石者，为之等级以授，事定而止，不过假百人，粟可充也。昔武帝用晁错议，卒弱匈奴。乃臣区区意窃在此，陛下幸听焉，则其详，有司可得而讲也。何谓之地？夫四夷之与中国，其土地风俗刚柔险易之不同，犹之城市之与山林，并得其宜，各便其欲，未尝同也。百蛮之地，皆阻山负海，远者去王畿数千里。一隅有故，不得已而应。就其近者调之，则兵少不足以用；欲置大军，则病道里之辽，首尾衡决，仓卒不救。设或遂能致之，其土地风俗皆非国之所习知，萃百万之众而顿绝徼之下，欲深入不可，欲致敌不能，譬之逐兔丛林，遇穴而失，则良鸷逸足，犹翱翔傍徨，虽巧而无所效，其理然也。东南、西南群夷，皆绝远致险，论其近而与中国比者，则莫若北胡。古者北胡则本非与中国近且比也，踰塞而北，至于寒露远野，人迹所不至者，乃稍稍屯聚。盖李牧破林胡，虽斥地千里而胡不能吝。自汉至唐，迄于五代，始侵寻曼衍，寖有中国之地。自王畿而言，则白沟之南千里而近耳，置驿十数，则举朔漠之事，十日而传之可闻。城郭邑居，汉也；耕田作业，汉也；文书约束，汉也；营阵行伍，汉也。举山前后之地而言之，无为而非汉者。臣尝披图而观，起白沟趋燕城，二百里而止，居庸、曹王、大安、黍谷、崆峒之山环抱如箕，而燕城峙其中。自白沟而北，众山而南，燕城之四隅在箕中者，其地如掌。由燕城之三隅，东西与北，众山之塞，川关要害，远者不过四百里，近乃二百里而止。山非不可陟也，水非不可涉也，土地风气水泉百物之产，又非中国之所不习也。徒可徒，骑可骑，车可车，何动而不可图？正可正，奇可奇，伏可伏，何动而不如欲？顾为陛下将者如何耳！何谓明间？夫书生之论，以谓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此臣读《孙子》，至所谓「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臣始不信，今乃知之。夫使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则敌众我寡亦胜，敌彊我弱亦胜，敌实我虚亦胜，敌逸我劳亦胜，敌有备我无备亦胜，而圣人者何事乎「教民七年而后即戎」，而其曰「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者，又何用也？夫仁义，王者所以无敌于天下，不得已而去焉，兵可去，而去仁义则不安。至于不得已而用兵，仁义非可忘。而所谓权焉者，盖圣人亦多有之，而未尝去也。孙武无王佐之才，而其言有用于王者之事。间，非平日之所宜先也，故「非圣智不能用，非仁义不能使，非微妙不能得其实」，如此而已。圣君参之，以获夷狄之心；贤将持之，以制三军之命；士卒获之，以幸封侯之赏；夷狄取之，则四境不能以是一日而安，其理然也。秦得由余而八国宾，燕入秦关而东胡破，汉厚阏氏而冒顿解，唐语突利而颉利疑，此中国之以间胜夷狄者也。韩王信在胡而匈奴入太原，卢绾在胡而匈奴入上谷，中行说在胡而汉不得美币市匈奴。以至于唐，突厥以万荣侍子而寇瀛州，回纥以仆固怀恩而入泾阳，此夷狄之以间胜中国者也。自昔兵家之用间者，一胜一负，不可得而数。姑以中国夷狄之制胜负者言之：在中国则夷狄忧，在夷狄则中国病，此其理易知而其事难成，不可不察也。今臣以北胡之势言之，山前后之民，大概皆思汉并、汾之事。王师在燕，有谋执其帅而降者，诚能得张良、陈平，不爱千金以致内应，犹反掌耳。唐周鼎失沙州，州人胡服而臣虏，岁时祀父母，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龙支城耋老见唐使者，拜且泣曰：「顷从军没于此，朝廷尚念之乎」？臣读史书至此，则慨然知燕之地，士大夫之子孙宜有发愤不辱、饮气南首而望王师者，徒患无以发之耳！以契丹之旧法言之，其得汉人皆仆妾役之，仕宦而显者归见其主如旧礼，杀汉人而以牛马偿之，弗诛也。迨萧氏乃始徙汉人益北居，而以契丹、奚、渤海之民杂处幽蓟，杀汉人者如杀人之罪，自以谓汉人之子孙可怀矣。然臣度之，燕之人皆谨厚朴茂，世汉种也，终不能胥而胡。白沟新城，崎立而相望，汉之俗良美也，不幸而子孙世世为虏。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势不可矣。天下诚不乏张良、陈平之智，不爱千金，仗社稷之神灵，所麾前移，所指前死，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裹幽蓟之城，百日而平，使彼粟实可因而食，使彼粟虚可因而墟也。地可知，间可明，夫然后合三军之士而表其技且勇者，此之谓选锋。越有君子五千人，秦之斗士倍于晋，若此皆选锋也。凡兵，尚义而保气。义之所胜，愚可明；气之所加，柔可彊。人之情非有钝利之殊也，顾上所以表之者何如而已。一夫当死市，袒裼而不呼，则千人为之失色。童子按剑而先登，则七尺之丈夫、全躯保妻子者犹为之却也。然则人之情岂固难知也哉？前有大壑临之，则魄堕而惧，狼顾却踵，则身在平地，夫谁肯举足而蹈其危？使为士卒者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夫然后顾平地不为安，蹈大壑不为惧，则攻何患坚城、战何患坚阵哉！吴起临阵，有一夫不胜其勇，遽前取首而还。吴起曰：「虽勇，非吾法也」。斩之。吐蕃逼奉天，浑瑊进单骑驰之，挟虏一将跃而出，一军皆噪。臣以为若此者皆可赏勿诛，而吴起反之，此用兵之过也。锋可选，然而不校长短，则臣以谓兵不可以交，何则？天下皆以北胡为善用兵，而臣独计胡非能出奇合变，循环无穷也，顾其长在骑射而已。自图志言之，多马之地半出于胡，而其能挽弓骑射，盖亦天性使然。赵武灵王变服从胡骑射，而由是以取中山。此其为策之得者，非以其所长制其长哉？冒顿控弦百万，白登之围，骍駹骊白，各以其方之色，自古以马战，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汉武帝中年锐意马备，阡陌之间，盛或成群，比战数胜，匈奴罢极矣，而其后亦以马少不能复出。则度汉之能以其长弊匈奴，亦在骑不在徒，明矣。唐薛延陀不知以所长抗中国，而自恃其数以徒胜，执马者既收，而徒不能复为，卒以取败。胡人自是益自知其短于徒，而中国亦暴其所长而术制之。比者朝廷置骑射，又教民蕃马，意良而法美矣。而或者民之马虽蕃而未教，故臣以谓置义勇、置保甲，则民马皆可以假而习。夫马生其水土，则人心可知。然而教训之不安，以之当胡马之新羁，朝夕驰骋乎荆棘斥泽之地，体安而心调者，恐非敌也。陛下诚用臣说，则义勇、保甲之籍于民者，方其教时，皆使之习骑，骑不足，则更借之乎民马尝入而藉诸官者，番假之，则民力不劳而马不病。不过三年，天下皆可用之马。以是佐军，则汉之战何以易此！虽然，犹有所需者，则外助而已。自昔为国，未尝不以夷狄制夷狄，其说以谓海滨之蚌鹬，两自毙，而后人能并得之。匈奴方病汉，而乌孙、昆弥亦自以不得与中国通，汉藉乌孙抚诸夷，以孤匈奴之外援。校尉常惠护五将军兵击胡，而昆弥常力战为汉军锋，所杀过当，匈奴遂虚。于是丁令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而匈奴析其兵支三敌国，以南与汉争一旦之命，卒以困弱，至于裂五单于，昆弥与有助也。臣尝譬之乡邑之小盗，三人而为辈，则百不得以力擒一人焉；争财而不平，则二人者不制而自弊。何则？其素相知者审也。陛下南面负扆，冠带而朝百夷，四海之内、八荒之外心有所怀，唯上之所命。乃者高丽折于胡，不敢越辽而西，以效其一日之力于中国。陛下能抚之，至绝海蹈越，绵数千里而入贡阙廷。陛下嘉纳，遣赐报聘，增美于祖宗之礼。臣闻之，其国见使者至，皆欢喜拥道，自庆未始获也。彼其折于胡久矣，宜有以逞其志如乌孙、昆弥者，而臣未敢言焉。凡此数者，陛下得一重臣而委之，与在廷一二之士尝得预闻腹心者，皆可以使之杂而议，然后臣之策庶几乎可效也。兵既定，石氏之故地已复，臣请谨封疆，严斥候，戒边吏，无得以非中国之地而利丝毫以为功，且示圣人以天下为度，而致诚信以结之。虏虽失燕，知其本中国之旧而不以为吝，中国亦与之讲好修聘，欢犹昔时，可使如伯氏之夺邑，没齿而无怨言，此百世之计也。臣身未尝为吏，则凡国中之议，是非利害不知其果何从。姑以臣深思所得，发于畎亩愤悱之忠而不能以自掩者，献之阙下。陛下好问如虞舜，亦幸择焉。韩愈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故臣至此犹愿致其愚者，则曰必行而已。以臣之幼而学、壮而欲行之心，而又幸出于圣人之世、三代之时，以戴非常之治，沐无穷之休，褒衣博带，学古人之事，而名诸生之列。每闻陛下德音，虽在市井草莽，欣喜自幸，如第五伦。其所愿伸喙道说、以求补于万一者，岂特此书之所叙而已！然臣窃以谓礼乐为大，而必其所先举者已定，天下晏然，然后礼不制而备，乐不作而洽。区区之愚，盖在于此。臣身贱迹外，其学甚野，辄敢不避鈇质之诛，而冒言其所不当预之事，怀不能忍，愤悱自致，无以异于传之所谓怒蛙，而幸人君之一式。陛下揭日月之光，而蔀屋之幽得以容，则臣疏远之言庶几乎可采而无罪。若乃安畎亩之贱，而不知圣人之世、三代之时、非常之治、无穷之休、亲逢之会为难遭，则臣之伥伥不出门庭，其失时亦极矣。伏惟陛下万机之閒，一留神听焉，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无任俯伏待诏激切之至。臣补之诚惶诚恐，谨昧死再拜。

误缘公举，既不能引分而终辞；滥俾试言，又不获竭愚而小补。自宜汰斥，尚玷题评。秪有矜惭，安知荣观？窃以校雠之设，始于汉氏之购书；员品之增，盛于唐室之好士。故二代礼乐声明之为备，亦一时衣冠人物之使然。惟麒麟延阁之华，近阊阖钩陈之邃。至谓道家群玉之府，盖象天官东壁之藏。近稽有宋之隆，专号育材之地。故招来于閒暇之日，而官使于成就之时。职非要而地严，欲知其可贵；禄已优而责寡，使得以自修。恭惟治平之初，深有讲求之意。诏四三辅，选二十人，当时彬彬，最号得士，厥后往往奋为名臣。逮神考之末年，起治官之废典，是正兰台之秩，以延虎观之儒。而龙胡莫攀，风御已远。钦文母思齐之圣，当成王求助之初，咨谋大臣，修举故事。繄诏书所以取之之意，则欲其有行义政事，好学而能文；至策问所以考之之方，又欲其知忠厚励精，扶衰而救溢。窃思在上详延之若是，则观异时施设之谓何。宜得誉髦，以副侧席。如补之者，系出簪绂单平之后，才非丘园耿介之良。不意姓名之无闻，乃烦丞弼之过听。昭回地近，英俊朋来。阅九奏于洞庭，徒知神骇；飞双凫于渤海，更觉身微。加以陟岵永悲，卧漳久薾。孤将五千之卒，空有壮心；立解十二之牛，曾无敏手。虽欲自勉，竟不能奇。考古不究其本根，议政终成于迂阔。主父屡困，九事敢期于八收；公孙太疏，十策乃微于一得。正使焦头而烂额，犹足为功；真成毁瓦而画墁，尚容见食。服训辞之甚厚，预刊缉以为荣。非止见黄香未见之书，以资杂博；亦欲正刘晏不正之字，固有愚衷。静言所遭，良出于幸。斯盖伏遇某官几微谋国，忠荩致君，深明致治之原，要在得人之盛（苏公即云：「传百圣道，为一世师，不待文王而兴，自任伊尹之重。」）。大儒之效，吾道方兴。多士以宁，斯文永赖。顾容浅陋，亦误采收。昔班超以秉笔得令史而不惭，阳城以爱书从院吏而自给。彼皆慷慨有志之士，敦朴可用之才，苟得以文墨而效官，则虽为卑贱而可喜。而况加以乐育，借之美名！方朝廷耆艾之具来，与岩穴幽奇之咸在。世逢有道之会，人望太平之期。属当是时，乃在此选。虽复中才之难彊，犹将奋发于有为。补之愿治气养心，修辞居业。粗希前辈，岂惟文字之末流；未负平生，傥以功名而自致。

武帝初即位，大臣惩吴、楚七国行事，议者多冤晁错之策，皆以诸侯连城数十，泰彊，欲稍侵削，数奏暴其过恶。诸侯王自以骨肉至亲（云云，），今或无罪，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云云。），建元三年，中山靖王胜来朝，天子置酒，胜闻乐声而泣（云云。）。具以吏所侵闻。于是上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馀人。

右《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中山靖王胜传》。厚亲亲之礼，王者之盛德也。然汉诸侯皆奢淫不循制，故晁错议削于其前，主父定制于其后，犹不能救。武帝感胜之言而隆私恩，在武帝，得亲亲之礼矣。而胜乐酒好内，至有子一百二十馀人，外浮辩而内济奸欲，胜不足道也。

某前岁不度愚贱，三见相公于许，伏蒙相公重赐顾接。此古人以贵下贱，握发吐哺之义。而每言于人，无有信者。何者？相公位貌之尊，功业之隆，而某一介鄙士也，何所取者，而使相公三见而不倦哉！虽然，是未知某之所负而相公之所取某也。士之所负，必曰行义高世，文章惊人，某愚不能此，然量所负，非特此二者以见相公也。培塿之高，污潢之深，懦夫孺子皆能奔逐其上而游泳其中。至于登万仞之崖，临不测之渊，仰观俯窥而不眩，安行危坐而不慄，则其气之所守，盖有过人者。寻常之士，相与谋于乡党朋友之间，而出见州县之吏，皆能闲视傲睨，高谈伟语，慷慨不顾。及一睹王公大人，则势胁于外而气夺于中，骇撼战慄，不知所措，其势然也。恭惟相公贵穷乎公相，威振于天下，出殿近辅，达官显仕交出于境，逡巡而不敢入谒。某也远方下国之人，后进之微，小官之贱，无一日之故，先容之藉，率然而前，进退拱揖，不失常度，语言应对，无一差错。夫见相公不惧，天下其谁惧者？天下所不能惧，则天下之事，其有不可为者？此皆某之所负而相公之所取，而人之所以不知而不信也。幸甚幸甚。今者愿有告于相公，愿垂听录，使某得终见其所负，相公亦将有取焉。某生无他长，幼知读书。既长，随流辈学时文，以升㪷之禄，再上得官。本非所好，以为士之学要适天下之用，故前古废兴治乱之变与当世利害得失之言，窃尝究其略矣，则又以士之显名于后世，不若见用于当时。王符、仲长统闭门著书，砭切时政，积千万言，其功至矣，然不若主父、严、徐之徒，上一书、建一议，奋发于朝暮之为快。方先帝锐意太平、抽擢英隽之时，而某尚幼，方走场屋，未暇当时之务。今天下无事，百官守成，虽激昂眩鬻，自致于明时，而尚何所因者，切自嗟惜！比者幸逢天子以制策取天下之士，区区之愚，妄以求奋于此。且士孰不学，而某幸有志于当世之务；士或能有志于当世之务，而某幸天子以制策取天下之士；天下之士孰无心于制策之荣，然天子使两制大臣举其所知，两制大臣，天下之士识者无几，而某又幸尝三见相公，天其或者果有意于某欤！何其幸之多也！昔张说为相，而张九龄、房琯皆出其门，当时之士以为千载之下不可复得。今河阳李资政亦见于故忠献韩公之门，缙绅咨嗟，以为足继张、房之迹。相公位貌德业，诚已比侔于忠献矣，而某之愚，何敢望于河阳？然使相公之门如某辈犹不弃，则若河阳者，接迹而至矣。如此，则岂独为某谋哉？拟进策论二十首，随书上献，伏希下执事略赐听览，以为可取，继以进。无任皇恐依归之至。

月日，具位臣某谨昧死上疏尊号皇帝陛下。臣以驽蹇之质，再为谏官，荷陛下宠禄之优、责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宁处，思极竭愚忠，以报塞万一。顾琐琐细务，皆不足以烦渎圣听。窃以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赤子之啼，无有五方，其声一也。及其长，则言语不通，饮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为者，是无他焉，所习异也。至于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于今之世，则骇于州里矣；服今之衣冠于古之世，则僇于有司矣。衣冠乌有是非哉？习与不习而已矣。夫民朝夕见之，其心安焉，以为天下之事正应如此，一旦驱之使去此而就彼，则无不忧疑，而莫肯从矣。昔秦废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复井田而民亦愁怨。赵武灵王变华俗、效胡服，而群下不悦；后魏孝文帝变胡服、效华俗，而群下亦不悦。由此观之，世俗之情，安于所习，骇所未见，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谓之风，薰烝渐渍谓之化，伦胥委靡谓之流，众心安定谓之俗。及夫风化已失，流俗已成，则虽有辩智，弗能谕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赏不能劝也，严刑不能止也。自非圣人得位而临之，积百年之功，莫之能变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于诸侯，诸侯之令必行于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于庶人。使天下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从。《诗》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此礼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习民以礼，故子孙数百年享天之禄。及其衰也，虽以晋、楚、齐、秦之彊，不敢暴蔑王室。岂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己与也。于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怀诸侯，而诸侯莫敢不从。所以然者，犹有先王之遗风馀俗，未绝于民故也。其后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晋平公之世，鲁子服回如晋，还，谓季孙意如曰：「晋之公室将遂卑矣。六卿彊而奢傲，将因是以习，习实为常，能无卑乎」！其后赵、魏、韩氏卒分晋国，习于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汉氏，虽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犹尊君卑臣，敦尚名节，以行义取士，以儒术化民。是以王莽之乱，民思刘氏，而卒复之。赤眉虽群盗，犹立宗室，以从民望。王郎矫托名氏，而燕赵响应。董卓之乱，袁绍以诛卓为名，而州郡云合。曹操挟献帝以令诸侯，而天下莫能与之敌。操之心岂不欲废汉而自立哉？然没身不敢为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晋以降，人主始贵通才而贱守节，人臣始尚浮华而薄儒术。以先王之礼为糟粕而不行，以纯固之士为鄙朴而不用。于是风俗日坏，入于偷薄。叛君不以为耻，犯上不以为非，惟利是从，不顾名节。至于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帅者，朝廷不能讨，因而抚之，拔于行伍，授以旄钺。其始也，取偷安一时而已；及其久也，则众庶习于闻见，以为事理当然，不为非礼，不为无义。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则酒肉金帛，甘言屈体，以相媚悦；得间则铦锋利刃，很心诡计，以相屠脍。成者为贤，败者为愚，不复论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远者十馀年，近者四五年，败亡相属，生民涂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以神武聪明，躬勤万几，征伐刑赏，断于圣志。然后人主之势重，而群臣慑服矣。于是剪削藩镇，齐以法度，择文吏为之佐，以夺其杀生之柄；揽其金谷之富，选其麾下精锐之士，聚诸京师，以备宿卫；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陆梁。然后天子诸侯之分明，而悖乱之原塞矣。于是节度使之权归于州，镇员之权归于县。又分天下为十馀路，各置转运使，以察州县百吏之臧否。复汉部刺史之职，使朝廷之令必行于转运使，转运使之令必行于州，州之令必行于县，县之令必行于吏民。然后上下之叙正，而纪纲立矣。于是申明军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阶级，以相临统，小有违犯，罪皆殊死。然后行伍之政肃，而士用命矣。此皆礼之大节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泛扫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继二圣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销铄恶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顽民殄绝，众心咸安。此乃旷世难成之业，陛下当战战栗栗，守而勿失者也。臣窃见陛下有中宗之严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谦让不决，委之臣下。诚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贤，则可矣；万一有奸邪在焉，岂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谓委任而责成功者，择人而授之职业，丛脞之务不身亲之也。至于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不由己出不可也。《洪范》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威福之柄一失于人，而习以为常，则不可复收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顷以西鄙用兵，权置经略安抚使，总一路之兵，得以便宜从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废，其河东一路，总二十二州军，向时节度使之权，不能及矣。唐始置沿边八节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权任太重，故后世有跋扈之臣。《洛诰》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绝」。言慎其微也。又将相大臣典诸州者，多以贵倨自恃，转运使欲振举职业，往往故违戾而不肯从。夫将相大臣在朝廷之时，则转运使名位固相远矣。及在外为知州，则转运使统诸州职也，乌得以一身之贵庇一州之事，转运使不得问哉？汉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岂以名位之贵贱哉！又自景祐以来，国家怠于久安，乐因循而务省事，执事之臣颇行姑息之政。于是胥史欢哗而斥逐御史中丞，辇官悖慢而废退宰相，卫士凶逆而狱不穷奸，泽加于旧，军人骂三司使，而法官以为非犯阶级，疑于用法。朝廷虽特诛其人而已停之，卒复收养之。其馀有一夫流言于道路，而为之变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数者，殆非所以习民于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仪也。朝廷之政如是，则四方必有甚者矣。于是元帅畏偏裨，偏裨畏将校，将校畏士卒。奸邪怯懦之臣，至有简省教阅，使之骄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挠正法，使之纵恣；诋訾粟帛，使之愤惋；甘言谄笑，靡所不至。于是士卒翕然誉之，而归怨于上矣。彼既为之，则此效之；下既言之，则上从之；前既行之，则后袭之。茍彼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从，前行而后不袭，则怨怒聚于其身，而祸乱生矣。长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习而安之，此有以异唐之季世乎？后魏孝明帝时，征西将军张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损武人，不预清品，羽林虎贲千馀人焚彝第，杀彝父子。官为收捕凶强者八人斩之，其馀大赦以安之。怀朔镇人高欢，时奉使至洛阳，见之，归而散家财以结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于是，始有飞扬之志。由是观之，纪纲不立，则奸雄生心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变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视，以成后魏之风。此臣之所为陛下痛惜也。臣愚以为陛下当奋刚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群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问深思，求合于道，然后赏罚、黜陟，断而行之。则天下孰不旷然悦喜？《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盖言无所臧否之为患入也。经略安抚使，有征讨之事则置之，无事则当废之。傥未能废，则军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专之可也；其馀民事，皆委之州县，一断于法。或法重情轻，情重法轻，可杀可徙，可宥可赦，并听本州申奏，决之朝廷，何必出于经略安抚使哉？转运使规画号令，行下诸州，而诸州违戾不从者，朝廷当辨其曲直。若事理实可施行，而州将恃贵势故违之者，当罪州将，勿罪转运使。将校士卒之于州县及所统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无礼者，明著阶级之法，使断者不疑。将帅之官有废法违道以取悦于下，归怨于上者，当随其轻者，诛窜废黜；公正无私、御众严整者，当量其才能，擢用褒赏。如是，则上之人难动，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难动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纲纪已定，然后修儒术，隆教化，进敦笃，退浮华，使礼义兴行，风俗纯美，则国家保万世无疆之休，犹倚南山而坐平原也。臣某昧死再拜上疏。

问：寓兵于农，古之大政也。周家之制，则《周官》、《司马兵法》具存。里以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令贡赋。军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乡有州、党、族、闾、比、伍，遂有遂、县、鄙、酂、里、邻。王之六军，偏取而足。《司马法》以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提封万井，为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谓一甸出一乘车，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参诸《礼经》，名数乖错，自求其说，互有不同。管仲以内政治齐，制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三分齐国，以主三军；五家之轨，为五人之伍；十轨之里，为十伍之小戎；四里之连，为四小戎之卒；十连之乡，为十卒之旅；五乡一帅，公及高子、国子为之。夷吾之书，复有伍鄙之法。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五属立五大夫。一国三军，革车至八百乘。长勺之战，桓公称有带甲十万，车五千乘，得无誇过其实乎！《礼》、《法》皆周家遗书，《管氏》一家之说，而其乖迕至是，作法之意，宁自有不同欤？将由久远之传疑，抑考求之未至云尔。当周之末，诸侯自为兵法备矣，有如齐之募士、晋之前行、秦之陷阵、越之君子，逮战国之骑射、技击、武卒、锐士，与夫楚之二广、郑之鱼丽、吴之彻行，一陈一军，自有制度，曷为本始，一皆无稽而妄作邪？周家赋卒之差，及其车乘什伍，诸侯之为变乱，其同异多少为如何？虽唐李靖尝略以告文皇，其详未有所究，愿为备举，商确于篇。

对：善乎荀卿子之论兵曰：「仁者爱人，故恶其害之；义者循理，故恶其乱之。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方止，有如盘石，触之者角靡而退。以桀诈桀，犹有巧拙之幸；以桀诈尧，谁肯贼其父母？谓桓、文之节制，不足以敌汤、武之仁义。故论兵要，舍汤、武，何法哉」！今之兵家一本诸孙、吴氏。孙武力足以破荆入郢，而不能禁夫概王之乱；吴起威加诸侯百越，而不能消失职者之变。诈力之尚，仁义之略，速亡胎祸，迄用自焚，是故兵足戒也。孔子于子贡之问政，告之以足食足兵；卫灵公之问陈，对之以俎豆之学。圣言天远，厥有旨哉！商之《颂》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苞有三檗，莫遂莫达，九有有截」。周之《武》曰：「于皇武王，无竞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二王皆以弭乱为功，宜其兵之无敌于天下也。商事远矣，愚于《牧誓》见武王用师之法，「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易》之所谓「师出以律」，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故舍周家之制为兵，皆茍然之道也。周家制兵之法，其要略具于《周官》，其详《司马兵法》言之。《法》虽穰苴之书，然皆当世常行之事。耳目所际，去宗周为不远，其言不悖于礼，不可诬也。去古既远，二书皆出亡轶之馀，然舍礼法而讨论周家，则将焉所取制？明问下及，疑其乖迕之多，意于作法自有不同，考求之未至焉者。撝谦抑损，盖将以启发诸生乎？愚以为《礼》、《法》无有不同，患不深考；第加考索，自无乖迕之疑。《周礼》之所谓「县」，即《司马法》之所谓「成」也。县都以令贡赋之法，终同以施疆理之政，特名号有不同耳。《司马法》：甸出戎车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即稍人所掌丘乘之法。甸田八里，加方十里，是为一成之田。三分去一，为田六十四井，以五百一十二家出车一乘，甲士三，则一车七十五人之赋。一成百井为三百家，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则一同万井为三万家，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之赋。周家兵赋，率七夫而赋一兵，一通为三十家，固二分而去一矣。甸四分而去三，则一车七十五人之数。其曰如千家者，谓非兵赋之常，不得已而大发之，多不加于是也。一士二徒之设，率三十家而置一吏。礼有卿、士大夫、胥徒之制，非甲卒比矣。论礼者以谓赋卒有天子、诸侯之为，未之详也。孙武固谓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周之赋兵，于此可见。虽不得已，犹不至于尽发者，先王忠厚之至，不欲穷民之力也。齐之内政，以八百乘之国而立三军，车八百乘，军万人，加工商之乡六，为军万二千人。兵车二乘，卒士百十五人，则周二两之制，五属四十五万家，以供三军之赋卒。十五家而赋一兵，则周赋兵之制虽损其数，用之夥矣。桓公自谓带甲十万，车五千乘，通国之众，未为誇也。周之赋政，始于丘井而成于一甸，什伍之制，万世法也。六军之法，即六乡之法；六乡之法，即六遂之法。军国异容而不异制，简易之道也。《管子》固谓内政之作，卒伍定乎里，而军政成乎郊、轨里之法，不大更于乡遂；伍鄙之法，往往因于夫屋。然其间不能无异，而惟径便是取，军国殊制。至于王法，遂更求速得志于诸侯，此内政存心之可诛者。李靖以为管仲实修太公治周之法，为知赋政之赢虚矣。愚尝谓王制之在天下，后世有不可得而变者，纪纲是也；有当时不能自无出入者，法度是也。言之兵陈，则纪纲什伍也，法度卒乘也。知纪纲之不可得变，而法度之可以出入者，而后可与言兵。乘车七十五人，周之制也。武王牧野之会，盖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卒四万五千人，戎车少而甲士多，至倍加于常数，然则周法之在当世，犹未免乎有时而出入也。诸侯变周之制，为可责矣，随时而具卒乘，王法何诛乎？仲尼于鲁《春秋》，何以书「作丘甲」、「用田赋」？皆变周也。周法：甸出七十五人，为三甲士，则丘何一甲之有。成公之作丘甲，则是甸赋百人，赋以丘乘为差；哀公初以田赋，则是井地之内，民力无遗蕴矣。丘之赋五家而出一，田之赋一家而出一。地不加大，民不加多，恣其变更，而何强大之能益！故论《春秋》之法，虽齐之内政，犹无所逃其罪，而况竭民之力哉！周礼之在诸侯，诸侯之事守也。范昭不能犯齐之礼，知齐之不可伐；仲孙以为鲁秉周礼，言鲁之未可动。诸侯之守其国，舍周礼何居乎？当周之衰，周礼盖不行于天下矣，诸侯略能循周之法，虽甚无道，犹足以为强，率意妄为，未有不底于乱亡者。蔿敖择楚之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右辕左追蓐，挟辕而战，以辕为法，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周制：五伍为两，四两为卒。楚徒多而车少，车之一偏有卒与两，一车之徒二百五十，陈曰荆尸，未见其变周者，李靖以为挟辕之士，一偏为五十人，两二十五人，二广凡一百五十人。靖号知兵，殆未之思也。郑子元繻葛之陈，为右左拒，前偏后伍，伍承弥缝，前偏轻也，后伍重也，五矩方也。周制偏车二十五乘，伍车百二十五乘，前轻后重，鳞次弥缝，陈曰鱼丽，未见其变周者，众多而备，鱼丽岂谓是乎？夫差陈于黄池，百人以为彻行，百行行头皆官帅，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将军，三十嬖大夫军，带甲三万。吴有徒而无车，所谓方陈，亦未见其变周者。申公巫臣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教之战陈。吴之军其本诸陈，此巫臣车徒二乘以两之，强半予吴。杜预以谓予之两士与九乘车，何其乘车之众也？愚所谓诸侯略能循周之法，虽甚无道，犹足以为强者，齐与三国是也。赵以骑射变胡服，齐以技艺受赐金，魏之武卒以中试复家，秦之锐士以功赏相长。荀卿固以为干赏冒利，庸徒鬻卖之道，未有安制矜节之理，故谓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赵武灵王侥一切之利，骑射变于夷者，又荀卿所不道，何足论哉！惟秦商鞅耕战之法，获五甲首而隶五家，什伍之意或存焉，尚不害于兵农之一，卒兼六国，此其故欤。以诈力相为雄长，一变先王之法制，愚谓未有不底于乱亡者，战国之兵是也。齐之募士五万，晋之前行四万，秦之陷陈三万，事不它见，名独见于吴起之书。越之习流二千，教士四万，诸御千，与所谓「君子六千」，法不详见，事独见于外传《国语》。募士、前行之号，其内政之所寄，被庐清原所作之异名乎？疑以传疑，未可谓必然也。管子固尝以教士目内政之军，其名或在是也。陷陈之力，著于韩原之战；君子之用，效于笠泽之师。是皆恩信有以结之，其详不可得而考矣。循周之故效如彼，更周之制害如此，周之礼法，为天下之纪纲者，顾不大乎！虽然，纪纲之于周，犹为法度而已，如其仁义，此周之所以得民，存乎其人，则《礼》、《乐》、《诗》、《书》在也。文中子之居家也，不暂舍《周礼》，曰「先师以为王道极」是也。如有用我，则执《周礼》以往，问礼法，其敢舍《周礼》而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