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丁巳春，先君谪舂陵，以《易》授兄渊，以《皇极》命弟沉，著沆承乎《春秋》。切惟麟经一书，乃先圣孔夫子之亲笔，圣人体道经世之志存焉。虽假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制之而不得肆其欲，然褒贬公平，是非的实，善恶暴白，而万世之名分于是乎定，非若他经可以训诂通也。自左氏、公、谷以来，传注者无虑百家，往往辞舛意讹，迄无定说，而圣人之宏纲大旨郁而不畅，致使荆公目之为断烂，经筵不以进讲，考官不以取士，谓非圣经。以众谬所晦，而安石无独见之明耶？故武夷胡先生研穷编辑，着而成书，正以扶三纲、叙九法、尊王贱霸、内夏外夷，而圣人精微之旨，已阐扬于当世矣，岂沆浅见薄识所能彷佛其万一哉！但其中于赗仲子、纳郜鼎，皆为私欲所胜，有以致之。又如彼此一事，彼以为是，此以为非；前后一人，前以为褒，后以为贬；或以爵号，或以日月，或书侯、书子、书名、书字、书人、书州、书国，前氏后名，是非褒贬殆有不同，纷纷聚散，各立一偏之见。若此者不得不推求其大端，研究其的实，作此《五论》，以辩正之，使后世学者之读麟经，晓然知《春秋》大义所在，而是非曲直有不可掩者，以继先人之绪耳，岂敢妄有所议，以取僭踰之罪云。

或问：《春秋》之作何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遏人欲之书也。《春秋》，鲁史尔，圣人从而修之，则其所谓扶天理、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而绥猷之责，后实任之。尧、舜、禹、汤、文、武达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极，维持世道，使太极之体常运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发达而不可壅者，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辙东，王迹熄，政教失，风俗坏，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不立，几若与之俱泯灭而不存焉。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辩也，义利之无别也，真伪之溷淆也，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强并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乱也。其所为之事尽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世莫知其不然也，孰能拨乱而振起之！幸而孔子至圣，不得其位，心虽切于救世，而绥猷之责不在，何补于世之治乱耶！若六经之书，《易》以道阴阳，《诗》以理性情，《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乐》以宣和畅，《春秋》尤以谨严为先，以为载之空言，不若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故鲁史之所书，圣人亦书之，其事则同，其义则异。鲁史书其君臣之义或未明也，而吾圣人则明之以君臣之义；鲁史书其上下之分或未正也，而吾圣人则正之以上下之分；兄弟之伦未立，长幼之序不存，而吾圣人则正之存之，以至辩别是非，予夺可否，使大义不至于溷淆也。其大要则主于扶天理于将微，遏人欲于已肆，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或者谓《春秋》不过空言尔，而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岂非以作《春秋》之心，尤有大于放龙蛇、驱虎豹之功者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以人心之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恻隐发于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则天下之人以是非为荣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则天下之人以荣辱为是非。所谓乱臣贼子恣睢荡跌，放人欲以灭天理者，岂其悉无是非之心哉！故虽肆意所为，莫之或制，而其心实未尝不知其非，而恶夫人之议己，此其一发未亡之天理，不足以胜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复，为而不厌，而其所谓自知其非者终自若也，则其心未尝不欲变乱天下之是非，以托己于莫我议之地，既上幸无明君之正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习熟见闻以为当然，曾莫有议其非者，则为乱臣贼子者又何幸以逃其罪耶！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恶之论素定，则人为不善者有不待刀锯临、刑罚加，自几若无托身于天地间矣。时至春秋，周室大乱而世衰，圣王不作而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恶之论几于废置，然后乱臣贼子始得以自容其奸，不特礼乐法度之拘而已也。孔子作《春秋》也，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诏天下与来世也。是以人心之公理，圣人因而明之，所谓笔则笔、削则削，乱臣贼子闻之，固将不惧于身，而惧天下后世之议，不惧刀锯斧钺之临，而惧倏然有能正其罪者，以人欲日滋之际，而惧天理一发未忘之时。孔子作《春秋》之功，顾不大乎！孟子断然以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使先王之纪纲法度超然复振于世，而人心天理之尚存。不然，颠倒错乱，贸贸不明，三极果何恃而立乎！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有功于万世也。与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说，以《春秋》之作乃赏善罚恶之书，所谓天子之事者，谓其能制赏罚之权而已。夫谓天子之事止于制赏罚之权，而绥猷修道之责乃不暇问，则是刘汉以后之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为是说者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所谓天子之事也。彼徒见《春秋》一书或书名，或书字，或书人，或书爵，或书氏，或不书氏，于是为之说曰：书字、书爵、书氏者，褒之也；其书人、书名、不书氏者，贬之也。褒之，故予之；贬之，故夺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赏；夺之，所以代天子之罚。赏罚之权，天王不能自执，而圣人执之也。所谓章有德、讨有罪，圣人以自任也。夫《春秋》，鲁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鲁国而欲僭天王之权，以匹夫而欲操天王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独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恶天下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于是作《春秋》，正名分，而己自蹈之，将何以律天下之不法者！圣人宜不如是也。盖是非人心之公，不以有位、无位而去取之也。故夫子得以鲁史明是非赏罚也。天王之柄非得以自执也，得以假鲁史以寓是非赏罚之道也。赏罚之道，人心之公所在，而岂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为是也，非以鲁之重信义、崇礼教，可以变而至道也，是以托诸鲁史，以寓赏罚之权也。故其赏之也，非曰吾赏之，鲁赏之也；其罚之也，非曰吾罚之，鲁罚之也。鲁，周公之后，圣人之祚嗣之。以是非赏罚之权而予之于鲁，鲁亦不敢肆意而任之，则鲁乃周公之后，故予之也。以周公之后而行周公之典礼，以周公之典礼而欲行之诸侯、大夫，或者其庶几乎！此圣人意也。圣人以匹夫之微，不得擅天王之赏罚；鲁以诸侯之国，其可以擅天王之赏罚乎？鲁不可以擅天王之赏罚，夫子乃推而予之，则是夫子为其实，鲁独受其名，吾知夫子必不敢以自僭也。大抵学者之患，往往在于尊圣人太过，而不明乎义理之当然，意欲尊圣人，而实非所以尊之也。夫子告颜渊以四代之制不见诸用，而寓其说于《春秋》，此皆一切谬妄之论，其大要皆主于以礼乐赏罚之权为圣人自私之具矣。夫子之所以告颜氏者，亦谓其得志行道则当如是，岂有德无位而修当时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之制乎？夫子，鲁人也，所修者鲁史；其时，周也，所用者尊时王之制，此则圣人之大法也。谓其修《春秋》之时，窃礼乐赏罚之权以自任，变时王之法，兼四代之制，不几于诬圣人乎！学以知道为本，学不知道，妄相传袭，害义伤教，于是为甚。后之观《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尝以礼乐赏罚之权自任，而后可以破诸儒之说；诸儒之说破，而后吾夫子之所以修《春秋》者可知矣。孟子所谓「天子之事」者，从可识矣，庸非后世所当法乎！

或问：六经之说，诸儒穿凿害之也，而《春秋》为尤甚。前公、谷、左氏，后之诸儒又从而羽翼之，横生意见，各立一说。夫彼此一事，彼以为是，此以为非，彼此互相矛盾；前后一人，前以为褒，后以为贬，前后自相牴牾。然其大端不过有二：一以日月为褒贬，二以爵号为褒贬。以日月为褒贬之说，彼徒见夫盟一也，有日者，有月者，盟宜书日，而或书时，入宜书日，而或书月，若是其不同也。以爵号为褒贬之说，又见夫国君一也，而或书子、书侯，或书名、书字，或书州、书国，书人一人，而前氏后名又若是其不同也。愚请得而析之。蔑之盟不日则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则曰信之也，将以渝之者为是乎？信之者为是乎？柯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则日书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将以危之者为是乎？美之者为是乎？公子益师卒不日，左氏曰公不与小敛也。然公孙敖卒于外，而公在内，叔孙婼卒于内，而公在外，其不与小敛明矣，又何以书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师不日，远也」。然公子貙远矣，又何以日乎？《谷梁》曰：「不日，恶也」。然公子牙、公孙意如亦恶矣，又何以书日乎？葬必书月日，而有不书月日者，则曰不及时日而得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正也；过时而日，危不得葬也。然过时而日，直指齐桓公言。当是时，诸公子争国，危之隐可也。卫穆公、宋文公无齐桓公之才，无争国之患，过时而日，有何可隐之乎？宋缪公之日葬，又何危乎？凡此者，疑误而难通也，孰谓《春秋》必以日月为褒贬乎！至于来归仲子之赗，而宰书名，则曰贬之也；使荣叔归成风之含赙，而王不称天，亦曰贬之也。岂归仲子之赗，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归成风之含赙，罪在天王，而不在荣叔乎？《春秋》书王，本以正名分也，若归赗含赙而称王，将以为正名分，可乎？谷伯、邓侯称名，说者以为朝弑君之贼而名之，滕子、纪侯独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称爵，说者以为能修朝礼而与之朝，隐公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滕、薛称爵而与之朝，是亦谬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君之贼而黜称子，以滕有可贬也。终春秋之世不复侯，岂皆有可贬之罪而黜之乎？或曰：为时王之所黜。使时王而能黜诸侯，则纪纲法度之施，礼乐赏罚之权，天王能执之矣，安得谓《春秋》为天子之事乎？荆书楚，已而书楚子，说者曰进夷狄也。夫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国，则亦中国之乎？圣人作经，本以辩夷夏之分，顾乃进夷狄而退中国乎？若此之类，不可以一二数，要皆可疑而难通者也，孰谓《春秋》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乎？大抵《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事成于日者书日，事成于月者书月，事成于时者书时。若夫水旱、雨雹、霜雪、日食、星变、山崩、地震、火灾、螽螟、彗孛之类，凡若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朝觐、蒐狩、会遇、平和、来至、侵伐、围取、迁戍、袭奔、城筑、作毁，凡若此者皆以月成也。崩、薨、卒、葬、弑、逆、叛、放、败、入、灭、获、擒、斩，凡若此者皆以时成也。或宜日而不日，宜月而不月，皆史之所载者失之也，假如其事当书月而鲁史但书时，其事当书日而鲁史但书月，则圣人安得虚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为例也。《春秋》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名称、爵号从其名称、爵号，而是非善恶则系乎其文，非书名者皆贬，而书字者皆褒也。某与某在所褒而旧史只着其名，某与某在所贬而旧史只着其字，则圣人之褒贬岂在求其名与字而笔之于经乎！是《春秋》不以名字为褒贬也。若夫因其所书日月之前后而知其是非，因其所书爵次之名字而知其优劣，则有之矣，非圣人故以是而为褒贬也。庄公春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又筑台于秦，是阅三时而土功屡兴，国政荒废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而下民怨咨，是历二时而五谷不登，饥馑荐臻也。庄公八年春，师次于郎；夏，师及齐，师围郕；冬，师始还也。是阅三时之久，劳民动众，以伤匮财谷，邦国其不受害乎？若此之类，盖于书时见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来朝，九月入杞，见其于来朝之国，未几遂兴师以入之也，不以交邻为重，而以利欲为必，是以强大侵侮乎弱小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见其朝夷狄之国，不能自强于政治，受制于人，阅七月之久，往来跋涉而劳于行也。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乃雨，见其阅年而后雨，则万物焦枯而饥馑交至，道殣相望也。若此之类，盖于书月见之。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其于八日之中，再见天变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于旬之日间而取二邑，以瘠人肥己，是其人欲一动，不明乎天理之可否，视诸王制百里之封，在所益乎？在所损乎？壬申，御廪灾，乙亥，尝又灾，见尝于天变无恐惧脩省之意，于灾沴之不敬也。己丑，葬敬嬴，庚寅，乃克葬，延二日之久，见不能事亡如事存，葬礼之无备也。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有以见鲁先晋而后卫也。己未，同盟于鸡泽，戊寅，及陈袁侨盟，见晋人先盟诸侯而后及大夫也。若此之类，盖于书日见之，以是为圣人日月之书不书，寓乎褒贬则误也。若夫名称、爵号之异同，政事之大小，辞目之详略，有蒙上文而杀其辞者，固难一二尽也。时变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见者。楚，一也，始书荆，再书楚，已而书楚子；吴，一也，始书人，再书吴，已而书吴子，于以见夷狄之势浸盛而难制。鲁以大夫而会诸侯，大夫犹不氏于后，则大夫无有不氏者。诸侯大夫而弑君者名之于后，虽弑君之贼亦有书氏者。小国大夫皆以名与人也，曹、莒无大夫，于后则曹、莒皆有大夫矣，此见大夫皆为政而犯分也。始也吴、楚君、大夫皆书人，终也吴、楚君、大夫皆以爵、氏，以见夷狄之大夫皆往来于中国，而无夷夏之别矣。列国诸侯之子皆称世子，而预会预伐者，于以见居丧而称子也。入春秋以来，薛侯爵也，而书伯，滕，侯爵也，而书子，于以见诸侯之爵次皆以大小为差等，会于曹则蔡先卫，得其少长之序，而天秩不乱也。蔡乃武王之所封，而伐乎郑，则卫先蔡，失乎名分之宜，而天叙无章也。卫其成王之所封乎？是爵次之先后，皆以目前强弱为崇卑，而不复用周制为品第也。淮之会，许以男而先邢侯，是几微弗谨，而上下之位失。戚之会，邾以子而先曹伯，是大小无序，而尊卑之次紊。萧鱼之会，以世子而先邾莒之君，于以见霸者之为政，皆以私意为轻重，无复以礼文为仪则也。垂龙之盟，内之则公孙敖会诸侯召陵侵楚之师，外之则齐桓主盟于中夏，于以见大夫敌于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若此者，名称从其名称，爵号从其爵号，而是非善恶乃因之而见，初非圣人特以是为褒贬也。学者必欲于名称爵号之间，而求非圣人褒贬之意，窒碍而不通矣。泥于名数，务于新奇，恐非圣人明白正大之心尔。学者之观《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为例之说，与夫以名称爵号为褒贬之说，而后《春秋》之旨可得而论矣。

或曰：子谓《春秋》不以日月、名称、爵号为褒贬，信然矣。若是则《春秋》所书皆据旧史尔，门人高弟不能赞一辞，其义安在？曰：有《春秋》之达例，有圣人之特笔。有日则书日，有月则书月，名称从其名称，爵号从其爵号，与夫盟则书盟，会则书会，卒葬则书卒葬，战伐则书战伐，弑杀则书弑杀，一因鲁史旧文而书之焉，此达例也。或史之所无而笔之以示义，或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此特笔也。「元年，春，王正月」，此史之所无也，而书「王」，是圣人笔之也。中国之诸侯有葬楚君者，此史之所有也，不书「葬」，是圣人削之也。晋侯召王，明见于传，则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所以存天下之防，立万世君臣之大义也。宁殖出其君，名在诸侯之策，则书曰「卫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为后代臣民之龟鉴也。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风而曰「僖公成风」，不曰陈黄而曰「陈侯之弟黄」，不曰卫絷而曰「卫侯之兄絷」。阳虎陪臣，书之曰「盗」；吴、楚僭号，书曰「吴、楚」。纠不称公子，小白书「齐」；突不书郑，而忽书「郑」。立晋而卫书「人」，立子朝而尹子书「氏」。凡此皆圣人之特笔也。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盖用达例而无有加损，圣人之公心；有特笔而明其是非，圣人之精义。达例所书，非必圣人而后能，虽门人高弟预之可也；精义所在，门人高弟岂能措其辞哉！盖非圣人不能与也。学者之观《春秋》，必知孰为《春秋》之达例，孰为圣人之特笔而后可观《春秋》矣。沆尝推《春秋》之义，窃以为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义，二曰正名实，三曰著几微。所谓明分义者何也？每月书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虽微，必序诸侯之上，皆以正君臣之大分。内齐而外楚，内晋而外吴，始书荆而后书楚，始书吴而后书子，皆所以别夷夏之大防。书晋申生、许止，明父子之恩；陈黄、卫絷，明兄弟之义。曹羁、郑忽，长幼之序正；成风、仲子，嫡庶之别植。凡此之类，皆所以明分义也。所谓正名实者何也？《传》称隐为摄而圣人书之曰公，则非摄矣；《传》称许止不尝药，圣人书之曰弑，则非不尝药矣。卓之立未踰年，圣人正其名曰君，则里克之罪不能逃；夷皋之弑归罪于穿，圣人书之曰盾，则赵盾之诛不能掩。齐无知陈佗踰年而书之曰弑，正君臣之大分也；阳虎陪臣，而书之曰盗，律讨贼之至公也。凡此数者，皆所以正名实也。所谓著几微者何也？郑伯使宛来归祊，而继书入祊，著其不当受之辞；宋人以郜鼎赂我，圣人书之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太庙，示其所可却之义也，今其不却、不辞者，欲心眩迷而天理晦蚀也。天王狩于河阳，壬申，以朝于王，所以明因狩而后朝王也。公如京师，遂会宋公、卫侯、郑伯、曹侯、邾人、滕人伐秦，明如京师而后伐秦也。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著其所以失己失人也。隐公、齐侯、郑伯在中丘，公子翚帅师会齐人、陈人伐宋公，子翚无君之心著矣。葵丘之会，周公与焉，已而书曰「戊辰，诸侯盟于葵丘」，以周公与会而不与盟也。虽然，诸侯咸集，无敢异志，齐桓尊周之义见矣。邢丘之会，改命朝聘之数，怠其政而使大夫听命，曾不思邦交玉帛，非臣下所得专，晋悼乃不自为政，而委之大夫，是之谓倒持太阿而受之柄也。及溴梁而大夫独盟，威福之权操于下，而君上失政，其萌宁不兆于邢丘之会乎！盟宋之役，倡为弭兵之名，合诸侯而使晋楚交见，曾不思戎狄豺狼，非中国所可通，赵武乃徇其邪说，而与之交礼，是之谓自撤藩篱以媚夫盗也。及于申而蛮夷望风，篡弑之贼无忌惮，而夷狄强横，其事岂不自夫有宋之盟来耶？凡此之类，皆所以著几微也。其他书法，不一而足，然其大者则不出于三者之外矣。圣人之笔如化工，随物赋形，洪纤高下各得其所，而生生之意常流行于其间，虽其所纪事实不出于鲁史之旧，而其精神风采则异矣。学者之观《春秋》，知有《春秋》之达例，则日月、名称如后世诸儒之穿凿者不用也；知有圣人之特笔，则夫分义、名实、几微之辩，有关于义理之大原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约鲁史之文，使其文简事该，则夫人皆能之矣，何以为《春秋》乎！

读《春秋》者，先明大义，次观世变。所谓世变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变；《春秋》之终，是世道之一变。刘知几有云，孔子述史始于《尧典》，终于获麟，盖《书》之终，《春秋》之始。孔子述《书》至《文侯之命》而终，文侯之命，平王之初年也。隐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申侯与犬戎其攻宗周而弑幽王。则申侯者，王法必诛、不赦之贼，平王与其臣庶不共戴天之雠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为可怨，至使复雠讨贼之师，反为报施酬恩之举，则其忘亲逆理而得罪于天亦已甚矣。其命文侯之辞曰：「汝多修整我干戈，捍我于艰，患已弭矣，用赉尔秬鬯一卤；功已报矣，其归视师，宁尔邦国，无复事矣」。即此一篇而观之，已无兴复之望，然其意尤有所望也。盖迟四十九年之久，无复一发振起之意，圣人于刑赏之权，不复望于有周也决然矣。由是而下，则为春秋之始，独非世道一变之会与！王道衰微，霸不复振。春秋之终，夷狄强横，然世犹有胜负也。至于荆楚横衡，已为中国之害，甚至断发文身之俗，偃然与晋侯为两霸矣。入春秋已来，诸侯大夫各有定位也，至获麟之岁，齐陈恒执齐国之柄，而弑简公之兆已萌矣；鲁自季孙逐君之后，鲁国政柄尽在三家，而陪臣执国命之渐已著矣；晋自赵鞅入国之后，晋国政权尽在六卿，则韩、赵、魏为诸侯之渐，不于是而见乎！向也夷狄交于中国，莫有如楚之暴逆，厥后秉礼之鲁，奔走于偏方，下国之越，以求一朝之安，此夷狄强横之甚，而中国不能制也。今伯主不竞，而诸侯之争城争地者干戈扰攘，而无一息之宁矣。获麟之前，世变为春秋，获麟之后，世变为战国，庸非世道一变之会耶？是《春秋》之所以终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经而观之，有所谓隐、桓、庄、闵之《春秋》，有所谓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谓襄、昭、定、哀之《春秋》。霸主未盛之时也，庄之十三年会于杏，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于是合天下而听命于一邦也；合天下而听命于一邦，古无有也。僖之元年而齐迁邢，二年而城邢，四年而伐楚，五年而会王世子，九年盟于葵丘，安中夏、攘夷狄之权，皆在伯主之未兴，诸侯无所统，而天下犹知有王政。故隐、桓之《春秋》多书王霸主之既兴，诸侯有所统，而天下始不知有天王，故僖、文以后之《春秋》书王极寡。伯主之兴，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独非世道之衰耶？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横，中国无伯十馀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战，则中国之霸在齐桓者今得而归晋文矣；晋襄继之，犹能嗣文公之业；灵、成、景、厉不足以绍先绪；悼公再霸而得郑、楚，尚庶几焉。自是而后，晋伯不复振，至于晋平，能明义以驭夷，则区区一楚，将屏伏退听之不暇，安能逞其强如此之甚哉！昭之元年于虢之会，中国分为晋、楚之从矣。四年，楚灵大会于申，实用齐桓召陵之礼，举六王、二公之事，堂堂华夏之区，咸听命于夷狄矣。十年，平丘之盟，虽曰再主夏盟，而晋之德则不竞，天下之诸侯参盟见矣。参盟见而诸侯无主盟者，则天下无所统一也；无所统一，则天下之无伯也；无霸，则春秋终矣。天下无王，《春秋》固已伤王迹之熄，天下无霸，此尤世道之大不幸。其他如荆人来聘，夷狄之臣未有名氏也；屈完来盟称字，著于经矣；无骇侠卒，诸侯之大夫始而书名，未有书氏者，今则有生而氏者矣；始也诸侯盟诸侯，于后则大夫盟诸侯矣；始也诸侯自相盟，于后则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诸侯僭天子，今则大夫僭诸侯矣；始也大夫窃诸侯之柄，于后则陪臣据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经观之，愈趍愈下，愈久愈薄。逆之而上，则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尧舜之传，所以昭文德也；沿之而下，则七雄分裂，吞并于秦，不至于极不止也，无以威不轨也。后之作《通鉴》编年者托始韩、赵、魏之为诸侯，亦所以继《春秋》之后欤。学《春秋》者既能先明大义以究道理之精微，又能历观时变以稽时事之得失，则《春秋》一经亦思过半矣！

学《春秋》者，舍三《传》无以考其成，而士有志者，类欲尽束三《传》，独抱遗经，岂非以其互相牴牾而不一其说乎！窃常思之，《左氏》熟于事，而《公》、《谷》深于理。盖左氏曾见国史，而公、榖乃经生也。惟其曾见国史，故虽熟于事而理不明；惟其出于经生所传，故虽深于理而事多谬妄；二者合而观之可也。《左氏》虽曰备事，而其间有不得其事之实；《公》、《谷》虽曰言理，而其间有害于理之正；此又学者不可不知也。《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于情伪，熟于时世，往往论其成败，而不论其是非，习于时世之情伪，而不明其义之所在。周、郑交质而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宋宣立穆而曰「可谓知人矣」，鬻拳谏楚子临之以兵而曰「爱君之至也」，赵盾杀君，出不越境，返不讨贼，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知其事而昧于理者尤多。楚自得志汉东，骎骎然荐食于中国，齐桓既攘之，晋文又攘之，其功伟矣，此正孟子所谓彼善于此则有之矣，齐桓、晋文岂能骤举而攘之哉！必先剪其手足，使无所助，而为犄角之势。是故桓公将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文公将攘楚，必先有事于曹、卫，此事实也。而左氏不达其故，于侵曹伐卫之书，则曰「重耳出奔，曹卫皆不礼焉」，推寻事由，毛举细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义不明，而功罔昭矣。其他纪事往往类此。然则《左氏》之纪事固不可废，而未可尽以为据也。宗《左氏》者以为丘明受经于仲尼，所谓好恶与圣人同矣。然《左氏》大旨多与经戾，安得以为好恶与圣人同乎！观孔子所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乃窃比老彭之意，则其人当在孔子之前；左氏传《春秋》，其事终于智伯，乃在孔子之后。说者以为与圣人同者为左丘明，而传《春秋》者为左氏，盖有其证。或以为六国时人，楚左史倚相之后，所以载虞不腊等语。秦尝以十二月为腊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极详，盖有无经之传，而未有无传之经，亦一证也。若夫公、谷二氏固非亲受经者，其述事皆得之传闻，又未曾见国史，故其事多谬误，略其事而观其理，其间固有精粗之不同，然害于理者亦甚众，此欲致知者之所宜明白而深辩之也。《公羊》论隐、桓之贵贱而曰子以母贵，妾母以子贵。夫谓子以母贵可也，谓母以子贵，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长后世妾母凌僭之失，未必非此言基之也。《谷梁》论世子蒯聩之事则曰信父而辞王父，则是不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命不可，而曰信父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启后世父子争夺之祸，将以此为藉口也。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及后归于晋国，则是以臣而叛君也，而曰以地正国，可乎？后之臣子有据邑以叛主君，称兵向阙，以诛君侧之恶人为辞者，未必不由此言阶之也。公子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辞，出境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则专之可也，后之人臣有生事于境外，私相交誓，而以其国白委者矣。纪侯大去其国，圣人盖与之，则曰为襄公讳也。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后世盖有穷兵黩武而报复之无已者取法焉。祭仲执而郑忽出，其罪在祭仲，《公羊》则曰祭仲贬损，反经之权，后世盖有废置其君如奕棋者矣，其视君臣之伦何如也！圣人作经，本以明理也。自传者学不知道，妄为之说，而是非易位，义利无别，其极于下之僭上，卑之凌尊，父子相夷，兄弟为仇，为臣而称兵以向阙，出境而矫诏以行事，国家易姓，而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不知愧矣。君如武帝，臣如不疑，皆以《春秋》定国论，而不知其非，此其为害岂不甚于叙事失实之罪哉！愚尝以《公》、《谷》、《左氏》三传要皆有失，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为说，而说之谬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略举其一二，而何休之谬为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过曰「君之始年尔」，而何休则曰《春秋》记新王受命。于鲁滕侯卒，公羊不过曰滕微国而侯不过嫌也，而何休则曰《春秋》主鲁，记隐公以为始受命于王，滕子先朝，故褒之。黜周王鲁，《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何休乃倡之，其诬圣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称弟，母兄称兄，则其言已有失矣，何休又为之说曰：「《春秋》变周之文，从夏商之质，明当亲厚乎兄弟也」。使后世有亲厚于同母之兄弟，而薄于父之枝叶，非斯语坏之乎！《公羊》曰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其言已有失矣，何休为之说曰：「嫡子有孙而死则立孙，明当立子以贵也，兄死而不立孙」。使世有憾于质文之异，而紊嫡庶之分，昧立子之义，非斯语祸之乎！其释会戎之义，则曰夷狄之慕中国，来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夷狄也，来勿拒、去勿追，可乎？其释天王使来归之义，则曰王俱南面而治，有不绝臣之礼。《春秋》之作，本以尊天王也，谓之有不绝臣之礼，可乎？隐三年春王三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过曰「记异也」，何休则曰是后卫州吁弑其君完之变，诸侯初僭。元年秋大水，公羊不过曰「记灾也」，何休则曰先是桓篡隐，与专易朝宿之地，阴逆怨气所致也。凡地震、山崩、星电、雨雹、螽螟、彗孛之类，莫不推寻其致变之由，考验其为异之应，其不合者必强为之说。《春秋》记灾异，而其说不书，曾若是琐碎磔裂乎！若此之类，不一而足，此皆何休之妄也。观夫三子之释《传》，惟范宁之过少，于《公》、《谷》之义，有未安者，辄曰「宁未详」，盖讥之也；何休则曲为之说，适增《公羊》之过尔。故曰范宁，《公》、《谷》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沆尝谓罪人者固难逃后世之公议，而忠臣之名固后学所当景仰而企及者也。吁！揖逊之高风既未泯于后世，去就之有礼又无忝于前哲，使世人而皆贤，则世济其美，又何不可追先圣之芳踪，而标准乎万世哉！诚不敢僭言以断诸儒之是非，特辩正之，以开后学之迷惑，俾世之读麟经者，晓然知先圣夫子作《春秋》大义，在于抑邪说，正人心，扶三纲，植五常，内中国，外夷狄，尊三王之盛德，贱五霸之假借，以拯三极之道矣乎！

沆闻之先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根柢；义者一心之裁制，万事之准则也」。敬则涵养本原，天君常存；义则裁度事宜，天则不乱；全是二者，然后为体用之学。苟无是敬以涵养之于先，无是义以体察之于后，方其平居，夜气不存，放心外驰，良心善性，昏于物欲，及其遇事，利害计较，是非颠倒，裁制无法，而醉生梦死皆是矣，尚何望其有正本澄源之道、开物成务之方，立天下之大本，制天下之要法哉！故必阐明为学之要，使有体而可推之用，有用而不遗乎体，歛之退藏于密，放之弥满六合，其用无穷，皆实学也，舍敬义何以哉！《坤》之「六二」，夫子释之曰：「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今析而言之，则内而立心必贵乎直，直则昭灵洞彻，不偏不倚，惟敬乃能直之；外而制事，必贵乎方，方则泛应曲当，各得其宜，惟义乃能方之。今合而言之，敬虽主乎一心，而其体虚灵，则管摄乎万事之义，是义乃敬之流行也；义虽形于万端，而其用微妙，实不外乎一心之敬，是敬乃义之根本也。不然，昏昧杂扰，无以直内，而何以为方外之妙用；偏狭固滞，无以方外，而何以尽直内之全体。折之而知其异，合之而知其同，此内外交相养之道，有不可以偏废者。自二句推之，必敬以直内而后能义以方外，上句为体，下句为用；自四字推之，必敬也而后发之直，必义也而后止之方，是敬与义为体，直与方为用，而一句之间，又各自有体用也。体用夹持，循环无穷，然后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和靖所谓「更无计较」者，其效固应尔也。或者于敬以直内则疑吾夫子之言何以不谓之正而谓之敬，殊不知以敬易正者，正指卦德而言也，敬则不失正，指人心而言也。正其体段，敬则有用力之要，正但指其地位，敬则有主一之功。至于义以方外，则为告子义外之说，殊不知敬之持之初非二事，譬如一镜莹然者是敬，其能照妍丑者即是义，又为两足立定者是敬，其能行者即是义。故程子曰，义形于外者，非在外也。然则二者用力之地若何？是说也，先师尝言之矣。以《中庸》之戒谨恐惧为主敬之本，以《大学》之格物致知为集义之端。学者知有主敬之本而存之于端庄静一之中，则主一无适，整齐严肃，其心收歛，不容一物，所以涵养于其静也无不至矣。学者知有集义之端而穷之于学问思辩之际，则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馀，所以体察于其动也无不周矣。异时真积力久，岂惟敬义之说吾无间然，推而极之，至于《大学》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中庸》之天地位、万物育，何莫而不由期道也！子思子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此敬以直内，而喜怒哀乐无所偏倚，所以致乎中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此义以方外，而喜怒哀乐各中其节，所以致乎和也。惟其如是，所以寂然不动，本体卓然，感而遂通，无所间断。其寂者无时而不感，其通者无时而不寂，此敬义相涵，所以有得于太极一动一静之妙也。明道曰，释氏于敬以直内则有之，于义以方外则未有之也。今和靖专于敬以直内，且谓伊川教人专令敬以直内，若用此理，则自不敢轻为，不敢妄作，不愧屋陋矣，少异明道之说。是不然。敬之一字，通贯动静，方其未发也，浑然是敬之体，及其既发也，则随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非其体之素立，则省察之功无自而施也。有此敬即有此义，有此义即有此敬，体用相涵，非可岐而二之也。释氏之学，所以异于吾儒者，有体而无用，然其体亦不同也。吾观儒、释之异，吾儒心与理一，彼心与理二，彼其常惺惺，则坐禅入定，万理俱空，吾之常惺惺，则知止有定，万理俱灿，彼其常惺惺，则息缘无端，而归于寂灭，吾之常惺惺，则冲漠无朕，而大用流行。明道惧学者不得于言，又从而释之曰，释氏之直内，要之其本亦不是。此皆伊洛大儒发明之要旨，至先师之说而益明。《敬斋箴》曰：「动静无违，表里交正」。《白鹿洞赋》曰：「明诚其两进，敬义其偕立」。有志于学者当加察也。若夫讽诵肤浅之时文，掇拾尘腐之常语，至于涵养理义之大原，培植事业之实用，漫不加意，闻见既陋，气识益卑，乌在其为远大之业也！况时文与义理之学何殊哉？《论语》、《孟子》，无非教人以存养省察之功；《大学》、《中庸》，无非教人以致知力行之实；程、朱诸儒之议论，无非启其虚灵真静之体，经纶错综之用，小得之小有受用，大得之大有受用，岂但增益其器识而已！愚谓为学之序，当取《四书集注》潜心玩味，先《大学》、《论语》，次《孟子》、《中庸》，博取伊洛诸儒之言，《近思录》、《或问》、《精义》之书，参考而熟复之，体验而力行之，上中二旬，当课之日，将所习摘为问目，互相切磋，至于所答之辞，不过以诸儒之论援引于前，以己见推明于后，末句仍以时文为课，如此则本末俱举，体用兼该，闻见卓伟，气质益宏，发而为文，意味深长，议论精确，他日任重道远，上足以续濂洛之正脉，次足以为当时之实用，远大之业，未易量也。昔先师应试策，考官得之惊曰：「三篇皆欲为国家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其涵养器识，为何如哉！

端平丙申冬至日，门徒有以至日闭关为问者，即讲明大意以示之。沆以为一阳之复，乃学者迁善改过之几，在四时则为一元初发之仁，所谓「玄酒味方淡，太音声正希」者，此时也。「寒威闭九野，阳德昭穷泉」者，此时也。所谓「几微谅难忍，善端本绵延」者，此时也。学者于此时，将观造化之复乎！抑将体造化以求吾心之复乎！程子曰：「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所谓静见天地之心，殊不知动之端，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师亦曰：「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之心几于灭息，至此复见。在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息而复见之端也」。又曰：「大和保合，善端无穷」。非追夫已放之心而还之，录夫已弃之善而复之，亦曰不肆焉以骋于外，则本心全体，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不能已，学而反求诸心，于复之动，而求其至之端可也。阳至于下，其始甚微，养以安静，然后能长。圣人作《易》，教人以存养之道，必欲出入无疾，而养之勿害也，必欲朋来无咎，而养之有助也，必欲反复其道，而养之有渐也，必欲至日闭关，而养之以凝定之功，必欲复以自知，而养之于谨独之微，于复之静而养其至善之端。复之初爻，一阳来复，复之最先也。验之于心，迁善之最速也。近则复，远则不复，正则复，偏则不复，必如初之不远复而元吉也，必如二之休复而为仁也，必如四之独复以从道也，必如五之敦复而自考也。不为三之频复而厉水，不为上之迷复而凶也。学者反求诸心，必尽乎复之义，而克其至善之全可也。于寂然至善之中，而有一念之动，此动静之复也，吾察焉；终日营营，与物并驰，恻隐羞恶之呈露，辞让是非之发见，此善恶之复也，吾察之焉。程子谓元者物之始，则指元为复也；周子谓利贞诚之复，则指利贞为复也；吾皆察焉。诸友于今日之复，一皆体圣贤之所谓复，则天地之造化亦复也。沆尝论之，圣人无所谓复，希圣而下，方有所谓复，有阴而见阳之复，有恶而见善之复。圣人之德，其动以天，盈虚消息，与时偕行，犹太极之妙于阴阳，诚之无为不丽于善恶，岂有复乎！颜子至刚至明，去圣一间，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此不远复也。诸子之日月至焉，则几于休复、独复、敦复、频复者矣。夜气之复，萌蘖之生，不能保养，旦旦而伐，不足以存，又几于迷复。学者亦惟学颜子之不远复，与夫克己以复乎礼而已。哲人知几，诚之于思，此言知之复也；志士励行，守之于为，此言行之复也。善乎先师之言，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几」，以四非字言，此知之复也；「非至健不能致其决」，以四勿字言，此行之复也。所以吃紧后学，已深切着明矣。诸友于今日阳刚之复，亦惟反之吾身于四者之非，精以察之于四者之勿，勇以决之，日用之间，随事省察，才觉有非，即加克治，「毋不敬」以操存于未发之初，「思无邪」以戒谨于将发之际，知之愈明，则行之愈至，省察之功精，克治之力至，省察克治之行交尽，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日用之间，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虽然，天理之微难明，人欲之私易炽，诚思一日存天理者几何，而汩没于利欲者已不可计，况夫讽诵肤浅之时文，掇拾尘腐之糟粕，圣贤蕴奥日微，义理玄妙日薄，贫贱富贵、得失利害之私，又交怵乎其外，求其至理之不微，不可得矣。是必灼然有见夫天理人欲之界限，而自拔于利欲昏塞之中，然后礼可复而仁可存耳。沆望诸友因此阳刚之复，体之于身，省察克治，以同归于一复也。沆尝闻先师文公朱先生之言曰：「求仁者克去己私，以还天理，至于一旦欲净理纯，视天下无一物不在吾生物气象中矣」。旨哉，斯言也！其复之初用乎！然则学者欲学此不远复者，可不潜心熟察而详记之也！

惟公厚德，克享富寿。康宁考终，五福咸备。而子孙之孝诚，所以送终者，无不尽其至，则公之哀荣终始，可以无憾矣。惟乡闾族姻，失所宗仰，后生小子，不复见宽厚长者之规摹，疾病困厄者，不复蒙所以拯救抚恤，与夫衔恩慕德者，其情皆有所不能自已，此其所以家悲人感，悽怆慕恋之不能忘也。某辱在子侄，而以哀荒衰疾，不得与执绋之列，痛念不复得见老成，敢致薄奠，以寓永诀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