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误蒙圣恩，擢兼学职，所当推明义理，启迪士心，辄沥愚衷，仰干天听。臣窃惟自古圣贤教人为学，必使之讲明圣贤三纲五常、正心脩身、齐家治国之道，是以当世之人无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然，为子者必孝，为臣者必忠，为夫妇、为朋友、为长幼者必有别、有信、有序，及出而为世用，则推其正、诚、修、齐之学而致国治天下平之功，此隆古之治，所以不可企及也。后世之治，舍本求末，不修于家庭而专习乎浮虚，不务于躬行而惟事乎售鬻，知摛章绘句之小技，而不知立身行己之大节，汲汲然钓声名、取利禄，末流之弊至有不孝于亲，不忠于君，废坏彝伦，绝灭天理，贻人国家无穷之害，皆学之失其本也。先儒太师徽国文公朱熹深以士习为病，当守南康时，白鹿书院方成，特取圣贤为学之大端，条列以示学者。其言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也。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学之序也。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焉：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身之要也；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处事之要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接物之要也」。其规模广大，其功夫切密，其条目昭晰森严，实为万世学者定式。为士者苟能循序力行，真知实践，则所以变化其气质、薰陶其德性而俾之材全业洪，任重道远，上以尊隆国家，下以阜安民物，其效岂浅浅哉！前朝国子司业刘爚尝入疏乞以此颁下学校，其后国子博士李道传亦有立石太学之请，未睹施行，至今士论以为阙典。仰惟皇帝陛下圣德纯茂，学造精微，乃者亲洒宸翰，褒赐诸学，云汉昭回，千古鲜俪，继又旌之以束帛，劝之以恩典，其崇奖学校、激励人心之微，真百王之所未有，云蒸雾滃，感召之甚，行将见之。而臣区区之愚，切谓所以崇奖激励之道，陛下已悉见之施行，至于所以涵养培植之要，长育成就之方，则莫先于以此，昭示而使之知所趋向也。欲望圣明，断自宸衷，特降指挥，将朱熹《白鹿书院学规》揭示颁下三学及诸州县学，以为天下士子定式，其于振起纲维，兴美教化，作成人才，实非小补。万几之暇，并赐金文，大书特书，勒之坚珉，垂训千载，尤见圣天子振斯文之盛，由是承千圣、绍百王，有不难者矣！

臣昨者冒陈愚见，上渎圣聪，乞以太师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颁下三学及诸州县学，以为士子矜式，伏蒙睿思即赐采纳，宣谕宰臣见之施行，仰见圣学高明，度越千古，臣与六馆诸生、天下士子同心庆幸。臣窃观朱熹《白鹿书院揭示》所以卓然足为万世矜式者，非特以其广大切密，昭晰森严而已。盖自精至粗，由体及用，自身心而至于家国天下，靡所不该，且无一语不出于圣贤之格言大训，所以正大明白，可举而行，有非同时诸贤所设学规之比也。抑熹推明其所以立揭之义，有曰圣贤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之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或近世之学有规，其待学者为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若古人之意，故今不复施于此，惟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条例昭示，相与讲明遵守，而责诸身焉。此熹之《揭示》深合夫天命民彝之正，深契夫修道设教之旨，深得夫修身处事之要，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万世开太平，其功用岂浅浅哉！欲望圣慈即赐睿断，将朱熹《白鹿书院揭示》锡以宸毫宝画，颁下三学立石，仍以摹本下诸州府县学。兴起善治，皆自陛下始，奎文炳焕，与斯文相为无穷，岂不伟哉！惟圣明其速行之，以慰天下之望。所有朱熹《白鹿书院揭示》，谨缮录装褙成轴，随状以闻。

模幼日侍侧，先公对文公说四象曰：「四象之画，六、七、八、九之祖也。四象之次，六、七、八、九之父也。归奇者其子也，过揲者其孙也」。又曰：「四象之次，自十倒数六画而得太阴之四，以上皆然。又屈五指而计之，一与九同，二与八同，三与七同，四与六同，此自然不言之妙，直是不由人排也」。愚谓一、二、三、四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为四象之数。《河图》位与数常相错，然五数居中，一得五而为六，二得五而为七，三得五而为八，四得五而为九，各居其方，虽相错而未尝不相对也。《洛书》位与数常相对，然五数居中，一得五而为后右之六，二得五而为前右之七，三得五而为后左之八，四得五而为前左之九，纵横交综，虽相对而未尝不相错也。

古今之书，惟诗入人最易，感人最深。三百篇之后，非无能诗者，不过咏物陶情，舒其萧散閒雅之趣而已，独朱子奋然千有馀载之后，不徒以诗为诗，而以理为诗，斋居之感兴是也。盖以理义之奥难明，诗章之言易晓，难明者难入而难感，易晓者易入而易感也。朱子切于教人，故特因人之易入易感者，以发其所难入难感者耳。今诵其诗，包罗众理，总括万变，排辟异端，又皆正其本而探其原。模之不敏，总角常侍先君读之，优游讽咏之久，不觉手舞足蹈之意，然亦懵然未晓其为何说也。先君间因其愤悱而启发之，似有所见，近因弟杭试邑，樵川寄示瓜山潘丈笺本，积日吟诵，犹或恨其笺注之间，若有未尽者，随笔抄记，不觉成帙，用以求正于有道，正温公所谓扬子作《玄》，本以明《易》，非敢别为一书，以与《易》竞之意也。同志之士，其亦有以识予之心者乎哉！嘉熙丁酉仲春望日，模书。

唐有《氏族志》，有《元和姓纂》，傅会以来，通缺断而莫之补，则无姓不然也。盖古人有姓有氏，姓万世而不改，氏三世而一易，氏不同而姓同则为族，姓不同而氏同则不为族也。三代而下，有冒姓者，有赐姓者，有避国讳、避患难而改姓者，新旧杂习，未易悉推。如宋之孔，大族也，而子孔之后亦为孔，然言孔者必出于子姓，乌知有姬姓之孔。固之刘，大族也，而尧之后为范氏，其处于秦者亦为刘，然言刘者必出于尧之姓伊祁，又焉知有姬姓之刘！今观云庄刘氏《家谱》，其祖系汉楚元王之后，刘向之派，先世肇居京兆洪都关中，至五代时有祖将作监簿公讳豳者与余始祖蔡长官同时率众入闽，至建州建阳县后山，爱其溪山回郁，而原野不治，乃引水循太平山之麓以灌田，得良畴数千亩，遂卜居焉，改名马伏。至十一世生金紫公讳懋，与文公为忘年友。公之子曰爚、曰炳，俱从文公游，尽得性命道德之传，乃先祖西山先生之执友也。公之孙钦尝以图谱示余，余因为序。夫谱以叙创承、联族系。联则辩其讳，系则辨其分，使为子孙者有以考祖宗开创之迹，言行之美，为宗族者有以成门户辑睦之风，礼法之业。今刘氏积德而族以大，本支所以蕃衍也；守礼而族以尊，阀阅所以显著也。俾嫡后嗣载观斯谱，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尚其念哉！嘉熙庚子春二月朔序。

先生讳熹，字仲晦，姓朱氏，世居歙之黄墩。公九世祖茶院，唐天祐中以歙州刺史陶雅之命，领卒三千戍婺源，邑民以安，因家焉。四世祖惟甫生振，振生绚，皆不仕。绚生森，少务学，不事进取，戒饬诸子，谆谆以忠孝和友为本，且曰：「吾家业儒，积德五世矣，后必有显者，当勉励谨饬，无坠先业」！卒，赠承事郎。承事生三子：长曰松，字乔年。甫冠，擢进士第，入馆为尚书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议去国。少以诗闻名，从豫章罗公从彦仲素游，则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得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于是益自刻励，痛刮浮华，以趋本实，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自谓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韦」之义名其斋以自警，世号韦斋先生。次柽，季槔，负轶才，不肯俯仰于世，有诗高远近道，号《玉澜集》。韦斋娶同郡祝氏，封孺人，赠硕人，慈顺孝谨，生三子，伯仲皆夭，季则先生，其渊源有自来矣。谨以家世本末具著右方，而表年系事，序次如左。

淳祐癸卯年秋，威怀庙之南门成，冬十月，模诣建安书院，道过其下，仰瞻其匾，则「盖竹福地」四字，乃留耕侍郎王公之巨笔也。揖父老而问其故，曰：「图经以此地为真人尹喜得道之所，故得嘉名。兹门之成，则吾乡之大夫监丞吴公旂捐金以倡其事，邑士林君桂发主其役，而里人彭荣、林元吉与有力焉」。予曰：「尹氏之事，虽所未详，然神能福斯人以食斯土，则不可泯也」。后十馀日，林君以状来谒，将有请于郡侯实斋先生侍郎王公记其事，模为白之，实斋先生为之大书特书，信足以昭往古而示来今也。模窃叹人心之神明不测，所以参天地、赞化育者在是，所以与鬼神合其吉凶者在是，世之人知求福于神，而不知澄源正本，求福于吾心，《诗》不云乎：「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岂弟君子，求福不回」。言未既，林君作而曰：「敢不夙夜佩服，以无忘先生之训！愿刻其语，以惠后人」。因书以遗之。越明年甲辰正月甲寅，建安书院堂长蔡模敬书。京学学谕林桂发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