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审妙膺里选，荣中贤科，于乡有光，在道增贵，伏惟庆慰。国家复古于三代之后，造士以六经之纯，号令仅及于期年，学校必兴于四海。宜得成才之彦，用彰乐育之能。果有誉髦，来入英彀。伏以某人行纯而懿，学博以文。笔阵扫乎千军，书帙破乎万卷。玉韫于椟，久怀善价之求；鸢飞至天，果预作新之庆。某缪缘随牒，叨此备员。心迷吏牍之烦，望绝儒林之盛。岂图推致，尚辱顾存，赐书以先，为礼甚宠。渐离技痒，窃自负于知音；李广数奇，敢复论于故将。第荷谦冲之旨，不忘感慰之怀。

铜仪肇序，道已泰于三阳；玉历明时，祥必开于五始。仁贤所履，戬谷攸同。恭惟太师一德享天，孤忠许国。跻斯民于仁寿之域，措当世于泰和之期。盛德大业而上际下蟠，伟绩丰功而辉今腾古。乾坤整顿，已臻晏粲之休；宗社监观，应享庞淳之庆。当两仪之交泰，宜百禄之是遒。某自顾钝顽，久居坱圠。欣逢谷旦，尚小垒之是拘；阻奉椒觞，望崇墀而莫及。其为欣抃，实倍等伦。

柔风淡荡，景迟化日之长；佳气郁葱，兆应元精之瑞。门庭萃庆，朝野交欢。恭惟某官金玉天资，栋梁国器。洒落风尘表物，飘逸神仙中人。清世英髦，千万人而杰出；黑头台辅，五百岁而间生。不唯吾道之主盟，抑亦生人之司命。逢时而泰，与物为春。勋德兼隆，宗庙与同休戚；精忠昭格，神明所共扶持。某罪戾孤踪，依栖洪造。溯风慕义，欣逢弧矢之辰；涤砚薰毫，虔奉椿松之祝。其为欣颂，罔既敷陈。

结好邻邦，幸及馀波之润；被官半刺，阻陪挥麈之谈。月吉荐更，邮音稍阙。逖惟副贰之暇，动协神明之休。恭惟某官德宇澄深，声猷耸迈，游刃久当于烦剧，宅心自处于高明。某滥以散才，谬当别乘。乡闾已熟于风化，治境又托于芘庥。仰德实劳，驰心孔疚。方应钟之在候，宜吉履之顺时，伏愿上为庙朝，精调寝餗。

臣闻举江东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师者，赤壁之战，为之张本也。当汉之季，曹操以阴贼险狠之资，潜移汉鼎。义师之定于江东者，操所不便，将遂并吞之。荆州之役，长驱数十万之众、飘忽奋迅而下江陵，目下已无吴越矣。尚赖江东诸将，忠愤激烈，出而与刘豫州等合谋并力，藐其巍巍而疾攻之，一举而焚之于赤壁之下。当此之时，老瞒褫魄，颠沛濒死，义师之气，遂大振于东南。六朝举江左以图中原，此为第一机会。江东君相，倘能乘此之锐，蹙彼之困，命一二骁将间道衔枚，以要其归路，而周瑜等辈继以大将蹑之，则彼众可以尽得，而操可生虏，惜乎孙、刘之不知出此也。曹操既遁，荆楚既平，其意以为虎豹豺狼之属既已驱而出诸境，不啻便足。于是关羽、周瑜杂处南郡，而刘豫州亦遂驻兵公安，聚三雄于荆州，而纵曹操于河南，则是曹操以荆州为饵而渔天下也。呜呼！以一荆州而絷三雄，遽至于顿舆息辔，而倒戈自攻，此何为也哉？至此然后知赤壁之役所以不能遂入中原者，非江东土绵力薄之罪，而孙、刘纵敌以争荆州之罪也。且荆州之地，吴蜀之冲也。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则足以撞敌人之胸臆，孙、刘于此从而争之固也。然愚窃以谓孙、刘之争荆州、当争之于赤壁未胜之前，而不当争之于赤壁既胜之后。何则？江东之师，联镳并辔，才过襄邓，则荆州已为筌蹄矣。奈何周瑜、吕蒙之徒，眷眷于此，自赤壁既胜之后，且战且攻，至荆州而遽止，终不肯越荆襄一步，以向中原。今日借荆州，明日索荆州，今日夺荆州，明日分荆州，六七年之间，以一荆州之故，内自相攻，而中原国贼乃置之于度外。逮夫襄阳之役、关羽方入于樊城，而吕蒙摇橹之声已传于江陵。关羽才死于樊城，而先主七十馀屯已出于白帝。兵连祸结，又复三年。是时操死丕立，中原之衅，正当可乘，而吴蜀方自以干戈相向，梁寓、赵咨之徒奉吴之聘以讲于魏者，盖无虚日。至于辛毗任子之请，辞之不可，然后白帝之聘始通，而合二长以兼天下之说始用。吁，已晚矣！故吴自濡须、中洲之役而下，凡八攻魏；蜀自祁山、天水之役而下，亦凡八攻魏。其间如吴克石亭则蜀围陈仓，蜀出武功则吴向合肥，谋不为不同，力不为不并。然是时魏居中原，根本已植，位号已定，其衅之隙可乘，无复如曩时矣。间有攻一城，取一邑，鏖兵相敝，仅能克之，往往得不偿失，空自疲薾，其计失也甚矣。向使赤壁既胜之后，移争荆州之心以争天下，因操之败，穷兵逐之，使河洛之妖氛顿息，而汉之日月重光，则当涂氏之子孙，安得有如今日之陆梁也哉？惟其器褊而量狭，志小而谋疏，知有荆州而不知有天下，故赤壁之役，有大机会，可以混一四方，而遽失之。以此而观，则周瑜等辈逐曹操于华容，而使之归于许洛者，乃所以除地于荆州，以待孙、刘之争耳，可不为之长太息哉！虽然，汉自建安之末，吴自为吴，蜀自为蜀，固不可强连鸡之栖以图中原，其取荆州之地而中分之，尚无足多责，而东吴之君臣，英才有馀，而立志不广，则深可责也。观吴自破虏以来，立国于江东者，盖亦数世，吴之君臣至望画江而守之，初未尝有志于中原，故鲁肃首陈鼎足江东之计，止欲包有荆楚；而吕蒙间陈规取关羽之计，亦欲全据长江。其谋取荆州则久之，而其进图天下之计则未之前闻也。朱宣尝因石亭之胜，请进取寿春，以窥许洛，而吴王弗用。商礼尝因魏氏之丧，请西命益州，以共图大举，而吴王又弗之省。五十馀年之间，命将出师，攻城略地，东不过合肥，北不踰襄阳。抑尝征阳夏，围新城，攻六安，然阳夏之役，荀禹乘山举火，则遽退；新城之役，魏明帝亲至寿春，则又退；六安之役，司马仲达引军救樊，则又退。其轻出游兵，姑欲抄掠缘江之一城一镇而已，非真一举而取中原者也。其弃蜀而讲和于魏，取荆州而全据长江者，亦吴之君臣胸怀本取云尔，可胜惜哉！善用江东者，前监东吴之陋，而勉图混一之功，庶几车书混同之效，发轫于东南，以振江东之气，则天下幸甚。

臣闻晋都金陵，非吴比也。元帝以帝王之子孙，自琅邪藩邸而来江东，荀藩等推为盟主而翼戴之。其位号既正，而石勒以夷狄之奴隶，污蔑中原，其丑其恶，十倍于曹操。江东臣子奉帝子之义兵，而以顺攻逆，宜乎其易与也。然石勒乃五胡之魁猾，而附之以石季龙之骁暴，东郡之战，死者十馀万人，无一人敢婴其锋者。独惟范阳祖逖，捕蛟不敢少遗馀力。谯城之役，大破勒军，蹴勒于黄河之外，使之势穷情屈，而讲和之书迭至于豫州之麾下，毡裘之气盖索然矣。当此之时，因其解驰怠纵之隙，而推锋越河，以扫除其遗类，岂不快哉！夫晋之君臣，其庙谟廷议，殊拂人意。逖才一胜，未及再举，而刘隗之谋遂起于中，致使戴若思仗节以临之。以逖之慷慨英发，勇于进取，而乃受若思之节度，甘于羁制，竟以愤死，则是石勒未尝损一金，而反间已行于殿陛之间。如刘隗者，乃公遣若思而假其手，以为石勒之刺客也。措置之谬，一至于此！曾谓江东宰相有如王导，而无一言以救其失欤？请移刘隗之罪以罪王导。且夷狄之入中原，前晋者未尝有也。自刘、石唱乱，蹂践诸华，中原之父兄子弟望而惊逃，中原之州郡牧守闻而扼腕，莫不欲折其脊而齑粉之，以快其愤。而孽胡之暴，卒未能得其便。谯城之战，幸而胜之，是时元帝即位之初年也。天下之所观望，人心之所激昂，正在今日。导为江东宰相，固宜乘此机会，力请大驾，起江南侍卫之师，而席胜渡江，出寿春，向谯城，以为祖逖后距，则逖之声势益振，而义师之盛气自倍，继而声逖之胜，以激四方勤王之师。以一檄移山东，使曹嶷、慕容廆之徒自青、兖至；以一檄移关西，使张轨、司保之徒自秦、凉至；以一檄移河之东北，使刘琨、郭默之徒自并、冀至。四方豪杰知帝之龙旂鸾辂近向河南，必将云合响应，会于辇下，以助逖之进，扫除胡羯而修复旧都，当自谯城之胜始。惜乎以导之相晋，其谋谟才略号为江左夷吾，而夷吾之相齐，至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者，导不能勇为之。当元帝即位之初，四方征镇环起而望之，不幸中原割据，道路梗塞，一闻旧君之子，因义师之胜，进幸中原，则其为响应，与齐桓公之时，何啻十倍？岂意导之相晋，曾莫通为之。当逖既胜之后，勒之势穷情屈，正自可乘，而导终不能勉奉亲征之驾，出建康以向谯城，徒欲今日檄四方以讨石勒，明日檄诸镇以会河南。河南之城，晋之陵寝在焉，晋之子孙且不勇往，而但以空言号召天下之师，四方征镇谁复至者？致使逖之在河南，犄角无助，独以一身搏战于雍丘之前，而又轻从刘隗，俾之引浇薄无功之人以沮轧之，此何为者邪？逖存而河南存，逖亡而河南亡，晋人之所以沮逖者，乃所以弃河南也。故逖死未几，而石勒之兵俄遂寇河南，围谯城，置王阳于豫州，驱祖约于寿春。已而郗鉴以邹山之军退保于合肥，卞郭以下邳之军退保于盱眙，刘遐以彭城之军退保于泗口。逖之一死，虏难益炽，犹之决一世之金，以纵逆河之暴于洙泗之间，非但河南之地，无以坚凝，而两淮保障亦因以动摇。勒之剽悍，因得以再窥江东门户于一重之外，而终元帝之世，竟为不讨之雠。盖以其即位之初，有可乘之会而不乘故也。夫人君即位之初，实足以耸动天下之心，而河南之捷，又足以大鼓义师之气。席胜除残，正在此举，而晋人甘自弃之。彼刘隗不足责，则非导之责而谁责欤？抑尝论之，元帝之渡江，实王导本谋，而导之所营则建康而已，吞沙之寇，滔天之雠，屏之江外，若无预吾事者。方勒之南寇襄阳，军中大疫，死者大半，其疲弊可乘矣，而导不乘；已而退屯葛陂，天降淫雨，三月不止，其饥困可袭也，而导不袭；张宾谓其欣于敌去，必不以奇兵掎击，盖足以窥见导之肺腑矣。然尚有可诿者，是时虏人方且奄至江外，胜负未交，长驱席卷，势亦有所未便。乃若逖之于河南则不然，设奇制胜，敌势已挫，而勒方且退保襄邑，致书通好，而欲遂讲和，其窘盖可知矣。大合勤王之师，以乘其败怯之馀，此固可以为万全之举，而导亦未尝少主其议，何邪？意者导之相晋，专务姑息，才得江东，帖然无事，以延岁月，便足自慰。藩维之在江外者，但欲羁縻而已，非真能翼戴人主，合诸侯而一天下者。观其平日行事之迹，如王敦杀周顗而导不能救，庾亮召苏峻而导不能止，卞郭不赴国难而导不能戮，郭默辄害刘嗣而导不能问，一时诸将如贾宁等辈多不奉法，而导终不能惩。以此观之，则导之为人，盖偷安茍且，徒欲每事姑息，以全其金陵建国之功，而初不知外合诸侯、内兴王师，以为恢复中原之计。此刘隗之徒所以得行其说，而使祖逖几成欲就之功遽尔中辍，可不为之痛哭流涕也哉！呜呼！阃外之谋、与朝论不协，则有为之功，动多破缺，由古以来，每每如此。而谯城之胜，尤为可惜者，盖以元帝即位之初，天下有可合之势，而甘自弃之故也。乃今真人抚于东南，九州四海皆所属心焉。冠剑大臣密赞庙谟者，宜视此为鉴，以进江东既胜之师，以慰天下苍生之望。

臣闻夷狄之不可以久居中原也尚矣。方石虎强盛之时，自以为非天摧地陷，则子子孙孙永无后忧，盖谓江东不足虑，而中原未必有变也。一旦争夺之祸起于诸子，石韬之血未乾，而张豺之谋已启，石世、石遵、石鉴之徒，未踰一年而互相杀夺。自元海以来，夷狄之内自相残，未有甚如此时者也。褚裒乘此之衅，举兵北伐，而倒戈以迎王师，襁负以降军门者，日以千计。朝野之士，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裒之此举，固已有混一华夷气象。使其席胜长驱，有进无退，则毡裘之生聚，自此无遗种矣。奈何裒之初出，非自中指，师行而朝议不许，师进而佐兵不继。出未踰时，而遽以王龛之败，召元帅以班师，使之南辕返旆，还入京口。当此之时，非惟山东、河南之失望，而河北二十万之遗黎已渡河而无所依附，悉入于苻健等辈垂涎之口。江东君臣，其□兵纵敌之祸，可胜言哉！呜呼！晋人之纵敌，盖非一矣。石氏自遵、鉴而下，一门昆季既已内自相残，而冉闵、石祗之徒方且更相伺隙，未知所以息肩之日。一时英雄，各怀去就而莫适为主。数年之间，相继款附者不绝如线。苻洪以冉闵之故，遣使请降；而苻健以麻秋之祸，则又称爵以听王命；姚弋仲以石祗之夭，稽首来归；而姚襄以弋仲之死，则又单骑以至寿春；冉闵以石鉴之诛，临江告晋；而冉智以慕容俊之祸，则又奉玺以求兵助。此辈狼子野心，诡诈百出，其来致款附者，虽非皆出于诚，然而亦必内有变故，然后肯为此举。使江东君臣真以恢复中原为志，因其献款之际，或屈而臣之，成从而蹙之，则夷狄之祸必不至蔓延于天下。岂意一时之人，志懦才弱，不足以堪此事。王龛稍败，而褚裒之军俄已召归，继此之后，不复再出。中原豪杰，一切纵之而不问，其亦何心哉？且一胜一负，兵家常势，人不可以噎而废食，将不可以一挫而班师，是以李广前锋之失利，不足以寝卫青伐敌之兵；高霞寓偏师之少却，不足以沮裴度讨蔡之志。而况裒之时，虏势极衰，人心极顺。三胜一失，何足损威？纵使当时君臣谓裒非长虑，谓裒为不武，则天下独无人乎？不过别选贤将，从而代之。如邓禹关中之败，代以冯异，而终破赤眉，郭子仪滏水之败，代以李光弼，而终破安庆绪可也，而何至召元师而班全师？彭城之役，即已坐失机会，而乃今年以燕师之号命慕容俊，明年以信都、襄国之号命苻洪及其子健，又明年以高陵、太原之号命姚弋仲及其子襄。客主初不相通，而心志初不相依，但惟以方州遥授，以虚爵羁縻，此曹窘于变故，应既受命，而封豕长蛇之性自若也。故款附未几，而旋又背去。苻健则自枋头以入关，慕容俊则自幽州以入冀，姚襄则自颍昌以入洛。前日之稽首请降而愿受封爵者，今复起而为勍敌于关河许洛之间。中原之鹿，奔逸四散，固已分逐于群雄之手，而晋人方且弛然安卧，若不知觉，岂东晋之人才立江东之庙社，而遽忘中原之陵寝乎？呜呼！粤自永嘉之乱，晋迁江左，其立国于金陵者，姑寓云耳。绵历数世之后，而在朝已无中原旧臣，后生晚出，稔于闻见，遂以为晋之庙社实在江东，为晋之计者，止当限长江而谨守，不当越长江以侥幸。一有议及北征，则争相沮抑。是以石勒之死也，庾亮尝欲出田襄阳，而蔡谟难之；石虎之死也，庾翼又欲徙屯安陆，而孙绰谏之。至是裒之戒严，胜势已见，而朝议又欲沮止。虽其后殷浩之出，稍自中指，而王羲之之徒盖未尝少许也。庾亮、殷浩方行万里，出门而车轴折，姑置勿云。而褚裒之在彭城，凡河朔之士庶悉渡河以来归，而关中豪杰又复背石苞以应晋，此华夷将遂混合之时也。晋之诸臣乘此之衅，自当厉兵秣马，以与裒共驱，不然则选将益军以壮裒后距，而一时权要如蔡司徒者，方且坐观成败，不肯渡一卒以佽助之，而又遂韩卢、东郭所以俱毙之论而沮毁其事。肉食者鄙，例无远谋，其败人意如此，为国家者，果何赖耶？呜呼！晋自建武以讫永和，历世凡五，历年凡二十有七，平时郁郁，常恨中原无衅；一旦获遭，而蔡谟之徒乃多出懦语以掣褚裒之肘，遂使恢复之功俄成而坏。而后世󲦤绅之士，拾其遗迹而论之，尚以谟等为谋国得策。如此，则是东晋之君俱当拱手环坐，俟河之清，而中原五世之陵寝无时而可复也。昔乎建康苏峻之乱，温峤举义兵于武昌以讨之，朝士来者，皆谓峻之徒众，骁勇无敌，今日之举惟仗天讨，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而峤勃然变色曰：「诸君怯懦，乃是誉贼」。于是奋兵从白石垒以攻之，一举而遂平苏峻。使峤当谟之时，而出数语以斥其懦，则朝臣气稍振，而彭城之师必不至仓卒以召归。岂意冠剑盈朝，而更相唯唯，至今使人愤抑而不平。故将举江东以图恢复之功者，必先辟蔡谟之说而后可。

臣闻晋自永和以后，中原兵火之劫未艾，而毡裘异类，纷然而割据之。苻健，氐之遗种也，而据关中；姚襄，羌之遗种也，而据河南；慕容氏，鲜卑之遗种也，而据河北。大抵江淮以北，秦陇以西，尽为毡裘之聚，晋之群臣相与熟视其代兴，而莫敢谁何。惟桓温以一世之豪，锐意讨伐，频年举众而搏战中原，如捕蛟螭，攫虎豹，不肯少容其纵。初征苻健，而遂至灞上，灞上，即今永兴之灞河也。次征姚襄，而遂至金镛，金镛，即今河南之洛城也。次征慕容氏，而遂至枋头，枋头，即今河北之卫州也。温军三出而三立奇功，批亢捣虚，直搏贼垒，其克敌制胜之功，抑亦壮矣！惜夫勇虽有馀，而进锐退速。其北伐之师，虽则入中原，而类皆巽懦观望而返。返自灞上，而关西则望绝；返自金镛，而河南之望绝；返自枋头，而河北之望绝。非惟不足以救斯民涂炭之祸，而适足坚斯民从贼之心。尝原其所以侮，金镛、枋头之失，则实自灞上之役始，深可为之痛惜也。且关西之俗，鼓义慷慨，遇真人则欣慕，闻义师则响应。故高祖入关，则争具牛酒；光武持节，而喜见官仪；宋武西入长安，而感泣愿留；广平王收复京师，而欢呼夹道。然风声之所激，虽且翕然而集，而拯救之不利，则俄亦涣然而漓。故邓禹之至冯翊，三辅益尝争赴矣；而禹之逡巡北引，则旋归盆子。诸葛亮攻祁山，三郡盖尝遥应矣，而亮之迟疑不进，则还附曹真。当其闻风趋附而鳞集辐凑者，不可不疾乘其会而慰安之也。方温之至灞上也，关中之父子兄弟持牛酒以迎劳，望官军而感泣者，无异于汉。是时苻健之在长安，仅以羸卒数千，而退保小城，其势固已岌岌。使温于此，因秦民悦附之心，鼓义师锐胜之气，如子仪阅兵南州之日，以至诚而动众，如李晟进屯渭桥之时，以忠义而感人，夫然后进旗鸣鼓，航一苇以至灞河，则苻氏之遗种，当厥角稽首，以献降款于军门。不然，则三秦豪杰，必将内搏苻健，而开门以纳官军矣。岂意温不能然，当此屯军灞上，隔长安才一水，睨视长安之楼橹，四顾徘徊而不敢进。未几而回辕反旆，轻徙降人三千馀口出于蓝田之南，此何为也哉！温之所徙，其果秦中之豪杰乎？抑亦系累老弱，而归以夸兴于江东者乎？观温之在灞上，王猛被褐而谒之，责之以长安咫尺，不渡灞水，而三秦豪杰所以不至，则其所徙者，非豪民也。夫陇上多豪，山西出将，盖风土使然。而先汉之世，又徙六国强族十馀万户于关中，是以秦之豪民日益增众。逮至西晋之末，苻洪尝说石虎徙关中豪杰以内实京师，而洪以都督流人之号处于枋头，其后苻健卒因枋头馀众以入关。又姚弋仲亦尝说石氏徙陇上豪强以虚秦陇之心腹，而弋仲以安西之号处于清河，其后姚苌卒因西州强族以兴渭北。盖关中豪杰雄盖一世，以关中之豪而复攻关中，则何往而不济？温之所徙岂真豪也哉？王猛之在当时，极谈世事，议论英发，如猛一人，盖可敌关中豪杰十万，而温款接未几，旋复谢去，卒使留佐苻坚，为晋人心腹之患几三十年，非惟不能籍猛以攻苻健，而又不能招猛以归晋室，何温之忍为此举也！大抵温之北伐，初但欲以功名取时望，非果必攻必取，荡其巢穴，而为混一华夷之计。是以其后虽再取金墉，入枋头，而旋即班师，中原之地，若不能一朝居者。其视灞上之役，同为一律。观其洛阳之役，王述谓温初无事实，徒欲以虚势威朝廷，而温之议果寝。枋头之役，郗超谓乃今盛夏之际，可以径造邺城，而温牵引日月，竟不能决，则其行兵用师之意盖可见矣。其所以威亵而不张，兵退而无怍，其兆于灞上之役乎。虽然，温之豪悍，真可以笞箠羌夷，扫除丑类，而中原三入，皆不克有终，温岂固乐为此哉？尝试循其迹而逆观之，则所以疑温之心，而启温之纵者，当时君相不为无失也。且温之跳梁暴横，固一世之老奸，而果敢激烈，亦一时之豪杰，笼络驾驭，如汉祖之所以待韩、彭者，则其智力当为国用，不然，则屏之斥之，勿使之容易弄兵可也。而晋朝诸公则不然。会稽道子之徒，顾以温有征蜀之功，疑而不用，温之众才达武昌，而遽以驺虞幡住之，攘戎之手，羁制于荆襄之间，而乃以殷浩之晚才，进当征讨之任。逮夫桑洛之败，温始拜表辄出，而朝廷止之不能，温于是有轻朝廷，而无必取中原之志。其师之迭出，姑欲辉戈耀甲，间立奇功，以服时望而要九锡耳。夫以温之才力，朝廷不能用之，而乃使温用朝廷，举十万之师，出入往来，一任其所为，而成败进退，未尝一问，卒使英雄果敢之气，变而为跳梁跋扈之祸。当时无政，一至如此！其所以不能尽复中原者，岂独用兵之罪哉？实当时君臣有以启之耳。而或者乃以为吴兵轻果，利于速战，旷日相持，则其锐气自挫，故桓温用之以征中原，虽暂能于前，而旋复失利于后，其厚诬江东也甚矣。兹故极论其所以成败之迹，而为江东一洗之。

臣闻天意之不祐夷狄，甚昭然也。苻坚养兵于秦中者几三十年，一旦驱之南下，欲以并吞吴会；岁星所在，辄冒而攻之，虽苻融、石越争以「晋室无衅，天命未改」为言，而坚哆然莫之恤。贼虽无强天厚地之势，何其毒之至此，以起金行之绪于江东乎！观其百万之师，直压吴境，顾谓大江之流投鞭可断，而谢玄、牢之才可以铁骑蹂杀之，志则夸矣。然淝水之北岸，兵始一交，而苻融之首已即就擒，继而苻坚挟伤亏之翼以潜遁；而全师溃散，相与枕籍于淝水之中，吴江之流不断，而淝水之流则断。当此之时，八公山上，一草一木皆为人形，而淮、淝以北，风声鹤唳，皆晋师喧呼驱逐之声也。淝上之捷，庸可以归之谢玄等辈之英锐，而草木风声之异，亦岂玄等所能为哉？观此，则知苻融之一麾，朱序之一喝，皆造物阴有以启之。天之祚晋而不祐夷狄，盖如是其昭然也，晋之君臣所以敕天之命而驱除夷狄者当如何邪？且坚之遁自淮、淝也，归未及关而慕容垂叛之，既及关而慕容冲叛之，一时英雄迭起，而为肘腋之祸。天之所以厌坚父子，不但淮、淝之一败也。晋之君臣，尝试睥睨一世，此乾坤何等时邪？挽吴江之水以洗关河嵩洛之腥秽，其不在兹时乎？谢安乘此之衅，出广陵以指授，而谢玄受安之命，进彭城以经略，于是分遣诸将，以收复旧封。涡、颍既定，而三魏复降，东至于鄄城、广固，北至于碻磝、滑台，王师所至，旋即破灭、兹又可以卜天心之喜也。然晋师之所经行，类皆苻氏之所不守者，而坚在关中则不进讨，丕在邺中则不力攻。方丕之与慕容垂相抗也，丕军粮竭，进退路穷，而慕容垂亦以岁饥众溃，退保中山；坚之与慕容冲相持也，关中大饥，坐而受窘；而冲亦以锐锋屡挫，智力欲惫。此两虎皆毙，而一刺可以两得之时也。使安于此命谢玄起彭城之军，而率刘牢之、刘龚等，因黎阳之胜，以捣邺中；命朱序起洛阳之军，而率桓、石、虔、滕、恬之等，入涵、潼之关，以攻陕右，则一举而关之西、河之北，悉皆归晋之版图，而奉晋之正朔矣。奈何徘徊于兖、豫之间，竟不能过关踰邺，以图混一，而乃今日运米于枋头以济苻丕之饥，明日率军于关陕以为苻坚之助。夫淝水之师，百万并进，此其志欲何为？幸而天败，粮尽力屈，不奋力以剿除之，而尚可为之助也邪？盛德之事，固不应于请讲也。而谢安父子乃举国之大雠以付相忘之域，致使西羌、鲜卑之种反徐起而攻之。南渡之旗未卷，而鲜卑之祀已复；项城之垒犹在，而西羌之业已成。晋兵彷徨久之，竟无以措其手足，而甘自引归，淮、滁、寿阳之镇各还其本来面目，而无所增损。则是淮淝之战，端为西羌、鲜卑驱除乌雀也。自今观之，其一破百万，非所以为晋人贺，而乃所以为鲜卑、西羌之贺，不亦深可怜哉！说者以为是役之无成，乃会稽道子奸谄擅权，而不恤国事，故托之征役既久，以召王师之归，而不知量宜旋旆，解甲息徒，则亦安之本志也。观安之受命出征，而东山之志始末不渝，往往形之言色。此岂锐于驱除，而身胆碎裂，无所顾惜之人哉？大抵安之出相江左，镇静之谋多，而经画之谋不多；抚绥之功胜，而征伐之功不胜。观谢玄之请问筹略而安了无所言，桓冲之请益兵卒，而安一无所授，徒欲外示閒暇，以侥幸大敌之不我攻而已，非以为灭敌之计也。故淮淝之役，虽天启兴运，贼徒清散，而安乃彷徨中原，坐观鲜卑、西羌之成败，竟以无攻失律而班师。曾谓谢安之复晋，乃不如慕容垂之复燕也欤！观垂之在秦，以失国之雠，噬脐悔恨，求欲以奇祸中之而未能也，一旦苻坚起南伐之志，举国以为不可，而垂力赞其行，盖欲伺坚之败而乘其衅也。及淝水之战，百万之师悉皆溃散，而垂一军独全，盖欲幸坚之来而徐图之也。唐太宗谓坚之入垂军为中垂之计，先定于中者如此，岂意安之于晋当未战之初，曾无先定之规，而既战之后，了无善后之计也。欲充类尽义而言之，则谢安之清谈废物，即王衍之流。使衍不败，当作谢安，而安之成败未白，差胜王衍一二而已。

臣闻晋之人才，大率多浮脆，其间气力雄浑，足以扛龙文万斛之重者，惟一刘裕而已。观其崛起渔樵之间，一时英雄皆以草泽英雄目之，而裕亦自恃其才力，直欲一倾溟渤，以洗乾坤。初以舟师浮海，径入大岘，而青、齐、海岱之地，一日清汎，然后料兵向西，一举关中，锐师骁将，三道并进。檀道济则自淮以向洛，沈林子则自汴以入河，王镇恶则自河以浮渭，设奇料敌，智勇俱奋。已而檀道济自蒲坂以会王镇恶于潼关，沈林子越秦岭以会沈田子于蓝田；而王镇恶自渭河，则又举衣粮舡筏，顺流东下，而躬率士卒登岸以攻城。龙骧一军，才抵长安北门，而姚恙父子面缚请降，遂使百年之寇迄至减灭，而关中父老，垂泣以贺官军，自有江东以来，盖未尝有此捷也。故尝以为赤壁之后，江东之师胜中原矣，而未能入中原；淝水之役入中原矣，而未能取中原。乃若裕之此行，则关中金城千里之地，指撝而取，如探囊中物，了无留难者。江东之师固不负裕，而裕鼓江东之气以取天下，亦无负于江东。出江东以入中原，使夫关河有主，而赫连、拓跋俯首奔遁，此千载一至之机，正当力投其隙而勇为之。裕之所以终用江东者，固应如此也。奈何关中之地，粗能顿舆息驾，税休于日昃之顷，而初未及粪除排辟，以定民志。而刘穆之死于江东，裕乃捲旗旋旆，奔走东归，顾以乳臭小儿为三秦之主，卒使镇恶、田子内自相图，以启赫连之入，则是裕徒知以身固江东，而不知以身固关西者，乃所以蔽江东也。除残拨乱，功力如此，而不知所以坚凝之术，可不为之痛哭流涕也哉！且关中之地，天下之上游也，襟凭终南太华之险，背负清滑浊河之固，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万一燕代之寇踰河而南，薄江淮，则下兵于函潼，自能突出其背而扼其吭。故重兵宿于关中者，江东之地非所患也。乃今四关之险一旦还归版籍，再为晋有，自当定为帝车天跸之所，以斡旋天下，则江东之地，固关中右臂之所可救，而何至舍关中以防江东者哉？尝试为裕画策，裕之此行，一时骁将悉顿麾下，檀道济以襄邑之胜声振河北，而魏人惮之，固可使之屯于蒲坂，以备拓跋；王镇恶以王猛之孙，关西之人素所信服，固可使之屯于北地，以备赫连；而沈林子、田子，与夫毛德祖、傅洪之之徒，又皆一时勋望之人也，或置之虎牢以护河南，或置之彭城以护山东，或置之南阳以护荆襄，或置之睢阳以护江淮，使之如臂指相连，手足相应，则江东虽邈在万里之外，而卒然有急，可以相援。刘穆之虽死于江东，而一时机谋如谢晦者，犹可以顺流西下，以代穆之之任，固不必舍关中之天险，而躬自奔走以归江南也。使裕知此，分置诸将以护四隅，而以身驻关中以为诸军重。且息徒养士，运粮积谷，南运江淮之资，自襄阳，历上津，抵扶风；如时势西引巴蜀之粟，自汉中，出陈仓，入栎阳；如汉高祖入关故事，连吴蜀，接资附三秦以壮军容。夫然后首起关辅蜀汉之师，而督王镇恶以取赫连，次取司、豫、青、齐之甲，而附檀道济，以攻拓跋，则六合车书，百蛮冠带，而江左兴王之地，当镇压于天下，亦何必身归江东，而后可以为江东之重也哉！或曰：「裕之起于草莱，首诛灵宝，以清全吴，继而殄庐循于广南，擒谯纵于巴蜀，则江东之地，首蜀汉而尾淮南，上下江流，不断如带。而江之外，又得关之西，以至于山之东，烟火亭障，弥望万里，固当渡江而北，驻跸中原，以为江东之外护。然晋自南渡以来，植江东之本甚固，非如关中新造之邦，逼于魏夏，而其势岌岌。此裕所以因穆之之死，而委关西于诸将，以归守江东，其计得矣」。是不然。裕之为人，才力有馀而谋谟不足。其兼山东，举关中，皆以全军致死地以取胜，非有经略天下之规谟素定于胸中者，其必归江东，则亦裕之本志云耳。观裕之溯河而上，魏之君臣，皆谓其劲躁之性，必不顾后患，而赫连勃勃亦以为裕之既克，利在速返。则裕之无意于守关者，敌人皆先见之。虽非穆之之死，而裕必不能久留于关中者，盖可以预卜也。不然，三秦形胜之地，带连山东，而益之以吴蜀之饶，自足以制夏魏之死命，亦何畏于相逼乎？昔唐之高祖起自太原，而进攻关中，兵才入关，而刘武周举兵以攻太原，诸将业业，皆谋还救本根，独太宗以为不然。破宋老生，擒薛仁杲，既平关中，定为帝都，然后一举而破刘武周，而窦建德、王世充之徒，拱手于函潼之外而莫之发。而况裕之入关，九州之地已据其七八，比之唐高祖之初，何啻十倍，而拓跋、赫连何敢辄动！惜其胸怀本趣止在江东，而一时诸将又非过人之识，以起其意。当其既胜之后，裕亦尝建为迁都洛阳之说，而王仲德独谓当以建业为王基，不可骤议迁徙。于是奔走东归，竟不能守。使当是时而有如张良者，是娄敬之策，以回高祖之西驾；有如郭子仪者，辟程元振之论，以止代宗之东迁，则关中之地，固可粪除排辟，以为帝王万世之业，而必不至委弃以幸敌人。可胜惜哉！可胜叹哉！呜呼！江东之势，龙盘虎据，兴王之地也。用江东以取关中者固有馀，而留江东以守关中者则不足。盖东西万里之远不相接，所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者是也。然则乘时遇胜，迤𨓦进幸于吴蜀两间，以为东西诸将重，而关中廓清之后，即日西驾都长安，其今日恢复中原之上计乎！

臣闻宋文帝，贤君也。自初即位，慨然有恢复中原之志，练兵蒐乘，志于必取。是时拓跋氏起自阴山而入中原，控弦百万，威振天下，五胡之盛，莫此之若也。而文帝毅然不顾，起江东之精卒，直指河南，飘忽震荡，疾如风雨，致使北边诸将摧折不支，而金墉、虎牢、碻磝、滑台悉皆敛戍相避。初不破江东一领甲，折江东一只矢，而河南四镇之地，还为宋土。宋师之入中原，其锋不可当，而胜速者如此。然以佛狸之强，马尾所向，无不摧破，而独于是役，乃拱手以付宋人，未尝一与之较，则其国中之人，亦必有说而处此。了胡虏于目中而具见识于阃外者，于此当以长策禦之，而当时诸将曾莫之悟。到彦之之流，方可津津然喜见眉津，略不知所以戒惧之意，则是文帝之志甚大，而诸将之计甚疏。故虏退未几，而旋复渡津，致使金墉、虎牢，望风奔溃，而碻磝、滑台，俄亦不守，则以其不谙北土情伪，而堕佛狸之诡计故也。呜呼！江左六朝三百三十九年，历君凡三十有九，其出而与中原抗衡者，非师阃之专谋，则权臣之失策，初不由朝廷之命，天子之诏也。独惟宋文帝以贤明之资，承富有之业，断然起并吞北虏、混一华夏之志，而一时诸将，凭藉威福之无力，乃至为虏人之所误，竟使文帝之志堕于渺茫之域，其亦焉用彼将也！且佛狸之强大不减苻坚，崔浩之机谋不亚王猛，其为江东之患烈矣。一旦宋师入自淮泗，而河南四镇之地以已复，渡河而北，亭障斥候，为之一空。此岂其情也哉？观崔浩欲纵使北来，徐取于秋高马肥之际，而魏主亦欲往击于冬寒地净之时，则其敛戍北渡者，姑欲垂饵于大河之南，退而结网以渔之于后云耳。入河南而居之者，固不容不警也，而彦之则不然，敌在而惧，敌去而泰，自河南一胜之后，遽为分屯列守之计。自起潼关，而尾连彭城之西，列城径二千里，而每戍不过千人。若彦之之守河，则谓之无策可也。夫长河萦带，守非一所，金墉、虎牢、碻磝、滑台，皆缘河南岸面向河北，固敌人所攻之冲，不容不聚兵于此。然而敌人东从徐泗以寇江淮，西出商䝞以薄邓襄，则每每绕出其后，而河南四镇之地，遂为栖兵。故驻兵于四镇之地而不动者，未必能守河南也。然则如之何也？曰：厉兵秣马，以攻为守，使敌人四顾而备我，而我不至仓卒以备敌。如汉祖之守关，出而与项氏搏战于荥阳，盖欲以其身屏蔽于函潼之外。如诸葛亮之守蜀，出而与司马仲达对垒于渭南，盖欲以其身外护与蜀汉之前。如此，则敌常备我之攻，而不暇攻我之守，何忧堕其诡计也哉？奈何彦之之徒，虑不及远，目前才去丑虑，而意外已忘黠虏。方魏人之北伐蠕蠕也，其国人皆谓宋师南侵，而舍之北去，此危道也，而彦之等独不捣其虚。及魏人之西伐赫连也，其国人又谓宋师犹在河中，若舍之西行，则东州败矣，而彦之等独不知乘其隙，致使魏人雍容不迫，悉举其国中之精兵，北伐蠕蠕、西伐赫连，以绝佛狸之后患，然后徐复渡津饮马于河洛之间，而四镇之地，还复聚而为毡裘之域，可胜惜哉！向使彦之于既胜之后，以攻为守，日夜申警其师，俾之北首赵而东道冲冀，西道捣邺，以乘其西伐之虚，则为佛狸者，会当不暇顾息，而诡计自乱，如不可杀，必趋之于阴山之北而后止，又安许其再出而蹂践于河南四镇之间？惜夫一时诸将懵不及此，虽王仲德旧从武帝西伐，阅天下之患义最多，独能逆料虏之情之诈，而制胜之谋亦不及此，姑惟退自忧叹，形之颜色，则亦与晋之蔡谟何异？故尝以谓晋文帝有取天下之势，而无取天下之志；宋文帝有取天下之志，而无取天下之人。此其混一之功，所以落落而难成。知此，然后知河南之役，既胜而复失者，非江南白丁轻进而退易之罪也。抑常观北人之轻易南人，非一日矣。方武帝入关之初，魏人尝谓纵使国家尽弃常山以南，彼不能发吴越之兵，争守河北；及南藩诸将表南师将入，而魏人又谓纵使国家与之河南，彼必不能固守。至是彦之等辈不能至邺，而魏人又谓吴人正望固河自守，无复北渡之意。其为北人之所料审矣。是知江南诸将进不勇决，守不坚重，徒知所以取胜而不知所以持胜，故兵才一胜，业已偃然志满意得，不复有进取之志。其形外露，敌人因得以窥之。文帝谓檀道济再行无功者，以其养寇自藩；而到彦之失利而返者，以其中途疾动。盖有实语也。虽然，诸将之不利，则固无所逃罪，而帝于戒饬之际，则亦不容无失。观其临遣诸将，且曰「若北国兵动，先其未至径入之，若其不动，住彭城勿进」，则诸将之所以分屯列守者，亦帝之出师每每授以成律，而其中诏有以縻之也。呜呼！以文帝元嘉之治，独冠江左，其读王玄谟奏议，且有封狼居胥意，则混一之功，宜乎日月可冀，而行师之际，犹有遗恨。然则一举而定中原者，其惟我宋乎？

臣闻夷狄之所以据有中原者，非其自为之也，皆中原之人诲之。诲石勒者，张宾也；诲苻坚者，王猛也；诲魏太武者，崔浩也；诲魏孝文者，王肃也。然石勒之欲据襄汉，则张宾止之；苻坚之欲攻晋室，则王猛止之；魏太武之欲袭刘裕，则崔浩止之。夫数人者，其一时谋机，了无遗策，而于江东之固，俱不敢轻议，独惟王肃一见孝文于邺，首陈伐齐之计，孝文促席移景，不觉其疲，于是图南之规转锐，而王肃、刘昶，遂举数十万之众以向义阳。肃盖齐人王奂之子，而昶则江南刘宋之后也。肃之入魏，盖为父复雠；而昶之入魏，则为国雠。孝文于此，既以王肃将兵，而又以刘昶益之，盖将以助其忿，而成其必报之雠，其谋深矣。齐之群帅，疑若不足以禦其锋者，而萧衍扬旗一鼓，遽至于肃、昶奔遁，流血绛野，则是江东之奇才良策，固自不乏。若萧齐者，初不必锁长江而自守，以久拓跋氏之强。然魏兵才退，而齐人亦遂解严。此其故何也？盖齐之群帅，其设奇制变者，独萧衍一人，而其他如王广之辈，例皆畏懦闇弱，不足与共摧大敌。故肃、昶巾箱中所藏之敕，亦但曰：「若得萧衍，则江东吾有」。以此而观，则广之不能胜以攻魏者，为将不武故也。且魏孝文之谋齐，非一旦日也。粤自邢峦一战既归之后，躬造河桥，亲选步骑，将欲并吞江南，而定都于洛阳，一旦欲自举兵，燕代诸将，稽颡戎马之前，以止其行。已而因王肃之谋，然后决迁都之议。征南之师，而其国中之六宫，文武从官家属，悉迁之于洛阳。然中国圣贤之宅，非丑夷猘子之所宜据，是以其时老酋宿将，皆不乐是迁，虽至亲骨肉之间，如其子恂者，亦且苦河南之热，而潜遁于北。则是孝文以独夫之身，而旅寄于中国焉耳。虽则王肃、崔光从而和之，而贵戚旧臣，相与忿疾。为孝文者，方且今日易北人之姓，明日禁北俗之语，又明日禁北俗之代还，故子恂内逆，而穆秦外叛，则其衅盖可知矣。当此之时，轻捐数十万金而遣一二辨士，掉舌以行反间之计，使其侯王将相内自相图，然后厉兵秣马，乘间而疾攻之，则一举可以剿除，而匹马不还于阴山之北矣。奈何齐之君臣虑不及此！独一萧衍，其智差可以办事，而一时诸将畏懦不武，又莫肯共为大举深入之计，致使其密谋奇术，特用之于义阳一战之间。观其屯下梁之城，塞凿岘之险，守雉脚之路，据贤首之山，以通西关，以临贼垒，此奇策也。以此之策，三方犄角而出奇不意，则破贼必矣，而衍犹未敢轻用也。两军既接，而坚壁以拒王肃，一鼓既退，而遗书以疑刘昶。使夫二人者，猜隙已成，而后扬鞭搏胜，此则先用间而后用奇，固非王广之辈所得而知也。夫魏人以阴山数十万之步骑，而聚攻三关，非用奇而绕其后，则何以禦其强？以王肃、刘昶俱有复仇之深忿，而同舟共济，非用间以散其谋，则何以当其锐？先之以间，而继之以奇，其机谋盖妙天下矣。向使推是计以内间于燕代之旧臣，俾仇敌之兵，盖可以进屠丑类而清河洛，何止于流血绛野，单马遁去也哉！呜呼！拓跋氏世居北荒，远于诸夏。逮至明元之世，以云、代苦饥，将谋徙邺，而崔浩之徒极言其不可，于是复归阴山，而时出以挠中原。宋齐之君臣，盖尝深患之，而不能径探其巢穴，则以其远故也。乃今徙都河南，据非所宜，欲自送死，而一时权臣又且不相为谋，则其危亡之衅端自可见。而齐人隔在江外，拱手而莫之发，致使拓跋之遗种徜徉于中原，而盗吾先世之诗书礼乐，以文其固陋，以洗其腥秽，而齐若无所知闻者。岂以为无预吾事，而恝然忘之哉？夫齐自高祖与魏一战，而大江南北两朝遂讲和好，玉帛相往来，贺庆相遗问者，往往一岁之间而于再于三。间尝屈指数之，自永明元年至延兴元年，魏人来聘于齐者凡九，自刘缵至于刘齐之所聘于魏者凡八。循其迹而观之，疑若情好款密，必不以一矢相加遗；而邢峦一归之后，遽起南征之师，则虏人之诡诈百出，岂可以一退之故置而不问？然齐之所以不暇大举以攻魏者，抑有由也。明帝之所以继统承业，非有贤明仁孝之声闻于天下，其视揖逊相受者惭德多矣。而其见之行事者，又不能推赤心以置人腹中，徒欲多为杀伐，以去其不附己者。观其永泰之诛，典签之祸，高、武、文、惠之诸子，死于兵者殆尽，而高、武任事之臣，如曹武，如王钦则，如陈显达，则又怀不自安，日惧诛戮，其间以癃老退黜而免者，仅无一二。君臣之间，惴惴然常有更相疑忌之意，故虽强寇迫境，而一时诸将莫不观望进退。独惟萧衍一军奋戈以直前，而王广之徒拥众徘徊，竟莫一助。此虽则诸将闇懦不武之罪，亦帝之平日疑忌，有以致之云耳。倘使明帝于授受之际，一出于正，而即位之初，又能敦叙宗室之懿亲，以茂其本支，收召先朝之耆老，以为之心腹，则其国已具胜势，将见宗族协谋，将相效力，以扫除滔天之寇，而敌人之衅，不容坐视而不进。惜乎其国之本已先自拔，而不暇鸣鼓以攻之，徒使萧衍之奇兵，才一见于义阳之战，而旋即班师。可胜惜哉！世之觇国者，知齐人之所以不振，则知今日之所以必胜矣，惟上之人亟图之。

臣闻梁武帝在江东四十八年，而敌国凡更八主。以其在江东四十八年之久，则宜其有馀力，可以举中原；以敌国之凡更八主，则宜其有外衅，可以灭群丑。然命将出师，时出以挑魏，而终不能一举武以践中原之土。此其故何也？盖帝之暗于机会，而重于失洛阳之役故也。方庆之之入洛也，正当魏孝庄矫立之际，尔朱荣提兵内向之初，中原扰乱，自相屠戮，庆之卫送元颢还北，而兵锋所向，无不摧破，自铚县以至洛阳，恢复三十二城，四十七战皆克，由是荣党奉头鼠窜，而魏孝庄卧不安席，乘此之会，盖可以潴洛阳之庙社，复中原之衣冠，而使自东晋以来夷狄乱华之祸一洗而空之，而武帝莫之为也。谓武帝之重于用兵耶，则西开牂柯，南平狸洞，固尝旷岁累月，以事南蛮，兵革未尝息也。谓武帝之惮于劳人耶，则南越浮山，北抵巉石，固尝用二十万众以筑淮堰，而力役未尝止也。谓武帝之不贪土地耶，则函谷以东，瑕丘以西，固尝受河南之地，以纳叛臣，而土地未尝弃也。而独于洛阳之役，则一切委之于元颢而莫之问，庆之之在洛阳，独以七千之兵，抗尔朱荣十倍之众，形单势弱，愿请益兵，而帝乃纳元颢之间，遽寝而不报，此何为也耶？机会如此，胜捷如此，而不知席此之势，以定中原，卒使孝庄、尔朱再陷河洛，已而高欢则挟魏孝静以据河北，宇文泰则诱孝文以入关中，元魏迭更八主，分为东西，而武帝之在江东，犹自若也。帝之所以保护江东，固为善矣，而神州赤县，甘委而为犬羊之聚落，帝其谓何哉？且辽海沙漠，隔限中外，而刘、石、苻、姚、慕容、拓跋之徒，倔强奋兴，迭据中土，其后世子孙，不兵则酖，例皆不得其死。逮夫尔朱荣河阴之祸，则益又昭然。当是之时，凡元氏之亲王骨肉，以及当时朝士，一旦悉死于干戈之下，意者犬羊之类，不当冒处于中华，而中华之人，亦当不污丑夷之官爵。是以天地之意，假手尔朱，而赐之刀锯以剿除之也。然尔朱荣之奉孝庄，以夷狄攻夷狄，其残暴之性，与元氏一律，中华之人，其不安于尔朱者，犹之元氏也。此武帝所以乘其乖乱之隙，命庆之北伐，而因以元颢还北主魏。武帝于此，命之北伐则是也，而使之卫送元颢主魏则非也。昔者当秦之衰，豪杰并起，争奉六国之后；新室之败，群盗并起，争奉刘氏之后。盖以益言之，则六国刘氏之后，所当再立于中原也，若元氏也，乃阴山之狄，拓跋氏之种，岂意当再立于中原也耶？武帝扬兵以讨尔朱，而以元颢主魏，甚亦其失也。原帝之意，岂亦欲如秦之送重耳于晋，晋之送蒯瞆以归卫，而责其后报耶？向使武帝因庆之之胜，传檄天下，因尔朱残虐之祸，而斥夷狄不当窃据于中原，继而大兴江东之众，以进屯洛阳，则举三齐以遥应者，庆岂但邢杲而已。岂意庆之之出，专为元颢之复国，而初未尝为恢复中原之谋。自元颢败后，尚以江左之兵三送元氏而为魏主，则是武帝之惑，盖终身不解也。夫尔朱荣、尔朱兆，与夫高欢，宇文泰之徒，各奉元氏，以分据河洛，中原扰扰，莫适为主，此固可以举江东之师，进图混一，而武帝乃奉元氏之后以还之，则是借寇兵而资盗粮，其去尔朱之徒，盖无机矣。呜呼！以武帝之聪明文雅，江左称贤，自应渡江而北，出为中华之主，以救斯民涂炭之祸。而帝之在当时，非惟不能剪夷狄之类，以主中华，而乃率中华之人，以奉夷狄，何倒行逆施，以至于此极？抑尝观之，陈庆之之师入洛阳，是岁大通元年，帝于是岁初尚佛法，释御服，披法衣，以身为祷。武帝至是，盖为佛法之牵制，朝夕从之，何暇有意于中原哉！是以元年六月，庆之入京师，魏孝庄出居河北，而帝方在建康设救苦斋。八月，尔朱荣向洛，攻杀元颢，而帝方在建康设无遮会。三年，尔朱兆废晔，奉节闵为帝，而帝方在建康说《般若经》。逮至大同元年，东西两魏相攻，南师大举北伐，此宜可以进乘两国之毙矣，而遂下诏班师，因与东魏讲和。自是之后，纵意事佛，凡三度舍身，而强寇陆梁，竟莫之问。以此而观，武帝之在江东，事佛则力，而征伐则不力；说经则暇，而辟土地则不暇。此其所以享国虽长，而规模浅狭也。

臣闻国于江东者，强则守河，其次则守淮，又其次则守江。长江之境，自西陵至于江都，凡五千七百里。荆楚者，长江之上流也；巴蜀者，荆楚之上流也。限江而守者，当以上流为重。盖自萧梁之乱，巴蜀先陷于西魏。世祖之立，江陵又分于萧察，则江左上流，已非陈有矣。而又自江而北，尽入高齐，自岭以南，举归萧勃，建立弱小，而割据分起，固驱除无从也。陈宣帝以英武之资，承二祖之烈，断然辟朝廷之异论，而奋武以攻齐。吴明彻之师一出，而缘江列戍，望风归附。寿阳之战，一举而生擒王琳，致使皮景和数十万之众畏威奔遁，而淮南之地再为陈有。起江东之弱，以虎视高齐，实自寿阳之役始。当此之时，齐政荒乱，政由群小。寿阳既陷，而齐之君臣酣乐自如，且谓假使尽失黄河以南，犹可作一龟兹国，则长驱席胜，以取乱侮亡者，其机会似不可失也。而吴明彻自寿阳策命之后，遽振旅凯还建康，已而总师再出，才取彭城而止，则是举千钧之弩，特为鼷鼠发机耳。迨夫周既并齐地，而明彻始进兵以争徐、兖，不亦晚乎？呜呼！陈之取齐，不取之于不肖子荒淫之时，而欲强取于强有力者既得之后，甚矣其不知量也！观宇文泰自高欢启难之初，躬以兵卫，诱孝文以入关，既而阴怀异图，以造周之业，盘据于四关之内盖已数世，而巴蜀江陵又相继以附于泰，则后周之势愈强，而荆楚之西门殆不可以骤攻。为陈之计者，莫若东从海、密以举山东，既得山东，则其力自可以敌泰。长江之上流，既与周人共之，而周、陈之势两强相衡，未知其孰胜也。奈何寿阳之役，克复淮南，其在陈人可以进图山东之势，并力而攻之，取齐易矣，而陈人莫之行。自泰建五年，吴明彻已破齐军，进至吕梁，而又四年，则彷徨于吕梁之间，未尝顷步进也。逮至周人汾晋之捷，山东河北之地尽入于周，而东西二秦，遂合为一，则周有馀力，雌雄判矣。而陈人方且起淮南之师，崛强以争徐兖。吕梁之战，仅得一胜，而王轨大军已入淮口，至使明彻之军进退无助，反遇周人厚集之阵，摧于不支。以此而观，则汾晋举齐之后，陈人之出而与周角，是乃趣人之战而犒之兵耳。曷若移敌国之兵，而先发以取齐？全齐既举，则周人且逡巡以退避，而何敢出争于徐兖之间？惟其智谋不广，进取不力，虽履可乘之会，乃抚其机而不发。此其所以坐困于周，而归守江东也。亦尝观周人取齐之迹乎？方齐政之荒乱，周人觇知之，遂谋北伐，自越王盛以至丘崇，凡六总管俱出，自齐王宪以至宇文盛，凡九道分攻。初举全师直指河阴，犹以为抚其背而未扼其喉也，则遽回军以指临青。而周高祖则又亲屯汾曲以督之。既而齐军大溃，诸将谋抚师，而高祖勃然作色，进而入并，又进而入邺，又进而降齐主于青州。盖自吴以下，其进图中原者，亦尝有如是之举乎？故尝谓江左之建国，吴、晋、宋、齐、梁、陈，是不一轨，而师之迭出，终不能恢复中原者，其失有五：庙谟不先定，王师不大举，乘舆不亲征，诸将不分攻，胜兵不勇进。观其拜表辄行者，朝论初不之许；请问筹策者，谋主一无所言，又安有先议抚背扼喉，如周之高祖者乎？讨孽胡之暴者，铠仗才给三千；抗佛狸之强者，精卒不踰五万，又安有六总管之师，同时并出，如周之盛者乎？晋元帝自琅邪一入江东，而终身不肯渡江；宋武帝自关中一归建康，而其后不复再举。虽英才如吴之大皇，而攻城略地，不出襄阳、合肥；立志如宋文帝，而亦未尝亲驾戎辂，一指于河南也。又安有如周之高祖，亲屯汾曲，以督诸军者乎？近攻之兵，出襄阳即不出寿春，出寿春即不出广陵；远攻之兵，入灞上则不入金墉，入金墉则不入广固。谯城、洛阳之师，进无旁助；灞上、枋头之军，退无后距；又安有步骑兼用，九道分攻，如周之胜者乎？赤壁之役，至荆州而遽止；河南之役，守南岸而不进。虽大捷如淝水之战，而不力进以举燕、秦；深入如关中之胜，而不少留以图魏、夏，又安有如周之席胜，入并入邺，而又追逐于广固，以降齐主者乎？呜呼！使江左六朝有一时君大举以图中原，如周人之所以攻齐，则夷狄必不至蔓延于天下，以至于隋，而后能荡平之也。知此，则知六朝之所以不能遂复中原者，夫岂江东之罪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