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晋自永和以后，中原兵火之劫未艾，而毡裘异类，纷然而割据之。苻健，氐之遗种也，而据关中；姚襄，羌之遗种也，而据河南；慕容氏，鲜卑之遗种也，而据河北。大抵江淮以北，秦陇以西，尽为毡裘之聚，晋之群臣相与熟视其代兴，而莫敢谁何。惟桓温以一世之豪，锐意讨伐，频年举众而搏战中原，如捕蛟螭，攫虎豹，不肯少容其纵。初征苻健，而遂至灞上，灞上，即今永兴之灞河也。次征姚襄，而遂至金镛，金镛，即今河南之洛城也。次征慕容氏，而遂至枋头，枋头，即今河北之卫州也。温军三出而三立奇功，批亢捣虚，直搏贼垒，其克敌制胜之功，抑亦壮矣！惜夫勇虽有馀，而进锐退速。其北伐之师，虽则入中原，而类皆巽懦观望而返。返自灞上，而关西则望绝；返自金镛，而河南之望绝；返自枋头，而河北之望绝。非惟不足以救斯民涂炭之祸，而适足坚斯民从贼之心。尝原其所以侮，金镛、枋头之失，则实自灞上之役始，深可为之痛惜也。且关西之俗，鼓义慷慨，遇真人则欣慕，闻义师则响应。故高祖入关，则争具牛酒；光武持节，而喜见官仪；宋武西入长安，而感泣愿留；广平王收复京师，而欢呼夹道。然风声之所激，虽且翕然而集，而拯救之不利，则俄亦涣然而漓。故邓禹之至冯翊，三辅益尝争赴矣；而禹之逡巡北引，则旋归盆子。诸葛亮攻祁山，三郡盖尝遥应矣，而亮之迟疑不进，则还附曹真。当其闻风趋附而鳞集辐凑者，不可不疾乘其会而慰安之也。方温之至灞上也，关中之父子兄弟持牛酒以迎劳，望官军而感泣者，无异于汉。是时苻健之在长安，仅以羸卒数千，而退保小城，其势固已岌岌。使温于此，因秦民悦附之心，鼓义师锐胜之气，如子仪阅兵南州之日，以至诚而动众，如李晟进屯渭桥之时，以忠义而感人，夫然后进旗鸣鼓，航一苇以至灞河，则苻氏之遗种，当厥角稽首，以献降款于军门。不然，则三秦豪杰，必将内搏苻健，而开门以纳官军矣。岂意温不能然，当此屯军灞上，隔长安才一水，睨视长安之楼橹，四顾徘徊而不敢进。未几而回辕反旆，轻徙降人三千馀口出于蓝田之南，此何为也哉！温之所徙，其果秦中之豪杰乎？抑亦系累老弱，而归以夸兴于江东者乎？观温之在灞上，王猛被褐而谒之，责之以长安咫尺，不渡灞水，而三秦豪杰所以不至，则其所徙者，非豪民也。夫陇上多豪，山西出将，盖风土使然。而先汉之世，又徙六国强族十馀万户于关中，是以秦之豪民日益增众。逮至西晋之末，苻洪尝说石虎徙关中豪杰以内实京师，而洪以都督流人之号处于枋头，其后苻健卒因枋头馀众以入关。又姚弋仲亦尝说石氏徙陇上豪强以虚秦陇之心腹，而弋仲以安西之号处于清河，其后姚苌卒因西州强族以兴渭北。盖关中豪杰雄盖一世，以关中之豪而复攻关中，则何往而不济？温之所徙岂真豪也哉？王猛之在当时，极谈世事，议论英发，如猛一人，盖可敌关中豪杰十万，而温款接未几，旋复谢去，卒使留佐苻坚，为晋人心腹之患几三十年，非惟不能籍猛以攻苻健，而又不能招猛以归晋室，何温之忍为此举也！大抵温之北伐，初但欲以功名取时望，非果必攻必取，荡其巢穴，而为混一华夷之计。是以其后虽再取金墉，入枋头，而旋即班师，中原之地，若不能一朝居者。其视灞上之役，同为一律。观其洛阳之役，王述谓温初无事实，徒欲以虚势威朝廷，而温之议果寝。枋头之役，郗超谓乃今盛夏之际，可以径造邺城，而温牵引日月，竟不能决，则其行兵用师之意盖可见矣。其所以威亵而不张，兵退而无怍，其兆于灞上之役乎。虽然，温之豪悍，真可以笞箠羌夷，扫除丑类，而中原三入，皆不克有终，温岂固乐为此哉？尝试循其迹而逆观之，则所以疑温之心，而启温之纵者，当时君相不为无失也。且温之跳梁暴横，固一世之老奸，而果敢激烈，亦一时之豪杰，笼络驾驭，如汉祖之所以待韩、彭者，则其智力当为国用，不然，则屏之斥之，勿使之容易弄兵可也。而晋朝诸公则不然。会稽道子之徒，顾以温有征蜀之功，疑而不用，温之众才达武昌，而遽以驺虞幡住之，攘戎之手，羁制于荆襄之间，而乃以殷浩之晚才，进当征讨之任。逮夫桑洛之败，温始拜表辄出，而朝廷止之不能，温于是有轻朝廷，而无必取中原之志。其师之迭出，姑欲辉戈耀甲，间立奇功，以服时望而要九锡耳。夫以温之才力，朝廷不能用之，而乃使温用朝廷，举十万之师，出入往来，一任其所为，而成败进退，未尝一问，卒使英雄果敢之气，变而为跳梁跋扈之祸。当时无政，一至如此！其所以不能尽复中原者，岂独用兵之罪哉？实当时君臣有以启之耳。而或者乃以为吴兵轻果，利于速战，旷日相持，则其锐气自挫，故桓温用之以征中原，虽暂能于前，而旋复失利于后，其厚诬江东也甚矣。兹故极论其所以成败之迹，而为江东一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