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曰：内臣赠官，非古典也，然于此见旌善之事焉。内臣自武后称制始预事，尚未有招权著名者。明皇朝，高力士以权宠擅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辈皆因之取将相。林甫等既致时乱，力士贬死遐裔矣。肃宗朝，李辅国以扈从微劳，过受恩宠，至专掌禁兵。故辅国胁迁明皇，升黜将相，凶横既极，盗杀之于家矣。肃宗宠鱼朝恩，始命为观军容使；代宗宠之，又加天下观军容使。朝恩骄横既甚，势不可容，遂使之自缢矣。代宗又宠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险擅权，大为将相之害。代宗避狄陜州，诏诸镇兵赴援，诸将帅惧元振诬谮，多不敢至。及柳伉极言其状，元振贬死荒徼矣。德宗宠窦文场、霍仙鸣，命为神策中尉，憸人裴均辈附之，往往外取方镇、内取要官。文场、仙鸣辈权任既盛，内臣亦嫉之，仙鸣被盗以死，文场甚惧，坚乞致仕，仅免于祸。宪宗宠吐突承璀，至委镇州征讨之任，卒无功效，寻以其党纳贿事所连，出为淮南监军。后复宠任，以妄议太子，为穆宗诛死。文宗宠王守澄，奸恶既甚，竟至赐死。自明皇以后，内臣以罪诛死与贬者，不可胜纪；但力士等八人以权力著名于时，此内宠臣之尤盛者，然三诛死，二贬死，一为盗杀，一毒死，文场祸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观之，内臣取恩既盛，鲜有不罹祸者。盖受恩不知纪极，恣其所为，以至过恶之甚也。惟顺宗朝俱文珍以刚直著称，又有翊载宪宗之功，位至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不闻骄暴之名，及其卒也，赠开府仪同三司。文宗朝马存亮虽在中尉，不与王守澄同恶，力止其屠害宋申锡家属，又有保卫昭悯之功，权宠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赠扬州大都督。兹二人者生获令名，死有光宠，为善之效也。天子任内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恶之效示之，无使权宠之过，不惟不害国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论曰：郑覃言开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即渐不好」，颇得其实。杨嗣复不顾事理，但谓覃讥己，要君求退，意不容覃，至有「上累圣德」之言，此奸人计也。开成初，覃与李石同相，赞文宗为治，论议勤切，文宗励精，亦甚听纳。如内置赦令一通，以时省览，敕长吏奉行不违，恩及天下；紫宸与宰相及诸司官论事各举职，以郭承嘏任给事中，有封駮之益，不令外任；湖南进羡馀钱，令收贮以备水旱；徐州税色害人，悉使除罢；王彦威进度支钱羡馀物求宠，给边军衣赐不时，黜授卫尉卿；嘉李石刚直之议，沮内臣仇士良威势，不使挠权：此元年二年之政事也。至三年，仇士良遣盗刺石，文宗罢石政事，使之出镇，朝廷待将相旧礼一皆寝罢，以滋士良之势；中书、门下奏事，各挟所见，动成忿竞，无至公同心之称；又奏改旧制，不令仆射、尚书等论朝廷事；文宗听后宫之言，议废皇太子，虽宰辅及宪官等论执，得以不废，然太子寻薨于太阳院；仇士良用军中诬谤之事，枉害五千馀家：此三年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观之，郑覃之言，岂非得实？嗣复但恨覃沮己引用李宗闵之党，遂乘此指为瑕衅，尽力排之。覃与嗣复同相，况居四辅之首，既言政事一年不及一年，亦自言其过；嗣复不共谋国事，求其失而更之，但快愤心，以覃言为过。及罢覃，独当国政，又何所施为哉？不踰年祸败，盖自取之也。

论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好节俭，尚仁惠，纳争谏，重儒术，时与大臣论国事，勤勤恳恳，以致太平为念，兹可谓仁爱之主。然资性优柔，乏明断之才，求治虽切，卒成孱弱之态。足见人君之体，明断为大也。若乏明断，虽勤政无过，亦不免于孱弱矣。文宗自即位，恶内臣暴横，有除去之意。又以其党方盛，不能公然处之，遂密谕学士宋申锡与外廷谋之，乃命申锡作相，是重其权任，使之立事也。申锡方有谋，王守澄窥之，使本军校诬申锡罪，文宗不思倚任申锡本意，至与大臣等久议不辨，谏官恳论其事，震怒斥之，竟不出告者付外廷勘鞫。虽赖众议，稍辨其状，申锡竟不免贬逐。当时若出告者付外廷推究，守澄虽巨恶，诡迹显露，其党曷敢附之？况马存亮辈本不与之同心，去之何难？既去守澄，其党见天子明断如此，安敢复骄横也？此机既失，仇士良权力日盛。士良嫉宰相李石刚正，遣盗图之，几于致害，中外皆知士良所为。文宗若法宪宗用裴度意，益厚石，且推变起之端，正士良典刑，其党见天子明断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取刑戮？二事俱失，内臣气势愈盛，天子垂涕而不能制矣。后之人君切鉴之。

论曰：武宗杀陈王、安王，又欲杀李珏等，不惟褊狠之过，乃不思召后代之乱也。文宗继昭悯即位，晚节无子，以陈王昭悯之子，立为储贰。李珏之议，得其正矣。及文宗大渐，仇士良矫诏立武宗。武宗，文宗之弟，于次序不若陈王之正。然既即位，陈王、李珏何罪，乃听士良之谮，乘褊狠之性也。已杀陈王矣，又欲杀珏，虽辅相恳救其事，然竟逐之。是使大臣当立储贰之际，不得正议也。正议者获罪，则后之大臣当国嗣之议，不敢忠言矣。臣不敢忠言，则天子之子必长年而大贤，可无他虑；若幼而未有贤名，或无子，孰敢正议其立者？大臣不敢正议，国嗣何时而定？争夺患起，何所不至，岂非召后代之乱耶？如嗣复立安王之议，乃为不正，然必事状明白，中外所知，乃可罪之，以戒后之挟私而议国事者；如事状暧昧，宁知非谮，又安可罪哉？

论曰：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历内外职任，奏议忠直，政绩彰显，遂当辅相之任。然为邪佞所排，不克就功业。及相武宗英主，始尽其才。回鹘在边，先请待以恩好，及其侵轶，乃授刘沔、石雄成算，使之平荡，得中国大体。上党拒命，举朝惧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势，奏遣使魏镇，先破声援之谋，且委征讨之任。魏帅迁延其役，使王宰领师，直趋磁州，据魏之右。魏帅惧，全军以出。又以王宰必有顾望，令刘沔领军，直抵万善，示代宰之势，宰即时进兵。太原之乱，杨弁结中使张皇其事，德裕折中使奸言，使王逢将陈、许、易、定兵进讨。太原兵戍于外者，惧客军攻城并屠其家，径归擒弁，尽诛叛卒。此皆独任其策，不与诸将同谋，大得制御将帅、用兵必胜之术。上党既平，太尉之命，赏其功也。德裕恳辞而后受者，惧位高而祸至尔。既知其祸，何不益脩仁德，以保功名？反益刚强之性，取怨于人，竟为奸邪所陷。是知祸而不知避也。夫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难也；保其功名，人之所易也。立功名，非天赋大才不能；保功名，平其心、无怨忌足矣。德裕能其难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论曰：人君于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驾驭之术，则大臣得尽心于事，以成勋业，而推公于人，不敢窃威福矣。二者一不可失，惟太宗得之。贞观中，陈思合上《拔士论》，意閒房、杜，则立行窜逐；萧瑀奏中书、门下朋党，则折其妄言，竟黜于外：可谓能委任矣。然中书、门下议事，必命谏官、御史、史官随入，或正其失，或纠其过，或书其非。李靖以老疾家居，欲复使为将，一言于朝，靖已起而统兵，可谓能驾驭矣。使大臣各成功名，不敢骄横，其道其术如此。武宗用李德裕，颇得委任之道，故德裕尽其才谋，独当国事。时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雄毅，观前朝法令不行，纪纲衰替，将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命作相。德裕谋略，动合其意，故专任之。委任既专，权势自重，权势既重，天子始不悦之，则怨者得窥其隙而攻之矣。彼势已重而怨者攻之，肯帖帖乎？必至于祸而后已。呜呼！武宗英主，知贤相而任之，不能驾驭，尚致太专之弊；中常之主，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驾驭，为害大矣。或曰：「既称英主贤相，何待驾驭而无过」？答曰：君臣之性皆雄毅，则锐于行事，而或不思，则喜怒有时而过，行事不无不平。武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德裕于牛僧孺、李宗闵辈相怨之久，人人所知。平上党之际，奏逐僧孺辈，明恃成功而报怨。僧孺虽非大贤，尝位宰辅矣，德裕之言有何显状，至贬之遐裔？宗闵已出远郡刺史，亦不因显过而流窜。御史崔元藻按事有异，是举其职，乃不复验而黜之。柳公权方以才望为集贤学士，无故罢职。是一徇德裕之意矣。任其才、从其谋、高其位、厚其礼可矣，何得一徇其意耶？若德裕言人之罪，其状明白，固自当从事；或不明，岂得不询验其状？若不然，当有所制也；有所制，则德裕无过矣。或曰：「武宗英主，能任大臣而不能驾驭；中常之君，何以尽委任之道、驾驭之术」？答曰：惟至公可矣。至公者，不以合意悦之，而不察其过；不以违意怒之，而不知其贤。人君用大臣，平其心如是，则委任之道、驾驭之术庶几矣。

论曰：李德裕以杰才为武宗经纶夷夏，屡成大功，振举法令，致朝廷之治，诚贤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为武宗所礼，旧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臣，自不容矣。况德裕性刚少恕，不忘怨雠，与宗闵辈相排斥，凡十数年，略无悛意。宗闵固奸人，常任宰辅，为远郡刺史矣；复乘成功之际，诬其罪而流窜之。牛僧孺虽宗闵党，然有一时名望，斥之遐裔，物议岂平？王涯、贾餗之祸，本仇士良诬谤，中外所知。德裕于二人，不闻有隙，但怨李训陷己而忿及。涯、餗子孙避祸于上党者，已为乱兵所害，又为敕书实涯、餗之罪，言已戮其后嗣，布告中外。夫宗闵已逐，涯、餗子孙已戮，尚声其罪以快忿心，则在朝之人常有不足者，得不惧乎？不惟不足者惧，凡有势位于朝、非大贤至公之人，鲜不畏矣。盖大贤至公，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虽大任，我亦能施为。或德裕专权，不容我之施设，任彼之谋国无失足矣，何须功效出于我哉，此所以无畏也。如白敏中、令狐绹辈，才能望德裕绝远，又固宠保位，无至公之心，于德裕虽无隙意，然德裕用不便于己，故乘人主有不容之意，尽力陷之也。无隙者尚尔，常不足者可知矣。

论曰：宣宗久居藩邸，颇知时事，故在位十三年，尚俭德以恤人隐，谨法令以肃臣下，恩厚宗室，礼重宰相，至于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读大臣奏疏，诚好德之君也。然知人君之小节，而不知其大体。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尽礼事之，反致暴崩，为世所骇。李德裕有济时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绹功德无闻，复容子纳贿，有紊时政。至懿宗朝，谏臣疏绹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行于今日」。则当时事可知也。其河湟归顺，夷夏粗安，乃承武宗用德裕之后，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辈，于时何所经画哉！至宠次子，不定储位，裴休奏请，乃曰「若立太子，便是閒人」，此尤昧人君大体也。卒至内臣争立嗣君，几至于乱。是宣宗区区为善，止于小节耳。

论曰：令狐绹，大臣也，当同国休戚，天下有患，可救则力救之。况帅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忧讨除，未敢为暴。部将察其必败之势，讨之甚易，不讨必致祸乱，绹乃曰：「长淮以南，他不为暴，听其过去。馀非吾事也」。岂大臣忧国之意？真庸人茍且之见耳！寻致大乱，屠害十数郡生灵，集天下兵讨之，周岁方平，则绹之罪不容诛矣。绹为武宗宠待，位极将相，一日致国患如此。其后罪露，懿宗止命罢为太子太保，罚典如是，何以戒大臣奸庸不忠之罪？宜乎天下大势之去也！

论曰：唐自天宝而下，巨盗继起，时有忠杰将相，救世定乱。加以元和、会昌，英主贤臣，功业甚盛，故历年滋久，大势不衰。懿宗居位，固中智以下之才，复将相不贤于前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乱淮、徐，蛮寇蜀方，连年用兵，民力困弊。于时人君勤劳政事，倚任忠贤，尚可救时之患。懿宗乃用韦保衡、路岩作相，纳贿树私，大紊时政，刑杀无辜甚众，大臣忠谏，逐之遐裔。保衡与岩乘势陷人，恣行贬逐。二凶为患，中外所忧。懿宗方崇奉佛教，泰然自安，故国政多僻，而时事不理。贤才既逐，而忠谏无闻，生民困弊，德泽不及于天下，大势自是去矣。

论曰：咸通衰乱之后，僖宗童年继位，政在内臣，固无远谋，以救世患难。虽宰相王铎、崔彦昭有一时名望，亦非雄杰之才，不能力正时事。及郑畋当政，谋议要切，多中事机。但同列卢倚，奸庸不忠，与内臣田令孜相结，沮畋之言，不克施用。夫巢贼本负贩之民，非禄山辈，但困饥年，驱细民劫财物、资朝夕之用耳，何至成大乱？由朝廷衰微，邪臣误计。任高骈、宋威辈，皆奸险无节，争功忌能，玩寇弄权，养成贼势。贼势既盛，骈以重兵居天下之冲，反闭壁自固。赖畋作帅于岐，以谋破贼，振国之威，复传檄诸镇，激以忠义，致勤王之师，大集关中。贼势既蹙，雁门兵至，得以平之。况僖宗避难之初，贼乘势而西，非畋遏其锐，危乱可测乎？又以忠谋，致诸镇勤王之举。畋虽去镇，不亲平贼，其功则由畋也。僖宗赏畋之功，复命辅政，虽在衰世，亦秉朝纲。令孜凶横，怒畋公正，与奸党诬谮，罢之。僖宗孱弱，不能主张贤相，天下之事，因无所制，国祚必至于亡也。

论曰：巢贼之平，李克用为功臣之首。虽粗猛之人，朝廷恩赏至厚，夙性豪雄，不无感激，可一时倚赖矣。全忠出于巢党，力屈来降，都统王铎，崇奖过分，已受同、华节帅，不图立功朝廷，又与宣武大镇。克用追贼，还过其地，全忠邀之军府，密谋杀害。克用既免，不举兵报怨奏讨，甚得人臣之体。以降贼害功臣，是贼心不悛，况帅宣武未久，凶势未张，本无功名可以赎罪，讨之正得事宜。若乘克用兵锋，诏近镇助之，破全忠必矣。凶贼既除，使克用感恩，可以倚赖，诸镇观之，亦未必敢为相噬之计，天下或未至横流也。僖宗懦弱，辅相庸暗，宦官暴横，一无经远之谋，失此机便，卒致诸镇交乱，巨盗肆逆，三百年宗社，丧于盗手。噫！

论曰：昭宗即位，世已乱矣。虽尊礼大臣，博求贤杰，志欲兴复，而大臣竭忠者杜让能一人而已，其他无不与方镇相结。方镇藉大臣为援，大臣欲固权位，亦结藩镇为重。孔纬有一时名望，尚与朱全忠交通，崔昭纬辈固宜交邠、岐矣。内外将相不忠，天下大势横流，以至于此，昭宗欲何施为乎？加之轻信易动，动而无谋，何以制服诸镇贼臣也？然贼臣之心，亦可以恩信结一时之可倚者，莫如太原。太原有平贼大功，爵赏已厚，但为全忠所图，蓄忿不解。昭宗若加之恩意，虏性劲直，感恩必深。太原顺，则河东近辅、魏镇旧帅，岂有不顺之势？数镇既顺，使让能贤相经营于内，复引同心之贤赞助时政，宦官暴横者去之，奸人害政者逐之，朝廷渐治，国威可渐振矣。奈何不能用让能之言，听张浚、孔纬之计，许全忠举兵，致太原拒命。太原跋扈，贼臣得以胁制朝廷。让能知势不可为，但以死许国，可谓大忠矣。自是诸镇交乱，车驾不能宁处，复留凶逆之人，久为辅相，与巨盗画篡逆之计，乃亡唐祚。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