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曰：君之逐臣也，或自见其过，或为人所言。自见其过，必无忌心可矣；为人所言，尤当观其状，察其情也。颜真卿立朝，议论风节，时无伦比。元载作相，方引用私党，恶人之言，遂请百官言事必先咨宰相而后上闻，真卿极论其事，以谓蔽塞言路，过于林甫、国忠。时中外传布，称真卿言为当，故载深衔之。因真卿摄祭太庙，以祭器不修言于朝，遂诬以诽谤而逐之。且祭器不修，众所共见，况系有司之事，言之岂为诽谤哉？代宗虽非英睿之主，亦非昏庸，真卿之贤，理宜知之，载怨真卿之情，理宜察之，何不能辨其事而逐真卿？岂非以载方擅权，不能违其意乎？代宗行事，素尚宽厚，且容宰相擅权而逐贤臣，则尚宽之为害也如此。夫君之为国也，必有驾驭大臣之术，有主张贤人之力，然后大臣不敢擅权，贤人得以立事。代宗不通是道，故元载积恶，真卿不容于立朝。大历之政，法度废弛，由此致也。

论曰：天子遣使方镇，所以礼将帅、恩军民、察事机也，非谨厚有识之人，恶可充其任？况方镇承朝廷姑息，养成跋扈之势久矣，一日有奉诏立功者，遣使抚劳，尤在择人。天子但信任内臣，不择而使，可乎？河北自天宝末为贼所据，至宝应中始平之，仆固怀恩奏贼将之降者李宝臣、田承嗣辈分帅诸镇，遂拥强兵，署置将吏，擅其土地，不贡不觐，交相亲结，势不可破。凡十馀年间，朝廷止以目前未叛为安，不能制驭也。大历十年，田承嗣叛，会李宝臣与之有隙，表请讨之。代宗遂命出师，宝臣果能与李正己破承嗣之众，擒其将归之京师。是仇怨已深，功效已著，此天赐之机，使唐统制河北也。于是时朝廷当选贤明公勤之臣，使劳其师，恩其军，以厚礼安之，正言谕之，则前日桀黠之心必尽变，今日已成之效必尽力，乘胜破灭承嗣，魏博自归朝廷，命贤帅守之。宝臣、正己自以有功于国，各荷恩奖，欲不效顺，不可得也。茍复跋扈，必有一先动者，别帅讨之，尤易为力，岂非天使唐统制河北之机耶？今乃使中官刘清潭劳赐将士，所至高会，不时进发，故恩赏失时，已沮三军之气矣。又遣中官马承倩宣劳宝臣，承倩贪愚之人，不知廉耻，不识事宜，宝臣遗之百缣，承倩诟骂，掷于道中。宝臣惭怒，复与承嗣相结，正己窥之，亦不尽力。于是玩养承嗣，朝廷不能制。不数年，河北叛乱，遂成横流之势。则天子任使内臣，可不鉴哉！

论曰：天子择宰相，患不能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贤，贤者或不用。代宗于元载，知其不贤也；于李栖筠，知其贤也。知不贤而久用之，知其贤而不大用，何哉？大历六年，代宗察载奸贪，故任栖筠为御史大夫，使制之。自是数年，栖筠虽尽公忠之节，而载奸贪日甚，卒不能制。盖宰相任天下事，御史大夫主风宪，权固不侔。况载内结倖臣，外植奸党，使栖筠并相，守道寡援，尚虑未胜，一风宪职诚难制之也。代宗既知其贤，胡不罢载而相栖筠，何至使忧愤而终也？必以载有内外之助，未易可罢。则内外之党能惑人主，始为之助；代宗知载奸贪，既已不惑，其党安能为助？既不能助，又何惮而不罢也？至十二年，发载罪诛之，内援者戮，外党者逐，又何难哉！岂非稔载之恶，俟其极而去之也？殊不知稔其恶，数年间乱国事、害生民多矣。盖代宗优柔，虽察载之恶，而断之不蚤，遂使奸臣大害于国，贤者忧愤而终。惜哉（《唐史论断》卷中。）！

其贤：原阙，据殿本、函海本、学海本补。

论曰：杨炎为宰相，论内库之弊，使财赋一归有司，言租庸之害，定两税以便天下，才力颇称其任矣。及建议浚陵阳渠，不从严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纳段秀实之计，以致兵叛。何其自败功业也？宰相之任，固当竭才力以兴国事，苟谋议未至，安得不从人之善？况浚渠之事，严郢引内园种稻之费以明之，利害甚显，何故不从其言也？原州之议，秀实俟农隙兴功，是将安众而立事，又何故不纳其计也？不惟不从，且仇其人矣。盖炎自恃才力，方持大权，不欲天下之人一违其议，故树威如此。殊不思宰相之议，谓天下利害必在于是尔，不在于是，有违之者，安得不从也？从于善人称贤矣，已有贤名，则何损才力，何害大权乎？兹至公之道也。炎虽有才而心不公，故不能成就功业，卒至祸败。后之为相者戒之！

论曰：杨炎怀元载私恩，仇刘晏而害之，此固大罪，正名诛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怨；德宗杀炎，又非公法。始，炎谮晏言尝托附独孤妃，欲立韩王。德宗不察虚实，便以晏不利于己，至遣使先杀晏，后诏以忠州叛罪之。此君与相俱以私心，杀害勋贤，仍诬其罪，用掩己过。是上欺于天，下欺于人，中外冤惜，固不能已也。炎惧人言之多，奏遣腹心使于四方，言杀晏之事本由君怒，以解己罪。德宗闻之，又恶杀勋贤之事在己，乃怒炎，有意诛之。若下诏述己听谗杀贤之过，深自责，雪晏之枉，优加赠典，正炎之事，肆诸市朝，犹可戒己失道，明国常宪，使奸险者知惧，忠愤者快心。反擢用庐杞，奸恶益甚于炎，乃加炎他罪杀之，此岂公也？为君为相，逞私欲如是，相欲无祸，君欲不危，难哉！

论曰：观陆贽论吐蕃情状，「不足助国讨贼，适足为患」，此贤者远识也。中国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为大患者。彼荒远贫苦之俗，习争斗贼杀之事，一日引之中国，彼窥其利，必当动心也。且高祖初起义兵，得突厥数百人为助，遂恃微功，贪求不已，后连岁入寇，为关中患近十年，高祖至欲迁都避之。肃宗以庆绪之乱，藉回纥助兵，虽与将帅同收二都，至许之害生民、取货贿，兹固中国之丑，又岁许赂遗，及以帝女下嫁，仅得一二年无事。及遣兵助攻相州，诸镇军溃，回纥亦奔，此岂能必胜也？代宗以朝义未平，复藉回纥兵力，虽得数千人来助，骄横凶悖。元帅僚属，皆朝廷近臣，多所鞭挞而死。所过剽劫，尤甚于贼。赖仆固怀恩尽力，始能同灭朝义。代宗恩赏姑息，无所不至。曾未数年，已入寇畿甸矣。中国藉夷狄之力，其患如此，非特古事为验，乃唐事实然，德宗熟闻而亲见也。闻见而不能鉴，又欲藉吐蕃之力，盖当贼泚之乱，车驾播迁，艰危之中，复行误计尔。吐蕃桀黠，甚于诸戎；结赞好谋，尤多奸诈。德宗虽遣使赂遗，促其发兵，已与贼泚交通，为观变之计。赖天祐唐祚，使遘疾疫而退，不然，陆贽所虑：「进兵畿郊，不却不前，外奉国家，内连凶逆，两受赂遗，且恣剽劫，王师不得伐叛，庶民不得保生，贼虽耗亡，我亦困竭，其势至此，唐祚危矣」。则中国虽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幸有事，惟推至诚任人，以激忠义。天下之大，臣民之众，必能尽力于国。茍藉夷狄之力，未有不为大患也。

论曰：李勉以庐杞奸邪，天下皆知，独德宗不知，所以为奸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奸邪惑主，固有其术，其始未能辩也，及以大罪贬窜，德宗复念之，此由性所合尔。盖德宗性忌，卢杞性险，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险计，此固易合也。当李怀光赴难奉天，杞惧言己之罪，故沮其朝见，致怀光怨望以叛。德宗悟其事，已逐杞矣。悟其事，是辩其奸邪矣。既辩而复念之，盖当危难，则不敢徇己之情，惧臣下不尽力于平贼也；贼既平，复归京师，又欲肆己所为，顾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念之必将用之，岂非性有所合也？赖忠贤力谏其事，杞复早死，不然，杞必再用，用则天下再乱矣。人主性忌者宜戒之。

论曰：初，德宗用延赏相，旧史言李晟与延赏不协，表论其过，故改授仆射。初疑以为晟恃功挟怨，以沮延赏；及详其本末，乃晟忠于德宗，非恃功挟怨也。晟虽一代元勋，位崇官极，常慕魏郑公之为人，思致君如贞观之治，事有当言，犯而无隐。至德宗相延赏，表论其过者，知延赏非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延赏，必欲大用，乃谕晟与之释憾。会刘元佐、韩滉入朝，以德宗意劝晟表荐延赏，晟不得已言之，此又见晟不敢恃功，固拒主意，为强臣之态也。延赏既相，为德宗宠待，言无不从。齐映居相位，虽无显赫才业，言事荐贤，颇称纯直。延赏尝与不足，逐之远郡。怒晟不解，以谗言罢其兵权。又忌柳浑忠直，挤之罢相。本嫉晟社稷大功，欲用刘元佐、李抱真辈收复河陇，以高之遂建议，减官收俸料以助军。既罢晟兵权，抱真辈不平，遂乱边任。又减官诏下，众言不便，延赏复请量留数员，以解谤讥。作相数月，锐意报冤，举事轻脱如此，固非宰相器。则晟之表论其过，岂非忠于德宗乎？但德宗好奸人，必使延赏作相，尚以早卒，未能大害天下，不然，时政乱矣。或曰：「李晟言延赏不可大用，于主诚忠矣。然将帅方成大功，领兵权，进退宰相可乎」？答曰：将帅贤如晟，名德为下信服如晟者，见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矣；不及晟者，言之未免为强横也。

论曰：李晟自偏将至节度使，谋无不成，战无不胜，威名忠义，为众信服。天子有将帅如此，固可久任也。况平大乱，为一代元勋，仁明之德，忠直之节，无贤不肖知之矣，天子得不久任之乎？德宗既委晟西北之任，吐蕃畏之，收河陇、制诸戎必矣。遂因入寇，扬言以閒晟，且曰「召我来，何不具牛酒」。晟寻遣将出击，授以节制，大破之。以晟之元勋，复有是功效，稍有识者，可辨吐蕃之情矣。张延赏怀怨于晟，承閒谗之，德宗遂惑，罢晟兵权，使奉朝请。盖德宗之性，疑忌之甚也。若止惑延赏谗言，何故贞元三年罢晟兵权？是年延赏死，至九年晟死，其閒七年，吐蕃数为寇，竟不任晟兵权，但使奉朝请终身焉，岂非忌晟之甚也？晟之元勋令德，时无与比，尚疑不任，他帅窥之，肯尽力乎？他帅不尽力，不惟边患不弭，据方镇而复为跋扈计者，往往有焉，知天子疏忌贤臣，少畏惮也。听谗忌贤，其患如此。后代观之，宜为深戒。

论曰：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国事、安社稷、泰生民也。德宗用宰相，但说奉己尔。崔损历官清要，无善可称，一奸人裴延龄荐之，遂用为相。居位八年，略无能效，惟过为恭逊，兼事便僻，以中天子意。德宗虽知众议不容，宠之终身焉。是不求助国，但悦奉己者明矣。助国之相，非无其人，德宗未尝久用也。如萧复清洁守正，才识高远，论张鉴必祸，言宦者干政，识庐杞奸邪，莫非深切。姜公辅博学纯正，好论时事，奏拘贼泚，几止其乱。柳浑方直，慷慨敢言，忧平凉之会为戎所诈，寻如其言。陆贽善文辞，识事机，奉天作诏，使武夫感激，使怀光军，定李晟移军，致专力平贼之议，凡论天下事，无不得其体要。顾此数人者，才能谋议，咸有先觉至忠之效，诚助国之相也。德宗用之，不越一年，俱以罢免，复加谴逐。盖忌其言直，又为奸人所閒也。贤者既逐，小人任用，故藩臣跋扈于外，宦官专权于内，法令不整，朝纲日紊，但容容然务行姑息之政，以茍目前无事。殊不知宗社辱矣，生民病矣，万乘之体屈矣。然人主多悦恭逊便僻之人者，以其循嘿不忤于己为退静耳。殊不知此类无才能，无绩效，果退静何由得至左右也？是必密为邪佞之计，干进于时，奸庸得志者以其附己，趋向相合，引而进之矣。人主悦此类，何不思国之设官，自宰相至百执事，皆取其称职。茍不称职，但为恭逊便僻，何补于事哉！人主何不察人之本末而用之，所用者有何才力立事，有何勋劳济物，有何谋议助国，有何风节著时？由贤者所荐耶，由权倖所引耶？以事验之，贤不肖分矣。若不验以事，但曰其人恭逊也，人臣于天子岂有不恭之理？但观所为何如。茍以循嘿为恭，此正不恭之大者。盖循嘿之人，见君之过不言也，见事之失不救也，时之安常保其宠，时之危不预其事。奸人之意则曰：「我以不忤意得位，君失道，国不治，我之宠不衰，何必忤意而自令失位也」？庸人之意则曰：「我无才能，君以循嘿而贵我，君失道，国不治，岂我能救哉！姑嘿以固其宠尔」。此岂非不恭之大者乎？忠贤则不然，见君过必言，见事失必救，其意曰：「我之君岂下古之明王哉！我赞助之，必至于圣而后已。君之圣则时安而民泰，我居位无愧矣。若不言其过，不救其失，陷君于不明，则时不安而民不泰，我窃位之罪人也」。故尽心于国，知无不为，其意如是，岂非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己，反谓之不恭，多疏弃之，此不思之甚也。虽然，人臣固有美节可贵者，如李靖在贞观中任仆射，功名盛大，恂恂退逊，似不能言；李鄘在元和中，风绩甚高，自淮南帅召为宰相，知倖臣所荐，竟辞不拜；韦澳在大中閒任京兆尹，才望甚著，宣宗欲命判户部，澳嫉󲦤绅贪位败教，坚辞其任。此可谓之退静矣。若无才无功，遇事恭逊，何足谓之退静？此正奸庸固宠之术尔！

论曰：李绛料魏博事势，请宪宗不用兵，遂收其地。此真庙堂之谋！与之同列者，得不推其贤，赞其谋，以济国事，安可异议邪？河北自天宝之乱陷贼，广德初虽平之，寻为强臣所据，传付其家，各为子孙业，至元和中六十年矣。德宗常以魏博叛逆，遣将讨之，反至大乱。宪宗又以镇定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盖三镇相为势援，复结河南叛臣，胶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季安死，怀谏一稚子领军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议用兵，以取魏博。此固常人之见，殊不知三镇相结，正为子孙计，一稚子虽可取，奈它镇救援何？必又如前日伐镇州之失策也。李绛独以先觉之明，论河北诸镇用部将之计，令均管军马，不偏任一将，故力敌权均，为变不得，又当主帅威权，能制死命，此策在贼中固便。今魏博之势，一童子为帅，不能领事，必偏任一将，所任者权重，众心不服，则六十年均任之计，为贼中患矣。众既变起，必归军中一宽厚之人。部将忽起主兵权，惧它镇攻讨，非纳疆土归朝，则存立不得，此必然之势也。绛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见，宪宗英明从之。不两月，魏博军中有变，如绛所料，部将田兴以六州版籍请命于朝，是绛之算如神，真庙堂之谋也。初，吉甫请用兵讨伐，绛料其势，坚止用兵。当论未形之事，以平常之见，尚可异议；及田兴请命，事已效矣，犹请遣中使宣劳，以观其变，待回日处置。赖绛力争不已，宪宗颇有英断，不待使回，授田兴节度之命，使诸镇畏威知恩，平定两河，自兹而始。以绛之贤明忠亮，视吉甫为何人！然吉甫亦忠智可称，非庸常奸回之人也，但耻智略不逮于绛，故有横议以挠其谋，至使内臣援助，几败国事，遂成奸回所为也。夫宰相谋谟，系天下休戚，己有不逮，理当博采，同列嘉谟，固当赞助。若宋璟与苏许公，同相明皇，璟刚正多所裁断，苏顺其美，奏对则为之助，故璟得尽其才，为开元贤相，苏亦获美名于时。若绛与吉甫、权德舆同列，绛、吉甫同于宪宗前论事，形于言色，其诣理者德舆亦不能为之发明，故时论以循默贬之。然则宰相之任，能了军国大事，此固大才，上也；若智谋不至，能从同列之议而赞助焉，亦其次也；若不能发明同列议论，循默不言，斯为下矣。若吉甫挠绛正论，又与内臣相结，几败国事，虽有他节可观，此一事不得不为奸回也。后之为相者切戒之！

论曰：前代以来，天子有兴治平乱之志，而或功不成、事不立者，明断不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断之才，何为而不可？盖当兴治平乱之时，必究事机，详利害，任贤者，去时弊。数者之类，君不能独计，必谋之臣；臣未必皆贤，必有异同之论。若辩之不至则惑，惑则其事不行。虽或行之，一奸人沮之，则半道而止矣。此明断不足之患也。宪宗用裴度为相，使平寇乱，可谓明断至矣。宪宗以河北藩臣不奉朝命，方有平定之志，吴元济于河南近镇，擅袭父位，且放兵肆劫。命将讨之，镇、郓二贼同恶相援，乞赦元济之罪，宪宗不许，但委武元衡经画其事，又得裴度赞其大计。镇、郓二贼乘凶忿恣行逆计，至遣其党于都下害武元衡，及伤裴度，中外惶骇，日虞不测。有献计者请罢裴度官以安贼心，宪宗大怒曰：「若罢度官，是奸计得行，朝纲何以振举？朕用裴度一人，足以破贼」。此真英主之言也。夫能知裴度之贤，足以破贼，明之至也。京师凶贼窃发，杀害宰相，不挠用兵之计，断之至也。宜乎不数年诛除宿盗，平定两河，尽复高祖、太宗之土宇，非明断之才，何以至此？夫用兵固难事，加六十年叛涣之地，朝廷恬于姑息，一日决计征讨，止由明断，遂果有功。若军国之事不至如此之难者，天子以明断行之，岂有不成乎？

论曰：李鄘辞平章，旧史谓鄘虽出入显重，素不以公辅自许，此记事者不能知贤人心迹也。鄘初为李怀光从事，不顾凶逆气燄，而奋其忠义，以郎官使徐州，谕叛兵祸福，使之帖息。任京兆，著刚严之名。鄘之风节如此。元和初，拜凤翔节度使。是镇旧用武将，有神策行营之称。初受命，必诣军修谒。鄘奏罢之，其不附宦者有素矣。及镇淮南，会吐突承璀监军，承璀方贵宠，鄘亦刚严自处，差相畏重，未尝相失。承璀归朝，荐鄘，宪宗用其言，乃命作相。鄘与承璀不相失者，与天子贵宠臣共事，不可下，不可慢，百事及礼而已。我谨于礼，彼亦不能骄；彼不骄，则不能挠我事矣。鄘之意止于此，岂欲其荐己哉？君子进用于时，不可失其正，况宰相之任，安可由宦者引用？此所以恳辞其任，正与前不受神策行营之称同尔。若谓鄘素不以公辅自许，则凡仕者非至懦之品，谁不欲至贵位？大者思行其道，小者思济其欲。况鄘之贤，已位方镇，何不自许为宰相也？鄘耻为宦者所荐，不顾宰相之贵，以全名节。史官不能发明其事，以戒世之奸邪卑猥、自权倖以进而不知耻者，乃谓鄘素不以公辅自许，其不知贤人之心迹甚矣。

论曰：古人谓「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此非通论。夫天下安固注意于相，天下危亦宜注意于相也。相得人，则将自出矣。今观唐事，大可验。德宗建中中以两河乱，锐意平定，时得马燧、李抱真、李晟辈数名将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乱，反致大变者，相不得人也。所相者庐杞，无公忠之心，无经营处置之才，虽有名将，功不克成也。宪宗自即位，有兴复大业之志，首得杜黄裳陈安危之本，启其机断；继得武元衡、裴󵨃、李绛、裴度谋议国事。数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选任将帅，平定寇乱。累年叛涣之地得为王土，四方之人再见太平者，相得人也。则所谓天下危亦当注意于相，相得人，将自出矣，非其验欤？或曰：「建中之閒，叛者李希烈、田悦、朱滔皆剧贼，非元和中刘辟、李锜、卢从史、王承宗、吴元济、李师道之比也，故马燧辈不能平希烈等数贼，高崇文辈能平辟等数叛臣也。此由贼之强弱，将之用力难易，何系于相之事焉」？答曰：希烈等虽剧贼过于辟等，然马燧、李抱真、李晟之将亦过于高崇文、李光颜、李愬之徒矣。将才贼势，正两相等，前后成功异者，实系于相也。建元、中和之事，难以疏举，今举一二显者證之。马燧辈败田悦于洹水，悦奔魏州城中，败卒无二三千人，皆夷伤未起，日夕俟降。燧等若乘胜进取，获田悦、收魏博反掌閒耳。时河北剧贼惟悦，悦既平，李纳势孤，望风自降。况朱滔等未叛，河北既无事，河南诸贼无党援，何能为哉！但燧与抱真不和，迁延不进，致悦婴城固守，且诱朱滔等同叛，遂成横流之势。盖燧窥朝廷之事，卢杞所为险薄，专招怨雠，必无公平之法，故少所畏惮，敢乘私忿之心，不了国事也。杜黄裳荐高崇文讨刘辟，崇文固尽心国事，黄裳尚虑未果成功，以其所惮者制之，谕之曰：「若不用命，当以刘澭代汝」。黄裳既荐名将，复以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速于立功也。裴度请督战淮西，诸将闻之，无不用命，知度必能赏功罚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系于相，岂不章章乎？然相之贤，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见宪宗之明也。宪宗之明能任贤相，则德宗以政柄付之奸人，果何如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乱，后之君天下者宜鉴之。

论曰：宪宗用数贤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数相中裴度功尤大，惜乎以成大功，遽为奸人所挤，罢去相位。何前日用度之明，后罢度之昏也！当淮西之乱，镇、郓连谋，变起都城，宰辅被害，时不用度，贼势莫遏，天下乱矣。宪宗既以明断用度，度得尽其才，经营国事，故朝政日修，国威日振，平淮西，服镇州，收淄、青，四方欣欣，再见平世。度之大功如是，若久任之，贞观之治可复也。但宪宗以世难渐平，有侈乐之态。奸人皇甫镈本以聚敛进用，至为宰相，度极陈镈奸恶之状，一不听纳，镈自知公议不容，益以狡计固宠。会内出陈朽库物付度支，镈以善价贾之，用给边军，将士大怒，焚其所赐。度入言之，镈于人主前引足指靴曰：「此乃内库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坚如此」。此真奴仆之态。宪宗宠奴仆之人，不顾忠臣之奏，竟以镈言罢度相位，何昏暗如此！盖宪宗中智，可上可下之主也。当患难则能用忠良，稍无事则必说奸佞。用忠良所以成己之事，说奸佞又以济己之欲。故前之用度，其明出中智之上，惧患难之大也。后日宠镈，其昏在中智之下，见世事之平也。又素宠内臣吐突承璀，承璀方用事，镈以赂结之，奸计日行，度不得不罢也。度既罢，镈得专养君欲，自固恩势。宪宗方荡然自得，谓天下无事，唯虑年寿之不长，侈乐之不极。镈进方士，以长生惑之；宦官众多，日益亲宠。不数月，为金丹所误，忿怒不常，宦官遂起逆谋矣。前日用贤，能平天下；后日宠奸，不保其身。以宪宗中智以上之主，功业已成，威福甚盛，一日昏惑，尚取大祸；后之人君功业威福不逮者，得不为戒？

论曰：长庆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颖辈庸才，皆不足议；迹其本，由宪宗失之也。元和十年，宪宗用裴度为相，止四年，两河平定，天下藩镇无跋扈之臣。时方治平，宪宗遂有骄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镈为相，逐度出镇。宪宗既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颖辈矣。逐贤相，任常才，欲天下无事，不可得尔，所以复失河北也。一贤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数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复乱，所谓天下安危皆系于相，事岂不明乎？或曰：「宪宗用裴度相，虽平定两河，然镇之受代，在萧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时；幽之纳土，在元颖作相之后。二镇虽复失之，本亦由数相得之，何关裴度事耶」？答曰：长庆初得幽、镇，虽在植辈作相之时，然本由裴度能定两河，故国威大振，镇州睹诸贼伏诛，无所援助，纳德、棣，质爱子，朝忧夕惧，不敢保首领。镇既惧，幽自慑伏矣。致国威如是，非度而谁？植辈相穆宗，得镇得幽，乘时得之耳。有何施为乎？亦由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尚致天下狱讼稀少也。况萧俛、段文昌建议销兵，先已失策，则植辈常才可知也，兼不止失幽、冀、镇，魏、博亦为贼臣所据矣。若宪宗既平天下，深念安危之本，不纵骄逸，不任奸人，使度久于其位，经制国事，以固本业。穆宗虽中常之主，顾大勋德为辅，必不至荒僻；奸邪倖臣，惮宰相刚正，必不敢肆其所为；藩镇惧宰相威略，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岂有事乎？宪宗既已逐贤相，穆宗为君仅及中智，数常才相之，众邪倖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废弛，藩臣何惮而不乱也？长庆君臣之事不足议，其本由宪宗失之也。

论曰：韦处厚不顾李逢吉凶威而斥其党，不念裴度旧隙而言其贤，此公忠之性过人，而益之以至明也。当昭悯即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凶人也，欺天子幼弱，大植朋党，专报私怨，有所贬逐者，百僚贺于中书，以明快意。其奸凶气燄至此，在朝之人孰敢犯之？处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郎官日常为裴度因事贬官，逢吉于度亦所深怨也。处厚犯权臣之威，称其所怨，复不念己之隙，力言其贤。盖以逢吉所为乃凶狂之态，我公直无过，何畏彼哉？度虽尝逐我，未知我耳。河北之乱，非度不能平定。当天子忧愤之时，度方为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有隙而不言其贤哉！是公忠之性过人，而益之以至明也。夫公忠，则专计国事而不为身谋；至明，则深辨事理之归。处厚尽是道，宜乎位至宰相，才业名德重于天下也。

论曰：昭悯年十六即位，非上智之性，不无童心。然能纳韦处厚忠言，辨李逢吉奸党，知裴度大贤而召之复相，从李程之谏辍土木之役，得李德裕奏令罢进缭绫，听裴度陈论止东都巡幸，复数视朝，勤于听政。以此观之，本非荒暗之主，若忠贤久于辅导，亦庶几汉昭之比也。但为内臣惑乱，极其荒僻而崩。原其事迹，不止昭悯之过，乃近臣积习之患也。何以验之？缘内臣仇士良致仕，戒其党曰：「今日为诸君言久远计，天子莫教閒，閒则读书，读书则近文臣，重文臣则广纳规谏，减玩好，省游幸。如此，则吾辈恩泽渐薄，权力不重。诸君常以毬猎声乐惑乱之，游幸之所极奢侈、尽奇伎，使一处盛于一处。如此，则不暇读书，不亲万机，不知外事，吾辈恩泽永无疏閒」。观士良之言，则内臣奸巧、惑乱人主之术尽见矣。夫功业之君，在位岁久如宪宗者，不能免内臣之惑，况冲年之君、即位之初乎？虽忠贤辅导于外，閒数日一见，率不过数刻接对，所言者多逆意之事；奸巧内臣穷日夜惑乱，所言者多徇欲之事。在冲年之君，中人之性，何理胜之哉！既惑乱之，又虑冲年之性喜怒无定，或责罚之祸及，乃行弑逆之谋。凡七年之閒，弑逆再矣。后之人主，得不凛凛乎？

论曰：杜元颖事宪宗为翰林学士，穆宗即位，自司勋员外郎加中书舍人，不周岁用为宰相。时议词臣进用之速，未有其比，宜罄所学，尽忠节以辅时治。茍谋议有失，但竭心于事，亦可见大臣报国之节。何得略无能效著闻于时，已负国矣。及出镇于蜀，遇昭悯冲年即位，首进罨画打毬衣五百事，自后广求珍异玩好之具，贡奉相继，用图恩宠，以至纤悉掊敛，大取军民之怨。不忠无识，一至于此。人臣已为将相矣，若守正获宠，此固至荣；然于将相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自固而为主所疏矣，己必无过，亦不为辱，至于名亦未必失。何乃遇人君冲年，专导侈欲，以图恩宠？恩宠果深，欲何为哉？如李德裕在浙西，昭悯凡有宣索，再三论奏，罢其贡献。此以生民为意，不奉君之侈欲也。观德裕之贤，视元颖为何人！盖元颖窥宪宗晚年及穆宗长年即位，多纵侈乐、厚憸人；二长君尚若此，昭悯童年，尤当奢逸，遂专以侈靡奉之。殊不知窥时作事而不正者，事极而祸变起矣。使元颖不诛敛民人，专奉君欲，未必不入登三事；茍不登三事，外不失方面之任，内不失尚书、仆射之位。反以图宠之故，专务诛剥，以取众怨，蛮贼乘隙，大害一方，坐是贬死遐裔。后之为将相者，可不戒哉！

论曰：人君恶臣下朋党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聪明，窃威福，乱国政也。朋党为患如是，诚不可不防，然在辨之精尔；辨之不精，君子为小人所陷矣。盖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济其功，此同心于国事，非朋党也；以利合者思济其欲，此同心于私计，乃朋党也。二者混淆并进，非明君曷易辨之？君不能辨，则君子为小人所胜必矣。盖君子之徒，见义则锐意以进，诚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小人窥之，惧君子道行则不便于己，取疑似之迹谗之于君矣。君子被谗，又耻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不然，见利则诡计以进，巧其言，曲其意，复弥缝其隙，用心无所不至。胜于人，便于己，险薄邪佞皆可为，所以常胜于君子也。君子、小人情状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举，直以唐之四事论之。君至明，则人不能诬人以朋党；君虽明，为情所惑，则不能察小人之党，辨君子之不党；君虽明而弱，虽辨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党；君明不足，虽察其有党，而不能辨其情之轻重。贞观中，萧瑀谓房乔辈数大臣相党，常独奏云：「此等相与执权，有同胶漆，陛下宜细诘之，但未反尔」。太宗谓瑀曰：「为人君者须驾驭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于此」！时房乔辈同心国事，知无不为，瑀虽非小人，但以性刚躁，复多猜惑，妄言乔辈朋党。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数贤何以免责？不惟不免其责，且无以尽其才谋，助成治平之业矣。此所谓「君至明，则人不能诬人以朋党」也。元和末，裴度、崔群同相，度以勋德，群以仁贤，为天下瞻望。及皇甫镈以聚敛进，复结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为非。度、群累言镈邪险之状，宪宗反疑度、群朋党，宠镈愈甚，至谓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植朋党」？度对曰：「君子、小人，未有无徒者。君子之徒，则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谓朋党」。帝曰：「他人之言，亦与卿言相似，岂易辨之」？夫以度、群之大贤，视镈之邪党，如鸾凤之与蚊虻，人人可见，而宪宗惑之，盖方务邪乐恶，恶忠而喜佞也。观初用度、群之意，非为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谓「君虽明，为情所惑，则不能察小人之党，辨君子之不党」也。昭悯即位，其相李逢吉大植朋党、明报仇怨，排裴度，逐李绅，欺君冲幼，略无所惮。赖韦处厚不顾凶险气燄，言度之大贤，雪绅之非辜。昭悯深信处厚之忠，许度复相，悯绅贬逐，然不能诛逢吉之奸党，此所谓「君虽明而弱，虽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党」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闵之党，大恶之。然观二李之过似均，而情之轻重则异矣，亦在辨之也。宗闵辈在元和中对贤良策，深诋时病，李吉甫作相，怒其言，薄其恩命，故宗闵辈憾焉。后宗闵得用，排李德裕及其相与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闵及其相与者，故交怨不解，其过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悯朝论事忠直，有补于时，所历方镇，大著功效。又裴度常荐之作相，为宗闵辈所沮而罢，遂领剑南。虽因监军王践言入言维州事，文宗召以归朝，遂命作相，本由功名用也。及秉政，群邪不悦，竟为奸人李训、郑注所谮，引宗闵代之。宗闵未相，绝无功效著闻；任侍郎日，结女学士宋若宪、枢密杨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其出镇也，又由训、注复用。此德裕之贤，与宗闵不侔矣。又德裕所与者多才德之人，几于不党，但刚强之性，好胜于人，所怨者不忘，所与者必进，以此不免朋党之累，然比宗闵之奸，则情轻也。文宗但以其各有党嫉之，不能辨其轻重之情，明已不足矣；又听训、注所谮，朝之善士多目为二李党而逐之，此所谓「君明不足，虽察其朋党，而不能辨其情之轻重」也。夫太宗之明，为人君者当法之；宪宗之惑，为人君者当戒之；昭悯之弱，为人君者当勉之；文宗之明不足，为人君者当深思之。深思之术，尤在尽心焉。且有人言于君曰：「某人，朋党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当诘之曰：「朋党有何状」？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当诘之曰：「所欺者何事」？若陈所欺之事害于国，病于人，图于利，其状明白，此朋党无疑，大则罪之，小则疏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陈害人图利之状，此乃诬人以朋党，大则罪之，小则疏之亦宜矣。又或言者陈似是之状，未甚明白，君当审其人与言者位不相逼乎，素无仇怨乎，何人以公议进，何人以权倖用，何人论议有补于国，何人才行有称于时？复参验他臣，而究其本末，则言者与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如此，臣下岂有朋党之事？或曰：「何以能如此」？答曰：「在明与公」。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与公安得两尽也」？曰：「不听左右之偏言，则明矣；不以说意亲之，不以忤意疏之，则公矣。能戒事事，明与公庶乎可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