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诸儒，咸称子云作《太玄》以准《易》。今考子云之书，观子云之意，因见非准《易》而作也，盖疾莽而作也。何哉？昔者哀、平失道，贼莽乱常，包藏祸心，窃弄神器，违天咈人，莫甚于此。虽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元之心，犹戴于汉。是时不知天命者，争言符瑞，称莽功德，以济其恶，以茍富贵，若刘歆、甄丰之徒，皆位至上公。独子云耻从莽命，以圣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过一大夫而已。子云既能疾莽之篡逆，又惧来者蹈莽之迹，复肆恶于人上，乃上酌天时行运盈缩消长之数，下推人事进退存亡成败之端，以作《太玄》。《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象也。玄，君象也，总而治之，起于牛宿之一度，终于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赞、二万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终始逆顺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顺之者吉，逆之者凶，以戒违天咈人、戕君盗国之臣。此子云之本意也，孰谓准《易》而作哉？诸儒咸称《太玄》准《易》者，盖以《易》纬言卦起于《中孚》，《震》《离》《兑》《坎》配于四方，其六十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执此而言之也。殊不知《易》纬者，阴阳象说，非圣人格言，若执此以为《易》，则《易》之道泥矣。且《太玄》之于《易》，犹四体之一支也，何以谓之准《易》者乎？斯言盖根于桓谭论《太玄》曰：「是书也，与大《易》准」。班固谓：「雄以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云被僭大《易》之名于千古，是不知子云者也。

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有君而无臣，不足以成至治；有臣而无君，不足以成至治。圣如尧、舜，以咎陶、大禹、后夔、伯夷佐佑之；贤如禹、汤，以伯益、后稷、伊尹、仲虺翼辅之，然后能致其盛德大业，辉照于千古而不可攀，况其下者乎。故曰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三代既往，而西汉为盛，吾观孝武，聪明宏远，听断在己，有禹、汤之资，然其盛德大业，终弗克以肖之者，有君无臣也。昔秦氏肆虐，群圣之道烬矣。高祖以干戈取天下，故讲求之未暇也；孝惠暗懦，不足以议；孝文、孝景止以恭俭为天下先。惟孝武天启其衷，巍然独出，思复三代之至治也。于是尊用儒术，励精古道，出府库以购其书，空岩穴以聘其贤，由是天下为之丕变而向方焉。噫，群贤之道，迨秦而烬，微孝武则终将泯泯而弗章矣。孝武之功也盛哉！是时平津起徒步，不数年，位居丞相，非不用也。向使平津能内竭乃诚，外采群议以启沃，使孝武日闻其所未闻，日至其所未至，则三代之至治，可不日而复矣。嗟乎，平津无制礼作乐、长世御民之才，但以持禄固位、自图安乐为事。本传称「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诤」，又称「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旨」。此非持禄固位、自图安乐者乎？孝武职此之由，其心荡矣，自是方士邪怪之说，得以入焉。按平津以元朔五年十一月代薛泽为丞相，元狩二年三月薨。且孝武崇神仙之淫祀，惑少君之妖言，祠灶入海以求神仙不死之事，此皆平津之所睹也，蔑闻吐一言以救之，卒使孝武之心荡而不复，为千古笑，诚可惜也。伊尹有言曰：「予不克俾厥后为尧舜，予心愧耻，若挞于市」。嗟乎！平津无伊尹之心，诚可罪也。

无为者，其虞氏之大德欤？其旷然不为也？始不求于天下，而天下自归之；终不受于天下，而天下自授之。自生民已来，虞氏一人而已。昔在历山而耕焉，雷泽而渔焉，河滨而陶焉，当是时也，彼孰有意于天下哉？及乎孝德升闻，尧遽以天下禅之。舜既受尧禅，夙夜兢兢，惧德弗类。以天下者，尧之天下也，不以尧之道治之，则其天下之民有不得其所者矣。于是尽履尧之道而行之，俾其天下之民，不异于尧之世也。舜居位既久，复以尧之天下、尧之道，尽与诸禹，此舜之德，其可谓大德也矣！夫舜之天下，尧之天下也；舜之道，尧之道也。舜始得之于尧，而终传之于禹，此舜之无所为也章章矣。噫，上无尧，下无禹，孰可高视而称于无为哉？上尧而下禹，舜所以得高视而无为也。不然，则孔子上顾伏羲，下讫文武，笔于六经，为万世法，何不曰无为治者，伏羲也，黄帝也，尧也，禹也，汤也，文、武也，止曰「其舜也欤」哉？若以无为为旷然而不为，则《书》何以曰齐七政，类上帝，禋六宗；又曰「觐四岳，班瑞于群后」；又曰「东巡守，至于岱宗。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又曰「南巡守，至于南岳」，「西巡守，至于西岳」，「北巡守，至于北岳」；又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又曰「流宥五刑」；又曰「流共工，放驩兜，窜三苗，殛鲧」；又曰「询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又曰「禹平水土」；又曰「黎民阻饥，后稷播植百谷」；又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又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以至「五十载，陟方乃死」之类，此舜有为，其繁也，如是之甚矣。且《书》者，圣笔亲删也，孔子睹舜之有为，其繁也如是之甚，安可反谓之无哉？由是观之，则知无为者，非旷然而不为也。

无为之道，其至矣哉！非虞帝孰能与于此？后之帝天下者，不思虞帝之德，而慕虞帝之无为，吾未见其可也。三代而下，不思虞帝之大德，而冒虞帝之无为者众矣！又世之险佞媮巧之臣，或启导之，既不陈虞帝之大德，以左右厥治，则枉佛老虚无清净、报应因果之说，交乱乎其间，败于君德，吁，可痛也！观其惑佛老之说，忘祖宗之勤，罔畏天命之大，靡顾神器之重，委威福于臣下，肆宴安于人上。冥焉莫知其所行，荡焉莫知其所守，曰「我无为矣」。至纲颓纪坏，上僭下偪，昏然而不寤者，得不痛哉！且夫天下之广，亿兆之众，一日万机，兢兢翼翼，犹惧不逮，而佛老之说其可惑乎？祖宗之勤其可忘乎？天命之大其可罔畏乎？神器之重其可肆于人上乎？斯何沉惑不开如是甚也！昔秦始、汉武，始则惑于虚无清净之说，终则溺于长生神仙之事；梁武、齐襄、姚兴，始则惑于报应因果之说，终则溺于解脱菩提之事，卒皆沦胥以亡，势不克救，此简策具载，可覆而验也。惟汉赖高祖除秦之暴，功宏德茂，天未厌绝，兹亦幸而已，何足尚哉！吾常求无为之端，且病历代诸儒不能扬孔子之言，铺而明之，俾其炳炳如也。故佛老之徒，得以肆其怪乱之说，厕于其间，为千古害。故尽扩其所以然，作《无为指》，庸为帝天下者戒（《孙明复小集》卷二。又见《圣宋文选》卷九。）。

「无为」句至「神器之重」，《历代名贤确论》收入卷二《举十六相去四凶》篇。

《礼》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噫，卿大夫以四郊多垒为辱，士以地广大荒而不治为辱，然则仁义不行，礼乐不作，儒者之辱欤？夫仁义礼乐，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舍其本则何所为哉？噫，儒者之辱，始于战国，杨朱、墨翟乱之于前，申不害、韩非杂之于后。汉魏而下，则又甚焉。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惑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竞趋之。观其相与为群，纷纷扰扰，周乎天下，于是其教与儒齐驱并驾，峙而为三，吁，可怪也！且夫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彼则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亲，灭夫妇之义，以之为国则乱矣，以之使人则悖矣。儒者不以仁义礼乐为心则已，若以为心，则得不鸣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与人争詈，小有所不胜，则尚以为辱，矧彼以夷狄诸子之法乱我圣人之教耶？其为辱也，大哉！噫，圣人不生，怪乱不平，故杨、墨起而孟子辟之，申、韩出而扬雄距之，佛老盛而韩文公排之。微三子，则天下之人，胥而为夷狄矣。惜夫三子，道有馀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就，其用克施，则芟夷蕴崇，绝其根本矣。呜呼！后之章甫其冠，缝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从而尊之者多矣，得不为罪人乎？由汉魏而下，迨于兹千馀岁，其源流既深，其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类，其将奈何！其将奈何！故作《儒辱》。

正名者，传嗣立嫡之谓也。为国之道，莫大于传嗣；传嗣之道，莫大于立嫡，所以防僭乱而杜篡夺也。用能尊统传绪，承承而不绝。故子路问于孔子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以灵公无道，不能先正厥嗣，以靖其国，卒使蒯聩父子争立，以乱于卫，故对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谓诸此也。何以辨诸？按《春秋》，定十四年，卫世子蒯聩出奔宋；哀二年，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蒯聩出奔宋者，蒯聩有杀母之罪，惧而奔宋也。纳卫世子蒯聩于戚者，灵公既死，蒯聩为辄所拒，不得入卫也。且蒯聩有杀母之罪，惧而奔宋，灵公固宜即而废之，择其次当立者，以定嗣子之位也。灵公不能先定嗣子之位，故使公子郢得立，辄于后以乱于卫。夫蒯聩者，灵公之子也；辄者，蒯聩之子也。辄既立，则蒯聩无以立矣。蒯聩无以立，则必反而争其国。既反而争其国，则辄必拒之。辄既拒之，是弃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父也。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国之大经也。彼则弃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禽兽之道也，人理灭矣。是故蒯聩出奔宋，纳于戚，《春秋》皆正其世子之名而书之者，恶灵公而不与辄也。恶灵公者，恶其不能正厥嗣以靖其国；不与辄者，不与其为人子而拒其父也。或曰：「若蒯聩者，独无恶乎」？曰：蒯聩有杀母之罪，当绝，反而争其国，是为篡国，故经书「纳」焉。纳者，篡辞也，孰谓蒯聩独无恶哉？然则蒯聩之篡国，辄之拒父，皆灵公为之也。皆灵公为之者，灵公生不能治其室，死不能正其嗣也，故《春秋》参讥之。此乃圣人正君臣、明父子、救昏乱、厚人伦之深旨也。而世之说者，以为正百世之名者，失之远矣。

《春秋》既正蒯聩世子之名，而左氏、公羊氏、谷梁氏传之，俱无一言解经称世子之义。夫传，所以解经也，传而不解，安用传为？唯江熙注《谷梁》曰：「齐景公废世子，世子还国，书『篡』。若灵公废蒯聩立辄，则蒯聩不得复称曩日之世子也。称蒯聩为世子，则灵公不命辄审矣。此矛楯之喻。然则从王父之言，传似失矣。经云『纳卫世子』、『郑世子忽复归于郑』。称世子，明正也。明正则拒之者非耶」？愚谓蒯聩称世子之义，传既失之，熙亦未为得也。且蒯聩有杀母之罪，当绝。当绝则不得为嗣，故经称「纳卫世子」。纳者，篡辞也，此则蒯聩还亦书「篡」，非独齐世子还而书「篡」也。然蒯聩犹称曩日之世子者，乃孔子正其名而书之尔，非为灵公不命辄而书之也。熙安得谓「称蒯聩为世子，则灵公不命辄审矣」哉？又忽称世子者，与蒯聩异矣。观郑忽之出奔也，非得罪而见逐也，盖以庄公既卒，郑忽当嗣，为宋人执祭仲以立突，篡而失国也。况乎突之篡忽者，兄弟也；辄之拒蒯聩者，父子也。是故忽之出奔也，书曰：「郑忽出奔卫」。去世子者，讥不能制其弟突，以失国也。及乎还也，书曰：「郑世子忽复归于郑」。称世子者，善其能反正于郑也。若蒯聩则不然。蒯聩之出奔也，书曰：「卫世子蒯聩出奔宋」。及乎还也，书「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出奔与纳，俱称世子者，明蒯聩正嫡当嗣，辄不得拒也。由是言之，则熙安得引郑世子忽以解蒯聩称世子之义哉？则知世之说者，不能辨传嗣立嫡之道者，由三传失之于前，说者惑之于后也。

圣贤之迹，无进也，无退也，无毁也，无誉也，惟道所在而已。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孰为进哉，孰为退哉？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孰为毁哉，孰为誉哉？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吾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三十年，处乎今之世，故不知进之所以为进也，退之所以为退也，毁之所以为毁也，誉之所以为誉也。其进也，以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进也，于吾躬何所进哉？其退也，以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退也，于吾躬何所退哉？其见毁也，以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见毁也，于吾躬何所毁哉？其获誉也，以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获誉也，于吾躬何所誉哉？故曰：圣贤之迹，无进也，无退也，无毁也，无誉也，唯道所存而已。予丁丑岁秋九月作堂于泰山之阳，明年春堂既成，以是道处是堂，故命之曰「信道堂」云。景祐五年正月三日记。

孔子既没，千古之下，驾邪怪之说，肆奇险之行，侵轶我圣人之道者众矣，而杨、墨为之魁，故其罪剧。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钜。昔者二竖去孔子之世未百年也，以无君无父之教，行乎天下，天下惑而归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国之大经也，人伦之大本也，不可斯须去矣，而彼皆无之。是驱天下之民，舍中国之夷狄也，祸孰甚焉，非孟子莫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奋起，大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驱除之以绝其后，拔天下之民于夷狄之中，而复置之中国，俾我圣人之道炳焉不坠。故扬子云有言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韩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谓不在禹下」。然子云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横流，大禹不作，则天下之民鱼鳖矣；杨、墨暴行，孟子不作，则天下之民禽兽矣。谓诸此也。景祐丁丑岁夕，拜龙图孔公为东鲁之二年也。公，圣人之后，以恢张大教、兴复斯文为己任，常谓：「诸儒之有大功于圣人门者，无先于孟子。孟子力平二竖之祸，而不得血食于后，兹其阙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孟子可谓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邹昔为孟子之里，今为所治之属邑，吾当访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于是符下，俾其官吏博求之，果于邑之东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四基之阳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孙、万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庙成，俾泰山孙复铭而志之。复学孔而晞孟者也，世有踏邪怪奇险之迹者，常思嗣而攻之。况承公命而志其庙，又何敢让？嘻，子云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尽之，退之能尽之而不能祀之，惟公既能尽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笔以书。景祐五年岁次戊寅三月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