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问：《春秋》之作何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遏人欲之书也。《春秋》，鲁史尔，圣人从而修之，则其所谓扶天理、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而绥猷之责，后实任之。尧、舜、禹、汤、文、武达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极，维持世道，使太极之体常运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发达而不可壅者，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辙东，王迹熄，政教失，风俗坏，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不立，几若与之俱泯灭而不存焉。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辩也，义利之无别也，真伪之溷淆也，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强并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乱也。其所为之事尽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世莫知其不然也，孰能拨乱而振起之！幸而孔子至圣，不得其位，心虽切于救世，而绥猷之责不在，何补于世之治乱耶！若六经之书，《易》以道阴阳，《诗》以理性情，《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乐》以宣和畅，《春秋》尤以谨严为先，以为载之空言，不若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故鲁史之所书，圣人亦书之，其事则同，其义则异。鲁史书其君臣之义或未明也，而吾圣人则明之以君臣之义；鲁史书其上下之分或未正也，而吾圣人则正之以上下之分；兄弟之伦未立，长幼之序不存，而吾圣人则正之存之，以至辩别是非，予夺可否，使大义不至于溷淆也。其大要则主于扶天理于将微，遏人欲于已肆，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或者谓《春秋》不过空言尔，而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岂非以作《春秋》之心，尤有大于放龙蛇、驱虎豹之功者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以人心之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恻隐发于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则天下之人以是非为荣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则天下之人以荣辱为是非。所谓乱臣贼子恣睢荡跌，放人欲以灭天理者，岂其悉无是非之心哉！故虽肆意所为，莫之或制，而其心实未尝不知其非，而恶夫人之议己，此其一发未亡之天理，不足以胜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复，为而不厌，而其所谓自知其非者终自若也，则其心未尝不欲变乱天下之是非，以托己于莫我议之地，既上幸无明君之正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习熟见闻以为当然，曾莫有议其非者，则为乱臣贼子者又何幸以逃其罪耶！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恶之论素定，则人为不善者有不待刀锯临、刑罚加，自几若无托身于天地间矣。时至春秋，周室大乱而世衰，圣王不作而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恶之论几于废置，然后乱臣贼子始得以自容其奸，不特礼乐法度之拘而已也。孔子作《春秋》也，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诏天下与来世也。是以人心之公理，圣人因而明之，所谓笔则笔、削则削，乱臣贼子闻之，固将不惧于身，而惧天下后世之议，不惧刀锯斧钺之临，而惧倏然有能正其罪者，以人欲日滋之际，而惧天理一发未忘之时。孔子作《春秋》之功，顾不大乎！孟子断然以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使先王之纪纲法度超然复振于世，而人心天理之尚存。不然，颠倒错乱，贸贸不明，三极果何恃而立乎！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有功于万世也。与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说，以《春秋》之作乃赏善罚恶之书，所谓天子之事者，谓其能制赏罚之权而已。夫谓天子之事止于制赏罚之权，而绥猷修道之责乃不暇问，则是刘汉以后之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为是说者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所谓天子之事也。彼徒见《春秋》一书或书名，或书字，或书人，或书爵，或书氏，或不书氏，于是为之说曰：书字、书爵、书氏者，褒之也；其书人、书名、不书氏者，贬之也。褒之，故予之；贬之，故夺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赏；夺之，所以代天子之罚。赏罚之权，天王不能自执，而圣人执之也。所谓章有德、讨有罪，圣人以自任也。夫《春秋》，鲁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鲁国而欲僭天王之权，以匹夫而欲操天王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独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恶天下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于是作《春秋》，正名分，而己自蹈之，将何以律天下之不法者！圣人宜不如是也。盖是非人心之公，不以有位、无位而去取之也。故夫子得以鲁史明是非赏罚也。天王之柄非得以自执也，得以假鲁史以寓是非赏罚之道也。赏罚之道，人心之公所在，而岂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为是也，非以鲁之重信义、崇礼教，可以变而至道也，是以托诸鲁史，以寓赏罚之权也。故其赏之也，非曰吾赏之，鲁赏之也；其罚之也，非曰吾罚之，鲁罚之也。鲁，周公之后，圣人之祚嗣之。以是非赏罚之权而予之于鲁，鲁亦不敢肆意而任之，则鲁乃周公之后，故予之也。以周公之后而行周公之典礼，以周公之典礼而欲行之诸侯、大夫，或者其庶几乎！此圣人意也。圣人以匹夫之微，不得擅天王之赏罚；鲁以诸侯之国，其可以擅天王之赏罚乎？鲁不可以擅天王之赏罚，夫子乃推而予之，则是夫子为其实，鲁独受其名，吾知夫子必不敢以自僭也。大抵学者之患，往往在于尊圣人太过，而不明乎义理之当然，意欲尊圣人，而实非所以尊之也。夫子告颜渊以四代之制不见诸用，而寓其说于《春秋》，此皆一切谬妄之论，其大要皆主于以礼乐赏罚之权为圣人自私之具矣。夫子之所以告颜氏者，亦谓其得志行道则当如是，岂有德无位而修当时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之制乎？夫子，鲁人也，所修者鲁史；其时，周也，所用者尊时王之制，此则圣人之大法也。谓其修《春秋》之时，窃礼乐赏罚之权以自任，变时王之法，兼四代之制，不几于诬圣人乎！学以知道为本，学不知道，妄相传袭，害义伤教，于是为甚。后之观《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尝以礼乐赏罚之权自任，而后可以破诸儒之说；诸儒之说破，而后吾夫子之所以修《春秋》者可知矣。孟子所谓「天子之事」者，从可识矣，庸非后世所当法乎！

皇帝若曰：自昔欲治之主，曷尝不进图贤材以共论天下之务哉？终之名发事施，以传休于无穷，朕甚慕之。近代设策士之科而失取人之实，所问或非要而所言未必有所合，至使迁忠愤之极论，角靡曼之虚文，情郁事辽，上下相失，曾何大道之补焉？朕享国之日浅，永惟任大而守重，欲闻谠直之言以鉴不逮，而未始云获。子大夫袖然应书，其考于古而不迂，质诸当今而易行，为朕竭思而茂明之。夫天人之际，灾祥各缘类而至也，故至治之时，必有休符，发为星辰、雨露、草木、鸟虫之祥；皇极之不建，乃六沴并作，害于而民，君人者傥不思复天变，则遂至悖谬而不可扶持，此皆前世已然之效也。朕即位以来，非有歌钟狗马之娱，与夫外家女宠、爵位赏赐之过也，乃二月乙巳大风昼冥，四月丁未白气起西方，七月丁丑太白昼经天，八月庚寅大雨霪京师，半年之间，钜异四发，岂朕不共不忱、不决不达之致与？是以夙夜顾省厥违之靡宁也。矧今吏治之未醇，民风之未厚，官溢而滥入之源未塞，兵众而选用之法未精，工作淫巧于都中，豪右僭侈于公上，田野虽加辟而农有寒饥之患，关市虽弛禁而商无赀货之通。岂不欲人蹈名节，而廉耻常不立；岂不欲人远刑罚，而抵冒常不止。将以六正八疵察迹夫忠邪之端，则悼不能以情见；以七教三法化陶乎善恶之类，则患不能以家抚。来远、临人、节礼，曷为异同之论；生利、事神、保民，岂无后先之指。设饮于乡，以岁行之，使知有恭老悌长之节，古独以为宜乎？歛谷于社，以时发之，使知救贫恤荒之政，今独以为难乎？宋景一言而胜妖眚，朕下罪己之诏，甚祗惧也，而未有转祸之感；汉宣终世以核名实，朕发责吏之书，甚丁宁也，而未有饬职之应。昔仲舒之推灾异，专治《春秋》之学；刘蕡之对阙失，深陈社稷之计。远鉴百王兴坏之所繇，近摹四圣功业之所就，何行而适世变，何修而当天心，子大夫其思致祥救弊起治之术，熟之复之，毋枉执事，以称朕详延之意焉。

臣对曰：承学臣愚，生于太平之日，而游息于天地和气之内，与草木同其荣，与麋鹿共其乐，数十年矣。常以谓不见兵盗流亡之灾，虽老于农耕，比之危朝乱邦之臣，其犹万万于彼而无所憾。况今弹冠曳绶，欸乎交戟之下，亲见圣主，得以尽其所学而言当世之事，人臣之幸，夫何以过于此？圣策曰：「自昔欲治之主，曷尝不进图贤材以共论天下之务，终之名发事施，以传休于无穷，朕甚慕之」。此陛下虚己以来下情之至也。臣闻士无贵贱，道是则合；人无远迩，志通则应。昔第五伦为吏长安市，尝读诏书，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及见光武，酬对政道，帝果深然其说。臣虽不肖，亦尝默观时事而商略陛下之志矣。陛下继统承政，恭俭之德，中大禹之法，而忧勤庶事，有虞、舜、周文之心，杜女谒、抑阍寺、厚亲族，体貌臣下，损无名之禄，罢不急之用，命信而不妄，罚严而必行，群下莫不耸勇淬涤，奋厉怠惰之气，而思以忠信自结于上，于此知陛下有志于为治。而臣亦窃喜今日之可以言，庶乎第五伦之遇于汉，异世而同事矣。然臣窃有所虑者。天下之大利害隐于无形，言者或能言之，而常患人之不能见；利害之小者可以见，而言者常以为屑屑，耻之而不言。夫大事言之而不能见，小事耻之而不言，则天下之事无时而举矣。臣则不然，大不敢隐，小不敢弃，而听明王之所自择。陛下幸听之，则庶几有益于毫毛，而天下之利也。圣策曰：「近代设策士之科，而失取人之实，所问或非要而所言未必有所合，至使迁忠愤之极论，角靡曼之虚文，情郁事辽，上下相失，曾何大道之补焉，欲闻谠言以鉴不逮」。臣闻百官各有职，小不得以语大，右不得以治左，惟宰相遍得治天下之事，而谏官、御史遍得言天下之事。下此则有六科。六科之人，一介贱士也，而独得论治乱之大计，天子之所宜闻，宰相之所当治，御史、谏官之所当言，无所不可言者。大臣以格荐之，陛下以礼而临试之，其可谓不轻而重矣。然臣窃有所怪者。自设科以来，卒未闻朝廷得一言、行一事，岂朝廷之虚设科选以收可用之才，而不系于言之可行与否耶？将言者务为浮语虚论，徒以惊世高俗，不切于实邪？朝廷虚设其选，则言者几为狂瞽而妄为，来于是科者，为无所益于国而专为进取之计，凡此者，臣之所深耻也。今陛下既招来下臣而亲屈大问矣，使臣言有可行，陛下举而行之，茍有以少补于世而迹不辱于天下，则刀锯不足以为臣忧，禄赏不足以为臣利，而臣之私愿毕矣。臣安敢不考古质今而为陛下详言之哉！圣策曰：「天人之际，灾祥各缘类而至也，故至治之时必有休符，发为辰星、雨露、草木、鸟虫之祥；皇极之不建，乃六沴并作，害于而民。即位以来，非有歌钟狗马之娱，与夫外家女宠、爵位赏赐之过也，乃二月乙巳大风昼冥，四月丁未白气起西方，七月丁丑太白昼经天，八月庚寅大雨霪京师，半年之间，钜异四发」。而陛下又退托于「不共、不忱、不决、不达」，臣见陛下畏天省己之道有过于前古之君也。臣亦尝究天文、《洪范》、五行、六沴之学矣，盖六经皆记异而不书其说，圣人以为足以下戒时君之思而上不敢以己意期天事，如此而已。后世学者，往往指事推迹以言灾异，而终不免乎牵合，此其近于巫史之术，圣人之所不取也。今陛下取钜异四列以访臣，臣岂敢为牵合之说而茍塞圣问耶？学者以大风昼冥，则不过曰号令暴急；以白气太白，则不过曰当有蛮夷之兵；以大雨为害，则不过曰简宗庙、不祷祠。臣之言之则异乎此。天地之大，譬之于人，人之所以为四支之彊者，其本在下而为腹心肺腑，其本在上而为五官，其气有所经纬而其神有所舍止。神有所敝，则气有缪戾矣，腹心肺腑之间有所攻塞，则五官有所不宁矣。善医者，原脉察色而知其疾之所自来，耳之病则知其出于肾，目之病则知其出于肝，此皆上下之相牵而变动，事理之必然，而不足怪者也。然则五官之不宁，其原亦在乎腹心肺腑而已矣。天地亦何以异于是乎？日月辰宿，天地之五官也。民人生聚，天下之心腹肺腑也。云雨其气也，变化其□也。今之风冥而气异，星变而雨霪，是岂他哉？亦民人生聚之间有所疾痛不乐已。是故善治五官之疾者，不治五官而治腹心肺腑；善止天地之异者，不止天地之异而止民人疾痛不乐。自古圣君贤臣，见天地之异则相与咨嗟戒惧，故商高宗遭雊雉之异，而祖己戒之曰：「祀无丰于昵」。唐太宗逢彗星之妖，虞世南谏之而悟曰：「我不可以轻天下之士」。今陛下统政之始，宜有星辰、雨露、草木、鸟虫之祥以为明圣之表，而咎验众至，此上天爱陛下而以此戒陛下也。陛下损膳彻乐，下责己之诏，束敝政、访直言，是以应天顺人之一端矣。若夫聚缁黄无名之学而为厌胜禬禳之事，此何所益于承天受民者哉？陛下复策曰：「吏治之未醇，民风之未厚」。陛下可谓深讲当世之敝矣。陛下无惑乎吏治之未醇、民风之未厚也，其原盖自乎朝廷而已。今朝廷喜于增官置局而不能责任贤能，多为条令而不行赏罚，鄙弃实用而崇尚虚名。寒士无涂而阀阅易进，有为者多累而因循者获安，朋党相推而孤立之士沉退，文吏与武吏相嫉而不同心。官不恤民之私，民不趋官之事，而上下异志。朝廷务于蔽塞任子而不知釐革之本源，士大夫乐于进趋而不能安廉耻进退之分。儒臣不过循守令式以避过，彊臣不过颉颃贾直以为名。瘠民而肥吏，贫农而富游手，兹十数者未之去，吏治安得而醇、民风安得而厚哉？陛下熟讲而亟变之，则吏治醇而民风厚矣。圣策曰：「官溢而滥入之源未塞，兵众而选用之法未精」。此二者固所当留意而先治也，臣请为陛下言滥入可止之术。今文武之吏弁冕而治人者，岂特士人之多邪？有黥徒、有商贩、有僮仆、有胥史，有医技之亲戚、有官者之旁友附赘，有纨绔襁褓之子孙。士大夫其杂乱如此，朝廷因仍而弗汰则患其溢，汰之则虑其嚣而怨，是仕籍终不可得而清也。仕籍未清则文武为君、周召为相不可以为治，故滥溢不可以不汰。汰之者必有道，在籍者勿复汰，继来之滥，为令以却之。黥徒、胥史、医技，凡以杂色入流者，宠之本品而足矣，何得预仕籍？贵臣以恩请者，必冠而后可，无以与襁褓之幼。富人入刍廥菽粟于县官，援之假版，使得以赎小罪，与夫久劳于事者，眦畀之以他赐，无以名器授之，非所宜得，一切寝格而不下。夫已源塞而涂隘矣，然后登进天下贤者，计民而置官，太平之化，可指掌而致也。然而为是者在陛下，不可以委臣子。何哉？官赏者人主之柄，人主为之而天下莫不顺。唐一日罢斜封官三千，无敢作言以起事，议虽出于姚、宋，而明皇自为之也。张始均祸于魏而暨艳诛于吴，主未为之倡也。臣请复为陛下言兵众选用之法。臣闻兵在选而不在众。祖宗之时，兵不过数十万，而四夷奔走之不暇。今天下数至百馀万，财力耗弊而威不行。然则茍不能选用，虽多兵，适所以为累，而何贵百万之众哉！今有卒于此，力可以彍彊弩婴胄而行，日可以驰二百里，其月禄为钱千、粟二釜；又有卒于此，疲冗而材甚下，其月禄亦为钱千、粟二釜，则彊勇之卒，必有不嗛于心矣。见敌格斗，鼓旗相当，剑楯相薄，冗卒先奔而溃，则勇者不能不牵而动。故无事而居，杂以精冗，则消军之志；有事而用，杂以精冗，则为敌之福。中人十户之赋，岁不过十万钱，十户之赋仅足以养一卒，县官养兵之众，不胜其敝矣，尚何容疲冗于其间哉！然而汰之不可以速，汰速则怨，老癃无归，群持瓢囊，行丐道路，伤战士心。今不若汰其老癃，□其壮子弟，壮子弟不失业而老癃有所归。其数不足则择取下卒之秀者，兵不他募而可以足用，用之而人人知战事矣。陛下若欲天下之兵举可以用，皆有杀敌致死之力，而无不逊骄惰之气，则祖宗蒐兵责师之法，载于国史，陛下可以为之也，今何俟而弗举耶？陛下又以工作淫巧、豪右僭侈之为患。夫僭侈者众则淫巧者多矣，其失则自乎礼制之不明。先王之为礼制，所以定丰约、限贵贱也。故使宫室有量，车服有节，器用有等，人徒有数，君子得以异于小人之群。小人虽有其财而不敢居君子之车，服君子之服，用君子之器，则淫巧可禁而僭侈可止也。今之天下礼制既不明，而法令亦不甚可畏，君子、小人侪并而肩随，三公之服与兵吏同色，里民之室屋与官寺争华，富人之妾被珠玉而僮走曳丝纨，百工争□新伎奇器以应之，始于中都，遍于天下。富人茍财之所及则足其欲，而惟力是视，小人桀骜，视君子亡如也。君子见轻，则虽为廉约不足以率下，此伪乱之始也。臣愿为礼制以示天下，而严为之法令，以别君子小人。上下之分立而争者知止，则淫巧僭侈庶几乎息矣。圣策曰：「田野虽加辟而农有寒饥之患，关市虽弛禁而商无赀货之通」。陛下之问下及于农商，此陛下欲为仁政而深论天下之弊也。臣请先言农之敝。今之天下为本者常不足，而为末者常有馀，浮民贵而农民贱，家于田亩者不若居市里，以耒耜为业者不若操货财。浮民自以为材智之当然，而财力勤苦之民，盻盻焉不足于衣食，而常有赋徭之忧、寒饥之患。比者陈、邓、许、亳尝饥矣，农人之死者不可胜计，而他业之民，富厚恬夷无异乎平日，有司不能救，朝廷为转米粮以为之食，事已则宴然而弗议，是岂强国均民之道哉！今天下之用，郡县百索，莫不出于农，枲赋纻褐，桑敛绨絮，上取米麦而下取藁芊，治堤堨、夷道途，河川之徒杠，亭传之茨塈，凡□时之输、暴集之役，其劳苦无时得息，此所以田野虽辟而农人不免于寒饥也。臣愿陛下为令以宽农人，杂征苛取，使出之于他业之民，而无专于农，以宽生民之力而厚其本，则可以鲜转徙寒饥之人矣。农之敝如此，而臣复请言商之敝。臣闻四民各有业而无不得其所，此三代之法也。是故吏而不农，农则有役；仕而不商，商则有征。今吏而兼农商者，太半于天下，农则不得而役，商则不得而征，民所欲为而吏以其彊力遍为之矣，民安能不较之哉！欲农之寒饥之寡，则莫若使吏而农者无得免郡县之役；欲商之赀货之通，则莫若使仕而商者无得略关市之征。谨司察之而深置之法，甚者还之农商而无以为吏，则吏民不相慁而商可以少通矣。圣策曰：「岂不欲人蹈名节而廉耻常不立，岂不欲人远刑罚而抵冒常不止」。臣以谓廉耻之不立，此用人失实之过也；刑罚之不止，此守令非其人之罪也。陛下知人之所以不安其分，而有觊觎觖望之心乎？一卒无功而为将，则一军皆惊曰：我何谓不至于此；一士无能而得美官，则众人皆有所望曰：我之不获也，何哉？人知为善无效，则猖狂肆行于廉耻之外，而不力于名节之路矣。今陛下之用人，陛下以为可用而天下或以为不称，陛下以为人莫之及而天下或以为无能。士人不务为忠力以卜主上之知，而情有所下交，恩有所主出，此愚臣素所痛嫉而深愤者也。昔我太宗，尝擢张咏于常参之列，其绩效终如何哉！臣以谓陛下宜自擢其人于常参下士之列，其为守倅而还者，皆召问之，不惟可以博访四方之动静疾苦，观视其人之材智如何而为之用，言之可采者疏其名于屏壁，详择而以职事试之，此愈于群臣之所荐者远矣。夫既用人如此，则又参之以荐举，名誉无间乎世胄，科级而复考之以实，曰某为是职，尝办是事矣；某言是事，尝有是效矣；某典是兵举是士，尝有是功矣，则虽用之而天下不敢有觊觎觖望之心也。厉名节长廉耻，孰大于兹乎？世之论治者莫不欲人远刑罚，而多患抵冒之不止，则遂欲变更律令，以为措刑将在于此。夫刑措在人而不在法，法者天下之大纪也，可以一贤愚、齐强弱，而不足以尽天下之变。皋陶之法，皋陶能举之；商鞅之法，商鞅能举之。人不任事，则法在而不举，而又将为巧吏奸民之资，借吏以为己威，借法以为己用，而刑不胜蕃矣。往者仁宗颁新法以示天下，苛者弛而为宽，疑者抉而为明，缺者补而为完，识者皆知其详，当而可从也。行之以及于今，而小人犹不能远刑罚，是诚何邪？守令不足以安民也。陛下欲人之远刑罚，则莫若慎择贤以为守令，使之为政化以齐郡县之俗。守令贤则小人虽欲为罪，皆自屏匿而不敢辄发。陛下得一贤守而一郡之刑措，得一贤令而一邑之刑措，守令皆得其人则天下之刑措矣。臣故曰：刑罚之不止，此守令非其人之罪也。圣策曰：「将以六正八疵察迹夫忠邪之端，则悼不能以情见；以七教三法化陶乎善恶之类，则患不能以家抚」。陛下既策臣以当世之务矣，又欲取古人之教而究观天下之情伪，使忠邪不得而逃也，故举六正八疵以为之目，抑陛下可谓仁圣察言好问之主矣。夫察言好问，固圣主之事，然而访诸正人则正言进，访诸邪人则邪言进。明足以了邪正之辨，则察之问之而益广；明不足以别邪正，则察之问之而益疑。今陛下假宽容煦和之色，以尽臣下一见于前者，人人自谓可中上旨，真伪杂进，是非相纷，此正陛下用明之时也。陛下欲知忠邪之异乎？进而合于忠孝，退而合于仁义，言有益于圣主，而利可以兼被于天下，斯者忠已。进不为忠孝，退不为仁义，言无所益乎国，而利无所加于民，斯则邪已。陛下用此而忠邪判然，皆不得而混矣，而何取于六正八疵之辩、庄周之语乎？若夫《戴礼·王制》以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命之曰七教，以兴民德；《周官》以三刺：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三宥：一曰不识，二曰过失，三曰遗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耄，三曰惷愚，总之曰三法，以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此皆二经之至要。陛下果得良吏而任之，使之明教慎刑而陶善恶之类，则何至于家抚而有治道之不兴乎？圣策又曰：「来远、临人、节礼，曷为异同之论；生利、事神、保民，岂无后先之指」者，夫孔子之所以问同而答异者，皆视问者之所病而为之箴切讽厉，故一问之以为政，而孔子答之以政在来远，政在临民，政在节礼也。丘明为外传，载富辰谏王之辞，以其将举狄师而伐郑，伐之以内利三德，故曰：「义所以生利，祥所以事神，仁所以保民也」。陛下又策臣曰：「设饮于乡，以岁行之，使知有恭老悌长之节，古独以为宜乎？敛谷于社，以时发之，使知有救贫恤荒之政，今独以为难乎」？陛下举二者而资之于臣，此圣明之意，悼天下之薄俗，无恭老悌长之节，而欲复乡饮，思朝廷之遗缺，未有救贫恤荒之政，而欲复社仓也。古者以井田治畿甸邦国之民，民有馀力暇日，不迫于兵戎赋役之事，田夫宾贤祭蜡之时而从事于礼，为之坐立之位，俎豆之数，降升上下之文，以采饰之，而民莫不知节。今来为裕民之术，而欲先复乡党饮酒之礼，是将无益于天下，臣以谓独宜于古矣。社仓之作，其始也，本以备凶饥之时，及其末也，或取而为兵费，是以起于古而不行于今。今复之，则见于常赋之外，复有加焉，而臣恐有司之不能守，掠取以入县官，其名为恤民而其实为加赋，臣以谓难于今日。圣策曰：「宋景一言而胜妖眚，朕下罪己之诏，甚祗惧也，而未有转祸之感」者。臣闻天感于诚而不以浮文为感。宋景之言，其始非有意于感上天，而其心本不主于退火而取寿也，发于恳款，形于怛悯，而深格于神之听已，欲后己而先臣民，而天为之祐矣。臣有所区区者，辄因陛下求转祸之美策，而不敢不致忠赤于陛下。伏以仁宗皇帝纳民于富寿之中者四十二年，挈国玺而授之明圣，知陛下可以胜万世之托也。陛下至德如尧舜，有为如文武，然后可以副先帝之意，而满天下望。然三年于兹，尚未有兴利除害可以甚慰人心者，岂可谦挹而未遑耶？岂阴视天下之事，欲遍悉其情伪，可为不疑而后为之邪？贾谊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言为治不可以后也。陛下殚精留神于万事之际，日夜思所以慰人之望，则安享福祚而比日月天地之无穷，彼宋景之事，曷足为至圣之慕邪？圣策曰：「汉宣终世以核名实，朕发责吏之书，甚丁宁也，而未有饬职之应」者。陛下欲为汉宣之政，可谓得救敝之道矣。陛下知汉宣之所以不失名实者乎？此在乎赏罚行而已矣。今天下之事因循而皆敝，其本则盖自乎赏罚不分。夫财用之不足，漕挽之不通，河防之不固，兵律之不严，狱讼寇盗之不止，马政之不举，此天下之所共知，陛下之所以为忧，而群臣多士积岁深论而不决者也。臣以一言该之，而数者行以自治。何也？陛下患财用之不足，漕挽之不通，则宜责计臣；患河防之不固，则宜责水官；患兵律之不严，则宜责将帅；患狱讼寇盗之不止，则宜责刺守；患马政之不举，则宜责牧职。皆任之以久而观其效，岁久而其敝犹是也，则深案而谨诛之，取其职以畀能者。夫赏罚既明，则无实之人虽与之烦权剧使，有睥睨而不敢者矣，此汉宣之为也。今陛下与辅相之臣，不务明赏罚以劝督群下，而历取天下之事以自任，勤劳而不能周，耗乱而不能举。平日列群司，赐厚禄，一有四方之事，则符敕纷纷，冠盖交道，而居其职者以谓事理之常然而己无负于职，亦足怪已。陛下行赏罚以核名实，则汉宣之治何异于古乎？圣策曰：「昔仲舒之推灾异，专治《春秋》之学；刘蕡之对阙失，深陈社稷之计。远监百王兴坏之所由，近摹四圣功业之所就，何行而适世变，何脩而当天心」者。此陛下拳拳于治，而远思董仲舒、刘蕡至切之对，欲以天人之学过望于愚臣也。仲舒治《公羊春秋》，好言灾异，而亦自用闭阴纵阳之术以治其国，其言报应相与之际，大略则具之于策，其详则载之于《繁露》之志矣。刘蕡以官者之擅权、藩镇之窃命，指陈时病，虽有司不敢以入第，而天下正人传读其文，至有相对泣下者。如臣之愚，安敢望二子之域哉！然陛下之所访者，臣已粗道于前矣。臣尝历选百王兴坏之迹，三皇而五帝，五帝而三代，三代而东、西京，东、西京而魏、吴、蜀，魏、吴、蜀而西晋、东晋，东晋而后魏，后魏而东、西魏，东、西魏而宋、齐、梁、陈、后周，一之于隋而为唐，一之于唐而又为朱梁，为后唐，为石晋，为刘汉，为周室，然后至于圣宋。自馀国而下，其微而特一爝火之明也，奚足论哉！若夫三皇五帝之世，虽其极治，亦未足以远过于圣宋者。臣观今之治，明圣五世，康乐百年，岂不足季仲视周汉而臧仆命晋魏邪？臣闻十一月之冰霰，小人皆知其寒也，而阳以之生；五月之日，小人皆知其暑也，而阴以之始。治乱之变，犹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改；治乱之势，百年而迁。善岁之家，知寒暑之必至，是以在暑成裘，在寒成絺，其所以虑患之道先，是以终身无寒暑之患。为天下者，治而不可不忧乱，安而不可不忧危，危乱而后忧之，则虽有舜禹之材，亦无所措其智已。方今之世，其久安而无所事乃至于此，此常人皆以谓无足忧，而智者之所虑也。天下之福挂于昭昭，而天下之敝藏于默默，岂无憸臣邪党欲爚乱天子之视听，乘间而图权？岂无夷狄之国欲连兵而为盗，岂无奸桀之民，伺民之不给，欲为亡命奋臂之倡？有一于此，臣窃为陛下忧之。若夫持治安之势，预为之备，以销天下之忧，则四圣之功业卓然见于天下，皆可以为后世法。惟陛下摭诸史氏，咨之于故老之口，取其要者，力为之而已矣，又何患世变之邪适，天心之弗当乎？陛下求销异致祥救敝起治之术，臣愿以摹治四圣为对。臣闻功莫大于天地，明莫并于日月。天地之功或有所不及，而粪壤补其用；日月之明或有所不照，而灯烛扬其光。以臣之浅陋，何以上副陛下待之问之之意乎？虽然，或有益于朝廷之缺，而陛下纳臣之言，贳狂愚之罪，则臣不胜死生之幸也。谨对。

龙体既苍，杂以素文，意者大晋之行，戢武兴文之应也。而毅乃引衰世妖异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龙在井为潜，皆失其意。潜之为言，隐而不见。今龙彩质明焕，示人以物，非潜之谓也。毅应推处（《晋书·刘毅传》。时龙见武库井中，百官将贺，毅独表无贺龙之礼，尚书郎刘汉等议诏，不听。）。

问：国之所以兴者，必有其道。及其亡也，则亦必有以取之矣。然而祸固有出于人之所可忧，亦有起于人之所不忧者，往往寖以至于大祸，虽有智者不能救其危，为人君者乌可不察哉？西汉始兴，鉴亡秦孤立之弊，于是大封同姓，疆域之广至于周匝三垂，天子自有才十五郡，尾大之势，贾谊言之，为之痛哭，此其甚可忧者也，而西汉之亡不在于封建乃在于外戚。东京自显、肃之后，政在房闱，孝和之政归于窦氏，孝安之政归于邓氏，孝质之政归于梁氏。当是之时，主幼而臣强，国危如累卵，此其甚可忧者矣，而东汉之亡不在外戚而在于权臣。西晋之时，宗族举兵内相诛灭，八王之乱自古未有，此亦可谓甚可忧者矣，及其亡也不在于诸王乃在于夷狄。自晋氏灭于刘汉之后，夷狄之势日以盛强，秦坚、燕垂更立为帝，区区江左一隅，左枝右梧，日不暇给，此亦可谓甚可忧者矣，及其亡也不在于夷狄，亦在于权臣。唐之宦官建立八帝，天子之尊至号门生，此乃天下必亡之势也，及其亡也不在于奄寺乃在于藩镇。五者之势如此，殆未易诘其所以然也。将人君养天下之祸以至于败亡而遂不可救欤？抑亦衰微有渐，虽有强明之君，而其大势已去，遂不可救欤？抑亦君臣上下偷安岁月以至于斯欤？抑亦救败整危无其术而然欤？愿闻其起五者之祸者为谁？为之臣而不能援其倾危之世者又谁耶？诸公皆博古之士，议之熟矣，幸条其所以然者而言之。

尚论其世，世必有诗，宗则专焉，族则广焉。予观自昔华宗茂族，遭时多艰，宗谱散亡，夷于民庶，往往弗克自保，况其族乎？刘知几作《宗史》，又作《谱考》，如云彭城丛亭里诸刘不承楚元王之类，按据非不精，然后世凡言刘氏，悉曰彭城，而知几之《宗史》、《谱考》不复论矣。苏明允作《谱族》，又作《谱引》，如云眉之有苏，自唐神尧时郡刺史苏味道父子始，以亲尽不书之类，书法非不严，然近世凡言甲乙氏族，必曰江卿，而明允之《谱》与《族》亦不复存矣，可胜叹哉？东平赵氏避靖康之难，举族过江，盖五季刘汉凤翔节度曰平章晔之后也。其六世左丞公被遇政、宣时，犹子侍郎公受知淳熙间，进用天地间，吉凶同穴，忧喜聚门。虽皆不得老寿以终，其后乃益蕃衍。而十一世诸孙某，又能作祖赵族谱于世变之馀，不亦贤乎？谱有图，仿年表为旁通，继之以谱，纲举目张，绳联珠贯，不尽用苏谱例。族无疏戚，随长幼，皆以次第。书其散居某所，则见附主；外继某氏，则见因亲；录姓之奉始，则见纪原。至于志状奉末、姻戚阀阅、见闻坠轶，则皆见右集与摭遗焉。积数岁然后成，盖众谱所不及，勤矣备矣。某字仲德，博学工文词，其为是谱，实缵成先推官之志。首挈淳熙旧序，具述遗训，列于谱之前后。尤惓惓访祖茔而念荒隔，感时物而叹侨寄，勉子弟而致期望。孝慈忠厚，申重恳至，发于内心，可以上对左丞、侍郎公无所忝。后之人欲知其心，观其谱可也。甲辰十月旦，陵阳牟某书于下方云。

顾亭林湖在华亭东南三十五里，湖南有顾亭林，顾野王尝居此，因以为名，具载图志，可覆视也。其地今为宝云寺。□□法云，在顾亭林市西北，唐时有大长者吴仁约、杨师厚买地于此，立毗尼精舍使坚修。二上士入京请院名，继遂赐名为法云寺。大中十三年庚辰，寺始成，犹未言顾公断碑事。天福五年，以潦迁寺于南，石晋开运元年十二月十日始毕。□□之徒二人者，同梦金紫一伟丈夫，云是梁朝侍郎，若有所属然。明夕，二人又同梦其至，且告以断碑处。晨起筑旧寺基，果见巨石水次。引縆出之，已残缺，仅有十四字，曰「寺南高基，顾野王曾于此脩《舆地志》」。众始骇愕，乃即寺东偏立祠，奉之惟恪。□乎，鬼神之情状盖难言矣。弗烛厥理，往往推之茫昧之域。夫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易大传》之辞也。自其变者而观之，气有所感，形诸梦寐，如闻音声，如见容貌。而梦则有安閒自梦者曰正梦，恐惧而梦者曰寐梦，二者固不同。彼用物精多、魂魄强，或有依凭，使人恐惧，因为妖厉，非正也。顾公自梁、陈、隋、唐、后梁、后唐、石晋，朝代隔绝，死而不亡，发于久幽，无所恐惧，而梦近乎正者也，未可以怪诞疑之。略考其一二。西汉有冯野王，列九卿，性刚洁。顾公字希冯，盖慕之也。晚归陈朝，尝撰《舆地志》三十卷，此云脩志，意即其时也。陈宣帝时，除黄门侍郎，此云梁朝，不忘梁也。刘汉尝称天福十二年，以与石晋异，欧阳公非之，此天福五年则唐天福也。皆有关于寺及断碑，因书之使观者无疑焉。王金陵介甫、梅宛陵圣俞尝有诗纪顾公遗迹，叹其荒寒，亦不及断碑事，盖一时暂游，不暇考灵鉴等记耳。宋垂拱时，邑人胡彦瑫兴脩其寺。治平甲辰，始改法云为宝云。淳祐□□、景定庚申，相继营脩，庚申之役最为壮丽。大元升华亭为松江。岁逾老，寺多颓圮。净月师素习台衡教，自霅慈感侍香来归，实为住持，再加整葺。辛丑七月□风□□□厄，罄捐己资，由中徂外，殿堂门庑，大作新之，不烦化施。但见碧风雪脊，朱甍穹础，甃饰其垣墉，砥平其涂径，翚飞其□□，□旦其石梁，顿异旧观。而千石巨钟，舂容叩击，声震四远，诸天人、诸菩萨、圜通大士，应真罗汉，与夫灵山一会，俨然未散。□□欢憙，乃庄严其相，蠲供具以奉之，复期忏以祝之，其愿力所充，有以致此。丁未腊八日，净月回来求记。夫成之难，继之尤□，后之人尚毋忘前劳，益加持守，将使寺东顾公之香火相为无穷焉。铭曰：

宇宙间万法咸备，比理流通，有一无二。善教曰佛，妙用曰神，虽若不同，厥理则均。顾公有祠，宝云是依，发幽著灵，殊途同归。顾亭之湖，馀润渗漉；宝云之云，奇彩纷郁。洒为法雨，普沾妙界，法与理贯，无□不□。

前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牟巘撰，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赵孟頫书，资德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右丞廉密知儿海牙篆额。至大元年五月望日，前住持释净月立石。

若夫鸡浑起一。龙圣开三。飞羲画而踰绳。泛轩文而越契。端宸肃扆。题尊玉宇之中。斑屣彯琚。光佐璿逵之右。洪猷仅于礼乐。秀业止于仁义。亦有栖月笼霞之俊。乘鼋控鲤之英。窒欲蟺姿。茹丹菌于秘洞。休粮蜕影。吸青露于神邱。终惊迅节之期。徒侈浮欢之会。岂若能仁抚运。梵典开宗。撰妙轮而曾击。俶宝骑而高引。无生之生。究生生于至赜。不灭之灭。穷灭灭于幽源。大千通智炬之辉。尽亿曳法蠡之响。繁𥥐弛网。迈三咒于汤年。苦浪堙洪。轶四乘于夏序。浸偫方而演泽。济悠劫而凝勋。袭其仪者便屈紫皇之敬。入其道者乃标黔首之尊。为爱习之良资。作尘劳之依止。洎乎星浔禠照。日梦飞光。东徙休屠之像。西渐罽宾之化。高人响系。敷妙说于琅函。茂德肩随。畅真词于贝牒。列辟以之崇奉。绵代以之钦尚。故苻秦肃念。纡翠辇而同嬉。刘汉虔诚。下缃舆而致礼。唯有牛图晚运。慧星暧而还明。龙绪衰辰。德水凝而复涣。我大唐澄飞日海。扑燎霞昆。延喜流祯。昭华献吉。财成紫宙。葳蕤改粒之勋。大比苍黎。茵霭迁裳之业。皇帝乘雷震极。铄电离宫。驱九駮以曾驰。驾八骥而横厉。希风崛岫。启鹤苑于神畿。仰化连河。构蜂台于胜壤。敷摄诱之徽范。敦爱敬之洪模。而以控国必俟于忠。装家实资于孝。爰命僧尼之辈。将申跪拜之仪。则裕凝怀。谇通规于会府。因心在念。舍舆颂于英寮。虽嚣议相攻。各言其志。而宸襟历选。遂率于常。特怀顾复之恩。仍致升堂之拜。悰上人冲宇淹穆。秀器韶雅。迥韵道通。峻词闲绰。身城浪谧。飞宝仞以冲天。意树纷披。耸珍翘而拂汉。既洽九儒之要。还探三藏之微。缁徒擅其姱节。素侣挹其徽望。固巳偶迹乘杯。侔声飞锡者矣。将恐迷生曲学。近识孤闻。以适俗之权。为会真之实。叩凤阍而莫遂。叫鸾掖而无从。爰兴护念之心。载启发挥之作。粤自晋氏。迄于圣代。凡其议拜事。并集而录之。总合三篇。分成六卷。为之赞论。格以通途。缛旨含锵。雕文振彩。信所以激昂幽致。刷荡冥津者也。隐客业寡才疏。名芜槩浅。坐烟郊而晦迹。泊风户以栖神。徒以早尚华编。深崇叶篆。欣兹盛事。缀而序之。秋䗲轻光。匪助奔羲之曜。春蛙陋响。宁裨大乐之音。聊以宣情。讵云摛藻。与我同志。幸无诮焉。

天圣五年月日，丁忧人范某，谨择日望拜，上书于史馆相公、集贤相公、参政侍郎、参政给事：某居亲之丧，上书言事，踰越典礼，取笑天下，岂欲动圣贤之知，为身名之计乎？某谓居丧越礼，有诛无赦，岂足动圣贤之知耶？矧亲安之时，官小禄薄，今亲亡矣，纵使异日授一美衣，对一盛馔，尚当泣感风树，忧思无穷，岂今几筵之下，可为身名之计乎？不然，何急急于言哉？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某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况今圣人当天，四贤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圣贤之朝，岂资下士之补益乎！盖古之圣贤，以刍荛之谈，而成大美者多矣，岂俟某引而质之？况儒者之学，非王道不谈，某敢企仰万一，因拟议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某所不言也。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万钟之厚，夙兴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跻富寿，答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况圣贤存诚，以万灵为心，以万物为体，思与天下同其安乐。然非思之难，致之难矣。某窃览前书，见周汉之兴，圣贤共理，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汉之衰，奸雄竞起，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兴也，如周汉焉；其衰也，亦周汉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经之营之，长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圣之功，岂不大哉！然否极者泰，泰极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环焉。惟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于理天下者也，岂徒然哉！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傥相府思变其道，与国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复行，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傥不思变其道，而但维持岁月，一旦乱阶复作，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亦今相府负天下之过也。昔曹参守萧何之规，以天下久乱，与人息肩，而不敢有为者，权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礼乐，以防微杜渐者，道也。张华事西晋之危，而正人无徒，故维持纪纲，以延岁月，而终不免祸，以大乱天下。今圣人在上，老成在右，岂取维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某窃谓相府报国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也。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也。明国听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也。夫举县令，择郡长，以救民之弊者，何哉？某观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茍且，举必近名。故一邑之间，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蓺不增，孝悌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某恐来代之书论得失者，谓相府有不救其弊之过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为民父母，以困穷其天下？又朝廷久有择县令郡长之议，而不遂行者，盖思退人以礼，不欲动多士之心，故务因循而重改作也，岂长世之策哉！傥更张之际，不失推恩，又何损于仁乎！今约天下令录，自差京朝官外，不过千数百员。自来郊天之恩，鲜及州县。若天下令录，自大礼以前，满十考者，可成资日替，与职官；七考以上，可满日循其资俸，除录事参军；则县令中昏迈庸常之流，可去数百人矣。盖职官、录事参军，不甚亲民，为害亦细。此谓退人以礼，士岂有怨心哉！其间课最可尚，论荐颇多，俟到铨衡，别议畴赏。前既善退，后当精选。其判司簿尉，不由荐举，初入令录之人，并可注录事参军。如无员阙，可授大县簿尉，仍赐令录之俸。其曾任令录，有过该恩，合入本资者，可依初入之例。颁此数条，入令者鲜。然后委清望官于幕职、判司簿尉中历三考以上，具理绩举充。其川、广、福建县令，可委转运使等，就近于判司簿尉中举移，庶从人便。若此后诸处县令，特有课最可旌尚者，宜就迁一官，更留三载，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侥倖者自从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县政可澄清矣。愿相府为天下生灵而行之，为国家盘固基本而思之，不以听刍荛为嫌而罢之，则天下幸甚幸甚！某又观今之郡长，鲜克尽心。有尚迎送之劳，有贪燕射之逸。或急急于富贵之援，或孜孜于子孙之计。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狱讼稍简为政成，以教令不行为坐镇，以移风易俗为虚语，以简贤附势为知几。清素之人，非缘嘱而不荐；贪黩之辈，非寒素而不纠。纵胥徒之奸尅，宠风俗之奢僭。况国有职制，禁民越礼，颁行已久，莫能举按。使国家仁不足以及物，义不足以禁非，官实素餐，民则菜色。有恤鳏寡，则指为近名；有抑权豪，则目为掇祸。茍且之弊，积习成风。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从而兴乎！某恐来代之书论得失者，亦谓圣朝有不救其弊之过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长为难者，官有定制，不欲动摇，惧其招怨谤而速侥倖尔。故知县两任，例升同判；同判两任，例升知州。柰何在下之时，饰身修名，邀其清举；居上之后，志满才乏，愆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贤愚同等，清浊一致。此乃朝廷避怨于上，移虐于下，俟其自败，民何以堪！故郑庄公伺共叔之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长恶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圣人昭昭之训，岂用于先王，而废于今日者哉！近年诸处郡长，以赃致罪者数人，皆贯盈之夫，久为民患。如此之类，至终不败者，岂止数人而已乎！虽转运使、提点刑狱，职在访察，其如位望相亚，怨仇可敌，非致败露，鲜敢发明。宜乎论道之间，激扬天下。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载矣，以军国重大，未可行远古之道。今郊礼之馀，宜宣大庆。可于两制以上，密选贤明，巡行诸道，以兴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惨四方，岂同常务！可命御史严谕百僚与出使之官，绝书刺往还之礼，仍翌日首涂，以禁请托。茍利天下，大体何伤！所出使之官，宜以宣庆为名，安远听也。其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贪者、虐者，轻而无法者，堕而无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利病，得以上闻。未举巡狩之礼，而遣观风之使，非不典也。然后委清望官，于朝臣同判中举诸郡长，于朝臣知县中举诸同判。今后同判之官，非著显效，及有殊荐，虽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国之符，不当轻授。其知县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滥鲜矣。今一司一务犹或举官，一郡之间，生灵数万，反可轻授于人乎！愿相府为天下生灵而行之，为国家盘固基本而行之，不以听刍荛为嫌而罢之，天下幸甚幸甚！某前所谓官有定制，不欲动摇，惧其招怨谤而速侥倖者，两宫圣人临轩命使，激扬善恶，澄清天下，何怨谤之有乎！自兹以降，非举不授，举官之责，厥典非轻，何侥倖之有乎！如所举之人果成异政，则宜旌尚举主，以劝来者。圣朝未行此典，盖亦阙矣。县令长既得其才，然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者。何哉？某观天下谷帛，厥价翔起，议者谓生灵既庶，使之然矣。某谓生者既庶，则作者复众，岂既庶之为累哉！盖古者四民，秦汉之下，兵及缁黄，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业者不可胜纪，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禄，农有不竭力而饥，工多奇器以败度，商多奇货以乱禁，兵多冗而不急，缁黄荡而不制，此则六民之浮不可胜纪，而皆衣食于农者也，如之何物不贵乎？如之何农不困乎？某谓谷帛之贵，由其播蓺不增，而资取者众也；金银之贵，由其制度不严，而器用者众也。或谓资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则山川之所出，与恩信之所给，自可较之，非某所敢知也。今议更张之制，繁细非一，某敢略而陈之。夫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难于言，而况于民乎？君子弗论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秽，不可不约。今后天下童行，可于本贯陈牒，必诘其乡党。茍有罪戾，或父母在，鲜人供养者，勿从其请。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别无子孙，勿许方游，则民之父母鲜转死于沟壑矣。斯亦养茕独、助孝悌之风也。其京师寺观，多招四方之人。宜给本贯凭由，乃许收录。斯亦辨奸细、复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观，每建殿塔，蠹民之费，动踰数万，止可完旧，勿许创新。斯亦与民阜财之端也。又古者兵在于民，且耕且战。秦汉之下，官库为常，贵武勇之精，备征伐之急也。今诸军老弱之兵，讵堪征伐！旋降等级，尚费资储。然国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诏诸军年五十已上，有资产愿还乡里者，一可听之，稍省军储，复从人欲；无所归者，自依旧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诸道巡检所统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当一。而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谷帛之计，其耗万亿。以某观之，自京四向千里之间，或多寇盗，盖创置巡检，路分颇多，而卒伍至羸，捕掩无效，非要害者，宜悉罢之。所存之处，资以禁军，训练既精，寇盗如取。况千里之内，抽发非难，又使少历星霜，不至骄惰。彼无用之卒，可减万数，庶使诸郡节于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辅五百里内，民田多隙，农功未广。既已开导沟洫，复须举择令长，使询访父老，研求利病，数年之间，力致富庶。不破什一之税，继以百万之籴，则江淮馈运，庶几减半，挽舟之卒，从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于工之奇器，败先王之度；商之奇货，乱国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骄华。宜乎大变浇漓，申严制度，使珠玉寡用，谷帛为宝。此又去僭丰财之本也。今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国家禁泥金之饰，久未能绝，一旦使命妇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无敢衣者。使其馀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播蓺之家，古皆督责。今国家有劝农之名，无劝农之实。每于春首，则移文于郡，郡移文于县，县移文于乡；乡矫报于县，县矫报于郡，郡矫报于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岂朝廷之意乎！若县令郡长，一变其人，乃可诏书丁宁，复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劝稼穑之勤。以《周礼》司徒之法约而行之，使播者蓺者以时以度，勤者惰者有劝有戒，然后致天下富之寿之，彼不我富、不我寿者岂能革之哉！此则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观夫《国风》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农夫之庆，为王化之基，岂圣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汉、李唐，虽有祸乱，而能中兴者，人未厌德，作乱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乱，鲜克中兴者，人厌其德，吊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则厚民力、固邦本，非举县令、择郡长，则莫之行焉。或谓举择令长，久则乏人，亦何道以嗣之？某谓用而不择，贤孰进焉；择而不教，贤孰继焉？宜乎慎选举之方，则政无虚授；敦教育之道，则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词多纤秽，士惟偷浅，言不及道，心无存诚。暨于入官，鲜于致化，有出类者，岂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经之士，全暗指归。讲议未尝闻，威仪未尝学，官于民上，贻笑不暇，责其能政，百有一焉。《诗》谓长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国。王风云迈，师道不振，斯文销散，由圣朝之弗救乎！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而教育哉！乃于选用之际，患其才难，亦由不务耕而求穫矣。今春诏下礼闱，凡修词之人，许存策论，明经之士，特与旌别，天下之望，翕然称是。其间所存策论，不闻其谁，激劝未明，人将安信？傥使呈试之日，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有讲贯者，别加考试，人必强学，副其精举。复当深思治本，渐隆古道，先于都督之郡，复其学校之制。约《周官》之法，兴阙里之俗，辟文学掾，以专其事。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为邦材，况州县之用乎！夫庠序之兴，由三代之盛王也，岂小道哉！孟子谓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乐也，岂偶言哉！行可数年，士风丕变。斯择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设制科，所得大才，将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学经纶之盛业，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属多务，暂停此科。今可每因贡举之时，申其坠典。必有国士，继于唐人，岂非邦家之盛选欤！勿谓未必得人，遂废其道。此皆慎选举、敦教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傥国家行此数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则无不成焉。前代乱离，鲸吞虎噬，无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为不急之务。既在承平之朝，当为长久之道，岂如西晋之祸，而有何公之叹者乎！愿朝廷念祖宗之艰难，相府建风化之基本，一之日图之，二之日行之，不以听刍荛为嫌而罢之，则天下幸甚幸甚！至于岩穴草泽之士，或节义敦笃，或文学高古，宜崇聘召之礼，以厚浇竞之风。国家近年羔雁弗降，或有考槃之举，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适以为辱，何敦劝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沿之则百姓受弊，革之则诸司乏人，将使群谤不兴，众心知劝，不若敦仍旧之制，加奖善之方。自簿尉两任，有举奏者，许入录事参军；录事参军有举奏者，许入职事官，或换三班使臣。既有进身之阶，岂无畏法之志！设使流内之人无迁进之望，而能尽公者必亦鲜矣。今后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艺能，或出于仕族，行藏必审，考试必精。避役之人，无图之类，严革其弊，高为之防。既激其流，复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某又谓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者，何哉？盖闻古之善禦戎者，将不乏人，则师战而不衄，边不乏廪，则城围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刘汉所以长也。不善禦戎者，将在贵臣，边须远馈，故战之则衄，围之则下，狄无疑畏，乘虚深入。此石晋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为福。在开元之盛，有函谷之败，可龟鉴矣。何哉？昔之战者，耄然已老；今之壮者，嚚而未战。闻名之将，往往衰落；岂无晚辈，未闻边功。此必庙堂之所思也。仍闻沿边诸将，不谋方略，不练士卒，结援弭谤，固禄求宠，一旦急用，万无成功。加以边民未丰，边廪未实，下武之际，兵寡食足，如屯大军，必烦远馈。则中原益困，四夷益矫，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时庙堂之上，虽有皋陶之谋，伯益之赞，不亦难乎！夫天下祸福，如人家道，成于覆篑，败于疾雷。圣朝岂恃其太平而轻其后计？王衍之鉴，岂曰不明？清谈之间，坐受其弊。盖备之弗预，知之弗为，许下之兵，日血十万，岂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诚为令图，安必虑危，备则无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观《周礼》，则大司马阵战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礼乐之朝，未尝废武。今孙吴之书，禁而废学。茍有英杰，受亦何疑？且秦之焚书也，将以愚其生人，长保天下；及其败也，陈胜、吴广岂读书之人哉！况前代名将，皆洞达天人，嗣续忠孝，将门出将，史有言焉。今将家子弟，蔑闻韬钤，无所用心，骄奢而已。文有武备，此能备乎！今可于忠孝之门，搜智勇之器，堪将材者，密授兵略，历试边任，使其识山川之向背，历星霜之艰难。一朝用之，不甚颠沛，十得三四，不云盛乎！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壮士，宜设武举，以收其遗。唐郭子仪，武举所得者也，斯可遗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识，可赐孙吴之书，使知文武之方，异日安边，多可指任。此皆育将才之道也。又沿边知、同，精加举择，特授诏命，专谋耕桑，三五年间，丰其军廪。此则实边郡之道也。将材既育，边郡既实，师战而不衄，城围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纵有搔动，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陆贽议缘边备守之术，请置本土之兵，勤营田之利，与今事宜相近，可约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边有云翼招收之军，更可增致，作为奇兵。至于营田之利，宜常兴作而加焉。愿相府为国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乱非远也；为河朔生灵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劳一夕之思，绝百代之耻，无使中原见新羁之马，赤子入无知之俗，则天下幸甚幸甚！圣人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赐」。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华夏，功高当时，赐及来代，况朝廷之盛德乎！某又谓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者，何哉？盖天下奸雄，无代无之。或穷为夜舞，或起为大盗。伺朝廷之过，执以为辞；幸生灵之怨，吊而称义。不然，亦何名而动哉！今明盛之朝，岂有大过？亦宜辨于毫末，杜其坚冰。或戚近挠权，或土木耗国，或禄赏未均，或纲纪未修，或任使未平，斯亦过之渐也。某敢小举其失以言之。国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约，除拜之际，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惧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则挠权乱法，增朝廷之过，启奸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所谓盗者，其奸雄之谓乎！今道路传闻，或缁黄之流，或术艺之辈，结托戚近，邀求进贡，或受恩赐，或与官爵。此挠权之渐矣，可不畏乎！夫赏罚者，天下之衡鉴也。衡鉴一私，则天下之轻重妍丑从而乱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兴，久为大蠹。或谓土木之费，出于内帑，无伤财害民之弊，故为之而弗戒也。某谓内帑之物，出于生灵。太祖皇帝以来，深思远虑，聚之积之，为军国急难之备，非谄神佞佛之资也。国家祈天永命之道，岂在兹乎！如洞真寿宁之宫，以延燎之灾，一夕逮尽，岂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灵之所据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辍军国急难之备，奉有为之惑，冀无状之福，岂不误哉！一旦有苍卒之忧，须给赏之资，虽欲重困生灵，暴加率歛，其可及乎！此耗国之大也，可不戒哉！傥谓内藏丰盈，用不可竭，则日者黄河之役，使数十州之人极力负资，奔走道路，岂惜府库之馀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罢。岂相府之不言乎？两宫之不听乎？又文武百官之禄，取兵荒五代之制。或职轻禄重，或职重禄轻，重轻之间，奔竞者至。大亨之世，犹患不均，岂圣朝之意乎！所宜损之益之，以建其极。又今三司之官，差除颇异，禄赐弗轻。何知弊而不言，多养望以自进？天下金谷，决于群胥，掊克无厌，取怨四海，使先帝宽财之命，弗逮于民，和气屡伤，丰年寡遇，曾不谓之过乎？盖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责课最，朝受此职，夕求他官，直云假涂，相与匿祸。天下受弊，职此之由，岂圣朝之意乎！宜其别制考课，重议赏罚，激朝端之俊杰，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几乎！又古之勋臣，赏延于世，今则每举大庆，必行此典。自两省以上，奏荐子弟，并为京官。比于庶僚，亦既优矣。而特每岁圣节，各序子孙，谓之赏延，黩乱已甚。先王名器，私假于人，曾不谓之过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其姑息之如是耶！遂使荫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国家患之，屡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节于彼而不节于此，天下岂以为然哉！我相府岂惜一孺子之恩，不为百辟之表乎！又远恶之官，多在寒族，权贵之子，鲜离上国。周旋百司之务，懵昧四方之事。况百司者，朝廷之纲纪，风教之户牖，咸在童孺，曾无激扬，使寺省之规，剥床至足，公卿之嗣，怀安败名。未尝试难，何以致远！非独招缙绅之议，实亦玷钧衡之公。此则禄赏未均，任使未平，纲纪未修之类也。斯弊已久，何可极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变其极，而天下化成，不为难矣。晋赵王伦、石勒之徒，心窥天子，口责丞相，岂非奸雄之人，伺朝廷之过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经涂炭，劳则易怨，扰则易惊。猛将谋臣，威信未著。况边民尚困，边廪尚乏，茍有骚动，馈运所艰。武备未坚，狄志可骋，既挠之以征战，或加之以饥馑，生灵穷匮，奸雄奋迅，鼓舞群小，血视千里。此五代之鉴昭昭焉，非止方册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亦尝有事四方，劳于馈运，而生灵不敢怨，奸雄不敢动者，何哉？一则五代馀民久在涂炭，乍睹明盛，如子得母，纵有劳役，未甚曩昔，此生灵所以不敢怨也。又当乘天开之运，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动如山压，况躬擐甲胄，备尝艰难，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此奸雄所以不敢动也。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尔。今朝廷岂谓当时之易，而不虑今时之难乎？又谓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则苦口之药鲜进焉；国未之危，则逆耳之言鲜用焉。故佞人易进，直臣易退，其致君于有道也难哉！及其既病也，药必错杂而进，故鲜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错杂而用，故鲜功焉。盖佞人在矣，直臣远矣，其悔之也难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势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变者，祸可畏矣。伏闻京师去岁大水，今岁大疫，四方闻之，莫不大忧，此天之有以戒也，岂徒然乎！而京师之灾甚于四方，何哉？盖京师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祸未盈而天未绝，故鉴戒形焉。不独恐惧其心，必使修省其政，国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傥弗惧于心，弗修于政，渐盈于祸，渐绝于天，则国家四海将如何哉？或谓国家之灾，由历数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论，则夏禹九畴之书果妖言耶？岂欲弃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则归诸己，天下有祸则归诸天，岂圣朝之用心？愿黜术士之言，奉先王之训，必不谬矣，必无过矣。于保直臣，斥佞人，则两宫二圣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纵有行伪而坚，言伪而辩，试于行事，人焉廋哉！某往日不极言，而今极言者，学陋之人，思虑未精，又亲安之时，上惧失禄。不幸亲今亡矣，朝廷或怒之，自顶至踵惟忠也，又何忧乎？傥相府思变其道，与国家作长久之计，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复行，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福在国家，功在相府，得与天下生灵长见太平，幸甚幸甚！窃以五代以来，诸侯暴酷，视民如芥，生杀由之。皇朝龙兴，典章一宽。真宗皇帝至仁如天，尽心于此。内则举执法之吏，外则创按刑之司，徒流之间，无敢差者。若今于教化之道，复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缙绅之间，多议按刑之司无益于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纠察四方，绝斯民之冤，协先帝之志，岂无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谓川之既平，可坏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为相府惜其时也。或曰，天下之事犹指诸掌，岂相府弗克行乎？亦在两宫之意尔。谓人主在上，或喜怒生杀，或好恶邪正，则谏诤之际，为臣不易也。若乃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纲纪，澄清风俗，相府之职也，岂必两宫之意乎？傥相府疑某之言，谓欲矫圣贤之知，为身名之计，岂不能终丧之后，为歌为颂，润色盛德，以顺美于时，亦何必居丧上书，踰越典礼，进逆耳之说，求终身之弃，而自置于贫贱之地乎！盖所谓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是不为身名之计明矣。观前代国家，当其安也，士人上言，论兴亡之道，非圣主贤相，则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则后之史臣收于简策，为来代之鉴。今日之言，愿相府采其一二，为国家天下之益，不愿后之史臣收于简策，为来代之鉴。狂斐之人，诛赦惟命。以庙堂深严，恐不得上，乃敢相门之下，各致此书，庶有一达于聪明。干犯台严，下情无任惶恐激切之至。不次，某死罪，惶恐再拜。

殿为屋名，不见于古经。以《尔雅》细碎犹不著，而《南华·说剑》乃著之。盖六国诸侯初变题号，以异者为高，至于秦穷，而其称遂著，其究主以易乎内外朝之名。刘汉始承，惟视事之位，则以题之，乃世皆烂熟，则宴私之地亦以题焉。礼文之变，其必弊如此。象教立于中土，帝公助其庄严，故梵王以殿居。而学老之徒攀玉京，称秩其奉，与梵王同。孔子死二千岁，乃蒙王爵，而有庙于天下，庙有殿。此三人者，生无百里之势以临众民，而死以能圣之德，享齐大君。周公复作，必不发论。凡为殿，压以鸱吻，环以钩盾，其庭容，其陛崇，其位正以深，其事重矣。势非君主，德非孔、老、释迦，而辄居焉，智虽不及周公，论之可也。夫天下之人，知殿之名尊，而不思所以居其尊，是故轻于奉拥，而不当公义。自今而察，苟有灵真之号于佛老下风，而因其所奉之力足，则皆居以殿而不疑。此与夫宴私名殿何异？至于房祠邑祀，民壹以其正座为之殿。呜呼，作始有伦，而令乎妇女，古之人岂虚言哉？是维世习之极弊，而邹鲁󲦤绅以阳弗闻为宏者也。而今则论焉，岂勇于反之哉？谨礼之变，难俗之非，缘事以寄乎情，故论焉而不以罄。凡今三圣人所享，唯梵王为莫盛，何者？孔子之庙，郡国或以为学，则谓之盛，然其中皆一殿而已。佛老之居谓之盛者，其殿则二三之，而精密壮丽又不可赀，其如是孰能肩？若夫钟梵所建，星分鳞布于井落山林，其势虽不在于盛，而各不失于足。盖徒有院，佛有殿，斯足矣。事有然，理有原，此又余之论而不以罄者也。江西之县四十六，而南城居县之一。南城之佛寺二百一十五，而大仁居寺之一。其地去县七十里而遥，其于井落山林盖又居星鳞之一。而长老言其起于唐太和中，然则焚修旧矣。光化三年，行常禅师于此迁寂，其真身塔在今院西偏，乡民祷雨之地，怀赴如响，故其为佛事也滋足。熙宁元年，院僧有暹请于众，言吾舍毕治，惟佛殿宜新而未新。于是里豪余致收者，率力户资之。或敦匠，或献材，诸役具。至是岁十月戊申，新殿成，诸像亦蜕尘，力户来落之，相与庆欢。凡计其赀杂五百千而羡，论其资之优者，指过有成、黄守安、徐守忠。众谓有暹必记于石，以告而勤。暹雅于余，遂来恳乞，盖非文无以行于远也。使世道而每不变，则此院之得名，若暹之谋，余、过、黄、徐氏之力，何必无继？且以余之不佞，而文之不苟也，何直岁月云乎？论虽不以罄，世必有知余者矣。有暹姓陈氏，其为人静以庄，其举非轻于奉拥，其乞宜于莫之拒。殿成后七年冬十一月记。

问：古人有言：「当君而誉尧舜，犹人子对厥亲而反誉他人之父」。如孝文则曰：「务卑之而已，毋甚高论」。然则近功急效，古人良有取乎尔也。前日业文之士，往往以不谈尧舜三代为耻，而其后世治功轩轩，如刘汉李唐，则类以为不足称述，而一切谢去，有甚于仆道之刍狗。夫孟子言必称尧舜，汉人欲举明主于三代之隆，兹诚示庶兆不朽之懿尚也。若乃汉之文、景、武、宣，唐之太宗、明皇，虽弗逮尧舜三代明甚，然岂无一日之长耶？要亦有所谓不可诬者矣。国家七圣继继，神谋睿縡，所以陶冶斯民而绵计长久者甚备，则尧舜三代之治，信已复见吾世矣。至于刘汉、李唐，平时掌运天下者，于今独无可追录者乎？若曰，汉杂霸道，唐不纯乎道德之序，无足道者，是夸说耳。吾子夸乎？其将掇之也？

二月十六日，朝请大夫、赐紫金鱼袋臣晁说之谨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比者皇天眷命，陛下即位之七日，下诏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师越百里而近，踰月乃得随士庶垂泪以伏读，干戈风尘阻绝如此，不谓国家遭阳九之厄也。女真小丑，矜棘入塞，拥马渡河，曾不淹时，势如壤山，直抵王城之下。呜呼，天乎！忘我祖宗配天泽民二百年之基业，乃一日有斯酷邪！在昔春秋之时，周室衰微，天下无王，诸侯相侵，莫酷于城下之师，莫辱于国中之盟，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谓国家圣圣相继，重光洽熙，天下太平，自结绳而来，未知或有。天子坐广内，朝四夷而牧万国，曾不足以为轻重，威至广也。乃于女真小丑，平昔仆役高丽、臣事契丹者，逡巡偃蹇，乃有城下之师，国中之盟，何其甚邪！义士痛心，壮夫沥血，孰甚于斯时邪？臣至愚且老，敢齿于义士壮夫，而逖视樵牧思谋、妾妇思勇之际，宁无一言以自效哉？况臣一门七世食禄，高祖迥，咸平、景德之际，极礼乐文章之誉；曾祖宗悫，宝元、康定之时，专任西鄙之役，遂参大政，罢兵息民。自尔以来，海内推臣族为文学之家。微臣之言，亦其职也。虽然，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尝应诏有封事。蒙有司第臣为邪等，著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渐许仕宦，而摈斥卑窜二十馀年矣。其所言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记，唯是二事不能忘也：一曰国家累圣功德，巍巍无所与二，而近日谄谀大奸，独推尊考庙，是观德不在七世之庙，而下同庶士祭行于寝乎！二曰自古衰世暗君，乃有诽谤先烈之言，以钳天下之口。唯我神宗皇帝何所负于天下，天下内外罔有一人不足于恩德者，尚何谤毁之有？彼谄谀大奸，济以凶暴，徒以资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欲因此二事，申言当今之急务，岂顾卞和之玉再刖其足邪！窃惟城下之师，明主夙夜焦劳忧虑之时，狂夫之言未暇择也。伏睹戊申大赦，封豕逋遁，齐民乂安，凡有血气之属，咸以更生相贺，又不必自言也。含哺鼓腹，以沐太平之泽，不知其己虽死犹生也。然赦文有新边之语，读者疑焉，识者则叹。妄以谓涿州、易州之地竟不能保，而复弃之为新边也，既而乃知所谓新边者河间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镇，无虑二十馀州，五六十县。自州升之为府，而未几乃自中国弃之为新边也邪！嗟夫，斯地可弃也，斯民其可弃乎？斯民可弃也，吾祖宗艰难之业其可弃乎？嗟乎，谁为陛下而为此策乎？昔贾谊不忍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资，而久为戎人欺傲，乃叹曰：「可谓中国无人矣」！臣窃考之，当是之时，高祖之旧臣犹有在者，如陈平、周勃、灌婴、季布之徒，其后进者议论有袁盎、晁错、贾山、冯唐，守正有宋昌、申屠嘉，司刑有张释之，司兵有周亚夫、柴武，谊尚何恨哉！使谊尚在，谓今之日有人无人乎！臣于是乎忘其至愚且老，不能默已，谓专以割地为言，未暇及天下事也，唯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县，尝作《朔问》二篇，因杜牧之论而发也。牧之意则勤矣，其论失之迂而不密。盖山东不足以兼河北，而河北能为制山东，牧安得以天下之势专之于山东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则得天下，失河北则失天下；凡有国者，得河北则其国兴，失河北则其国弱。又有其国虽不正，而得河北则强，其国虽正，而失河北则弱；其国虽无道，而得河北则强，其国虽不至无道，而失河北则弱。秦、汉、晋、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苻坚之秦、托跋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后唐、石氏之晋、刘氏之汉，其国之所以强弱之势，与夫曹氏之魏强于刘氏巴蜀之汉，高氏之齐强于宇文氏崤咸之周，其迹昭然，在方策可考不诬。是谓河北之形势，臣敢为陛下略言之，陛下幸察。臣既言河北重于天下矣，乃敢复言三镇之重于河北者，不必繁引远古，唯事与国家造邦相因者则不得略。而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实光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晋父事契丹之后，刘汉祸乱于契丹之馀，即位仅踰两月，黄钺亲征。而师出之日，四垒奔北，为我有宋驱除。晚以数千之师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关，继取瓦桥关，又继取高阳关。是三关者，晋人弃之，以为契丹之元首，非特为其右臂也。何则？契丹之所盗据者，六国时燕地也，唐方镇中卢龙也。六国之燕最弱，非韩魏赵之比。河北方镇中，卢龙亦最弱。朱滔、朱克融辈非魏博田承嗣、镇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坚忍奇倔，藏祸心，蓄凶谋。前有太子丹、荆轲之风，后习安禄山、史思明之态，易以兴乱，而难与图治也。以故，虽曰弱燕而常重于赵魏，虽曰阴燕而常动摇乎魏博镇冀之上，弃之以奉契丹，固非所宜，况以奉契丹之叛臣女真小丑者？譬之黠鼠得幽蓟则潜窟壤，得三关则游粟积，其势倍万也。然克是三关者，虽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实在师间也。世宗尝以千人之军溺于乱流丛苇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镞来加者，以三天子之威灵在是也。其克瓦桥关者，又专在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灵而得之者，乃一日无名而弃之于一荒裔小丑，岂胜恸哭之痛哉！又如晋开运之末，出帝之丑先自梁汉璋覆师于高阳关，遂使契丹侵镇定，入京师，缚晋帝而北。其在咸平中，康保裔败于高阳关，契丹遂得犯澶渊。倘如康保裔无高阳之败，不劳真宗皇帝为澶渊之役矣。高阳关之胜败，犹系中国之轻重如此，忍论高阳关之存亡邪？廊庙之上，肉食者宜为陛下念之！中山府，唐义武军也。此军甲兵雄于天下，城壁坚高，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语，况又其帅独知臣节！昔号河北四叛之时，义武不与；后称河北二寇之时，义武亦不与也。逮黄巢之乱，中原四方诸镇，孰为勤王之师？独义武王处存拥兵渡河，以解关中之急。不幸石晋之梁汉璋败于高阳，契丹遂得犯镇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岂能必胜，而全为入京师之举哉？亦且屡危矣。唯是张彦泽、杜重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桥降于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纳契丹于中山，使契丹遂得入京师，成晋出帝之祸，为中国之丑。向使高阳完师，中山坚壁，宁至是邪？咸平中，康保裔既败于高阳，而定州之望都且复失守，遂劳真宗皇帝革辂亲征，而傅潜拥数十万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骑。当斯之时，远近智愚无不愤疾潜者，耻与之俱生。无几何，革辂班师之后，潜议罪当斩，真宗特赐其首领窜斥之，众议甚郁也。至今闻者击指奋袂而起，孰知真宗意自有在也，岂臣下所易窥哉？盖潜实白首老将，耳目亲接晋开运之祸变，今坐拥十万精兵以完中山，示怯于契丹，勿击堂堂之陈，勿当得意之锐，度彼纵能至澶渊，必不能渡河。待其将成渡河之役，我出中山十万畜锐请战之师，一举而蹙之，彼契丹虽众，岂堪填我洪流而代吾洒扫也哉？彼或不克渡河，我以此师覆其归路，片马只轮，定不返矣。恭惟祖宗无失刑，真宗岂特私一傅潜也哉？真宗清净垂拱之君，不惑于群策，而决意亲征，不以王超、石普、杨延断契丹之归路，不斩傅潜之不济师，巍巍然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形势，其何如哉！唯我祖宗为能用中山之形势也，何则？在战国介于魏赵之间，屹然自成一国，其地虽狭而谋至广，其人虽寡而材最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无论赵魏也，所谓中山君者是已。太祖、太宗时，每时防秋之兵，全师聚于定州，夹唐河为大阵，量蕃寇远近出军建栅。仁宗谨是祖宗之制，积粟则中山为多，畜兵则中山为重，命帅则韩琦焉，至今庙而祀之，岁时严也。太原府刘氏盗有之，太祖皇帝亲往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为晋王。逮夫晋王即皇帝位之四年，亲征克之。于是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万国罔不臣妾，逮今将二百年。重惟太祖皇帝号令之所加，鼓鼙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暨五代百年之僭乱，曾不足以摧枯拉朽谕之，乃于太原独艰难如此，何邪？刘继元虽孺子也，有郭无为之谋，侯霸荣之勇，其兵嗜战不怯死，其民乐土不轻去，且复念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吾家所以革晋为汉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晋而得之，遂以晋自命也。晋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为唐夺朱氏之梁者，初实起诸晋也。其上则高祖、太宗所以为唐者，晋奉之也；扬氏所以为隋者，晋肇之也；高氏所以为齐者，晋大之也；司马氏以晋自命者，实谓受命于晋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厉王之乱，号为中兴者，伐猃狁于太原也。其后王师败绩于羌氏之戎王，乃料民于太原，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呜呼，太原之为镇，可轻付畀哉？重以太宗皇帝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顾视群臣谁可与议者。首询之张晖，晖曰：「戢兵育民，待富庶而后为谋」。继询之张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北虏为援，未可仓猝取也，莫若先离其戎心」。又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难克之国」。周世宗之伐至于师老，太祖破北虏于雁门关南，尽驱其人民居虎牢以西，虽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卒得曹彬而谋之，问曰：「显德、开宝两征太原，以当时兵力不能克，何也」？帝意岂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决意亲征，躬贯介胄。曹彬、潘美、郭进等为之将，先以进守石岭关，禦北狄，乃降继元，平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毁筑其城郭，将贻万世之安也。嗟夫，两朝三帝二十馀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弃之邪？或谓唐自安史之后，河北遂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为唐也哉？臣应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据太行，津大河以制河北，太原犹在朝廷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许国，不赦泽潞，卒能号令镇魏以诛刘稹，成一代伟绩也。以兵论，河北之锐师固为三镇而飞扬，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万，邠宁、宣武各有兵六万，自足以制彼三镇矣。今又并太原而弃之，古未之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弃之矣。而青州贼盗久炽，又未必有如唐之重兵也；邠宁之兵凋残于近岁，未易并言。唐之宣武，是谓今之汴都，祖宗以重兵威天下，千百倍于唐宣武之兵也。太宗时，张洎为能言京师之兵制固于唐之兵制；仁宗时，尹洙又能言京师兵制出于秦汉上，非特与唐室论也，后来者宜不复措意开口于斯也。奈何初变更于王安石，卒歼尽于童贯，天下之势危矣，惟陛下念之。天下万方臣妾，不胜至愿，而三镇之形势，臣愚略陈之矣。臣前谓国家无名而赐之者，敢复言之。大凡王者慎一嚬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此三镇于一嚬一笑孰轻重哉？谓此小丑为有功，则隋唐因突厥之兵以有天下，唐郭子仪尝以回纥、南蛮、大食之兵而兴复中国矣，安得人人赐之土田也哉？唯石瑭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即帝位，割燕以委契丹，而魏赵之地犹不与也。谓其能战，则彼荒绝遐陬，疆埸不易接，未尝一日当中国仁义之师也，亦未尝一日闻中国雷霆之音也，果孰怯而孰勇哉？但闻渤海者，高丽之别种也；女真者，渤海之别种也。高丽臣事契丹，而女真因高丽以臣事契丹者也。在祖宗时，尝因高丽以入贡，而昔困于契丹之三栅，求救于淳化之初也。其后国家绝高丽而不与之通，女真遂亦自绝于中国。逮熙宁初，国家复与高丽通，而女真方狃于契丹，不得与也。奈何一旦凶谋倾夺契丹之国，出其故君，空其宝货，而豺狼之号不能自已，遂欲陆梁于中国哉？在祖宗时，尝来寇我白沙寨路，略官马三疋、民一百二十八口。适其贡马之使在京师，遂执之不得还，无几何渤海入贡，而渤海之酋为谢女真之过，遂诏还女真之使。不知今日女真之暴逆不恭，自干天诛，孰与三马百人多少？在祖宗之令当如何哉？议者曰：乃其顿兵城下，何请责之？曰：唐广德初，突厥自泾州犯长安，至于代宗幸陕，而郭子仪帅师则吐蕃望风遁去。越二年，仆固怀恩以吐蕃、回纥、羌浑二十万寇京畿，郭子仪以回纥伐吐蕃而难平，皆未有割土田以奉之者也。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时，天以小丑警惧，陛下增修盛德岩庙之上，肉食者必有长驾远御之术，三镇已复归于职方氏矣。顾惟疏远小臣，必待百官班贺之后，乃得与昆虫共庆也。虽然，臣犹将有所陈者。唐杜牧最善论兵，谓上策莫如自治。汉皇甫规善用兵，而先○诸种羌慕其威信，相劝降者十馀万，则以威信为干橹也。规之言曰：「力求猛敌，不如清明；勤明孙吴，未若奉法」。皆自治之道也。又如程苞于板楯蛮，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亦知自治者也。陛下诚得如皇甫规之有威信者为帅师，程苞之明能者为州郡，则三镇之复为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而此则边埸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无时而不然，犹见于变乱之后，犹之治兵也。汉路温舒尝为宣帝言之曰：「齐有无知之祸，而小白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重耳用霸。近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礼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继变乱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圣贤所以昭天命也」。温舒于是远不及高祖，近不及武帝，可谓知务矣。其视东方朔对武帝之化民，不言尧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陛下继变乱之后，思所以昭天命者，其不在仁宗乎？凡温舒之称文帝者，实为吾仁宗而云尔也。核而论之，仁宗于斯大德，加以严恭寅畏，翼翼而纯矣，汉文未必无愧色也。且文帝二十三年，逮其岁晚，颇惑异端，孰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日慎一日，图治愈切，求言愈急，用贤愈勤，正德愈励，使汉文加之二十年之后，不知果又何如也！语曰：「不知其君视其臣」。汉文之臣，略如前之所陈者矣，孰如仁宗初相王曾、李迪、吕夷简，晚得杜衍、文彦博、韩琦、富弼，其在内外大小华国命世之臣，蔚乎不可称数也。其用之未尽，留以遗子孙者，吕诲、范镇、司马光、吕公著，皆社稷之卫也。陛下今日继变乱之后，诚能得臣如仁宗时，不开边以玩兵，不专利以残民，不急刑以杀士，不禁言拒谏以自蔽，则何虑乎女真小丑？是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时也，是谓《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之时也。倘或不然，使枭鸣嘉木之上，蛭毒清池之中，如汉幸而有皇甫规、张奂为将，而不幸胡广、赵戒为相，其中则张逊、段圭、曹节辈凶阉为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仪、李光弼为将，而不幸元载、卢杞为相，而其中则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辈凶阉为之虎狼，则天下之事去矣。是谓《困》之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之时也，是谓《洪范》九畴「彝伦攸斁」之时也。呜呼，天下治乱兴亡之迹，出一辙也如此。其在治世，既有明君，则必有贤相，而将臣自出矣。臣虽至愚，不愿国家独以将称而无相也。昔者贾谊恸哭于明时，不胜其忠也；阮籍恸哭于衰世，不胜其忧也。当今执政大臣必有拨乱之才，干国之器，请为陛下念之。臣前所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交如，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终以威乎天下，是谓德威。故能以一柔用五刚，使上九受天人信顺之助，吉无不利也。《大有》之君于是乎得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如其恶者不遏，则善亦无自而扬，何以为《大有》之休命也？《大有》一变而为《乾》，《乾》之德首在刚健，而后曰中、曰正、曰纯、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刚健，而继之以中正，归之于纯、粹、精，而天下何难乎为治哉？臣愚言不识忌讳，陛下赦其死，幸甚。臣前所谓《朔问》二篇者，今辄随封事上进，以备乙夜之览，重增死罪，陛下赦之，幸甚。臣说之昧死再拜。

王天下者，其资有三：有以德得之，有以力并之，有以智取之。得之以德者，三代是也。并之以力者，秦人是也。取之以智者，刘汉是也。盖以力则不若智之胜，以智则不若德之全。至于项羽之争天下也，其所执者为何资耶？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其于智、力之资又皆两亡焉。而后世之议乃曰，项羽其亦不幸遇敌于汉，而遂失之。嗟夫！虽微汉高帝，而羽之于天下固将失之也。汉王之于智盖疏矣，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项羽之于力尝强矣，以其不知真力之所在，此所以亡。彼项羽以百战百胜之气盖于一时，手裂天下以王豪杰，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观其所赖以为资，盖有类乎力者矣。虽然，彼之所谓力者，内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众之劲，搏捽决战，足以吞敌人而已。至于阻河山、据形便，俯首东瞰，临制天下，保王业之固，遗后世之强，所谓真力者，彼固莫或之知也。是以轻指关中天险之势，燔烧屠戮，以逞其暴，卒举而遗之二三降虏，反怀区区之故楚，而甚荣其归，乃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能知」者，此特浅丈夫之量，安足为志天下者道哉。后之数羽之罪者皆曰，夺汉王之关中，负信义于天下，此所以亡。嗟夫！使项氏无意于王，而徒夺汉王之关中，则谓其得罪于区区之信义可也；如其有意于王而夺之，是得计也。惟其知夺而不知有，此所以亡耳。古者创业造邦之君而为是之为者，可胜罪哉？韩信未释垓下之甲，而高祖夺其兵，不旋踵而又夺其齐。然而智者不非而义者不罪者，以其为天下者重，而负人者轻故也，是以不顾意气之微恩，而全社稷之大计也。汉高祖挟其在己之智术，固无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归之者，盖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则天下之智皆其资也，此所谓真智者也。又其所负者帝王之度，故于其西迁也，则曰：「吾亦欲东耳，安能悒悒久居此乎」！此其与项羽异矣。虽然，使无智术之士以主其谋，则天下之事亦去矣。方其入关，乃封秦府藏，还军灞上，其画婉矣，乃怵于妄议，一旦拒关，无纳东兵，以逆其众集之锋，几不免于项氏之暴。使遂卑而骄之，当能舒徐拱揖以得项王之欢心，奠枕而王关中，抚循其众，徐为后图，则天下不足定矣。幸而犹获汉中之迁，因思归之士，并三秦，定齐、赵，收信、越，以与项王亲角者，数岁仅乃得之。向使项羽据关而王，驱以东出，使与韩、彭、田、黥之徒分疆错壤，以弱其势，则关东之土尚可得兼哉？信乎！王者之兴，固有所谓驱除者也。

石峒神周氏，高要人，唐贞观初封贞政公，刘汉加王爵，国初避禧庙讳，曰秉政神。威德之显，郡人即其居之旁建祠。今府治北十里将军岭之东，七星岩之北，一峰虎踞，岩穴天开，是为石峒庙。其中南□□门上虚通天，四傍异石，彷佛舆马徒御，拱列呵□□禽鸣啸出没，空处声传，恍若神语。遇夏潦涨□□□□至狂风怒涛，则峒有龙归，世传谓王□□□□□□谷熟，人厌鲜食，今峒有歇龙池是也。□□□□□□寇至，一城阴祷，其徒不终夕遁去，人物□□□□□永永不替，盖功则祀周典也，乃作诗送□□□□□游兮何所为，祥风兮甘雨。人傒神□□□□□□□年万年兮帡幪此土。神之归兮，峒□□□□□□□人荷神休兮，年谷斯丰。伫观天宠兮，□□□□□平□年正月朔，从事郎、肇庆高要□主□吕□记并□，承直郎、肇庆府司法参军顾梅篆盖，□□□□州司法参军兼司户伍万全、迪功郎致仕梁弥明立□。

我中兴圣天子主鬯既阙，爰溯璿源，为天下得人，而嗣天子作焉。德寿重华，道光尧舜，两尽仁孝，皆宇宙以来所未见，哀荣始终，所以从先帝于祢庙者。至以孝冠称天德，而天子不以为过，于是闵似续之成圮，开异姓之旷涂，盖仁泽之浃，远及海隅，是宜闻者翕然格心，不见背负之事。然犹有受人付托，中弃不顾，是则可怨也已。而夫人以闺阁之密，乃能安受天命，无纤毫恨悔意，有操义自修所不能至者，是则可铭也已。刘汉椒涂少日，其家使卜相视焉，以为贵而少子，若养他子，得力当踰于所生。章帝恳恳诚笃，卒如前占。夫人乃独不得于其所子邪？沙陀异貊耳，多子他出，咸致死力，战胜攻取，何夫人不逢之甚也。世人祸福利害有不如初心，则必起怨嗟之意，而夫人几不少见于颜面，茍复不暴白其不陨获之盛，俾著于来世，其亦负潜德于九京也。夫人之终，所子盖尝匍匐号慕于夫人之柩，踊哭尽哀，虽旋踵复去，然使前日之鞠育少缺，何能得此于既死之馀，而卒无以掩其悲伤之自发也耶？夫人盖徽州别驾何公之长女，生而慈顺，其初适曹氏，舅姑在堂，甘旨日至，及其终也，又哀以送之。虽在曹公子道之盛，而夫人赞助亦多矣。孕育多女，然而家道日进，终遂子荆之居室，而曹公亦亡矣。慈祥恻怛，人期夫人之越稀年，而天啬其报，仅及七十有九，不知福善之理真可恃也耶？夫人昔者念似续之未立，向心释典，人见诵读琅琅成章，举族钦叹，谓殆过于男子。夫人岂少紊于德事者，特其甘分素患难之心久矣决然，故所成就若是其光明硕大也。夫人之终，去曹公即世凡二十馀年，生理如昔，皆夫人维持之力。曹公之兄之妇威氏耆艾寒乏，多夫人左右以济之，迄以寿终，无丝毫厌靳意。其御下也，不尚鞭扑而人自力。男三人，智孙、庚孙皆夭丧，次则如愚，如愚曹公之犹子，援以主伏腊。女四：长适文林郎赵某；次适进士郭某，先夫人卒；次适进士何某；次适进士陈某。卜以年月日合祔于曹公石龟之藏。铭曰：

彼之弱冠，决科孰营兮。绝甘设醴，致其隽英兮。彼之几壮，念尝蒸兮。婿之女弟，俾用其情兮。又不止乎桑下之三宿，何乃心之反不诚兮。天乎命耶，盍即之杳冥兮。

宋淳祐乙巳，制置使余侍郎遣都统张实总师城巴，为兴复之基，主兵监修。总管刘汉立、谭渊，钤辖张虎臣、陈兴，路分曾友端、权旺、崔舜臣、刘成，路将刘文德、徐昕、安忠、巩琦、孟俊、徐立，拨发豪寨王成、汪仲、李德。

《春秋》之作何为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书也。《春秋》，鲁史尔，圣人从而修之，则其所谓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而绥猷之责，则后实任之。尧舜禹汤文武达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极，维持世道，使太极之体常运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发达而不少壅者，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辙东，王政息，政教失，风俗坏，修道之教不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几若与之俱泯泯昧昧而不存者，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辨也，夷夏之辨未明也，长幼之序未正也，义利之无别也，真伪之溷淆也，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强并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乱也。其所施为，尽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虽圣不得位，则绥猷修道之责，谁实尸之？然而不忍绝也，于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责而自任焉。六经之书皆所以垂世教也，而《春秋》一书尤为深切，故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鲁史之所书，圣人亦书之，其事未尝与鲁史异也，而其义则异矣。鲁史所书，其于君臣之义、上下之分或未辨也，而吾圣人则一正之以君臣之义、上下之分。内外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长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义利之无别也吾别之，真伪之溷淆也吾明之，其大要则主于扶天理于将萌，遏人欲于方炽而已，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惩荆舒，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成《春秋》不过空言尔，而其功配于大禹及周公，则岂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于放龙蛇、驱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恻隐发于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则天下之人以是非为荣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则天下之人以荣辱为是非。世之所谓乱臣贼子，恣睢跌荡，纵人欲以灭天理者，岂其悉无是非之心哉？故虽肆意所为，莫之或制，而其心实未尝不知其非。而恶夫人之议己，此其一发未亡之天理，不足以胜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复，为而不厌，而其所谓自知其非者终自若也。则其心未尝不欲紊乱天下之是非，以托己于莫我议之地。既上幸无明君为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习熟见闻以为当然，曾莫有议其非者，则为乱臣贼子者，又何其幸之又幸邪！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恶之论素定，则人之为不善者，有不待刑罚加之，刀锯临之，而自然若无所托足于天地间者。世衰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恶之论几于倒置，然后乱臣贼子始得以自容于天地之间，而不特在于礼乐征伐之无所出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诏天下与来世而已。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而圣人因而明之，则固自有犁然当乎人心者。彼乱臣贼子闻之，固将不惧于身而惧于心，不惧于明而惧于暗，不惧于刀锯斧钺之临而惧于倏然自省之顷，不惧于人欲浸淫日滋之际，而惧于天理一发未亡之时，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顾不大矣乎？孟子断然以为有一治之效，盖具有见乎此矣！使先王之纪纲法度既已荡然不存，天子之礼乐征伐既已不能自制，其所恃以仅不泯者，独有人心是非之公理耳。而又颠倒错乱，贸贸不明，则王极果何恃以立，人道果何恃而存乎？此固《春秋》一书所以有功于万世也。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说，遂以《春秋》之作乃圣人赏善罚恶之书，而所谓天子之事者，谓其能制赏罚之权而已。夫谓天子之事止于制赏罚之权，而绥猷修道之责乃不暇问，则是刘汉以后之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为是说者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所谓天子之事也。彼徒见夫《春秋》一书，或书名，或书字，或书人，或书爵，或不书氏，或书氏，于是为之说曰，其书字、书爵、书氏者褒之也，其书名、书人、不书氏者贬之也。褒之故予之，贬之故夺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赏；夺之，所以代天子之罚。赏罚之权，天王不能自执，而圣人执之，所谓章有德、讨有罪者，圣人固以自任也。《春秋》鲁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鲁国而欲以僭天王之权，以匹夫而欲以操天王之柄，借曰道之所在，独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恶天下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为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将何以律天下？圣人宜不如是也。盖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无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鲁史以明是非。赏罚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则不敢专也，故夫子不得不假鲁史以寓赏罚。是非道也，赏罚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岂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为是也，非以私诸己也，夫子以鲁有可以变而至道之质，是以托诸鲁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其赏之也，非曰吾赏之也，鲁赏之也；其罚之也，非曰吾罚之也，鲁罚之也。鲁，周公之后而圣人之祚嗣也，赏罚之权，天子不能以自执，推而予之于鲁，鲁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于周。周之典礼，周公之为也，以周公之后而行周公之典礼，而律天下之君大夫，或者其庶几乎！此圣人之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赏罚。鲁，诸侯之国也，独可以擅天王之赏罚乎？鲁不可以擅天王赏罚之权，而夫子乃因推而予之，则是夫子为其实，而鲁独受其名，夫子不敢以自僭，而乃使鲁僭之，圣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学者之失，往往在于尊圣人太过，而不明乎义理之当然。于是过为之论，意欲尊夫子而实背之。或谓兼三代之制，其意以为夏时商辂周冕韶乐，圣人之所以告颜渊者，不见诸用而寓其说于《春秋》，此皆一切缪妄之论，其大要皆主于以礼乐赏罚之权，为圣人自私之具尔。夫四代礼乐，孔子之所以告颜渊者，亦谓其得志行道则当如是尔，岂有无其位而修当时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礼乐之制乎？夫子鲁人也，故所脩者鲁史；其时周也，故所用者时王之制。此则圣人之大法也。谓其于修《春秋》之时而窃礼乐赏罚之权以自任，变时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几于诬圣人乎？学者学不知道，妄相传袭，其为伤教害义，于是为甚。后之观《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尝以礼乐赏罚之权自任，而后可以破诸儒之说。诸儒之说既破，而后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与夫孟子所谓天子之事者，皆可以得而知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