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愚不佞，荷知遇为甚异，属者弟兄皆辱论荐，内顾何人，可当厚意！窃闻使事之还，既已累月，不敢以寒暄无益之问上勤省览，诚不知阁下所使何事。然自故岁天下藉口，颇以敌人为虑，朝廷施设，较之往日亦似稍为之备者。疏逖小官，不当预闻庙堂之论，独念既齿一命，以从宦于州县，且又世受国恩，宜与社稷共休戚。方时安平，固未享富贵之利，而患难或生，则亦均受其害者，私忧过计，怀不自已，辄极愚意，以陈于左右，或者所以报盛德也。盖国家越在东南垂四十年矣，自讲和之议兴，敌之结好又二十年矣，其果以和好为万世策耶，抑亦计不获已，姑欲自治而款之也？以为万世策，则自古无倚外敌而可以立国者，如欲自治而款之，则二十年之间不为不久，何尚未有发也？昔越尝屈己而事吴矣，故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已而勾践之报吴，果不出二十年之外。越小国也，其壤地直今会稽数郡，故生聚、教训，必待于二十年而后可。以我之大，二十年之久，曾不知所以报敌者，得不愧于越欤？议者徒知归咎秦桧，今桧死遂五年矣，国势之强弱视前日为几何？夫讲和之议未大失也，敌虽吾雠，然一旦许我以还母后、复梓宫、休甲兵而谓之和，亦何说以拒之？其所失者，岁入之币始不当甚厚，以坐困吾民尔。何也？祖宗以全盛之时，幅𢄙之大，其馈敌者未如今日之数。且前不与我和而后与我和者，是亦畏我之盛，将以图己也。彼既有畏我之心矣，盍亦少忍以持其事？虽薄其币，和议安有不成哉？然事已往矣，天下之事有未往者，不识朝廷何以待之也。如闻敌人遇吾使命之至，必耀其兵甲，陈其车骑，以自示其强盛，且大治东都宫室，浚汴渠，力役并兴，未知信否。夫冒顿之遇汉，惟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使中国无所畏忌，故高帝有白登之败。今敌乃自示其强盛，盖亦无能为者矣。阿房之工未休，闾左之戍继起，足以致胜、广之盗而秦遂以亡。敌之大治宫室，力役并兴，盖已不胜其扰，天意人事，于此极矣，得无乘隙而奋者，是特迟速之间尔。虽可为朝廷贺，亦可以为忧也。可为贺者，敌于此有败亡之渐；可为忧者，大盗崛起于中原，则有倍费驱除者。闻诸道路，去岁使人之来，其礼稍有不至，夫亦何恃而敢然！其所需乞，又非外廷所可知者。使其果遂都汴，自汴而下，顺流鼓楫，不数日可抵四口，则淮南其可不虑耶？又汴京四通五达，本非定都之地，祖宗时，徒以东南之粟便于转漕，岁运八百万斛，然后汴京可得而都。今其来也，势亦无所得食，万一欲以岁币少易东南之粟，不识朝廷又何以待之也。夫天下有大势有定理。所谓定理者，曲直顺逆是也。所谓大势者，当自其时而论之也。今天下之定理，我为甚直，亦为甚顺，固不必深议，至于大势，窃尝借三国为喻也。三国之时，吴、蜀皆欲取魏，然魏卒不可取者，以蜀不能有吴，吴不能有蜀尔。后吴、蜀交通，而魏以为病。今敌据有中原，势犹魏也。北尽江淮，南尽岭海，西控三巴而接汉、沔，则吴、蜀之势吾既兼之矣，反不能以取魏，何也？关羽下襄阳，魏人几欲移都，今襄阳盖吾有也；刘备得汉中，曹操始不能与之抗，其后由之出师而关辅至于响震，今汉中盖吾有也；荆州之地，魏得之足以制吴、蜀，吴、蜀得之足以抗魏，今荆州盖吾有也。夫理与势吾皆有之，则亦何惧于彼而甘为之下！所未可为者，当谨俟其机尔。曩者敌与我三京陕右，而遽以败盟，此一机也。顺昌之捷，合诸将之力可以取汴，遽复退师，关中之大，随得而随失，不能据有一县犹之可也，厥后敌复弑立其一二官长，狼顾麇骇，未有归附，中原之民，引领南望，此又一机也。是时兴十万师，下一纸诏，势必瓦解风靡，虽未能长驱幽、蓟，近可以得京洛，下不失削其岁币，俟其请命，而与之正君臣之分。然大臣方以养疴而罢谋，宿将方以怙贵而苟安，返以遗敌人之资，得不为之附膺顿足流涕而太息哉？故愿朝廷亟为自治，以俟其机，非欲无机而妄动也。自治不过三策，一曰人，二曰兵，三曰财。某请先论人之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古今不易之论也。在上则得其财而用之，在下则得其心而用之，皆人也。数年以来，招置人材不为不广，布之中外不为不多矣，而庶事未至振举，风俗未以大变，士风犹为阘然者，此岂无说然也？昔姚崇叙次郎吏而明皇不答，德宗亲择畿令而柳浑不贺，盖人君所择者辅相，辅相所择者百执事之人，此各有其职。今也人人而荐之主上，使必亲见而后用，此殆诸公惩前日权臣专恣之过，远嫌疑之为也，欲以尽人材而惧其未也。人君之必自用者，惟将与相耳，否则有将相之才而未试者尔，当亲见而识之。至于一介之士，寘之列位，岂必人君之尽识欤？且文臣以是可矣，近者所任武臣，有遂转一官、迁一职者，俟其终更而审察者，此复何耶？苟以为军帅多非其人，是不待一日而易之也。如皆其人矣，姑欲收遗材以备缓急，则籍于密院，以次任之足矣，安有未见其功而予之官职乎？予之官职而置于閒地乎？徒为是虚名美观也。至于人心，则尤不可不收者。急于财则民怨，吝于财则军怨。军怨者祸速而易见，民怨者祸远而难知。事虽不可概举，然人心之所悦者公，所服者平，所慕者信。推是三者而行之，则人心得矣。其次请论兵之利害。夫师克在和不在众，用兵斗智不斗力，非必援引古今而后见也。国家俪于汉、唐，实以养兵为大蠹。自渡江以来，西北之兵萃于东南，则其蠹尤甚。今西北之兵既已老矣，近所召募无非东南之人与西北士卒之子弟，而犹用西北军额以填之，是务多不务精也。昔者尝怪谢幼度之破苻坚，是时江左为晋已五十馀年，实用东南之兵以却大敌。陈庆之送元颢，是时下晋又已百有馀岁，以兵七千转战魏地，破其四十万众无与抗者。岂东南之兵果不可用耶？顾将之何如耳。且又有甚弊焉，西北军额皆系于殿前，衣粮之外，日有食钱，诸路将兵则衣粮而已。以诸路言之，江西非无禁兵也，而驻殿前一军于章贡，福建非无禁兵也，而驻一军于漳泉，二广非无禁兵也，而驻一军于潮海，皆以弹压盗贼为名。是逐路禁兵为不足用矣，则逐路禁兵虽阙之可也，犹复促募不已，而外复有弹压之军。向者禁兵与厢军为二，今又为三焉，县官安得不匮哉？殿前之军给以经总制、上供等钱，逐路禁兵给以州县之常赋。然殿前军所募人，与逐路禁兵何异而所给过倍。为之计者，莫若遇殿前军有阙，选于诸州禁兵而用之。循祖宗出军旧制，更番迭戍，于弹压之所，加其粮给，用以激劝。而以逐路弹压之军，理为逐路禁兵所缺之额，取其费以充，则经制、上供之财亦可省矣，此养兵之利也。西北之士虽老，近稍汰而出之，方州小者百许人，大者几二百人，彼虽稍释军伍之劳，而反有道路流离之苦，州郡骤添使臣数十百人，夫亦何用？且俸给有不可以时办者。此辈诚筋力不逮，然亦习熟戎事，经历艰险，岂无可用之才？今近自江东淮甸，远自荆湖襄汉，皆有旷土，与其募民力田，曷若用所汰之士，给其粮具牛种而耕之，一岁之外，使得食其所入。积聚其众，略仿陕西城寨之法，阅习控禦，以为屯田。因择其强干有劳者用为巡检，而命帅司州将督之，不犹愈于不釐务指使之科而坐食哉？此汰兵之利也。朝廷往岁尝以兵权付于一二大将，收之御前，号为都统制，固远虑也。然御前都统制者，其名也，其自为一军，犹自若也。尝观祖宗所任边帅之效矣，河翔关陕十数大镇，无非宿兵之地，帅则皆用大臣，下亦两制，其将兵之官不过于副总管与钤辖、都监、正副将而已。其后庆历、熙宁用兵，亦命文臣为宣抚，故二百年间，将帅无握兵之患。今诸路帅司所将者州兵，而大兵所驻，则惟都统制驭之。陪都之重莫如建康，留守之臣而都统制盖与之分庭抗礼，他州在所不论也。近日沿淮上下，间用武臣，得为安抚，虽欲潜师为备，庙堂得不深思耶？至于蜀道之远，与夫辇毂之近，又有久任而不易者，则非某所敢议也。下此有财之说。天下莫不以财为急，而某独以为后者，夫财之在民与在国，实无以异，后世掊尅之论兴，始以归之公上为富国之术。今朝廷用度亦窘矣，诚使百姓充实，一旦有大费，虽细民瓶罂囊褚之物，歛而用之，其谁敢不从？然不知大费之后，足以奠枕耶，民亦愿输而不惮；如其未也，安可穷民而自利哉？且财货之目，异于承平时，固已不可胜数。常赋之外有总制，总制之外有经制，经制之外有和籴、有折帛、有月桩、算丁。于僧道鬻爵，于富民贸田，于州县所未卖者度牒，未收者职租而已。觔革羽毛、银铜盐铁，名为不得科歛，而使州县自任其谤以应上之须者，事亦不一。虽欲复取，其又何加？朝廷既知以节财为务矣，乘舆之服御，宰执之赐予，官吏之廪稍，朘损盖未已也。然不知诸军之伪券，其果皆去耶？置官总领，实未能覈其数，役使于道路，假借于亲旧者，日纷如也。三衙之军，当有定额，天子之都，白昼掠人于市，刺以为军，特欲充其数耳，缓急何所用之？此宜密院自招刺于承旨厅，以消其弊。且诸军之粮给，皆系于总领，而所谓回易者独不隶之，何哉？前日盖尝罢之矣，未几而又复之，今其言曰吾军衣粮之外，装饰泛用，皆资于回易，故人人以为不可罢。然主将假之以为妄费者，户知之也。罢之诚未尽善，盍亦隶于总领官而权其出纳，殿司则专命版曹一官掌之，其弊将不劳而自去矣。僧道日益就少，则寺观为可并，胜于取其宽剩也。官吏日益就少，则祠禄为可减，胜于断其权摄也。馀则仪卫礼文，百司技艺，伶官走马之费，又有宜省而不必尽备者。昔周宣王不藉千亩，汉光武未尝具大驾，皆不失为中兴之盛。此盖因时损益，享实利而不为虚文者。朝廷今日患在好为虚文而不求实利，谓宜置官讲议而以次更革，不待一人之言，然后改一事、罢一条也。窃尝深叹朝廷政令或出，不为四方之所尊信，未几果亦变易，正坐轻用人言，未尝深加讲议故也。试以一二明之。递铺既已统于州县，提举于监司、巡辖于使臣矣，而逐州复以指使轮月掌之；弓手既已职于县尉矣，又以州兵官兼其将领。不知皆有益耶？如以尉为文臣不可倚仗，参用武臣可也；巡铺使臣为不足用，择道里远处增置其员可也。何在一官之外，又使一官也？闽中近籍海船，且立赏格，俾土豪募及水手千人，则以承信郎命之。是粮食当自备也，私家虽富，无能日赡千人之理，不知朝廷将以此警海道耶，抑以禦大敌也？传闻敌亦渐治舟船于山东，其意叵测，沿海之备，信不可缓。然海路从横，惟藉风势，一夕千里，若以兵斗于舟楫之上，万无决胜之道。或值风涛，安可会合？惟当聚兵要害，控扼其港口，轻舟往来，以为巡逻，严其斥堠，坚其城壁，使敌至不敢越，既越不可归，乃谋之善者。某以为此非土豪所募水手能办也，所募之人以禦小寇或可，禦大敌诚非计也。且敌万一用师海道，盖亦掩我不备，直捣州县，以张声势，必不争利于舟楫也。水手但知争利于舟楫，遇其冲突州县，安能舍舟楫而与之战，徒有驾舟而遁尔，不知州县孰为守哉！凡此之类，皆望朝廷更议之也。虽然，阁下今者位实参预，必以为上有二辅，次有右府，任不我专，故有不可尽言与不可尽为者。然前辈如寇莱公、范文正公，皆以参预而行大政。当是之时，人主不疑，同列不忌，终于共济国事。其后王安石、吕惠卿之为参预，始以制置三司而侵宰相之权，惠卿复欲攘安石之位，故近者多以是为嫌。夫如安石、惠卿之为参预则不可，如莱公、文正之为参预则亦何所不可哉？侧闻圣上恭己，委任大臣，实无有间，而诸公同寅协恭之效，道侔志合，非有前日专制忌克之风，阁下于此而云不可为与不可言，非某所喻也。今日之事，如救焚拯溺然，一日不图则贻患日深，阁下幸而言之与幸而为之。而果不可也，则当引去山林，以全往年挂冠之美，无为久孤贤士大夫之望而不决也。昔鲁使乐正克为政，而孟子以为好善优于天下。卫之诸臣好善，故贤者乐告以善道。某之庸陋，不敢自附于贤者，而明公之好善实过于乐正，是以仰恃深眷，喋喋于兹，恭惟恕其狂妄，少加听察。如有可取一二，冀施行之，非某之幸也。不宣。

臣闻之，圣人之于天下，所恃以为固者，何其详尽而曲至耶。然或有时而不可恃者，岂士卒疲懦而失其守欤，城郭卑薄而失其势欤？抑亦粮不足食欤，器甲不足用欤？此数者，又皆圣人之所已治也。夫既已治之，而曰或不可恃，则是任其事者之非才也。嗟夫！圣人之重某事也，则必重某任。欲重某事，而不因其才，则必圣人自为而后可，而圣人固不暇乎此也，如是则各因其才而已矣。盖尝言之，圣人之用人，如工师之制木，为楹为桷者，不可为栋为梁，若处楹桷以栋梁之居，虽顷刻有不能立者，何则？其任有轻重，故其才有小大。今圣人欲使天下之险无一日而不固，此其所以守之者，盖不啻栋梁之居。若非其才而处之，政恐非楹桷之所能及也。自昔者曹公濡须之役，而后江淮为战区；自东晋合肥之功，而后江淮为要壤。盖江者所以固内，而淮者又所以蔽江也，故夫恃江者不若恃淮。譬之衣重裘焉，一裘毁则一裘可恃，苟非重裘，则一裘毁且尽矣。是则恃淮之术，固不可以不论，而其重之之策，莫过于择刚勇果毅之才与其熟于固守保禦者然后可。今若泛泛然而任之，则彼亦泛泛然而守之。夫以圣人所恃之壤，而付之泛泛之才，臣见其可以为名，而不可为实也。方今可恃之险，固难以一二论，而其蔽大江而卫上都者，盖莫大于两淮，皆所以藩篱其内而扃钥其外，此岂可不惟其才而守之哉？陛下方休养生灵，兼爱南北，不忍以一戈戟之微以毒天下，思以尧舜三代之得民者，以力务而安行之。虽江之与淮，其守禦之事固非庙堂急先之务，然而臣愚以为，善处安者必有常安之术，善处治者必有常治之理。成王不以盈成而废四时之教，宣王不以既攘而怠车马之修，而萧俛之销兵，张说之去府卫，皆足以祸后世，陛下盖非以不言兵而遽忘其守也。故夫守淮之说，在今日而为可行。臣书生，不习兵事，固不敢妄议军旅之政。然因可恃之险，而议夫守之之策，则臣尚可一言之。今两淮临边之郡，皆敌国之邻境，所与平日往来而狎习也。自和好之约复坚，虽无驰逐蹂践之伤，然其唇齿之邦，要不宜无常守之策。是故城郭之固与隳，器甲之备与废，士卒之强与弱，金谷之匮与盈，与夫防守之严不严，机画之善不善，毫釐之差，其弊或至于四出。凡此者，固非无识之儒可以优游而深通之也。今考临边之城不下十馀郡，若平日不先为自强之计，一旦苟有小警，恐非仓卒所能责成。如是而欲以自强，盖南仲城朔方之所甚难也。且今之守边郡者，其才果何如哉？直节坚勇足以独立而不移，智略纵横足以临事而不惑，艺能详敏足以制变而不乱，凡其人之果如是者，必非儒生文士之所常为，此必有将帅之才，与其谙于武事者，然后至此。今也不然，类多一时之儒生，或任子之稍稍能为者，皆得以守边矣。若责之治民，彼固无可辞者。而至于守禦之际，政恐因陋就简，必非可为异日之恃也。以臣观之，必有举其一而十者不治，为其小而大者不修，此其为患，固不在于国家閒暇之时，是乌可不因其才而任之哉！试以事之小者喻之，为耕者必问农，为织者必问婢，为斲者必问工，理也。若无农也，而婢为之耕，则将卤莽而灭裂；无婢也，而工为之织，则将断而不整；无工也，而农为之斲，则将捍格而难操。盖有如是之事者，必用其能如是之人，而其事之不如是者，则又非某人之所可胜也。然则陛下亦用其所当用者乎？为今之计，莫若申举旧制，命枢府侍从之臣，以武臣之可用者，多为论荐。举某人则列某实，曰臣以某事而举某人也。既以名闻，则考之佥言，證之已试，使之分守两淮临边之郡。陛辞之日，厉之以必为，而重之以赏罚。而次边者，则文武有不必拘，听其久任，而不为两岁代易之法。若以有劳而遽迁，则是因其小有所为而亟止之也。至于郡之民事，则以监郡者尸之。不过数年，其守禦之间，必有大可观者。虽然，尚有可言也。自往岁师旅之兴，而淮壖又多群聚之大寇，椎埋发冢，以相劫于市肆，少者数十辈，而众者亦百馀人。即其警捕之职，必首于一邑之尉，而为之尉者，类皆柔弱谀懦之吏，非有强敏之策，可以诛锄而擒制。夫使小奸一日而不除，则大盗将满天下矣。此亦不可不为之计也。臣以为如淮之尉，宜悉注武臣，立为定法。必其夙有武功者，然后得以拟注。盖其气力筋骨可以披荆棘而犯霜露，必能弭盗贼之奸，以上辅守臣之所不逮者。如此则两淮之间，庶可因人而恃险，而异日缓急之顷，亦无遇事面墙之弊。其为利害，岂不远且大哉！噫！汉高既定天下，且欲得猛士以守四方。陛下纵前日未得猛士；又岂可但已而不为今日所也？

公姓钱氏，讳之望，字表臣，常州晋陵人。曾祖孟回，殿中丞。祖知雄。父友，赠中散大夫。少放达，喜奇策。虏亮至瓜洲，参赞虞允文方课水战，公请「呼海船在澄江者，杂舟师上下，八面乘风，截流若神，贼骇不测，可沮径渡之计」。虞公行其说，且问：「今当何向」？时虏号百万，江东危恐，公曰：「兵无众寡，勇者先奋，躁者先败。贼虽蚁聚，而弃信残酷，驱胁远来，下莫顺听，此内溃之势也。愿无怯，而静以待其变」。未几，虏杀亮而遁。符离之役，道谒张忠献公曰：「相公何不三边并出，使彼东西奔命，大功可立也。今独趋海、泗，一不如志，疑谤交起，无能为矣」。竟如公言。登乾道五年进士第，授襄阳府大军仓。虞丞相录前验，差江西帅属。赖文政反，前帅龚参政茂良白上，以贼委公。公荐黄倬可用，为方略授之，立擒文政。改官增秩，公奏：「赏倬宜厚，臣滥恩也，可损」。上多公让，从之。以宣教郎添差通判镇江府，母丧免。再通判镇江府，知光州；未行，知楚州；上犹迟之，改知和州。初，上令建康都统郭纲及淮西帅漕实官田，括隐占，使兵为耕，公极谏括田扰，事不速集，但择故荒圩美田五百七顷，沟垾牛犁，踰月皆具，兵亟就屯，民不知役。和故任武守，连数人益坏，公检御有方，郡复完。代还，上论事甚久，因叹「机会无有」。公对：「今有之，恐陛下未能行」。上愕曰：「何谓也」？公曰：「曹操伐乌丸，刘备谋袭许。今虏酋往上京，兵将从者十七八，傥鼓行即前，彼子悸于室，父困于涂，往返万里，士马疲极，将何以战！一二日之机，古人必争，况岁月悬隔乎」！上拊床曰：「好机会！无人道此」。除金部郎官，俄知楚州，用屯田劳直秘阁。议者以「濠、楚使效多代名，自今逃死，须言上乃得收」，既有旨。公言：「乾道初，招魏胜、郭升、张荣义，从人给田，勿课役，勒五部月一至州，习射犒激，名曰使效，盖陕西弓箭手法也，才三百馀人耳。州县恶其犷锐难制，死亡不复补，甚者抑不令赴州，失本意矣。然则非官所廪，安用代名！虽曰免税，而所谓归正人，皆未起课役，非以使效故特优幸，议者殆未详也」。公遂募五百人，部伍精熟，盗不敢发。于是上令教两淮民兵万弩手，而公选胜兵七千八十九人，参之军制，束以队伍，别以事艺，严以训练。他日，上遣官拍试，独楚应格。始，公患大军更戍，无留郡兵，山水寨不就律，无以应敌。自徐子寅于山阳宝应置三十六庄寨，禁无得私有军实，犯者众。而羊家寨濒大海，奸猾所聚，公籍其尤剽悍二千三十五人，约为急难备，且弛禁，许挟弓弩自便，皆感悦从命。有李植者，自言宿迁人，韩世忠罢攻淮阳，植父将与宗族乡里自拔从之，今已零落，尚四五百家。公叹曰：「诸葛孔明西县之民也」。令植转相语，得四百十六人，定其要束，与庄寨同。上为特补植官。在州四年，所行多此类。进直徽猷阁，公又条三边战守事曰：「扬州有三城三塘，楚有大、小清河，淮东恃此，谓扼虏来处足矣。虏设乘虚自招信、盱眙抵淮阴，不一日薄扬州，不二日滁、真、通、泰亦径至江上。彼两路何独不然！陛下可无令韩琦、范仲淹者通一路险易熟议之乎？且卒饥财匮兵少，今日之大患也，然而卒欲饱则财愈乏矣。财欲无之，则减兵且不暇，其何以增！若兵自耕，民自战，沿江诸军，各择地分内闲田种之，而民兵万弩手用一法，给器械，较精惰，略计可十五万，与屯田大兵相参，此三路之郛郭也。昔韩世忠在镇江，张浚在建康，淮东、西便为地分。大仪、天长、昭关、柘皋，虏来则战，岂有定所！三衙助之，所向克捷。近诸郡修城筑堡，遣兵更戍，犬牙占认，尺寸之外，胡、越自分。如是，则谁肯出力会战于要害之地耶？臣观诸军气习，今昔顿殊。昔欲战不欲守，今言守不言战，驯致疲愞。十年之外，虽守不能矣。陛下幸诏诸将复绍兴地名，使如世忠、浚辈苦战立勋，梦寐庶几，无令消磨，坐相视尽」！孝宗省奏，太息曰：「方天下无事，人乐安静，莫肯更张，此论可谓忧深矣」！时光宗参决，上顾曰：「太子熟看，人材须用方见。和亲久，材无所施，更无事，当遂委靡。朕思之懔然，太子宜常在念。钱某可使帅扬州」。是岁淳熙十五年也，雨自五月至六月，清河溢，隳城千丈。公拊循赈贷，恩纪勤备，楚人德之。进直宝文阁，知襄阳府。言者诮公昨在楚既修城，水卒突坏，削职罢。公始至楚，以旧楼橹不壮，易之千间。城败非楼橹咎，盖言者误也。知静江府。私钱滥恶，流入两浙，朝廷议禁绝。提点铁冶刘炜，请以私钱二当官钱一，抽贯数百，约其多少，府库皆封鐍。市邑关闭，两淮骚然。公四疏言：「止弊息奸，要在安静。淮东地不产铁，人不私铸，货币转易，民何罪焉！且天下安危在边，北使过淮，耳目所接，系国体尤重」。上悟，以官会桩管米度牒僧费数百万缗，尽收淮东、西私钱纳炉鞴中，而后少定。然时宰讳公言切，竟以失察私钱，坐镌一官。安抚司兵，自刘纲、向子固有东西寨使效，晁公武有效用，郭棣有效士，有强勇，名号杂，军律不齐，豪盗隐伏，为一方患。公请并为强勇，募材武足千人，隶御前，置统领守将之，宿蠹始革。公之在扬，会复治两淮民兵，而公在楚日既施设有绪，至是遂具为一路，条目取丁、结队、执色、总首、分部、开收、任责七事，上悉行之。仍下其法于淮西。及将进丁入老，公手书属郡，喻上指恳切。选丁壮四万八千二百馀人，增旧籍三之一。于是淮西赵巩奏罢万弩手，上付公相度。公奏：「绍兴末，孝宗命张浚置御前万弩营于建康，癸未戍泗州，甲申与虏斗，皆有功。乙酉讲解，散归其家。乾道中，令徐子寅复置于真州。其后就田自便，不复唤集，二十三年矣。弩艺劣弱，壮健销堕，巩所见近事也。至于土著无逃亡之患，自耕无坐食之费，民兵万弩手，最为近古，孝宗所命，浚所行，不可废也。不原其立法之初而议其受弊之末，则羊亡而礼从之矣」。万弩手得不废。盖公在楚四年，在扬三年，及前后反覆为上言，大抵以屯田、民兵、万弩手、山水寨，为进战退守之要，始末皆守一说，思虑皆执一意，非若他视时上下，随世改易，揣摩而投合之也。王卿月使虏，道病，公代之。既，除直龙图阁再任，而言官以公营运贩易，降显谟阁罢。初，公之并强勇军，总领必欲使扬州自当券食之半，公争不获；别为营运，以其息给之，又力争曰：「御前军而仰食州郡，可乎」？五具奏，始已，以本钱归备边库。自是公屡被诋，辄黜。有造游士之狱者，索其褚中，得公弹文，检御史所上，不差一字。复以公提点铸钱事，留为军器监，实录院检讨官。将用矣，而大奚山盗起，改除秘阁修撰，知广州。大奚孤峙海中，去州一潮汐。民煮盐，自业渔采，亡命群聚，吏兵容之非一日。提盐绳之急，怨而为变，诸司招捕前却，异同纷纭。贼愈横，遂空巢窟，夺客舟，径指城下。州人大恐，将逃。公麾诸军奋击，一战殄灭，列栅山上，分兵戍之。微公决策，广东几乱。并阙官，罢摄士，捐丁田米分钞历日钱岁万七千缗，场务积欠四万馀缗，珠香翠毛不买一钱。除华文阁待制，寻知隆兴府，蕃、汉攀路涕泣。改知庐州。至数月，疾病参半，犹自力判诸司累讼不定数百事，光、黄民争持曲直诣公。会最郡用，除其冗复，岁省万五千馀缗。衙兵两寨，以客将书表为将佐，公一澄革。又以安丰忠勇军不治，奏斥统制边公彦。欲考详沿边利害，别为纲目，而公病不起，以庆元五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九。庐人及淮西人待公疾瘳投词者千馀人，嗟叹曰：「包待制死耶」！作十五咏诗以伤之。六年三月十八日，葬江阴县昭闻乡由里山。令人何氏，后公四十二日卒，祔焉。子廷硕，早夭；廷玉，某官；廷瑞，某官；廷玠，某官。一女，先嫁戎知刚，再嫁某官。孙男二，孙女六。阶中大夫，爵晋陵男。初，孝宗虽脩绍兴故事，复与虏通使，而以其间讨军政，讲边备，阴择奇材，为有事之用，亲擢下僚至贵显数十百人。公能最高，诚款内发，事有不便，陈义指切，未尝顾望。所建置，后皆遵行不敢变。然世未能知，故具记其言与事，所以见天子鉴识尽下，人臣忧惧思职，而公之遇合可考矣。铭曰：

孝宗上圣，忘己好能；匪徒好之，超侯躐卿。时惟钱公，百选一逢；材如源泉，汲用无穷。扬东豫西，越南雍北；四郊不警，虽警迄息。冠带群胡，韶勺世雠；畏战靡靡，明主所忧。孝宗宾天，公困多毁；侍从晚矣，岁月弗止。既谋既明，既勤既成；当时不知，况彼后生！孰远而存？孰坚而朽？我垂于文，以俟夫久。

问：守边备塞，当世之急务也。筑城壁，固关隘，修器械，明斥候，固不容缓。乃若极边之郡守，沿边之民兵，尤有关于捍禦之计，可不思所以区处之方？且极边之郡与敌对境，使为守者资兼文武，固能随机而应变，若素不知兵，或遇警急，岂不仓皇而退遁？故迩日多用武臣，岂非以其勇于攻战，足以当敌人之锋耶？第民事或非素习，傥以驭军之法施之治民，岂不为民之病？昔李汉超守关南能禦契丹之悍，郭进守西山能备并人之寇，则任武臣以守边郡，乃已然之明验也。然侵掠之罪、不法之诉，当时俱不能免，此又不容不虑。毋亦付郡事于倅贰，而使之不得专焉，第兵民之事既分，守倅之权相敌，施行之间，宁免捍格，恐因争以召衅，其将何以处此？沿边之民习于鞍马，娴于击刺，因而用之，岂不足为官军之助？然官军有月廪有口券，至于临敌犹逡巡而不进，为民兵者自耕自食，乃欲拘以团结，岂能保其无扰？驱之锋镝，岂能责其用命？然李抱真为怀泽留后，三丁择一，蠲其徭租，给其弓矢，三年皆为雄边子弟，此又已试之成效也，岂今日不可行乎？而或者犹虑夫出战则民兵当其锋，论功则官军攘其赏，又虑夫践蹂之境田莱多荒，廪食不继，而官又从而点集，恐非所乐，尚何望其协心以捍禦乎？又将何以处此？夫边郡属于制帅，茍旌别淑慝，加以劝惩，孰不奉法而循理？然拘以文法，恐非所以待豪杰，毋亦录其功而略其过可乎？筦榷贸易，悉以与之，使之募骁勇以为爪牙，而许其便宜从事，此乃待边郡之法，不知果可行否？夫沿边之民室庐妻子皆欲自保，而官军出戍，惟欲思归，若给以粮食而俾之守禦，必皆尽力，又择其愿为兵者填刺官军之阙额，就使屯戍，不惟免更代之劳，又复省生券之费，不知果可行否？夫识时务在俊杰，必有确论，其悉陈之，以备上之采择。

天下之势，必有偏重之处伏于人所不虑之间。故善持势者，如操舟入海，必随水道以救其偏；而不善于审势者，如胶柱鼓瑟，惮于解弦，而莫知变。往岁西陲用兵，国之门户莫重于汉与沔也。郑公刚中首建分帅之议，东自剑门、利、阆、巴、蓬、大安而上为汉，杨襄毅政统之；西自天水、西和、岷、凤、阶、成而下为沔，吴武顺璘统之。纪律既壹而军心定，声援相接而兵势张。当敌人蹂躏之馀，而能自立国，隐然为蜀金城之重，亦以其处置得宜故也。乾、淳、绍、庆之后，或分或合，盖互有不同焉。合之者则以为蜀中劲兵西路为最，州城守帅多任武臣，故不得不统于汉中，以削武兴之权；分之者则以为关表四郡遥制一方，设有缓急，恐失机会，故不可不兼设沔阳以接四州之援。是二说者，不为无见于当时之务也。然以今日之理势言之，则武兴之权重非所忧也，兴元之遥制非所虑也，所可畏者，金方与我相安，而蒙古之焰已炽，熟蕃之道未塞，而生寇之衅已开。元兵自丁亥之春，繇铎龙桥径犯旧州，登摩云岭，直捣西和，游骑偏师，时复出没于七方之下，则利西一路在今日诚要害也。沔为利西之钜镇，既无城郭可以保民，又无财赋可以募士。布米之政，不足以赡众；丁夫之脆，不足以抗敌。拥之以节制之虚名，而不能行节制之实事，脱或一骑落于关头，而空城之守，其力恐不能支矣。为今之计，莫若仍分置帅臣以重其权。帅权重则兵计密，生聚教训，攻战守禦，益得以展布其略。汉中居左，沔阳居右，为之制阃者，坐筹握胜于中权，虽黑白部之强，不能动矣。不然，则遵用嘉定二年指挥，移利州之漕臣兼沔阳之帅守，閒则缉理边备，急则供给馈饷，是或一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