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书，言县有虫食麦叶而不食实。适会金部郎中张元方见过，云：「麦、豆未尝有虫，有虫盖异事也。既食其叶，则实自病，安有不为害之理」？元方因言：「方虫为害，有小甲虫，见，辄断其腰而去，俗谓之旁不肯」。前此吾未尝闻也，故录之。

世或谓周以封建而天下强，其弊也凌夺；秦以郡县而天下弱，其弊也土崩。汉封同姓，矫枉过正，数十年间，七国内向；孝武分析侯国，削弱已甚，强臣无惮，坐移龟鼎。唐重方镇，浸以强大，久而不变，至于灭亡。因谓法有必弊，国有定势，法弊而势偏，不知矫革，数十年之后，则患不可支矣。是果然乎？夫汉初列国过制，孝文盛时，贾生已患之矣。厥后诸侯微弱，不与政事，武、宣之间已与哀、平时类矣。唐世方镇强大，天宝末年，范阳干纪，不在数世之后。彼制置之失者，祸乱之机，其初皆已暴见，第未有强者发之尔；苟有强者，则如范阳之起于天宝矣。此贾傅所谓「火未及然」者也，是岂百年之形势哉？不足引以为论。至于周室封建，秦人郡邑，亦非所以制国势之强弱，定修短之期数者也。试粗言之。周建万国，亲贤并任，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者无不掉之势，小者有自全之方，维之以法，统之以道。率职有功，则庆赏必至；犯分凌制，则刑诛随之。方其盛时，如指臂之附支体，莫见凌夺之渐也。后世浸强，不可制役者，由天子失道，王法不行，征伐自专，并吞无禁，纵之使大也。使穆王无耄荒之政，夷王无下堂之失，厉王无板荡之风，幽王无淫昏之行，守文武之成法，无所失坠，虽万世如成康之隆可矣，何陵夺之有哉？若曰封建之势，必至于强不可制，厉王之时，诸侯已强大矣，宣王将不能复会于东都，因其力以南征北伐，复文武之业矣。秦置郡邑，守令分治。汉家因之，与侯国并建。文、景而上，诸侯强大，僭乱不轨，无屏翰之益；孝武而下，列国微弱，等于郡邑，无磐石之势。东京郡国轻重相若，不足以维持。然而两汉用之四百馀年，天下安宁，不见土崩之弊。秦人所以二世而亡者，频征远戍，厚赋重役，人不见德，而为繁苛惨切之痛，以失天下之心也。由始皇、二世之道而为政，虽建万国，亲诸侯，殆无救于乱亡。若曰郡县之势必至于孤弱而土崩，文、景、武、宣、世祖、明、章之时，将不能康民阜物，讲道息刑，比隆成周之盛矣。由是言之，天下有道，封建、郡邑皆足以底平治而保无患；天下无道，封建则陵夺，郡邑则土崩。制国之势，果在建侯乎？在郡县乎？人主务隆道而已。主道世隆，则天下世治。俯而师二汉文、景、明、章之主也，仰而遵商周汤、武、成、康之君也，尚何土崩陵夺之有哉！禹之法非不善也，传之二世，至太康而失其国；成汤之法非不善也，传之五世，至小甲而商道衰；文、武之法非不善也，传之四世，至昭王而王室弱。西汉之法，不美于三代也，传之七世，至宣帝而愈盛；东汉之法，不劣于西京也，传之四世，至和帝而微。唐之法，亦二汉之比也，至中宗而丧其宝。圣贤不世，主道弗隆，则禹、汤、文、武之法不过一再传而衰；中智之君，继世有为，振隆主道，则高祖、孝文之法行六七世而愈盛。盖安其位而忘危者，天下虽甚安而危常及之；保其存而忘亡者，天下虽甚固而亡常及之；有其治而忘乱者，天下虽甚治而乱常及之。夏商之君，保有成业，而不知惧，轻为逸豫，而重为兴造。轻为逸豫，则多过失；重为兴造，则鲜功德。夫功德不见而过失日加，危乱丧亡之所由至也。西汉之主不忘危乱而自知勉，轻为兴造，则重为逸豫。轻为兴造则有功德，重为逸豫则无过失；过失不作而功德日增，治安存固之所由至也。国家艺祖以成汤之勇智，周武之圣德，受天休命，戡定大业，身及太平，纲纪法度、经置施设之方，所以垂裕诒谋者，固已跨绝汉唐简杂之术，兼该四代久大之美矣。太宗平晋征燕，王业大定，敦崇文教，光济丕烈。真宗总文武之两端，合威德以并用，震叠殊俗，协和中夏。礼乐既备，然后告成岱宗，祈谷后土，垂拱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味广成之训，师黄帝之治，以清静无为涵养天下。仁宗检身以俭，抚民以慈，敬赏慎罚，视之如赤子，生而不伤，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节而不尽，举三王之善政以宠天下，四十馀年，生灵熙熙，如在春台之上。英宗挺睿哲之资，知人间利病，即位之日，振权纲，修法度，慨然有兴造之意，虽享国未久，而规模宏远矣。神宗继文考之志，述文考之事，宵衣旰食，厉精庶政，发明道术，讲修武备，制作日新，典章咸举，表饰绍兴，奋扬声采，炳炳然三代之文物，凛凛然中夏之威棱，帝王事业，益可观矣。今慈母与陛下，复以仁恕忠厚之德济之，神圣相承，兢兢业业，视已治如未治，视已安如未安，克艰克勤，世有兴作。故百三十馀岁而主道益隆，天下益治，三代之治，未之有矣。考之以古，准之以今，国之强弱盛衰，本无形势之可定，顾人主之德何如耳。人主务明德以隆道，道隆而盛大之业固矣。区区形势之论，何足道哉。

夏桀在位五十有二年，汤受天命，放南巢，实甲寅之历也，是为成汤之元。不踰年而改元革命，异乎继世之君也。推之于历，《考灵曜》、《春秋纬命历》皆本于甲寅元。汉安帝延光二年，中谒者亶诵、侍中施延、河尹李祉、太子舍人李泓及灵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皆言历元不正，当用甲寅为元。议郎蔡邕议之曰：「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据，则殷历元也」。然则甲寅为殷汤之元也审矣。或曰：历黄帝用辛卯，颛顼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甲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鲁用庚子。黄帝、颛顼、虞、夏、周、鲁未必皆元也，何独甲寅以之为商汤之元哉？曰：时君各因事而命，其历不同也。至于殷元甲寅，则历家皆因之而起算云尔。周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马显等表言曰：「夏乘殷，斟酌前代历，变壬子元用甲寅」。其言是也。古诸儒生皆以为孔子用殷甲寅历。汉刘洪于历最善，其表言曰：「甲寅历于孔子时效」。窃以《春秋纬命历》推之，可信洪言。而《公子谱》所谓商起庚戌，终戊寅者非也。《帝王谱》谓汤元年壬寅，《一行历》谓成汤伐桀，岁在壬戌，皆非也。《外传》曰「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韦昭曰「商主大火」，其果合于甲寅乎？曰：成汤六年甲寅，上推桀元年癸亥，实见岁在大火。如鲁僖公五年丙寅，亦岁在大火，上推之于其元年壬戌，实见岁在大火，此固得以为甲寅也。或曰：以夏正论之，大火卯也，此得以为甲寅，何也？曰：夏后氏建寅，商人建丑，周人建子，因其所建不同而然也。鲁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鲁史失闰，至《甘传》与《纬》不同。唐一行曰：周历得己丑二分，殷历得庚寅一分，殷历南至常在十月晦，则中气后天也。周历蚀朔差经或二日，则合朔先天也。《传》所据者周历也，《纬》所据者殷历也。气合于传，朔合于纬，斯得之矣。以此观之，既其所建不同，则大火先得以为寅也。殷人建丑，以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元首，始变虞夏之历也。《世纪》《公子谱》《三统历》皆曰汤在位十三年，今定著元甲寅，则十有三年，丙寅之历也。孟子曰：「汤崩，太丁未立」。夫所谓未立者，言尝立之为君，不踰年而卒，未得立以为君也。《春秋》之法，不踰年之君书之曰子，而不书之为君。书之为君则不可，而数之则可也。不然，孟子何以数之耶？《外传》以谓商之飨国三十一王，并太丁而君之，则非也。《世纪》、《三统历》亦曰「殷世三十一王」，惑于《外传》之论也。《公子谱》谓三十王是也。孟子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已也，复归于亳」。太史迁作《商本纪》曰：「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及《世纪》所载皆是也。《本纪》《公子谱》以外丙即位三年，则非也，《世纪》谓外丙即位二年，与孟子合，而得商享年之数也。孔安国、顾氏、孔颖达辈徒见《伊训》之文曰「成汤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遂以谓太甲继汤而无外丙、仲壬，反以太史迁、皇甫谧、刘歆，班固为非，何其妄也！盖不知伊尹以成汤之训训太甲，孔子本原伊尹训太甲盛衰污隆之意而序之，非谓成汤之于太甲先后世次也。如夫子于《易》曰：「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皆本其治之相成也，非谓其时之相继也。黄帝之后，岂不有少昊、颛顼、帝喾之君欤？仲壬四年而崩、壬申之历也。越明年癸酉，太甲之元也。《三统历》太甲元年乙巳，《元嘉历》太甲元年癸亥，《一行历》太甲二年壬午，三者皆非也。沃丁在位二十有九年，或以谓三十年。小甲在位或以谓三十六年，或以谓二十二年，或以谓十七年。雍己在位或以谓十三年，或以谓十二年。中丁在位或以谓十二年，或以谓十一年。外壬在位或以十五年，或以谓五年。沃甲在位或以谓二十年，或以谓二十五年。祖丁在位或以谓三十二年，或以谓三十三年。盘庚在位或以谓十八年，或以谓二十八年。小乙在位或以谓二十一年，或以谓二十年。廪辛在位或以谓五年，或以谓六年。庚丁在位或以谓六年，或以谓二十一年。武乙在位，或以谓三十七年，或以谓七年。若夫沃丁之立三十年，小甲之立二十有二年，若有七年，雍己之立十有二年，中丁之立十有一年，外壬之立五年，沃甲之立二十有五年，祖丁之立三十有三年，盘庚之立二十有八年，小乙之立二十年，廪辛之立六年，庚丁之立二十有一年，武乙之立七年，则皆与商之享年不合，诚非矣。商享年六百二十有九，诸书皆同。

后羿、寒浞之乱，得阳九之数七；赧王衰微，得阳九之数八；桓、灵卑弱，得阳九之数九；炀帝灭亡，得阳九之数十。周宣王父厉而子幽，得百六之数十二；敬王时，吴、越相残，海内多事，得百六之数十三；秦灭六国，得百六之数十四；东晋播迁，十六国分裂，得百六之数极，而反于一；五代乱离，百六之数三。此皆所应者也。舜、禹至治，万世所师，得百六之数七；成、康刑措，四十馀年，得百六之数十一；小甲、雍己之际，得阳九之数五，而百六之数九，庚丁、武乙之际，得阳九之数六，不降享国五十九年，得百六之数八；盘庚、小辛之际，得百六之数十；明帝、章帝，继光武而臻泰定，得百六之数十五；贞观二十三年，近世所谓太平，得百六之数二。此皆所不应者也。《福应集》云：「唐武德七年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宫洛阳之分，继有贞观之治」。遂以此为福应。然宣、懿、僖、昭之际，再入中宫，而贞观之治，何不复举？又云：「唐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四神太乙入六宫雍州之分，而昭宣禅位于梁」。遂以此为祸应。然开元十六年，亦入六宫，乃太平极治，与贞观比。以至夏桀放于南巢，商纣亡于牧野，王莽篡汉，禄山乱唐，阳九百六之数，皆不逢之。此其故何也？余尝深究其所以然。昔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举贤而尚功」。周公以之为强臣之渐。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亲亲而尚恩」。太公以之为浸弱之基。是以圣人推三代损益，而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缘积袭，固有系于人事，未必尽由天理。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然拘执此以为不可改易，乃术士之蔽，非儒者之通论。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岂可蔽于天而不知人乎？古之善为政者，尚以知变为贤，况冥冥之中，奉行天地号令，或主吉，或主凶，皆本于天地之一气，安有固而不知变者？以尧、舜、禹为君臣，文、武、周公为父子，虽遇阳九百六之数，越理而降以祸，必不其然。自此而下，其他不能详知者，皆可以类推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太乙不过十神、十精、四计之类，彼其周流于天地间，始而有终，终则复始，古既不异于今，今亦不异于古。然上古至治，终不可复，又中间盛衰兴废，亦不可循前而取。岂非人事之不齐，故应之者亦不一耶？术固有之。太乙考治人君之善恶，临有道之国则昌，临无道之国则亡，有天下国家者，可不谨哉！

邛山气浅，得地未高；榇水寒多，占春不蚤。然拈著后，草根木叶便是醍醐；而使错时，龙饼凤团等为尘土。请焚旧谱，为献新芽。某师小甲惊雷，枯枝洒雨。秀发自符于天性，清香难掩于人知。百物重灵苗，三昧中至味。粉身碎骨磨石底，透病出来；雪乳浮华滚汤中，为君点过。殷勤一啜，觉悟群迷。别有功劳，他时叙述。

臣窃见国家比年以来，讲求边备最为详密，然臣窃以为外侮固所当虑，而内患尤所当忧。今之内患，莫甚于人心涣散而无统。尝观成周比闾族党州乡之法，上下相维，脉络相关，防堤密而奸宄不生，法制严而驯服有素。夫是以人心有所统摄，而缓急不敢以自肆。后世保伍之法犹有成周之遗意，然州县之间未尝举行，不过保正掌追胥、户长掌租税而已。以一家而总数十里之地，以一身而任数百户之责，又每一二年而辄易，此岂足以总摄人心，使之久安而无变哉？臣尝为临川令，当开禧用兵之后，隅官之法未尽废。其法以五家为一小甲，五小甲为一大甲，四大甲为一团长。一里之内，总数团长为一里正；一乡之内，总数里正为一乡官；一县之地分为四隅，每隅之内总数乡官为一隅官。以察奸慝，以护乡井。行之三年，人以为便。今者蒙恩假守汉阳，适值大旱，细民艰食，修举荒政，遂推行保伍之法，户籍多寡，蓄积有无，皆可得而周知。然亦但为荒政设耳，不敢大有所更张也。向使熟议而力行之，则维持人心，防闲变故之道，无以易此。况湖右之地，皆五方杂处之民，土地广袤，奸盗伏藏。往年虏未入境，啸呼成群，剽劫闾里者，皆此曹也。使保伍之法既明，则人心素有统属，亦何至于肆行而莫之禁耶？故知保伍之法乃所以总摄人心、防闲变故，而为缓急之虑也。苟法制素守，人心既孚，因其农隙，教以武事，则五两卒旅军师之制可以渐复，而战攻守禦之习亦无不精，不惟不至于为寇，而又足以禦寇，亦何惮而不为乎？臣所陈果有可采，欲乞行下制置司详议施行。取进止。

一、所委官分管乡村下项：

西倪、凤栖村，请知县。

长乐、北丰乐、锯垄三村，请司理。

汉阳、玉山东、玉山西、张平奓山，请司法。

沌口、山阳，委沌口李监镇。

南丰乐、沙港上、沙港下，委通济李监镇。

崇仁、陈符、山口、上下梅城、相阴，委请县尉。

一、请所委官先遍行所管乡分，相度合行事宜，见得人家户口曲折。

一、帖县告示所管乡分保正副，听从所委官差使。

一、请逐乡画出地图山川道路，各注人户于路之傍，人能自食者用红圈，不能自食合粜官米者用黑圈，又于能自食之中有粟可籴以备赈粜者用黄圈，又于不能自食之中亦无钱籴米者用白圈，各开具数目。

一、逐乡之中各以比近置立保五，五家为一小甲，置小甲首一名；五小甲为一大甲，置大甲首一名；四大甲为一都，置一都正。合一乡都分，共几都通置一乡官，总一乡赈粜之纪纲，都正掌百家粜米之事。

一、逐乡纽算合籴官米者几家，每家日三升，且以八个月为率，每月合费若干米，本乡之内积蓄之家可以收籴出粜者若干硕，其馀欠米若干硕合作如何措置收籴。

一、遇籴到米即寄藏于都正之家，自九月初一日为头给历付人户，每旬籴米三㪷。

一、合赈济者具数申军，本军自行措置。

一、汉阳县二十村分为四隅，五村为一隅，每隅请见任官一人主之，使各遍走村落管干救荒之事，见任官不足，委请寄居。

一、每村各画一图，要见山水道路、人户居止，各置一籍抄劄人户姓名及其家艺业。

一、每村选税户一人为乡官，乡官所掌一乡之事。五家为一小甲，五小甲为一大甲，四大甲为一都，选一人为都正，都正掌百家之事。乡官、都正皆择税户有物力者为之。

一、以各村人户分为四等：以能自食而又有馀粟可备劝粜为甲户；以无可劝粜而能自食者为乙户；以不能自食而藉官中赈粜者为丙户；以官中虽有粟出粜而其人无钱可籴者为丁户。

一、诸乡劝到米谷具到数目，官司先约度乡里价例支价钱还之，而以米谷寄于其家，责其罪状，不得移动。然后纽算劝到米谷及本乡合籴人户多寡，有馀则移之他乡，不足则官移粟补之。

一、劝粜之米，官司先以钱偿之，即寄于粜米之家，使本村人就籴。如地里阔远，官司雇人般担，散寄乡官或都正之家，使人户得以就籴。

一、甲乙等人户，官司可以不问，丙户给历，自十一月初一日为始，至明年三月终，每户合粜三硕，每月粜六㪷。其粜以每旬二㪷为率，或一次或三五次就籴，合从其便。

一、丁户乃是鳏寡疾病不能自济之家，即自九月初一日为始，官司先支常平米寄之都正之家，量其户之多寡，每月给米三㪷，给历就请，每旬以一㪷为率。

一、分布既定，所差之官每月巡视。而粜官米之家有不用官司升㪷，或杂以糠碎及粜不如数者，许人户陈诉，当酌量惩治。其能用心助官司赈粜者，当薄赏之。

一、所粜之米每月看拘收钱逐旋拘收，皆官司遣人般取，不以劳寄粜之家。

《大纪》论曰：史公记汤崩，太丁早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继而崩，然后立太甲。非其实也。何以知非其实？二帝官天下，定于与贤；三王家天下，定于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亲亲也。兄老弟及，非所以敬宗尊祖，且本支乱而争夺起矣，岂亲亲之道哉？且成汤、伊尹以元圣之德勠力创业，乃舍嫡孙而立诸子，乱伦坏制，开后嗣争夺之端乎！公仪仲子舍孙而立子，言偃问曰：「礼欤」？孔子曰：「否，立孙」。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为是，此以素知其非者一也。夫贤君必能尊先王之道，不贤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矣；立弟者盘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岂有诸圣之君皆不尊先王之制，沃丁、小甲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阳甲记曰：「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诸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阳甲，立弟者九世，则仲丁之名误也。沃丁既以废嫡立诸弟子生乱为罪，则成汤未尝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汤首为乱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实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风通于小数，犹能逆知帝王世数；以邵康节极数知来，其作《皇极经世史》，亦无外丙、仲壬名。此以历数知其非者四也。经所传者义也，史所载者事也。事有可疑，则弃事而取义可也；义有可疑，则假事以證义可也；若取事而无义，则虽无经史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