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经犹规矩权衡，规矩权衡岂有二本哉？汉儒明经，各守师法，师法争鸣，而经学晦矣。《书》自伏生口传之后，有弟子欧阳生学。自时厥后，则有大夏侯胜学。胜出于济南张生。伏生，张生之师，而胜又小夏侯建之师也。建既师胜，又师欧阳生之曾孙高，建似公其心也，然又别之为一家。呜呼！欧阳也，大小夏侯也，是伏生而下三授而三家矣。又其传也，欧阳之后为平、为陈，大夏侯之后为孔、为许，小夏侯则有郑、张、秦、贾、李氏之学。夫张山拊事建者，李寻、郑宽中等则事山拊者也。宽中等守师法教授，而《洪范》灾异则寻之所独好焉，故孟坚作史，寻不传于儒林，而寘之京房、翼奉之列也。安国孔氏有《古文尚书》，以今文读之，一传而为儿宽、都尉朝、司马迁，是其传说已行于当时矣；而范史所载，又以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以示卫宏等，而古文遂行，是则林之所得又何书耶？以《书》名家，如前所述者众矣，今之所传独安国孔氏，何也？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嗟夫，《书》不可尽信，况譊譊诸家之说乎！虽然，孟子之学，未敢以望，诸君且为我言汉儒之学。

朕于艰难之际，惜名器不轻予人；至于执干戈，亲行阵，能为朝廷立功，以宽朕顾忧，则大官高爵，亦所不吝。具官某忠勤自奋，沈勇有谋。从大将以徂征，扫群凶而屡捷。第功来上，嘉叹不忘。服兹褒劝之荣，益懋边陲之绩。

石经本末，丞相洪公论载于《隶释》详矣。洪公所未及者，今粗见于此。唐章怀太子引《洛阳记》注范蔚宗《后汉书》，称石经凡四十六碑，及高澄迁石经于邺，《通鉴》所书为五十二碑。自东汉历魏、晋、宋，数百年间，洛阳数被兵，此碑当有毁者，其迁于邺，乃视《洛阳记》多六焉，疑《洛阳记》未详也。碑制高一丈，广四尺。六经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尽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称石经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闻，欧阳文忠每以古今疑事咨之，《河南》所书，必有据依矣。后周代齐，毁碑以为炮石。方高纬昏乱，两阵胜负之顷，犹需孽妇一观，遂以其国输后周，复何有于石经！则此碑之残缺亦宜也。贞观考古，止得石经数段，其传于今者亦可知其无几矣。蔡邕本传称邕「自书丹于碑」，不知何体书。今世所传皆为隶体。至《儒林传序》则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注言「古文谓孔氏壁中书」。以演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国当武帝之世，已称科斗书无能知者，其承诏为《尚书》五十九篇作传，为隶古定，不复从科斗古文，邕独安能具三体书法于安国之后二百年哉？汉建武际，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书》一轴，诸儒共传宝之。一轴已为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几载，乃谓六经悉能为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体参检其文，而书丹于碑则定为隶，亦如安国之书传耶？《儒林传序》疑字有误者。初，邕正定六经，与堂溪典等数人同受诏，今六经字体不一，当是时书丹者亦不独邕也。姑识其末，以俟博识之君子。

（上缺）新召公之不说类乎无上。太甲以不顺伊尹而放，群叔才有流言而诛。启行孥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盘庚行劓殄之刑以迁国。周人饮酒而死，鲁人不祯干而屋诛。敢于殄戮而刑足以服人心，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先时、不及时而杀无赦，为政事之典。民或可咈之，言或可伏之，太史内史可以为君之友，而威不可讫，老不足敬，祸不足畏，凶德不足忌。其政之苛至于属妇，纷不可概，予窃惧焉。于是稽考古文，错综残编，博于诂训，谨诸时而明其本，为之作传。顾惟此经，秦火煨烬之后，孔壁朽折之馀，孔安国初以隶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错出，东京刘陶乃取正于杜林。而传至唐，古体隶篆势弥不能一。明皇帝雅所不好，诏学士卫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几何其远矣。今之学者尽信不疑，殆如手授于洙泗间，不亦惑欤！安国分《尧典》为《舜典》，分《皋陶谟》为《益稷》，以《立政》先乎《周官》、《无逸》后乎《多士》，谓《旅獒》为武王之史，其失著矣，曾未之省也。《高宗肜日》、《盘庚》、《微子》非全经，《洛诰》之史序存于《康诰》，而召公之年见于《洛诰》，泯乱隐晦，尚复有省之者耶？惟是《武成》颇有为之次第者，而武王在商之行事，序于归丰之后，抑亦可欤？溃溃然率多牵合，有幽都而有明都，既命哲则命愚，于成周说洛邑事，虽曰穷经而类侮圣人之言者，好古之君子其亦有感于觚牍之残欤？彼思颜闵不没，游夏更生者，良有以哉！其如文辞明白，无劳训解，或先儒已得于传，不必枝叶，与夫脱简残󸈠，徒穿凿云尔者，咸悉置之。绍圣丙子冬十有二月望日，嵩山晁说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