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缺）新召公之不说类乎无上。太甲以不顺伊尹而放，群叔才有流言而诛。启行孥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盘庚行劓殄之刑以迁国。周人饮酒而死，鲁人不祯干而屋诛。敢于殄戮而刑足以服人心，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先时、不及时而杀无赦，为政事之典。民或可咈之，言或可伏之，太史内史可以为君之友，而威不可讫，老不足敬，祸不足畏，凶德不足忌。其政之苛至于属妇，纷不可概，予窃惧焉。于是稽考古文，错综残编，博于诂训，谨诸时而明其本，为之作传。顾惟此经，秦火煨烬之后，孔壁朽折之馀，孔安国初以隶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错出，东京刘陶乃取正于杜林。而传至唐，古体隶篆势弥不能一。明皇帝雅所不好，诏学士卫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几何其远矣。今之学者尽信不疑，殆如手授于洙泗间，不亦惑欤！安国分《尧典》为《舜典》，分《皋陶谟》为《益稷》，以《立政》先乎《周官》、《无逸》后乎《多士》，谓《旅獒》为武王之史，其失著矣，曾未之省也。《高宗肜日》、《盘庚》、《微子》非全经，《洛诰》之史序存于《康诰》，而召公之年见于《洛诰》，泯乱隐晦，尚复有省之者耶？惟是《武成》颇有为之次第者，而武王在商之行事，序于归丰之后，抑亦可欤？溃溃然率多牵合，有幽都而有明都，既命哲则命愚，于成周说洛邑事，虽曰穷经而类侮圣人之言者，好古之君子其亦有感于觚牍之残欤？彼思颜闵不没，游夏更生者，良有以哉！其如文辞明白，无劳训解，或先儒已得于传，不必枝叶，与夫脱简残讹，徒穿凿云尔者，咸悉置之。绍圣丙子冬十有二月望日，嵩山晁说之序。

朕于艰难之际，惜名器不轻予人；至于执干戈，亲行阵，能为朝廷立功，以宽朕顾忧，则大官高爵，亦所不吝。具官某忠勤自奋，沈勇有谋。从大将以徂征，扫群凶而屡捷。第功来上，嘉叹不忘。服兹褒劝之荣，益懋边陲之绩。

坐茅茨之屋，操南风之琴，可以为陶唐氏、有虞氏乎？曰：尧舜之所以为尧舜，不在是也。耕莘野之云，钓渭滨之月，可以为商阿衡、周尚父乎？曰：伊、吕之所以为伊、吕，不在是也。自古及今，天下之士贵夫得其实而已。得其实而忘其名，则愈不似而愈似，颜子之具体是已；有其名而失其实，则愈似而愈不似，有若之似圣人是已。嗟夫！太学养士之法，谁不知三代为最盛乎？论选择生员之行艺，莫如三代；论教育人材之众多，莫如三代。择才于其初，而成材于其终，君子是以知三代有养士之实。汉之养士非不察素行，而人才不知见；唐之太学非不有人才，而教养无其法。汉唐之才果有三代之影响欤？君子是以知汉唐有三代养士之名。呜呼，汉唐之止为汉唐，而不为三代，请以名实而论之。成周盛时，太学之法何以备欤，士之所以纡青而佩缨，峨峨之冠而鼓箧于中者，夫岂轻且易哉？论之于乡，又论之于司徒，其操履之素无一点之瑕颣者始得至于此也，其择之于初也果何如！及其人才之成，如台如莱，如桑如杨，如《鹿鸣》之嘉宾，如《皇华》之使臣，皆可以柱石朝廷而雨露海宇，其成之于终也又何如！所谓三代有养士之实，非愚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汉武帝、唐太宗之养士，其视三代，真刻鹄画虎耳。何则？不知其形，必视其影。武帝有察其素行之实，而何人才之寂然耶？平津侯赞中元，枚数二十有七人，皆不是太学出也，选择之说谁欺乎？小冶之手，必无巨镛。太宗无教养选择之法，而何人才之多耶？八千之众，徒鼠雀太仓耳，其建功立业，八千人中吾不知谁氏之子也，多才之说谁欺乎？所谓汉唐有三代养士之名，非愚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呜呼，不有不仁，何以见天下之至仁？不有不义，何以见天下之至义？不有汉唐狭隘局缩，何以见吾国家之盛乎？恭惟主上洗清六合之尘埃，挽回三代之盛治，寝兵以来，图任真儒，聿兴太学，甚盛举也。观夫邃殿巍峨，崇堂岌嶪，儒宫启也；粉袍露集，弦歌风布，多士聚也；倾耳鸾和，拭目翠华，车驾幸也；耆英宿杰，以教以督，师儒择也；云章奎文，表章六经，御书降也。噫，主上之教育多士如此，是以人才之成，金鉴玉耀，英辞足以润金石，高义足以薄云天，行艺可以窥古人之门庭，才气可以运风雷于掌上，视成周之盛，盖亦足以竞鞭而争驰矣。而尚虑选择生员之不精，俯从迩臣之请，令天下严郡庠之补，察行艺之人，岁贡一二，升之上庠，岂非圣人之心，当人才既成之际，犹选择教育故欤？是宜执事并举前古之迹，与诸生论之。愚已陈其梗概矣，乃若推明今日之盛，以尽归美报上之义，庸敢饶舌于此？尝闻草木生于和气之中，亦能吐荣华以为天地之藻饰；春禽感于时令之至，亦能出好音以增苑囿之胜概。况士生圣时，餐饮善教，安能不洗其襟臆，形于歌颂，以报上之万一乎？昔文王之教人有道，则诗人为之作《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是也。成王之育材尽善，则诗人为之赋《菁莪》，「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是也。僖公之能修泮宫，则诗人为之赋《泮水》，「薄采其芹」是也。夫创业如文王，守成如成王，贤侯如鲁僖，一能留意于养士，而诗人歌颂如此。愚虽不敏，尚能效春蚓秋蛩之鸣，执事勿以为道傍之苦李、杜林之老栎而弃之。

石经本末，丞相洪公论载于《隶释》详矣。洪公所未及者，今粗见于此。唐章怀太子引《洛阳记》注范蔚宗《后汉书》，称石经凡四十六碑，及高澄迁石经于邺，《通鉴》所书为五十二碑。自东汉历魏、晋、宋，数百年间，洛阳数被兵，此碑当有毁者，其迁于邺，乃视《洛阳记》多六焉，疑《洛阳记》未详也。碑制高一丈，广四尺。六经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尽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称石经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闻，欧阳文忠每以古今疑事咨之，《河南》所书，必有据依矣。后周代齐，毁碑以为炮石。方高纬昏乱，两阵胜负之顷，犹需孽妇一观，遂以其国输后周，复何有于石经！则此碑之残缺亦宜也。贞观考古，止得石经数段，其传于今者亦可知其无几矣。蔡邕本传称邕「自书丹于碑」，不知何体书。今世所传皆为隶体。至《儒林传序》则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注言「古文谓孔氏壁中书」。以演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国当武帝之世，已称科斗书无能知者，其承诏为《尚书》五十九篇作传，为隶古定，不复从科斗古文，邕独安能具三体书法于安国之后二百年哉？汉建武际，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书》一轴，诸儒共传宝之。一轴已为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几载，乃谓六经悉能为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体参检其文，而书丹于碑则定为隶，亦如安国之书传耶？《儒林传序》疑字有误者。初，邕正定六经，与堂溪典等数人同受诏，今六经字体不一，当是时书丹者亦不独邕也。姑识其末，以俟博识之君子。

说经犹规矩权衡，规矩权衡岂有二本哉？汉儒明经，各守师法，师法争鸣，而经学晦矣。《书》自伏生口传之后，有弟子欧阳生学。自时厥后，则有大夏侯胜学。胜出于济南张生。伏生，张生之师，而胜又小夏侯建之师也。建既师胜，又师欧阳生之曾孙高，建似公其心也，然又别之为一家。呜呼！欧阳也，大小夏侯也，是伏生而下三授而三家矣。又其传也，欧阳之后为平、为陈，大夏侯之后为孔、为许，小夏侯则有郑、张、秦、贾、李氏之学。夫张山拊事建者，李寻、郑宽中等则事山拊者也。宽中等守师法教授，而《洪范》灾异则寻之所独好焉，故孟坚作史，寻不传于儒林，而寘之京房、翼奉之列也。安国孔氏有《古文尚书》，以今文读之，一传而为儿宽、都尉朝、司马迁，是其传说已行于当时矣；而范史所载，又以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以示卫宏等，而古文遂行，是则林之所得又何书耶？以《书》名家，如前所述者众矣，今之所传独安国孔氏，何也？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嗟夫，《书》不可尽信，况譊譊诸家之说乎！虽然，孟子之学，未敢以望，诸君且为我言汉儒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