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奉圣旨同议河事。然执政诸人皆未尝亲见河流地势深浅高下，故不敢决执其可回故道与不可回者。虽有议论，亦但是遥度，非有实据也。故今遣范百禄、赵君锡专往河上行视其地，至则朝廷方决施行。臣议有五，敢预言之：若百禄等所定合行回河，既得的确，朝廷必当信行，更不别听议论，即须依元计所用旧岸新开物料都数作三年限，渐次收买。既是和买，即当严饬州县勿令配民，盖不遽行收买，则价不翔贵，故必缓期。又所兴工役，以河北连年灾伤，止可只科年例夫数接续开掘，修治有绪，故限之三年，乃可以成。欲速则民力不胜，必致逃亡，别起事端，不可不虑。昔祥符中议滑州河事，亦先开减水河口，尚历数岁，至天禧三年方书毕工，足明大役难以遽兴，此其一也。京东、河北累岁饥歉，民多流移，近兖州称，民有夫妻相食，而村野新殡率被发掘，啖其尸肉。使天下生灵有至于此，而议者犹欲配夫出钱，州县且将敛率鞭箠，驱索于门。臣遽闻之，痛切骨髓。以陛下慈仁，必当为之深恤，尚肯迫其货物耶？谨按《周礼》，荒政之聚万民，则曰薄征弛力。今乃重之，故臣望朝廷宽其夫役，三数年后，俟得岁丰家给，则民和而事集，此乃臣子所不敢避谴谪而深言之者，此其二也。若百禄等相度到孙村及上下并无回河去处，即亦须不惑前议，遂当速罢兴修及收买物料，则不损国用，不疲民力。况朝廷内外，经度可谓至矣，盖亦无如之何矣。虽有设险之意，无险可设，则险非可造之物也。止可疏导下流，自乾宁军，由大禹所治徒骇、鬲津见行河道，勿使壅遏，东入大海，接连界河，塘泺亦足以为边境之巨防矣。议者惟虑他日河更北徙而失中国之险者，兹未易量，当俟河徙而议之可也，此其三也。议者谓黄河为中国之险，今入北界则失限隔，以为机事之极大，国论之最远者，非臣浅智之能识，而謏闻之敢议也。然臣窃疑之，虽尝有所辩而未得其确论，辄愿粗陈于前者。尧、舜都蒲、冀，周、汉都咸、镐，历年皆数百，而不闻以黄河障外国，盖王者恃德不恃险也。今谓前日澶渊之役，若非大河，则敌南抵都城矣，此又不然也。澶渊之役，盖以庙社之灵，章圣之德，寇准之谋，威震北人，射中大帅挞兰，北人乃请和而退，岂独云河之力邪？如晋时河固在澶渊，而匈奴入塞，安能抗之哉？朝廷若内用贤辅，外有名将，则燕、蓟非其所有，岂便窥中国耶？就如能为限隔，使北人外扰河北，旁连河东，则京师可得安居乎？臣之此论特为按河者，以为河不可回而言之。深虑圣意骇闻失险之言，虚积宵旰之忧，故极言之，此其四也。朝廷始以王令图之说，欲开澶州旧河及孙村口，遣李常按视，以为不可而止。后张问往行，又请开孙村，而韩绛极言其害，遂亦报罢。去岁以顾临为河北都转运使，专主河议，乃欲开鱼池埽，闻者骇之，悉谓难行。王孝先又乞治孙村以回河，即召谢卿材、张景先会议，意又异同。今更敕百禄、君锡同行相度上下口岸，要须开决河流于近南州军回使趋海。固哉议也，自李常至谢卿材凡四议矣，一使相度不可，而再使人往，再言不可，则三使人往，三言不可而四矣，四又言不可，及今则五矣，若又不可，则遣使无已，是必得一人顺此意而后乃止尔。历观前代国家议事，未有如此之固也，如此，乃是皆不用使人之言，而回河计已决矣，不可止矣，违遣使之本意也，此其五也。臣惟邦计民力是念，伏望陛下留神详览焉。

黄河之决，上轸圣怀，欲终回复，以纾一切之患，忧深思远，非臣下单见浅闻之所跂及。臣等固当尽心竭力，奉行圣诲。然区区愚虑，窃有未尽，不敢缄默以图自安。且河决北流，为患非一，必欲回复，使之东流，须当审度地形，参议覆按，计校利害，至于万全。理无可疑，然后兴事，则虽殚竭财力，劳费公私，大事获成，小害何恤？若相视未审，议论可疑，遂事幸成，恐罹后悔。臣等窃见自黄河决而北流，朝廷始用王令图之说，欲开孙村，令入故道，复用王孝先继之。后来遣使与本路监司及水官详议，然各为一说，互有利害。朝廷决用令图、孝先之说，欲开孙村，而议者不以为是。初未曾经覆按，近召河北转运使谢卿材、转运判官张景先赴朝廷，与王孝先共议其事。卿材则以为自孙村口至沧州，筑六七百里旧堤，闭塞河门，比之曹村，约费数倍。兼曹村止是旁决一口，每进堰一分，则水势取直，行旧河一分。今开生河，阔不过二百步，深不过一丈五尺，不足以容全河，水势北流顺快，桩橛梢草不可以敌其怒力。卿材恐还如武济之事，浚故道，缮旧堤，筑新堰，开三河，不知几千里之工料，一旦成空。卿材欲乞朝廷指挥，不行闭塞大河，以安荐饥之农民，以省难致之国用。景先亦以为故道未足以吞纳大河，及旧堤未曾修完，若便议闭塞北流，全回大河，景先未知所以为利，决知所以为害，不敢参议。孝先则又与景先及俞瑾等共为一状，称今来再行相度，除大名埽第四铺上下可以开减水河，分杀水势外，上下沿流，更无可以取水还复故道去处，仍须先治旧堤故道，预作枝梧。为旧堤废坏已久，完治之功猝不可办，乞更展一年。又称如来年不测，大河泛涨，冲过直堤，淤淀故道，或河道变移，别无取水去处，即乞免修河官吏责罚。孝先之议，既虑来年不测，大河泛涨，冲过直堤，淤淀故道，乞免责罚。臣等窃详孝先之议，则是将来虽开故道，亦未能保无淤淀之患。臣等考寻王令图与孝先相继议开孙村，初不曾计度浚治故道，缮完旧堤，后因张景先申请，方有此说。且谋闭决河，回复故道，及容受全河之水，犹或遗而不议。臣等因此窃疑孝先之义，于利害有所未尽。臣等窃谓大河闭塞，功费不赀，去年未议故道旧堤，其调发兵夫，鸠集材料，诸路已成劳费，况今故道旧堤之役，其人功物料又数倍于此。度今公私财力，上下俱困，京东、河北连岁灾伤，或于民閒折科物料，出办人夫，诚恐羸病久困之民，复受困弊。若尽出公帑，则所费浩瀚，不易枝梧。使孝先等计议确的，将来决可回复大河，使之东注，而北流遂断，以成经久之利，朝廷固不惜劳费财力，以成就其事。今孝先等止称第四铺上下可以开减水河，以分杀水势，又称来年大河泛涨，冲过直堤，淤淀故道，即乞免修河官吏责罚。如此，则是孝先等亦未能自有必然之论，但侥倖万一，以冀成功。夫倾国家无量之费，劳百姓久困之力，以谋回河，而建议者止为减水之论，而预先求免责罚，诚恐其说未能尽确的利害，致虚费财力，以启将来噬脐之悔。臣愚伏望朝廷更选公正近臣一员，与忠实亲信内臣一员，覆行按视孙村及旧堤故道，审度地势高下。如将来委实可以回复大河，无可疑虑，然后决定修复，接续兴工。所贵论议精密，曲尽利害之实，不误朝廷大计。

〔贴黄〕天圣中河决天台埽，当时议欲闭塞，凡两次遣近臣躬亲相度，又预积物料者数年，方始兴役，其慎重如此。令自元丰四年河决北行，于今已八年矣，而议者以为淤塘泊，断御河，障西山之流，失中国之险。臣等固当深思此患，使孙村决可回复大河，岂非臣等所愿哉？但孙村回河，其役非小，而孝先之论尚有可疑，朝廷举事，理当审重。古人决事尚谋及蓍龟，朝廷何惜更遣一二内外亲信忠实臣僚，再行覆按。见得孙村决可回复大河，然后接续兴役。或塘泊以南，别有疏导归海去处，其利一也。臣等非有异论，但欲详审，将来不误朝廷大计耳。

〔贴黄〕取到见合应副修河兵夫钱等数，河北、淮南、京东西等路、府界共差厢军并河清兵士二万八千馀人，河北东西等路、府界共差民夫三万五千馀人，物料各四十馀万贯，桩橛、梢草、桅木、竹荻、索等一千四百馀万。见于陕西、京东西、淮南、两浙、江南东西等路计置，并本处移那收买，官员使臣共一百十九人。已上只计开减水河等处使用，其浚故道，修旧堤，又约用物料一千万以上，不在上数。

〔又贴黄〕臣等按孙村之役，所浚故道，修旧堤七八百里，及筑新堤，开生河，闭塞北流，所费不赀。其势须当劳动河北、京东两路灾伤久困之民，调发所须，寖及诸路。而建议者既未有必然可以回复全河之议，乃欲先展年限，以浚故道，修旧堤。既展年限，浚故道，修旧堤，而将来大河不可回复，则今日数千万物料人工，遂为虚掷。臣等愚虑欲望朝廷先令所遣臣僚与建议者，指定孙村决然可与不可回复大河。所贵慎重其事，无有虚费，以取后悔。

〔又贴黄〕臣等未准今月二十六日御批以前，同三省、枢密院商量，取二十八日奏陈，乞差公正近臣一员与忠实亲信内臣一员，往河北计会监司张颉等，同共子细相度，覆按孙村决然可与不可回河。更沿河踏行塘泊以南，有无可以疏导归海去处。虑三省、枢密院既得今来御批指挥，更不具奏陈。欲望圣慈详酌，特降指挥，选差公正忠实近臣、内臣各一员，前去同共覆视，孙村委实可与不可回河，更踏行塘泊以南有无可以疏导归海去处。具的确利害闻奏，然后决于圣断，亦未为晚。

朝廷之任官，必于其事，乃可求其称职。为其达民情之薄厚，审吏材之高下，而其举措时当，绩用有叙也。以宗回详按庶狱，表率一路，既有成效，益宜重任。俾持餫输之权，用谨金谷之赋。今河流未复，堤繇方兴，商度功利，实赖智略。惟景先前在都水，陈力有谋，复付北道，仍贰漕事，慎简之意，夫岂易哉！各务悉心，以副休宠。

陪京之地，东西三道，连城百十，生齿钜万，而民俗有齐鲁楚郑之别，物产兼桑麻鱼稻之殊，赋税之入，多寡不类。有司总其经费，均其移用，俭无蹇乏，富或羡馀，则不孤委寄而称良使者矣。尔等皆以干力，久更器使，是用并假传车，各当一路。其亦悉心徇公，以集课最。夫东人经水潦饥馑之害，必厚其粒食；西方有萑苻追捕之馀，宜绝其蘖肄。钦哉惟时，毋忝休命。

一、王孝先、唐义问、陈祐之、张景先同共讲议，称：「准朝旨节文，王令图与张问相度得于北京第四铺去河近处开引水签河，导水分入孙村口，还复故道处，躬亲将带属官相视打量到高下丈尺等。看详大名埽第四铺欲开河取水入孙村口还复故道处，河深二丈一尺六寸至二丈三尺，稍似港，别无紧著港势。据打量得流分尺寸，开掘到井筒深浅，比照只过得水一尺八寸五分至二尺四寸五分，尚有二丈一尺一寸五分至二丈五寸五分取引不过，委是即目难以还复故道。除此外，未有可以兴修去处，已录奏闻去讫」。臣等看详顾临等从初与王孝先同议孙村口难复故道之时，并系众官躬亲相视得西京左藏库副使孙勍等开到井筒一十七个，连泥水三尺七寸至七尺四寸及九尺，众定得尚有二丈一尺一寸五分至二丈五寸五分取引不过，遂行申奏，称难以复还故道。今准敕命，却系王孝先奏，乞于上件去处取水入故道。臣等寻牒修河司，会问擘划上件事理日，打量得大河水深若干，取到井筒多少丈尺，并两面地形高下及港势流行次第。继准本司牒称：去年十月讲议河事所曾打量，同衔申奏。后来王孝先独出己见奏陈，遂专牒王孝先会问曾与不曾再行打量检视回报。准本官公文称，自去年十月后来至申奏日前，即更不曾打量检视。臣等勘会讲议所欲于孙村口回河，即取撅井筒检量得尚有大河深水二丈五分取引不过，遂奏称难以回河。今臣等躬亲检视，检量得修河司开下堤外第一处井筒一个，通水深共七尺，内除水深一尺五寸外，有五尺五寸十一脉却行。打量得大河水最深处一丈五尺五寸，河岸高八尺四寸，通高深二丈三尺九寸。打量比折得堤外地面高如河底一丈九尺九寸一分，尚有一丈四尺以上取引不过，即与前来所验无异。而孝先独出己见，更不再开井筒，较量地形高下、可与不可回河，执以为便，显是卤莽，独任偏见，误国大事。二、臣等看详河北转运司公文，已奏乞于诸路计置。修河司约用闭口物料及旧河诸埽并马头上下约通计人工一千四百七十九万九千六百七十工半，物料计五千八百八十四万八千八十二条束块，日即目收买年计物料，三个月方买到四万九千馀束梢草。今提举修河司王孝先、俞瑾奏称，合趁来年放水入孙村口，归还东流，委是可以回复故道。臣等窃详孝先初奏乞开减水河，即云俟其行流通快，新河势缓，人工物料丰备，然后徐议闭塞。及召赴都堂，又供申称元祐五年方议闭塞北流。今来朝廷再取果决事状，却称来年取水过后，若河流顺快，人工物力有备，便令接续闭塞北流。如此则却是不俟新河势缓，人工物料丰备，然后徐议闭塞。有此前后异同，缘回河事大，不容措置如此反覆。兼详孝先、瑾等专领修河职事，岂不知合用物料五千馀万，未有指挥，见买年计，已经一季，未及毫釐，所阙不赀，全无涯涘，便云来年放水入孙村口，委可以回复故道。彼岂不知此事理终不可为，故为大言，近期仓卒，以谓朝廷必难应副，则须报罢。不然，安得五千馀万物料于来年数月之间遽能及期办集也？孝先等又云「若失此时，万一河势变移，背了口地，岂独不可减水，即水无可回之理」者。臣等窃谓，河流变徙乃其常事，水性就下固无一定。若假以三五年或六七年，使数路休养民力，沿河收积物料，以渐开浚故道，修复旧堤；严敕所司常切体访，一旦港势改变，别就得稳当口地，当此之际，审议事理，酾为二渠，分派行流，均减涨水之害，则劳费不大，功力易施，庶经久稍见稳便。岂得谓之一失此时，永无回河之理？但顾形势顺否、利害何如耳。窃详孝先等所奏，于事理显是未经思虑。三、孝先等称：「契勘卫州以下及新开口以上堤埽，自是系都水监照管，兼自来修河即不曾通管向上堤道。今来并系南北外丞司地分，自合管认修护」。臣等会到北外都水丞司公文称：「契勘，见相度孙村口开河，若欲全回大河东入故道，于未闭塞北流已前，本司地分内黄三埽、临河一埽、并对岸临平等埽，合当预先添修固护逐处埽岸。缘内黄三埽堤岸怯薄，虽修河司闭断三河门，窃虑大河闭塞河口之后，向上临河地分并三门河上下涨水出岸，奔流出内黄逐埽，紧著堤岸，其势必定猛恶，最系吃力，不测疏虞；及对岸临平等埽，亦恐沦没刷溢，分走水势，深足为患」。今修河司兴作河事，闭塞北流，向上堤岸称不通管，又称系都水监照管，外丞司地分自合管认修护。候将来如降朝旨，依其所陈，即上件逐埽合倍加准备，所有人工物料乞一面移牒澶州。

臣顷闻朝廷议罢回河，来年当用役兵开河分水，臣以为天下财赋匮竭，河朔灾伤之后，民力未复，未堪此役，辄奏言不便。既而采察众议，闻河北转运使谢卿材到阙，昌言于朝曰：「黄河自小吴决口，乘高注下，水势奔快。上流堤坊无复决怒之患，而下流湍驶行于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请不役一夫，不费一金，十年之间，保无河患」。大臣以其异己，罢归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画回河之计。三人利在回河，虽言其便而亦知其难成，故于议状之末复言：「若将来河势变移，乞免修河官吏责罚」。都下汹汹，传笑以为口实。盖回河之非，断可知矣。然近日复闻内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复故道，终为河朔之患」。外廷疏远，不知此说信否？然众心忧惧，深恐群臣由此观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职在财赋，忧责至深，不敢畏避诛戮，愿毕陈其说。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讲之熟矣。虽大臣固执，亦心知其非，无以藉口矣。独有边防一说，事系安危，可以竦动上下，伸其曲说。陛下深居九重，群言不得尽达，是以迟迟不决耳。昔真宗皇帝亲征澶渊，拒破契丹，因其败亡，与结欢好。自是以来，河朔不见兵革几百年矣。陛下试思之，此岂独黄河之功哉？昔石晋之败，黄河非不在东。而祥符以来，非独河南无虏忧，河北亦自无兵患。由此观之，交接夷狄，顾德政何如耳。未闻逆天地之性，引趋下之河，升积高之地，兴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为设险之计者也。昔李垂、孙民先等号知河事，尝建言乞导河西行，复禹旧迹。以为河水自西山水流，东赴海口，河北诸州尽在河南。平日契丹之忧，遂可无虑。今者天祚中国，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决溢，渐及虏境。虽使异日河复北徙，则虏地日蹙，吾土日纾，其为忧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过计，以为中国之惧，遂欲罄竭民力，导河东流。其为契丹谋则多，为朝廷虑则疏矣。议者或谓河入虏境，彼或造舟为梁，长驱南牧，非国之利。臣闻契丹长技在鞍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系桥，当先两岸进筑马头；及伐木为船，其功不细。契丹物力寡弱，势必不能。就使能之，今两界修筑城栅比旧小增，辄移文诘问，必毁而后已。岂有坐视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设虏中遂成此桥，黄河上流尽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战舰，养兵聚粮，顺流而下，则长艘巨缆，可以一炬而尽。形格势禁，彼将自止矣。臣窃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陈此说，意其谋已出口，重于改过，而假此不测之忧，以取必于朝廷耳。不然岂肯于天下困弊、河朔灾伤之后，役数十万夫，费数千万物料，而为此万无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既兴，势不中止，预约功料有少无多。官不独办，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数倍。公私费耗，必有不可胜言者矣。茍民力穷竭，事变之出，不可复知。饥饿相逼，必为盗贼。昔秦筑长城以备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设崄，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劳变生，其计又出秦下。异日虽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数年以来，休养民物，如恐伤之。今河已安流，契丹无变，而强生疮痏以扰之，非计之得也。故臣愿陛下断之于心，罢此大役，唯留神察之。自河决小吴，于今九年，不为不久矣。然虏情恭顺，与事祖宗无异。陛下诚重违大臣，姑复以三年观之。事久情见，大臣之言与天下之公议，可以坐而察也。臣不胜区区忧国之诚，干犯斧钺，死无所避。取进止。

〔贴黄〕朝廷虽已遣范百禄、赵君锡出按回河利害，然大臣方持其议，事势甚重，中外谁不观望风旨？百禄等虽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为身谋，能以实告也。故不避再渎，复为此奏，非陛下断之于心，天下之忧未知所底也。

臣所领工房，伏见朝廷应副修河司所司，如支河阴、汜水等处纲米五万石，及差装卸兵士二千人，洛口、雄武埽锹手各三百人，支在京箔场芦蕟四万领修役兵营寨之类，日有行下文字。臣昨为谏官，极论回河不便，未蒙施行。今河役不息，功费渐大，恐修河司须索不止于此。朝廷若不罢河役，则无不应副之理，门下亦无由不行下。臣稽之于古，考之于今，质之中外人言，窃谓此功必不可成，恐虽应副，枉费国财民力，有害无利。谨具所闻见回河不便，画一如后：

一、水性趋下，自祖宗以来，河决以次向西，此则地势东高西下，其理不疑。商胡故道已行三十馀年，堤防日增，如筑垣居水，淤填积久，其地必高，此不待见而可知。今北流千馀里，欲使复为平陆，故道千馀里，欲使复为洪流，恐非人力之所能也。

一、四渎者，天地所以节宣其气，如人之血脉，不可壅遏。今北流已九年，岂非天意有定，就下趋海，乃是地形顺便。今来回河，上违天意，下逆地理，骚动数路，几半天下，枉害兵民性命，空竭公私财力，投之洪流，不知纪极，非徒无益，更取患害。

已上是河不可回之理。

一、北流水行地中，已是见成河道，只须修立堤防，便为永久之利。若岁岁增修，一尺一寸，皆是所得，不为枉费。东流已废九年，闻故堤穿穴一万馀处，陵谷迁变。况于埽岸，人力所为，今若修完，便同创置，恐非人功国力所能供亿。譬如朽烂水槽，多年不使，一旦盛水，岂不疏漏？况水之性，必不舍下就高，设使能以人力蹙向故道，必为大患。

一、北流每年不免决溢，自是堤防未理，水政不修，埽岸怯薄，全无备禦。当夏秋之际，小川犹涨，自古未有无患之河，岂可因涨水噎凌决溃，便欲全河回改？设使能回向东，不知可保无决溢之患否？

一、南宫上下埽连年决溃，皆缘堤岸卑薄，深冬噎凌冲破。臣不知去冬以来，曾与不曾增葺堤防？如其不然，则今冬噎凌之际，岂可保其无虞？访闻北流西堤，自信都以南三百里许，一例卑薄。昨南宫埽止高二尺、阔五尺，濒河长老无不寒心。又官中累年不调春夫，埽岸使臣皆有免责罚指挥；河清兵士为修河司诸处抽使，所存无几。水政如此，岂得为河不为患？及有决溃，则归咎北流，便欲回河，岂为实论？

一、议者谓北流横绝御河，失漕运之利，及西山诸水壅蹙为患。且大河向北，自可漕运，何必御河？西山诸水自上古以来有之，非独今日。大禹旧迹循西山而行，与今北流正相符合。西山诸水入河无疑，但筑堤防，空留西山水道，使之入河，何为不可？

一、李伟元奏，欲以闭宗城决口及迁深州之费回夺大河。夫宗城决口虽大，必不至费一千八百万物料。窃意元初检计官故作情毙，大数检计，意欲朝廷见其费大，不若用以回河，然后李伟却索此数，自谓能了。朝廷若遣可信之人别行检计的确合用物料，当见欺罔。且塞全河与宗城一决口，大小不同，可坐而知。臣窃计一千八百万物料，塞宗城则必多，塞北流则不足，李伟必是且索此数，将来一千八百万必了不得。朝廷既已兴工，不可中辍，必须接续应副。大抵兴事之人，无不如此。范子渊武济之役已用此计，及至败事，又无穷须索。朝廷知其不可方罢，而子渊犹以此藉口，归过朝廷，以为不应副，非是功不成。今李伟与子渊正同，而河役浩大，又非武济之比，奈何信伟此言？

一、熙宁初已议移深州，至今不能移者，人情重迁故也。今欲回河，虽免深州之患，而不顾北京可乎？昨沙河第七铺溃决，已逼北京，可为寒心。今欲移一深州，二十年犹不能也，况北京之大，岂此深州，将来河不可测，万一北京被患，如何可移？

一、李伟称北流破放省税近一百万，臣以为此是堤防未理，水政不修；今若理堤防、修水政，则河不决溢，不占民田，河滩可耕，省税可复。而又东流故道，多为膏壤，弥数百里，皆出省税。今为失税而欲回河，不知先费用几百料税？

一、闭塞北流，蹙水既高，则上流必深，诸处堤埽岂可不虑？大抵河患常出入人意外，如昨来开第三、第四，而第七铺决。将来闭合，未知为患所在，岂可保上流诸埽必无决溢？

一、昨吴安持奏第七铺危急，调过急夫七千人，而役兵不在其数；用梢芟一百馀万，闻其实数不止于此。下七緷埽皆被吹垫，势如漏卮，经二十日用功，终于弃舍，任其决溃。此乃救护积年壮堤上一决口，犹不能为力，而况两岸渐进马头，于急流巨浪中旋下梢草客土，欲合龙门，此必不可为明矣。

一、北流虽有决溢，乃是天灾，非人所为。濒河之民虽被水害，然亦有填淤肥美及渔采之利，不闻失业愁苦之叹。今回河向东，若有溃决，乃是引河水以灌注州县，百姓岂得不归怨于朝廷？譬如天火人火，天火自是灾孽，人火必有归咎。且自古未有无患之河，利多害少，即不须改作。今北流实有大利，岂可以有小害便妨大计？

一、塘泺淤浅，非因河决所致。熙宁中，先帝以塘水多堙废，尝遣监司以巡历为名，案行检视。此乃积年不修，然先帝亦未遑疏浚也。且朝廷与契丹通好几及百年，岂是塘水能限敌兵？乃朝廷恩信，深结其心，每岁馈遗金帛，敌贪厚利，所以不动。若其弃好背盟，何路不可入寇，岂塘泺所能捍禦？朝廷亦何尝恃此以为险固？

一、河入界河几二百里乃入海，此最为天险，实中国大利。议者曾不计此，乃忧河入北界。若入北界，当于初决时一直北注，不应却东入海。又西堤屡决，水还北流，此可知向北地形高仰。设使河入北界，乃是契丹之灾，况必无此理？

一、窃闻欲用沙囊以合龙门。自古唯韩信用沙囊壅濉水，以败楚兵，未闻大河可用沙囊壅合。此与范子渊用铁龙爪浚河无异。河水所向，土山亦摧，岂有布袋盛沙土可禦洪流也？

一、臣见傅尧俞言：有人自河北来，言北京地无横草，石炭非常踊贵。此乃九月中所闻，未知今更如何。闻往年六塔河役，民间费钱五百文，方了纳梢草一束。审如此，则生灵何辜，朝廷闻之，岂得不动心也？

一、近依修河司所请，降朝旨下河北转运司并修河司，晓谕州县民户，向去别无科配物料。臣窃恐此止是空文，物料不出于民，何从而得？兴动大役，岂有不骚扰者？但恐朝廷虽降此指挥，民间困苦亦无由尽知。如役兵死，未免只作逃亡申报；民夫死，则官中更不知数，此尤可哀悯也。

一、修东流故道是一大役，闭塞北流又一大役，此二大役，其害已不可胜言，非民力所能堪。今西戎未欸服，万一更有边事，将何以枝梧？

一、天圣初，朝廷遣参知政事鲁宗道往滑州相度塞河口功料，其后欲塞商胡，亦下学士院集两省台议官议。先朝慎重河事如此，今倚仗一李伟即兴举大事。臣前上言，士大夫言不可塞者十有九，今采于中外之论，无小无大，皆言不可，非止十有九而已。自古未有违众作事，而能成功者也。

一、修河司奏：打量第四铺已下至孙村口，大河水面即目高如孙村口二丈五尺九寸者。臣闻前年顾临、谢卿材、王孝先、唐义问、陈祐之、张景先等众官讲议，躬亲相视。据孙勍等开㙭井筒，众定得有二丈一尺有馀，取引不过，难以还复故道。后来再遣使案视，与前所验无异。今修河司所奏，已是河水伏槽之时，犹高二丈五尺已上，则昨来夏秋之际，涨水必更倍高，何以回夺不过？且京师去北京不远，河水深浅、地形高下皆可案验，而二年之间，前后所定，如此不同，岂可不考核虚实，坐受欺罔？就使孙村口实为低下，要是东行故道，大势已高，流河不快，所以就下。昔汉成帝时，河决平原，遣王延世塞之。杜钦说大将军王凤，言：「延世前受杨焉术以塞河，而蔽匿不言。不若遣焉与延世杂作，延世与焉必相破坏，深论便宜，更相难极，足以分别是非，择其善者而从之」。凤如钦言，奏遣焉等作治，六月乃成。古者欲举大事，故欲人为异同，反覆诘难，至于穷极，然后利害可见，朝廷择而从之。昨谢卿材以议不合先罢；范子奇至河北才两月，又以异议罢，而专信李伟偏说，此中外所以未服也。

一、臣案欧阳修言：庆历中，横垄之水自下流先淤。是时修为河北转运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馀里。其后下流既梗，乃于商胡口决。据此，则先是上流不快，上流乃决。小吴之决，恐亦无异商胡。今修河司专闭塞北流，而不管故道可行与不可行，海口快与不快。若海口出泄不快，将如之何？今只打量孙村口高下，便望成功，亦恐利害未尽。

一、李伟称，北流河道动阔三五十里至七八十里。然大河行流，谓之一󱹘一迭，岂能必使之摊平遍满？故每紧溜走移，或东或西，所向即决，盖无堤防扼束之毙者。臣观古人唯不欲与水争地，故远为堤防，使游波宽缓而不迫。正以堤防扼束为水之害，则多决溢。若两堤相去数十里，其河自有中流，岂有摊平遍满之理？水退则人皆种麦，比及水至，麦已倍收。且先帝宣谕，唯欲迁州县以避水，而李伟乃欲以堤防束水，不唯极非先帝圣意，亦正与古人治河相反。

已上是河不可回及不须回之事。

右，臣窃以论议之臣止言其理，至于知河事者则言其事。今其理已极为不可，而其事又如前之所陈。先帝所谓以道治水者，言其理而已，至于以人事治水，乃后世之毙，先帝之所不取也。昔尧知鲧不可使治水，然而四岳请试鲧者，岂固欲违尧意而害天下哉？盖当时治水之人未有以易鲧，而鲧必执其说，以为水可堙塞而治故也。仁宗时，李仲昌欲塞商胡，复横垄，欧阳修极言不可，执政不听修而听仲昌，仲昌终以败事得罪。以仁宗之明，岂不知修可信而仲昌功必无成？然而用仲昌者，亦尧试鲧之意也。熙宁初，张巩、宋昌言欲塞二股河北流，神宗遣司马光等往案视，光亦极言不可。而巩等急于有功，才塞而复决，泛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之境。以神宗之明，岂不知光可信而巩等功必无成？然而用巩等者，亦尧试鲧之意也。夫前事不远，后事之师。方今四方无虞，西北宴然，年谷稍稔，民力稍纾，若更休养数年，庶几有太平之望。唯息河役，则中外无复一事，岂可试一李伟，必待如鲧及仲昌而后止也？臣考之方册，自古壅塞川渎，必有祸败。共工隳高堙卑，以致灭亡。鲧堙洪水，上帝震怒，绩用弗成，殛于羽山。周灵王欲壅榖、洛，太子晋深陈祸福，以共、鲧为戒。梁武帝伐魏，作浮山堰壅淮水以灌寿阳，穷竭境内之力以争一州。四月堰成，而九月堰坏，缘淮城戍村落十馀万口皆漂入海，怨毒盈于远迩，古今以为无道。今塞北流与堰淮何异？且梁武以灌敌国，今乃自困吾民，而河之大又不比淮，以此较之，尤为不可。凡论河役，正如边事，搢绅之儒则言和戎，介胄之士则言征伐。今问儒者，必欲息民；若问水官，必欲兴事。欲塞河者，是用兵之说也；欲不塞者，是息兵之说也。彼水官之欲兴役，如将士但知攻战而已，朝廷岂可不审择利害，而兴天下大役，止以为此辈进身之资？臣今虽无言责，而有官守，职在出纳，通达上下之情，闻见如此，不敢不言。伏望陛下与大臣平章，若审如众论，有害无利，即乞早罢河役，以幸天下，以福生民。其修河司兵夫物料，可就用修塞诸处决口，委外都水使者渐理北流堤防。如此，则数路人心必安，此乃管仲相齐桓公转祸为福之计也。臣言狂愚，伏乞少赐裁择。

臣今年春奉使契丹归，尝奏论河北开孙村口减水河未便，乞更讲求利害事。人微言轻，不能仰动天听。后闻止用兵卒兴功，弥年未见成效。继闻召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转运使谢卿材、判官张景先赴三省询访利害，而三人所论不同，朝廷未敢臆决，遣官行视。然诏书但令相度开孙村口有无未尽利害，如孙村口不可修，即于不近界河，踏逐一处，则是虽曰遣官行视，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定于庙堂之上矣。不惟如此，又下河北路计置旧堤梢草一千馀万，且令先买五百馀万。论者以谓，既治旧堤，则是决为回河之计。然则，朝廷遣二近臣，从数十官吏，衔命而出，不知果何所为也？臣虽愚懵，意朝廷必谓梢草之类不可仓猝而具，一日所遣官还奏可以回河，则来年先治旧堤，开减水河，尔时旋营梢草，公私必受其害，不可不预行计置。此诚先识远虑，非众人所及也。然臣窃有私忧过计，须至不避斧钺，披露腹心，为陛下言之。夫河之利害，与夫可复不可复之势，既已遣官行视，则当俟其还奏，然后可决，此固臣所不敢妄论也。至于事有可以坐而知者，今日之民力是也。盖自数年以来，河北、京东、淮南数路灾伤为甚。今岁河北并边稍熟，近南州郡亦皆亢旱。京东即今米价斗百馀钱，盗贼并起；京西灾俭尤广。淮南秋田粗收，而春夏麦价甚贵。百姓饥殍未苏，疮痍未复，正当寡求省事，以休息人力。若来年虽未大兴河役，止令修治旧堤，开减水河，亦须调发丁夫。本路不足，则及邻路，邻路不足，则及淮南。陛下视今日之民力，果可以堪之乎？民力未堪，则虽有回河之策，及梢草先具，将安施乎？陛下若以河患为大，必欲兴作，驱数路之民，聚之河上，暴露风雨，饥冻苦迫，弱者羸瘠死亡，强者逋窜，或转为盗贼，县官何以禦之？又况一人在官，一家废业，行者赍，居者送，方春农时，害其耕作，来岁水旱之变，虽未必有，而人力不至，田为污莱，饥馑之灾可以前知矣。陛下岂忍驱此数路之民，纳诸沟壑之中乎？不惟民力如此，方今县官财用日蹙，河朔尤为贫敝。往时积谷虽多，因去年遣使赈济，务在大发仓廪，虽不甚灾伤地分与上等优足之家，例皆赈贷，储蓄殆空。即今州军，仓储有不及数月，库钱有不能支吏俸一月者。今岁开减水河，用工不多，已费四十馀万贯。若更大兴工役，修六七百里之旧堤，且谋闭塞决口，回复故道，不知其费几何？虽以先朝所蓄馀钱，或可以支，后将何以继之乎？大抵县官不足，必取于民，臣恐异时百姓有困于征敛者矣。其源甚微，流弊甚大，此不可不察也。陛下临政以来，爱恤斯民，可谓至矣，奈何于灾伤疲瘵之馀，兴此大役，以重困之欤？臣知圣心岂忍出此，必谓河之为患有大于此者，故不惜劳民力，费国财，以成久远之利尔。盖今之言河患者，不过曰坏御河，堙溏泺，害民田，此犹其小者耳。河渐北注，失中国之险，最莫大之患也。虽臣之愚，亦不敢谓此为不足患也。然窃以谓坏御河，堙溏泺，害民田，特数州之患耳。至于失中国之险，则又未然之事，有无盖未可知，而其患远者也。岂若举数路疲瘵之民，以任莫大之役，使之暴露饥冻，离乡失业，又有死亡逋窜之忧，其为祸博且近矣，岂特数州之患而已乎？民者国之本也，根本一摇，岂不甚可畏乎？臣愚非敢谓河必不可回，故道决不可复也，姑愿陛下徐徐云尔。爱养民力至于充实，经理财用使之有馀，在天时无水旱之变，在人事无不顺之理，然后可择利害，按视形势，见其可为，一举而收成功，岂不善哉！伏望陛下因臣此言，审思博访，速下诏书，罢买梢草。戒饬行河之官，务要利害得实，俟其还报，果有可为，亦须一二年后，以渐兴役。如此，则民力无伤，事功易就。为今之计，莫过于此。臣备位侍从，义当体国，知而不言，则为失职，言而不尽，则为不忠。惟陛下察其诚而恕其狂妄，幸甚幸甚。

先准吏房送到词头，景先自河北转运判官移陕西路。臣素不知其人，但见朝廷昨移景先于河北，令同都水使者王孝先提举修河，遂取景先前后言河事文字看详，尽见反覆依违观望事实。寻具劄子纳中书省，乞行降黜，未敢撰词。今又准吏房送到词头，改差景先京东路转运判官。臣窃以谓，陕西、京东虽路分不同，转运判官事任则一，岂有不可于彼而可于此者？朝廷以四方万里，视听所不能周，故置监司，寄之耳目，必得忠信醇正有守之人，然后可以付托。如景先已试，迹状甚明，恐不足以当一路寄任。伏望圣慈详察景先所为，寝罢新命，重行降黜，庶使诸路监司闻风畏惧，在于朝政，不为无补。臣待罪从官，职当书命，有所不知，不敢妄发。既见景先所为如此，而包羞苟且，急于顺命，上误朝廷赏罚，下失微臣官守，区区私义，实所未安，故不违再三，冒渎天听。傥臣言有可取，乞赐施行。如涉欺诬，亦甘窜谪。其论列景先劄子，今写录缴连在前，所有送到词头，未敢修撰。

检会元祐二年十一月顾临、谢卿材、王孝先、唐义问、陈祐之、张景先同共议讲河事，称王令图、张问相度开河取水孙村口还复故道处，打量得流分尺寸，取引不过，委是难以还复故道。至十二月，景先却奏，诸人献陈文字，莫如张问之说，利害已尽。臣伏读问之语，至于再三，以谓：「方今论河，不出于此，淆乱之言，可以折衷。朝廷不议还河则已，若议还河，须自北京以上，滑州以下，仍须先自孙村口而下，浚治旧河横堤。臣更不敢张皇，上烦朝廷添差兵夫物料，只乞各用本埽人兵物料，及合得年例春夫客军变料应副，且渐为回河之计」。朝廷采景先及王孝先等之言，自京东移景先于河北，命同王孝先提举修河兴役一年，论者纷然，朝廷以为疑，乃召景先等赴阙，使之条陈利害。景先与孝先、俞瑾同状称，除第四辅外，更无可复故道去处，仍须先治旧堤故道，豫作枝梧，乞更展一年。所贵期限稍宽，易为应办。既而景先自画两说，一言故道复还之义，未易可已；一言便议闭塞北流，未知所以为利，决知所以为害。及朝廷画六事，使之条对，复与孝先等别议，且言：限以二岁之中，与大河角力。窃谓未能详尽。按景先初谓开孙村口难复故道，寻却奏张问之说利害已尽。初乞展限一年，寻却奏二岁之中，未能详尽。前后反覆，左右依违，当官论事，岂容若此！今王孝先自都水使者罢知濮州，俞瑾自监丞罢为莫州通判，而景先不失为监司，仍在三路。罪同罚异，恐无以示天下。若谓景先不专主回河之议，与孝先等不同，何缘景先同为提举兴役一年，曾无异议？及朝廷诘问，乃持两端，意在免责。观望怀奸，尤为可罪。使为监司者皆效景先用心，朝廷何所赖乎？伏望取景先前后所陈，更加考究，便见反覆依违观望之状，重行降黜，以正典刑。

公讳肇，字子开，建昌军南丰县人。曾氏系出于鄫，少康之子曲列之始封也。更夏、商、周千有馀岁，微不见于经传。春秋之际，为莒所灭，其太子巫仕鲁，乃去邑为曾氏。巫生阜，阜生晰，晰生参，参生元、西。父子俱为孔门高弟，曾氏遂有闻于世。自是复晦而不显，又千有馀岁。至宋兴，公之皇祖密公始以文学仕太宗、真宗为名臣，于时荐登膴仕者，代不乏人。至公又以文学登进士第，调台州黄岩县主簿。邵安简公闻其贤，请为州学教授，四方之士盖有闻风重道接踵至者，蹐门授经无虚席。是时上方向用儒臣，欲以经术造士，近臣言公经行宜居首善之地，不宜淹留一郡，有旨延和殿赐对。公所陈皆上所欲闻者，酬问久之，殆将更仆矣，除崇文校书兼国子直讲。未几迁馆阁校勘，删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礼院，权判太仆寺、殿中省。元丰元年，除集贤校理，转殿中丞。久之，上读公所撰《曾鲁公行状》，称善。会修仁宗、英宗两朝正史，乃以公为国史院编修官。中书公巩入判太常，以亲嫌罢礼官，判登闻鼓。自秦以来，礼文残缺，先儒各以臆说，无所稽据，公在职多所釐正。亲祠皇地祇于北郊，盖自公发之。虽众议不同，而公独引经辨析，词旨精悫，故异论莫能夺。其议明堂配享遍及五帝，初虽不合，后亦卒见施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殿引选人，上常目送之出殿门乃已。再迁朝奉郎，与修两朝宝训。国史成，锡宴。故事，非侍从官不坐殿上，特命进公，其眷遇之厚，盖示将用公也。未几，丁太夫人忧，居丧哀毁瘠甚，年未四十，髭发尽变。服除，入为户部郎中，复还吏部，迁右司郎中，覃恩赐绯衣银鱼。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用司马温公、吕申公为宰相，士多傅时自效，公独挺然不为世变所移，由是诸公益贤之，知其有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公充《神宗实录》检讨官。擢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数月，召试即真。迁实录修撰，赐三品服。初除未拜命书，会除叶康直直龙图阁、知秦州，公即上疏论康直素不闻有可用之材，昨在陕西，随军失亡为多，先帝常命械系，欲诛之。康直谄事李宪，卒赖以免，其人可知矣。正当黜退，以章先帝之明，岂可更加奖擢？执政讶不先白，言者承望协力攻之。范公纯仁在枢府，语人曰：「善人不见容，则纯仁辈不可居此矣」。诸公知公议所与，咸为之言，章请外，五上不听，乃出视事。门下侍郎韩公维面奏范百禄所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馀件，帘中怒甚，以为辅臣奏劾臣僚，当公行具章疏明论曲直，既无明文，何异谗毁，黜知邓州。公不草制，两上章论之，曰：「维执政，为朝廷别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体。虽案牍不具，出于口奏，岂可便谓之欺君？大臣参与国论，臧否人物，不必一切须形文字，顾所言当与不当，行之人心服与不服耳。今陛下责维徒口奏而已，遂谓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谓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于陛下盛德不为无损。执政大臣自此以维为戒，无敢开口论议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为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谊，亦非大臣展布四体以事陛下之道也」。竟以他舍人行下。事虽不从，士论韪之。谏官王觌言执政，忤旨，落职知润州，公封还词头，言：「觌之一身出入内外，不足为重轻，而陛下寄腹心于大臣，寄耳目于台谏，二者相须，不可阙一。今觌一言论及执政，即日去之，是何异爱腹心，涂耳目，岂不殆哉」！上悟，加觌直龙图阁。三省议更科举，公独建议，以谓：「三代两汉人材之盛，风俗之美，后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专以言故也。今虽诏内外官举经明行脩之士，中第之日优其恩典，不独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举之，而不由乡里之选，又无考察之实。与斯举者随众牒试于有司，糊名誊录，校一日之长，不惟士失自重之义，且于课试之际，无以别异于众人。则所谓本其行者，亦徒虚文而已。谓宜别立一科，稍仿三代两汉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损益，要之无失古意而已。至于投牒乞试、糊名誊录之数，非古制者，一切罢之。待遇恩数，尽居词赋经义等科之上，庶使学者尊经术，惇行义，人人笃于自修，则人材不盛，风俗不美，未之有也」。太皇太后受册，有司检用章献明肃太后故事，当御文德殿，奏疏曰：「伏见太皇太后听政以来，止于延和殿垂帘视事，受契丹人使朝见，亦止御崇政殿，未尝出践外朝。盖外朝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执谦德，不欲临御，以为天下后世法。推此言之，受册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当然耳。窃详故事，天圣二年两制定皇太后受册于崇仁殿，仁宗自出圣意，特诏有司改文德殿，此盖人主一时之制，非典法也。愿下明诏，屈从天圣二年两制之议，受册于崇政殿，仰称太皇太后克己复礼、谦恭抑损之盛德」。中批令学士院降诏，如公所请。是岁坤成节，礼官建议于崇政殿上寿，其升殿赐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并用天圣三年故事。三省枢密院时降朝旨，不全用天圣三年故事及有司之议，乃引九年会庆殿上寿如乾元节之仪。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诏书，以谓不敢自同章献太后，今此举似与前后本末不相称，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执政大臣出于不思耳」。疏入，从之。公之画规，太母之听言，前古靡俪焉。非主圣臣直，宁有是夫？皇太妃亲属有韦城县民侯称者，负官钱，内批特与宽展纳钱年限。公言：「此在县官事至微末，恐不足以上烦诏旨，以启倖门」。又言：「近日颇有干求内降特与差遣者，此虽未足仰累二圣大公至正之德，窃恐侥倖之人转相扳援，烦渎圣听。杜渐防微，宜自今日」。仍录仁宗戒敕内降入条以进，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览。奉使契丹回，道过雄、瀛二州，百姓各经国信使副陈述役法不便事，公言：「臣于役法本不详知，乞明诏有司，更加考察，不惮增改，归于便民而后已。昔在熙宁中，更定役法，臣兄布实与其事，臣今言之，不为无嫌。但承乏从官将出使，亲见二州之民有所陈述，不敢顾避隐默为自全计也」。又言：「臣以使事还至河北，闻朝廷命王孝先开孙村口，回河东流，复故道。及见运使谢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无可回之理，但当闭塞支流，纵之北去，正是行其所无事。卿材尝画八事闻于朝，简易明白，似有可采。乞下水官及河北监司公共讲求，及卿材所陈利害，孰为得失，具奏朝廷，择其善者断而行之，庶使论议早定。继闻召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转运使谢卿材、判官张景先赴三省询究利害，而三人所论不同，朝廷未敢臆决，遣官行视，然诏书但令相度孙村口有无未及利害，如孙村口不可修，即于不近界河踏逐一处。则是虽曰遣官行视，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先定于庙堂之上矣。然则遣二近臣，从数十官吏衔命而出，不知果何为也」。及二近臣还奏，如卿材说，遂出孝先知曹州，徙景先陕西路，公力疏其罪，执政不得已，为之改命。至绍圣初，时论益主东流，而河回辄决，公私受弊，卒如公言。秦王后止袭公爵，诏有司议所当立。公言：「诸侯有国，子孙以嫡相承，礼也。况承亮先朝所立，传国再世，可复议移夺乎」？四年春，旱甚，中丞李公常请罢春宴，执政难之。公率彭公汝砺上疏曰：「天灾方作，民食未充，正君臣侧身畏惧忧恤百姓之时，乃相与饮食燕乐，恐无以消复天变，导迎和气」。翼日有旨罢宴。二公在朝，论事数与时忤，至是浸不容矣。当是时，丞相范公纯仁、左丞王公存论议多是与二公合，异意者欲尽去之。会有以蔡丞相确安州诗上者，谏官交章以为谤讪，谪新州。范、王二公争之不能得，同时罢去。先是，公与彭公约，当制者必极论之。会公除给事中，未拜，彭公当制，言甚力。谏官多前日与公论异者，言彭公实公使之，诬以卖友。公不自辨，固辞新命请外，章四上，除宝文阁待制、知颍州。明年徙齐州，未至，改陈州。在颍，浚清河百馀里，以通东南物货，人至今赖之。部使者议开八丈沟，疏陈、蔡积水，颍人素以为患，公拒其议。使者以语訹公，公复移书折之。及徙陈，执论益坚，人于是知公非私于一州也。越明年，移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守当东南孔道，士大夫舟车衔尾，结辙而至，平时宴劳无虚日。公曰：「饰厨传以邀往来之誉，吾不为也」。乃积公帑之馀，大兴学校，亲加训导，养成人材为多。居数月，除中书舍人，命格不下。七年秋还朝，守尚书礼部侍郎。是岁哲宗初祀南郊，有诏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议论之，语甚厉，不报，乃拜章自劾。徙刑部，不拜，请去不已，降知徐州。在徐数月，徙知江宁府兼江南东路兵马钤辖。绍圣初徙知瀛州，充高阳关路安抚使。哲宗既亲政，追用旧臣，尽复熙丰之法，数称公议礼有守。及公入对，口不及垂帘事，所陈皆国家大体。尝谓：「人主虽有自然之圣质，必赖左右前后皆得其人，以为立政之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时引虞世南等聚于禁中，号十八学士。退朝之暇，从容燕见，咨询无倦，或至夜分。是以后世言治独称贞观。臣谓宜于此时慎选忠信端良博古多闻之士，置诸左右，以参谋议，以备顾问，与夫深处法宫之中，亲近亵狎之徒，其损益相去万万矣」。忤贵近意，故不得留。是时，元祐诸公皆流窜岭表，最后谪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实录讥讪为罪。初，实录成，公与陆佃、林希以尝在属，例转一官，公奏「臣不逮成书，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赏典」，累辞不许。至是，希为中书舍人，纳所迁官，在职。公耻自陈以觊幸免，遂与佃俱夺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御史言希不当与公异，佃与奏书，不当与公同。仍削佃职，除公集贤殿修撰，守滁。岁满，除知泰州，又二年徙海州。元符三年，上皇即位，钦圣太后权同听断。一日，二府奏事，帘中宣谕曰：「先帝在宫中，尝称曾某可用。鲁公为枢密，实与闻之」。先帝谓神宗也。召还，除中书舍人。即日请对，言：「治道在广言路而已。祖宗以来，数诏百官，使以次对。神宗举而行之，于熙宁之初，以兴起事功，为后世法。愿陛下迹神考之故事，修转对之制，下不讳之令，明诏百官，下及民庶，得极言时政，无有所隐。然后择其善者而行之，且报之以赏，大则加以爵秩，小则锡之金帛。其言不足采，若狂妄牴牾者，一切置之，不以为罪，庶以鼓动天下敢言之气」。会日蚀四月朔，故事当降诏求直言，特命公草诏，因具著所以言于上者，敷告中外。于是投匦者日以千数，故上得尽闻天下事。大臣有欲害公者，未有以发，乃改公所撰孔平仲复官制词，著平仲讥讪先烈之罪，激之使自辨，因以挤之。公录二词白上，言：「陛下既赦其罪，俱当明著圣恩叙复之意，不必更载前来贬谪之罪。万一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则臣为不称职，即乞罢中书舍人职事，以允公议」。上察其非罪，促令赴省供职。及对，慰谕久之。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叙，或复旧职，典方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是游魂枯骴未蒙圣泽，死而有知，岂得无望？请如寇准、曹利用故事，检会臣寮昨已死被追贬，或贬死未经叙复者，还其所夺官职及本蒙恩泽」。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后置看详编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领，使流窜废锢之人均被恩施。皆见纳用，由是上恩溥及存没矣。累迁朝请大夫，擢翰林学士、知制诰，又数月，兼侍读。上尝从容谓公曰：「卿学术在廷无过之者，非玉堂之上不可以处卿」。公顿首谢，因言：「近世帝王善为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陆贽。太宗贞观之治，论者谓庶几成、康。史官掇其大者，别为一书，谓之《贞观政要》。陆贽事唐德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其归必本于帝王之道，必稽于六艺之文。此二书，一代之文章，实百王之龟鉴。伏愿陛下退朝之暇，䌷绎经史之馀，取此二书置之坐右，留神省览。发言行事，以此为准，庶于盛德有补万一」。又言：「伏睹诏书，知州军辞见与文臣带一路兵钤及监司职任者，并须上殿指挥，皆罢而不见，愚窃所未谕也。今陛下初即尊位，方当厉精为治，日接群臣，以广聪明，以通众志之时。而遽有此变更，窃恐四方闻之，或意陛下倦于咨询，或意陛下略于待士。而为一监司长吏者，亦将苟且因循，无自励之志，非所以崇德美、兴治功也」。给事中二人相继封驳除目，三省进呈，令中书舍人书读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职守，不相侵踰。门下所以驳正中书违失，故中书舍人不兼给事中职事。恐因此隳坏官制，有损治体」。谏官陈瓘以言及东朝与政事被谪，公适馆伴虏使，事毕还家，即奏书两宫曰：「瓘昨日所论，臣虽不知其详，以诏旨观之，瓘言虽狂，其意则忠。何则？瓘以疏远小臣，妄意宫闱之事，披写腹心，无所顾避，此臣所谓狂也。皇太后有援立明圣不世之大功，有前期归政过人之盛德，万一有纤毫可以指议，则于清躬不为无累。瓘以爱君之诚，陈预防之戒，欲以开悟圣心，保全盛美，忘身为国，臣子所难，此臣所谓忠也。昔东汉明德马皇后常谓章帝曰：『吾但含饴弄孙，不复关政』。章帝亦能不顾所生，极其尊事之礼，故一时母子之贤，著之史册，为后世法。本朝慈圣光献皇后归政之后，游心物外，历英宗、神宗两朝，功隆德盛，称美至今」。公所以处上母子之间，委曲详尽，有人所难言者，不可缕载也。初，瓘得罪，左右无敢言者，公独尽言，请复瓘旧职，其犯颜婴锋率此类也。先是，礼部议哲宗升祔，宜于太庙殿增一室，公献议称：「《书》、《礼记》皆云七庙，国朝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备七世。故英宗祔庙则迁顺祖，神宗祔庙则迁翼祖，三昭三穆，合于典礼。今大行皇帝祔庙，当与神宗为昭穆，上迁宣祖，以合礼文七世三昭三穆之谊」。时为礼部者方执政，故公议见绌。时议者又言上当为哲宗服期从兄弟之服，公在迩英读《史记》，至「尧崩，三年之丧」毕，因言：「尧、舜同出黄帝，舜且为尧丧三年者，舜尝臣尧故也」。侍读温益进言曰：「《史记》世次不足信，若尧、舜同出，则舜娶尧女为娶从祖姑」。公以《史记》世次、《礼记·祭法》、《大传》之说质于上前，益语塞。时有陈大中至正之论者，以元祐、绍圣均为有失。鲁公称上命，命公推此意为诏，明谕天下。公见上言：「陛下欲建皇极，以消弭朋党，须先分君子小人，赏善罚恶，不可偏废」。开说甚至。已而诏自中出，上命鲁公适视草禁中，因举数事为戒，所谓休息百姓，总核庶工，甄叙材良，敦奖正直，澄清风俗，振肃纪纲。退与鲁公言，未尝不丁宁反复以此也。本朝学士弟草兄制惟韩氏与公，无他比也，士论荣之。而公独以满盈为惧，力祈补外，章三上，三请对，引祖宗朝学士许避亲嫌故事，期于必得。上面谕曰：「朕初即位，首召用卿，岂可遽求出也」？除龙图阁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修撰《哲宗实录》，仍侍读如故。恳辞逾月，不受命，请郡益确。上封还乞外奏，乃出称谢，然犹申前请，上固彊之，故退而奏诏。朝廷更茶法，内侍阎守勤主之，公谓与民争利，不可为。是时守勤方用事，势倾中外，非守义弗渝，无敢忤其意也。元年，太史复奏，四月朔太阳当蚀，公请对，言：「今连年日蚀，皆在正月岁旦之夕，赤气亘天，变不虚生，必有所自」。因陈天人精祲之说，至诚恳激，言发涕下。退，力请外，得知陈州，徙知太原府、充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公奏：「西事素非所习，且臣兄布尝与措置，议论之际不无妨嫌」。力辞不赴，改知南京。公前自陈徙宋，遗爱未远，是行，稚耋送迎交于境上，宋人闻公再来，欢动城邑。徙知扬州兼淮南东路兵马钤辖，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抚使。会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义不独全，请与俱贬，言者继之，落龙图阁学士，谪知和州，道除舒州灵仙观，时崇宁元年七月也。鲁公已罢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诵言排公，乃言元符末有外臣上书议及宫禁，因疏大臣数人尝有是议，而窜公名其间，坐夺两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异趣者千馀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诏，贬濮州团练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门不与人接，日阅书数卷而已。室内仅容一榻，坐卧其中，若将终身焉。人不堪其忧，而公处之裕如也。手诏左迁官例许内徙，移公台州，鲁公亦自衡徙舒，会于途中。未及徙所，又例还爵秩，授公散郎，与鲁公还居润州里第，戴白相从，人所歆慕。岁馀，二公同时寝疾，公遽命诸子以生不及养太师，殁必返葬其墓下。自是旬日，语不及家事。鲁公薨，翼日公亦不起，实大观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累勋上护军，封曲阜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八宝恩追复朝请郎，后再以恩复朝请大夫、集贤殿修撰。公天资仁厚，而刚大之气睟然见于颜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即之则温然可亲，不问知其为盛德君子也。与人交，无远近疏戚之间，不为虚词饰貌，一以诚意。引掖后进惟恐不及，一经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学，于六经百氏之书无所不究，含英茹实，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摭其华，雕绘组织，为辞章而已。经纶之业，盖其素所蕴积也。故其在朝，则以论思之责为己任；出藩于外，则所至有成绩。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数计。至其受代，则民挽留之，圮道阖门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类不可悉数。然在公为不足道，故略而不载。平居于物无所嗜，惟藏书万馀卷，手自雠校，终老不倦。穷探博取，无所遗忘。虽外国山川道里远近夷险，无不洞悉。与辽使语，道其委曲，皆大惊服。及自朐山还朝，某官某送伴辽使，使者语某曰：「昨朝会日执某事者，非曾舍人耶？吾闻其名久矣」。其为夷狄钦慕如此。家素贫，未尝屑意有无，而以字孤振乏为急。由布衣以至处显，视其居处被服饮食无少异。殁之日，陈无新衣，荐无完衾帷，器用敝恶，阖门千指无所归。闻其风者，虽庸夫贱隶，皆叹息为之泣下。诸孤卜以二年十一月葬公于南丰县世贤乡梅潭之原，遵治命也。曾祖讳仁旺，累赠太师、沂国公。曾祖妣陈氏，楚国太夫人。祖讳致尧，尚书户部郎中、直史馆，赠太师、密国公。祖妣黄氏，赵国太夫人。考讳易占，太常博士，赠太师、鲁国公。妣周氏，周国太夫人；吴氏，吴国太夫人；朱氏，鲁国太夫人。娶强氏，累封和义郡君，尚书祠部郎中、三司户部判官讳至之女也。有贤行，能宜家。有子八人：长曰绲，通直郎、知扬州天长县丞事。次曰纵，承事郎、监太平州芜湖县酒税务。绚，宣义郎、监兖州东岳庙。统，将仕郎、监应天府柘城县税务。緎，将仕郎、监睦州酒税务。纬，承务郎、权知泗州招信县丞事。续、纁，举进士。女四人：长适宣德郎王律，次适宣义郎刘𫢝，二尚幼。孙男二十人：悰、恪、慥、悦、怀、悟、愔、悌、恂、愖、怡、恢、旨、恽、惠、忳、惔、懔、懙、憺。孙女六人。公以文学擅名，自结主知，朝廷每脩一书，必以公为选首。自仁宗至哲宗四朝大典，公悉与焉。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议十二卷、《迩英殿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内制集》五卷、《尚书讲议》八卷、《曾氏谱图》一卷。公殁逾二十年，今天子即位，尽还元祐贬死人官职，复公龙图阁学士。绍兴二年，赐谥文昭。公久在论思之职，参订国论，献替为多。兵火之馀，朝廷载籍焚灭殆尽，虽至言显行著在天下，然日月逝矣，恐浸久或失其传，故掇其大节而详著之，以备异日史氏采录焉。

仁宗皇帝庆历四年，诏书下取士教养之令三事，其一曰立学。郡县之吏顿首奉诏，庠序并兴，而曹实近藩，久之缺然。皇祐中钱明逸为州，始以令从事，学成郡之东南隅，其事具钱公所记语中。及熙宁初，以经考士，立教授官，事益众多，而此学不以时缮治，岁月披靡浸陋，至不可支，来者徘徊引去。学以状言州，州言监司，累章数十，莫肯应者。元祐三年，转运判官张公景先以钱二十八万畀州，使新之，转运副使胡公宗回益给二十万，州选属官纲纪葺事。以故址卑下，雨辄注室中，则尽撤屋，隐以瓦甓，增崇三尺有奇。度屋以寻，其崇不能二寻，深亦如之，则五分其崇，深而益一。故门在西北，由大衢益折而南，如入狭中，则庙前翼张两门，门有巷以达于衢后。庖在东，与学官比舍，廪廥顾在其后，则改卜于西宽饶下地，车重易至，涤濯出焉。惟庙及两堂可以因旧，则苴补涂雘之，其弗可者辄更之如此。先是，召人计之，直百万，因怠者数矣。会王公子韶、韩公宗古皆以儒馆久次，相踵为郡，下车揽政，以学为急，而所选属官与学生之执事者，通事务，有心计，商略调度，转材储货，新故相足，物物经意。役徒虽髡钳胥靡，然剧易番休，饮食丰浃，勤者别赏以金钱，无不毕日而作。故财力虽薄，而功遂倍。或言大姓子出入学舍，宜有助者，众谢不然，曰：「徒扰之耳，无益也」。一毫不干人，人亦不知。凡为费四十八万。踰三时而学成，周以重阶，袤为两序，中奠庙室，环列生舍。夏有夹窗，冬则重箔。会讲说于横经，决疑难于主善。礼器之藏，经籍之府，宾客之次，炀爨委积，诸所宜有，皆备无缺。又裒美材，构亭沼上，瀹沼而疏之，艺木以为阴，气象肃远，得閒燕之胜。明年春，释奠于庙，用币，庭宇明邃，仪物大称，登降兴复之节不加旧而肃敬自新，靡不感劝。已而序宾席齿，饮食堂上，献酬拜揖，礼成而罢。退就次舍，弦歌读诵，于于愉愉，以学为乐，诚不知暴慢鄙倍之心安自而起。所谓为善易，为不善难，于是乎在。乡人长老乃始太息出涕，曰：「生无益于县官，而所以教毓成就其子弟，至深甚厚，不有纪刻，何以示不忘」？某备员学官，虽微人言，固愿列之。按曹地房心之分野，尧作成阳，舜渔雷泽，皆在其地。而沟浍之润接乎洙泗，粤有圣人之遗风焉。故史家称其人重厚多君子，好稼穑，以致畜藏。然他日号为事剧，选将必以精急趣办，而其人亦习为懻忮，以抵法禁。痛乎，风俗之所移，岂其本然哉！昔文翁化蜀，学者至比齐鲁；朱博大改齐俗，则礼节如楚赵。匹夫自行其志，为效如此，况以天子诏令劝学教士于圣人风化之地，又王城百里而近者乎！往时济阴之士盖有授徒数千，如曹伯山者；定著六经之文，如张子俊者；远人从学，执经垄畔，如孙仲彧者。后来人物辈出，不减前日，其以位显者，人人能言之，不复论著。其馀学行自励，尚多有之，世未之闻尔。今学成士萃，礼行一乡，此固学士大夫知名之时。勉之哉，何遽不如二三子者！某虽且终更而去，异时过境而问，庶几亲以身见之，惟日望之。元祐四年二月一日记。

古者名山大川在中国者多雄尊浩荡，颁于祠官，天子巡狩望秩，为民祈福而已。荆之衡岳犹以为远，自有熊氏已祀灊、霍，况其他乎？当是时，上既不求远略，下亦安其常居，虽有黄老之言，何自而入？深山穷谷稀奇绝特之观，谁实顾之？及周穆王车辙马迹驰骛乎八荒，中天之台，瑶池之宴，浸传于世。秦皇、汉武忻然慕之，由是有为黄老之学者转而为方士之术，负策抵掌，顺风而至，羡门、安期之说兴，徐福、少君之诈作。当是时，上虽信之，其徒未盛于下也。及乎土宇日广，生齿日众，遐方僻地列置郡县，王乔、蓟子训、左慈辈又争以神怪风动四方。于此时也，岂特人主向之，所谓四民往往从之者众。众必有所聚，既不能安处于市廛，则搜奇择胜，梯崖架险，设坛场，立室庐，茹芝鍊丹于人迹不至之地。一嵓洞之幽，一川谷之秀，殆将无所遁其形。宫观遂遍天下，而尤盛于东南。此积习之势然，非今昔之理异也。彼所谓清都帝居十洲三岛，既茫昧不可考，而洞天福地载之传记，有可□言者。距临江军四十里，山曰阁皂，盖福地之第三十三也。自汉末张道陵、葛玄、丁令威皆有坛井，故《寰宇记》以为神仙之馆。旧隶吉州新淦县，逮临江析军，乃属清江。山形如阁，山色如皂，以是得名。初置灵山，煨于隋烬，至唐道士程信然掘地得玉石像尺馀，覆以铁钟，创草堂居之。先天元年，孙道冲始为台殿，因山名观。咸通大火，玉像仅存，杨荐父子次第葺之。江南李氏改名玄都，本朝避圣祖讳又改景德。天禧庚申、熙宁丙辰，再焚再葺，政和八年始赐号崇真宫。前对灵云峰，后倚东西两山，皆有坛。其东葛也，其西张也。水出宫后，名葛憩源，凡半里馀，声响潜行石间。大抵葛仙遗迹为多，故崇宁间封冲应真人，告命在焉。北有令威观，基合而为一久矣。入门即御书阁十一楹，藏颐陵赐书百一十八幅，章圣封泰山芝草二本，《皇祐新乐图》一卷，绍兴宸翰十轴。阁后设传箓坛，盖法许授箓者惟金陵之茅山，信州之龙虎，与此为三。徽宗朝给「元始万神」铜印，至今用之。次曰金阙寥阳殿，曰昊天殿，曰正一堂，曰靖应堂。其东曰祖师殿，曰藏殿。最后玉像阁五间，其崇五丈，雄杰冠于一宫。凡殿宇皆翼以修廊，道士数百人环居其外，争占形胜、治厅馆。总为屋千五百间，江湖宫观未有盛于斯者，士大夫川浮陆走，无不迂途而至。乾道癸巳，予亦至焉，读广明许元真、咸平张贺、熙宁双渐、阳申、元祐张商英诸碑，虽随事登载，辞颇异同。如以铁钟为开皇旧物，视其款识则咸通十三年所铸也。玉像有三，其一凭几而坐，二人跣足立侍，亦与所书不合。于是主者李汉清、王永成、王次鼎俱以宫记为请，予诺之而未暇。今管辖王自正、知宫邹时亿、副刘惟允、度师陈处和恳请益坚。予谓易观为宫殆且百年，此而不记，阙孰甚焉，乃会萃众说，详考初终，使好事者知自昔道家者流凡三变而其教成，此宫因地之利历千年而其制备，庶几有考焉。若夫叙胜概曰靖虚，则有前代孙偓、李洞、宋齐丘、沈彬、孟宾于、徐铉、陶弼之留题，近世道士张景先、陈孟阳、陈彦举、黄常吉之诗集传于山中，此不复云（《平园续稿》卷四○。又见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五，道光《清江县志》卷二三。）。

中天：原倒，据傅校本乙。按中天之台见《列子·周穆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