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讳纯仁，字尧夫。幼警悟，五岁知读书，八岁从群儿戏，能以其所授书为之讲说，正席环侍，剖析有理，文正奇之。十一遭楚国丧，哀毁如成人。文正仕渐显，一时知名士多所延揖，如孙复、石介、胡旦、李觏辈，率命公从之游。乃博通群书，为文无有长语，切于语事。文正曰：「是必能世吾家」。以文正恩，起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进士及第，知常州武进县，辞不行，改许州长葛，复辞。文正曰：「彼远固有名，此才数舍尔，何辞焉」？公曰：「本不欲去亲侧，远近非所恤也」。文正薨，家贫无归，借官屋以居，仅芘风雨。长兄早得心疾，不省事，门内几百口，公实主之。人不堪其忧，而上下无一言之异。服除，始就仕。贾昌朝守大名，辟公掌安抚司机宜文字。公曰：「方北道多事时，彼将以我为助，义不当免，其如吾兄相与为命何」！人固彊之，曰：「偕行何妨耶」？公曰：「兄之疾一作，则数人不能制。未论官守，不得专在侧，此去隔大河，万一中流疾作，则我必与之俱溺矣」。再辞，遂已。宋庠荐公堪馆职，召试学士院，公以兄疾辞。再召，又辞，卒不赴。以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县。民不知蚕，公曰：「是可缓耶」？乃课民种桑，后纺织比他郡为多。既去，思公不已，至名其地为著作林。签书许州观察判官事。会昌朝守许，事无巨细，待公而后决。知开封府贾黯辟公知襄邑县。凡隶官屋舍，无一椽不更，而民不知劳。县有牧地，卫士岁牧马，率纵之，坏民田，前此莫之禁。或诉于公，即捕而杖之。主校抗声曰：「令敢尔耶」？遽白其事，诏劾公甚急，公曰：「卫士非令所当杖，然民吾子也，又兵实资田以养，安忍坐视其抑哉」？亟自列以上，寻报免。令遂兼领牧地，盖自公始。天久不雨，下将艰食，公命贾贩者辍他货，一意积粟，而告之曰：「异时之出，吾当为尔宰」。果如其计，赖以全活者甚众，利及旁境。大兴学校，号舍饮食，毕自区处，来学者益盛。比自公湖外归，邑人夹道焚香罗拜，逆挽公舟，唯恐其过之速也，距公去四十馀年矣。擢河南东路转运判官，召为殿中侍御史，未拜，迁侍御史、知制诰。钱公辅缴词头，责滁州团练使，公言：「此其职事也，言虽有过，情则无他。陛下近诏求直言，而侍臣未闻有所献，得非以公辅为戒耶」？又言：「自公辅贬谪以来，朝廷除授宁免失当？臣下不敢言，亏损圣德，无甚于此」。京师大水，公请诏侍从官各上封事，指陈时政阙失，馀官依次转对如故事。又乞罢秋宴，以承天戒。时更定江淮、荆湖、福建路盐法，公请并依两浙法减价，并下三司别定私贩之令。又言日近杂学士、待制修撰太冗，宜立定员数。又乞为颍王、东阳郡王择保傅。又言岁上辛祀天南郊，致斋日当圣寿节，乞上寿不用乐，以明克己奉天之意。有诏两制依典礼议濮安懿王称号，封册已定，而政府议不同，复有诏权罢。公谓同列曰：「此大事也，不可不辩，盖将有甚者焉」。乃上疏曰：「陛下昨受仁宗诏命，亲许为仁宗之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以至纂承大统，天下以陛下为仁宗之子，与前代入继之主，事体不同，愿以大公断之」。特降诏旨恭依两制所定。相次果议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公又疏曰：「仁宗当盛年，立陛下为子，皇太后不避六宫之怨，力赞先帝，保育陛下，是皆欲陛下继统承祧，一意大业。不期陛下率然建为此议，上则违先帝之意，中则伤太后之心，下则失天下之望」。又奏：「欧阳脩首开邪说，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请寘于理」。累上章未报，公遂缴纳告身，居家待罪。皇太后俄出手书，申追尊殊号之议，寻降敕命奉行。公言：「此事始因中书之谋，陛下谦慎未行。闻太后曾下手书，切责政府，因此权罢。始末不同，天下将何以取信？此必权臣欲为非常之事，假母后之命以行其志，或乃出于逼胁。愿察臣言，凡系濮王典礼，陛下自可择而行之，何必以母后为说」？既而促公供职，公言：「太后与政府大臣并受先帝顾托，言犹在耳，永昭陵土犹未乾，岂遂忘而弗顾」？再有旨起公，公言：「臣不能早悟陛下，罪益深重，岂可复居言路？臣之心有死无二」。又中书劄子督迫公出，公乃录前后未降出凡九章回申，又申御史台，殊号之议遂止。公犹未已，乃出公通判安州，移知蕲州，改京西提点刑狱。未到，移陕西。未到，权陕西转运副使。未到，权京西转运使，复移陕西。召对，神宗问公曰：「卿在陕西久，必精练边事，城郭甲兵粮储如何」？公对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粮储粗备」。上愕然曰：「卿才如此，朕所倚赖，而职事皆言『粗』，何也」？公曰：「粗者未精之辞，然如是足矣。臣愿陛下无留意边事。陛下若留意边事，则边臣观望，要功生事，结衅夷狄，残害生灵，耗竭财用，縻费赏爵。不唯目前之害，又将贻他时意外之忧，愿陛下深留圣虑」。公又奏：「王安石变更法度，物议沸腾，人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上曰：「何谓不见之怨」？公曰：「杜牧所谓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此不见之怨也」。上曰：「卿才如此，善论事宜，为朕条陈古今治乱，可以为鉴戒者以闻」。公遂作《尚书解》以进：「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陛下深究而行之」。除尚书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公辞不允。边帅种谔坐擅兴，谪湖外，俄除秦州都监。公言：「朝廷既许夏人纳款，及谓取绥州非本意，今便令谔处边任，不唯致夷狄疑阻，亦无以戒励沿边生事之臣」。又乞催促赍夏国封册诏书，使人进发，所贵朝廷恩数速达异国，而疆埸早得宁静。进集贤院、同脩起居注。公五上章辞，不允，乃促公受敕。公既不获免，益思所以为报。公尝谓人主之势既重，而又堂陛阻绝，非开广聪明，则下情无由周察。顷虽有言，止缘一时之事，事过即已。今须推而行之，以防壅蔽。乃上疏言：「两府之下则有侍从官，实古九卿之职，是宜朝夕论思，同国休戚。今则只将主判司存便为己之职事，宠亚四辅，报同庶僚。人情既习因循，朝廷不知考核，或有时政得失，唯能退有后言，处之不惭，仅同胡越。愿降诏督责，凡朝廷阙失，并须论列」。其所上章疏，付政府诠定，量加赏罚。时上新即位，躬亲庶政，公言：「尽心所务，督察细事者，有司之职；经国阜民，选贤任官者，宰相之职；容载如天地，广大如江河，巍巍荡荡，无得而名者，王者之德。愿陛下潜晦颐养，择相而任，广听纳，察迩言，使愚智效力，上下尽心，自然端拱垂衣，太平可致」。又言：「近日御前拣退年老将校，皆是久历艰辛，累岁戍边守之人。既因对御选择，将来殿前马步军司便为永例，此军政也，不可不察。望于其间取稍堪部率者，改隶已次军分，以示人主隐恤知难之意」。知秦州孙永以守边失策，诏以李师中为代，公言：「帅臣尤须久任，方能练习事。若屡更则难责其效，而又百事从而变易，兵民无不烦扰。兼永忠谨镇静，师中任术躁动，不若责永后效，依旧在任」。又请用庆历中故事，增置谏官，以广言路。又请重定县令考课之法，以防滥奏。神宗切于求治，臣下多自疏远召对，延访得失。公言：「小人之言，闻之似可采，行之必有累。盖其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急于奋身，不思害国，愿加深察」。又言：「走马承受妄有论奏，动摇帅臣，过索承奉，其言不可轻信」。又请宣谕执政，如有妄奏边事及曾惹引生事之人，不得与边任。又请委监司体量走马承受，不得于条约外妄陈边事及言人长短。其所入文字，乞降出公行。京东转运使陈汝羲进羡财，及以官绵折还和买绢价，荆湖北路孔延之进纳入官，本户不充则令三四户共买一官。公请重行贬谪，以戒聚敛辱国之臣。富弼再相，辄辞疾，家居谢客，屡诏不起。公言：「弼起布衣，仁宗擢为宰相，先帝暨陛下倚为旧德，四方士民以为贤臣。弼当自任天下之重，而尽陈其所欲为。而乃恤己深于恤物，忧疾过于忧邦，致主处身，向背失宜。弼与先臣最厚，臣待罪谏垣，不敢通私谒，以致忠告。愿陛下宣示此奏，使弼循省，以供厥职」。又奏：「唐则天以僭窃之政，务求多士，以收人心，广令臣下，举荐兼人，亦得自举。选任虽冗，然犹多得人材。故姚崇、宋璟相继时出，开元之治，实有赖焉。愿诏内外之臣各举所知，以备选任」。御史中丞吕诲以言事降黜，公言：「诲，正人也，愿留之左右，以劝忠良」。又奏：「臣前此面奉德音，令臣具陕西利害，今列十事以进。一、于邠宁二州移置帅事。二、择帅府通判，令兼经略判官，专董粮草。三、罢监牧，以其田为营田。四、委帅臣监司裁省冗占官兵。五、新城中武艺人于近里州军差使，候有警急，旋行勾抽。六、沿边次边乡村酒场，月课不满二万贯者，并停闭城寨酒课，不务增羡。七、通解盐茶马于转运司。八、依秦汉军功爵级置散官及牙校名品，募人入粟，以实边备。九、沿边置榷场，以茶并杂货博易，仍通入解盐额。十、陕、解、虢、绛四州，岁差夫采斫黄河梢木，并以官钱收买」。神宗一日谓公曰：「取士之法不均，行之虽久，不能无遗才」。命公条其利害，公曰：「祖宗以进士一科为盛，公卿以降，多此涂出。然所举之业，东南、川陕之士最工。至礼部只合西北而考之，故东南、川陕多得而西北少。设欲明示区别，不无寄贯巧伪之弊。愿诏郡邑严养士之法，每下诏责长吏与学官取本贯及曾入学满二百日有行者，于解额中分三分之一送至礼部，则别为特举一科，只试论经义，明记路分，考校优，立所取之数，至御前赐第亦如之。若是则均矣」。又乞诏政府、台省、馆阁、经筵、监司并数路参取，无拘有无出身。著作佐郎章辟光请岐王出居外第，公言：「亲王居外，自有故事，岂容小臣辄生间言？万一岐王闻之，不安其处，则伤陛下友爱。防微杜渐，不可不察」。三司判官张靖论陕西转运使薛向博买盐马不实事，诏靖就劾，而向已前知矣，兑换藏匿，唯意所任。靖至，而欺罔之迹已不可得，靖反坐谪，向迁发运使。公上疏极论：「赏罚之失，致天下疑。陛下责君子太重，奖小人太深。靖许风闻言事即坐左迁，向违法罔上骤加进用。向在陕七八年，靖一旦体量，不能尽见虚实。责君子太重则忠臣难立，奖小人太深则奸邪易滋。微臣耻枉尺直寻，陛下不可启宠纳侮。望追还二人之命，以正赏罚」。又言：「陛下但爱向小有才，可备驱使，其诈佞不足深虑。此臣所以竭力陈论，死而后已。兼臣在陕西，亲见其奸，不独坏法，民实被害。上有大臣主张，下有小人鼓誉。众虽深疾，在陛下无由得闻。今又被旨体量之人遽先坐谪，而小人奖用益深，复使均输六路，则必增其奸计巧于前日。且复人人以靖为戒，谁复有言？是纵裴延龄之诈妄，极皇甫镈之诛求，为朝廷敛怨害民，使陛下财聚人散」。又言：「臣曾奉德音，欲脩先王助补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输之法，而使小人为之，必将剖割生灵，敛怨基祸。盖是中书不合差除，致累陛下圣德」。章十馀上，展转详尽，其意欲人主之必听也。是时王安石初秉政，置三司条例司，兴青苗、助役法，分遣专使诣诸路搜抉遗利，将尽变祖宗法度，同己者进，异己者逐。富弼、赵抃、唐介日交论于上前，或以疾辞，或以事去，或以至发疽而死。司马光、吕诲、范镇章疏论辨，每进对亦必极口指陈，中外纷然。公曰：「君子信而后谏，未信以为谤己，姑取必于听纳而已。逆耳之言可遽效耶？不若驯至于深切，则庶能售」。以故公自陕西召对，因事以及安石者，无一疏不反复开晓。至论薛向均输，则渐至于深切。于是上疏言：「臣自到谏垣，方见陛下进用王安石，与士大夫相庆，以谓儒者得用，必赞陛下行尧舜三代之政，脩己安人之务。今安石台官，天子耳目，将使警察百辟，以防侥倖。今琦等一言柄臣，便蒙降黜。况在廷大半趋附，陛下更以法令驱之，使畏大臣，则其势将无不至。然而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以急求，积弊不可以顿革。所以景帝削七国之地而晁错戮，东汉疾横议而党锢兴。宋襄公急于求霸而致丧师，唐文宗急于除奸而训注祸作。故帝王之图治，必显仁藏用，人材以长育而成，功德以积累而大。通其变使人不倦，神其化使人不知，无为而天下自安矣」。又疏：「六路均输为害，借《周官》赊敛理市之法，谓可以夺，兼并百物，其实乃商贾贱买贵卖渔夺之术。久之不免抑配民间，邀求羡息，罔上毒下，有伤盛德。盖上率下以俭，上化下以勤。上下勤俭，则自然公私有馀矣。愿速诏罢之」。公以数言事未见听，因见上自陈曰：「臣言可用，愿加采纳。臣言不可用，愿罢臣言职，重行贬窜」。上曰：「官家留卿，不可求去」。公曰：「臣为言事官，言不信于陛下，虽圣恩隆厚，臣愈难当」。遂居家待罪，上察公不可彊，乃罢公谏职，移公管勾国子监。公求去愈坚，执政密遣人谓公曰：「议除知制诰，可出视事」。公曰：「斯言何为至哉？得用过于得美官，如不用，万钟非所愿也」。又再乞早赐责降，不从。公言多激切，神宗每优容，而所上章疏未尝降出，左右近臣亦不得而知，盖防执政之或闻也。而公每宣乞付中书、枢密院施行。至是公尽录前后章疏申中书，安石见之怒甚，携以告上曰：「范某狂妄如此，不可不重贬」。上曰：「范某无罪」。安石争不已，上久之乃曰：「与一善地」。遂以公知河中府。盖方用安石，故屈公，令少避也。未几，移成都府路转运使。安石憾不能释。而谓新法行之民间多不便，公盖尽论，仍戒州县不得遽行以待报。安石愈怒，命其客李元瑜为提举常平官，且伺察公，将遂害之。钩索捃摭，无所不尽，卒亦无所得。公竟坐谢景初、李杲卿游宴事，为失觉察，降知和州，移邢州。未到，进龙图阁，权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知庆州。因入觐，神宗见公，喜曰：「卿父在庆有威名，卿今继之，可谓世职也」。公谢曰：「臣不肖，何足继先臣」！又问曰：「卿兵法必精」。公对曰：「臣儒家，未尝学兵」。上曰：「卿久随侍在陕西，必熟边事」。公对曰：「先臣守边时臣尚幼，不复记忆。且今日事体恐不同」。公察上意，欲攘夷狄，开边境，徐对曰：「臣不才，陛下若使缮城垒，爱养百姓，不敢辞。开拓侵攘，愿别谋才帅」。因坚辞。上曰：「卿才何所不能，但不肯为朕悉心尔」。公对曰：「臣子之于君父，杀身且不避，岂有不尽心之理？但陛下所问，悉非臣所长，不敢上欺」。公又辞，上曰：「不可」。明日上谓韩绛曰：「范某论边事一何疏耶」？绛退而问公，公即以对上之语语绛。绛叹曰：「非我所及也」。上之谋，公、绛适与闻，故及之。庆大饥，道殣相枕籍。公到，遽发常平米赈贷。僚属愿请而后行，以避不用赦原之令。公曰：「报到则无及矣，当独任其责，何复累君等耶」？民遂苏复。敛殣为聚冢，已而惧无以继，忽蓬结实延袤原野，类粟而甘，食之可饱，境内以足。前此民谣曰：「饭来即饱」。方公命下，民相告曰：「范果来矣」。至是民德其祥，仍收所馀以实仓廪，益市耕牛谷种，分贷垦殖殆遍。雨旸随祷而应，岁大熟。或谤公赈发过多，全活不实。朝廷遣使按视，皆曰：「公实活我，其忍累公」？乃相与兼昼夜输还，使到已无所负。其穷核至发冢数骨，卒无所中。公知环州，种古执属羌为盗，奏流南方，过庆辄声冤。公以属吏果非盗，古乘间讼，公为挟情变狱。朝廷遣御史制勘狱急而情不可得，古反诬告，然朝廷终不舍公。会鄜延吕惠卿密奏公擅回宥州牒，坐是落职，知信阳军。方公召对，合四州之民无虑数万，遮道涕泣，挽公马，不得前。皆曰：「公擅回宥州牒而反坐狱，我生不如死」。至是有自投于河者。又有小儿数十号哭，以诗送公，西州至今传诵。移齐州，或谓公齐俗凶悍，轻为盗劫屠贩，治不峻急不能戢。公曰：「我宽乃性也，矫以猛则不能久，适取玩尔」。狱至不能容，公问其然，则皆不当系，不敢出。公曰：「不出奈何」？曰：「出则官所病也」。公曰：「终如是安乎」？曰：「姑待其瘐，用以除民害」。公曰：「是岂天理耶」？尽呼出立庭下，而令曰：「尔等害民紊官，莫不欲尔为瘐者。茍能自新，我将生尔」。皆叩头如令，后犯法者至减常岁之半，而狱几空。以连丧子，请宫祠，诏以公管勾西京留司御史台，再知河中府。保甲教阅甚严，非老弱不得在家。诸路专置官提举，督责按劾，耸动天下。公曰：「妨农无甚于此」。三上疏请辍其力，以应岁事之急。俟其隙，计日补之。遂乞计一岁应教之日，并就閒月馀日，令并归业，请著为令。又乞选武艺精熟人材可观者，以次选用，其颓堕者刺充军。录事参军宋儋年暴卒，公疑其非命。即遣子弟家人与后事，微得其遇毒，乃下吏，果如之。其谋琐细，悉如公所料。复直龙图阁，帅庆。哲宗即位，宣仁圣烈皇后权同听政，诏中外实封言事。公上疏，请凡在官，各陈本职事及所经历利害，无间远近；仍设科条，须随事具因革，亦可因之以识其人。时边事未宁，绝西夏岁赐之物，方议还其所赐，或以谓夏国困弱不足虑。公乃录光武《报臧宫马武诏书》上之，又引孟子「以大事小，可以保天下」之语为据，并谓邈川首领温溪心所言夏国大旱无苗、难集人马为不足信，务欲休兵息民。已而，夏人入贡极恭顺，然每顿市物过平日之数，谓恭顺为悔过，市物多为于我无疑间。公言：「恭顺非本情，多市物似不为频来计。恐于分画地界之际，阻兵胁盟，愿戒边臣益加严备」。迁天章阁待制，以兼侍讲召，道拜给事中，辞不允。公以谓：「人君当正心诚意，以仁为体，使邪僻浮薄之说无自而入。然后发号施令，为宗庙社稷之福，岂务章通句解，以资口舌之辨哉」？公每进讲，必反复开陈，期于人君可行而后已。于是司马光初相，将尽改熙宁、元丰以来法度，公闻而叹曰：「先帝励精求治，十九年间，寤寐尧舜三代之君，如旦暮相与䌷绎。但大臣用心太过，希合者不计可行与否，趋风迎意，私致先帝寤寐之求，旦暮之遇，转而之他。今特去其太甚者可矣。又须徐徐经理，乃为得计」。一时与光同者，多指公为好名。公闻而叹曰：「是又一王安石矣」。又曰：「差役一事尤不可暴，当择人付之，使之施行，以审利害，方可去取。然而不独此也，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法度无不便者」。既见光，光即以所上役书稿示公，公曰：「方欲有请也」。力陈不售，又作书告光曰：「此法熟议缓行则不扰，急行则疏略而扰。委非其人，其扰滋甚。公忍以扰，重毒吾民耶？大不类公所举，或已奏难回，则可先行一路，以观其究竟」。光不从，而持之益坚，公曰：「不从容尚有说，遽尔以益坚之请，是使人不得言尔。不言，人孰不能，亦可以赞公茍取容悦者。若果尔，何如少年合介甫以速富？安用彊颜于此，以媚公求合哉？公未可以我心至诚，便为民受其赐也，不胜忧惧」。光又欲进士得朝臣保任，乃许应举。公曰：「不可，此议已行，人不我同，则虚劳思虑，而失宰相体；若遂从，则众人莫如公者。正人退，而谄谀得乘其间。不独乘间，且将增饰以迎公意。推此以往，何所不至」？既而都堂召公计事，退而上言曰：「三省枢密院召臣议边事，臣已随问略对矣。欲降诏，则臣对以解仇释怨，罢兵息民；欲审察敌情，措置事机，则臣对以专委帅臣；欲弃地，则臣对以不可徒然便可与换易，陷蕃兵民。此安危所系，而执政所异同。计陛下深居九重，不易裁决。愿赐对上前，使得详尽」。上寻遣中使赐御膳及实封劄子问公曰：「夏人自升遐，累遣使入朝，外虽恭顺，中则未测。向日所得城寨，守之弃之，何者可久」？公对曰：「今闻夏人将到，请择押伴臣僚，使与推诚语，论圣政好生恶杀、舍己从人之德，以索其语。如其意在得地，则以换易谂之；如无说，则以此事付延州赵卨俟。其押生口至界上，乃迁入城寨居人，勾集虏到生口人，与地相交还。然后罢兵息民，以图无前之利。臣所以乞责之臣下者，虑其言不婉顺，有亏国体尔」。又奏乞依嘉祐敕，重定案问举首之法。又奏：「四方谳请大辟案，见依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诏书。臣窃校之，降诏以后，比旧断死者无虑数倍。罪疑惟轻，宁失不经。得失甚明，望委执政必决于上，而降除误奏之罪，则可无冤滥」。进吏部尚书，公再辞，未报，俄拜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有旨：诰命更不由门下省，径付外行下。时夏人在廷，上欲公遂任此责，而公与司马光联亲，虑光引嫌有言，稍稽入院也。公既辞，又指此为嫌，不允。公知上意所托，乃力陈前议，而同列或难之，持久不下。公偶移赐告，遂上疏具三策以献。以地易人，一也；留兰州定西城，二也；并塞门吴堡、义合二砦与之，三也。又乞还地之外，每送到一汉人，支绢十疋，以诱其利心，而人尽可得。章惇得罪去，父年九十岁，议与一便郡，已行矣，而言者遽止之。帘中宣谕三省，今后不得如此，似形责戒。公言：「置往咎而念其亲，与夫从谏不惑，皆陛下甚盛之德。然戒约之言，君臣之间，不免形迹。况二三大臣多是老于患难，进之犹恐不及，若更退之，不免顾避，自防翻怨，无所裨益，而偷合茍容之人进矣。又闻宣谕：『假令私家尊长有所怒，卑幼岂容宽解』？臣愚以为不然。人主之量如天地，岂得更有喜怒好恶？臣恐佞人谗间，以惑聪明」。乃引唐魏徵对太宗语：君臣一体，若有形迹，邦之兴丧，未可知也。公自以不次被遇，尤思所以为报事。虽非所与，必亦竭尽启沃。知邓州邓绾知扬州，言者指绾旧事，论斥甚急，公于帘前极论以为非，退又上疏言：「绾已经先朝责降，今来因人易地，岂可再有所贬」？三上章，反复开陈，期于必省。又言：「臣曾蒙差知襄州，因绾奏罢。今日之言，盖上惜朝廷事体，下以安人情反侧。尚恐进呈之际有所移易，不免再三冒渎」。上遣中使密赐批语，以谓：「当时希合者众，若人人而责，则事无穷已，似非安静之道。欲作一诏书，谕以更不行遣，当各安职业，令改过自新。如何？卿更具可否奏入」。公奏：「臣伏读批旨，不胜感叹，望只以此意付词臣润色，以成训诰之美」。学士院试馆职人苏轼草策题，言者论其引用不当，公言：「轼乃临文周虑不至，本非有罪，而闻言者不已。臣深恐万一施行，则相与论辨纷纭，不免上烦处画。望召言者，谕以朝廷置谏官，盖欲补阙失，辨邪正。人臣小过，本无邪心，不须深论。若其引咎求去，则云朝廷不欲以小事轻去言者」。有司议太皇太后册礼，依明肃皇后故事，御文德殿受。公乞不用此例，又言：「近日以久无雨，上心焦劳，群下利病宽恤殆遍。独禁军教阅主兵之官牵于赏罚，不复究察，颇闻嗟怨，有伤和气。望诏有司，并依祖宗故事，各量人力为石斗，察其偷墯而不系赏罚，则自然相济」。公在枢密，以进退人材，盖大臣之事，而地参丞弼，乃不得与闻，遂因旱上疏言：「古者多因菑异求访直言，所以宣导人情，以防壅蔽。陛下即位之初，所得应诏章疏，其中必有可采。愿选官置局，随宜行下」。公奏：「尚书六曹，诸路监司，多执文害事，以致冤无所诉，亦宜取索元案看详，求访边防利害，军民疾苦，务从宽恤」。韩维有旨与外任，公言：「维论议赏罚，直前尽心，未闻别有大过。遽然罢去，必有人谮毁，致误陛下。任贤不终，失进退大臣之节，乞追寝前命」。

五伯，桓、文为盛。然观其用兵，皆出于不得已。桓公帅诸侯以伐楚，次于陉而不进，以待楚人之变。楚使屈完如师，桓公陈诸侯之师，与之乘而观之。屈完见齐之盛，惧而求盟。诸侯之师成列而未试也，桓公退舍召陵，与之盟而去之。夫岂不能一战哉？知战之不必胜，而战胜之利不过服楚。全师之功，大于克敌。故以不战服楚而不吝也。晋文公以诸侯遇楚于城濮，楚人请战。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军吏皆谏，咎犯曰：「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师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杀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则文公之服楚亦与齐桓等，无战胜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战。此其所以全师保国无敌于诸侯者也。至宋襄公，国小德薄，而求诸侯，凌虐邾、郐之君，争郑以怒楚，兵败身死之不暇，虽窃伯者之名，而实非也。其后秦穆公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楚庄王克陈入郑，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风矣。然穆公听杞子之计，违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袭郑，覆师于殽，虽悔过自誓，列于《周书》，而不能东征诸夏以终成伯业。庄王使申舟聘齐，命无假道于宋。舟知必死，而王不听，宋人杀之。王闻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围之九月，与之盟而去之。虽号能服宋，然君子以为此不假道之师也。齐灵公、楚灵王之所为，王亦为之，而尚何以为伯乎？于乎！此二君者皆贤君也，兵一不义而几至于狼狈，不能与桓、文齿，而况其下者哉！

先君尝言：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称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乱，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盖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归。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为非，此固嫡庶争夺之祸所从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与桓公为身后之计，知诸子之必争，乃属世子于宋襄公。夫父子之间，至使他人与焉，智者盖至此乎？于乎，三归六嬖之害，溺于淫欲而不能自克，无已，则人乎！《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四方且犹顺之，而况于家人乎？《传》曰：「管仲病且死，桓公问谁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何如』？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刁何如』？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祸作」。夫世未尝无小人也，有君子以间之，则小人不能奋其智。《语》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岂必人人而诛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无以禦之，何益于事？内既不能治身，外复不能用人，举易世之忧而属之宋襄公，使祸既已成，而后宋人以干戈正之。于乎殆哉！昔先君之论云尔。

世之说曰文武异道，取守异宜，武夫策士可以进取，儒者可与守成。秦以用武而亡，宋襄公以用儒而败，故汉取以诈力，守以仁义，文武迭用，而各得其宜也。是不然。犹之于人也，有喜则有怒，可笑则可哭，未有喜而不怒，笑而不哭者也。喜怒同出于人，武文同出于道。譬之人焉，自本观之，手足耳目皆身也，言动视听皆用也；自末观之，则手足异号，耳目异便。而世以为异者，有见于末也。古之取天下者以身，其守之者亦以身，故君子修身而天下平，修身非以致天下而天下归之。林非慕鸟也，渊非召鱼也，而鱼鸟从之者，从其所也。古之人行之者，文王是也，而于《诗》见之。《周南》所以取也，《小雅》所以守也，而孔子著之以为法也。后之取天下者以兵。兵者，争而已矣。以诈胜诈，以力胜力，致其争也。至其尽敌则无所与争，而君臣相屠矣。故其语曰「兔死犬烹，鸟尽弓藏」，盖其所取者乃所以杀其身也。譬之于盗，足以致财而不足以为生，秦、汉是也。汤武之兵非取天下也，取有罪也。古之守者以天下计，故尧禅舜，舜禅禹，汤放桀，武王伐纣，周公居洛，曰有德易以兴，无德易以亡，岂为子孙计哉！其取之以天下，其守之以天下，故五霸迭兴，不得而私也。后之守者以子孙计，其得之以争，其守之也畏人之有争心也，故秦堕名城，销锋镝，杀豪杰，愚黔首以止争也。汉高祖曰「安得壮士守四方」，以禦争也。此其所以异也，私故也。故世以为异者，有见于后也。儒者难与虑始，可与守成，叔孙通之言也。通之佐汉而进群盗壮士，其学既不足于取，而天下既定，因时便事，作为朝会祭祀弁服之制，以为仁义守天下之具。孟子曰：「礼，节文仁义者也。礼以为节，仪以为文」。夫朝会祭祀弁服之制是仪也，礼之文也，岂仁义之实哉！则通之学又不足于守也。然而汉之所以持世而遗后者，其萧何之法乎，通何与焉！古之于仁义有四焉：由之者道也，无为而无不为，舜禹是也；为之者善也，好仁而恶不仁，汤武是也；假之者为人者也，不善其身而善其政，五霸是也；修之者为道者也，故曰「回心三月不违仁，其馀日月至焉而已矣」，七十子是也。汉之于仁义，非善其身也，善其政而已；非明于己也，有见于古而已。其不迨于五霸者，所谓政者未尽善，而所谓义者未尽明也，其假之而不至乎！宋襄公有亡国残民丧身之道，而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为仁，是不知务也。譬之于盗，寡取以为廉，忘其财之盗也。子鱼曰：「爱其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此仁人之言也，襄公何知焉！

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韩厥梦子舆谓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注：齐侯不知戎礼。）」。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将及华泉，骖絓于木而止。

右成二年。战欲杀敌，无问其人矣。而顷公自以不射其君子为有礼，用此败。执此与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同意。

天下之大患，莫大于不量力，而不量力之患，起于好高。今夫使人皆量力而无慕于贤己者，宜若怠惰而无志，而不知夫力之所受于天者，莫不有极，强任而过使之，则将有祸。呜呼！怠惰而无志，不犹愈于祸欤？吾知量力之不可废也。今夫天下之才，自匹夫以至圣人，其别无穷，然大要有三而已，上智、中人、下愚是也。昔者圣人之治天下，使民畏也，有不待刑；使人爱也，有不待赏。夫无刑赏而畏爱行焉，此天下之纯德也，夫惟圣人而后能之。而使中人之才，其为治也，去赏与刑，以求天下之畏爱，曰吾将学圣人也，则亦败而已矣。使量力而行之，治刑以明威，信赏以施爱，其谁曰不可？以为德不及于圣人耶，不犹愈于败乎？夫乌获之力至于举千钧，而弱者至不举一石，以一石之力而负千钧，则膂绝而死，此又天下之所知也。昔者郑国有灾，有劝子产使迁国者，子产曰：「吾不足以定迁矣」。夫迁国以免灾，与安坐以待不测之祸，二者孰利也？然子产知其力之不能及，则宁为安坐之计，姑求其力之所及者而行之，岂其心以为不能定迁，则其患将甚于安坐而待患欤？盖子产尝铸刑书，而叔向非之，子产卒行之也，彼以为议事以制不为刑辟者，非我之所能故也。予读书至此，未尝不窃叹古之君子其智虑深远而较利害也详，量分审力而不诱于天下之浮说，而深悲后世之说者。夫宋襄公之求诸侯，徐偃王之行仁义，卒无所就而败随之，而世之人遂悲仁义之不效，而予不知二人者，果能为文武之事者欤？非仁义之负二人，二人之负于仁义也。或曰：「天下之士不可好卑而务近，而量力之论不可以训」。呜呼！使无妄学圣人者，是岂使无学其德耶？吾恶夫无其德而僭其事者也。彼圣人之为圣，岂好高而为之哉？其中之所有，举而措之而已。使诚有其德，吾何爱圣人之事而不使为之哉？

先王之道，文所以立常，武所以禦变。为天下国家，不可一日而无文，故文为常。讨乱禦侮而后武事举，故武为变。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则其武也未尝去文故也。何以言之？盖是诗言「惠此南国」，又曰「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而终之以「王猷允塞」故也。惠则非以为罪也，「不留不处」则不伤财，三事就绪则不害民，而「王猷允塞」，所谓修文德以来之也。虽然，因以为戒者，武不可观故也。《大明》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故此先曰「赫赫」而次以「明明」，「赫赫」示之显，「明明」示之昭。兵事尚神密，而王之命将如此其明显者，盖将讨伐有罪，民各欲正己而已，安用密乎？既敬者，不敢慢；既戒者，不敢忽也。以宣王中兴之君，而皇父贤才之将，而征蕞尔之徐土，而其重慎如此者，盖「兵，凶器；战，危事」也，容可忽乎？王明显以命之者，道也；臣重慎以临之者，法也。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宣王中兴如斯。而「王奋厥武，如震如怒」，则未尝震，未尝怒也，如震如怒而已。何则？兵不以怒战，以怒战者，所谓不胜其愤者也。「如雷如霆」，「如震如怒」，而后进「虎臣」，所谓先声后实也。吾阵至于淮濆，则敌逼于水矣，此所以能执丑虏者也。「如飞如翰」，管子所谓有飞鸟之举也。「如江如汉」，积水也。「如山之苞」，固也。「如川之流」，顺也。是诗之所陈，盖先王之时用兵之法，以战以守，可以概见。「不留不处」，尚神速，贵省费也。「王舒保作」，舒者，所谓不竭士力以逐利也；保者，军行必依水草丘陵，所以为固也。「徐方绎骚」，而后进「虎臣」击其乱也。「铺敦淮濆」，则乘地利也。「王旅啴啴」，所谓以逸待劳也。有飞鸟之举者，善超高也；有积水之洋者，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营垒也；顺「如川之流」，行部伍也。「绵绵」为弱外，诱敌也；「翼翼」为饬内，谨法也。先王之用兵，虽动以仁义，然行之有法，驭之有术，不为小仁末义以陷人于死，盖明耻教战，务以胜敌。而宋襄公以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为君子之所笑也。

提金鼓，总军师，喑呜叱咤，以示威武，僄悍贼祸，惟在杀戮，如是而为将耶，是王剪、白起之徒，舆尸血刃，以草菅视其民者也，其为将则暴矣。惟务招怀，曾无制禦，抚妪姑息，不忍一物之伤，规规屑屑于私恩小惠，如是而为将耶，是宋襄公之小仁，成安君之懦计。始欲保民，而卒为敌人所乘者，其为将则失之弱矣。失于暴则残贼而少恩，非仁也。失于弱，则委靡而不振，非义也。古之善为将者异乎此。仗忠义之节，负英果之气，武足以定乱，而不扰乎物，勇足以胜敌，而不烦乎民，严而不暴，威而不猛，其终归于安社稷，保人民为事，则义矣，而有仁焉。仁虽足以怀柔，而敌人莫敢犯。志虽在于招纳，而奸雄无所容，终于伐叛诛恶，奋疾如鹰隼之击，则仁矣，而有义焉。后之人得是道而功名赫然见于世者，其唐之李良器乎？史臣所以称为仁义将者，固不妄矣。唐当德宗之世，天下可谓多故矣。朱泚以泾原叛，卒窃据京师，乘舆出狩奉天。当是时，李怀光则虎视于咸阳，李希烈则鸱张于宣武，魏少游则狼顾于淮南，王武俊则蚁聚于真定，朱滔桀傲于范阳，李纳睥睨于山东，田悦跳梁于魏博，李楚琳跋扈于凤翔。叛帅悍将，所在有之，所以为朝廷用者，惟上党李抱真、河东马燧、与夫韩游瑰，戴休颜数人而已。然皆错愕眙骇，莫敢先发，则其事可谓急矣，其势可谓危矣。惟李晟毅然特立，奋不顾难，提孤军横贯贼锋，内无积赀，外无输粮，其所恃以胜敌者，特区区忠谊耳。故英贤感慨而乐为之死，士卒雪涕而乐用其命，遂至逐朱泚，毙令言，荡夷凶憝，克清宫阙，若有馀勇，不亦义乎？及师入长安，而市不易廛，宗庙不震，远坊之人，宿夕方知，不亦仁乎？夫总军旅之众，举杀伐之威，诛暴讨奸，而民皆按堵，非仁而何？保全所居之人，而不失乎元恶大憝，非义而何？且用众而不哗，伐国而有礼，以寡胜众，以德保民者，惟三王之师能之。晟以孤军之寡，而胜朱泚十万之众，则与尚父牧野之战何异乎？师入长安而人不识旗鼓，则与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何殊乎？军既胜，而先表著节不屈者，则得先王轼闾表墓之义矣。诛其元恶，而胁污诖误一切释而不问，则得先王胁从罔治之意矣。诸将之兵，多肆掳掠，而惟晟军樵苏无所犯。及师入长安，分慰居人而秋毫无所扰，则其武得先王安民和众之义矣。故当时群臣亦称其三代行师不能加之，而史臣亦谓其三王之佐无进其能，果其为仁义将也，岂诬我哉！虽然，马燧、浑瑊，亦当时之名将也，平泚之功，不出于二子，而独成于晟者，何哉？盖二子虽各负猛志，而才智谋略实不逮于李。夫仁义者，德也，才智谋略者，术也。以其至善之术，而辅成其至善之德，斯可矣。窃观李良器裁处三军，实有不穷之奇。当奉天之难，常以天子暴露为念，言辄流涕，则忠谊足以感人矣。请驻跸梁益，以系天下望，则其谋可谓有主矣。先击苑中，以披贼之腹心，徙屯东渭，以防贼之吞并，则其智足以见机矣。秉义挺忠，而志不可夺，身系安危，而气不少衰，则其勇足以无敌矣。斥荧惑之退舍，则知其善于达权。与下同苦，而士无携怨，则知其善于用众。其才智谋略，卓然见于所为者如此。此所以辅成仁义，而为三王之佐欤！乃若马燧、浑瑊，则不能及此也。力能得田悦而不取，结赞不可信而辄信之，故河北之盗卒不臣，而平凉大臣奔辱，皆燧之所致。及浑瑊则不能料结赞之诈，但以如诏为恭，又无足取彼，安能为晟所为而成其仁义哉？非特此也，观晟之在朝，蹇蹇以尽大臣之节，常慨然慕魏郑公之直言，有致君尧舜之志，而深诮李叔度之失辞，则究其所存，欲置天下于仁义者。惜乎居无事时，为谗人所间，不克施其一二，使夫仁义之功止见于行军用师之际，是亦不幸也。呜呼！以愚考之，晟也诚异乎武夫矣。

夫天下是非存亡有当于理，不幸言非其人，后世遂并其说废之而不察者，苏秦是也。春秋之后，诸侯相兼，一变而为战国。战国之别六：韩、赵、魏者，晋之所分，而齐、楚、燕，则其旧国也。方春秋时，齐小白始伯，孔子书于《春秋》，不少假焉，至与其弟子从容论管仲，则曰：齐小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则小白、管仲之功，吾先君子岂少之哉！小白没，宋襄公图伯，欲假仁义行之，而不成，鹿上之盟固已贬矣。而晋重耳复兴，战城濮，会践土，遂与召陵之盟并录。终春秋世，主盟中国者皆不能外晋。孔子区区于二伯，凡以为楚也。秦亦是蛮夷之国，自穆公辟西戎，拓地数千里，十四传而为献公，复修穆公之政，败晋石门，天子贺以黼黻，浸以盛大。孝公继之，得商鞅以富强，而周益弱，东望遂有吞天下之心。当是之时，天下何止被发左衽之忧而已乎！诸侯有能合力以拒秦者，固孔子之所与也。孝公之十九年，周致伯于秦，诸侯毕贺，齐、楚、韩、魏、燕五大国皆北面委己而朝之，其不至者惟燕尔。此岂特楚成王之比？天下固已去周而事秦矣。而苏秦独自燕入赵，为从说以说诸侯，诸侯翻然大悟，瞋目扼腕，无不欲被甲持刃，加兵于秦之境。使其间有一小白，外率诸侯以问秦罪，内相与共奖王室，则苏秦与管仲何如哉！惜乎其学出于揣摩，未尝卓然有志天下。反复无常，不守一道，度其隙苟可入者则为之，此揣摩之术也。故始求说周，周显王不能用，则去而之秦；再求说秦，秦孝公不能用，则去而之燕，幸燕文侯适合，而从说行。其所以说周者，吾不能知；若秦孝公而听之，则必先为衡说以噬六国，何有于周？此苏秦之所以取死也。嗟夫！方苏秦用事，孟子盖亦往来乎梁惠王、齐宣王之间。威文之事、管晏之功，固孟子之所讳也，当世之君能用孟子，则复何言？不然，与其坐毙六国，并周而灭之，孰若推苏秦之说，用之以道，则六国未必遽亡；六国未遽亡，则秦必不敢肆；秦不敢肆，则周必可以少延以待兴者，苏秦虽与为管仲可也。故以孟子论苏秦，则苏秦为罪人，君子所不道；以管仲论苏秦，则秦之说不可废，仁人志士或将取之。世乃概列为从横家。夫从人之与衡人，相去远矣，太史公言张仪之恶甚于苏秦，不欲使秦独蒙恶声，故详著其行事。仪、秦之别，曾何足相重轻？吾姑自其说言之云尔。

臣伏准尚书省、枢密院劄子，坐奉圣旨，臣已恭依处分施行外，臣窃惟虏人于我有不戴天之雠，挟诈肆欺，不遗馀力。自宣和、靖康以来，专以和议挠乱国家，反覆诡秘，略无一实。今复败盟如此，而朝廷尚蹈覆辙，号为信义，恐生兵衅，臣所未谕。惟疆埸之事，信诈相半，而事有不可不为者。盖欲使之内怀掣肘，中有疑心，不敢专向淮甸耳。朝廷比来遣李坤等数辈深入虏庭，密行结约，何独于王展却为生事？昔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取诮君子。今日献议者之意，大或类之。伏望圣慈留臣所奏，更不降出。只乞出自圣裁，特赐处分，付臣遵守。如睿意别有所主，乞伏宣谕，使之尽思，以求其正。伏取圣旨。

身登耄齿，已预拜于庆仪；时适生朝，复远烦于使命。何幸一年之内，叨逢再锡之荣！恩重报赊，感深涕落（中谢。）。伏念臣残庸有素，朴拙非材。徒以潜藩，罄此心之爱敬；遂当初政，冠列辟以升迁。眷宠至隆，臣邻莫比。逮乞骸于既老，亦赋禄于无功。届兹劳瘁之辰，厚有便蕃之赐。煌煌多品，岁岁为常。每思何德以祗承，殆是宿缘之际会。兹盖伏遇皇帝陛下皇天降祐，兹父兴怜。察臣犬马之衷，始终守正；谓臣桑榆之晚，操履弗渝。故颁御府之珍奇，用作私庭之光耀。欢传道路，喜动里闾。岂惟增贲于一时，抑亦永彰于千古。臣敢不益知尊主，不昧输忠！虽膂力既愆，觊功名而已远；惟精神之运，尚香火以勤修。誓竭馀生，上酬大造。

君子之所以急于学者，将以知道也；唯知道，然后能用权。天下之事，是非曲直晓然无疑者，虽以三尺之童循守涂辙而行，犹能不至甚失。至于事之似是而非、似同而异者，苟无道以权其轻重，则差之于毫忽之间，虽才智高明之士或有时而不免矣。李德裕在蜀，吐蕃以维州来降；牛僧孺为相，挟怨而沮其谋。后之言利者谓此州吾故号无忧城，韦皋竭力经营而不得，今也得之，可使山西八国乡风面内；吐蕃合水、鸡栖等城既失险阨，自须抽归，坐减八处镇兵，而收旧地千有馀里。守义者谓信义为国之大本，诸侯者礼义之所在，弃盟废信，徇利忘义，在平人犹足为羞，况天子而为之乎？二说纷纭，历数百年，相非不已，是皆无道以为之权也。苟无道以为之权，则言利者必入于变诈，守义者又几于陋儒。虽彼善于此则有之，至于失道则均也。夫信义者固有国之大本，而生民之常经也，然于守信行义之中，当有道以为之权。故孔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亦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仲尼、孟子岂欲后世之士薄于信义哉，盖以守常而不知变，则有时失节而害义也。吐蕃于唐，虽设盟结好于前，废约败盟于后。维州来降之前，岁犹兴师而围唐之鲁州。既已入人之境，围人之城，侵其土地，杀其人民矣，前之盟约果可信乎？彼乘间隙，唯利是图，我乃守盟，坐受其毙，如是而为信义，亦何异于宋襄公之为仁义耶？愚以为若无鲁州之隙，则维州虽降，不可受也；今既尝围鲁州，是彼先废前日之盟矣，曲不在我。以直报怨，德裕取之未失也。量其曲直，酌其当否，夫是之谓用权。呜呼，若僧孺者挟私怨而败国事，王法所宜诛也。为人臣而若是，犬彘将不食其馀矣，哀哉！

「冬至子时阳已生，道随阳长物将萌。星辰赐告铭心骨，谨用宽章奉至平」。右诗二十八言，《斋诚密记》四字。庆历初，庞庄敏公为龙图阁直学士，经略鄜延。尝冬至祀家庙，公方斋居，梦天星贯而成文，曰庞某后十年作相，当以仁佐天下。公为是诗以志之，缄题其上，亦曰《至夕密记》。皇祐三年，公自西府入总百揆，发缄视诗，若符契然。某旧闻其事于荐绅间，以为非梦而见也，或者以其近怪而不语耶！其后访公之曾孙谦孺于吴兴，始获拜公之手字，而缄题之迹犹在，𢥠然叹曰，有是哉！恭惟昭陵在位四十有二载，庙号曰仁，天下归仁焉。虽圣人之性，出于自然，亦当时辅相之助也。然自乾兴以迄嘉祐，所相凡二十三人，而天特以仁付公何哉？公之未相也，夏人猘西方，公筑十一城以捍要害，而元昊请命。其既相也，智高畔岭南，公独以师付大将不为疑贰，而夷獠授首。及将老而归也，犹复经营屈野之西，以为疆埸之备。二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兵，宜与夫仁不相似，然盖好仁则恶不仁。而孟子曰，为天下得人谓之仁。方天下升平，寇夷小侮，不震以威则不仁之患不去。而公之于仁也，荐一司马温公于朝，元祐之政，至今赖之。昔臧文仲废关下贤，孔子以为不仁，公之仁不既大矣乎？为之赞曰：

宋襄公不禽二毛，兵败于泓，见讥《春秋》。齐管敬仲作内政以寄军令，九合诸侯，君子与之。两汉以还，道术不明，君柔臣偷，以仁为名。惟予庄敏公用之则行，能宽而威，匪杀而生，戎服治军，遂臣夏羌。寇攘于鬼方，制胜于庙堂。德或未绥，报国以仁。子孙百年，赖其典型。盖天非啬于仁，而人不胜其任。公之成功，天诏之矣，嘒彼小星，不显其文。岂惟仁宗，社稷之臣。士之趣仁，宜公是式，喣喣苟安，仁之贼耶！

愚尝读汉史至《张子房传》，观良之为人，画阴谋则不如陈平，善征伐则不如淮阴，攻城野战则不及曹参，供饷给馈则不如酂侯。然卒能掉三寸之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而四人者不及，尝读至此，未尝不叹惜也。及推考其事，然后知汉之兴，皆子房之功焉。何则？始良起下邳，有一父老授以兵法，曰：「读是则为王者师」。良视之，乃黄石公之《三略》也。故高祖用之以西定关中，南取蜀汉，约三章，诛暴秦，破强项，而天下服其仁义；解鸿门之阨，陈灞上之师，裂韩、彭之地，散垓下之卒，而天下服其权谋。虽曰高祖之治，而实留侯之策；虽曰留侯之策，而实出于黄石公之书。因徐考《三略》，乃知上略设礼赏，别奸雄，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仁义权谋之道相为表里参用之，黄石著之于前，子房行之于后，皆二道之相济也。幸承师问，请因是而论太公《六韬》之法焉。呜呼，郁郁乎，洋洋乎，洸洸乎，周文王、武王之治也！纪于《书》，咏于《诗》，杂出于传，百家之言昭如也。有道德焉，有仁义焉，有礼乐焉，有教化焉，有法度焉，其休功骏烈裕如也，其深恩美泽蔼如也，其典章文物灿如也，其纪纲制度炳如也。其所以治天下之法何其仁，其所以除天下之暴何其义！虽寥寥千百载之后，可端拜而议焉。然尚有可疑者。今兵家者流有《六韬》之书，文、武、太公答问之辞也。有《文韬》，有《武韬》，有《龙韬》，有《虎韬》，有《豹韬》，有《犬韬》，自《文师》，至《战步》，其二君一相军旅答问凡六十篇，以至兵车楼橹、粮草器械、山川险要、风云天象，无不备论而详说，其间又杂以权谋之言。夫《诗》、《书》亦文、武之书也，《六韬》亦文、武之答问也。何《六韬》与《诗》、《书》相反戾之若是耶？岂文、武之功兼权谋而用乎？抑非太公所作，而后世好事之人妄传乎？试折衷之。夫仁义者常行之道，权谋者辅助之术。时可以用仁义则用之，时可以尚权谋则尚之。譬如造大厦焉，其柱石栋梁既已具矣，而榱椽楹桷亦存之，岂以其微小屈曲而遽废其用哉？仁义者，栋柱也；权谋者，榱桷也，两不可废也。然而仁义为其本，权谋为其末，是故三代之君有以行仁义之兵而亦参用焉。何者？成汤之伐桀，民有来苏之望，亦可谓仁义之兵矣。然《汤誓》之篇乃曰「升自陑」，而孔安国谓「从陑出其不意」，则权术亦用焉。商高宗伐荆楚，克鬼方，与天下除残暴之害，岂非仁义之兵乎？而《商武》之诗乃曰「罙入其阻」，而郑康成谓「冒入其险阻」，则权术亦用焉。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劳徕万民，岂非仁义之兵乎？而《常武》之诗歌曰「如飞如翰」，而郑康成以谓「啴啴然疾如飞，鸷如翰」，则奇兵亦用焉。盖其以仁义为本，而以权谋辅之焉。推是三君之事，则文、武从可知矣。今取《六韬》之书而观之，无非出此也。盖王者之兵专用仁义，故必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源，赏功罚罪以修其政，利而无害，成而勿败，惟以爱民为心，此仁义之术也。不然，何以《六韬》之篇，独首之以仁义耶？及不得已而用兵，方且选将练卒，料敌应变，上得天时，中得地利，下得人和，深思而熟计之，此权谋之术也。不然，何以《阴符》之篇，独首之以权谋耶？则其兼而用之亦明矣。噫，向使文王、武王非仁义，则何以退修文德，崇虎来降，八百诸侯不期而会，云合响应哉？向使非权谋，则何以破牧野之旅，降崇墉之人哉？意其必出于太公之言也。夫兵，凶器也；战，危事也；戎，国之大事也。故古人必审谨而用之。一举而有功则禁暴除乱，安民和众，混一区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用而无功，则海内虚耗，人民流离，大兵之后，必至凶年，而民受其殃。故善人教民七年，然后即戎，盖如是审也。文、武当虐君之时，思欲有以拯天下之溺，而除天下之残。然而知兵之不可轻用也。故丁宁反覆，问于太公，详悉细究，知其必然，故方举兵以除暴。孰谓《六韬》而后人妄传乎？仁义譬之五谷，可以养生而不可以伐病；权谋譬之药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养生。文、武之时，海内未宁，知权谋之可以伐病也。故以仁义为本，以权谋为末，而参用之。及天下已平，四方无事，知权谋之不可以养生也，遂偃武修文，归马华山之阳，放牛桃林之野，干戈包以虎皮，将帅使为诸侯，示天下不复用武，亦《六韬》之微意也。自斯以降，宋襄公弃权谋而行仁义，故卒败于泓，秦始皇舍正道而专诡谲，故二世而亡。向使二君知太公之书，仁义权谋兼而用之，则乌得为三王之罪人乎。惟张子房之用黄石，亦可谓造其阃域矣。承学荒残，姑诵所闻，以塞明问，幸执事裁之。

上自藩邸熟闻公德望，临朝之初，顾问大臣，咨嗟叹息。首召公赴行在，赐公手书曰：「朕初膺付托，以眇然一身，当万几之繁，夙夜祗惧，未知攸济。公为元老，被遇太上皇帝礼遇之久，群臣莫及。宜有嘉谋至计，辅朕初政。方今边疆未靖，备禦之道实难遥度。思一见公，面议其当，使了然如在目中。繄公是望，公其疾驱，副朕至意」。公奏曰：「臣敢不以前日恪事太上皇帝之心事陛下。惟一其志，有陨无二」。遂就道。未至国门，敦促再四，至即引见。上见公，改容体貌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命内侍赐公坐，降问再四。公奏：「人主以务学为先。人主之学本于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惟嗜欲私溺有以乱之，失其公理。故必须兢兢业业，朝夕自持，使清明在躬，惟是之从，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丑虏自服」。上竦然曰：「当不忘相公之言」。公又奏：「今日便当如创业之初，宜每事以艺祖为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公见上天锡英武，每言及两朝北狩、八陵废隔、兆民涂炭，雠耻之大，感痛形于词色，因力陈和议之非，劝上坚志以图事。制除公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节制建康、镇江府、江、池州、江阴军屯驻军马，进封魏国公。太上皇退处德寿宫，群臣希得进见，独再引公，见辄移时。以秋防复往江上，留临安旬日，中使问赐饮食等不绝，礼遇冠一时。公舟行出国门，见蝗自北来，飞长数里，即具奏曰：「灾异之起，必有所因。陛下即位之初，忧劳庶政，岂容有此？伏愿益修钦畏，以答天心。抑天之爱陛下，殆将有以警勉于初，助成圣德也。更乞延见近臣，咨问时政，必使惠泽实及军民」。先是，公谓新政以人才为急，人才以刚正为先，因疏当今小大之臣有经挫折而不挠，论事切直者凡十数人荐于上，且乞以间暇时数引贤者自近，赐以从容，庶几启沃之间有所广益。复荐陈俊卿、汪应辰可为宣抚判官，有旨差俊卿。又奏前国子司业王大宝可备劝讲论思，上遂命召大宝。公至江上，复奏曰：「直言不闻，非国之福。自秦桧用事，二十年间，诬以它罪，贼杀忠良，不知几何人。愿下明诏，以太上之意条具往以直言获罪之人，各加恩施。其诬之以事而身已沦没，许本家开析事因，经朝廷雪诉，庶几冤愤之气得申今日」。又奏乞尽天下之公议以用天下之才。时洪迈、张抡使虏回，见公于镇江，具言初到虏中，锁之寓馆，不与饮食，令于表中换「陪臣」字。公奏：「虏主恃彊，弹压诸国。今日之事，惟修德立政，寝食之间无忘此雠，上慰天心，下从人欲，不当复遣使以重前失」。翰林学士史浩建议，欲筑瓜洲采石城，上下公议。公谓：「今临淮要地俱未措置，高邮巢县家计亦复未立，而乃欲驱兵卒但于江干建筑城堡，岂不示虏削弱，失两淮之心，堕将士之气？或有缓急，谁肯守两淮者？不若先城泗州便」。上以公言为然。浩已为参知政事，力主初议，其馀公所措置，浩辄不以为是。公以张子盖可任，使镇淮上，图山东，而子盖所陈，浩辄沮抑百端，至下堂劄诘责，又深遏海州之赏。公方招来山东之人，至者云集，而浩不肯应副钱粮，且谓不当接纳以自困。公奏乞上幸建康，而浩专欲为怀安计。公治舟楫于东海，所图甚远，而浩辄令散遣。凡公所为，动皆乖异，党与唱和，实繁有徒。子盖西人，负气竟以成疾。公遣官属劳问不绝，且乞上亲喻之。上赐手书抚存备至，而子盖卒不起，山东前所结约者皆失望。浩遣其腹心司农寺丞史正志来建康，专欲沮招纳事。公论奏曰：「窃惟国家自南渡以来，兵势单弱，赖陕西及东北之人不忘本朝，率众归附，以数万计。臣自为御营参赞，目所亲见，后之良将精兵，往往皆当时归正人也。三十馀年，捍禦力战，国势以安。今一旦遽欲绝之，事有大不可者。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吾有弃绝之意，必尽失其心，一也。人心既失，变为寇雠，内则为虏用，外则为我寇，二也。今日处分既出圣意，将见淮北之人无复渡淮归我者。人迹既绝，彼之动息无自而知，间探之类，孰为而遣？三也。中原之人本吾赤子，今陷于虏者三十馀年，日夜望归，如赤子之仰父母。今有脱身而来者，父母拒户弃绝之，不得衣食，于天理人情皆所未顺，四也。自往岁用兵，大军以奔疲疾疫死亡十之四五。陛下慨念及此，命诸将再行招募。若淮北之人不复再渡，所募之卒何自而充？五也。寻常诸军招江浙一卒之费不下百缗，而其人柔脆，多不堪用。若非取军淮北，则军旅之势日以削弱，六也。若果绝之，人心一失，大事去矣。国家所系，人心为本。惟陛下恢廓圣度，同符天地，信顺获佑，其理必然」。上见之感悟，事得不罢。正志又受浩旨，聚两路监司守臣往瓜洲相度筑垒事。及见公，恃其口辩，欲为浩游说。公折大义，正志乃愧恐不敢言。将行，公复谓之曰：「归致意史参政，秦桧主和，终致误国。参政得君，无蹈覆辙」。浩闻之悚然。时浩已遣使使虏，报登宝位。公奏：「陛下初立，方欲图回恢复，而遽闻遣使，惧天下解体。前日洪迈虏中供伏事状，寻闻虏酋备坐告喻岭北诸国。虏借我和议之名以迫胁诸国类如此，愿毋遣」。浩竟遣之，然虏计已行，亦竟责旧礼不纳也。十一月，有旨召宣抚判官陈俊卿及公子栻赴行在。公附俊卿等奏曰：「今日之事，非大驾亲临建康，则决不能尽革宿弊，一新令图，鼓军民之气，动中原之心。臣自太上时，已为此谋。盖江南形势实在于此，舍而不为，未见其策」。又奏曰：「汉文帝初立，有司请早建太子，以尊宗庙，其为天下国家计甚远。愿陛下留意焉」。公于九月中尝具奏，以谓：「近闻吴璘之兵在德顺曾未几月，与虏大战，不可不为之深思也。使此虏得志于西，则气焰必炽，胁制蕃汉，聚兵边陲，迫我臣属，事固难处。今持久不决，有大利害存焉。傥坐视不问，贻忧异时，非计之得也。当令两淮之师虎视淮壖，用观其变，而遣舟师自海道摇山东，及多遣忠义结约中原，疑惑此虏，使有左顾右眄之虑。而德顺之师知我有奉制之势，将士当亦贾勇自奋」。至是复令俊卿等力言之。时浩已发诏，命璘弃德顺。盖浩志专欲亟和，以自为功，谓德顺既弃，则非徒璘无能为，亦固挠公之谋矣。上见俊卿等，问公动静饮食颜貌曰：「朕倚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时上已有欲幸建康之意矣，而浩殊不以为然。上遣内侍黄保躬赐公鞍马手书曰：「卿以元勋，特为重望，慨风尘之未静，仗忠义以亲行。首固边防，徐谋开拓，俾朕居尊，无复轸虑。缅思忠赤，益用叹嘉」。俊卿等归，公知车驾来建康之期尚缓，深虑有失机会，复具奏曰：「人心向背，兴亡以分。建康之行，一日有一日之功。愿仰稽天道，俯徇众情，亟定行期，以慰中外之望」。时契丹酋窝斡亦起兵攻虏，为虏所灭，其党奔溃。骁将萧鹧巴、耶律适里自海道来降。公以为女真一国之兵，其数有限，向来独以彊力迫胁中国之民及诸国之人为用，是以兵盛莫敌。今当招纳吾民，厚抚诸国，则女真之心自生疑惑，中原诸国莫为其用，虏可亡也。奏乞厚抚鹧巴等。上从之，诏公拟官赏施行，仍赐手书劳公曰：「卿以文武全才，副朕倚毗，宣威塞垣，厥功益茂。夷虏来归，中外帖然。今赐卿貂帽等」。时虏以十万众屯河南，多张声势，欲窥两淮。公以大兵屯盱、泗、濠、庐，虏不敢动，但移牒三省、密院及移书宣抚司，虚为大言，欲索海、泗、唐、邓、商州及岁币等。公奏此皆诡诈，不当为之动，卒以无事。隆兴元年正月九日，制除公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江、池州、江阴军屯驻军马，且命即日开府视事。始，公命诸将筑泗州两城，至是而毕，隐然为边塞重镇。时虏将万户蒲察徒穆及伪知泗州大周仁以兵五千屯虹县，都统萧琦以万馀人屯灵壁，积粮修城，遣间不绝。公谓至秋必为边患，当及时扫荡。若破两城，则淮泗可奠枕也。且萧琦素有归我之意，累遣亲信至宣抚司。会主管殿前司李显忠、建康都统制邵宏渊亦献捣二邑之策，公具以奏上。上手书报可。三月，召公赴行在。公中道具奏曰：「今之议者，孰不持战守之说？其下则欲复遵旧辙，重讲前好。以臣观之，战守之说是也。然而战守之道，本于庙胜。君天下者，诚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用之战则克，用之守则固，理有决然者矣。今德政未洽于人心，宿弊未革于天下，揆之庙算，深有可疑。臣愿陛下发乾刚、奋独断，于旬月之间，大布德章，一新内外，尽循太祖、太宗之法，使南北之人知有大治于后。人心既孚，士气必振，于以战守，何往不济」？既至，复伸前说。上再三叹美，谓公当先图两城，边患既纾，弊以次革。乃命李显忠出濠州趋灵壁，邵宏渊出泗州趋虹县，而令参议冯方随往犒劳。公亦自往临之。将行，念军事利钝难必，恐或小跌，伤上有为之心，谓诸葛亮建兴六年所上奏其言明切，曲尽事机，乞上置之坐右，常观览焉。又出旗榜军前曰：「面奉圣旨，大军所至，务要秋毫不扰，专以慰安百姓为事。敢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达于听闻，朕所不赦」。公渡江，闻李显忠至灵壁，而萧琦中悔，以众来拒。显忠大破之，琦所将万五千人降杀殆尽。邵宏渊亦进围虹县，显忠会之，徒穆、周仁穷蹙，率其众降，亦以万数。公又遣戚方将舟师趋淮阳，虑显忠轻敌深进，则亲帅官属前驻盱眙，几便近得以指呼。显忠追萧琦至宿州近城，琦与家属及千户头领等百馀人降，遂直抵城下。虏伪元帅者遣二万馀人来战，大破之。进攻城，将士蚁附而上，遂克之，中原震动，归附日至。上手书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数十年来，无此克捷」。公以盛夏人疲，急召显忠等还师，而上亦戒诸将以持重。皆未达，伪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率大兵至，显忠等恃胜不复入城，但于城外列阵以待，士卒颇疲矣。伪帅令于阵前打话，谓「尔若破我，当尽归河南之地」。既战，虏兵引却。明日复来战，我师小不利，统制官有遁归者，军心颇摇。显忠等率兵入城，虏众进攻城，复杀伤而退。居数日，得谍者报，虏大兵将至，显忠等信之，夜引归，虏亦不能追也。时虏名酋勇将降执系道，精甲破亡不翅三倍，是后不复能为灵壁、虹县之屯矣。方初退师，公在盱眙，去宿不四百里，浮言汹动，传虏且至。官属中有怀檄以归者，亦有请公亟南辕者。公不答，遂北渡淮，入泗州城。军士归者劳而抚之，视疮痍、拯疾病，存录死事，旌有功，人情胥悦。凡数日，上下始知虏初无一骑过宿者，人心始定。时公独与子栻留盱眙几月，俾将士悉归憩而后还维扬，具奏待罪。上手书抚劳，公复奏曰：「今日之事，明罚为本。而罚之所行，当自臣始」。上手书报曰：「卿屡待罪，欲罚自卿始。卿此言至公，岂不感格？朕委任卿，未尝少变，卿不可以此介意。正赖卿经画，他人岂能副卿」？有旨降授特进，更为江淮宣抚使。宿师之还，士大夫素主和议者乘时抵巇，非议百出。上又赐手书曰：「今日边事尤倚卿为重，卿不可以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卿独任此事。今日亦须朕与卿终任此事，切不可先启欲和之言」。又荐遣内侍劳公，于是公又第都统制、统制官以下，乞以次行罚。时朝廷建遣杨存中以御营使行江上守备，首途有日。公谓命令不一，将士观望，或败国事，身死无益，遂论奏之。上即日诏存中毋行。公留真扬，大饬两淮守备，命魏胜守海州，陈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邮、巢县两城为大兵家计，修滁州关山以扼虏冲，聚水军淮阴，马军寿春、庐州。大抵虏人来攻泗州，则粮道回远，城中兵二万馀足以守，乘其弊足以胜。如其出奇自淮西来，则清野坚壁，使无所掠。既不得进，合兵攻之，可大破也。然是时师退未几，人不自保，公命栻往建康挈家属来维扬，众情大安。两淮郡县悉增葺屋宇，人物熙熙，以至乡落亦皆成聚。上复召栻奏事，公附奏曰：「自古大有为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与协谋同志，以成治功，不容秋毫之间，然后上下响应影从，事克有济。如伊尹之于汤，太公之于周，其次管夷吾之于齐，诸葛亮之于蜀，书传所载，始终可考。不然，作舍道边，何自而成？而况安危祸福之几，其应不远，可不畏哉！今边隅粗定，军旅粗整，虏以伤败之故，其势未能为竭国之举。而臣以孤踪，跋前疐后，动辄掣肘，陛下将安所用之？愿深惟国计，精选天下岩穴之贤，付以中外大柄，任之专，信之笃，如前数君所为，谋出于一，不使小臣得以阴间，不使异议得以轻摇，先内后外，以图恢复，庶几日积月著，太平可期。载惟陛下当至艰至难之时，遇自古未尝有之彊敌，若非君臣相与为一，朝夕图回，不较利钝，终期有成，诚恐岁月易流，后悔难追，甚可痛惜也。臣老且病，望陛下矜怜，赐以骸骨，使之待罪山林，无令出处狼狈，取笑天下后世」。上览奏，谓栻曰：「虽乞去之章日至，朕决不许。朕待魏公有加，终不为浮议所惑」。公闻之，不敢复有请。时上对近臣未尝名「公」，独曰魏公，每遣使来，必令视公饮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礼如此。八月，有旨复公都督之号。虏都元帅仆散忠义与志宁并贻书三省、密院，索四郡及岁币等。且云：「今兹治兵，决在农隙」，以恐胁我。公奏：「虏力彊则来，力弱则止，初不在夫和与不和之间。使其有隙可乘，有机可投，虽使人接踵于道，卑辞厚礼无所不至，亦莫足以遏其锋也。今伪帅书盖知江南之士欲和者众，离间吾心腹，挠乱吾成谋，坐收全功，以肆其忿毒于后。惟陛下深察之。臣诚过虑，窃恐腐儒之论不知大计，遂为真和。曾不知三数年之后，虏马日蕃，人心益定，我之将士解体怠惰，方是时，何以枝梧？然今日内治未立，人多怀私，只贵谋身，不思为国，军民之弊，漠不加意。不求之此而区区于末，恐无益也」。时朝廷欲谢却归正人，已至者悉加禁切，且不欲公多遣间谍，恐生边衅。公奏曰：「自昔创业中兴之君图回天下，初非有夙任之将、素养之兵、旧抚之民为之用也。考其施设，事非一端。或取之群盗，或得之降虏，或以夷狄攻夷狄，莫不虚怀大度，仰凭天道，俯顺人心，以成大功。后世仁德之不孚，措置之失宜，驯致降人多有背叛。此非徒人事之谬，盖亦天命之不归也。今陛下绍隆祖宗，方务恢复，乃于降者而首疑之，则左右前后与夫今日军旅之众，孰不可疑？而况它日进抚中原，必先招徕，事乃可济。若处之失当，反激其怒，它日人自为敌。计之出此，岂不误哉？陛下将有经营四海之心，推诚待人，如天如日，岂比固陋之士，姑为保身之谋，独无天命之可信哉」？又奏：「虏之于我，有不戴天之雠，挟诈肆欺，不遗馀力。自宣和、靖康以来，专以和议挠乱国家，反覆诡秘，略无一实。今败盟如此，而朝廷尚蹈覆辙，号为信义，恐生兵隙，臣所未喻也。昔宋襄公谓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而卒败于楚，得无类是乎」！时汤思退为右相，思退本桧死党，尤急于求和，遂遣卢仲贤、李栻持书报虏，并借职事官以往。公又奏：「仲贤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上因其辞，戒勿许四郡，而宰执则令仲贤等许之无伤。栻至境，托故不行，独仲贤往。仆散忠义惧之以威，仲贤遂鼠伏拱手，状称归当禀命许四郡，愿持书复来。仲贤见公，谬称虏有数十万之众近边，若不速许四郡，今冬必入寇，我无以当其锋。且公重臣，不宜在江外，当亟渡江。公知仲贤为虏所胁，即谓之曰：「某在此边备已饬，借使虏来，当力破之。况探报日至，虏之屯河南者不过十万，计议得无为虏游说耶」？栻复被旨，令入奏。公命栻奏仲贤辱国无状，但所谋事，未知有无出朝廷之意，臣实不预此议。栻至，上即召见，首问仲贤事。栻具奏其状，且曰：「仲贤不可不明正其罚，朝廷与为表里，不可不察」。上怒，下仲贤大理寺。思退等惶惧，反谓仲贤能说虏削去君臣之礼，止以叔侄相往来为有功，百端救之，至与左相陈康伯等叩头殿上乞去。上不悦，犹镌仲贤官。思退及其党惧，益大唱和议，建遣王之望、龙大渊为通问使副。公在远，争不能得。见诸军惶惑，归正人尤不自安，即出榜诸军，谓虏人妄有邀索，如辄敢渡淮，当约日决战。朝廷闻公出此榜，皆大恐，独上以为然。公又奏曰：「伏闻朝廷遣使甚亟，思虑反复，实不遑宁。伏念臣顷居谪籍几二十年，流离困苦，加以忧患，狼狈万状。所以养爱此身，不敢即死，亦以臣子大义，负不戴天之深雠，终幸一朝得伸素志，瞑目无憾。幸遇陛下龙飞之始，英武奋发，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臣是敢受任而不辞。今将士人情日以振作，而虏寇作于内，师老于外，少稽时月，形势毕见。载惟此虏若势力有馀，内无掣肘，则秋冬之交必引兵长驱，要我以和，何求不成？而乃遣书约期，势实畏怯，其状甚露。纵令敢以偏师深入，自淮西来，为我则利，为彼非福。盖三百里之内，野无刍粟，扼以不战，又何能为而直为此急急也？重念臣衰老多病，所见所为迂阔寡合。自度赋分单薄，无以胜任国事，方欲俟岁晚力求休退。惟臣所爱者，陛下之圣德闻于天下，有有为之时。惟臣所忧者，夷狄之奸计得以肆行，而后悔何及？不然，臣年馀几何？岂不欲姑就安逸以毕此身，而固为异同于今日也」？又奏：「今岁守备甚严，自秋涉冬，初无一事。向若虏不贻我以书，固自若也。不幸因虏以一介持书慢我，而朝廷匆遽遣人，自招纷纷。缘此内外之情各不怀安，于国体所系甚大。今兹使行，事体尤重，岂宜更复草草？惟此虏若必欲侵凌我，虽恳请百拜，有不可遏。如其不能，亦何由而动？况专幸寇雠之不我侵，急急然徒为恳免苟安之计，臣之所未谕也」。上赐手书谕意，将以首相待公。公奏力辞。未几，遂召公赴行在奏事。公初议答虏书事，以为但当轻遣一介往观其情伪而为之所。至是，乃闻朝廷遣之望等。十一月二十五日，行至镇江，上奏曰：「近者窃承朝廷已定遣使之议，臣身在外，初不预闻。窃惟徽宗、钦宗不幸不反，亘古非常之巨变，凡在臣庶，不如无生。而八陵久隔，赤子涂炭，国家于虏，大义若何？况逆亮凭陵，移书侮嫚，邀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前岁。今议者不务力为自彊之计，而因虏帅一贻书，遽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贻书，欲遣侍从近臣趋风听命，复将裒吾民之膏血以奉雠人，用犹子之礼以事雠人，欺陛下以款之之名，而为和之之实。其说固曰吾将款之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岁币一出，国书一正，将士褫气，忠义解体，人心愤怨，何兵政之可修？又不过曰吾将款之而理吾财用，不知今虽遣使而兵不可省，备不可撤，重以岁币之费，虏使之来，复有它须，何财用之可理？此可见欺陛下以款之之名，实欲行其宿志也。彼方惟党与之是立，惟家室之是顾，惟富贵之是贪，岂复以国事为心哉？况两朝銮舆之望已绝，宗室近亲流落虏廷，戕贼殆尽，犹欲与之结和，不知于天理安否？臣实痛之。臣年老多病，所论与朝廷略不相合，岂可蒙耻更造班列，以重败其素节？且陛下庙堂之上，岂容狂妄不合之臣滥厕其间？臣虽至愚，亦诚不忍与今日力主和议之臣并立于朝。伏乞早降指挥，罢臣机政。臣见力疾至前路秀州，听候指挥」。上赐手书曰：「览卿奏，欲在秀州候指挥，甚非朕所望也。卿忠诚为国，天下共知，和议事专俟卿到，面尽曲折。卿宜速来」。继遣内侍甘泽赐公手书曰：「卿赴召入觐，何为中道遽欲引嫌自陈？军国大事，正要卿同心叶济。已差甘泽宣卿，宜体朕意，疾速前来」。公以上意厚甚，不敢固辞，复上奏曰：「臣窃闻道路之言，谓今兹议和非陛下本心，事有不得已者。询之士大夫，多以为然。惟臣昔尝力陈和之不可，为秦桧所挤，濒死者屡。赖太上皇帝保全覆护，获有馀生。今日之议，臣以国事至大，不敢爱身，力为陛下敷陈，不知陛下终能主张之否？又有事之大者，人才混殽，风俗陵夷，纲纪久弛，上下偷安，巨细积弊，内治自彊未见端绪。若力图所以革之，一绳以公，不恤浮议，则怨谤之言投隙伺间，巧为伤中，事必无成。若因循不革，日复一日，何以为国？国政不立，何以禦寇？不知陛下能力断于中，果行于外，君臣一心，无间可乘，以济此艰难之业否？臣是以食不遑味，寝不遑处，拳拳忧心，有如皦日。思所以为陛下计、为社稷计，须臾不敢忽也。不然，臣年老数奇，粗知学道，岂敢叨踰荣宠，窃位于朝，以负陛下社稷哉？臣到阙日，愿赐清间之燕，俾尽区区。度其是否，使之进退有据，不违其道。不胜幸甚」！既至入见，上首谕公以欲专委任之意，公复力陈和议之失。上为止誓书、留使人，而令通书官胡昉、杨由义先往谕虏帅以四郡不可割之意。于是之望、大渊待命境上，而上与公密谋，若虏帅必欲得四郡，当遂追还使人，罢和议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制拜公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都督如故。而思退亦转左仆射。上谕当直学士钱周才以注意在公，故思退虽为左相，而公恩遇独隆。每奏事，上辄留公与语，又时召栻入对，赐公御书《圣主得贤臣颂》。思退等素忌公，至是益甚。公既入辅，首奏当旁招仁贤，共济国事。上令条具，公奏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张阐可备执政，刘珙、王大宝、杜莘老宜即召还，胡铨可备风宪，张孝祥可付事任，马时行、任尽言、冯方皆可备近臣，朝士中林栗、王秬、莫冲、张宋卿议论据正，可任台谏，皆一时选也。公自太上时，即建议当驻跸建康，以图恢复。上初即位，公入对，又首言之。及总师江淮，每申前说。至是复力言于上曰：「今不幸建康，则宿弊不可革，人心不可回，王业不可成。且秦桧二十年在临安，为燕安酖毒之计，岂可不舍去之而新是图？大抵今日凡事皆当如艺祖创业时，务从省约，而专以治军恤民为务，庶国有瘳。不然，日复一日，未见其可」。上深感悟。通书官胡昉等至宿州，仆散忠义以不许四郡之故，械系迫胁。昉等不屈，忠义计穷，更礼而归之。上闻之，亟召栻语之故，令谕公曰：「和议之不成，天也，事当归一也」。始议以四月进幸建康。公又奏当诏之望等还，上批出曰：「王之望、龙大渊并一行礼物并回」。思退等大骇，更约翌日面奏。及至漏舍，思退等竞执前说。公折以正论，辄屈。是日三月朔旦，上当诣德寿宫。未登辇，召宰执议事。思退及参知政事周葵、同知枢密院洪遵叩头力争，上怒，声色颇厉。及自德寿宫回，复批出曰：「追回之望等劄子宜速进入」。适诣德寿宫，太上皇帝亦深怒：「此虏无礼，卿等不可专主和议，恐取议于天下」。思退等惧，遂以劄子进入，发金字递行。公奏胡昉等能不为虏屈，当加赏。而向者卢仲贤擅以国家境土许寇与雠，宜有重罚。有旨仲贤除名勒停，编管郴州。又奏：「宜榜示诸军，谕以仆散忠义械系使人，加以无礼，使各奋忠义，勉励待敌，趋赴功名，庶几诸军知曲在虏，且知和议不成，激昂增气」。上令都督以此旨降榜两淮、荆、襄、川、陕，数日之间，号令一新，中外军民皆仰上英断。思退计穷，复奏力主和议，且请上以宗社大计奏禀太上皇帝而后从事。上亲批其后，降付三省曰：「虏无礼如此，卿犹欲言和，今日虏势非秦桧时比，卿之议论，秦桧之不若」。故事，宰相日一人启御封。是日适公当启，启毕，即转示思退。思退大骇，藏去。先是，上既决幸建康之议，思退等初不与闻。后奏事上前，语屡屈，因请曰：「和议不成，虏至何以待之」？上曰：「朕已决幸建康」。思退等失色。及又见批语，乃阳为皇恐乞祠状，而阴与其党谋为倾陷之计，反覆诡秘，人不得尽知也。居数日，俄有旨命公按视江淮。公知一日出外，奸人必得肆意，然趣行之旨屡下，而事之成败则又有非人力所能为者，乃行。既出国门，思退遂与右正言尹穑通谋，日夜汲汲益求所以间公者。公未抵镇江，道遇王之望等还，见之望力主和议，因密奏之。而思退等亦相与阴谋，谓不毁守备则公不可去，和不可成，乃令之望等盛毁守备一无以恃者。又阴以官爵讽诸将，令入文字，称虏盛彊，为畏怯语。而穑专主其议，百计毁公。盖公受任江淮，两年有半，念国家多虞，丑虏未靖，忧恐计度，寝不遑安，食不遑味。祁寒盛暑，劳抚将士，接纳降人，讲论军务，未尝少倦，少年精力有不能及。而公忠义奋激，曾不以为劳。诸军感悦，有不待号令而从者。计所招来山东、淮北忠义之士，实建康、镇江两军凡万二千馀人，万弩营所招淮南彊壮及江西群盗又万馀人，陈敏统之，以守泗州。淮南军士知泗为两淮要塞，皆愿以死守，至挈父母妻子往焉。要地如海、泗、高邮、巢、和、六合等皆已成筑，其可因水为险处，皆积水为匮，增置江淮战舰，诸军弓矢器械悉备。两年冬，虏屯重兵十万于河南，为虚声，胁和至再至三，皆有约日决战之语。泗州将士日望虏至成大功，而虏亦知吾备禦甚设，卒不敢动，反为防我计。及是，公又以宰相来抚诸军，将士无不踊跃思奋，军声大振。虏闻公来，亦檄宿州之兵归南京，沿边清野以俟。淮北归正者日来不绝，山东豪杰悉遣人来受节度。公晓之曰：「淮北、山东之人慕恋国恩，厌苦虐政，保据山险，抗拒贼兵，于今累年。首领冒难远来，备述尔等忠勤，为之恻痛。已具奏皇帝，记录汝等姓名，将来大兵进讨，则掎角为援，昼惊夜劫，抄绝粮道。如是贼兵深入，便当连跨城邑，痛剿贼徒。勋绩傥成，节钺分茅，皆所不吝。但当观时量力，无或轻动，反墯贼计。今本朝厉兵秣马，以俟天时，汝等亦宜训习，以待王师之至」。公又以萧琦乃契丹四军大王之孙，沉勇有谋，欲令琦尽统契丹降众，且以檄喻契丹，大意谓本朝与契丹有兄弟之好，不幸奸臣误两国，皆被女真之祸。今契丹不祀，皇帝无日不念此。尔能结约相应，本朝当敦存亡继绝之义。虏人益惧，遂为间书，镂板摹印，散之境上，类后周所以间斛律明月之意。督府参议官冯方立朝有直声，临事不避难，遍行两淮，筑治城垒，最为劳勚。思退等以其效力尤多，尤恶之，使穑论方不当筑城费财，凡再章而方罢。又论公所费国用不赀，公奏：「计督府遣间探、给官吏等，二年半之费，实不及三十万缗。其馀为修城造舟、除器招军等用」。上出公奏，思退、穑议屈，于是始谋更造它事撼公。殿前后军统制张深守泗有劳，军士安之。俄有旨放罢，而以赵密之子廓代之。公至淮东，询问知状，奏留深，而穑指公此事为拒命跋扈。思退等又相与谋，上眷公厚，必未肯遽罢公，但先罢都督，则公自当引去。穑奏论如思退计，而公自闻冯方罢，已上奏乞罢督府。诏从公请，而公亦封章力求还政矣。穑连疏诋公愈力。左司谏陈良翰奏，如公忠勤，人望所属，不当使去国。上谓良翰：「本无此事，且当今人材孰有踰魏公者？卿宜遍喻侍从台谏，使知朕此意」。侍御史周操素同良翰议，至是争论甚力。然是时公留平江虎丘，致仕之章已八上矣。上察公恳诚，欲全其去。四月二十有二日，制除公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决弃地求和之议。且命宣谕司及统领司磨治督府文书钱物，吹毛求疵，卒不可得，乃已。公力辞恩命，上不许，至五六，除醴泉观使。公虽去国，不敢以嫌故有隐，奏尹穑奸邪，必误国事，又奏劝上务学亲贤。故旧门生或劝公当勿复问时事，后虽有召命，亦无庸起。公慨然语之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况吾荷两朝厚恩，久尸重任，今虽去国，犹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见，安忍不言？上复欲用某，某当即日就道，敢以老病为辞？如公等言，复何心哉」！闻者耸然。公以连年疲劳，比得退休，已觉衰薾。且畏暑，未能遂还长沙。行次馀干，假宗室赵公頙之居而寓止焉。所居之南有书室，公名之曰「养正」，而为之铭曰：「天下之动，以正而一。正本我有，养之斯吉。道通天地，万化流出。精思力行，无忘朝夕」。日读《易》，更定前说，且曰：「庶几未死，于学有进也」。又取《易》象题坐右曰：「谨言语，节饮食，致命遂志，反身修德」。亲旧来访者，辄与讲论古道，终日不倦。盖其心纯一，无出处动静之间如此。孟秋既望，公荐享祖考，既奠而跌。公起叹曰：「吾大命不远矣」。手书家事付两子，且定祭祀昏丧之礼，俾遵守，曰：「丧礼不必用浮屠氏」。且曰：「吾尝相国家，不能恢复中原，尽雪祖宗之耻，不欲归葬先人墓左。即死，葬我衡山足矣」。及仲秋二十日，犹为饶守王十朋作《不欺室铭》，有曰：「泛观万物，心则惟一。如何须臾，有欺暗室？君子敬义，不忘栗栗」。至二十有二日，始寝疾。二十八日，疾病。日晡时，命子栻等坐于前，问国家得无弃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日暮，命妇女悉去，夜分而薨。先是，六月末有大星陨于赵氏居养正堂之北，光芒若昼，赵氏一家尽惊。翌日，得公书欲来寓居云。讣闻，上震悼，辍视朝两日。有旨赠公太保。栻等不敢违公志，扶护还潭州。以是岁十一月辛亥葬于衡山县南岳之阴丰林乡龙塘之原。公自幼即有济时之志，未尝观无益之书，未尝为无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讲论当世之故。闻四方利病休戚，辄书之册，至一介之贱，亦曲加询访。在京城中，亲见二帝北狩，皇族系虏，生民涂炭，誓不与虏俱存。委质艰难之际，事有危疑，它人方畏避退缩，则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动其心。南渡以来，士大夫往往唱为和说，其贤者则不过为保守江南之计，夷狄制命，率兽逼人，莫知其为大变。公独毅然以虏未灭为己责，必欲正人心、雪雠耻、复守宇、振遗黎，颠沛百罹，志踰金石。晚复际遇，主义益坚，虽天啬其功，使公困于谗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纪，使天下之人晓然复知中国之所以异于夷狄，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而得其秉彝之正，则其功烈之盛，亦岂可胜言哉！公论事上前，务尽道理，期于听从，不为苟激。其在官守，事无细大，必以身亲，视国事如家事，视民疾苦如在己身，至诚恳恻，贯彻上下。平生四被谪命，处炎方几二纪，拳拳念君之心远而弥笃。见朝廷一举措之善，则喜溢词色；一事不厌，则忧思终夕不寐。尝曰事君者必此心纯一而后能有感格，盖其忠义自壮至老，或用或舍，未尝有斯须之间也。事太夫人先意承志，婉愉顺适，曲尽其心，奉养恭恪，寒暑不渝。家人妇子见公身率，莫敢不敬。或时远去侍侧，每觉意绪不佳，则曰：「太夫人得无有疾乎」？遣人候问，则其日果太夫人服药也。太夫人方严，或颜色不和，则公拱立左右，踧踖若无所容。俟太夫人意舒，乃敢安。盖自膝下至白首如一日。太夫人既没，见素所服用之物，未尝不泣下，起敬起孝，孝诚笃至，上自宫禁，下至闾阎，无不咨嗟叹息。缙绅军民闻风而兴起慕用，与夫愧悔改行者，不可胜计也。于兄徽猷公友弟笃至，教养其子与己子不少异。置义庄以赡宗族之贫者，以至母族丧葬婚嫁，亦皆取给焉。岁时祭祀，必预戒小大，使各严恪。涤牲治具，必亲涖焉。及祭，肃乎如祖考临之。时节尝新，必先荐于庙而后敢食。器皿择精洁者备荐享，不以它用。素能饮酒，至斗馀。及贬连山，太夫人曰：「南方地热，宜省酒」。即不敢饮。及再见太夫人，命之饮乃饮，遂终身不踰三酌。于器用取具，不问美恶，平生无玩好，视天下之物泊然，无足以动其心者。燕处饮食，皆有常度，虽在闺门，无戏语，无所容。未尝偏倚而坐，未尝疾呼遽行，言必有教，动必有法。盛德日新，至老无息。及在馀干，未寝疾间，温恭朝夕，无丝毫倦怠意。绝笔二铭，于今读之犹能使人悚然起敬。则公之心虽未易以言语形容，然于此亦可以少见其几矣。盖其天资粹美，涵养深厚，以至于德成而行尊，非强勉所能及也。公之学一本天理，尤深于《易》、《春秋》、《论》、《孟》。尝论《易》数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一也，两仪三之也。分为二，而七、八、九、六之数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数也。何以知其然？盖一、三、五、七、九合为天数，而天数不过五；二、四、六、八、十合为地数，而地数不过五。天地奇耦，合之为十，总之为五十有五。自然之数，皆不离乎中，中故变，变故其道不穷。圣人神而明之，用数之中，故消息盈虚之妙、阖辟变化之几皆在于我而动静莫违焉，中其至矣」。又尝论刚柔之义示子侄曰：「君道主刚，而其动也用柔，故乾动则为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动也用刚，故坤动则为乾矣。故夫必欲远声色，必欲去小人，必欲配帝王，必欲定社稷，必欲安民人，必欲服四夷，乾之刚也，君则之于内而主断也。至于礼臣下、下贤才、抚四邻、爱百姓、恤孤寡，虚心取善，舍己从人，其动莫非柔矣。不敢唱始，不敢先事，谨礼法，循分守，安进退，守职业，坤之柔也，臣得之于内而有承者也。至于犯颜敢争，捐躯尽节，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千里之命，可杀不可辱，可困而不可使为不义，守忠义之大训，弭患难于当年，断大计、定大疑，正色立朝，华夷詟服，其动莫非刚矣。故夫善观《易》者，必观夫刚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或得或失，或悔或吝，或吉或凶可以类推矣。不知刚柔之用，不可言《易》也」。胡铨求公序其所著《春秋传》者，公告之曰：「《春秋》所书，莫非人事章章者。作之于心，见之于事，应之于天，毫釐不差。夫子叙四时，称天王，以谓顺天则治，生物之功于是兴；逆天则乱，生物之功于是息，为千万世训至明也。故一言以断《春秋》之义曰天理而已矣。呜呼！使王知有天，则诸侯知有王，大夫知有诸侯，陪臣知有大夫，驯致之理，得之自然，祸难孰为而作哉？盖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当，黜陟必明，赏罚必行。彼列国诸侯虽曰彊大，敢违天不恭，以重拂天下之心而自取诛灭耶？周道既衰，王之不王，不能正身行礼，奉承天心，以大明赏罚于天下。《春秋》为是作，以我褒贬，代天赏罚，庶几善者劝、恶者惧，乱臣贼子易虑变志，不复接踵于后，天地之大德，始获均被万物。圣人先天心法之要，蔑有著于此书者矣」。公于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谓近三代气象。又以寇忠悯、富文忠、范文正之事为可法，尝曰：「莱公自澶渊还，耻于城下之盟，益劝上修德立政。既不获用，乃有东封西祀之说。郑公使虏还，以和议为耻，以自治为急务，而不受枢庭之赏。文正自西鄙入参大政，劝仁祖开天章阁，俾大臣条时务，大修政事。文正所具二十条，无非要切，然亦不克施。使三公获尽其猷为，则王业必不至二百年而中微也。异时归老山林，当作三贤堂于弊庐之侧，庶几朝夕想像，如见其人」。岂三公所为适有契于公心也与！每训诸子及门人曰：「学以礼为本，礼以敬为先」。又曰：「学者当清明其心，默存圣贤气象，久久自有见处」。见人有一善，为之喜见辞色。子侄辈言动小不中理，则对之愀然不乐，人自感动。公初娶杨国夫人乐氏，旬日被命召，即造朝。及为侍从，或以公盛年，劝买妾。公曰：「国事如此，太夫人在远，吾何心及此」？遂终身不置妾。再娶蜀国夫人宇文氏，贤明淑顺，与公同志。事太夫人尽礼，鸡初鸣，已冠帔立寝前，俟太夫人寐觉。夜则俟太夫人寝，至息匀寐安乃去。食饮汤药，一一亲之。太夫人常曰：「吾儿孝，天赐贤妇，以成其心」。内外宗族敬仰无间言，起居饮食亦皆如公有常度不渝，相对如宾。公方贵，未尝言及宇文氏私门，每训诸子曰：「吾朝夕兢兢履地如履冰，惟恐一言之失，一事之差」。盖其德诚足以配公焉。先公五年薨，葬衡山，与公同兆异穴。生子男二人，长栻，右承务郎、直秘阁；次枃，右承奉郎。公奏议务坦明，不为虚辞，率口诵，令子侄书之，皆根于心，不易一字。有《绍兴奏议》、《隆兴奏议》各十卷，《论语解》四卷，《易解》并《杂记》共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卷，《诗书礼解》三卷，文集十卷。惟公忠贯日月，孝通神明，盛德邻于生禀，奥学妙于心通。勋存王室，泽在生民，威震四夷，名垂永世。平生言行，非编录可纪。谨掇其大略，以备献于君父，下之史官，传之无穷，且将以求当世立言之君子述焉。谨状。乾道三年十月日，左迪功郎、特差监潭州南岳庙朱熹状。

礼始于太一，文亦始于太一。混沌凿矣，文无不在。于天得文之高，于地得文之厚，于日月星辰得文之光辉发越，于风雷、雨露、霜雪得文之鼓舞、震曜、润泽、严威，于山岳得文之崷崒峥嵘，于江、河、淮、济、大海得文之源深流长，千变万态，不主故常，而卒有所归，于鬼神得文之幽，于草木花实得文之微，于金石得之坚，于鸟兽虫鱼得文之飞动俦匹，于都邑、城池、屋庐、冠屦、衣裳、车舆、旂旗、百尔器械得文之方圆、曲直、巧而且法。其在人也，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得文之顺，于升降、揖逊、献酬得文之和，于贺庆、福祥得文之喜，于干戈、兵戎得文之怒，于富贵、利达得文之显，于贫贱、困穷、幽忧、无聊得文之抑，于庄钦、端肃得文之正。是其文也，而其实也，道也，德也，忠信也，孝弟也，仁义礼智也。耳所听，目所视，手所执，足所履，无非文也。耳目手足所及，即理之所在；理之所在，乃文之所在也。理发于外，得于心，成于文，谓之自然。圣人以自然为经。经者，圣人不能不为者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是也。去圣人日远，孰不为文，而有所谓自然之重者，人之重之也，莫知其所由；己之见重于人也，亦莫知其所由。重之者不必在于当时，尤在于后世。此所以见其自然也。孟、荀、扬、韩，其自然之重欤！四氏之文，亦有议其非者矣，亦有自为矛盾者矣，终不足以夺众多之重。世固有为四氏之所为，以自附于四氏，而人卒不与者。犹宋襄公之霸，有附之者，有不附之者，而霸卒不成；不若桓、文得众，而后世犹以为霸也。文未尝无弊也，欲去之非他也，唯循中则无诡谲夸诞，唯自得则无攘夺劫取，唯高明则无暗沓鄙浅，唯劲挺则无柔靡芜秽，唯广大则无碎锁丛杂，唯检束则无滥溢㳽漫，唯公平则无险怪僻执，唯变通则无局趣拘牵，唯有守则无迁就傅会，唯不惑则无妖冶侈纵。意得其正，智得其圆，气得其直，神得其全，故能推而纳诸自然。

帝孝具孚，获彼天人之助；皇仪有序，庆兹父母之年。眷惟七十者之稀，能使千万人之悦（中贺。）。于赫高穹之载，式观明主之心。因其有帝王不可及之诚，报以亘古今所未见之福。恭惟皇帝陛下丕图克绍，慈训是承。乐每寓于五弦，发扬斯在；礼或加于四豆，尊事不忘。肆瞻侍膝之严，俱衍在躬之历。臣欣闻盛典，寅布殊恩。坐喜群黎，皆无冻馁之老；行观一世，同为仁寿之民。

问：天子六卿，诸侯三卿，体统相承，所以纲维天下之治也。自伯禹作司空，一见于虞之书；而六事之咨，再见于甘之誓。盟津牧野，周之正朔将班矣，犹曰司徒、司马、司空，不敢有加焉。是制也，盖虞夏以来共之，约之为百，丰之为二百，张之为三百六十，是特缉其日，疏其流，而于大节则未之或改也。四代官制，至《周官》而备。《立政》之作，反复致意，于常伯常任准人，求于天地四时之官，谩不知其何职，琐琐如携仆缀衣，阪尹之属则亦缺焉。《周官》成于周公之手，而《立政》亦公亲笔也。公自立之而自二三之，何耶？三公下兼六卿，诸侯亦或入为之。在宣王，《诗》「王命卿士，太师皇父」，是皇父与太师兼卿士矣，则未知于六卿果何居也。东迁之后，虢、郑皆尝为之。若以郑武父子并为周司徒，遂指卿士为司徒也邪？《十月之交》既举卿士矣，继之曰「番维司徒」，是两官也。六卿倡九牧，清其原于上，列国之三卿，受其委于下。教化、政事之倡，固有和之者矣，馀三职其谁受之？先儒论傅，其伍以三卿之属，大夫兼大宰、司寇之事。就如其说，曾谓为国以礼，常伯之职，乃不能辍一大夫兼之耶？夏父弗忌，为鲁宗伯，见于《左氏》，则先儒之说又未可信矣。羽父求太宰，臧氏为司寇，使六官果卿之属大夫，则翚也必不降心求之。而臧孙之聘会，《春秋》所书，曷为例于三家无所轻重邪？借曰东迁之后，诸侯废置，自如传载，孔子以司寇相鲁，名不正则言不顺，命官非先王之故，孔子肯安之邪？宋襄公泓之战，大司马谏，司马子鱼复谏，同时而二司马何也？晋士蔿为大司空，则既与闻国政矣，文、襄之后，司空、司马不得列于卿，而参于舆帅、候正之间，其轩轾何意也？太师、太傅，天子三公，晋既僭有之，而赵宣子成晋国之政，乃授太傅阳子、太师贾佗行焉，其班爵亦少卑矣，汉氏中叶，取诸侯三卿之名而位之三公，抑又何所祖述也？至诸侯王国则置傅、相、中尉，皆二千石，而命于天朝，岂三卿之苗裔邪？官师之升降，治道之开塞系焉，盍相与求其说。

圣人不能一日而仁天下也。一日而仁天下，则仁之效亦浅矣。盖一日之仁，吾未尝有是心，而天下之人亦未敢以是期望于我。一旦遽欲行仁于天下，发号施令以晓天下之人，是虽家置一喙以喻之，人孰信其为仁哉？圣人之仁不若是之浅也。夫圣人之仁非于布德施惠之时，而后天下始知其为仁也，天下信之久矣。天下如是其大，吾之仁独有取信于天下者，岂非恻隐之仁闳于中而肆于外，在人耳目为已熟矣，而民之所以薰陶而渐渍之者亦已深矣，又何必譊譊然以告人哉？以此较彼，则利之小大、功之浅深益甚相远也。故曰「仁言不如仁声」。请试申之。尝谓夫施信于民者，不若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施敬于民者，不若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盖敬信在我也，必有待于施焉，则是未免于有言也，言其可以服人哉？若夫未施敬信于民，而人已知其敬信，则相与忘言矣。吾故无假于言，而人亦无待于喻也，其效固不博哉？知此者可以言仁矣。盖为仁与行仁异。为仁一日足矣，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至于行仁，则不可以责朝夕之效也，故曰「王者必世而后仁」。则谆谆以自言其仁者，特妇人之仁耳，特姑息之仁耳。故宋襄公非不仁也，然君子不以为仁者，盖襄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不仁之声在人久矣。及泓之战，乃欲告人曰：吾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此吾之所以为仁也。言虽若此，岂足以掩不仁之声乎？梁惠非不仁也，然君子不以为仁者，盖惠王好战而糜烂其民，不仁之声在人亦久矣。及其凶岁，乃始告人曰：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此吾之所以为仁也。言虽若此，岂足以掩不仁之声乎？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况欲行仁于天下者，其可先言而后声乎？故成汤之迁亳，仁也，盘庚之迁亳，亦仁矣，然盘庚之仁不如汤之仁者，盘庚未免于有言耳。使盘庚之仁声如成汤之彰信于民，则群臣岂得以浮言而惑之乎？三篇之书虽不作可也。舜之伐有苗，仁也，成王之伐三监，亦仁也，然成王之仁不如舜之仁者，成王未免于作诰耳。使成王之仁声如舜之浃洽于民，则邦岂复为大艰乎？《大诰》之书虽不作可也。大抵天下之理可以驯致而不可以速化，天下之民可以诚服而不可以诈欺。仁著于言，如伯者之用兵，必伐楚而后人知其为义，必伐原而后人知其为信，信义亦薄矣。仁寓于声，如王者之用兵，故商之兴也不在于鸣条之日，而在于未征葛之时；周之兴也，不在于牧野之日，而在于未渡孟津之初。先声所暨，人服之旧矣，何俟于言乎？论至于此，劝农之诏不必下也，有以率之，则农自劝矣。驭吏之诏不必颁也，有以先之，则吏可驭矣。仁之名见于有言之后，孰若仁之声著于未言之前邪？古之人君，其所以脩身行己，无一念之非仁者，非特以此涵养仁声仁闻于一己也。植之风声，则仁见于风声也；声教暨于四海，则仁见于声教。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岂可骤以取名乎？说者以仁声为乐之声，此臆说也，不可不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