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尝读汉史至《张子房传》，观良之为人，画阴谋则不如陈平，善征伐则不如淮阴，攻城野战则不及曹参，供饷给馈则不如酂侯。然卒能掉三寸之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而四人者不及，尝读至此，未尝不叹惜也。及推考其事，然后知汉之兴，皆子房之功焉。何则？始良起下邳，有一父老授以兵法，曰：「读是则为王者师」。良视之，乃黄石公之《三略》也。故高祖用之以西定关中，南取蜀汉，约三章，诛暴秦，破强项，而天下服其仁义；解鸿门之阨，陈灞上之师，裂韩、彭之地，散垓下之卒，而天下服其权谋。虽曰高祖之治，而实留侯之策；虽曰留侯之策，而实出于黄石公之书。因徐考《三略》，乃知上略设礼赏，别奸雄，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仁义权谋之道相为表里参用之，黄石著之于前，子房行之于后，皆二道之相济也。幸承师问，请因是而论太公《六韬》之法焉。呜呼，郁郁乎，洋洋乎，洸洸乎，周文王、武王之治也！纪于《书》，咏于《诗》，杂出于传，百家之言昭如也。有道德焉，有仁义焉，有礼乐焉，有教化焉，有法度焉，其休功骏烈裕如也，其深恩美泽蔼如也，其典章文物灿如也，其纪纲制度炳如也。其所以治天下之法何其仁，其所以除天下之暴何其义！虽寥寥千百载之后，可端拜而议焉。然尚有可疑者。今兵家者流有《六韬》之书，文、武、太公答问之辞也。有《文韬》，有《武韬》，有《龙韬》，有《虎韬》，有《豹韬》，有《犬韬》，自《文师》，至《战步》，其二君一相军旅答问凡六十篇，以至兵车楼橹、粮草器械、山川险要、风云天象，无不备论而详说，其间又杂以权谋之言。夫《诗》、《书》亦文、武之书也，《六韬》亦文、武之答问也。何《六韬》与《诗》、《书》相反戾之若是耶？岂文、武之功兼权谋而用乎？抑非太公所作，而后世好事之人妄传乎？试折衷之。夫仁义者常行之道，权谋者辅助之术。时可以用仁义则用之，时可以尚权谋则尚之。譬如造大厦焉，其柱石栋梁既已具矣，而榱椽楹桷亦存之，岂以其微小屈曲而遽废其用哉？仁义者，栋柱也；权谋者，榱桷也，两不可废也。然而仁义为其本，权谋为其末，是故三代之君有以行仁义之兵而亦参用焉。何者？成汤之伐桀，民有来苏之望，亦可谓仁义之兵矣。然《汤誓》之篇乃曰「升自陑」，而孔安国谓「从陑出其不意」，则权术亦用焉。商高宗伐荆楚，克鬼方，与天下除残暴之害，岂非仁义之兵乎？而《商武》之诗乃曰「罙入其阻」，而郑康成谓「冒入其险阻」，则权术亦用焉。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劳徕万民，岂非仁义之兵乎？而《常武》之诗歌曰「如飞如翰」，而郑康成以谓「啴啴然疾如飞，鸷如翰」，则奇兵亦用焉。盖其以仁义为本，而以权谋辅之焉。推是三君之事，则文、武从可知矣。今取《六韬》之书而观之，无非出此也。盖王者之兵专用仁义，故必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源，赏功罚罪以修其政，利而无害，成而勿败，惟以爱民为心，此仁义之术也。不然，何以《六韬》之篇，独首之以仁义耶？及不得已而用兵，方且选将练卒，料敌应变，上得天时，中得地利，下得人和，深思而熟计之，此权谋之术也。不然，何以《阴符》之篇，独首之以权谋耶？则其兼而用之亦明矣。噫，向使文王、武王非仁义，则何以退修文德，崇虎来降，八百诸侯不期而会，云合响应哉？向使非权谋，则何以破牧野之旅，降崇墉之人哉？意其必出于太公之言也。夫兵，凶器也；战，危事也；戎，国之大事也。故古人必审谨而用之。一举而有功则禁暴除乱，安民和众，混一区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用而无功，则海内虚耗，人民流离，大兵之后，必至凶年，而民受其殃。故善人教民七年，然后即戎，盖如是审也。文、武当虐君之时，思欲有以拯天下之溺，而除天下之残。然而知兵之不可轻用也。故丁宁反覆，问于太公，详悉细究，知其必然，故方举兵以除暴。孰谓《六韬》而后人妄传乎？仁义譬之五谷，可以养生而不可以伐病；权谋譬之药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养生。文、武之时，海内未宁，知权谋之可以伐病也。故以仁义为本，以权谋为末，而参用之。及天下已平，四方无事，知权谋之不可以养生也，遂偃武修文，归马华山之阳，放牛桃林之野，干戈包以虎皮，将帅使为诸侯，示天下不复用武，亦《六韬》之微意也。自斯以降，宋襄公弃权谋而行仁义，故卒败于泓，秦始皇舍正道而专诡谲，故二世而亡。向使二君知太公之书，仁义权谋兼而用之，则乌得为三王之罪人乎。惟张子房之用黄石，亦可谓造其阃域矣。承学荒残，姑诵所闻，以塞明问，幸执事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