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联簿正，已参列寺之华；进贰司均，更冒部丞之选。知怜逾厚，愧负有加。伏念某才匪适时，学惟为己。猿投林而竞啸，穷已弗任；骥伏枥以长鸣，志徒未改。轗轲技能之莫售，栖迟禄位以常淹。顷辞负弩之劳，亦预招弓之宠。献言文陛，初何补于明时？窃食太仓，乃滥叨于满岁。诘曲常思于避阱，聱龄岂惮于挥车！得路弹冠，嗟簿书之已暇；闭门挟筴，较州县以过优。方怀乞外以便亲，敢谓叙迁而易命！介之推未尝言禄，夫岂遐遗？烛之武少不如人，孰云可用？祗荷无私之化，曲推不施之恩。激昂懦衷，奋励盛际。兹盖伏遇仆射相公功存社稷，道洽生民。举天下一于仁，侔伊尹之重任；拨乱世反之正，倚周公之迓衡。未忘特达之私，益示兼容之度。某敢不誓全家法，恪奉官常？俾司万石之储，讵知报国；倘守一经之旧，犹足事君。过此以还，未知攸措。

君子之所以异于众人者，以其识之所昭，量之所廓，节之所守而已。闾巷之人，毫发有损益，必变色动心焉。惟君子禄万钟而不为泰，家四壁而不为穷，以幸而生轻于鸿毛，以义而死重于泰山。白刃可蹈；而不可屈以威武；鼎镬在前，而不可加以非丽。死生之大；不能与之变，而惟仁义之守。则其识高天下，量包海岳，节凛冰霜，卓然高世而绝俗矣。维昔有人，不与贪夫共处，若介推者；不与混浊俱全，若灵均者；不食不义之粟，若夷齐者；为国远谋，刚直得罪，被极刑而无愠色，若晁错、王章者；冒万死，入九军，若关长生者；守一城，捍天下，若张巡、许远者；清议介然，不容于时，若李固、范滂者；才高性烈，不免于奸雄之畏忌，若孔融、嵇康、祢正平者。向非识量俱全，临大节而不可夺，安能了然于死生之际，激孤风而炳史册邪！故赠特进、资政殿大学士刘韐，爰在靖康，金人犯顺，饮胡马于汴水，合长围于复都。道否数屯，中原失御，公不幸亦为虏所得。是时虏方得志，张饿虎之喙，肆蝮蛇之毒，而公以大智豪勇之资，摧伏不得伸，虏亦仰公重名，欲尊而用之。公以夷夏倒置，逆顺反常，森矛戟而不畏，望禾黍而兴悲，伤时忧国，乃殒其身。斯所谓纯臣不二、精忠不移者欤。按《谥法》曰：「见患不忘国曰忠」。公之谓矣。公平生仕宦，任刑罚直而平，调财赋理而均，承流宣化则优而惠，激浊扬清则廉而明。其为帅也，不专于战而贵于智，不专于勇而贵于仁。其入觐帝阍，恩荣优渥，天子当宁而叹，前席以言者屡矣。而在外之人思其惠化，诵其德政，三异之迹可嘉，五裤之谣未息。诚见夫所在而治，投刃皆虚，实大而名益彰，德盛而光益远。斯所谓旁明厥思，旁通厥德者欤。按《谥法》曰：「行见中外曰显」。公之谓矣。今也考行事之始终，合天下之公论，稽之以谥法，宜曰忠显。宣教郎、太常博士张宗元谨议。

远方随牒，久怀就养之私；真馆奉祠，忽遂由衷之请。虽天地造化不遗于一物，而斗筲器局莫堪于大恩。词则有穷，感无以状。窃以介之推不忍一言于晋，宁与亲而俱逃；陈仲子不义万钟于齐，乃离母而独处。然当世不以之推为不孝，而君子至谓仲子为非廉。盖义不当就，则饮菽而亦欢；情其可居，则捧檄而为善。欲识人子何以为养，必知圣门所谓不违。如某者行落落而与世乖，学拘拘而求古是。自为士已怀四海之虑，不敢作无用之言；及居官而效一日之长，未尝为苟免之计。惟念亲年及耋，子职非耕。诘盗四封，屡叹《杕杜》征夫之远；贰令一邑，尤怀《北山》从事之劳。每当出身徇节之时，必有临深登高之惧。属幸改秩，当更字民。岂不知积资循进之足贪，诚恐失先意承志之可乐。故申将母之谂，以希锡类之仁。国尔忘家，公尔忘私，事上者固当如此；忠移于君，顺移于长，观人或于是得之。敢意大钧，亦轸微类。恭惟某官贵尊三事，和育群生。德盛自发于威仪，功深不露其神迹。知爱其亲，而达之天下；不被其泽，如纳之沟中。切揣甄陶，固能益子华五秉之粟；许参词馆，盖已察曾子三釜之心。某敢不退事其亲，自竭其力？无从倒戟，空有翳桑遗肉之怀；安敢争车，少替颍谷请羹之念。从今养志之日，无非报功之年。

文帝宽仁恭俭，为汉贤君，惜乎君人之量不洪，未免为盛德之累。诸吕既诛，惠帝无子，所当立者高帝子耳。高帝见在子，唯帝与淮南王。帝长而贤，天命人心不约而合，故平、勃定策迎帝者，岂私也哉？顺天命、因人心也。且楚汉相攻，平、勃身履目击之。高亡屡矣，卒并天下，韩、彭、英、卢一有非觊，相继菹醢。高后擅朝，诸吕用事，寻亦诛灭。天命归汉，殆不容释，平、勃尚何望耶？帝可以判，然而犹豫不决者，盖高后杀赵王，齐王几及于难；燕王早世，又杀其子；后欲徙帝王赵，患将及矣。帝逊辞以谢之，仅乃得免。帝惩诸王之祸，惴惴然朝不谋夕，一旦人以天下与之，非意所及，且喜且惊，故谋及群臣，谋及卜筮，迟疑而不敢进。先之以薄昭以察其情，继之以宋昌以观其变。当是时，帝之心何如哉！即位之夕，夜拜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何乃匆匆如此？数月之间，又封昌为壮武侯。朱虚、东牟尝有立齐王之意，帝追恨而黜其功，章以失职，怏怏而死，兴居遂有不轨之谋。夫昌以劝进而得封，章、兴居以欲立齐王而被黜，帝之所存，亦可见矣。昔晋侯赏从亡之功，介之推曰：「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盖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能为，岂以昌一言之劝，章、兴居一言之异，而为得丧乎？帝于此切切焉，是不知有天道也。或谓夜拜昌、武，非遽欲贵之。帝自代有天下，疑汉大臣皆不附己，故以亲信代处要任，盖所以虑患于未然。此文帝私忧过计耳。绛、灌始诛诸吕，握玺将兵，呼吸之间，有关存亡，不以此时图危社稷，帝已正位，君臣之分定矣，欲何为哉？夫君人者当以天下为量，汉臣即代臣也，帝乃畏忌大臣，宠任亲信，而预防之，自分畛域，示人以疑，使人有危惧之心，亦非自全计也。唐魏徵尝劝建成早除秦王，薛万彻尝帅东宫兵以攻秦府，二人者罪不容诛，太宗不惟赦之，又复用之，位极将相，不以为疑。至于秦府旧人迁官，反出东宫、齐府之后，惟才是择，不以新旧为间。如太宗，可谓有君人之量也。若夫文帝恭俭爱民，有非太宗所能及者；傥以大体责之，视太宗有间矣。故曰，君人者当以天下为量。

君子之于道，无可也，无不可也，裁之而已矣。裁之心而贞，裁之身而正，裁之家而齐。久矣，家政之未易裁也！夫苟能裁，上则为舜，下亦不失为鲁庄公。苟为不能，则管、晏，甚则桓公也已矣。虽然，特家事尔。春秋、战国以来，以执国之政闻者，大莫如子产，次莫如公孙衍、张仪。子产之使人爱也以惠，仪、衍之使诸侯惧也以怒。兹皆不免乎一偏者也。虽然，如得其正焉亦足矣。而吾闻之孔孟，子产盖众人之母，而仪、衍类非大丈夫也。则彼之惠与怒，意其非正也已矣。《书》曰：「德威惟畏」。《礼》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此孔孟之正也。今夫子产直众人之母而已矣，则其所以使人爱者，固非君子之德也。而仪、衍又不得为大丈夫，则其所以使诸侯惧者，夫岂德威也哉！晋卿有曰：赵文子与其子宣子者，其一使人爱，其一使人畏。盖之三子类也，而世率以为正。或曰：特盾不正尔。余惑焉。盖盾之事，其失也彰；衰之事，其失也潜。夫彰，故人得而知之；潜非识者莫知也。「子为正卿而不务德」，此郤缺诘盾之言也；「子为正卿而不讨贼」，此董狐诘盾之言也。以二子之所以诘盾者而溯盾之心，则凡盾之所为，迎公子雍，送射姑帑之类，大抵敢行非度以胁之而已矣，盖不待识者而后知，故曰彰。衰则不然，其操似洁，其言似据，其为政似和易，故虽识者或以为正，我则兹不予，故曰潜。其不予何也？其心术不正也。其不正何也？公重去齐，而衰醉以酒，一不正也；公逊楚礼而衰强之受，二不正也；公怒野人予块，而衰以为有土之兆，三不正也。凡是三不正，盖衰所以为忠，而君子以为是小人之爱其君也，大人格君心之非则不然也。以衰之所以爱其君者溯衰之所以使人爱者，要不过矫情诡词以笼之而已矣，岂君子之德爱也哉！而世率以为正。或曰特盾不正尔，吾故悉言之，以发千载未败之事。然则奚以为未败？曰：抑尝败矣。介之推以二三子贪天之功为诬，盖为衰发也，顾未斥之尔。然则奚以知其为衰发？曰：从亡之臣，虽无虑十数，而最善诬者，莫如衰也。然则奚以知其莫如衰？曰：秦之享公也，公欲以子犯从，子犯逊焉，曰：「吾不如衰之文」。衰行，应对捷出。君子曰：「衰，颊舌之士也」。吾意衰之舌不独发于从公之享，又施于诬天以攘功，不然，从亡之臣如子犯者鲜矣。今自谓不如衰，则之推所谓二三子者，非衰而谁？故吾谓衰之可爱似子产，盾之可畏似公孙衍、张仪。其所为异者，特子产以心而衰以舌，仪、衍以舌而盾以心尔。盾之失在心而人知之，衰之失在舌而人反不知，岂其失之也以舌，而文之也亦以舌耶？此一说尔。又有一说焉。大抵议论人者，于其失甚者则加意，未甚则略之。略之则其失虽彰，而或至于网漏；加意则其失虽潜，往往吹毛而求之不贷也。盖人情则然。今盾败而衰未败，得非盾之失也甚，故董狐、郤缺吹毛而求之，而衰则未为已甚，故人略之欤？呜呼！人既略之矣，又从而文之以舌，虽千载不败可也，而余独吹毛焉者，盖惜夫衰之缪用其心，而未可与入吾孔子之道而已矣。故君子以为衰，冬之日也；盾，夏之日也；孔子，元气也。

义利之分，孟子辨之详矣。而赏以劝善，刑以惩恶，圣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权者，犹未离于利乎？有所利而为善，有所畏而不为恶，则其入人也亦浅矣。尧舜之治天下，不赏而民劝，大怒而民威。故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岂亦知其效入人之浅乎？然皋陶之陈谟，以典礼赏罚同出于天，而非有轻重之别也。苟无所事乎其用，则赏罚亦自外来耳，安在其为天乎？三代之用赏罚，大概犹法唐虞，而记礼者载其先后之用甚详，又以为至周而穷。岂世变之极，而赏罚之用始重乎？抑其出于天，而三代始赖其用也？《春秋》圣人经世之志，而独以代天子之赏罚，则圣人起而治天下，必不能以易此矣，亦何怪于汉宣帝之专恃赏罚以为治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洛书》之所明载，而儒者终以为治天下者不取必于赏罚，亦知夫劝惩之效浅也。谓赏罚不取必于劝惩，则无以御天下；谓其为惩劝而设，则赏罚亦利耳。利者，人道之末也，则皋陶之所谓天者岂诬乎？

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臭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委于命，则必有制之者而不可违也。富贵尊荣，则耳目口鼻之与肢体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则反是。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一切惟君长之为听。君长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恶而为之节而已。叙五典，秩五礼，以与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则富贵尊荣之所集也；其违之者，则危亡困辱之所并也。君制其权，谓之赏罚；人受其报，谓之劝惩。使为善者得其所同欲，岂以利而诱之哉！为恶者受其所同恶，岂以威而惧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此典礼刑赏所以同出于天，而车服刀锯非人君之所自为也。天下以其欲恶而听之人君，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则是以刑赏为吾所自有，纵横颠倒而天下皆莫吾违。善恶易位，而人失其性，犹欲执区区之名位以自尊，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孔子之作《春秋》，公赏罚以复人性而已。后世之用赏罚，执为己有以驱天下之人而已。非赏罚入人之浅，而用之者其效浅也。故私喜怒者，亡国之赏罚也；公欲恶者，王者之赏罚也。外赏罚以求君道者，迂儒之论也；执赏罚以驱天下者，霸者之术也。

肉刑之兴，说者以为起于苗民，而尧参取而用之。「报虐以威」，盖将以戒小人，而非出于圣人之本心也。故舜多为之涂以出民于刑，祇以施诸怙终者；而穆王之训刑为尤详。然则虽圣人欲去之久矣，安在其为孝文姑息之仁也？而世儒之道古者，必以为井田、封建、肉刑皆圣人之大经大法，不可废也。治天下而不用肉刑，徒以启小人犯法之心耳。故曰：肉刑之刑，刑也。汉魏之际，往往数议复之而不果，以至于本朝，而刑轻于三代矣。法家者流以仁恕为本，惟学道之君子始惓惓于肉刑焉，何其用心之相反也？推之天理，验之人事，而要诸古今之变，究其所从始，极其所由终，必有至当之说。

昔者圣人别人类于禽兽之中，而去其争夺戕杀之患。盖必执生杀之权，而后谓之刑政也。则肉刑固已草具，而未有其法耳。苗民始多为戕人之具以淫用之。尧惧其为世训也，故取而次第品节之，使必若苗民者然后罹此刑耳。故曰：「报虐以威」。舜又多为之法以出之，而夏于赎刑为尤详。商人执刑罚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盖严其所当用者耳。夫既多为之涂以出之，而不严其所当用者，是教人以轻犯法也，岂圣人制刑之本意哉。文、武尤谨于庶狱，而成、康措而不用至于四十馀年。穆王耄荒，而训刑以诘四方，使知刑者圣人爱民之具，而非以戕民也。汉兴，承秦之馀烈，先王之法度尽废，而肉刑块然独存。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慨然除之，于是可与语变通之道矣。井田封建，自黄帝以来，极十数圣人之思虑，所以维持而奉行之者，惟恐其一事之不详而一目之不精也。至于肉刑，则多为之涂以出之，惟恐其或用耳，岂可同日而语哉。圣人之恐其一事之不详而一目之不精者，今既尽废而不可复举矣，独惓惓于圣人之恐其或用者，纵使可用，无乃颠倒其序乎！使民有耻，则今法足矣；民不赖生，虽日用肉刑，犹为无法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四达而不悖，则王道成矣。吾闻诸圣人者如此。

郦食其教高祖以示诸侯形势之制。方天下未定之际，形势固不可以授之人，盖惧其自伐也。天下已定，固当以天下为家，以四塞为形势。而萧何方惓惓于壮宫室，娄敬方劝据秦地以临制天下，何其狭也！高帝宽仁爱人，念天下汹汹数岁，本不敢轻用其力；豁达大度，欲示天下以至公，而庶几于周家之义。然卒为宗臣所移犹可也，而竟移于羁臣之说，何哉？岂三代公天下之道，后世真不可复行乎？抑人心多自疑，而其流遂如此也？不然，则在德不在险，是真书生之谈耳。

万物皆备于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具。天下岂有身外之事，而性外之物哉！百骸九窍具而为人，然而不可以赤立也，必有衣焉以衣之，则衣非外物也；必有食焉以食之，则食非外物也；衣食足矣，然而不可以露处也，必有室庐以居之，则室庐非外物也；必有门户藩篱以卫之，则门户藩篱非外物也。至是宜可以已矣。然而非高明爽垲之地则不可以久也；非弓矢刀刃之防则不可以安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具，则人道为有阙，是举吾身而弃之也。然而高卑小大，则各有分也；可否难易，则各有力也。徇其侈心，而忘其分不度其力，无财而欲以为悦，不得而欲以为悦，使天下冒冒焉惟美好之是趋，惟争夺之是务，以至于丧其身而不悔。然后从而告之曰：「身与心内也，夫物皆外也。徇外而忘内，不若乐其内而不愿乎其外也」。是教人以反本，而非本末具举之论也。二帝三王未尝不择形势而居之，而周公于宫室之制，闳大端丽，欲用以为万世之法。夫岂以形势为德之辅，而宫室为德之华哉，此帝王所以备人道而与天下为公也。萧何娄敬盖亦知天下之势而已，而未知圣人本末具举之道，故使论者犹有疑焉。且谚有之：「衣则成人，水则成田」。此岂有内外轻重之异哉？世儒之论所未及也。

帝、王之号名殊，而其道一也。然学者知称尧、舜、禹、汤、文、武，而名号与谥终不可得而别。以「尧」、「舜」、「禹」为名，则汤、文、武独以谥举，可乎？通以为号，则咨尔舜禹者，必非号也。汤之子孙，以「甲」、「庚」、「丙」、「壬」为号，则「汤」不得以谓之谥，然而所谓「予小子履」者，则汤既有其名矣。后世之言谥法者，遂次尧、舜、禹、汤于其中，夫岂其然乎？文武之子孙各以谥显，而善恶一付之天下之公论，虽孝子慈孙不得加私意于其间也。《春秋》之公侯伯子男，其卒葬例以「公」书，又何所贵于圣人之笔削乎？亦无怪后世之孝子慈孙因得以致其隐恶之义也。圣人酌古今而裁之中道，必有俟百世而不惑者。

自风气初开，人极肇建，于是有君臣上下之分，而为之号以尊异之，未有名字之为别，而文物之可观也。及其久也，有号而后有名，有名而后有字，有字而后有讳，有讳而后有谥。上则追王其先祖先公，下则施及其文子文孙，旁则庇其本支族属，推其姻连亲党，隆于朋友，不遗故旧，以广亲亲之道于天下，然后为忠厚之极则，人道之至文，此周家所以独备于三代也。孔子作《春秋》，既已品节而尽用之矣。然名之曰「幽」「厉」，而国恶不讳，无以致君父之敬；列爵各从其实，而直情径行，无以尽臣子之心。故《春秋》兼隐恶之义，从尊君之文，而人文于是大备，后世无以复加矣。过是以往，则人心无穷，不可以尽徇；而天下至众，不可以文欺也。故尧、舜、禹、汤循而至于周道之文也。《春秋》之义，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后世之欲行恩义于《春秋》之外者，徇人心而欺天下者也。

吕不韦市子楚以为奇货，此战国策士朝暮反覆之谋，君子之所不道。而汉文立未数月，乃脩代来功，宋昌既封侯，而六人者皆官至九卿。宣帝惓惓旧恩，至侯五人而未止也。天之立君，本为斯人计，犹不以逸豫其君之身，顾何有于平时自结于其君以觊非望者乎？将相大臣以天下之义迎立代王，犹逡巡而不敢进，既已立矣，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而张武实行殿中，将相大臣今犹未足信耶？昔者王代而今为天下主，必自代来者而后足信，何其示天下以狭耶！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宋文帝能忍于徐羡之、傅亮、谢晦，而王华、王昙首之徒自是而用事焉。使后世反覆多诈之人常觊天下之有变，以幸一日之富贵，其必自宋昌始矣。汉高帝用其私心于丰沛，而生长之地亦有异恩焉，是纳吾身于一邑，而教天下以侥倖，岂所以为天下主哉！南阳之恩虽小杀，而此义卒不可废。人主一时之私恩，又可为万世之常法乎？裁恩义而中持衡焉，使开国承家者有所据以为常行之道，揆之以《春秋》之义，则必有以处此矣。

晋文公在外十九年，从亡者非一，而三士称焉。及其反国也，郤縠实当国政，狐偃、赵衰盖始为卿，而贾佗、臼季之徒未有列也，郤縠死，先轸以下军之佐代之，当时以为上德，则从亡之劳不论矣。颠颉就诛，魏犨几不免，而介之推不及禄。荣辱可否，与众同之，幸不幸一归诸命，不以亲疏厚薄为等降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刚，知微知彰，万夫之望」。自古圣贤之举事，与夫后世英雄豪杰，必寄腹心于同起共事之人者，彼其察事见情常先乎众人，非以其为故旧而特亲之也。至于左右亲昵，讵肯以得国有天下而任之以政哉！富厚安荣，不欲以天下国家而俭其素所亲耳。《春秋》之义，所以重君臣恩义之始终而不及其私者，固所以防人心之流也。文帝裁绛侯以大义，而卒不任宋昌张武以国政，彼其轻重浅深必有以知之矣。丙吉之端简厚重，虽微旧故，是可不任之以政乎！宣帝忍于霍光，而惓惓于五人者，非但亲疏有以蔽之，而权利所在，固争之端而怨之府也。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此圣人所以裁恩义而中持衡者，其诸《春秋》之所不废欤！丰、沛、南阳，以生长之地而沾异恩，雨露之所被，日月之所照，近而易入者常先得之。此亦天下之公义，而厚薄之殊绝则为私心耳。夫人心之正，万世之常法也。茍其不役于喜怒哀乐爱恶之私，则曲折万变而周道常如砥也。唐太宗惓惓于天策学士，而秦府旧人则与东宫、齐府均其用舍，盖亦庶几于恩义之平矣。呜呼！安得皇极之主而共叙之哉！

圣人以常典卫中国，以封疆限夷狄，明其不可参也。然民命之所在，不当以夷狄、中国为别，故兼爱之说兴而通和之义行。甚者至欲以女妻之，冀以舅甥之恩而获一日之安。彼惟不习于礼义也，故谓之夷狄，而可以人伦而縻之乎？暗哉娄敬之智也！一日作俑，而其流至于不可胜言矣。然合中国而君之，既不能却夷狄于塞外，又不能忍一日之辱，坐视民生之涂炭而莫之救，是诚何心哉？此齐景公所以涕出而女于吴也。孟子之所不敢废，则娄敬岂得为过乎？略其事而取其心，虽宋虢之息民，圣人不得正色而诛之也。

有中国必有夷狄。待夷狄之常道莫详于周，而其变则备于《春秋》矣。方舜禹之时，蛮夷猾夏，则命士以明刑而已。至汤有来享来王之事，而未有其礼也。周公相成王，朝诸侯于明堂，而列四夷于四门之外；分天下为五服，而以周索、戎索辨其疆，盖不使之参于中国也。宣王伐猃狁，至太原而止，而蛮荆使之来威而已。此周道之所以中兴也。幽王之乱，而中国、夷狄混而为一矣。其后楚始僭王，以夷狄之道横行于中国；吴越奋自南方，以与晋楚争伯，而晋楚不能抗。此商周而上夷狄未有之祸也。圣人有忧焉而作《春秋》，其所以致夷夏之辨亦难矣。戎狄之种类不一，而杂出于中华，以致其猾夏之祸。圣人一切以周道治之，而不使参中国之事也。诸侯与之会盟则讥之，伯主穷追远讨则黜之，要使各安其疆则止矣。至于吴楚，则非周道之所能尽治也。方其始之僭窃也，固已斥而弃之于夷狄矣。及其能从中国之会盟，则人之；能行聘礼，则爵之；能正中国所不能正之罪，能讨中国所不能讨之敌，则酌轻重以许之。及其行诈谋，用狄道，则斥而弃之如故也。然而窃伯可也，分伯可也，专伯则不可；人可也，子可也，公侯则不可；而况于僭王乎！是圣人于中国、夷狄混然无辨之中而致其辨，则所以立人道、扶皇极以待后世也。吴楚之祸极矣，圣人岂不知后世必有夷狄之尤猾者，踵其辙以抗衡于中国，庶几《春秋》之义尚可覆而行也。汉之匈奴，唐之回鹘吐蕃，本朝之契丹，岂可以待夷狄之常道而待之，徒曰不可参于中国而已乎！彼固越疆而来参，窃中国之文以自尊异，逞夷狄之威以自飞扬矣。然而妻之以女则不可，藉其力以平中国则不可。盖惧夷狄、中国之无辨也。汉唐之已事可以鉴矣。本朝去是二祸，而岁以金缯奉之，不复至于交兵，则既享其福矣，独使之并帝，则汉唐之所未有也。专中国之祸，岂一朝一夕之故哉！是皆当时之廷臣不讲《春秋》之过也。今中原既变于夷狄矣，明中国之道，扫地以求更新可也；使民生宛转于狄道而无有已时，则何所贵于人乎！故扬雄之言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王通之言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盖「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华阁赵公，人物之翘楚也。有家传之学，有师友之训。志操之挺特，器业之宏伟，足以有为于斯世矣，而雅意静退，不以立朝为荣，而欲以外庸自见。平生所蕴，形于施设者，不过一州一路而止，其亦狭矣。虽然，贤者所行，足为世准。使为士大夫者闻公难进易退之风，砥砺廉隅，有特立之操；为守为帅者闻公政事之美，则而效之，有可纪之绩，所及不既广乎。某始叨从班，公即以书见教云：「我先公之居此地也，专以论思献纳为职，奏篇甚富，凡当世利害，知无不言」。某自闻斯语，服膺不失，二三年间，罄惓惓之忠，有犯无隐者，公实教之也。以某一介推之，则知受教于公，有所兴发者多，而孰谓其狭哉？呜呼，可敬也夫！

余少时尝冒叩天阍，救父兄难。时孝宗圣明在御，心谋未决于死也。后三十年，后溪先生犹为之感慨，具本末奏于朝，宣付史馆。今观刘公书毛希元母夫人之墓，称其骂逆曦于伪都运座上，被囚几不免，时岂复有倖生之望哉？其母以是日忧愤卒，已乃题诗《考功历》，语侵权臣，誓不复出仕，时岂将为倖进之地哉？至今未闻有势位者为击节而列之上前，而不乐善者方将嗫嗫致喙焉。吁嗟乎！凡厥秉彝，曷不略以身体之？虽然，此自在人责也，何与希元事？乐只希元，其殆将隐邪？亦闻介之推有语乎？身将隐，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顾今遗恨，独介母不及俱尔。水心先生亦为赋长篇，以壮其志。二公皆予素所归心，而及步趋者也。故乐为希元道其事，于其行也，亦用水心韵，且自述吾所不逮者以赠之。

郡最无闻，合止剧曹之印；家居已幸，况疏上馆之纶。回视孤纵，愧当异数。伏念某书生入仕，俗吏致身。偶于多难之秋，守株偏垒；荐受曲成之造，遇节多方。铭绩不至于太常，足履未登于光范。擢从外服，进领中权。虽暗室不欺，日月照临之有赫；如大川未涉，风波浩渺之无涯。竟烦对仗之言，亟愧含香之召。受任极惭于阃外，谋生苟脱于兵间。百病交攻，尚是责轻之报；二年一律，甚于负重之忧。沈绵灰作吏之心，疾痛掣濡毫之肘。未能祠请，每以视观。公朝设均佚之科，本优清节；近岁开自陈之路，以便素餐。傥起之罪废之身，即予以燕私之廪。若何修饰，有此记存？兹盖伏遇某官中道待人，诚心体国。付权衡于公论，风厉霜明；斡造化于大钧，海涵春育。士始招于郭隗，禄亦及于介推。遂于观过之馀，亦有祝釐之望。某辱知厚矣，揣分阙然。与道家者流，喜共有帝万岁、臣千秋之愿；受支离之赐，恐空怀粟三钟、薪一束之惭。心曲易铭，笔端难叙。

高祖天资本明，而将之以宽大；太宗识见固高，而将之以详审。惟其宽大，故事为常暗与道合，而间失之疏；惟其详审，故事为每关于念虑，而或过于密。然观二君于封爵功成一事，则皆有可得而言者。高祖之分封，自子房而下，以及于灌婴、樊哙之徒，无不各厌其欲。至于雍齿，以畴昔睚眦，亦且矫情而赏之。帝可谓无负诸臣佐命之功矣。然方楚、汉争雄之时，能使沛公激发天下之大机括者谁欤？三老董公说之以三军素服，共诛楚之弑义帝者，顺德逆德之辞，昭然与日月争光，人心稍知义者，其从顺去逆已如此决择矣。董公之说，又岂萧何文墨之比？以子房号为帝师，筹幄之间，亦未见有此大计。当时仗义而西，天下为之响应者，董公力也。论功之际，帝乃念不到此。借使是时公已远遁如介之推，言不及禄，则绵上之田亦胡为而恝然也。是非高祖用明以宽，而疏略于事情耶？太宗之报功，房、杜以善于谋断，英、卫以长于攻讨，勋庸称为诸臣冠，固宜尔也。至于刘文静，语多怨望，反状已形。时帝在秦府，直谓太原首事，文静实启其谋，令处纳言，似谓乃翁报功之弗称。使文静于此不自取祸败，则帝之即位也，必首念此身之富贵，一皆文静之所效，赏典之行，未必不加之房、杜之上。太宗亦惟知文静有密启之功，而不知文静以穿窬之辈，乘乱挟奸，教人以窥伺鼎玺之谋。在帝首当劝其父正以无君之罪，当如高祖面数丁公之不忠，馘竿以徇众可也。太宗方且欲重赏以报之，帝虽周于事情，果为有得于详审乎？即是而论，董公为万世之忠，文静乃万世之贼。高祖之待董公，宜如太宗之念文静；太宗之念文静，宜如高祖之待丁公。然高祖能严于诛，而略于赏，君子以为似亏宽大之素，而不害其为公；太宗欲推赏而不加诛，君子以为详审之中纯乎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