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皆儒，则儒者之名不闻；为吏皆循，则吏之名不闻；为士皆纯德，野无遗贤，则独行逸民之名不闻；为子皆孝，为臣皆忠，则忠臣孝子之名不闻。愚尝读浑浑之书，而得九官十二牧之为人；读灏灏之书，而得伊尹、伊陟、傅说之为人；读噩噩之书，而得周公闳夭之徒之为人。彼皆大儒也，当时不称其为儒；彼皆能致循良之治也，当时不目之曰循吏；彼皆为忠为孝也，当时不指之曰某为忠臣、某为孝子。下至于乡党庠序之间，不闻其有独行；山林草野之间，不闻其有逸民。自鲁国之人以儒称，则儒道衰于周矣。自郑相子产、楚相孙叔敖以循吏闻，则吏治始衰于列国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独行著，则天下之士始有尚偏之弊矣。自长沮、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长往，则韬光铲采于渔樵之间者多逸民矣。自子胥以忠称于吴，曾参以孝称于鲁，则忠臣孝子稀疏寥绝，如参辰之相望矣。呜呼！士以一行得名于时，彼亦何等时耶？西汉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汉之美事，盖自高祖见儒服而慢骂，而儒气不振。申韩之术行于世，而吏治多出于刑名。班固作西京一书，表儒林、循吏而出之，所以伤汉之儒与吏也。东汉之有独行、逸民，非东汉之美事，盖自矫激之俗兴，士始流为崖异斩绝之行。自廉耻之风丧，时始贵高举远蹈之人。范晔作东都一书，表独行、逸民而出之，亦伤士之少纯全，时之多独善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义，非李唐美事。盖自高祖变节于晋阳，而唐无忠义之风；文皇行亏于闺门之内，而唐无孝友之俗。秉史笔者表孝友、忠义而出之，盖伤当时忠孝之难能，而仅有为足贵也。夫天下皆有，则所有者不胜书；天下皆无，则仅有者斯可书。且西汉有商山之四皓，非无逸民也；有矫世之杨王孙，非无独行也。而班固不立逸民、独行传者，盖以当时之士廉退者尚多，无贵乎逸民，行之全纯者犹众，无取乎独行，其不以是立传，盖不欲使当时有逸民、独行之名也。东汉有江革、申屠蟠之类，非不甚孝；有李固、杜乔之徒，非不甚忠。而范晔不立忠义、孝友传者，盖以当时俗多孝友，则孝友不可悉书，人多忠义，则忠义殆不一传，二传之不立，盖不欲使当时有孝友、忠义之名也。若夫居儒林者二十有三人，经术渊源者孔安国为之最，安国得圣人家传之学，非渊源乎？在循吏者六人，政治忠厚者蜀文翁为之伯，文翁兴学校以化民，非忠厚乎？以独行显者二十有四，愚切有取于范式。式以信义行于朋友，时人知其可以托死，是固本诸贤圣而不为矫激也。以隐逸称者十有七，愚切有取于严陵。陵高尚其志，卒不为光武屈，议者谓其得圣人之清，是故乐在山林而不盗声名也。言言之烈，史臣之所以赞颜、段；蒸蒸之善，柳宗元之所以铭李兴。然真卿、秀实行非一端，而不列于忠义。愚独于忠义三十七人之中，深喜全节之张巡。李兴割股肉以进其亲，非名教之所。愚独于孝友十人之中深喜义门之中李知本。若夫四百年之汉、三百年之唐，洪儒硕学，将相名臣，皆由此途出。不列于数者之目，非为不足列也，正以其全德备行，不可列于一端以小之耳。且西京儒者莫如扬雄氏，讵可列雄于儒林乎；东都循吏莫如卓鲁二子，讵可列卓鲁于循吏乎；李唐忠孝莫如狄仁杰，讵可列仁杰于孝友忠义乎？推此，则知以一行而得名者，不如不列于是科之为美，史臣去取端有旨哉！虽然，班史之去取固善矣，张汤、杜周以残忍深刻著名者也，而不列于《酷吏》，则何以衰惨刻之风？范史之去取固善矣，蔡琰失节于胡，行非不丑也，乃以其文采之故而传诸《列女》，则何以励天下之妇节？唐史之去取固善矣，裴延龄奸佞之雄者也，而不列于《奸臣》，则又非《春秋》斧钺之诛矣。呜呼！自古名士多，史才少，班范诸子皆有良史之才，而去取犹未尽当，潜德之幽馨未必尽发，已死之奸谀未必尽诛。此韩退之所以有「人祸天刑」之畏也。

项籍之重瞳似虞舜，而德不舜；虎贲氏之状似蔡邕，而才不邕；桓司马之功似刘越石，而忠义不越石。班、范学太史公之传循吏，似则似矣，抑刘知几所谓貌同而心异者耶。呜呼，嗟哉！唐虞蓬蒿，三代丘墟，赤子懔懔寄血食于苍鹰乳虎之爪吻。千百年间，亿万人中，幸而遇一二恺悌君子出而乳哺斯民，风之以春风，雨之以甘雨，天下同舌而荣之，以为循吏，史官点笔而瑞之于汗简，诚喜唐虞三代之饩羊犹存也。是故太史公植其本，班、范枝其叶。循吏也者，其史家人才之泰山北斗欤。然尝论之，循吏之笔，迁得其形，固得其影，范则无形影矣。非愚私言也，天下之公言也。夫何故？太史公之所谓循吏者，乃天下之循吏也，班、范之所谓循吏者，乃二子之循吏也。自周衰迄于麟趾，上下凡几许载，自列国递于大汉，有国凡几许君，其间割鸡制锦之手为政凡几许士，而其华衮于迁之笔者，孙叔敖而下仅得五人而止耳，何其寡也？愚私意其五人者，必也冰心雪操，而天下廉其节，玉折金裂，而天下介其直，霆断电烛，而天下神其明，然后得以俎豆于此也。徐读其传，则传无一奇事，详考其功，则功无一奇迹，略无可以绮人目而脍人口，乃若无能不才，而大不及后之所谓循吏。呜呼，惟其痕迹俱泯，故人不可得而廉，亦不可得而介；惟其才能不用，故人不可得而及，亦不可得而能。奉职循理，不伐功，不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誉，是真循吏矣乎。故太史公之所谓循吏，乃天下之循吏。班、范二史则不然。西京二百年而传六人耳，何其多耶？东京二百年，而传之十二人，何其愈多耶？然考其升黜之大概，乃不过建一学馆以为风化，致一鸟兽以为嘉瑞，乌攫肉者称为明察，虎闭目者目为感应，会稽之钱百而取一者谓之廉洁，合浦之珠不胫而还谓之神明。圭角森然，声誉沸然，是果所谓循吏者耶？谓之廉吏可也，谓之能吏可也，目以循吏，匹夫匹妇肯许之乎？甚者至于罔上之侯伯，立威之太守，摘奸之县令，皆若是其班，则几于援桀手而厮于尧席矣。呜呼，史笔盲聋如此，则夫吴公、边凤之诏宜传而不传，翁归、杜母之德，宜编而不编，其去取之不当无足怪也。或序称十三人而传其六，或序称八人而传至十二，其先后之各异无足怪也。与夫广汉、翁归之或称或否，西都、东都之或寡或多，其雌黄之无定，皆自郐以下无一讥焉可也。故曰班、范之所谓循吏，乃二子之循吏。大抵琼庑象廊之宫起，而茅屋之风废；金瓯玉斝之器作，而土硎之制亡。西京之循吏已非先秦之循吏，东京之循吏其得为先秦之循吏乎？得百镒之金于阳货，孰若与得箪食豆羹于颜闵；受万钟之禄于弥子，孰若与受粒米盂水于夷齐。士大夫得传于班史之循吏者已不得传于迁史矣，得传于范史者其能如传于迁史之荣乎？循吏之甲乙，史法之伯仲，自有一定之皂白，明眼者知之矣，难与俗人言也。噫！不读三百篇之诗，无以知后世之无诗；不读二十五篇之骚，无以知后世之无骚；不读五十万言之《史记》，孰知后世之无史哉！盖尝味三史，大抵范执鞭于班，班骖乘于马，往往而是，非止循吏一笔而已。若张汤者，迁列之于酷吏宜已；固之传酷吏，乃释之而不传，则网漏于吞舟。若夏侯胜、京房，固已传之于夏侯始昌之后矣；至于《儒林》，乃复有二传，则架屋于屋上。以此学迁，果能迁乎？蔡琰之失节于胡虏，丑哉其行也，范则齿之于列女，反以青蝇而止垂棘；董宣之忠而不屈，杰乎其壮也，晔则首之于酷吏，反以鹓雏而伍鸱枭。以此学固，果能固乎？张、刘子玄言之详矣姑摘其尤秕稗者论之。昔九方皋之相马，天下无双也，以其术传于子，又以传于孙。其子以其相马之法求之于天下，经年而不得，既而得之，乃驽马也。其孙亦以其术求之，出门见巨蟆，遽归谓其祖曰：「得一马，略与相法同。四其足而双其目，但蹄不如累趋耳」。九方皋往视之，则大笑曰：「此蟆也，汝则误矣」。呜呼，骥失而驽，驽失而蟆，学之愈差也，一至于此乎！马迁之《循吏传》，相马而得骥也，班、范之所谓循吏，驽耳、蟆耳，识马者笑之久矣，执事何疑焉？

右《楚辞后语目录》，以晁氏所集录《续》、《变》二书刊补定著，凡五十二篇。晁氏之为此书，固主于辞，而亦不得不兼于义。今因其旧，则其考于辞也宜益精，而择于义也当益严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谨也。盖屈子者，穷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词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继之者必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乃为得其馀韵。而宏衍钜丽之观，欢愉快适之语，宜不得而与焉。至论其等，则又必以无心而冥会者为贵。其或有是，则虽远且贱，犹将汲而进之。一有意于求似，则虽迫真如杨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义，则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词调铿锵。君人者诚能使人朝夕讽诵，不离于其侧，如卫武公之抑戒，则所以入耳而著心者，岂但广厦细旃、明师劝诵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为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属，其词若不可废，而皆弃不录，则以义裁之，而断其为礼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虽有「恩万方，忧国害，开圣贤，辅不逮」之云，亦屠儿之礼佛，倡家之读《礼》耳，几何其不为献笑之资，而何讽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弃，则晁氏已言之矣。至于扬雄，则未有议其罪者。而余独以为是其失节亦蔡琰之俦耳。然琰犹知愧而自讼，若雄则反讪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与琰比矣。今皆取之，岂不以夫琰之母子无绝道，而于雄则欲因《反骚》而著苏氏、洪氏之贬词，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词，晁氏以为中和之发，于此不类，特以其为古赋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谓灾臣，耻事二姓而言，则其意亦不为不悲矣。序列于此，又何疑焉？至于终篇特著张夫子、吕与叔之言，盖又以告夫游艺之及此者，使知学之有本而反求之，则文章有不足为者矣。其馀微文碎义，又各附见于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走读《管子·书杂篇》，观其纤巧权诈，变见百端，要多放利愚民，上欺天子，下倾同列，务强齐国，而非尊主之道。仲尼之称管仲曰：「人也！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仲而为此，其民不可得愚，将见人人异心，诸侯瓦解。齐不得霸，周不复王，中国夷矣，何九合之有哉！以人许之，则管于人情非它道已。孔子谓桓公正而不为谲，《管子》虽有是说，将何所复施？正守而谲行之，且非不谲之谓，桓公犹不是用，而仲为之者乎？往行前言，当以孔子为信。今夫管氏书者出，战国从衡者流求售其书，杂之夷吾云尔，夷考其说，皆非实事，孟子不为管仲，端有以哉！左氏叙桓公以蔡姬兴伐蔡之师，亦信书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