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江西、湖南盐法，窃闻近日朝廷差官察举，昨日又相度立法，因差臣充提举官，兼领监事。臣昨任监察御史及殿中侍御史日，不能取悦同僚，多触众恶，臣由是与黄履、黄降违误不合，欲遽以臣父知开封府日腾说事迹奏弹，则臣势难同处，自须引去换授。臣父为中书舍人，而臣待罪谏官，福建路差宇文昌龄，昌龄与臣父同乡里，为故旧。又江西湖南路差陈升之，素与黄降相知，兼由黄履荐举，窃虑迎合，伏望改差不干碍官前去。

厥今天下之弊安在哉？在乎中外小大之臣，各居其官而不知其职也。居其官，食其禄，因循苟且，旷职不修，欲望弊事之革、治道之兴，可乎？臣请言其大者。夫进退百官者，大臣之职也；献纳论思者，侍从之职也；为天子之耳目、正朝廷之纪纲者，台谏之职也。内之卿监百执事，外之监司守令，莫不各有其职焉。比年以来，为大臣者果能尽进退百官之职乎？臣见其进百官，不见其退百官也。今日召某人赴行在，明日除某人为某官，是固能进百官矣。其所进者未必皆贤才，率一二岁，或半岁，或踰月，类皆迁之，初不问其职事之修与否也。其或有罪，必待台谏论列，然后从而出之。或人主之意有所不悦，则谕之使去，而大臣未尝自退百官。居进贤退不肖之职，而所进者未必皆贤，其不肖者又不能自退之，臣知其故矣。是己欲收恩而不敢任怨也。先正王曾有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为大臣而不敢退不肖，宁不愧王曾之言乎？此大臣失职也。为侍从者又果能尽献纳论思之职乎？臣见其各司其局，而未闻献纳论思也。熙宁初，司马光以论新法不从，力辞副枢之命，神宗曰：「枢密，兵事也，不当以他事辞」。光曰：「臣未受命，犹侍从也，于事无不可言者」。是则居侍从者事皆可言，是谓献纳。掌内外制者不止于代言，为给事中者不止于封驳，为尚书侍郎者又不止于各董六官之属也。今之居是官，以各司其局为了官事，以献纳论思为越职，宁不愧司马光之言乎？此侍从之失职也。为台谏者又果能尽其所以为耳目、正纪纲之职乎？臣闻欧阳修有言曰：「天子曰是，谏官曰非。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又闻苏轼之言曰：「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今之为台谏者果能争是非于殿陛之前，如修之言否乎？又果能批人主逆鳞而使之改容，如轼之言否乎？臣往岁备员馆职，窃闻台谏有论事不行者，而同列不为之助，乃曰我自有体，又有缄默不言者，闻侍从百官言时事则怒而逐之。台谏之职果如是乎？祖宗时台谏论事，或一章不从，至于十馀章而未尝但已，言苟不行，则继之以去。赵抃为御史，言陈升之不当除枢副，凡十有六章，于是乞郡而得虔。司马光为谏臣，论刺义勇及乞降黜，凡十有三章。今之论事者或一再不从，遂不敢复言，宁不愧光、抃等乎？此台谏之失职也。至若内之卿监百执事、外之监司守令，其失职之弊有不胜言者。臣窃谓欲尽革今日之弊，宜首诏大臣修进贤退不肖之职。内之侍从卿监百执事，孰为贤为才，拔其尤者一二人而进用之；孰为愚为不肖，亦取其尤者一二人而斥退之。外之监司、郡守孰为贤才而称职者，拔其尤者一二人而进之于朝；孰为愚不肖而为民害者，亦取其尤之一二而置之于罪。诏下旬日之间，必责大臣以进贤退不肖，而必欲其当。如是，则进一二人而中外莫不劝，退一二人而中外莫不惧，是则大臣之职举矣。于是又诏侍从，宜修献纳论思之职，凡朝廷阙失，知无不言，而不止于各司其局。又诏为台谏者，宜尽所以为耳目、正纪纲之职，拾遗补过，纠肃官邪，凡有论列不可但已，宜以祖宗台谏为法，而痛革前日缄默不言之弊。虽然，此特人臣之职也，而人主有大职事，陛下不可以不知。一曰任贤，二曰纳谏，三曰赏罚。臣闻诗人美宣王曰：「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任贤乃人主之职，而尤急于兴衰拨乱之时。陛下迩日召元老正人，或寘之政府，或寘之台谏，或寘之侍从，天下翕然称为治表。臣愿陛下既来之则宜力留之，既留之则宜推诚委任之，勿责以繁文，勿待以虚礼，勿贰之以小人，延之岁月，可以责治效矣。又陛下既以疆埸之事委之重臣良将，宜若宪宗之任裴度，断然勿疑，无惑乎纷纷之议而事从中制，以失其机会。臣窃闻张浚欲守淮，而议者欲其守江，吴璘屯兵德顺，而议者欲其退保。夫守淮乃所以守江也，舍淮而守江，则长江之险与虏共之矣，江其可守乎？唐韦陟欲李光弼退保潼关，光弼曰：「两军相攻，尺地必争，今委五百里而守潼关，贼得地，势益张矣」。力破其说，而成战功。三路之地陷没久矣，今幸力战而复之，乃欲无故而弃之，可乎？陛下宜诏之曰：「阃外之事将军制之，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如是则事不中制，而机会不失矣。臣闻傅说告高宗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高宗命之朝夕纳诲，而中兴有商。听谏乃人主之职，而尤急于兴衰拨乱之时。陛下自即位以来，虽擢用正人以为台谏，然听纳之美犹未彰闻。臣窃闻近有以酤榷之利而持使命于浙东西者，谏官论列不听，陛下又亲批圣语以谕之，有识咸以为疑。《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陛下嗣位之始，何急于用言利之臣，又何以知此曹之名，至于咈谏而用之乎？又闻谏官有以尽言而去职，御史有以振职而出台，此必奸臣有以误陛下者，不可不察。陛下比尝下诏求直言矣，未闻赏一敢言之臣以劝言者，乃闻交结左右者得官，迎合时事者免解，赏谏如此，其何以劝？夫听谏之道在乎博询广览，不可昵于偏听，而蔽其四达之聪明。臣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推诚听纳，养成圣德，则纳诲者皆傅说，而高宗不独圣矣。臣尝闻汉史赞宣帝曰：「综核名实，信赏必罚」。明赏罚者乃人主之职，尤急于兴衰拨乱之时。臣窃见迩年以来，有姑息之政，无惩戒之罚。去岁逆亮之死，盖上皇圣德所感，天假手其徒以诛之。诸将非唯无毫发之功，虏未退则逗留观望，已退则乘势虏掠，既不干斧钺之诛，而又受无名之赏。有盗节钺者，有为两府者，有为三公者，传呼道路，取笑闾阎，名器之滥未有甚于今日。又有爵位已崇而迁犹未已，官曹已冗而员又复增，政或出于多门，命或从于中降，是皆为新政之累，不可不革也。至若有罪者不诛而恶无以惩，又今日之大弊。秦桧专权误国二十年，而乃生极宠荣，死封王爵，天下莫不切齿扼腕。纵不剖棺戮尸，其可不行追贬之诛乎？又前日阉寺有弄权纳贿紊乱朝纲者，大将有聚歛交结败坏军政者，大臣有进不由正迷误国家者，台谏有朋奸罔上恶直丑正者，或依城社以自安，或盘根错节以自固，或以去位而幸免，典刑不正，非大舜所以去四凶而服天下者。臣闻太上皇即位之初，任用贤相，追贬元恶，窜殛奸邪，天下称快，所以能中兴我宋，致治三纪者，由其能大明刑赏于体元居正之初也。陛下宜奋乾刚之断，法虞舜之明，继述太上皇故事，先正首恶之罪而追贬之，馀则次第施行。如是，则可以揽威福之权，而陛下之职举矣。夫欲救今日之弊，非至诚任贤纳谏，大明赏罚以劝惩之，虽商高宗、周宣王、汉宣帝复出，不可以致中兴之治。故臣愿陛下先举其职，以率百僚。如是，则中外大小之职罔有不举，而弊宁有不革者耶？弊事既去，内治既修，则夷狄有不足攘，祖宗之境土指日可复矣。

某启：顷张旸叔书来，数道足下好学自力，不肯苟合，志行甚美，每恨未获一见。去冬忽奉手书，固欣然出所愿。发缄疾读，则文辞之奥、议论之博，盖又有旸叔所未能尽言者，诵咏慰喜之怀，不待言而可知也。即欲为报，属疆事遽兴；春末粗能枝梧，身复大病；久之少安，则相继酷暑异常，衰惫殆不能堪人事，一切皆置。积此三者，不觉遂至今，愧仰尤不胜叙。高秋气爽，即日起居佳健。不知尚且食祠岳之禄否？江西连岁戎马安静，夏旱，闻不至甚伤农。足下既不轻以求人，人亦未易有能知足下者。想从容图史之间，深居简出，厚养而薄施，其储蓄愈多，亦足以自娱。本欲屈从者暂临幕中，复念勉留于此，自不作久计，来春仅及解严，即当力伸还山之请，相去千馀里，徒勤行李道路往来，非所安，故辄已。何时遂得款晤？偶便草此，少谢不敏。老倦因循，足下必能亮之。馀切倍万珍厚。不宣。

士大夫出从王事，有当为而不及为者矣，有可为而不能为者矣，为其所不必为者有之乎？上不以命我也，下不以望我也，为之难，不为固无咎，如此而犹汲汲焉为之。其未为也，歉然如吾分之不尽也；其既为也，又歉然如吾义之不终也，是何必哉？人谓不必为也，吾见其不可不为也。嗟乎！世安得无斯人，然亦罕矣。三岁科诏，取士有司，第士之文，以其名上，谓之乡贡。其人诣行在所，远者至数千里，近犹千百里，旅食不与给也，能行与奉诏者不知吾以其名上，吾责塞矣，异哉！贡也者，名上而实从之也。士不可以他贡比，请比之金玉之贡。贡金金至，贡玉玉至，不充庭非贡也。奈何士名既上，而能行与否吾不知耶？无他，彼谓上以禄利诱士，士真可以禄利诱也，吾上其名，在彼已荣，彼将自行，有不能行，吾何以患其不自营？不营不行，于科目何重何轻？持此心以待人，是自有科目，百世终无自重之士也。士不自重，曰吾举子气习则然，固宜为或者所厌薄。然以予观于庐陵郡邑好修自晦、介然有守者，虽城郭闾巷常有之，山林田野间正自不乏，顾彼无求于人，又不肯矫然自异，故人莫之知耳。闻科诏而出，以其艺献，君臣之义不可废也。有司既以为可贡，并日食易衣出者，始从今日求赀以行，人方羡吾与贡之荣，而不知吾于役之苦。然则不若不贡，犹足以全吾平日之素履也。汉举明经术、通世务者，县次续食与计僭，今虽无此，然县有贤令，则视士之不能出吾境者宜少动心矣。吉水郡属邑之大者，应诏之士居八邑十二三焉，与选亦如之。异时由进士为臣者诚斋先生杨文节公为第一，而公固寒士也。终身由夷之操已见为举子时，故老所传，犹不略见其与贡而无以行之状。安步晚食，幸而能达，及既入仕而之官也犹然，去之百岁，后进有化之者。其不能行也，傥有不腆之田庐则鬻之，无则止，车马仆赁之资、薪桂爨玉之费一不以累人也。山川犹昔，固应生此秀士，又况前辈风流未远乎？今三山陈君升之宰是邑也，曰生诚斋之乡，皆可望以诚斋之操。然而士不肯求于人可也，我听其自行自止则不可。为政两年，下不忍刻其民，上不敢阙版曹之经赋，而馀力犹能置田立庄，积其租入，易镪而藏之，三岁则发焉，而等第均送。君子曰，是举也，君之待士厚而事上敬，岂货财为礼之谓哉！君不谓士一与贡，皆汲汲于自行，而谓容有不能行，亦不以告人者，是一以诚斋待之也，所谓厚也，而何谓事上敬？君名庄曰「贡士」，岂以是区区者为士赐也？所重者其人贡矣，吾为吾君敬之，敬在贡也，贡而达，然后吾事毕也。庄成，适当分送之岁，士既德君，而请予记曰：「庄有记则久，且虑后之守掌者或以一旦之急而移之他用也」。予曰：无之。夫君既为厚于前，其谁忍薄于后？况此为贡士设，则其存其否，上关于吾国之贡举焉，有上欲士之能来而下乃夺其所以来之资乎？且其中有君所捐之俸在，君以惠士，而谁当取之也？不厚且不敬，是大不韪。后之君子，吾见因君之所为而增广之，焉用为彼虑哉！庄之田租四百石有奇，是为记。咸淳三年腊月吉日，欧阳守道记。

予观郡县年饥劝粜之令，何尝不太息哉！积米之终归于粜，富而仁者亦不待劝。官于荒政类亡具也，而劝粜为第一策。当其未讲行之先，贫者持钱告籴，犹有所也，富者视时增直，犹有渐也，令一出立异矣。夫富非一槩甚富之谓，劝之粜者，虽仅仅自给之家亦与焉。彼生理索薄，计口而食之外，犹有馀粮，未有不以易钱，虽欲待价，不能待也。官呼而谕之曰：尔粜数若干，以某月某日，违吾令罪尔。归则相戒曰：吾虽有米，今不可自粜矣，自粜而一空，如其无以应官命，且奈何？昨者粜，今者闭，不得已也。又有名虽为富，而米实无馀者，以情告而官不信也，纵信之，则谕之曰：尔不足于米而有馀于钱，如之何可免？承命而退，趋而就积米之家籴而为之备，不敢后他人也。转籴争先，而积米者执增直之权以要之，暮视旦不同矣。大率此令常在冬春之交，而行之于六七十日之后已。令未行之间，官与富者为扰扰，而贫者受闭籴之害，受增直之害，二害皆官趣之。及粜之日，直愈高而不可复下，虽强为裁抑，无救也。又有行之猝遽而立取办者，敷之贫弱而不堪命者，一切听于吏而奸欺百出矣。嗟乎！此得谓之荒政乎？夫此劝粜也，于古未闻。吾闻劝分矣，今则诏劝粜为劝分也。然则劝分何如曰仁哉？国家之政，劝分素有良法也。正赋什取一之外，又伯取一焉，谓之义米，是富者无丰无歉，岁岁皆分也，无仁无不仁，人人皆分也，无劝之名，有分之实。正赋十万，贮之义仓，不为不多矣，而又非岁岁常发也，饥而后一发，第以与贫者而不取直耳。与之者谁？此米得之富者，富者与之也。长民者不推原置仓之初意，而有时取直焉，则是富者本以分惠，而官乃同之正赋而有之，何谓义米乎？岁饥再以劝粜为劝分，富者得无辞于官乎？而况劝粜之害如彼，又不重不利于贫者乎？呜呼！盍亦反其本矣。三山陈升之为吉水也，连年值歉，盖尝以例劝粜，而睹其害也，慨然曰：「义仓非县得专，使县得专，吾劝粜为吾党他日可专之则，吾自以分之而不取直，约而计之，使吾日分一斛，则彼饥人之日食二升者可五十人也；有千斛，五万人得一日之饱矣。吾恨力不及此，万一亦幸邑未至有五万人之当济，吾且开其端，后有君子因吾所为而增益之，济固无算也。适有邑所可得之田，又节费而贾益之，岁收租可四百斛，若日济二万人，一日而尽；人减十之九，旬日而尽。若夫天相吾邑，家粗给，人粗足，待济者少，则米支一月未可知之。又幸而多丰少歉，数年而后一发，所济益加众矣。今施固未博也，于是名其庄曰存济庄，以寓其心焉」。邑之士民胥请记于某曰：「陈君所谓存济，及物于人，必有所济者乎」？予曰：身无病而以药施人，病者得愈，药之者为之体康，不自饮而以酒饮之者为之酣。适侯见人饥于前，则食不下咽，饥者得饱，则侯之甘食，此有快于心，无德于色者也。记非侯意。虽然，予欲谈劝粜之害于有官君子久矣，微侯此举以发予之郁积，后之览者傥有感于斯文，其能遂如侯之望，因是庄而增益之乎？何独吉水，贤大夫之凡为邑者其必有仿而为之也。咸淳四年月正元日，承事郎、主管华州云台观欧阳某记。

孔安国谓「尧安安，安天下之当安」；谓「舜允塞，信充塞上下」；谓「天叙有典，天次序人之常性」；谓「惟和惟一，群臣当和，一心以事君」；谓「一哉王心，能一德，则一心」；谓「王道平平，言辩治」。陆德明又「婢绵反」。传注之谬至于此极，而未有釐而正之者。

《尧典》「协和万邦」，《春秋传》「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此皆言其大略尔。使不满万，亦可以言万；其不止于万，或倍万，亦可以言万。犹言万物，物奚止于万耶？万民，民奚止于万耶？皆举其大略而言尔。先儒故必欲整整其所谓万数释。郑康成谓《尚书》「州十有二师」者，「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盖百国一师，州十二师，则州千二百国也。八州九千六百国，馀四百国在畿内」。则整整恰恰为万国，不少一，不多一。吁，可哂哉，其陋至此！《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孝经》说亦云周千八百诸侯，此或据古志而言。汉博士求其说而不获，遂为之说曰：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八州千六百八十国。又天子之国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合为千七百七十三国，以应周千八百诸侯之成数。武王之兴，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康成遂又谓三分有二，则殷末千二百诸侯。牵合可笑之状若此类，奚可殚举！凡是皆起于不达道义，无所用心，故溺情于名数之末，寖愚而不自知，又以愚后世。使学者弊精神于愚陋之说中，则先儒于是为有罪，而予谆谆之辩为不得已。彼独不思夫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群生于天地之间，皆有血气。生知不能以无欲，欲则争，争则斗，则伤，则杀。其天性之美，稍公且正者，则足以服其比邻。比邻归之凡百，取平焉则五有长，十有长，百有长，千有长。其德愈大，所服愈广。是故有小国之君，有大国之君。其为君为长者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其间有圣人出焉，举天下咸归服之，是为帝为王。夫所谓为君为长者，皆诸侯也，大小之数，多少之数，岂得而预定？既弗克预定矣，则又岂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损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数耶？虽有更易世代，武王克商灭国五十尔，馀率因其旧。则周所封建亦不多矣，讵能尽更而易之？虽有德则加地，有罪则削地，其有功德者固不数见，有罪者亦不数见，则加地削地亦不数见，姑因其旧，乃势之常。而汉儒乃为是等等差差，不可少有增损之制，亦不思甚矣。康成为汉儒宗，馀可观矣。此本不足辩，习俗虚文为日久，固不得已，少驱井蛙之惑。

《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益稷》：「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又曰：「庶顽谗说，若不在时」。《尚书》率以「时」为「是」，盖古语也。《尧典》上无所承，忽曰谁乎嗟哉，有谁顺是者乎？吾将登用之。盖「时」即道也，舜之所以光天之下者此也，黎献之所以有功者此也。丹朱，反此也。禹荒度土功，用此也。皋陶祗叙，此也。祖考以此而来格，群后以此而德让，凤凰因此而来，百兽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谐。敕正天命，惟此而已。「惟此为几」，谓为庶政之几，盖天地间惟有此道而已。三才万化，万物、万事、万理皆不出此道。得此则吉，则治，失此则凶，则乱。唐虞君臣朝夕之所谋谟经营，无出此道。是，犹此也。故当时相与诏告，惟曰「时」，犹曰「此」也。时即道之异名，此道非言意之所能名，后乃取道路无所不通，人所共由之义。初无形体之可执，至于曰「时」，则尤不滞于言意。妙哉，时之为言也！非大圣，畴能为是言？《易》多曰「此」，此即「时」。漆雕开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是」音之轻清者，谓道也。古罕言道，虞夏之际始间言之。舜曰：「若不在时」。又曰：「惟时惟几」。皆所以言道。道之为言，终不若时之为义浑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时」者诚未易得，故问「其次谁能顺予采者」？采，事也。次问事，则知「时」，道也。

「尧纳舜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按《孔丛子》，宰我问及此，孔子曰：「尧既得舜，历试诸艰，已而纳之于尊显之官，使大录万几之政。是故阴阳清和，五星不悖，烈风雷雨各以其应，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孔丛子》之可疑者不一。《皋陶谟》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益稷篇》曰：「安女止，惟几惟康」。盖「几」者，动之微也。后世多事，远不逮唐虞。然今朝廷一二日亦安得有万事？尚不及千百，则知唐虞之时所谓万几者，指视听言动念虑尔，此断断乎无疑者。而此言大录万几之政，深有疑焉。又改「麓」作「录」。然则尧纳舜于大山之麓，使之主祭，因名山升于天。烈风雷雨弗迷者，舜毕祭，而烈风雷雨，他所咸迷，独舜所行不迷。言百神享之特佑焉，故不迷。《史记》亦云：「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若谓自舜录大政而风雨始不迷错，则尧时迷错乎？后始皇封禅，遇暴风雨，岂非神灵示此以为验乎？《孔丛子》所云，疑古好事者托辞。又《孔丛子》书宰我问禋于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洁祀之也。埋少牢于泰昭，所以祭时也。祖迎于坎坛，所以祭寒暑也。主于郊宫，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谓也」。与《祭法》大略同。《祭法》首言祭天地，即继以埋少牢于泰昭已下。夫舜肆类于上帝，类者，盖类祭及地日月星之类聚祭。而于文祖之外，又禋于三昭三穆欤？古者天下为公，惟让于德。三昭三穆皆有德可宗，非如三代而下天下为家，而传于子，三昭三穆未必皆宗也。若《孔丛子》所言六宗，则舜祭于上帝，不及地，而遂及山川，无乃不可乎？又《孔丛子》后章谓孔子欲猫得鼠，琴音为之变，甚失孔子好生之志。此皆后儒托辞，亦犹言尧瞽叟北面朝舜，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之类乎。

《舜典》曰「象以典刑」者，《汉书》所谓「画衣冠而民不犯」也。汉儒去古近，宜有所传。后孔安国一人乃更其说曰：「象，法也。法用常刑不越法」。后儒又因别为说曰：「象，民所犯轻重而加以常刑」。皆不明白释象字，不平正。象，画也。画其所犯之典刑于衣冠而耻之，而实不刑之。且后世直加之刑，犹恐其不革，而欲画衣冠以革之。呜呼！此衰世浅丈夫所见乃尔，稍致思焉，亦何不可？今固有至愚至奸恶而宁甘受杖，耻于示众，岂唐虞之世而人不耻之欤？矧大圣人道化所感动耶？矧《舜典》此章曰流，曰宥，曰鞭，曰扑，曰赎，曰眚灾肆赦，皆宽恤之类，惟怙终贼杀者乃刑之，此刑乃正之用五刑。若上言「象以典刑」，非画衣冠，则无乃重复乎？下言「钦哉，惟刑之恤哉」，则上叙宽恤，乃其本旨。

「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民苟无食，虽有常性，饥困迫之，必至斲丧，故舜先食。《洪范》八政一曰食，孔子亦曰：「所重民食」。孟子曰：「救死不赡，奚暇治礼义？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为王道之始。农事之不可失时，惟农家知之。苟失其时，虽种不粒。既富而后可以言教，民食足而后可以言德化。欲柔远，必能迩而后可。德性人所自有。《书》曰「惟民生厚」，因物有迁，不随物迁，则不失其厚，是谓「惇德」。惇德之言，所以勉十有二牧。元即乾元、坤元。元者，道之异名。允，信也，诚也。惇德之至，至于信其果元，是谓允元。《书》曰德元，不失其厚，不因物迁，则可谓能迩矣。其次又能难于任人。以尧朝而有共工、驩兜，以四岳而犹荐鲧，人之难知如此。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如此任人，必得其贤，必能使远方蛮夷柔服。远者犹服，而况于近者乎？禹曰：「安女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徯志」。止即惇德允元，弼直即难于任人。动应徯志即蛮夷率服。皋陶曰「谨厥身，修思永」，即允元。又曰「庶明励翼」，即任人。故曰「迩可远在兹」，言乎致治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在迩不在远也。此万世不可易之通论，论治者无能越之。子思论治天下国家，亦以脩身为先，尊贤次之。后儒亦曰，王者之道在修身任贤而已。

舜命伯夷典礼，而告之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谓也？寅敬者礼之道。礼曲折万状，而由道心行之，实未尝曲折，故曰直；实未尝万状，故曰清。曰直，曰清，曰寅，以三言明礼之一道。后世道不明，此等语多莫晓。

舜命伯夷典礼，《尚书》曰「三礼」，孔安国注云：「天地人之礼」。某疑「三」者「五」字之讹误欤？按《尚书》多曰「五礼」。其巡狩，修五礼。皋陶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五典之外，自有五礼。则吉、凶、军、宾、嘉见诸《周官》者是欤？且书中文字非古者不一。如「汝」古必不加水，「太」必不加点，「逊」必不加「之」。「时日曷丧」，本或作「害」。「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或作「天降下民，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昭我周王，天休震动」，或作「绍我周王，见休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或作「上帝周田，观文王之德」。《尚书》称尧「文思」，思者，知藏于中，深静不露也。称舜「文明」，明者，别贤否，凡百敷见于外也。故《史记》曰：「天下明德，自虞帝始」。

舜命龙曰：「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女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禹曰：「予欲出纳五言，汝听」。《易大传》曰：「理财正辞」。正辞亦纳言之谓。此治教之急务，而后世不闻。盖五方之民，风俗议论容有不同，如周大夫原伯鲁不说学，闵子骞曰：「周其乱乎！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夫」。此等议论岂可不纳之于上，而出命以正救之也？周衰，异端并作，鲁少正卯行僻而坚，言伪而辩，孔子诛之，以邪说之足以乱人心也。至若任侠轻生，以周人之急，有足尚者，而敢于犯禁，敢于杀人，似义而非正，相帅成风，肆行无忌，此岂一日之积哉！上之人无以救其始，稔成其俗。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执左道者有诛。《周官》纠万民之德，正其行，巡问而观察之。训方氏诵四方之传道，布而训之，以观新物。三五之世，君人者以左右斯民若有常性为本务，故设官分职，出纳而正教之，奉天命子兆民，本职如此。叔世官废而不修，故异说兴而莫之止。孔子条为政之急务，曰修废官，此其一也。秦汉而降，君臣安于功利，三代旧政不复修举，而况于有虞氏之政乎？

舜曰：「咨女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夫舜所以咨命四岳九官十二牧者，孰不曰皆人为之功？而舜谕之曰：「钦哉惟时亮天功」。时，是也。亮，信也。是天也，非一付之自然而不为也。尽钦竭力，惟无入于意；茍动于意，即私即偏，而非道心。礼乐刑政一入于人为，则违道违天，即可致患。故《书》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箕子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王即天。又曰：「无偏无党，无反无侧」。箕子能辩之矣。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是谓帝则，是谓帝载。由乎此则能懋勉，则五品逊，五刑明，则直则清。直而不温则失此，宽而不栗则失此，刚而虐则失此，简而傲则失此，谗说殄行皆失此。谗说者，似是而非之说，以其入乎意也。殄行者，太过殄绝之行，以其入乎意也。孔子训子张以「忠信笃敬，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者，天也。曾子曰「皓皓」者，纯白无意象，即此天也。伊尹与汤「咸有一德」者，天德也。文王「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者，此也；「小心翼翼」者，此也。此心不动，则不放逸，不慢易，不私不偏，日用纯纯。动静无二道，三才无二道。

《书》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猗与至哉」！此尧、舜、禹、皋、益相与讲论之大旨，而后世君臣往往下视此等语，以为特言其浅者耳，特言其见于临政事者耳，必别有妙者如「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方可为至论。吁！尧、舜、禹、皋、益有二心乎？临民出政，时有一心穷深极微，时又一心乎？人有二心，且不能以为人，而可以为尧、舜、禹、皋、益乎？精一之论卒于钦谨，卒于敬修，谓钦谨敬修，又特言其浅者，则有浅有深，谓之一可乎？益曰：「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佚，罔淫于乐」。又曰：「无怠无荒」。益岂侮其君，谓不足以语夫深者，而姑以其浅者告乎？皋陶曰「谨厥身修」，又曰「无教逸欲」，又曰「兢兢业业」，又曰「同寅协恭」。何数圣人者无他奇谋伟论，而谆谆惟以戒谨恐惧为首语也？于戏！尧之所以为尧，舜之所以为舜，禹之所以为禹，皋陶、益之所以为皋陶、益，岂非以此心而已乎？戒谨恐惧，此心存乎？放逸慢易，此心存乎？知放逸慢易心易失，则戒谨恐惧，此心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识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不识此心者，安知之也？不知者胡不于戒谨恐惧时而默察其所以然乎？方戒谨恐惧时，此心放乎？不放乎？纷扰乎？不纷扰乎？有计较乎？无计较乎？支离乎？不支离乎？此时之心可谓尧、舜、禹、皋、益之道心矣，可谓精一矣，可谓中矣，可谓天下之所同然者矣。是心也无私好，无私恶，无私喜，无私怒，无私取，无私去，可谓「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庶政庶事，皆建此极；设官分职，莫匪尔极；粒我烝民，莫匪尔极。皋陶之刑使协于中，岂非此极？皇建此极，而天下之民不协于极者，无是理也。唐虞之所以比屋可封者，此也。成周之所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此也。谓克艰之语为特其浅近者，遏绝天下后世之良心，长后世非僻之心。

禹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舜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大哉，舜禹之言，其万事不易之道乎！帝王之道，初无甚高难行之事，不过「克艰」一语而已。而遂可致庶政之咸乂，遂可致黎民之速化于德，可以使野无遗贤，可以使万邦咸宁。其道甚易，其功甚大，又甚敏。然则后世何惮而不为学？士大夫往往多归过于人主，而不知过在于士大夫之不学也。夫人主长于深宫，辅而导之者士大夫而已。汉高以匹夫取天下，群臣以一权利辅之，无足云者。张子房亦一时翘楚，借箸发难，毋立六国后未害也，何至深沮高帝为善之心？叔孙通首进大猾，固不足以辅帝。陆贾几开帝矣，而谓汤武逆取顺守，此何等学术，而可以事君也？孝文欲禅贤有德者，而不敢专于子，有司再请，帝再却之。又耻于饬兵厚卫，遂罢卫将军。观此器度，真二帝三王之用心也。贾谊儒者，帝所前席，五饵鄙诈，可耻可贱。岂非士大夫之罪也？武帝虽穷奢黩武，几亡社稷，然好儒，甚有嘉唐虞、乐商周之心。而董仲舒学不知道，三策所陈，虽皆正言，不达大本，不能启导君心固有之善，惟曰仁义礼智信所当修饬而已，不知如何而修饬也？又曰：「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夫诚者，人心之所自有，何以设为？帝虽多欲，而嘉唐虞、慕三王之心，亦帝之善心也。人心本善，因物有迁。仲舒诚能因帝之善心，顺以启之，达而充之，安知帝不可跻之三代之上也？申公力行之言正矣，不能如孟子因齐宣易牛之心而达之于王道也。士大夫诚未可亟归过于世主也。帝亦颇悦仲舒之对矣，末册曰：「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情状亦可观矣。韩歆之死，世咸罪光武。光武诚有拒谏之罪，而歆指天画地亦不敬，不克艰矣。诸葛亮三国之英，而劝攻刘璋，立同姓之妇为后，弃义亡礼。亮犹如此，则下焉可勿论矣。唐房玄龄首发乱谋，杜如晦赞决。二人熟视巢妃之秽而不言；魏徵虽言，仅使勿后。三人者尚尔，馀又可知。马周，史称王佐，九成之谏卒谓业已成就。宋璟坚正矣，及明皇悔过，璟又导之使委曲文过。士大夫学术如此，而遽议人主之难辅，未可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心自善，人心自明，人心自神，学士大夫既不自知己之心，故亦不知人主之心。舜禹之心即是己心，是心四海之所同，万古之所同。「克艰」云者，不放逸之谓也。不放逸则不昏，不昏则本善、本明、本神之心无所不通，无所不治、无所不化。此道至易至简。

某自以为能稽众舍己从人矣，每见他人多自用，某不敢自用，亦某自谓能舍己从人，意谓如此言亦可矣。一日偶观《大禹谟》，知舜以克艰稽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尧能是，是谓己不能也。三复斯言，不胜叹息。舜心冲虚，不有己善，虽稽众舍己从人，亦自谓不能。呜呼圣矣！舜岂不能稽众者？岂不能舍己从人？岂虐无告？岂废困穷？无告，常人之所不敢虐，困穷，常人之所不忍废，而今也圣人曰己不能。呜呼，圣矣！惟舜冲虚如此其至，故益赞舜德自广运，自圣自神，自文自武，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时某年已六十有六，平时读《大禹谟》未省及此。续思《曲礼》曰：「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者」。称某人仁，某人知，某人孝友之类，不敢取人者，以微有品题之意欤？见取于人则不可，《曲礼》斯义略似《禹谟》。

益曰：「罔失法度」，当哉斯言！三五盛际，所以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者，以法度备具故也。后世所以人物衰丧，间有贤者，复多阙失，以法度大废故也。学问之道虽曰求放心而已，不在于外貌，然外貌斯须不庄不敬，即失其所谓帝则。岂有措身于淫逸非僻之地，而曰「吾求放心足矣」？难哉！近丹者必赤，近墨者必黑。自舜禹大圣，犹有克艰之戒，益曰：「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又曰：「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又曰：「无怠无荒」。而后世学道之士乍有所闻，微有所觉，忽睹高明广大，往往下视舜、禹、益所为过矣。气质曾未及古中贤，而遽抹略小节，不复退思舜、禹、益用心之如何，多见其不知量也。

唐虞之际，六府以养民，三事以教民。秦汉而降，不复闻三事之教矣。《大禹谟》具言正德、利用、厚生为三事，而解者已不知其说。利用言器用之便利，厚生言养生。凡民切身日用之事，无越斯二者。即斯二者，而皆有正德焉。如茅茨瓦器、谏造漆器、权量均一之类，是利用之有正德也。老者衣帛食肉，颁白不负戴于道路之类，是厚生之有正德也。生民日用，非利用则厚生，非厚生则利用。今也咸有正德，则斯民耳目之所见，手足之所用，心思之所关，无非正德之事，不知其所以然而默化于德矣。欲化民而不由三事，未见其可。后世为国者，大概兵财而已，文物而已，教化无闻焉，故三事之说不传。惟晏子曰：「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福之，此稍不失旨。至于申叔时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则失《禹谟》之旨矣，无惑乎三事之教于今不闻也。

舜命皋陶曰：「民协于中，时乃功」。自后世观之，协中不协中，此何等急务也？《汤诰》首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自后世言治者观之，衷为何物？常性又何物？所谓绥厥猷者，又何如而绥之也？箕子为武王陈《洪范》曰：「惟时厥庶民于女极，锡女保极」。自后世观之，极者，极至之道也。民至愚无知，何足以与此？设谕告之，彼又安知？成王命君陈分政东郊成周，曰：「时乃罔不变，允升于大猷」。成周，殷顽民所迁，顽民淫湎叛怨，尤其愚不可训诲者，自后世论之，当弃之绝之；而成王方欲使君陈升之于大道，是顽民成王犹期之以大道，而况于他乎？于戏！古先圣王之所以治其民者乃如此也。古先圣王之所以奉天命、为天司牧斯民者乃如此也。天能生斯民，而不能教之。惟民生厚，因物有迁，无有以左之右之，使无越乎极，无失乎常性，则纵所欲为而往，大乱之道也。是故有君焉，以代其任，谓之天子。则天之所以命人君者，非为君者设也。天以衷降于民，民有之，是为常性。率此常性而往，谓之道，亦谓之猷，又谓之大猷，又谓之极。不率此常性以往，则为奸，为宄，为寇贼，为大乱之道。古先哲王知天之所以命我者在此，知民之所以为治为乱者在此，故夫一政一令之出，无一不为乎此。曰五礼所以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曰六乐所以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曰刑，刑者，所以使民协于中。曰政，政者所以使民无不正也。中、和、正，皆极也。故唐虞三代盛时，利用厚生，无非正德，礼乐刑政，无非大道。左右有民，惧民之或失此极也。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极者，常道之异名，言天下惟有此道，不可得而加也。立政立事，莫非此极，莫非中正。上自朝廷，下达闾里，目之所见无非中正之色，耳之所听无非中正之音，身之所履无非中正之行。无奸声乱色以贼其外，无异端邪说以贼其内。从容乎大道之中，不勉不强，而自有士君子之行。比屋之民皆可封，兔罝之夫皆好德。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者何修而得此？民有良性，无以贼之也；民之有过，有以防之也。后世忿疾民之不驯，上之人既无德以感动之，乃为一切之政，峻令苛法，以痛绳之，将以禁民之过，而反毒其良性，反作其不肖之心。迨夫治之不得，则曰后世之民非唐虞三代之民也，世移俗改，日就浇漓，刑政已脩，而民犹如此，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吁！此岂后世之民果不可比于三代之民也？岂后世之民果日就浇漓，果不可奈何也？善夫魏郑公之言，曰：「若谓古人淳朴渐致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为鬼魅矣」。上之人贼民之良性，而疾民性之不良；上之人不善防民之过，而忿民之顽；田不井，民无常产，而欲民之有常心；礼乐大坏，淫靡轻浮之音沦浃乎民之肌髓，而欲民之不荡；乡不举，里不选，不教以德行道艺，而教以浅薄无用之虚文。而欲民之不失德，是日授之以朱丹而恶其赤也，日染之以皂墨，而求其不黑也。

臣对：臣闻有为之君，汲汲而求治；敢言之臣，拳拳而纳忠。古之人君有求治之心，必有求治之实；古之人臣有纳忠之志，必有纳忠之诚。慕其名，无其实，虽政令百变，何益于治？有其言，无其诚，虽奏牍万纸，何有于忠？君而有求治之实，臣而有纳忠之诚，言听计从，志同道合，此尧舜所以为圣帝，稷契所以为忠臣也。恭惟陛下以有为之资，居得致之位。临御之初，励精求治。召用耆旧，斥去宦官，出宫人，节浮费，凡此数事，耸动观听。海隅苍生相与议而言曰：圣天子出矣！中兴太平，日月可冀。数年于今，治效未著，无以大慰天下愿治之望，亦有由矣。臣一介书生，幸遇陛下龙飞，亲策多士。盖欲求谠言直论，上裨日月之光，岂惟应故事而已？臣窃谓饰固陋之说，献佞谀之辞，形容圣德，铺张太平，非特臣有所不能，恐亦非陛下之所乐闻也。臣狂愚不识忌讳，独有区区之诚以献陛下，惟陛下留神。臣伏读圣策，上慕唐虞之盛治，下及周汉之中兴，条举当今八者之弊，俯询草茅，臣有以见陛下求治之切也。夫有求治之心者必有求治之实，有求治之实者必有致治之效。陛下求治之心如此其切，致治之效寂然无闻，故臣得以妄议陛下求治之实有所未至也。盖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其本既正，其末不足治矣。陛下欲知所以求治之实，先求所以为治之本，其本无他，正心而已。臣请推其本而言之，然后答圣策所问。陛下能正其本，则唐虞不难致，周汉不足为，八者之弊可以类举矣。夫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心者又一身之本也。《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故汉董仲舒以此告武帝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唐刘蕡亦以此告文宗曰：「人君所发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盖人君惟有一心，而攻之者众，或以勇力，或以巧佞，或以货利，或以声色，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君心不正，则乘间而入，故心志眊乱，耳目壅蔽，是非溷殽，黑白纷错，靡所不有。小足以害其身，大足以坏天下。惟人君者当宅心于正道之中，非正勿视，非正勿听，非正勿言，非正勿动。吾不好驰逐，则孟贲、乌获无所施其勇；吾不乐谄谀，虽弘恭、石显无所用其巧。不殖货利也，桑羊、孔仅不能乱其志；不迩声色也，郑声、越女不能动其心。夫如是，所视无非正，以视则明；所听无非正，以听则聪；所言无非正，言而为天下法；所动无非正，动而为天下则。以之齐家则宗族化之，以之治国则国人化之，以之平天下则天下化之，无所施而不可。侧闻太宗皇帝尝有言曰：「人君当淡然无欲，不使嗜欲形见于外，则奸佞无所自入。朕年长无他欲，但喜读书，用监古今成败尔」。大哉圣人之言，诚万世子孙之谟训也。又闻仁宗皇帝尝有言曰：「朕于声伎之间未尝留意，常于禁中阅奏之暇，恬然默坐，不以外物动心也」。大哉圣人之德，诚万世子孙之标准也。陛下不居其圣，动法祖宗正心之道，所素行者固不待臣喋喋之言，然爱君之诚不能自已也。臣不敢远引前代，姑以祖宗近事为对。伏读圣策曰：「朕以不敏，嗣承大宝，循尧之道，于兹五载。寤寐俊秀，始得亲策于廷。子大夫袖然待问，必有崇谋远虑，副朕详延」。此有以见陛下求言之切也。臣草茅之士，智虑短浅，不知朝廷之大体，陛下策之于廷者，岂以其言为真足听欤？且庙堂之上，至于百执事之臣，有大臣以陈善闭邪，有侍臣以献可替否，有台官所以绳愆纠缪，有谏官所以补阙拾遗，在内又有轮对之制，在外间有召对之命。凡可以言者非一人也，天下之事岂无可言者耶？岂内外之臣默默而无所言耶？抑亦言之而陛下不能行之耶？何八者之弊如圣策所问者，尚劳宵旰之忧乎？盖人君其大如天，其尊如神，其威如雷霆。君巍然而在上，臣渺然而在下，温颜以接之，软言以慰之，犹且畏而不言，又况临之以势，厉之以威，自非忠义之士奋不顾身者，孰肯抗天触神忤雷霆哉！不言固然也，纵有所言，非搜摘微颣，则指陈细务。天下有大弊，人君有过举，撄逆鳞者谁欤？在廷之臣畏而未必言，言而未必听，听而未必行，孰谓草茅之言为真足听欤？昔太宗尝谓大臣曰：「在昔帝王多以尊极自高，颜色严毅，左右无敢言者。朕与卿等周旋欸曲，商榷时事，盖欲通上下之情，无有壅蔽」。臣愿陛下以太宗为法，先正其心，容受直言，然后审其是非邪正，择其善者而从之。如是，则天下之人乐告以善，崇论远虑日陈于前矣。圣策曰：「盖闻唐虞之世，法度彰，礼乐著，不赏而民劝，画象而刑措，都俞赓歌不下堂而天下治，朕甚慕之」。此有以见陛下求治之切，而远慕唐虞也。臣闻尧之所以传舜，舜之所以受尧者，不过曰正心而已。当时都俞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惟其正心于一堂之上，故天下化之，法度彰，礼乐著，赏刑不用，一正心而天下定也。昔汉武帝上嘉唐虞，汲黯面数之曰：「陛下内多欲而外行仁义，奈何欲效尧舜之举」？盖尧舜之道自正心始，不能正其心，而欲效尧舜，是犹立曲木而求其影之正也。臣愿陛下仰稽尧舜之道，先正其心，以治天下国家，则前圣后圣，异世同符；不然，徒慕其名，无益也。圣策曰：「今朕夙兴昃食，兢兢业业，惧无以协帝华而绳祖武，若涉渊冰，未知攸济」。此有以见陛下求治之切，念祖宗、太上皇帝畀付之重也。臣谓祖宗所以贻厥孙谋，太上皇帝所以传之陛下者，亦不过曰正心而已。昔仁宗御书三十五事以为儆戒，其大要则曰戒喜怒，防满盈，惧贵骄，求中正，斥谄佞，守信义。此祖宗正心之要也。太上皇帝正心之道得于祖宗之传，虽非愚臣所得而知，然而三纪之间，上无失德，下无废事，天下庶几于治，非正心之功，畴克臻此？臣愿陛下仰稽祖宗之道，次守太上皇帝之训，先正其心，以治天下国家，则可以增帝华、光祖武；不然，求之于他，无益也。圣策曰：「设荐举之科，下聘召之命，而实材犹未出」。此陛下委任群臣，而群臣挟私之过也。臣闻堂上远于百里，君门远于千里。人君以一身处于九重之内，聪明智虑有所不周，贤否并进，忠佞杂遝，岂一人所能尽知？况外而州县，远而山林，非群臣荐举，人君何自而知之乎？陛下以公道而付群臣，群臣徇私情而负陛下。所荐之人皆有所挟，或以权势而荐，或以贿赂而荐，或以亲旧而荐。甚者身为大臣，移书命而求荐其亲属，侍从台谏、监司郡守更相荐其亲属，有不知其人者，有不识其面者，其能与否固不暇问也。陛下因其所荐而用之，又无可否于其间，荐举之事，收为私恩，聘召之命，及于不才，寒畯之士何因而前？如此，欲实才之得，难矣。天圣间，有漕臣任皋荐县令向昱者，仁宗谓辅臣曰：「昱之荐者才一人，未可遽进」。又有帅臣陈升之荐卫尉司丞丘浚者，仁宗曰：「浚雅无能称，惟以口舌动人。今升之荐其才，无乃长薄否」？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先正其心，以察其荐者与其所荐之人。其人贤耶，则所荐之人可知矣，果贤焉，用之又从而赏之。其人非贤耶，则所荐之人亦可知矣，果不省焉，去之又从而责之。其间挟私以为党者，罪之而不赦。无信于一人之言，无惑于左右之誉，实才庶几可得也。圣策曰：「塞侥倖之门，申奔竞之禁，而公道犹未行」。此陛下宠嬖近臣，而近臣招权之过也。臣闻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王者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其爵赏刑罚、废置予夺一归至公，与天下共之，未闻有亲疏远近之间也。陛下即位以来，藩邸旧臣宠任太过，初无奇才异识、殊勋茂烈，躐次而骤用之。庸人腐夫何所知识，怙势矜宠，招权纳贿，有所不免。鲜廉寡耻之徒倖求躁进，宰相执政出其门，侍从台谏出其门，监司郡守出其门。四方之士奔走辐凑，举袂成云，挥汗成雨，其势炎炎，炙手可热。陛下塞侥倖之门，而侥倖之徒日多；申奔竞之禁，而奔竞之风日长。如此，而欲公道之行，难矣。昔真宗时，藩邸之人颇怨留滞，真宗曰：「此等茍求侥倖，本以因缘际会，傥加升擢，何以塞舆议」？盖国家爵位不可轻也。仁宗时，以王举正为参知政事，谓之曰：「卿恬于进取，故不次用卿」。又以彭乘修起居注，指之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无以易之」。臣愿陛下以二祖为法，先正其心，以察群臣。劲正而廉退者则用之，邪佞而浮躁者则屏之，其间招权以乱政者又斥之而不疑。威福生杀之柄揽之一己，进贤退不肖之任责之宰相，无以爵赏任私意，无以名器假小人。如此，则公道庶几可行也。圣策曰：「广言路，恢治具，而纪纲犹未立」。臣闻台谏者，朝廷纪纲之地。广言路所以立纪纲，言路既广，而纪纲不立者，未之闻也。方今台谏虽号数人，位卑而在下者又有言事之禁，言事之官一二人而止耳，或有累月而虚席，或以庸才而备位。间得慷慨敢言之士，往往朝奏暮斥，非特不能用其言，并其人而去之。是故委靡阘冗之流，碌碌以茍延岁月。日复一日，浸以成风，忠言至计，陛下何自而闻之？陛下恢治具以立纪纲，而言路如此，无怪乎纪纲之未立也。昔仁宗时增置谏官四员，以欧阳修等为之，所以遇之甚宠，尝曰：「自欧阳修等为谏官，皆言事直亮，无所顾忌，其第赐章服以宠之」。此祖宗赏谏者也。英宗时，侍御史龚鼎臣居职少所建白，英宗曰：「近岁谏官多不职，如鼎臣未尝言事」。因命出之。此祖宗罪不谏者也。臣愿陛下取法二祖，正心以正台谏，导之使言，言之必听，则言路渐广，而纪纲立矣。圣策曰：「择守令，务宽恤，而民俗犹未裕」。臣闻择守令欲以裕民俗，守令既贤，而民俗未裕者，未之闻也。方今郡守不啻百数，县令又数倍之，陛下岂能人人而亲择？又岂能尽得贤者而用之乎？在陛下驭之如何耳。凡今之人，聚敛以献羡馀者谓之善生财，拷掠以督租赋者谓之能办事。吹毛之察，人以为明；刺骨之暴，人以为健。或饰厨传，待过客，以要名誉；或置苞苴，赂权贵，以求荐达。如此等人，朝廷方且增秩改命，以为之宠。不可干以私者谓之僻，律己以廉者谓之矫，抚字心劳、催科政拙者又以为无能，相率成风，恬不为怪。守令既无爱民之心，斯民也有赋敛之不均，有狱讼之不平。间有水旱盗贼之变，流离困踬之苦，将何所赴诉乎？陛下务宽恤以裕民俗，守令如此，无惑乎民俗之未裕也。昔太宗亲书历子以赐守令，曰：「惠爱临民，可书为劳绩」。此太宗以惠民为先也。仁宗尝诏监司曰：「凡有牧宰贪残自恣，不务恤民者，悉以名闻」。此仁宗以爱民为本也。臣愿陛下取法二祖，正心以正守令，推爱民之心，行恤民之政，则守令皆化而民俗裕矣。圣策曰：「赃墨之刑非不严，未能使人皆君子之行」。臣以为刑以齐小人，德以化君子。秦人尚刑名，而风俗愈薄；陛下严刑罚，而欲人皆君子，不可得也。士之仕也，所以为贫，使其稍廪少优，可以事父母、育妻子，自非性贪而好利者，谁肯自陷于刑辟？今也，夺其圭田，削其资给，为吏者何以养廉？吏责甚至，俸入甚微，有田可耕，孰愿从仕？贫悴之人不得已而仕者，禄既不足以糊口，则不惮于受赂，不幸者败，幸而可以逃戾。又况化远自近始，朝廷达官享禄千钟，或且受金，有司不敢问，刑责不能加，而欲严刑以禁州县之小吏，难矣。昔仁宗时，有议减百官俸赐者，仁宗曰：「朕所欲去，乘舆服御、宫掖奢侈奇巧之费。国家择人以任职，至于俸赐，自有定例，何用纷纷裁减，以骇中外乎」？又有议废职田者，仁宗曰：「执事之吏，禄薄不足以自养，不肖者卒以贿败，朕甚悯焉。其命三司裒公田之数而均给之」。祖宗所以厚官吏如此。臣愿陛下正心以驭吏，归其圭租，复其资给，使之有馀，则人皆修饰矣。如此而尚有赃墨之吏，严刑以治之，不为过也。圣策曰：「钱谷之问非不勤，而国无积年之储」。臣以为生财无术，节财为先。汉武好聚敛，而海内虚耗；陛下问钱谷，而欲国有储蓄，不可得也。人君之于天下，仰人以援己则难为功，俯己以就人则易为力。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以天下而奉一人，不如以一人而化天下。今朝廷之间，宫掖之内，无名之费，不急之务，可省者未尽省，可罢者未尽罢。陛下不此之务，而与司会之臣朝讲夕论，求所以生财之计，难矣。昔仁宗谓辅臣曰：「朕惟先王不宝远物，身先以俭，故天下化之。今府藏珠玉犀象皆长物，藏之何益？其悉付之有司，贸易以佐财用」。又尝出内帑金帛计直数百万缗，以佐三司支费，且曰：「朕以为藏之内府，不若付之有司，以宽财赋也」。祖宗之制财用如此。臣愿陛下正心以节用，无名之费、不急之务，日求而去之，则国用足矣。如此而尚有匮乏之忧，臣不信也。圣策曰：「屯田以实塞下，或谓兵不如农」。臣以为屯田古之良法也，不可遽行于今。今未可遽行，不若行力田之制，庶几无遗利之患矣。仁宗尝曰：「唐、邓、汝等州旷野甚多，其募民耕之，且宽为赋税之期，庶使民乐于趋业」。此祖宗重农之意也。为当今之计，两淮、荆湖之间，沃壤千里，募民以耕之，立爵以诱之，假其种粮，略其租赋，及其隙也，教以武事。行之岁月，可以获利。圣策曰：「改币以赡邦用，或谓铁不如楮」。臣以为楮币今之权宜，不可行之于久；久而可行，不若蜀交子之制，庶几无伪造之弊矣。仁宗时，益州寇瑊欲禁民为交子，仁宗曰：「蜀民贸易有无，用交子久矣，一旦罢之，可乎」？下使者议，以为官置务，可以利民，而止其争欺。此祖宗用币之意也。为当今之计，用蜀之制，必治其欺伪之罪，使猾吏不能欺，而奸人不敢伪。又以今之钱币兼而用之，申冶人销毁之禁，严边鄙遗弃之制。行之于久，可以无弊。圣策曰：「岂为之未得其要欤？抑文胜而弊难革欤？何视古之弗及也」？夫天下未尝无弊，亦未尝有不可革之弊，得其要则弊日革，无其要则弊日滋。今日之弊，文胜也，陛下知其文胜，何不求其实？陛下知求治之实，天下之事不劳而治，何弊之有？圣策曰：「内修政事，宣王所以兴周；综覈名实，中宗所以隆汉。考之方册，其施行之迹何如」？陛下始策臣以唐虞之治，终问臣以周汉之兴，此有以见陛下求治之切，无所不用其至也。臣闻尧舜之德冠绝百王，唐虞之治超越万代，岂二宣可同年而语哉？陛下既有志于尧舜，二宣不足道也。宣王之所以兴周者，其要曰谨微接下、侧身修行而已，故诗人称之。宣帝之所以隆汉者，承昭帝因循之后，用严以救弊而已，其他无取焉。史臣美其信赏必罚，综覈名实，枢机周密，以臣观之，宣帝无是也。王成之赏，赵、盖、杨、韩之诛，赏罚为如何？有伪增户口者，有妄指鹖雀者，名实为如何？甚者恭、显小人，职典枢机，枢机果周密乎？后世谓元帝优游不断，汉家之业衰焉。臣谓汉业之衰兆于宣帝，元帝之用恭、显以乱天下，宣帝有以启之也。又况宣帝专以刑名绳下，虽能起一时委靡之俗，无仁恩以结之，人心亦自此去矣。臣故曰，汉业之衰，兆于宣帝。圣策曰：「子大夫通达古今，明于当世之务，凡可以移风易俗、富国强兵者，悉陈毋隐」。此有以见陛下求言之切，虑臣隐而不言，诱之使言也。陛下诱之使言，而臣不言，臣则有罪矣，是以毕其猖狂之说，惟陛下赦之。臣谓移风易俗，在陛下正心修身，先天下为风俗。天下之人视陛下为风俗，陛下之所好恶，下必有甚焉者矣。至于富国强兵之术，此战国之君切切以咨其臣，战国之臣哓哓而告其君者也，臣未之学焉。陛下能先正其心，以治天下国家，虽不求以富国，而天下有馀，不求以强兵，而天下无敌矣。臣又闻之：居安虑危者，人君保治之道；私忧过计者，人臣爱君之心。古之君臣，思患而预防之，未尝一日自安也。方今故疆之侵未归，敌人之患未释，盗贼窃发，饥馑荐臻，生民茍安，而非诚安，百度粗举，而未尽举，是皆今日大计。陛下于蠖濩之中、燕閒之际，以为可忧乎？可无忧乎？陛下当枕戈尝胆，乌能忘忧？微臣当沥血披肝，乌能忘言哉？臣谓今日罢兵讲和，少苏彫瘵之民，不可恃以为安也。且反覆变诈之虏，其情未易测，陛下谓已安已治，敌人不足畏，故疆不必复，虽可为旬月计，为患将来，可胜道哉？仁宗时，元昊请和，范仲淹、韩琦言曰：「元昊屡胜，而求通顺，实图休息。国家以生灵为念，不可不纳」。陛下当隆礼敦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练兵，以攻守为实务。彼不背盟，我则抚赐无倦；彼有负德，我则攻守有宜。此策之得也。若夫今日之举，复雠之师也，与仁宗之时大异矣。仁宗犹不忘于备敌，况于陛下，其可一日自安乎？万一边场有警，陛下所与运筹策者谁欤？给馈饷者谁欤？战胜攻取者谁欤？凡所以备敌者，臣皆未之闻焉。如此，而陛下自以为安，臣所以寒心也。臣闻之道路曰：陛下自近岁以来，倦于万机，日以驰逐为乐。臣始未之信，及久客辇下，一日见武夫数辈跃骑而驰，将命者传呼，络绎于道。臣问之行路之人，皆曰，此侍陛下击毬者也。臣虽未之尽信，亦不能无疑。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何则？彼知所以自爱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其所爱者当有重于此。昔张建封好击毬，其门下士昌黎韩愈上书极言毬之为害，以为五脏之系络甚微，垂于胸臆之间，而颠沛驰骋，似非所以养寿命。其言恳切极至。夫士之忧其主也如此，况臣之爱君乎？虽然，道路之言未可尽信也，陛下生知之性，洞达祸福之机，固不应有此。万一有之，改过不吝，从谏如流，亦帝王之盛德也，深有望于陛下焉。臣既辱大问，不敢有隐，终始以正心为陛下献，于其末也，又及于此。臣非不知狂妄之言，上渎天威，下犯众怒，罪在不赦，然区区之诚，深虑在廷之士，志于取甲科、得美仕而已，不复为陛下尽言者。臣既言之，退膏鈇钺，其甘如荠。陛下矜其愚而赦之，幸甚。臣昧死。臣谨对。

惟公道关百圣，浩浩大儒；功著三朝，岩岩真宰。晚以丹阳之节，归于绿野之庐。傅说骑箕，遂复星辰之列；周公葬毕，尚留丘垄之藏。克也孤生，最为后进。虽不及见夫子于乡党，侧听微言；然亦尝趋丞相之祠堂，仰瞻遗像。兹陈菲具，敬拜佳城。去岁百以若存，谅九原而可作。

陋巷六期，猥需迟次；修途百舍，才抵冷曹。稍无沟壑之忧，仍有简编之乐。窃以近甸之服五百里，实迩帝京；大郡之生八十员，是崇侯泮。肇兴东晋，浸重南徐。属当昭代之隆，荐有鸿儒之寓。陈秀公之名理，既久渐磨；苏魏国之典型，尚存膏馥。虽虎帐荐更于戍役，而鳣堂不废于诵弦。宜得老成，以开后进。某寒乡贱子，晚辈孤生。名则甚微，半世选举而始得；学虽弗辍，过时勤苦而难成。昨脱邑功曹之劳，遽叨郡文学之选。此盖伏遇都运秘监发明古学，成就人才。曲怜穷苦之踪，俾窃细微之禄。某虽惭朴拙，粗识径庭。愿守初心，耕道而猎德；更推馀力，种学而积文。不知所裁，亦可弗畔。

朝廷差守令以为千里百里之长，则凡在部封之内，虽有贵贱贫富之不同，皆部民也。人户词诉，官司追逮，虽曲直未可知，自当应时出官供对。今乡村豪民遇有词诉追逮，率是累月、以致年岁不肯出官，保正虚受杖责，使人户词诉无由结绝，官吏文移日见壅滞。本县豪户大率皆然，而其尤甚者则排风龚仪是也。自去岁七月间，有陈旸叔者讼其起屋侵占坟地，追逮半年，不伏出官。及至差官亲至地头验实，龚仪亦端坐不出，卒使词人坐困，甘心移改坟墓，不与之争。何等顽民，乃敢如此！自是以后，讼其夺牛，讼其占山，讼其占屋，讼其不收税，凡七八件，皆是累月不出。本县将其安下主人监系追逮，方肯出官。使人人皆如龚仪，则国家守令条法皆为无用矣。且龚仪自称士人，岂应不畏名义，不畏条法，以至于此？合将龚仪重行勘断。念其自称士人，秋试在近，且与免罪疏枷押下。安下人叶万卿保管伺候理对公事，安邦只今取保状申。

永嘉徐常博自明，作《宋朝宰辅编年录》，其子永阳邑大夫居谊刊之于梓，谒序于予。予曰：宰辅者，安危治乱之所寄也。汉四百年称萧、曹、丙、魏，唐三百年称房、杜、姚、宋，岂不戛戛乎其难矣哉！国朝自建隆以至嘉祐，赵韩王普、李公昉、宋公琪、张公齐贤、吕公蒙正、吕公端、李公沆、向公敏中、毕公士安、寇公准、李公迪、王公旦、王公曾、晏公殊、杜公衍、富公弼、文潞公彦博、韩忠献王琦，又何其彬彬然盛也！中间不幸而王安石相，奸庸相继，庸则陈升之、吴充、韩绛，奸则王圭、蔡确、韩缜。元祐更化，幸而有司马文正公光、吕正献公公著、范忠宣公纯仁数人。又不幸而章子厚相，奸凶复相继，蔡京过于章子厚，王黼过于蔡京，若曾布、赵挺之、何执中、刘正夫、余深、郑居中，微不及子厚、京、黼。造祸者奸，成祸者庸，祸极于吴敏、何㮚辈，而不可制矣。若二人者，又奸庸相半者也。嗟夫，人耶天耶？天将开建隆以来之治，故名臣相项背；天将兆靖康之祸，故奸凶接武。李公忠定纲言验于疏水，功验于围城，高皇帝以其为命世之英而相之，不越七十有五日，间之者黄潜善也。忠定邵武人，潜善亦邵武人，并生而并相，岂非天乎？潜善罢，忠定亦竟不得志。赵公鼎、张公浚，忠定之亚也，相皆不得久，而久于其位者秦桧也。忠定、张、赵，虏所恶也，桧虏所喜也，其久其近天意可知矣。自后相有可称者陈公康伯、陈公俊卿、赵公汝愚而已。中兴而后，又何其太寥落耶？侂胄之徒，则世目以为京、桧者也。贤者则不得久，而侂胄之徒皆得久于其位，此岂人耶？予尝论三代而上，伊、傅、周、召皆以儒者相，大儒如孔子，不过摄相而已。孔子而后以儒得相者，惟司马文正公，岂非盛哉！然亦不得久，向若神宗以所以待安石者早相司马公及程公颢，天下岂不被儒相之福耶？论皇宋宰辅者，每为之三太息。常博之为是录也，于美恶皆不没其实，贤于世之类书多矣。宝祐五年五月日，龙图阁学士、朝奉大夫、新知西外宗正事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