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京为性庸很，朋邪徇俗，疾害圣政，陛下宽仁不诛。守藩未几，复移边帅，而藻代陛下作训诰，乃称京「执正不回，一节不挠」，又云「大臣进退，系时安危」。京在政府，曾无补益，惟退有后言，何谓一节？且京罢政逾岁，岂尝有危？藻专事谄谀，乞加黜责。

十二月日，门人具官陈某，谨顿首百拜，有闻于参政先生坐下：伏以朝廷二府，所以揽文武赏罚之大柄，代天理物，而天下治乱休戚之所系者。先生旬月之间，出侍从中，步武历二府，如登严君之堂，而入室家之奥。岂非内有以镇压天下君子之望者，不言而喻；外所以称诵于天下者，有以钳塞小人横议之口，久矣。某辱为门人，始其闻命，踊跃庆快，非稠人比。又身之去门下行三岁，瞻望左右，固已勤劳。然独不为贺至今者，盖谓有道之士，富贵皆固有，且欲以功名远过于皋、夔、稷、契，故不以位为乐，而以为忧也。数日前，得同科钱藻书，以某虽自疏弃于外，其姓名犹得不忘于门生故吏之中。某且幸且喜，即欲奉奏记，并道前日之所当贺者。又窃谓世俗之礼，如俳优乐府者为之言，焉足以称盛德而伸至诚哉？夫古之大臣者，尝寤寐善士，渴求人材，得而举之，以事其君。彼材士者，岂患无闻知，且往告于人而求自得耶？人不求则不得，非广览兼听则失之。孔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是不独天子之任大臣以此，至于师弟子之相告语之道，亦皆然也。某虽不肖，敢上采陛下之所以待先生之意，而不诵所闻，以图尽所以事先生之礼。兖州录事参军姜潜，学可以为人师，智足以谋王体，渊沉可以厚薄俗，志勇可以持大义。用之以器，无所不宜。虞部员外郎、前知抚州黄瑊，体廉蹈正，其材过人，喜立功名，克当大事。今以失举废官，弃其所长。扬州签判、虞部员外郎李直躬，外和以粹，内刚而明，风教设施可视古之循吏。大理寺丞、知蕲春县俞尚，博学有文，兼备众德，依乎中庸，以饰政事。前明州推官林琪、楚州判官侯叔献，守道不为，智足以烛幽明，材足以治剧任重。杭州进士施耕，甘贫乐道，传经诲人，不诡不激，有颜、闵之懿。是七人者，行之以正道，守之以不茍得，故或沉于下僚，或混于俦人，世未有以知之，未有以举而能用之者也。伏惟先生怀澄清天下之素，当建立功业之时，必求天下英俊豪杰之士。夫此数人者在乎胸中，德行见闻，器能材识，声明朝廷，而空乏岩谷，此某所不能知。然区区之心，特自诵所知，且以称人之贤，在师弟子之义为无嫌，亦所以自异于世俗贺者之言。伏惟少加察焉。不宣。某再拜。

史才之难尚矣，游、夏，圣门之高弟，而不能赞《春秋》一辞。自秦汉迄今，千数百岁，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之徒，方其著书之时，岂不欲曲尽其善而传之无穷，然终亦未免后人之诋斥。至唐，独称刘知几能于脩史之外，毅然奋笔，自为一书，贯穿古今，讥评前载。观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为古今绝伦。及取其尝所论著而考其谬戾，则亦无异于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难，岂不信哉。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反是，则篇帙愈多，而讥谯愈众，柰天下后世何？我宋之兴，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储思艺文，日以崇广学校、脩纂文史为事，故名臣缀缉，不绝于时。前朝旧史，如《唐书》洎《五代实录》，皆已修为新书，颁于天下。其间惟《唐书》自颁行迨今几三十载，学者传习，与迁、固诸史均焉。缜以愚昧，众公之隙，窃尝寻阅新书，閒有未通，则必反覆参究，或舛驳脱谬，则笔而记之。岁时稍久，事目益众，深怪此书牴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盖脩书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责任不专，二曰课程不立，三曰初无义例，四曰终无审覆，五曰多采小说，而不精择，六曰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七曰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惟务茍容。何谓责任不专？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司马迁、班固、姚思廉、李延寿之徒，皆父子论撰，数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实贯穿，不牴牾也。惟后汉东观群儒，纂述无统，而前史讥之。况夫唐之为国，几三百年，其记事亦已众矣，其为功亦已大矣。斯可谓一朝之大典。举以委人，而不专其责，则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书也，而纪、志、表则欧阳公主之，传则宋公主之。所主既异，而不务通知其事，故纪有失而传不知（如胶东郡公道彦等，纪书降封县公，而传乃郡公之类。），传有误而纪不见（如《朱宣传》叙天平节度使止有四人，而纪则有七人之类。），岂非责任不专之故欤？何谓课程不立？夫脩一朝之史，其事匪轻。若不限以岁月，责其课程，则未见其可。尝闻脩《唐书》自建局至印行罢局，几二十年，修书官初无定员，皆兼涖它务，或出领外官。其书既无期会，得以安衍自肆，茍度岁月。如是者将十五年，而书犹未有绪。暨朝廷讶其淹久，屡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于是乃仓猝牵课，以书来上。然则是书之不能完整，又何足怪，岂非课程不立之故欤？何谓初无义例？夫史之义例，犹网之有纲，而匠之绳墨也。故唐脩《晋书》，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为定例。盖义例既定，则一史之内，凡秉笔者皆遵用之，其取舍详略、褒贬是非，必使后人皆有考焉。今之新书则不然，取彼例以较此例则不同，取前传以比后传则不合，详略不一（如《中宗纪》前与诸帝纪不同，诸帝纪亦自详略不同之类。），去取未明（如皇太子改名并诞节名及上寿皆不书，而上尊号则书之类。），一史之内，为体各殊，岂非初无义例之故欤？何谓终无审覆？方新书来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诘难纠驳，审定刊脩，然后下朝臣博议，可与未可施用，如此则初脩者必不敢灭裂，审覆者亦不敢依违，庶乎得为完书，可以传久。今其书颁行已久，而疏谬舛驳于今始见，岂非终无审覆之故欤？何谓多采小说，而不精择？盖唐人小说，类多虚诞，而脩书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载，或全篇乖牾（如代宗母吴皇后传之类。），岂非多采小说，而不精择之故欤？何谓务因旧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书事，任情者多矣（如吴兢书魏齐公事，可以推知当日史臣书事，与夺止在其笔端。又如辛云京自立，而传止称其朝命。李德裕执政，增修其父吉甫美事之类。），安可悉依徇而书。今之新书，乃殊不参较，但循旧而已。故其失与唐之史臣无异（如太宗放死囚三百九十人，义阳宣城公主四十不嫁之类。）。岂非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之故欤？何谓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书之病，正在于此。其始也，不考其虚实有无，不校其彼此同异，脩纪、志者则专以褒贬笔削自任，脩传者则独以文辞华采为先，不相通知，各从所好。其终也，遂合为一书而上之。故今之《新书》，其閒或举以相校，则往往不啻白黑方圆之不同。是盖不考事实，不相通知之所致也。斯岂非刊脩者不知其要，而各徇私好之故欤？何谓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惟务苟容？方《新书》之来上也，朝廷付裴煜、陈荐、文同、吴申、钱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脩之几二十年，将以垂示万世，则朝廷之意，岂徒然哉。若校勘者止于执卷唱读，案文雠对，则是二三胥吏足办其事，何假文馆之士乎？然则朝廷委属之意重矣，受其书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讨论击难，刊削缮完，使成一家之书，乃称校勘之职。而五人者曾不闻有所建明，但循故袭常，惟务喑嘿，致其间讹文谬事，历历具存，自是之后，遂颁之天下矣。岂非校勘者不举其职，而惟务茍容之故欤？职是八失，故《新书》不能全美，以称朝廷纂脩之意。愚每感愤叹息，以为必再加刊脩，乃可贻后。况方从宦巴峡，僻陋寡闻，无他异书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质正，已见其然。意谓若广以它书校之，则其穿穴破碎，又当不止此而已也。所记事条，丛杂无次，艰于检阅。方解秩还朝，舟中无事，因取其相类者，略加整比，离为二十门，列之如左。名曰《新唐书纠谬》，谓擿举其谬误而已。肤浅之见，乌足贻之同志，姑投之巾笥，以便寻绎而备遗忘云。元祐四年己巳岁八月望日，夷陵至喜亭，咸林吴缜序。

司马温公尝曰：「茶与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予曰：「二物之质诚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谓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妍丑黔晰之不同，其德操韫藏，实无以异」。公笑以为是。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醇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谦出奇茗如玉雪。适会三衢蔡熙之子瑫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转颠倒，未知孰是？大众一笑而去。

志墓有美而无箴久矣。然东坡谓钱翰林「陈义峥嵘，不少自贬」，则其所以称「寺丞」，其诸异乎人之称者与！隆兴元年正月二日。

驸马都尉王诜，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及遗轼钱物，并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窃以轼之怨望诋讪君父，盖虽行路，犹所讳闻。而诜恬有轼言不以上报，既乃阴通货赂，密与燕游；至若巩者，向连逆党，已坐废停。诜于此时，同挂论议，而不自省惧，尚相关通。案诜受国厚恩，列在近戚，而朋比匪人，志趣如此，原情议罪，实不容诛。乞不以赦论。

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人，除王诜、王巩、李清臣外，张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侨、周邠辈，固无足论。乃若方平与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曾巩、孙觉、李常、刘攽、刘挚等，盖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而陛下所尝以君臣之义望之者。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

张氏之先居邛州白鹤山，盖神仙之苗裔。曾大父讳珂，居蜀州新津县之新穿乡，娶乡先生樊氏女，是生大父讳𧩎。娶刘氏，是生三子：长曰禹，次曰藻，季曰文蔚，字隐之，即吾考也。考娶江原冯氏，生五子：曰轩英，曰民英，曰唐英，曰虞英，曰商英。考妣以唐英升朝，叙封光禄寺丞、长寿县君；以商英升朝，累赠朝议大夫、祥符县太君。考之行义，详于翰林学士范公景仁之内志；妣之贤淑，具于枢密直学士钱公醇老之铭诗，兹乃得而略已。唐英字次功，少与兄轩英刻苦读书，经岁不知肉味。年十八，州举送至礼部，再上，遂及进士第，实庆历三年也。初调渝州决曹掾，上《兴王正议》五十篇，翰林学士孙公梦得奇其文，曰：「吾蜀乃有此后生，马周、魏元忠不足多也」。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荐之。再调归州狱掾，与夷陵令蒋槩、秭归令邓绾为文友，名声籍甚荆湖间，杨公元素以诗赠曰：「建平之江悍以湍，建平之山顽以峭。天恐江山太寂寥，故聚英才斗其妙。不然三子并国器，安得皆官此遐徼」？白云先生张少愚诵之曰：「真诗史哉」！用簿格移襄州谷城县令。令圃多种姜，贷种于民，还其陈而配卖。以所得息饶多，与邓城相埒，铨曹以所入厚薄，目之曰「谷大邓二」。次功至，则以圃种柳千株，作柳亭，刻石志之，嗜利者闻以愧焉。开古黄渎渠，溉田无虑千顷。作《谕民》十篇，以警风俗。初若迂阔，于治既久，而折崖诸乡以野陋顽梗称者，子弟皆向学乐善，彬彬有文。化之渐渍于人也，效缓而功远，于《谕民》见之矣。代还，恩荐格改著作佐郎。英宗即位，覃恩转秘书丞。明年，转太常博士。神宗即位，转屯田员外郎。初，英宗自濮邸继大统，次功上《慎始书》，言：「为人后者为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圣听者，愿杜其渐」。既而濮庙议作，台谏官相次黜逐。熙宁二年，诏举台官，王禹玉、范景仁同在翰林，以次功言事有先见之明，以名荐上。次功在治平中，英庙不豫，慈圣垂帘，大臣莫敢发储副之议者，次功奋不顾忌讳，请立颍王为皇太子。神宗知之，特除殿中侍御史里行。赐封，因问曰：「卿何尚衣绿耶」？对曰：「前此回授与父」。上曰：「孝也」。以五品服赐之。时神宗方讲求治道，慨然上嘉三代，而下陋汉唐，左右公卿，未有以中上心者。公以疏言知江宁府王安石，经术道德，宜在陛下左右。又言皇亲员多禄侈，宜以服纪隆杀差降。及言天下苦于力役，不至有碎崖流离，宜讲求可以宽民力、代民劳者。其后施行，多如次功言。皇亲宗谔引外任使相例侥倖干求，恃长上表，词语不婉。次功弹劾之，宗谔夺倖，宫僚罢逐，宗室肃然。卢士衡以龙图阁直学士知郓州，次功奏：人呼士衡为「迷龙图」，郓节制山东，奈何不慎择帅耶？士衡降知列郡。次功长于论议，善言天下事，每进见，上称其忠，将且贵之。三年八月丁朝议公忧，去官。次功自为小官，迎侍二十年，孝养备至。偶朝议公怀乡西归，卒于里舍，恨不及见，哀慕成疾，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遂不起，享年四十有三。诸孤幼，未有成立。商英以其年十二月，奉灵柩葬于成都府双流县之三昧里。有文集若干卷。绍圣三年，次功之子庭玉年四十一矣，既克厥家，徙居广安，谓孤坟在蜀，岁时洒扫不及，从地理家得吉穴于南峰之下，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迁柩改卜，来请铭志。谨涕泣而为铭曰：

汪洋浩博，长川巨壑，次功之学。焕烂缤纷，祥霞庆云，次功之文。清真劲烈，危松皓雪，次功之节。卷舒阖开，急电惊雷，次功之才。云何不寿，陨于壮龄，所蕴未究。吾门不昌，存我匪令，而陨其良。南峰之下，虎抱龙怀，英灵所舍。我既葬之，有子改卜，魂其来绥。

庭坚顿首。法帖乃至烦贤郎，甚非宜；或未下手，幸见还，比得一兵，颇能此事也。王君所干，乃尔稽违，亦可畏，使老夫自远干人，有至者，亦弃之矣。而二三子多王君之比，故比来用度极窘，抵当至百千矣。遣广僧往督其负，乃反使广负谤毁。计广语言容易，往往䲡迫，故致此患耳。广性不敦重，语言轻易是其短，其馀皆谤黩之耳，无一事实也。若稍稍督得此逋，尽寄醇老宅库易作如干钱来，既奉法，又易致耳。庭坚再拜。

宜如履奏改正，其当制舍人钱藻仍上簿。

本监元额学官八人，见止六人。伏见应制科钱藻顷因应举讲书中等，已有朝旨，候一任迥，与直讲。近应中制科，欲乞令藻带新官赴监说书。

臣勘会国子监直讲王逢，准敕差通判徐州。伏见新授福州闽县主簿丘与权，有文学士行，顷尝服阙，闲居建州数年，乡里生徒从学仅百馀人，孜孜诲诱不倦。前后任充汀州府并苏州教授，所至学者如归。今其尚困州县之职，固穷守道，未始陨穫。臣今保举堪充国子监直讲，替王逢满阙。如经擢用后犯正入己赃并不如所举，甘当同罪。如赐俞允，许令依钱藻、孙思恭例，权入监供职，待次充填，所贵讲授得人。

朕承先圣大业，守天下重器，兢兢万务，旰而后食。进见公卿师尹，与图试事；复延方正茂异之材，以咨治道。思欲跻时于仁寿，昭前之光明。三纪于兹，策问者八矣。子大夫褒然来思，造庭待对，必有奇论，进当虚侍。夫天地之道，帝王之功，岂非久而成哉？今朕志治而未洽，躬化而未孚，饰礼而教未驯，制乐而功未章，法用中典而刑辟未措，赋从薄敛而颂声未作，山泽毕入而仓府未充，边塞既宁而转饷未息，灾害或作，盗贼间兴。「必世而后仁」，将非妄欤？重以承五代之交丧，历百年之全盛，官制殊駮，吏员大溢。文昌之职，不迁于中台；京师之官，犹莅于外任。必也正名，重于改作。伊欲用夏之忠，营救时弊，可条其施设；参汉之制，斥去霸道，试陈其用舍。省方之礼废，将受郡国之计，以劝其风俗，何以使人知耻格而俗识廉让？底绩之法弛，将书内外之考，以课文武，何以使吏称其职而官宿其业？北方厚戍，欲收三品之更，以赡屯卫，得无有加赋之讥乎？南徼屡警，欲按五管之略，以经蛮夷，得无有留兵之费乎？书法不隐，《春秋》所讳有四；议事以制，《甫刑》其罚且千。申、韩之原道家，理将安在？迁、固之赞循吏，义有不同。灾害消复之原，水旱变正之术，《洪范》之禦六沴，皇极之歛五福，驯致之宜，必有其要。子大夫讲于上古之学，通于经世之务，蕴蓄有素，详定在兹。悉心以陈，辅朕不逮。

右《战国策》，《隋经籍志》：三十四卷，刘向录；高诱注，止二十卷；汉京兆尹延笃论一卷。《唐艺文志》，刘向录已阙二卷，高诱注乃增十一卷，延笃论时尚存。今所传三十三卷。《崇文总目》，高诱注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详所谓。延笃论今亡矣。其未曾经曾南丰校定者，舛误尤不可读。其浙、建原小字刊行者，皆南丰所校本也。括苍耿氏所刊，卤莽尤甚。宣和间，得馆中孙固、孙觉、钱藻、曾巩、刘敞、苏颂、集贤院共七本，晚得晁以道本，并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地」、「𢘑」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诸公校书，改用此字，殊不可解。窦苹作《唐书》，释武后用「地」字，云「古字，字见《战国策》」，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坔」乃古「地」字。又「地」字见《亢仓子》、《鹖冠子》，或有自来。至于「𢘑」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韵训诂》，以此二字云古文，岂别有所见耶？太史公所采九十三事，内不同者五。《韩非子》十五事，《说苑》六事，《新序》九事，《吕氏春秋》一事，《韩诗外传》一事，皇甫谧《高士传》三事，《越绝书》记李园一事，甚异。如正文遗逸引《战国策》者，司马贞引五事《（，豫让击襄子之衣，衣尽血；吕不韦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为中山将，亡六城，还拔中山；马犯谓周君；马犯谓梁王云「王病愈」，作「瘉」字。）广韵》七事（晋有大夫芬质，音抚文切；芊千者著书显名；安陵丑，雍门周；中山大夫蓝诸；晋有亥唐；赵有大夫肁贾，音肇，训开也；齐威王时有左执法公旗番。），《玉篇》一事（骥仰而喷，鼓鼻也。），《太平御览》二事（涸若耶以取铜，破𢘗山而出锡；廊庙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元和姓纂》一事（引《风俗通》云：晋大夫芸贤。），《春秋后语》二事（赵武灵王游大陵，梦楚女鼓瑟，平原君躄者，注云：躄，挛跛之名。），《后汉·地理志》一事（东城九门，注云：碣石山在县界。），《后汉》第八《赞》一事（廉颇为人勇鸷而好士。），《艺文类聚》一事（苏秦为楚合从，元戎以铁为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北堂书钞》一事（楚人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徐广注《史记》一事（韩兵入西周，令成君辨说秦求救。），张守节《正义》一事（碣石九门，本有宫室以居。），旧《战国策》一事（罗尚见秦王曰：秦四塞之险，利于守，不利于战。），李善注《文选》一事（苏秦说孟尝君曰：「秦四塞之国」。高诱注云：「四面有山关之固，故曰四塞之国也。」），皆今本所无也。至如张仪说惠王，乃《韩非子·初见秦》书，厉怜王引《诗》，乃《韩诗外传》，既无古书可以考證，第叹息而已。某以所闻见以为集注，补高诱之亡云。上章执徐仲冬朔日，会稽姚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