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观如来东流之教，若直指本心令人究理之说，有识者既已信之矣，而庸鄙之徒，亦无敢议者。及夫示净土论往生，则人莫不怀疑焉。且众生本心，具四净土，曰凡圣同居，曰方便有馀，曰实报无障碍，曰常寂光。如凡圣同居者，在具缚凡夫，即可依之；其馀三土，至断惑圣人，始获證入焉。往生一门，有二净业，曰正观默照本心也，曰助行备修万行善也。正观与助行并进，则达四净土。止有愿等事善者，近生凡圣同居，而远作上三土之因也。以此论之，则净土者正是究理菩萨所登境界，而兼容悠悠众生回向渐修耳。彼信如来直指本心令人究理之说，而疑其示净土论往生者，何哉？大抵众生本心，体无一法有形，用无一相不备。彼不知之，谓直若太虚寥旷，而无复依正庄严。又助行以正观为主，正观以助行为辅，二者相待而立，似反而符。彼不知之，谓究理忘缘，则何须加愿，加愿往生，则有妨究理。况复净土具有四品，其往生者，上至究理菩萨，下及渐修众生，则何类不收、何机不摄？彼不知之，闻圣师高僧往生，则自甘绝分；见妇人童子念佛，则耻从其事。噫！如来之称赞净土也，其意若曰：「净土自他凡圣因果，即众生之自心耳。往生净土易，自信自心难」。当时十方诸佛，知其说一切世间难信之法，由是舒舌劝信。既而如来又喻之使信受焉，则大觉垂慈之旨，于斯可见。而众生终不信，是可叹也。一日，客有访余以净土教者，尝随其所诘而论说之矣。暇时编次成书，得十问答，名曰《净土自信录》。或见或闻，或依或违，不动婆娑，即归极乐，此余之志也。四明无功叟王阗记。

八月七日，左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臣朱熹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阙下：臣恭惟太上皇帝再造区夏，受命中兴，忧勤恭俭，三十六年，春秋未高，方内无事，乃深惟天下国家之至计，一旦而举四海之广、天位之尊，断自宸衷，传之圣子。皇帝陛下恭承慈训，应期御历，爰初践阼，曾未几何，而设施注措之间，所以大慰斯民之望者，新而又新，曾靡虚日，其规摹固已宏远矣。然犹且谦冲退托，不以圣智自居，首下明诏，以求直言。此尤足以见帝王之高致，知为治之先务也，天下幸甚！臣窃伏草茅，深自惟念，天下之大，不为无人，忠言嘉谟、崇论谹议计已日陈于陛下之前，尚恐不足仰望清光，无以少备采择，况臣之愚，虽欲效其区区，岂能有补于万分之一哉？又惟即位求言，累圣相承，以为故事，则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姑以备故事而已耶，抑真欲博尽群言，以冀万一之助也。臣诚愚昧，不知所出，然爱君尊主，出于犬马之诚，有不能自已者，故昧死言之，惟陛下留听。臣伏读诏书，有曰「朕躬有过失，朝政有阙遗，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并许中外士庶直言极谏」者。臣窃以陛下潜德宫府，几三十年，不迩声色，不殖货利，无一物之嗜好形于宴私，无一事之过失闻于中外，昧爽而朝，严恭寅畏，仁孝之德，孚于上下。所以大系群生之仰望，浚发太上之深慈，以至于膺受付托，奄有万方者，其必有以致之矣。然则圣躬之过失，臣未之闻也。今者临御未几而延登故老，召用直臣，抑侥倖以正朝纲，雪冤愤以作士气，贡奉之私不输于内帑，恭俭之德日闻于四方，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罢行，几无遗恨。然则朝政之阙遗，臣亦未之闻也。至于斯民之戚休，四海之利病，则有之矣。然臣屏伏闽陬，十有馀年，足迹未尝及乎四方，其见闻所及之一二，内自隐度，皆非今日所宜道于陛下之前者，不敢毛举，以溷圣听。至若阴拱噤默，终不为陛下一言，则又非臣之所敢安也。臣闻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孟子之言亦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方今天命之眷顾方新，人心之蕲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贻哲命之时，因时顺理、乘势有为之会也。又况陛下圣德隆盛，天下之人传诵道说，有年于兹。今者正位宸极，万物咸睹，其心盖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于陛下，不但为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复，宗庙之雠耻未除，戎虏之奸谲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极。方此之时，陛下所以汲汲有为，以副生灵之望者，当如何哉！然则今日之事，非独陛下不可失之时，抑国家盛衰治乱之机，庙社安危荣辱之兆，亦皆决乎此矣。盖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时。于此而不副其望焉，则祖宗之遗黎裔胄不复有所归心矣，可不惧哉！可不惧哉！臣愚死罪，窃以为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也。朝政虽未有阙遗，而脩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以疏举，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盖学不讲则过失萌矣，计不定则阙遗大矣，本不端则末流之弊不可胜言矣。臣请得为陛下详言之。臣闻之，尧、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夫尧、舜、禹，皆大圣人也，生而知之，宜无事于学矣。而犹曰精，犹曰一，犹曰执者，明虽生而知之，亦资学以成之也。陛下圣德纯茂，同符古圣，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窥也。然窃闻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衡石之程，不过讽诵文辞、吟咏情性而已。比年以来，圣心独诣，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疏远传闻，未知信否。然私独以为若果如此，则非所以奉承天锡神圣之资而跻之尧舜之盛者也。盖记诵华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瞭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学，与学焉而不主乎此，则内外本末颠倒缪戾，虽有聪明睿智之资，孝友恭俭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识不足以穷理，终亦无补乎天下之治乱矣。然则人君之学与不学，所学之正与不正，在乎方寸之间，而天下国家之治不治，见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系岂浅浅哉！《易》所谓差之毫釐，缪以千里，此类之谓也。盖致知格物者，尧舜所谓精一也。正心诚意者，尧舜所谓执中也。自古圣人口授心传而见于行事者，惟此而已。至于孔子集厥大成，然进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笔之以为六经，以示后世之为天下国家者。于其间语其本末终始先后之序，尤详且明者，则今见于戴氏之记，所谓《大学》篇者是也。故承议郎程颢与其弟崇政殿说书颐近世大儒，实得孔孟以来不传之学，皆以为此篇乃孔氏遗书，学者所当先务，诚至论也。臣愚伏愿陛下捐去旧习无用浮华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诐之说，少留圣意于此遗经，延访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诸左右，以备顾问，研究充扩，务于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后知体用之一原，显微之无间，而独得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传矣。于是考之以六经之文，监之以历代之迹，会之于心，以应当世无穷之变，以陛下之明圣而所以浚其源、辅其志者如此其备，则其所至，岂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所陈，特其所闻于师友之梗概端绪而已。陛下由是讲学而自得之，则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圣意毋忽，则天下幸甚！臣又闻之，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计，而今日之计不过乎脩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隐奥而难知也。然其计所以不时定者，以讲和之说疑之也。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雠，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而或者犹为是说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势未成，进未有可以恢复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备御冲突之方，不若縻以虚礼，因其来聘，遣使报之，请复土疆，示之以弱，使之优游骄怠，未遽谋我，而我得以其间从容兴补而大为之备。万一天意悔祸，或诱其衷，则我之所大欲者，将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惮而不为哉？臣窃以为知义理之不可为矣，而犹为之者，必以有利而无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谓讲和者，有百害无一利，何苦而必为之？夫复雠讨贼、自彊为善之说见于经者，不啻详矣。陛下聪明稽古，固不待臣一二言之，请姑陈其利害而陛下择焉。夫议者所谓本根未固，形势未成，进不能攻，退不能守，何为而然哉？正以有讲和之说故也。此说不罢，则天下之事无一可成之理。何哉？进无生死一决之计，而退有迁延可已之资，则人之情虽欲勉彊自力于进为，而其气固已涣然离沮而莫之应矣。其守之也必不坚，其发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气为势所分，志为气所夺故也。故今日讲和之说不罢，则陛下之励志必浅，大臣之任责必轻，将士之赴功必缓，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听上之所欲为。然则本根终欲何时而固，形势终欲何时而成，恢复又何时而可图，守备又何时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曰以虚礼縻之，则彼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馀，诚有谋我之心，则岂为区区之虚礼而骄？诚有兼我之势，则亦岂为区区之虚礼而辍哉？若曰示之以弱，则是披腹心、露情实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强而示之弱之谓也。适所以使之窥见我之底蕴，知我之无谋而益无忌惮耳。纵其不来，我恃此以自安，势分气夺，日复一日，如前所云者，虽复旷日十年，亦将何计之可成哉？则是所以骄敌者，乃所以启敌而自骄；所以缓寇者，乃所以养寇而自缓。为虏计则善矣，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盗有中原，岁取金币，据全盛之势以制和与不和之权，少懦则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动，力足则大举深入而我不及支。盖彼以从容制和而其操术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进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于人，以听和与不和之命，谋国者惟恐失虏人之驩，而不为久远之计，进则失中原事机之会，退则沮忠臣义士之心。盖我以汲汲欲和而志虑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跂前疐后而进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来，首尾三四十年，虏人专持此计，中吾腹心，决策制胜，纵横前却，无不如其意者。而我堕其术中，曾不省悟，危国亡师，如出一辙。去岁之事，人谓朝廷其知之矣，而解严未几，虏使复至。彼何惮于我而遽为若是？是又欲以前策得志于我。而我犹不悟也，受而报之，信节未还而海州之围已急矣。此其包藏反覆，岂易可测？而议者犹欲以已试败事之馀谋当之，其亦不思也哉！至于请复土疆而冀其万一之得，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旧也，虽不幸沦没，而岂可使彼仇雠之虏得以制其予夺之权哉？顾吾之德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则彼将不能有而自归于我；我无以取之，则彼安肯举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与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则我弱彼强，不较明矣。纵其与我，我亦岂能据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费，而所得者未必坚也。向者燕、云、三京之事可以监矣。是岂可不为之寒心也哉？假使万有一而出于必不然之计，彼诚不我欺而不责其报，我必能自保而永无他虞，则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复祖宗之土宇，顾乃乞丐于仇雠之戎狄以为国家，臣虽不肖，窃为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报聘，以是为请，既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几乎，而赦书下者，方且禁切诸将毋得进兵，申遣使介，告谕纂承之意，继脩和好之礼，亦若有意于和议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复者。远近传闻，顿失所望。臣愚不能识其何说，而窃叹左右者用计之不详也。古语有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虏以好来而兵不戢，我所以应之者常不免出于两涂而无一定之计，岂非所谓疑事也哉？以此号令，使观听荧惑，离心解体，是乃未攻而已却、未战而已败也。欲以此成恢复之功，亦已难矣。然失之未远，易以改图，往者不可谏，而来者犹可追也。愿陛下畴咨大臣，总揽群策，鉴失之之由，求应之之术，断以义理之公，参以利害之实，罢黜和议，追还使人，苟未渡淮，犹将可及。自是以往，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使吾脩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无一毫可恃以为迁延中已之资，而不敢怀顷刻自安之意，然后将相军民、远近中外无不晓然知陛下之志必于复雠启土而无玩岁愒日之心，更相激厉，以图事功。数年之外，志定气饱，国富兵强，于是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中原故地不为吾有，而将焉往？此不过少迟数年之久，而理得势全，名正实利，其与讲和请地、苟且侥倖必不可成之虚计，不可同年而语也明矣。惟陛下深留圣意毋忽，则天下幸甚！至于四海之利病，臣则以为系于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则以为系乎守令之贤否。然而监司者，守令之纲也；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为今日之监司奸赃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谁？则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乎？其既失势者，陛下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矣，尚在势者，岂无其人？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然则某事之利为民之休，某事之病为民之戚，陛下虽欲闻之，亦谁与奉承而致诸民哉？臣以为惟以正朝廷为先务，则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盖前日所号召数君子者，皆天下所谓忠臣贤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岂有大于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长者不同，则任之所宜者亦异。愿陛下于其大者使之赞元经体，以亮天工；于其细者使之居官任职，以熙庶绩。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干方之责，明治体者使备拾遗补过之官。又使之各举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图天下之事，使疏而贤者虽远不遗，亲而否者虽迩必弃。毋主先入，以致偏听独任之讥；毋笃私恩，以犯示人不广之戒。进退取舍，惟公论之所在是稽，则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监司得其人，而后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后属县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责其成，举其善而惩其恶，夫如是，则事之所谓利，民之所谓休，将无所不举；事之所谓病，民之所谓戚，将无所不除，又何足以劳圣虑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诏，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适增其扰者有之，欲以兴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纷纭丛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为观听之美而已，则亦何补之有？况今旱蝗四起，民食将乏，图所以宽赋役、备赈赡、业流逋、销盗贼之计，尤在于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则又有在。愿陛下深留圣意毋忽，则天下幸甚！盖天下之事至于今日，无一不弊而不可以胜陈。以献言者之众，则或已能略尽之矣。然求其所谓要道先务而不可缓者，此三事是也。夫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之于后，任贤所以脩政而经纬乎其中，天下之事无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贻哲命之时，因时顺理、乘势有为之会，于此三言深加察纳，果断力行，以幸天下，则夫所谓不可胜陈之事，凡见于议者之言，而合乎义理之公，切于利害之计者，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若其不然，虽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虽有致治之方而为之不得其序，一旦恭俭劳苦，忧勤过甚，有所不堪而不见其效，则亦终于因循怠惰而无所成矣，岂天下之人所以延颈举踵而望陛下之初心哉！至于是时，虽欲悔之，臣恐其倍劳圣虑而成效不可期也。又况旱蝗之灾环数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谊未过，而天戒赫然，若此其甚，其必有说矣。臣愚窃以为此乃天心仁爱陛下之厚，不待政过行失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启圣心，使盛德大美始终纯全，无可非间，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灾异而脩德，以致中兴也。是宜于此三术屡省而亟图之，以顺民心，以答天意。以陛下之圣明，必将有以处此。愚臣所虑，独患议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为其间不免有所更张，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陛下所不宜为，以咈亲志。臣窃以为误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无心，合德天地，临御三纪，艰难百为，其用人造事，皆因时循理，以应事变，未尝胶于一定之说。先后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夏之变，相反以成岁功，存神过化，而无有毫发私意凝滞于其间。其所以能超然远引，屣脱万乘而不以为难者，由是而已。本其传位陛下之志，岂不以陛下必能缉熙帝学，以继迹尧禹乎？岂不以陛下必能复雠启土，以增光祖宗乎？岂不以陛下必能任贤脩政，以惠康小民乎？诚如是也，则臣之所陈，乃所以大奉太上诒谋燕翼之圣心，而助成陛下尊亲承志之圣孝也。议者顾欲守一时偶然之迹，一二以循之，以是为太上皇帝之本心，则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语天地变化之神也，岂不误哉！且古者禅授之懿，莫如尧舜之盛，而舜承尧禅，二十有八年之间，其于礼乐刑政，更张多矣。其大者，举十六相，皆尧之所未举；去四凶，皆尧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为嫌，尧不以为罪，天下之人不以为非，载在《虞书》，孔子录之以为大典，垂万世法。而况臣之所陈，非欲尽取太上皇帝约束纷更之也，非贵其所贱，贱其所贵而悉更置之也，因革损益，顾义理如何尔，亦何不可？而陛下何嫌之有哉？愿早图之，以幸天下，毋疑于臣之计也。若夫战守之机，形制之势，则臣未之学，不敢妄有所陈。然窃闻之，上流督帅物望素轻，黜陟失宜，效于已试；下流戍兵直弃淮甸，长江之险，与虏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忧，愚智之所同惑。臣虽鄙闇，亦窃疑之。况今秋气已高，虏情叵测，传闻汹汹，咸谓或当复有去岁之举。虽虚实未可知，然是二者实彊弱安危形势所系，呼噏俯仰之间，未足以喻其急也。愿陛下并留圣意，臣不胜大愿！臣凡愚不学，顷岁冒昧群试有司，太上皇帝赐之末第，获叨官禄。既又误听人言，猥加收召，适以疾病留落不前。今则血气益衰，精神益耗，屏居山田，未知所以仰报大恩之日。敢因明诏，罄竭愚衷，昧死献书以闻。迂疏狂妄，不识忌讳，忤犯贵近，切劘事机，罪当万死。惟陛下哀怜财赦而择其中。干冒天威，臣无任震惧兢惶、俯伏待罪之至。臣熹昧死再拜。

具位：准尚书吏部牒，奉圣旨，令侍从、两省、台谏、礼官集议四祖祧主宜有所归者。熹今窃详群议，其说虽多，而揆以《礼经》，皆有可疑。如曰藏于太庙之西夹室，则古者唯有子孙祧主上藏于祖考夹室之法，而无祖考祧主下藏于子孙夹室之文。昔者僖祖未迁，则西夹室者，僖祖之西夹室也。故顺、翼二祖之主藏焉而无不顺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则夹室者乃太祖之夹室。自太祖之室视之，如正殿之视朵殿也。子孙坐于正殿而以朵殿居其祖考，于礼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于祫享，则又欲设幄于夹室之前而别祭焉，则既不可谓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当太祖神坐之背，前孙后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别立一庙以奉四祖，则不唯丧事即远，有毁无立，而所立之庙必在偏位，其栋宇仪物亦必不能如太庙之盛。是乃名为尊祖而实卑之。又当祫之时，群庙之主祫于太庙，四祖之主祫于别庙，亦不可谓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于天兴殿，则宗庙、原庙古今之礼不同，不可相杂，而不得合食，亦与别庙无异。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数者，反复寻绎，皆不可行。议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时暂东向之故而为此纷纷，不复顾虑。殊不知其实无益于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两庙威灵常若相与争校彊弱于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于受摈，徬徨踯躅，不知所归，令人伤痛，不能自已。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际，亦何急而为此也？今亦无论其他，但以太祖皇帝当日追尊帝号之心而默推之，则知太祖今日在天之灵，于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当矣。又况僖祖祧主迁于治平，而不过数年，神宗皇帝复奉以为始祖，已为得礼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谓有其举之而莫敢废者乎？且孔子论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爱其所亲，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践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礼，奏太祖之乐矣，则当爱太祖之所亲，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无以异于生存之时，乃为至孝。而议者顾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处，是岂所谓爱敬其所亲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时乎？且议者之所以必为此说者无他，但以太祖膺图受命，化家为国，而王业之兴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则后稷本封于邰，而不窟已自窜于戎狄，公刘、太王又再迁而后定，文、武之兴，又何尝尽由于后稷哉？但推其本始为出于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岂计其功德之小大有无哉？况周人虽以后稷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谓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为世室而百世不迁，以冠群庙，则亦不待东向于祫然后可以致崇极之意矣。然今日宗庙之制未能如古，姑以权宜而论之，则莫若以僖祖拟周之后稷而祭于太祖之初室，顺祖为昭，翼祖为穆，宣祖为昭，而藏其祧主于西夹室。太祖为穆，拟周之文王为祖而祭于太庙之第二室。太宗为昭，拟周之武王为宗而祭于太庙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迁而谓之世室。真宗为穆，其祧主亦且权藏于西夹室。仁宗为昭，为宗，而祭于第四室，亦为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为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为昭，祭第五室。哲宗为穆，祭第六室。徽宗为昭，祭第七室。钦宗为穆，祭第八室。高宗为昭，祭第九室。孝宗为穆，祔第十室。异时高宗亦当为宗，为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岁祫享，则僖祖东向如故，而自顺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则于心为安而于礼为顺矣。至于古者宗庙之制，今日虽未及议，尚期异时兴复之后，还反旧都，则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载之缪，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礼行于室中，则又善之大者也。盖尊太祖以东向者，义也；奉僖祖以东向者，恩也。义者，天下臣子今日之愿也；恩者，太祖皇帝当日之心也。与其伸义诎恩以快天下臣子之愿，孰若诎义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韩愈所谓祖以孙尊，孙以祖诎者，正合此意。而又以为四时各祭其庙，则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后一袷，则所诎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熹于此尝有感焉，窃独以为今欲议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于舛逆而难通，不若还僖祖于太庙，三年而一东向之为顺易而无事也。熹孤陋寡闻，所见如此。昨日适以衰病，不及预议。伏念宗庙事重，不敢缄默，须至申闻者。

右件如前，并画到图子四纸，缴连在前，谨具状申尚书省。欲乞并赐详酌，敷奏施行。伏候钧旨。

〔小贴子〕熹谨按礼家先儒之说，兄弟传国者，以其尝为君臣，便同父子，各为一世，而天子七庙，宗者不在数中，此为礼之正法。若今日见行庙制，则兄弟相继者共为一世，而太庙增为九世，宗者又在数中，皆礼之末失也。故熹状中所拟太庙世数一准先儒之说，固知未必可用。若议者乃用今制，而反不曾详考自僖祖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为第三世，尚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祧迁，只合依孝宗初年迁翼祖例，且迁宣祖，然后为得。乃不察此，而欲一旦无故并迁僖、宣二祖，又彊析太祖、太宗各为一世，既与哲、徽、钦、高之例不同，又使太庙所祀其实仅及八世，进不及今之九，退不成古之七，尤为乖缪，无所据依。政使熹说迂阔，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议者并迁二祖、析一为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迁宣祖，而合太祖、太宗复为一世，以足九世之数。伏乞详察。

熹既为此议，续搜访得元祐大儒程颐之说，以为太祖而上有僖、顺、翼、宣，先尝以僖祧之矣，介甫议以为不当祧，顺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为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难以僖祖无功业，亦当祧。以是言之，则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为之，并不得与祖德。或谓灵芝无根，醴泉无源，物岂有无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盖出于此人，安得为无功业？故朝廷复立僖祖庙为得礼，介甫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熹窃详颐之议论素与王安石不同，至论此事，则深服之，以为高于世俗之儒，足以见理义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约而合者。但以众人不免自有争较彊弱之心，虽于祖考，亦忘逊避，故但见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则民无得而称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祖。又见司马光、韩维之徒皆是大贤，人所敬信，其议偶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变乱穿凿得罪于公议，故欲坚守二贤之说，并安石所当取者而尽废之，所以无故生此纷纷。今以程颐之说考之，则可以见议论之公，而百年不决之是非可坐判矣。并乞详察。

右，熹准十一月二十四日尚书省劄子，据熹状，辞免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观恩命，乞许仍理旧资，别与岳庙差遣事，检会到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敕节文，臣僚辞免恩命，各有定制，比来不合辞免，亦具申陈，委是妨废职事，令吏部申严行下，劄熹依已降指挥施行者。伏念熹昨以忧哀摧毁，疾病侵凌，不获恭趋严召，所以累具辞免。乃蒙圣慈宽赦不诛，误加褒异，恩生望外，事踰例表，非常之宠，风动四方。况熹身被隆私，岂不知感？实以衰惰废弃，志行不修，无德可褒，无功可录，无以仰称圣主特达之知，有愧国家劝励贤能之意，以故冒昧复有恳辞。不意愚诚不能感动，乃蒙检会前件指挥施行。在熹岂敢固执迷方，轻冒宪纲？然窃详考元降指挥，止为辞免推迁，妨废职事，合行禁约。若熹所被恩除，初无职业，即与前件立法之意事体不同，敢复披诚，再干洪造。所冀愚悃得彻圣聪，庶几微贱小臣幸终免于逋慢之诛，而区区匹夫之守独得伸于分列之外。又况屏绝浮虚，抑止贪竞，其于圣朝厉精责实之政，亦未必全无所补。熹之所请，亦非止以自为而已。下情无任瞻望祈扣之切，伏望参政丞相洞鉴精悃，早赐开陈，则熹不胜幸甚！谨具申尚书省，谨状。

右，熹准七月十八日尚书省劄子，七月十七日，三省同奉圣旨，以熹昨任南康军日，修举荒政，民无流殍，可除直秘阁者。熹闻命震惊，受恩感激，有不知所以言者。然窃伏念熹昨以非才，误蒙任使，不能布宣德意，以惠远民，乃以刑政失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据罪论刑，岂容幸免！政使粗能措画，不致大段狼狈，亦是职守之常，何足补塞愆负？而况蠲阁租税，拨赐钱米，许借上供钱物，籴米赈粜，皆是圣主天地贶施非常之恩，官吏于此，岂有丝毫之力？至于劝谕富民发廪粜济，亦是圣朝不爱官爵，以救民命，颁下赏格，极于醲厚，以故富民观感视效，始肯竭其囷仓累岁之积，以应公上一旦之须，亦非官吏之力所能及也。然其赈济人户，初无致旱之罪，今又不取一钱，而捐米四五千石，方得一官，自私家言之，其数亦已多矣。此则在所当赏而不可缓者，非一时官吏有罪无功之可比也。今熹幸际隆宽，曲加容贷，更蒙除用，已极叨踰。今者又被圣恩，复有上件除命，而熹前所奏南康军赈济人户张世亨等四名，合依元降赏格补授文武官资者，有司顾以微文沮却其事，至今未见报行推赏指挥。是乃圣主过恩，既赏于其所当罪，而有司失信，反吝于其所当赏。熹虽至愚，于此窃有所不安者。所有降到省劄，不敢祗受，已送建宁府寄纳军资库。谨具状申尚书省，欲望朝廷洞照诚悃，特为敷奏，许赐收回。仍检会今年闰三月内南康军奏及熹独衔奏状，详酌所陈事理，如是节次官司果是固为邀阻，至今不为保明推赏，即将张世亨等并为敷奏，依熹所乞，不候诸司保明，特与先次依格等第推赏，直降付身，令本军日下当官给赐。是则不惟熹之私义得以自安，亦庶几自今以来，州郡长吏奉法遵职，务格和平，不至幸民之灾，自图身利。不惟此四人者早蒙圣恩，免有邀阻乞觅之扰，父子兄弟感戴无穷，而万一不幸四方复有水旱饥馑之灾，亦使其他富民知所激励，易为劝诱，贫者有所恃赖，不复流移，其利非止一端而已也。狂妄僭率，干冒朝听，祈恩俟罪，不任恳切恐惧之至。谨状。

〔小帖子〕税户张世亨赈济五千石，依格乞补承节郎。税户刘师舆赈济四千石，依格乞补承信郎。进士张邦献赈济五千石，依格乞补迪功郎。待补太学生黄澄赈济五千石，依格乞补迪功郎。

右具如前。伏念熹罢官还家，旧任别无绾系，只此一事未了。初谓朝廷赏格必非虚文，不谓今乃以此自陷于罔民之罪，每一思之，如负芒刺。顾以居闲，不敢陈请。今者幸因辞免恩命，得效一言。过此则分守有拘，又将无以自达。切望钧慈早赐垂念，千万幸甚。如是四人近日皆已得沾恩赏，不曾报行，即熹屏居深山，探问不实之罪，亦乞矜贷。而其所乞辞免恩命，与此事体自不相须，更望力赐开陈，期于得请，乃为厚幸。伏乞钧照。

右，熹九月初四日准八月十七日辰时尚书省递到告命一道，照对熹昨准尚书省劄子，奉圣旨，以熹前任南康军日，修举荒政，民无流殍，可除直秘阁。熹窃伏惟念昨来在任，政刑乖错，招致旱灾，有罪无功，不敢祗受。兼在任日遵奉淳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敕旨赏格，劝谕到税户张世亨、刘师舆、进士张邦献、待补国学生黄澄四名出米赈济，共计一万九千石，已行支散，即具奏闻及申诸司，乞与保明推赏，补授文武官资。今来已是半年，窃虑熹既得替之后，诸司未曾保明，致得本人未蒙朝廷推赏，已具状申尚书省，乞赐敷奏，收还误恩，仍将张世亨等四名不候诸司保明，早依原降赏格特与推恩，给降付身，令本军日下当官给付，及具状缴连所降省劄，寄留建宁府军资库讫。今来又准上项告命，熹为有前项所申两节事理未准回降指挥，不敢祗受，已并申建宁府寄留外，谨再具状申尚书省，伏乞检会前状，特与敷奏，许熹辞免。仍将张世亨、刘师舆、张邦献、黄澄四名早赐依格推赏，则熹不胜幸甚。谨状。

六月八日，具位谨奉书再拜，献于某官：熹尝谓天下之事有缓急之势，朝廷之政有缓急之宜。当缓而急，则繁细苛察，无以存大体，而朝廷之气为之不舒；当急而缓，则怠慢废弛，无以赴事几，而天下之事日入于坏。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为当缓而急者，其害固不为小；若当急而反缓，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窃观今日之势，可谓当急而不可缓者矣。然今日之政则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去岁诸路之饥，浙东为甚，浙东之饥，绍兴为甚。圣天子闵念元元之无辜，倾囷倒廪以救之，而甚者至出内帑之藏，以补其不足，德意之厚，与天同功。熹于是时惫卧田野，而明公实推挽之，使得与被使令趋走之末。仰惟知遇，抚己惭怍。然自受任以来，夙夜忧叹，恐无以仰承圣天子之明命而辱明公之知于此时也，是以不惮奔走之劳，不厌奏请之烦，以尽其职之当为者，求以报塞万一。而乃奏请诸事多见抑却，幸而从者，又率稽缓后时，无益于事。而其甚者，则又漠然无所可否，若堕深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则遂至于按劾不行，反遭伤中。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晓然，使人愤懑，自悔其来而求去不得，遂使因仍，以至于今。比日以来，神明消耗，思虑恍惚，两目昏涩，省阅艰辛，方欲少俟旬日，别上封章，冀蒙哀怜，得就闲佚，又以连日不雨，旱势复作，绍兴诸邑仰水高田已尽龟坼，而山乡更有种不及入土之处。明、婺、台州皆来告旱，势甚可忧。虽已一面多方祈祷，必冀感通，然天道高远，事有不可期者。万一更加旬日，未遂所求，则去年境界，又在目前。而上自大农，下及闾巷，公私蓄积频年发散，亦自无馀，后日之忧，必有万倍于前日者。熹之迂愚，固不知所以为计。诚恐虽以圣主之聪明圣智，明公之深谋远虑，亦未必有断然不可易之长策，真可以惠活饥民，弹压奸盗，而保其必无意外之患也。熹是以徬徨怵迫，未敢遽请，而复冒昧一罄其愚，惟明公试幸听之。窃惟朝廷今日之政无大无小，一归弛缓。今亦未暇一一条数，以慁崇听。且以荒政论之，则于天下之事，最为当急而不可缓者。而荒政之中有两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缓者也。一曰给降缗钱，广籴米斛。今二广之米，舻舳相接于四明之境，乘时收籴，不至甚贵，而又颗粒匀净，不杂糠秕，乾燥坚硕，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与敷奏，降给缗钱三二百万，付熹收籴，则百万之粟旬月可办。储蓄既多，缓急足用，政使朝廷别有支拨，一纸朝驰而米夕发矣。且往时不免转大农之粟，发内帑之币，以应四方之求矣，积之于此，与彼何异？而又乘贱广籴，利重费轻，殆与临期支拨，籴贵伤财者不可同日而语。且今米船已集，求售无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后者惩创，因不复来，无穷之害，实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赏典，激励富室。盖此一策本以诱民，事急则籍之以为一时之用，事定则酬之以为后日之劝。旋观今日，失信已多，别有缓急，何以使众？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与敷奏，照会元降即与推恩，使已输者无怨恨不满之意，未输者有歆艳慕用之心，信令既行，愿应者众，则缓急之间，虽百万之粟可指挥而办。况是此策不关经费，揆时度事，最为利宜。而乃迁延岁月，沮抑百端，使去岁者至今未及沾赏，而今岁者方且反覆却难，未见涯际。是失信天下，固足以为今日之所甚忧；而自坏其权宜济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谋国之计乖戾若此，临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论则以为朝廷撙节财用，重惜名器，以为国之大政，将在于此二者之请，恐难必济。愚窃以为不然也。夫撙节财用，在于塞侵欺渗漏之弊，爱惜名器，在于抑无功幸得之赏。今将预储积蓄，以大为一方之备，则非所谓侵欺渗漏之弊也；推行恩赏，以昭示国家之信，则非所谓无功幸得之赏也。且国家经费用度至广，而耗于养兵者十而八九。至于将帅之臣，则以军籍之虚数而济其侵欺之奸；馈餫之臣，则以簿籍之虚文而行其盗窃之计，苞苴辇载，争多斗巧，以归于权倖之门者，岁不知其几巨万。明公不此之正，顾乃规规焉较计豪末于饥民口吻之中，以是为撙节财用之计，愚不知其何说也。国家官爵布满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以限数也。今上自执政，下及庶僚，内而侍从之华，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结托附而得。而北来归正之人，近习戚里之辈，大者荷旄仗节，小者正任横行，又不知其几何人。明公不此之爱，而顾爱此迪功、文学、承信、校尉十数人之赏，以为重惜名器之计，愚亦不知其何说也。然熹亦尝窃思其故而得其说矣，大抵朝廷爱民之心不如惜费之甚，是以不肯为极力救民之事；明公忧国之念不如爱身之切，是以但务为阿谀顺指之计。此其自谋，可谓尽矣。然自旁观者论之，则亦可谓不思之甚者也。盖民之与财，孰轻孰重？身之与国，孰大孰小？财散犹可复聚，民心一失，则不可以复收。身危犹可复安，国势一倾，则不可以复正。至于民散国危而措身无所，则其所聚，有不为大盗积者耶？明公试观自古国家倾覆之由，何尝不起于盗贼？盗贼窃发之端，何尝不生于饥饿？赤眉、黄巾、葛荣、黄巢之徒，其已事可见也。数公当此无事之时，处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顾后，踰时越月而不能有所定，万一荐饥之馀，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审明公何以处之？明公自度果有以处之，则熹不敢言。若果无以处之，则与其拱手熟视而俟其祸败之必至，孰若图难于易，图大于细，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于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窥测，平居默然若无所营，而临大事、决大策，不动声气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然从今观之，自其平日无事之时，而规模措画固已先定于胸中，是以应变之际敏妙神速，决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况今祖宗之雠耻未报，文武之境土未复，主上忧劳惕厉，未尝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贫兵怨，中外空虚，纲纪陵夷，风俗败坏，政使风调雨节，时和岁丰，尚不可谓之无事，况其饥馑狼狈，至于如此？为大臣者乃不爱惜分阴，勤劳庶务，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经事综物，以成上意之所欲为者，顾欲从容偃仰，玩岁愒日，以侥倖目前之无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祸本日深，熹恐所忧者当不在于流殍，而在于盗贼，受其害者当不止于官吏，而及于邦家。窃不自胜漆室嫠妇之忧，一念至此，心胆堕地。念不可不一为明主言之，而犹未敢率然以进，敢先以告于下执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迟顿宽缓之咎自列于明主之前，君臣相誓，务以尽变前规，共趋时务之急，而于熹所陈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则熹虽衰病，不堪吏役，尚可勉悉疲驽，以备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后来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绪葺理整顿，仰分顾忧。如其不然，则熹之愚昧衰迟，固不能为此无面之不托，而其狂妄，将有不能忍于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罢其官守，解其印绶，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渎圣聪，则熹也谨当缄口结舌，归卧田间，养鸡种黍，以俟明公功业之成而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终之厚赐也。情迫意切，矢口尽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多闻何以谓之师？夫贤有小大，《记》曰：「以人望人则贤者可知」。至于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之《大畜》，故可以为师。

贤与多闻细分固当有别，但若只如此理会，则与王氏新经何异？恐不必深致意也。下段《春秋》补助之说放此。

「配义与道」，而不言仁充塞天地之间，则仁在其中矣。孟子言气主于集义故也。

更熟看上下文，子细思索，不可只如此草草说过。

乐正子「有诸己之谓信」与「反身而诚则能动人也」，如何？信有诸己，诚则能动人也。

信与诚大概相似，但反身而诚所指处地位稍高，亦未论能动人否也。

孟子不见储子，谓其仪不及物。夫储子之平陆，特遣人致币，交于孟子，则其接也不以礼。孟子何以受其币而不见？岂非不屑教诲之道，与孔子不见孺悲而鼓瑟之义同？

初不自来，但以币交，未为非礼。但孟子既受之，后便当来见，而又不来，则其诚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过而不见，施报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诲也。

楚令尹子南之子弃疾、雍纠之妻，一告而杀夫，一不告而杀父，二者亦不幸而遇此。然当如何为正？

居二者之间，调护劝止，使不至于相夷者，上也。劝之不从，死而以身悟之，次也。舍是亦无策矣。

桓公不足以有为，民不免左衽。管仲之不死，得为仁乎？或以为管仲自信其才，虽不遇，而仲之仁自若也。若夫成功，则天也。

孔子许管仲以仁，正以其功言之耳，非以管仲为仁人也。若其无功，又何得为仁乎？

颜渊之叹一段，是颜子见处，今无的悫證验之可言。但以义理推之，且得如诸先生及《集注》之说，庶几少病。「如有所立卓尔」，只是见得比之旧时愈见亲切，不似乡来无捉摸处，但亦未有道理便得入于其间，据为己物耳。今此谓在颜子心目之间，则是先来所见者不在颜子心目之间；又以为方是实见，则前此非是实见矣，恐不然也。大抵此等处吾辈既未到彼地位，臆度而言，只可大概实说，却于其中反覆涵泳，认取它做工夫处做自己分上工夫，久之自当心融神会，默与契合。若只似此直以今日所见附会穿凿，只要说得成就，正使全无一字之差，亦未有益。况以近观远，以小观大，又自不能无所失乎。心性一段大概则然，但中间方说心为之主，不知从前说太极、二五、四端之未发时，此心却在甚处？可更思之。

实见一段大意极善，然非熹之说也，程先生《遗书》中自有一段说得极分明（章首云「皆实理也，人知而信者为难」云云，即此意也。）。《大学·诚意章》说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亦是此意，可并详之。

曾点一段，《集注》中所引诸先生说已极详明。盖以其所见而言，则自源徂流，由本制末，尧舜事业，何难之有？若以事实言之，则既曰行有不掩，便是曾点实未做得，又何疑哉？圣人与之，盖取其所见之高，所存之广耳，非谓学问之道只到此处便为至极而无以加也（上蔡所记伊川先生与之答问天下何思何虑一段，语意亦正类此。见于《外书》，可并检看。）。然则学者观此，要当反之于身。须是见得曾点之所见，存得曾点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复礼之功却以颜子为师，庶几足目俱到，无所欠阙。横渠先生所谓心要弘放，文要密察，亦谓此也。来喻大概得之，然其间言语亦多有病，其分根原、学问为两节者，尤不可晓，恐当更入思虑也。

礼书中青史氏之记，见《大戴礼》。

《经世纪年》，其论甚正，然古人已尝言之。如汉高后之年，则唐人已于武后、中宗《纪》发之；蜀汉之统，则习凿齿《晋春秋》已有此论矣。尧以甲辰年即位，乃邵康节《皇极经世》说，诸家之说亦有同者。此则荒忽，不可究知。敬夫所说牴牾处，必是谓武王克商之年。《泰誓》序作十一年，经作十三年，而编年之书乃定从序说。乡见柯国材说，以《洪范》考之，访于箕子是十三年事，必是当年初克商时便释其囚而问之，不应十一年已克商，至两年后乃问之也。其说似有理。亦尝以告敬夫，敬夫大以为然。其书已尝刊行，至是遂止。敬夫之服善如此，亦难及也。

潮州王尚书旧尝识之，其人劲正，忠实有馀，在言路尝论汤思退之奸而逐之。但为人颇疏率，学问偏任己见，诸经极有怪说，立朝议论亦有不到头处。然不害为一代正人。今所得奏议，烦录一本见寄。傅景初是其婿，恐必有本，旦夕当寄书问之也。

《乐记》图谱甚荷录示，但尚未晓用律次第。此间有人颇知俗乐，方欲问之，偶以事冗未暇。此固未必尽合古制，然未及百年而沦废已如此，是可叹也。

《韩文考异》袁子质、郑文振欲写本就彼刻版，恐其间颇有伪气，引惹生事。然当一面录付之，但开版事须更斟酌耳。若欲开版，须依此本别刊一本《韩文》方得，又恐枉复劳费工力耳。

礼书入疏者，此间已校定得《聘礼》以前二十馀篇，今录其目附去。彼中所编，早得为佳。此间者已送福州，令直卿与刘履之兄弟参校，写成定本，尚未寄来。若有可增益处，自不妨添入也。然因此得看《礼》疏一番，亦非小补。不然，此等如嚼木札，定无功夫看得也。

往岁得吕东莱书，盛称贤者之为人，以为十数年来朋友中未始有也。以此心愿一见，而无从得。中间闻欲来访，甚以为喜。不久，乃闻遽遭闵凶，深为伤怛。顾以未尝通问，不欲遽修慰礼。今者辱书，荷意良厚。且审秋辰残暑，孝履支福，又以为慰。示喻为学大致及别纸数条，皆已深悉。但区区于此有不能无疑者。盖上为灵明之空见所持，而不得从事于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之实；下为俊杰之豪气所动，而不暇用力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论尝有厌平实而趋高妙、轻道义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阳动侠之意，往往发于词气之间，绝不类圣门学者气象。不知向来伯恭亦尝以是相规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时，即尝有志于此。中间非不用力，而所见终未端的。其言虽或误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内无空寂之诱，外无功利之贪，全此纯愚，以至今日，反复旧闻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谓「天理二字，却是自家帖体出来」者真不妄也。冲漠无朕一段，恐未可轻议。若当此时万象未具，即是上面一截无形无兆，后来被人引入涂辙矣。贤者正作此见，何乃遽谓古今无人作此语耶？敬以直内，《近思录》注中别有一语，先生指意甚明。盖虽不以为无，然未尝以为即与吾之所谓敬以直内者无毫发之差也。许渤为人不可知其详，《语录》中又有一处说其人晨起，问人寒暖，加减衣服，加减一定，终日不易。即是天资笃厚之人，容有不闻隔窗事者，非必有寄寂之意而欲其不闻也。况此条之下一本注云：「曷尝有如此圣人」，则是先生盖亦未之许也。但叹美其纯德，与世间一种便儇皎厉之人气象悬隔，亦可尚耳。此等皆未可轻易立说，讪薄前贤也。注疏之学，却不须如此主张。苏子由议论自是一偏之说，亦何足为准的也哉。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诋之。今日病痛，正为不曾透得道义功利一重关耳。若处置匈奴一节，便使从来才智之士，如娄敬、贾谊亦未免此。来谕于此予夺之间不能无高下其手者，岂立意之偏而不自觉欤？近来浙中怪论蜂起，令人忧叹。不知伯恭若不死，见此以为如何也。

《孟子》首数篇与齐、梁君语，大抵皆为国治民之事，特患学者不能用之耳。即义利之对而定所趋，充易牛之心以广其善端，闺门之内，妻子臣妾皆有以察其温饱、均其劳佚而无尊贱之僻焉，亦与民同乐之意。又何往而非切身之事哉？

所论《孟子》书首，若能如此推类反求，固不害为切己。但初学者便教如此看，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本文看，逐处各自见个道理，久久自然通贯，不须如此费力也。

「乐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国，固不免为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国，则未必能为仁者之举。何者？智者分别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与之较，如仁者之为也。

得之。

禹、稷、颜子时不同而出处不同，乃义之宜。伯夷、伊尹时同而出处异，一是则一非，一善则一恶。孟子何以皆谓之圣人耶？

谓伯夷、伊尹所为为非恐未安。

许行欲君民并耕，则于人无贵贱之别；欲市价不贰，则于物无贵贱之差。事虽异而意则同。孟子因齐王易牛以发其不忍之心，因夷之厚葬其亲以箴其兼爱之失，皆因其发见处以启之。

得之。

伊川云：「养志莫如敬以直内」，此是就未发上说。孟子所谓「自反而缩」，「以直养而无害」，「集义所生」，皆指事而言，就已发上说。孟子方辨告子，故专救其偏。

孟子论养气，只合就已发处说。程子说养志，自是当就未发处说。各是一义，自不妨内外之交养，不可说孟子为救告子义外之失而姑为此言也。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集注》之意似以为德虽至大人而初不失赤子之心也。然以「者」字与「也」字观之，恐以为大人所以为大人者，不过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

论赤子之心恐未然。若大人只是守个赤子之心，则于穷理应事皆有所妨矣。

王子垫以人之为士，下既不为农工商之事，上又未有卿大夫之职，故疑其若无所事者。孟子言士虽未得位以行道，而其志之所尚，则有仁义焉。

尚志之说甚善。「志」字与「父在观其志」之「志」同，盖未见于所行而方见于所存也。

「说大人则藐之」盖主于说而言。如曰「见大人则藐之」，则失之矣。

得之。

「于不可已而已」一节以仁言，「于所厚者薄」一节以义言。夫不可已而已，当厚而薄，则怠惰自私而无力行笃义之心，而失之不及矣。或有发愤勇进者，则又失之助长；迨夫意气一衰，则私心邪念溃出而不可遏，此又失之太过也。

仁义之说未是，进锐退速之说亦未精切。盖其病正在意气方盛之时已有易衰之势，不待意气已衰之后然后见其失也。

《尽心》第一章游氏以知天为造其理，事天为履其事，固善矣。然「夭寿不贰」一节，又乃承上二节而言。上乃知而行之，此乃守而不变，游氏之说恐未当。

夭寿不贰亦是知天之效，但游氏说得下句太轻耳。

《或问》中以杨氏所讥王氏之失为非是。柄窃以高明之与中庸虽非二物，然细分之，亦不为无别。中庸者，理之所当然也；高明者，理之所以然也。圣人处己应物固无二道，然处己而尽其理之当然者，所以为中庸也；知处己所以当然之理，则高明也。应物而尽其理之当然者，所以为中庸也；知应物所以当然之理，则高明也。王氏判而为二固非矣，而杨氏又浑然无所区别，则亦不察中庸、高明所以得名之实也。其曰智不足以致知，明不足以尽诚者，其意盖以智为高明，诚为中庸。但「明」字与「诚」字不类，而反与上句所谓智者为一律。岂牵于「自明而诚」之语而误乎？若如其意，窃欲易曰：知不足以致知，诚不足以力行。惟不足以致知，故以高明为渊深微妙，而非局于一事为之末，而不知高明所以为中庸。惟诚不足以力行，故以中庸为出于人力之所勉强，而非天理之自然，而不知中庸所以为高明。此则王氏受病之处。

高明是说中心所存，不为物欲之所累处，非指理而言也。

首章明道第四说云：「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似以孟子所言为气禀之性。若以为气禀之性，则固有善恶矣，不得专谓之善也。以下文水流之喻观之，则又似以气禀本善，发而后有善恶也。使气禀皆善，则所发之恶何自来哉？

孟子所言不是气禀之性，但是性自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只说个善字。所谓「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者，正谓此也。

横渠冰水凝释之喻似亦无害，但以受光纳照为言，则几于释氏所谓一灵真性者矣。其所谓未尝无者，岂以其灵照之中，实无一物之不具耶？此则心之知觉，而非性之实迹也。

既如此说，即是有害矣。

舜察迩言，所以无智者之过。盖智者之过常在于骛高远而厌卑近也。

舜之智不过，非独为此一事，须以全章体之。

舜隐恶而扬善，听言之道当如此。盖不隐其恶，则人将耻而不言矣。后之当进贤退不肖之任者，亦以隐恶扬善盗兼包并容之名，是不知隐恶扬善之义也。

隐恶扬善不为进贤退不肖言，乃为受言择善者发也。

和而不流则非不恭之和，中而不倚则非执一之中。中和而不流不倚者择之精，有道而不变者守之固。择之精则不患乎道之难明，守之固则不患乎道之不行。能勉乎此，则无贤智之过矣。《章句》中谓四者各有次序，不知如何？岂不流尚易而不倚为难，如富而无骄易，贫而无怨难乎？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须就「强」字上看，如此说无功夫矣。

武王、周公之所以为达孝者，柄窃以为舜之大孝，所遭之至不幸也。文王之无忧，所遭之至幸也。至幸与至不幸，皆不可以为常。惟武王、周公之孝，而天下通行之孝也。

恐无此意。

《章句》中以学知利行为仁，困知勉行为勇，窃恐未尽乎仁勇之德也。夫仁者安仁，固不容以利行为言。知、仁、勇皆谓之达德，则勇固通上下而言也，不可专以困知勉行者目之。以柄观之，三知三行云者，所以总言达道达德之在人，其气质虽有不同，而及其至之则一也。三近云者，言人未至乎达德而求至之者，其用功当如是也。似不必以三知三行分知、仁、勇，如何？

此等处且虚心看到并行不悖处乃佳。

「敬大臣则不眩」，《章句》中以为信任专而小臣不得以间之，故临事则不眩也。柄窃观下文官盛任使之意，似以为不使之役役于细事，乃所以敬之也。惟其不役役于细事，故其精神暇逸，不至昏眩而迷于大体也。

不然。

二十七章既言「大哉圣人之道」矣，而复以「优优大哉」冠于礼仪之上者，盖言道体之大，散于礼仪之末者如此。

得之。

二十四章「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以柄观之，《论语》以学不厌为智，诲不倦为仁，又与此相反。且学不厌与成己虽皆在己之事，然一则学以明其理，一则实体是理于吾身，一知一仁，犹可言也。若夫成物，乃仁之事，何所与于知而归之耶？

若非有智，何以成物？

二十章「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夫子非使后人不得复古也，但以为生于春秋之世，既无得位之理，徒欲以匹夫之微而复古之道则不可耳。使得时得位，何不可者？

「反古道」连上文「愚贱」说。

前辈多以夫子损益四代之制以告颜子，而又曰「吾从周」，其说似相抵牾者。然以二十八章「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之意观之，则夫子之从周，特以当时所用而不得不从耳，非以为当尽从周。若答为邦之问，乃其素志耳。

得之。

「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世」犹言世上也，法是法度，则是准则。有可跂之实故言法，言未见于行事，故以其言为准而行之也。

得之。

人心虽未有喜怒哀乐，而物欲之根存焉，则固已偏于此矣。故于其所偏者得之则喜且乐，失之则怒而哀，无复顾义理也。

此段说得是，但物欲之根存焉之说恐未然。人固有偏好一物者，然此一物未上心时，安得不谓之未发之中乎？欲下功夫，正当于此看取。子约心性之说甚可骇，来喻所引《孟子》甚当（张云，孟子论性而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为说，亦可谓失心性之辨乎？）。

性难知而心可尽，所谓尽其心者，如程子所谓当处便认取（此句不干事），与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知性也），积习既久，脱然贯通之谓也（尽心也）。又如《论语集注》所云随事精察（知性也）而未知其体之一（尽心也），真积力久而将有所得，此即尽心知性之案（此段内注字系先生批。）。

心性一物，知则皆知，但尽之为难耳。又性可逐事言，心则举其全体也。

「禹恶旨酒」一章。

此等处只逐句看，不必如此牵合。

天王狩于河阳。

《春秋》熹所未学，不敢强为之说。然以人情度之，天王狩于河阳，恐是当时史策已如此书。盖当时周室虽微，名分尚在，晋文公召王固是不顺，然史策所书想必不敢明言晋侯召王也。李傕、郭汜、朱全忠盗贼狂恣，唯力是视，亦未必曾读《春秋》，见有此事而效之也。

习静坐以立其本，而于思虑应事专一以致其用，以此为主一之法，如何？

明道教人静坐，盖为是时诸人相从，只在学中，无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无事，固是只得静坐。若特地将静坐做一件功夫，则却是释子坐禅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贯动静，则于二者之间自无间断处，不须如此分别也。

《语》、《孟或问》乃丁酉本，不知后来改定如何？

《论》、《孟集注》后来改定处多，遂与《或问》不甚相应。又无功夫修得《或问》，故不曾传出。今莫若且就正经上玩味，有未通处，参考《集注》，更自思索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书便以为是也。

熹衰病年例春夏须一发，今年发迟者，此衰年老态，欲死之渐，亦不足怪也。祠官虽幸得请，然时论汹汹，未有宁息之期，贱迹盖未可保。然姑使无愧于吾心则可已，它非智虑所能避就也。所喻因胸次隐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实交相发而敬常为主，所居既广，则所向坦然，无非大路。圣贤事业虽未易以一言尽，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年来多病杜门，闲中见得此意颇端的，故乐以告朋友也。所论至善之意甚善，其终烈文一章尤有力。如陆氏之学，则在近年一种浮浅颇僻议论中固自卓然，非其俦匹，其徒传习，亦有能脩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间者。但其宗旨本自禅学中来，不可掩讳。当时若只如晁文元、陈忠肃诸人，分明招认著实受用，亦自有得力处。不必如此隐讳遮藏，改名换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于不诚之域也。然在吾辈，须但知其如此而勿为所惑。若于吾学果有所见，则彼之言钉钉胶粘，一切假合处，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来矣。切勿与辨，以起其纷拿不逊之端，而反为卞庄子所乘也。少时喜读禅学文字，见杲老与张侍郎书云：「左右既得此把柄入手，便可改头换面，却用儒家言语说向士大夫，接引后来学者（其大意如此，今不尽记其语矣。）」。后见张公经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索，漏露处多，故读之者一见便知其所自来，难以纯自托于儒者。若近年，则其为术益精，为说浸巧，抛闪出没，顷刻万变，而几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观之，亦见其徒尔自劳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杲老之书，近见藏中印本却无此语，疑是其徒已知此陋而阴削去之。然人家必有旧本可考，偶未暇寻访也。近得江西一后生书，有两语云：「瞬目扼腕而指本心，奋髯切齿而谈端绪」。此亦甚中其乡学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务自明，毋轻议彼矣。信笔不觉缕缕，切勿轻以示人，又如马伏波之讥杜季良也。所论太极之说亦为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间厚自完养，方有实受用处。不然，则只是空言，而反为彼瞬目切齿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南康《语》、《孟》是后来所定本，然比读之，尚有合改定处，未及下手。义理无穷，玩之愈久，愈觉有说不到处。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当面蹉过也。《大学》亦有删定数处，未暇录去。今只校得《诗传》一本，并新刻《中庸》一本，与印到程书《祭礼》并往。所寄楮券适足无馀，《诗》及《中庸》乃买见成者，故纸不佳，然亦不阂翻阅也。毁板事近复差缓，未知何谓。然进卷之毁，不可谓无功。但已入人心深，所毁者抑其外耳。所询荫补事实难处，然官年实年之说，朝廷亦明知之，故近年有引实年乞休致者，而朝廷以官年未满却之，不知亦可前期审之于省曹否耶？

康节恐是打乖法门，非辞受之正。伊川再受西监，止是叙复元官，还莅旧职，又可逡巡解去，即与今日事体全不相似，皆未敢援以为比。钦夫书来，亦云岂可逆料后患而先汩所守之义，此语甚直截。但渠却不曾为思量如何避免得脱，若只如此厮崖，恐亦非臣子敢安也。千万便为尽以此意达之韩丈，得早为解纷为幸。

昨尝奉恳一言于韩丈，又专书祷之，幸早为赞成，使得速如所志，幸甚。区区所以不得不力辞者，实以无功受爵，求退得进，于心有所不安。若一请不遂，势必再三，以得请为期而后已。然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为意者，则以君臣之义平昔讲闻不为不熟，今此除授，虽未必直由中出，而名为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为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恳祈，宛转调护，计诚欲两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区区此心，非特世俗所疑，虽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几希。度惟忠厚恻怛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前日申状及与韩沈书不能尽述此意，幸请为言之，有以发明某所不能言者。

某幸如昨，但伯恭逝去，令人悲痛不可言。昨尝以子约讣告作书，宛转托子静送去相报。近闻渠已入浙，此书恐未即达。然计报中必已见之，伤悼之怀，相与同之也。去年方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许，吾道之衰一至于此，不知天意如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已前，协力支撑也。某在家应接，随分扰扰。偷闲修得《中庸》及《孟子》下册。《孟子》得公度卷子，甚济事也。今且修此经书，《通鉴》看将来如何。恐心目俱昏，未必了得，终遗恨于身后耳。西山长句及还家四言意象萧散，吟玩不能去心。欲作数语奉答，自觉意思局迫，恐不能佳。此是膏肓之病，不知如何医治得宽平间暇些子，庶晚年身心稍安乐也。沅倅令兄墓表草定纳呈，不知可用否。公度何为至今未归？报中亦未见所拟官，何耶？《曾子》跋语并往。归来方得细看，虽《杂篇》所收不如前，意思终是好。本子见录，未得附还，更有一二处当略修耳。《近思续录》俟旦夕看毕奉报。第三录亦佳，但如此编录，得无劳心否？因看书所得，随手抄录不妨。若作意收拾，搜寻布置，即费心力，亦须且省节为佳也。盖中年精力非少日之比，不可不爱惜耳。诸葛「学须静也」全文告因便录示，千万。荆州《论语》甚改得好，比旧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长进，深可痛惜。伯恭详审稳当有馀，却不及此公俊伟明快也。韬仲不苟如此，不易。其兄晦伯亦甚好，它日皆未可量也。子玉不闻问，旦夕有尤川便，当寄书与之。择之何为至今不见归？直卿近遣人来纳币，甥女不成，却是某女子也。渠来春同为金华之行，今既闻伯恭讣，决当如约。某当一与俱往哭伯恭，亦不欲爽前约也。郑景望亦殊可伤，前书当报去矣。陈正己今在甚处？公度当已归，来春之约，不知竟如何也。某忽随例沾误恩，念有罪无功，不敢受。又昨奏与献米人推赏，诸公不为施行，前日不免于词免状中极论其事。递中得周参书，亦于报书中恳之，未知竟如何。闻江湖间水旱螟虫，民已荐饥，不知州县有无措置？然今年比之去年，事体尤不易也。庐陵当不至此，此间却差稔。但剽掠公行，甚于常岁，州县坐视，不复介意，此亦殊可虑耳。眷集中外俱安，诸郎一一佳茂！爱女夭折，可伤。平父次女与泰儿同岁，向许议昏，近亦不育。其女幼而解事，甚可惜。今此儿未有亲，不能不挂怀抱耳。向丈得书，却来说及《芗林集》要序，甚恨未得见也。序文岂敢僭易？然此却好题目。但恨晚辈不当作，又苦心力衰，畏作文字耳。景阳明年且在致远家否？向见其说话意趣尽好，恨不得款曲讲论。今既相远，又无由得相聚耳。向得书，朱君岑何字？偶不记忆，更告批谕。彼中交游学生，并为一一品题以来尤幸。史老所荐，皆浙东知名士，亦不易。但陆子静亦入此保社，不知果已行未耳。惠况纸墨笔帖，良以愧感。无物可寄，《祭礼》及二小书谩往，幸收之。昨得延之处《祭礼》三家，方属郑丈补入，而渠已物故，旦夕更属新将也。《弟子职》、《女戒》本各为册，而皆以《杂仪》附之（令人家小儿女各取一本读诵为便也。）。今此册为印者所并，又缺《杂仪》一本，不容复改。然此无多字，致远更能锓版流行，亦教化善俗之一事也。但《女戒》向见伯恭说欲删修一两处，忘记问之，不知向来曾说及否？吕氏二书，似亦可刻，并广之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庶子生亦如之。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后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无庙，于太祖之庙禘之而已。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于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配天者须以后稷。严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则谓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须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礼乐出于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礼乐者言之。犹言「鲁之郊禘非礼，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坏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则须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则不易，虽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则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则亦以厉王。虽圣如尧、舜，不可以为父；虽恶如幽、厉，不害其为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尧非也，如此则须舜是尧之子。苟非其子，虽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谓之父也。如此则是尧养舜以为养男也，禅让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须在冬至，一阳始生，万物之始，祭用圆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万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为配而祭于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于圆丘，以祢配于明堂，自介甫此议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议，惟祭昊天上帝，以祢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顺、翼、宣，先尝以僖祧之矣，介甫议以为不当祧，顺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为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难以僖祖无功业，亦当祧。以是言之，则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为之，并不得与祖德。或谓灵芝无根，醴泉无源，物岂有无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盖出于此人，安得为无功业？故朝廷复立僖祖庙为得礼。介甫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

熹未见此论时，诸生亦有发难，以为僖祖无功德者。熹答之曰：「谁教他会生得好孙子」？人皆以为戏谈而或笑之。今得杨子直所录伊川先生说，所谓「今天下基本皆出于此人，安得为无功业」，乃与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决之是非，于此乎定矣。绍熙甲寅闰十月七日，临安寓舍谨书。

圣人之心未感于物，其体广大而虚明，绝无毫发偏倚，所谓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于物也，则喜怒哀乐之用各随所感而应之，无一不中节者，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盖自本体而言，如镜之未有所照，则虚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则平而已矣。至语其用，则以其至虚而好丑无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轻重不能违其则。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虽以天下之大，而举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论，则知圣人之于天下，其所以为庆赏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论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与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虽然，喜而赏者，阳也，圣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阴也，圣人之所恶也。是以圣人之心虽曰至虚至平，无所偏倚，而于此二者之间，其所以处之者亦不能无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此则圣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虽曰好赏，而不能赏无功之士；虽曰恶刑，而不敢纵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实苟已晓然而无疑，则虽欲轻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尝不虚不平，而大本之立、达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赏也，必察其言、审其功而后加以车服之赐；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画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宫、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于远，所以宽夫犯此肉刑而情轻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学校之刑所以驭夫罪之小而未丽于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赎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赎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轻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灾肆赦」者，言不幸而触罪者，则肆而赦之。其曰「怙终贼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则贼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犹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则圣人畏刑之心，闵夫死者之不可复生，刑者之不可复续，惟恐察之有不审，施之有不当，又虽已得其情，而犹必矜其不教无知而抵冒至此也。呜呼！详此数言，则圣人制刑之意可见，而其于轻重浅深、出入取舍之际亦已审矣。虽其重者或至于诛斩断割而不少贷，然本其所以至此，则其所以施于人者，亦必当有如是之酷矣。是以圣人不忍其被酷者之衔冤负痛而为是以报之，虽若甚惨，而语其实则为适得其宜。虽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轻者，圣人于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远方，以御魑魅。盖以此等所犯，非杀伤人，则亦或淫或盗，其情虽轻而罪实重。若使既免于刑，而又得便还乡里，复为平民，则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将何面目以见之？而此幸免之人发肤支体了无所伤，又将得以遂其前日之恶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则虽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轻者亦必许其入金以赎，而不忍辄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专以宥肉刑而不下及于鞭扑，赎专以待鞭扑而不上及于肉刑，则其轻重之间，又未尝不致详也。至于过误必赦，故犯必诛之法，则又权衡乎五者之内。「钦哉钦哉，惟刑之恤」之旨，则常通贯乎七者之中。此圣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虽或至于杀人，而其反覆表里，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从广大虚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为也。而或者之论乃谓上古惟有肉刑，舜之为流，为赎，为鞭，为扑，乃不忍民之斩戮而始为轻刑者。则是自尧以上，虽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从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独不忍于杀伤淫盗之凶贼，而反忍于见杀见伤，为所侵犯之良民也。圣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残贼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谓周之穆王五刑皆赎，为能复舜之旧者，则固不察乎舜之赎初不上及于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后赎也。且以汉宣之世，张敞以讨羌之役兵食不继，建为入谷赎罪之法，初亦未尝及夫杀人及盗之品也。而萧望之等犹以为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恐开利路以伤治化。曾谓三代之隆，而以是为得哉？呜呼！世衰学绝，士不闻道，是以虽有粹美之资，而不免一偏之弊。其于圣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识，而徒知切切焉饰其偏见之私以为美谈，若此多矣，可胜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游无度，财匮民劳，至其末年，无以为计，乃特为此一切权宜之术以自丰，而又托于轻刑之说以违道而干誉耳。夫子存之，盖以示戒。而程子策试尝发问焉，其意亦可见矣。或者又谓四凶之罪不轻于少正卯，舜乃不诛而流之，以为轻刑之验。殊不知共兜朋党，鲧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虽若可诛，而蛮夷之国，圣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虽有负犯，不为畔臣，则姑窜之远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为是以轻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则予尝窃疑之。盖《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春秋内》、《外传》之诬且驳，而犹不道也。乃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陋儒愤圣人之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吾又安敢轻信其言而遽稽以为决乎？聊并记之，以俟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