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之叹一段，是颜子见处，今无的悫證验之可言。但以义理推之，且得如诸先生及《集注》之说，庶几少病。「如有所立卓尔」，只是见得比之旧时愈见亲切，不似乡来无捉摸处，但亦未有道理便得入于其间，据为己物耳。今此谓在颜子心目之间，则是先来所见者不在颜子心目之间；又以为方是实见，则前此非是实见矣，恐不然也。大抵此等处吾辈既未到彼地位，臆度而言，只可大概实说，却于其中反覆涵泳，认取它做工夫处做自己分上工夫，久之自当心融神会，默与契合。若只似此直以今日所见附会穿凿，只要说得成就，正使全无一字之差，亦未有益。况以近观远，以小观大，又自不能无所失乎。心性一段大概则然，但中间方说心为之主，不知从前说太极、二五、四端之未发时，此心却在甚处？可更思之。

实见一段大意极善，然非熹之说也，程先生《遗书》中自有一段说得极分明（章首云「皆实理也，人知而信者为难」云云，即此意也。）。《大学·诚意章》说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亦是此意，可并详之。

曾点一段，《集注》中所引诸先生说已极详明。盖以其所见而言，则自源徂流，由本制末，尧舜事业，何难之有？若以事实言之，则既曰行有不掩，便是曾点实未做得，又何疑哉？圣人与之，盖取其所见之高，所存之广耳，非谓学问之道只到此处便为至极而无以加也（上蔡所记伊川先生与之答问天下何思何虑一段，语意亦正类此。见于《外书》，可并检看。）。然则学者观此，要当反之于身。须是见得曾点之所见，存得曾点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复礼之功却以颜子为师，庶几足目俱到，无所欠阙。横渠先生所谓心要弘放，文要密察，亦谓此也。来喻大概得之，然其间言语亦多有病，其分根原、学问为两节者，尤不可晓，恐当更入思虑也。

礼书中青史氏之记，见《大戴礼》。

《经世纪年》，其论甚正，然古人已尝言之。如汉高后之年，则唐人已于武后、中宗《纪》发之；蜀汉之统，则习凿齿《晋春秋》已有此论矣。尧以甲辰年即位，乃邵康节《皇极经世》说，诸家之说亦有同者。此则荒忽，不可究知。敬夫所说牴牾处，必是谓武王克商之年。《泰誓》序作十一年，经作十三年，而编年之书乃定从序说。乡见柯国材说，以《洪范》考之，访于箕子是十三年事，必是当年初克商时便释其囚而问之，不应十一年已克商，至两年后乃问之也。其说似有理。亦尝以告敬夫，敬夫大以为然。其书已尝刊行，至是遂止。敬夫之服善如此，亦难及也。

潮州王尚书旧尝识之，其人劲正，忠实有馀，在言路尝论汤思退之奸而逐之。但为人颇疏率，学问偏任己见，诸经极有怪说，立朝议论亦有不到头处。然不害为一代正人。今所得奏议，烦录一本见寄。傅景初是其婿，恐必有本，旦夕当寄书问之也。

《乐记》图谱甚荷录示，但尚未晓用律次第。此间有人颇知俗乐，方欲问之，偶以事冗未暇。此固未必尽合古制，然未及百年而沦废已如此，是可叹也。

《韩文考异》袁子质、郑文振欲写本就彼刻版，恐其间颇有伪气，引惹生事。然当一面录付之，但开版事须更斟酌耳。若欲开版，须依此本别刊一本《韩文》方得，又恐枉复劳费工力耳。

礼书入疏者，此间已校定得《聘礼》以前二十馀篇，今录其目附去。彼中所编，早得为佳。此间者已送福州，令直卿与刘履之兄弟参校，写成定本，尚未寄来。若有可增益处，自不妨添入也。然因此得看《礼》疏一番，亦非小补。不然，此等如嚼木札，定无功夫看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