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春遂开七秩，两目顿昏，书字尤艰。若平生所赖，知此乐。若遂以目废之，不知馀生何以为遣。

展旗鸣鼓，东下箭流，何胜快豁之羡。

以宣笔八十、铜绿笔格花石盆各一、龙茶三饼、惠山泉三缶为饷。

先朝杨刘风彩，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

近时苏、梅，二穷士耳，主张风雅，人士归之。自二穷士死，文士满朝，而使斯道寂寞。

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录叙所谓上品龙茶者是也。盖自君谟始造而岁贡焉，仁宗尤所珍惜，虽辅相之臣未尝辄赐。惟南郊大礼致斋之夕，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剪金为龙凤花草贴其上。两府八家分割以归，不敢碾试，相家藏以为宝，时有佳客，出而传玩尔。至嘉祐七年，亲享明堂，斋夕，始人赐一饼，余亦忝预，至今藏之。余自以谏官供奉仗内，至登二府，二十馀年，才一获赐，而丹成龙驾，舐鼎莫及，每一捧玩，清血交○而已。因君谟著录，辄附于后，庶知小团自君谟始，而可贵如此。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庐陵欧阳修书还公期书室。

右蔡君谟之书，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其平生手书小简、残篇断稿，时人得者甚多，惟不肯与人书石，而独喜书余文也。若《陈文惠公神道碑铭》、《薛将军碣》、《真州东园记》、《杭州有美堂记》、《相州昼锦堂记》，余家《集古录目序》，皆公之所书。最后又书此记，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人于亳，以模本遗予，使者未复于闽，而凶讣已至于亳矣，盖其绝笔于斯文也。于戏！君谟之笔既不可复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于是可不惜哉！故书以传两家子孙。

唐世执笔之士，工书者十八九，盖自魏、晋以来风流相承，家传少习，故易为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之乱，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长干戈于积尸白刃之间，时时犹有以挥翰驰名于当世者，岂又唐之馀习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鄂、郭忠恕之楷法，杨凝式之行草。至于罗绍威、钱俶，皆武夫骄将之子，酣乐于狗马声色者，其于字画，亦有以过人。及宋一天下，于今百年，儒学称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间寂寥者久之，岂其忽而不为乎？将俗尚茍简，废而不振乎？抑亦难能而罕至也？盖久而得三人焉，向时苏子美兄弟以行草称，自二子亡，而君谟书特出于世。君谟笔有师法，真草惟意所为，动造精绝，世人多藏以为宝，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谱》、《永城县学记》，笔画尤精而有法者。故聊志之，俾世藏之，知余所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庐陵欧阳某书。嘉祐八年，岁在癸卯中元日。

善为物理之论者曰：天地任物之自然，物生有常理，斯之谓至神。圆方刻画，不以智造而力给。然千状万态，各极其巧以成其形，可谓任之自然矣，而其丑好精粗、寿夭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为之限数？由是言之，又若有为之者。是皆不可诘于有无之间，故谓之神也。牡丹花之绝，而无甘实；荔枝果之绝，而非名花。昔乐天有感于二物矣，是孰尸其赋予邪？然斯二者惟一不兼万物之美，故各得极其精，此于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游洛阳，花之盛处也，因为牡丹作记。君谟，闽人也，故能识荔枝而谱之。因念昔人尝有感于二物，而吾二人者适各得其一之详，故聊书其所以然，而以附君谟谱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庐陵欧阳修题。

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而真楷又以小字为难。羲、献以来遗迹见于今者多矣，小楷维《乐毅论》一篇而已。今世俗所传，出故高绅学士家最为真本，而断裂之馀，仅存者百馀字尔。此外吾家率更所书《温彦博墓铭》，亦为绝笔。率更书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见前人于小楷难工，而传于世者少而难得也。君谟小字新出而传者二，《集古录目序》横逸飘发，而《茶录》劲实端严，为体虽殊，而各极其妙。盖学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书者，以接君谟之论久，故亦粗识其一二焉。治平甲辰。

右《商雒鼎铭》者，原甫在长安时得之上雒。其铭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雍公诚作󶀱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气麋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雍公不知为何人。原甫谓古丁、宁通用，盖古字简略，以意求之则得尔。而蔡君谟谓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治平元年中伏日书。

右《煮簋铭》，曰：「叔高父作煮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原父在长安得此簋于扶风。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内圆而小堶之，似龟，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礼家作簋，亦外方内圆，而其形如桶，但于其盖刻为龟形，与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君谟以谓礼家传其说，不见其形制，故名存实亡，原甫所见可以正其缪也。故并录之，以见君子之于学，贵乎多见而博闻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书。

右汉《鲁峻碑》，云君讳峻，字仲严，山阳昌邑人。监营谒者之孙、修武令之子。治《鲁诗》、《颜氏春秋》，举孝廉，除郎中、谒者、河内太守丞。辟司徒、司空府，举高第、御史、东郡顿丘令，迁九江太守，拜议郎、太尉长史、御史中丞、司隶校尉。遭母忧，自乞拜议郎。服竟，还拜屯骑校尉。以病逊位，熹平元年卒。门生于商等二百三十人谥曰「忠惠父」。其馀文字亦粗完，故得迁拜次序颇详，以见汉官之制如此。惟云「遭母忧，自乞拜议郎」，又其最后为「屯骑校尉」，而碑首题云「汉故司隶校尉忠惠父鲁君碑」，二者莫晓其义。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右汉熹平中碑，在南阳界中，字已磨灭不可识，独其碑首字大仅存。其笔画颇奇伟，蔡君谟甚爱之，此君谟过南都所题，乃皇祐三年也，今一纪矣。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书。

右《兰亭修禊序》，世所传本尤多，而皆不同。盖唐数家所临也，其转相传模，失真弥远，然时时犹有可喜处，岂其笔法或得其一二邪？想其真迹，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乱，昭陵为温韬所发，其所藏书画，皆剔取其装轴金玉而弃之。于是魏、晋以来诸贤墨迹，遂复流落于人间。太宗皇帝时购募所得，集以为十卷，俾模传之，数以分赐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独《兰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于法帖以传。今予所得皆人家旧所藏者，虽笔画不同，聊并列之，以见其各有所得。至于真伪优劣，览者当自择焉。其前本流俗所传，不记其所得。其二得于殿中丞王广渊，其三得于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别本在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较其本纤毫不异，故不复录。其四得于三司蔡给事君谟。世所传本不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传，更俟博采。

余尝集录前世遗文数千篇，因得悉览诸贤笔迹。比不识书，遂稍通其学。然则人之于学，其可不勉哉！今老矣，目昏手颤，虽不能挥翰，而开卷临几，便别精粗。若范君所书，在余《集录》实为难得也。窃幸览之，为之忘倦。嘉祐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庐陵欧阳修书。

书虽列于六艺，非如百工之艺也。蔡君谟以书名当世，其称范君者如此，不为误矣。滁山醉翁题。

右《千字文》，今流俗多传此本为浮屠智永书。考其字画，时时有笔法不类者杂于其间，疑其石有亡缺，后人妄补足之。虽识者览之，可以自择，然终汩其真，遂去其二百六十五字，其文既无所取，而世复多有，所佳者字尔，故辄去其伪者，不以文不足为嫌也。蔡君谟，今世知书者，犹云未能尽去也。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书。

右《蒙州普光寺碑》。蒙州者，汉南阳郡之育阳县也。应劭曰：育水出弘农卢氏，南入于沔，故于后人「育」加水为淯阳，西魏置蒙州。隋仁寿中改为淯州，又为淯阳郡。唐为县，属金州。碑仁寿元年建，犹曰蒙州，既而遂改淯州矣。碑无书撰人名氏，而笔画遒美，玩之亡倦。盖开皇仁寿以来碑碣，字书多妙，而往往不著名氏。惟丁道护所书，常自著之，然碑石在者尤少，余每与蔡君谟惜之。自大业已后，率更与虞世南书始盛，既接于唐，遂大显矣。治平元年正月七日书。

右《启法寺碑》，丁道护书。蔡君谟，博学君子也，于书尤称精鉴，余所藏书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谓道护所书如此。隋之晚年，书学尤盛，吾家率更与虞世南皆当时人也，后显于唐，遂为绝笔。余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率皆精劲，而往往不著名氏，每执卷惘然，为之叹息。惟道护能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录》千卷，止有此尔。有太学官杨褒者，喜收书画，独得其所书《兴国寺碑》，是梁贞明中人所藏，君谟所谓杨家本者是也，欲求其本而不知碑所在。然不难得，则不足为佳物，古人亦云「百不为多，一不为少」者，正谓此也。治平元年立春后一日太庙斋宫书。

薛稷书刻石者，余家集录颇多，与墨迹互有不同。唐世颜、柳诸家刻石者，字体时时不类，谓由模刻人有工拙。昨日见杨褒家所藏薛稷书，君谟以为不类，信矣。凡世人于事不可一概，有知而好者，有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不知者，有不好而能知者。褒于书画好而不知者也。画之为物，尤难识其精粗真伪，非一言可达。得者各以其意，披图所赏，未必是秉笔之意也。昔梅圣俞作诗，独以吾为知音，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吾若也。吾尝问渠最得意处，渠诵数句，皆非吾赏者，以此知披图所赏，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也。

右《吴广碑》不著书、撰人名氏，而字画精劲可喜。广字黑闼，唐初与程知节、秦叔宝等俱从太宗征伐，后与杀建成有功。至高宗时，为洪州都督以卒。然《唐书》不见其名氏，惟《会要》列陪葬昭陵人，有洪州刺史吴黑闼，亦不知其名广也。其名字、事迹，幸见于后世者，以有斯碑也。碑字稍磨灭，世亦罕见，独余《集录》得之，遂以传者，以其笔画之工也。故余尝为蔡君谟言，书虽学者之馀事，而有助于金石之传者，以此也。治平元年八月八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