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以北狄自古为中国患，黄帝时谓之獯鬻，周时谓之猃狁，秦时谓之胡，汉时谓之匈奴，唐时谓之契丹，其名虽异，其实则一也。有民人而不知教化，有土地而不出货财，寒无温丽之服，饥无甘珍之食。凡百所欲，率皆不足，只知有射猎之事，禽虫之获，食其肉，衣其皮而已矣。于是见中国之盛，万物之富，爱而不可得，学而不可及，贪惏之性，复有趫武，则不得不为边鄙侵掠之患也。然为患深浅，系其强弱，亦系中国盛衰焉。或暂而入寇，或连岁扰边，或散处中原，或逐出漠北，或费兵力而臣畜之，或从权宜而亢礼之，伏叛相倚，胜败不常。历代帝王，知其若此，不欲困百性而外事四夷。故有曰比之蚊虻，驱之而已；复有曰接以礼让，羁縻不绝而已。又有或质其子，或盟于天。或啖之金帛，以厌其欲；或结之姻好，以昵其心。自古谋谟之臣，运筹画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者，亦惟此数科而已。国家初得天下，震耀武威。太祖待北狄仅若一族，每与之战，未尝不克。太宗因亲征之衄，敌志遂骄，频年寇边，胜败相半。真宗嗣位之始，专用文德，于时旧兵宿将，往往沦没，敌骑深入，直抵澶渊，河朔大骚，乘舆北幸，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彼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西北之寇，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于是阴相交结，乘虚有谋。边臣有奏敌中事宜，则犹曰探候之人妄报，所以希赏，固未尝听也。蕃使每到朝廷悖慢，则尚曰夷狄之人无礼，是非异事，固不之恤也。但只自谩赫，佯为包容，其实偷安，不肯为国家忘私任责，画久长之远经，所以纵其奸谋，养成深患。是致宝元元年，元昊窃发，数载用兵，西人穷困，未有胜算。又至庆历二年，契丹观衅而动，嫚书上闻，中外仓黄，不知为计，不免益以金帛，且茍一时之安。此二边所以敢然者，盖国家向来轻敌忘战，不为预备之所致也。臣深见二虏为患，卒未宁息，西伐则北助，北静则西动，必欲举事，不难求衅。通和则安享重币，交战则必败官军，叛而复和，孰敢不许？擒纵自在，去住无梗，两下牵制，困我中国，有何大害而不为边患？有何后悔而长守欢盟？渝盟扰边，我则遂困。不幸凶荒相继，盗贼中起，则彼二寇所图，又甚大矣。臣故曰二寇为患，卒未宁息。臣上之所陈西北形势，乃唐室以前夷狄之事也。其后契丹自得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寇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我当以中国勍敌待之，庶几可御，岂可以古之夷狄待二寇耶？前既轻敌妄战，不为预备，致二寇结祸，为朝廷深忧，今又欲以茍安之势，遂为无事。二寇各获厚利，退而养勇，不数年相应而起，则无复以金帛可啖而盟诅可约也。臣向者累奉德音，令韩琦、范仲淹专管西事，命臣专管北事。臣才识无取，滥膺擢任，退自循省，何以塞责？然敢不强勉，夙夜揣摩。今辄得守策凡六事、御策凡七事，谨具如左。

一、河北三十六州军内，缘边、次边如北京、雄、霸、祁、深、保、瀛、莫、沧、定、镇、冀十二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保定、乾宁、永宁七军，总一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敌寇而不使得深入矣。定为右臂，沧为左臂，瀛为腹心，北京为头角。此四城者，河朔之所望也。馀十五城为指爪支节，乃四城之所使者。定、瀛、沧各置一大帅，馀十五城分属定、瀛、沧三路，悉择善将守之。十九城都用三十万：定五万，沧、瀛、镇各三万，冀二万（冀在要会之地，诸路皆通，故比馀郡蓄兵稍多。），保、祁、深、广信、安肃各一万（保州、广信、安肃当入寇之冲，故三城鼎足相峙，欲以交相会合，以御初入之锋也。祁在镇定之东，旧颇慢，后来敌骑入边，以镇定有重兵，不肯趍镇定路，才过保州，便从东南道出祁、深，往取冀路，寇澶、魏，故祁、深亦须屯兵稍多。），雄、霸、漠、顺安、信安、保定、乾宁、永宁各五千，北京五万，为诸路救援之兵。今河朔平时有驻泊、屯驻、就粮兵十八万，本城五万，至用兵时，增十万人，则战兵足矣。此三十万兵，非如景德年中闭门自守，皆使出而接战者也。当时城守不敢出，所以寇兵堂堂直抵澶渊，几至渡河为京师患。今若使良将帅守十九城，分领三十万众，左右出入，纵横救应，闪误逗诱，冲陷掩袭，臣虽至愚，未信敌敢长驱而南也。顷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闭门不使出战者，盖恐一败涂地，则无以救援，且防中渡之变也。今虽用兵三十万，然而分置十九城，右败则左救，纵失则横援，岂更有昔时之虞邪？其外十七城不复蓄兵，只以本郡乡兵坚守，不使出战。

一、河朔州军长吏最宜得人，以备匈奴之变。自来都不选择，赃污不才、年老昏昧者，尽使为之。又移替不定，久者不过一二年，其间茍且之人，只是干寻常之务，其经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率皆不为。前后相承，积弊已甚。若不选人久任，以矫前失，则异日虏有变故，边城不守，浸淫深入，为患不细。其上件十九州军，在河朔尤为要害，内定、保、雄、霸、沧五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四军，近已得旨选人差定，见施行次。北京已有大臣，自馀镇、冀、瀛、莫、祁、深六州，保定、乾宁、永宁三军，北平一寨，亦乞选差长吏，并使久于其任。内绩效著闻者，优与就迁秩禄及厚加赐予，使乐于边寄，亡所怨苦，则悉心营职，自甘久处。或廉勤可尚、才有不足者，罢之，与内地合入差遣。若故为乖缪，欲违边任，及有罪不可留而法不至死者，废之终身。如此，则人知祸福必及，孰敢不勉？别有事件，已具进呈。

一、除上件十九州军长吏已下，并乞诏本路转运、提刑、安抚、部署、钤辖分擘举充，仍委枢密院、三班、审官、铨司选择，不许循入，并须三年一替。所贵上下得人，众职皆举，用兵之际，有可供使，与夫临时外求，得失相万也。

一、屯兵备边，古今常制，所患者民赋有限，兵食多缺，必须广为经度。其间岁有凶歉，谋之不获，或寇至益兵，食常不足，则暴歛横取，何所不至？民由是困，盗由是起，此历代之所患也。河北自石晋失燕、蓟之险，无所固守，是以蓄兵愈多，积粟愈厚。国朝踵之颇久，至景德讲和之后，兵备渐弛，粟亦随减。前年敌忽生变，虽强与复和，而终非悠久之计。自此边衅已兆，向去未有宁岁，尤宜谨备御之策，使久而不匮。臣辄得养兵二条，其一，据守边兵马合留外，屯驻、驻泊、就粮诸军，悉分屯于河南郓、齐、济、濮等州，以教以养。况其地富实，不营而足。率三年一代，遇有警急，发符召之，不旬日可到，岂有后期不及者邪？所以略省河朔诛歛，以宽疲民，使之安逸苏息，坐待寇至而用，庶几沛然，师有馀力，可以御敌。其二，缘大河州军起敖仓，支移河南民税及漕江淮粟以实之。分屯近边兵马，每二岁一代，亦足以宽河湟之困民。二者可择一焉，或兼用亦善。不然，臣恐无事时，河北已见殚竭，一旦用武，又重加歛，民必怨叛，则肘腋之下，皆为仇雠，岂暇御外寇哉？

一、河北最号劲兵之处，若尽得精锐，则无敌于天下，况夷狄乎！顷年朝廷未与匈奴讲和，敌每入寇，惟惧北兵，视南兵轻蔑之也。我分南北兵各为一军，凡敌阵，必先犯南兵，南兵溃，则并北军累之而必败。惩此，因有以南北兵混而战者，败走益甚。是不若纯用北兵之为胜也。今河北屯南兵尚多，徒能张为虚声，而实不足用。臣愿自今河北增募土人为禁军，料钱不过五百文，每成一指挥，即代南兵一指挥归营。不数年，三十万尽得北兵，又教之精勇，则匈奴自当畏服，岂敢轻动哉？恐议者谓财匮不宜益兵，则请于别路罢招，以此易彼，亡所增矣。既得土兵，勿戍他郡。粮不足，则愿用臣前养兵二条。

一、北寇风俗贵亲，率以近亲为名王将相，以治国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所以视中原用人，亦如己国。向者燕王威望著于北寇，知是皇叔，又为王爵，举天下之尊无与二，谓朝廷庶事皆决于王。又疑王善用兵，天下兵皆王主之，严刑好杀，无敢当者。北寇疑此，益所畏惧。故燕、蓟小儿夜啼，辄曰「八大王来也」，于是小儿辍啼。每牵牛马渡河，或旅拒未进，又曰「必是八大王在河里」，其畏服如此。敌人每见南使，未尝不问王安否及所在。朝廷以王之故，亦见重于敌，谓朝廷有如是亲贤，每欲妄动，未必不畏王而止。今春王薨，识者亦忧之，谓王之生则北寇以朝廷为重，王之薨则北寇以朝廷为轻矣。臣亦尝念国家将帅，既未闻于夷狄，而亲王素有威望为匈奴所畏者，又已沦谢，且不复更闻有皇亲可以为朝廷屏翰者。敌必谓王室孤弱，无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动摇，此诚宜为夷狄之所窥测也。臣愿陛下亲择宗室中年长知书、识理道、晓人事者十数人，为王畿千里知州（虑宗室不达民政，或有任性为事，通判位下难规正，宜择方严公干、近上朝廷一人为同知州。所贵势均力敌，可以共事，而无所乖失。俟历一两郡，决知可以独任，则罢同知州，只置通判。），又择其次者数十人，为千里内州郡钤辖（恐亦未练军政，职事不举，其都监、监押未可减省，宜择廉干历事之人，令共职，仍选良守臣伺察而裁处之。），其年少官卑，度其稍堪差使者为畿县都监、监押（虽年少亦须二十岁以上者，亦择良令长以谏正之。），并限二年一替，亦用文武臣寮赏罚之法以劝沮之。内有勤俭好学、接寮属有礼、晓习文法、能治民事者，量高下等第，或降诏奖谕，或赐金帛，或迁官秩。有诸过者，亦量大小等第，或罚俸，或赎金，或降官，甚者召还，黜于宫宅，俾之省过一二年，复遣补外。凡三省过而遂不改者，终身使奉朝请。如此教育之，选试之，善者必赏，不善必罚，臣知不数年，当有贤宗室如前汉河间、后汉东平二王者，不为难矣。内可以藩屏王室，外可以威示四夷，此有国家者之急务，长久之策也。臣观三代已后兴王者，今日得天下，明日封建宗室，至于襁褓之子，亦皆为侯为王，分割土地，自成邦国。所以分布枝叶，庇荫根本，张大王室，壮观天下。使英豪无间辞，无异意，谓四海之内，尽是一姓，虽有凶谋变计，不敢妄动。此前代帝王制御天下长久之策也，布在简牍，验之可信。今则埋没抑压，仅同豢养。纵其非僻，殊不教训，虽有说书之官，又实虚设，是尽欲愚之而不令知善道、为善人，甚非帝王养宗室之义也。至于臣庶之家，有子孙弟侄者，无不孜孜诲诱，使之成器，盖望持门户，主祭祀，若子孙不肖，则家道沦没。又有负担之夫，微乎微者，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每日那一二钱，令厥子入市学，谓之学课，亦欲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而嗣其家。国家富有天下，基业全盛，实祖宗艰难而致，所宜子子孙孙相承不绝，为万世之计，岂可宗室满宫而陛下都不教导，任为过恶，俾外夷轻笑？是陛下自去枝叶而取孤根易摇之患，臣窃忧之。臣又伏思陛下任李用和为殿前副指挥使，任曹琮为马军副都指挥使，是任亲也。用和与琮诚亲矣，然皆异姓。异姓者尚可信之，则宗室同姓与陛下是骨肉之亲，反不可信之哉？陛下不过谓宗室无人，臣谓今则诚未见其人，教之试之，当自有人矣。今惟朝会时群行旅进，青盖满道，士大夫见者，方知有宗室，但出得都城四门之外，已不知宗室之有无，况天下乎？况四夷乎？上古直至周世宗，其间所历，何啻万代，而宗室不教、不试、不用，微弱乏人，未有如本朝之甚之极者也。宜乎为识者之所忧，而北狄之所轻也。且如北狄有南大王萧孝穆、北大王萧孝惠、鲁王惕隐、楚王夷离毕，是其近亲者甚众。臣前岁奉使，尽与之接，又询其国人，未必实皆才武，而中原闻之，莫不疑其人人皆良将也，其故何哉？盖闻其名而疑其有实尔。今朝廷若能崇植宗室，使声名渐著，闻于北狄，亦谓南朝宗室有人，根本牢矣，藩屏固矣，欲谋则息，欲动则止。古者有以实效济务者，亦有虚声慑敌者，兵家尤重先声而后实，况臣之所说，必能声实相副，愿陛下行之无疑。

一、景德以前，缘边土兵无事时戍本州军，寇至则尽为逐路部署司抽起。沿边缺人，却以南兵屯守，甚无谓也。夫土兵居边。知其山川道路，熟其彼中人情，复谙敌兵次第。亦藉其营护骨肉之心，且又服习州将命令，所以御必坚，战必胜也。若迁入内地，则山川道路不知，人情不熟，敌兵不谙，骨肉不在，州将命令不习，又为南兵怯弱所累，则御必不坚，战必不胜也。北狄惟惧土兵，每闻以南兵替入内地，敌人大喜，故来则胜而回。前年河朔有警，定帅复寻景德故事，尽抽边兵守定州。河湟之民大恐，以谓官军必败。幸而敌骑中止，不见失律，不然，丧师必矣。臣愿自此若敌入寇，沿边土兵只在本处，不复令部署司抽移。若逐处土兵尚少，即以南兵益之。如其有馀，方许部署司抽起。况部署司自有近里州军，土兵可以聚而为大阵矣（臣上篇议十九城分领兵三十万出战，馀十七城系近里州军，只用乡兵守之，更不出战。其逐路部署可于十七城聚而为大阵兵矣。）。边兵勇悍，不畏坚敌，敌骑初入，使当堂堂之锋，或得便可战，必能取胜。则近里州军，人心自壮，虽南兵之怯，亦自增气。茍以南兵在边，遇寇一败，敌骑乘胜而南，则表里震恐，虽精锐尽在部署司，亦已沮丧，安能保其全胜哉？

一、景德以前，匈奴寇边，多由飞狐、易州界道东西口，过阳山子，度满城，入自广信之西，后又多出兵广信、安肃之间。大抵敌骑率由西山之下入寇，大掠州军，然后东出雄、霸之间。景德前，二州之间塘水不相接，因名东塘、西塘。二塘之交，荡然可以为敌骑归路，遂置保定军介于二州，以当贼冲。厥后开导不已，二塘相连，虽不甚浩渺，而贼路亦少梗矣。然或穷冬冰坚，或旱岁水竭，亦可以济，未为必安之地。虽然，但少以兵控扼之，则虏骑无以过矣。自馀东从泥茹海口，西至保州一带数百里，皆塘水㳽漫，若用以为险，可以作限。只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数十里，亡塘水之阻，敌骑可以平入。敌若守盟不动，则我无先发，但用臣上篇屯兵之法，足以固守。万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以转祸为福，逞志泄愤矣。何以陈之？今敌若寇边，必由广信西来，敌骑初入境，沿边州军坚壁示弱亦不得出兵，敌必不顾而进。将入镇、定，亦坚壁，敌必易我而懈。于是令广信、安肃、保州三城开壁会兵，张虚声而不与战，彼必分兵来御。已而令镇、定互开壁，复不与战。彼既前后受敌，必未敢长驱而南。于是我急从沧州取海上路，以数十艘出轻兵三千，趍平州入寇家口，咫尺燕、蓟矣（沧州至北界，平地水路约五百里，不数日登岸，地肥水草美，不必重赍。）。计其日，然后自雄、霸之间（即景德年敌骑东归之路也。），又出精兵，直抵燕京，会沧州兵，捣其腹心，破其聚积。彼见两下兵入，则莫之为计矣。燕地既乱，入寇者必有归心，又为王师所牵而不能遂去，于是乘其向背之际，使沿边三城及镇、定兵合击，必大破之。追奔及燕，尽逐敌兵过山后（敌兵入界则整，若败而出塞则纷然散走，无复行阵，易为驱除矣。），以兵守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符家寨，则敌骑无复南者。因其妄动，可以一举而复全燕之地。拔数郡陷兵之族，平累朝切骨之恨，臣自谓必无遗策矣。既以兵守四关口外，惟西山后有新开父牛、铁脚、猪窠三口，敌人以通山后八州之路。然皆峻狭，不容车马（敌人凿山为径，只通人行，险峻，非兵行之道。），虽不加防守，亦无所害。或于口侧少伏兵马，纵敌入寇，发伏可以尽杀之。假如陛下谨重，未欲尽举复燕之策，即请寇入之后，顿重兵于西山下。敌纵有所掠而东出亡路，进退不遂，我于是以十九城之兵分布掩击，必使退败，保无深入之患。敌势既屈，与战则削，与和则久，亦制匈奴之一策也。

一、燕地割属契丹，虽逾百年，而俗皆华人，不惯为匈奴所制，终有向化之心，常恨中国不能与我为主，往往感愤，形于恸哭。臣前年奉使北廷，边上往复数次，边人皆劝臣曰：「无重契丹以困民，万一入寇，我沿边土人，甚有豪杰，每一豪杰可自率子弟数百人为官军前驱。愿朝廷复取燕、蓟，吾等却为华人，死亦幸矣」。臣窃壮之，慰谢而遣。臣退念朝廷之力未及外御，遂虚边豪之请。虽然，臣未尝忘怀，思为异日之外用。自后不辍寻访，所得边豪颇多，将来敌若寇境，臣必能以所得边豪，令自率乡户，各成一队，或为向导，或为内应，或破阵，或攻城，大可以为王师之助矣。其始去则质其家，其成功则厚其赏，臣不患其谲而反为害也。

一、古者有外虞，则以夷狄攻夷狄，中国之利也。朝廷西有羌人之患，力足备御，不假求外援以自助。惟是北寇强盛，十倍羌人，异日渝盟，悉众南下，王师力若不给，则祸未可涯。宜求所以牵制之术，使有后顾而不敢动，动则有所惮而不能尽锐以来，我力足以御之，此不可不虑也。今契丹尽服诸番，如元昊、回鹘、高丽、女真、渤海、乌弋、铁勒、默尔赫、室韦、达靼、布希等，弱者尽有其地，强者止纳其贡赋。独有高丽不伏，自谓夷、齐之后，三韩旧邦，诗书礼义之风不减于中国。契丹用力制之，高丽亦力战，后不得已而臣之。契丹知其非本意，颇常劳于制御。高丽亦终有归顺朝廷之心。臣伏见淳化年中，其国王王治遭契丹兵入境，遣使元郁来朝纳欸，太宗不从，但婉顺回答。又于咸平年中，其国王王诵遣户部郎中李定古来使，真宗不纳，但降优诏而已。又于祥符七年，其国王王询遣工部侍郎尹古贡表来使，表称今断绝契丹，乞归附大国，仍乞降正朔并皇帝尊号，真宗又不许。陛下即位后，天圣二年，复曾遣使来朝，朝廷差柳植馆接，其事甚近，可以按證。前后高丽四次遣使修贡，每来必言不愿附契丹而愿归朝廷，终不允纳。虽然，高丽欸附之切，如渴者望饮，饥者望食，无一日而忘也。但略遣人翘发，则其来必矣。来则善遇之，许其岁朝京师，赐与差厚于前，以回其心；优为诏命之辞，以悦其意。他时契丹复欲犯顺以逞志，我遣人使高丽激之，且约曰：「契丹往年无故侵高丽三韩之地，今又累兴师深入，诛求无厌，高丽甚苦之。我先帝重惜民命，不欲数与之斗，故岁遣厚币，于兹四十年矣。今契丹又欲背施肆毒，犯我边境，我军民并怒，皆愿死战，我不敢违众，师行有日。高丽又举兵相应，表里夹攻。契丹败，则三韩之地及所得人民府库，尽归高丽，我秋毫不敢有，但止复所割故地尔」。高丽素怨契丹侵其地，又怨每岁歛取过重，向者恨无大国之助以绝之，闻今之说，必然从命，然则契丹不足破也。或者疑其纳高丽，则契丹可以为衅端，不便。臣答曰：「前岁之隙，岂为纳高丽兴辞邪？夷狄之性，变诈多端，茍欲背盟，何说不可，岂宜动自拘碍，不敢有为，直俟祸来，坐受其弊？愚者尚不肯如此，况谋谟天下之事乎？高丽果入贡，假契丹来问，我当答以中原自古受方国之朝献，矧高丽素禀朝廷正朔，但中有阻隔，今却复旧好，使我何辞阻绝之？与契丹纳诸国之欸一也，契丹安能使我必不纳高丽之贡哉」？臣又思之，若契丹寡弱，不足为虞，或能谨守盟誓，无陵侵中国之志，则何用远纳高丽之欸而忽契丹之约？今契丹尽吞诸蕃，事力雄盛，独与中原为敌国，而渐有凭陵之心。况前岁已生衅隙，自知不直，谓朝廷伪增金帛，后图释憾，不久又将先有以制我焉。发而谋之，则不及矣。经营措置，今乃其时。臣又尝闻契丹议曰：「我与元昊、高丽约，连衡攻中原，元昊取关西，高丽取登、莱、沂、密诸州（又曰：高丽隔海，恐不能久据此数城，但纵兵大掠京东官私财物而去。），我则取河北三十六州军，以河为界」。臣闻此久矣，万一果如斯说，臣恐朝廷必无以制之。外寇如此窥图中国，中国但因循，日过一日，臣不知终久如何！夫高丽累年贡奉朝廷，朝廷终不许，遂决志事契丹，所以为契丹用也。契丹所使，无令不从。今朝廷能许高丽进贡，正遂其久志，则必反为我之用矣，契丹何能使之耶？臣熟知高丽虽事契丹，而契丹实惮之。天圣三年，契丹尝伐高丽（是年朝廷遣李维奉使。），高丽败契丹兵三十万，疋马只轮无回者，自是契丹常畏之而不敢加兵。朝廷若得高丽，不必候契丹动而求助，臣料契丹必疑高丽为后患，卒未敢尽众而南。只此已为中国之大利也，臣愿陛下行之无疑。

一、镇、定西山有谷口十馀道，尽通北界山后之路。景德已前，不甚迹熟，盖溪涧峻狭，林木壅遏，故敌罕由兹路而入，虽有来者，亦必艰阻。臣顷闻河朔人说契丹自山后斩伐林木，开凿道路，直抵西山汉界而止。今则来往通快，可以行师。臣亦细诘其由，云契丹旧亦疑朝廷有复燕之志，恐天兵渡界河，直北趋燕京。则敌人欲出我不意，由山后进兵，旁击镇、定，横行河朔，牵制王师，以解收燕之患也。臣必料往年缘边已曾探报，闻于朝廷。今或契丹自广信、安肃入寇，我必以重师御其锋，若有西山别众，出于镇、定，横行背击，官军败绩，则大事去矣，兵家切务，不可不知。当得能干而谨密者，阴往经制，如何屯戍，如何捍御，必有可以胜之之术，先事而定，以待其来，则保边之道也。

一、祁、深二城旧非要郡，宿兵至少，故城垒迫而陋，不甚修葺。切闻契丹今复入寇，知吾重兵屯镇、定，不肯南面直走，才过保州，便取东南路，由祁、深以来。祁、深二垒，当广而高之，以防攻逼（誓书言，不得创制城池，若因而广之，则无疑。）。又曰，敌既惮镇、定而忽祁、深，必谓二城兵寡，不戒而过。我若乘其不备，使二城潜出精兵，首尾应而击之，必大得志。此系于临时，非可预度，然亦当知之，俟其变则易为谋矣。

一、汉唐以前，匈奴入寇，率由上郡、雁门、代州、定襄等路。盖当时中国据全燕之地，有险可守，匈奴不敢由此路而来也。自石晋割燕、蓟入契丹，无险可守，由是敌骑直出燕，不复寻定襄等故道。今朝廷若留意河朔，边鄙有备，寇不可得而入，须求别路以来。或虽可入寇，第取定襄等路为犄角之势，则河东不得不大为之防。或创立城池，或造作险阻，何地可以设奇伏，何路可以出牵制，此须预为经度，素有堤备，则临时足以御捍，应卒不至仓皇。使与河朔表里相应，寇不能逞其欲，实边防之急务也。

右守、御二策总一十三条，是臣庚辰、壬午二岁奉使契丹日，于河朔往回十馀次，询诸缘边土兵并内地故老，博采参较，得之甚详。及到边廷议事，又颇见其情状，以至稽于载籍，质于时务，用是裒聚撰述，以副陛下委责之意，即非臣任胸臆，罔圣听。惟陛下令两府会议，可者速行之，其未可者，交相致诘而是正之。臣必不敢持己徇私，旁拒众證，两府亦不得畏事养病而无所发明。如此，则庶几谋行而患可弭矣。臣闻古者人君遭患难，则退修道德，可以无咎。是故文王出羑里，纯任教化，而终灭独夫；勾践脱会稽，厉精武事，而卒破夫差。又闻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是故陈主答书悖慢，而杨素下殿请死；蔡贼跋扈难制，而裴度誓不两全。终之隋灭江南，裴度平淮西，有以见古之君臣所为各得其道，无不建功立业，声流后世者也。昨契丹背约，呼索无厌。朝廷以中国之尊，凶丑敢尔，陛下固未闻有文王、勾践复雠雪耻之心，臣下亦未见有杨素、裴度死难平贼之志。如此而望排患解纷、建功立业，如古之君臣，何可得也？臣计北狄势方强盛，可以为寇而辄肯议和者，有谋也。谋而后举，以为万全之策也。又计中国之势，如人坐积薪之上而火已然，虽焰未及其身，可谓危矣。北狄之强既如彼，中国之危又如此，而尚不急求所救之术，是欲秦之鱼烂、梁之自亡耶？臣备位枢府，夙夜忧畏，恨未得死所，少纾国难。愿解臣密职，与河朔一要郡，得以效拙，经营边事。虽未敢必谓无虞，然料或可稍宽陛下北顾之忧矣。伏惟早赐裁幸（《宋名臣奏议》卷一三五。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五九，《太平治迹统类》卷八，《九朝编年备要》卷一二，《群书考索》后集卷四一、四六，《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二七、七六，《右编》卷三三，《续资治通鉴》卷四六。）。

之寇：右引作「二敌」。

「益甚」至「今河北屯」十七字，原无，据右引补。

开：右引作「闭」，疑是。

与元昊：原倒作「元昊与」，据右引改。

饮食所以养人，而养之过卒以害人而已。是故君子养德则慎言语，养体则节饮食。观《易》之《颐》而放《周官》之食医，非敢肆也。凡齐则放食医之所视，凡和则放食医之所多，凡会膳食则放食医之所宜。盖谓五行之用不能相无，五行之气不能无过不及。天有四时，人有五脏六腑。温凉之气，阴阳之中；寒热之气，阴阳之盛。万物得温而生育，得暑而长大，得凉而收敛，得寒而坚实。一气不备，则物受其病焉，五脏亦然。四齐相废，则或养其一脏而遗其四，养其一腑而遗其五。热胜而病阴，寒胜而病阳。夫饮养阳气则宜以温，食养阴气则宜以寒，固其理也。彼务惬适，苟从其私，不知其实害之，不亦贱乎！春能发散而收不及焉，夏能解缓而坚不及焉，秋之气收敛而不及散，冬之气坚栗而不及耎。在人内有腑脏，外有骨肉筋脉，感其时气，无不然者。一时之气有所不及，先王则过于一味以救之。是故春多酸，收发散也；夏多苦，坚解缓也；秋多辛，散收敛也；冬多咸，耎坚栗也。四味一多，虑其不通焉，滑所以调之；虑其不和焉，甘所以调之。甘之在内则养脾，在外则养肉。盖于食医则养脾，于疡医则养肉。五行无土不可，四味无甘不可，此甘之所以调欤！窍者气之所由以通者也，窍不利则气穷焉，此滑之所以调欤！或言四时之气各欲其强，春欲木强，夏欲火强，秋欲金强，冬欲水强。其势少弱则他气乘之矣，木为火所乘，则夏令以行；为金所乘，则秋令以行；为水所乘，则冬令以行。春之正气不获以为生焉，五行之病也。先王以为五行之于四时如此，则万物之所患；五行之于五脏如此，则一身之所患。然则五脏之于四时，可不以时致其强哉？是故食医之和，春多酸，则助木而强之，庖人致其所制者为之使焉，故膳膏香，益木之强耳。夏多苦，所以助火而强之，庖人致其所制者为之使焉，故膳膏臊，益火之强耳。秋多辛，其膳膏腥；冬多咸，其膳膏膻。运四味之所养，分于四脏者，脾之为物也；载四行之所用，均于四时者，土之为物也。是故脾，土属也；甘，土味也。寓于四味而调之，所以强土养脾，而后脾能运是四味以行焉。然则五味之用不亦大乎？四齐所视，不失其时矣；四和所多，不失其节矣。牛羊豕犬雁鱼，天产也，以为膳者也，养人之精。稌黍稷粱麦菰，地产也，以为食者也，养人之形。精不足于养则气衰，形不足于养则气殆。然则膳食之养不可相废，膳食之宜不可相失。食医则又会其所宜，致其所养。所宜或失焉，则其所养适足以害之耳。是故会牛以稌，会羊以黍，会豕以稷，会犬以粱，会雁以麦，会鱼以菰。天产阳也，有以宜阴；地产阴也，有以宜阳。是故天产足以养精，为气之母；地产足以养形，为气之宅。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养王之欲，可谓备矣。无礼以节之，溺志于嗜欲，作阴德以为淫邪，作阳德以为倦怠，以物累其形，以形累其心，以心累其德，则天下致养于王者，适足以累之，王何以治野人邪？凡齐所视，凡和所多，凡会所宜，节王之欲，可谓备矣。是故王心常清，不为物所淫；王体常宁，不为物所伤，然后能以礼义养人之欲焉。所谓君子者，其智足以君国，其仁足以子民，劳心治人，以报野人之所养者也。观王之所养，则乌可不为已者以制其欲哉？

大者未离乎形者也。大而化之，因形移易，能大能小，能常能变，天地日月，四时鬼神，欲与之合而不可得也。是故万物睹，则言圣人者以其能天能地，能阴能阳而言之；知进退存亡，则言圣人者以其能伸能缩，能隐能显而言之。

尧、舜、禹，君臣也，而并；文、武、周公，父子也，而处。九二利见九五之大人，九五利见九二之大人，君臣而并，父子而处者也。

道无为也，故能鼓万物；道无名也，故能命万物。能鼓万物，故有富有之业，日盛之德，成象之乾，效法之坤，知来之占，通变之事，不测之神；能命万物，故大业自其富有而谓之，盛德自其日新而谓之，《易》自其生生而谓之，乾自其成象而谓之，坤自其效法而谓之，占自其极数而谓之，事自其通变而谓之，神自其不测而谓之。富有之谓大业，通变之谓事，则皆显诸仁之类，神也妙此而已。道无不为也，故能鼓万物；道无为也，故能不与圣人同忧。天法道，故有所成；地法天，故有所形；人法地，故有所制。乾以造始而成象，坤以代终而效法。

先行君子之言，而后从之，诚服君子者也。子贡有言矣，未必有德，则有愧乎君子矣。圣人欲其从君子也，且见君子之言皆有实用，非苟言也，所以救子贡之弊。其言也无德，其从君子也无至诚之心，是则子贡之弊欤！

四时之运，万物之化，无则则失节，无仪则失文。四时万物，未有无仪则者。使之不乱且亡，则在乎圣人成能而已。先王之时，《由庚》，万物得由其道，《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由仪》，万物之生，各得其宜，岂一日而致哉！《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有礼以致中，有乐以致和。中以裁成，和以辅相，然后三者之诗作矣。仪则道理以为文者也，庚则道理以为则者也。一阳之气妊于壬，始于亥，彻于癸，生于子，长于甲，达于乙，盛于丙，阳之用事至此极矣。长极则成，盛极则衰，盈极则消，生极则敛。无衰无杀，无消无敛，则夫化生之道，几乎熄矣。是故一阴之生，至丁而复阳成，则四时用事，左阳也，所以助杀。阴作成物，至己而成焉，则阳既事矣，故至庚而更之。更则不拘，续则不穷，万物由是芸芸而作，寂寂而复。故者将新，因者斯革，是故以辛承庚，则有更新之意；以壬承辛，则有复始之意。往来出入，不可穷尽。夫是之谓万物得由其道。扬子曰：「庚断甲，义断仁。夫春无秋不能成物，仁无义不能立道，木无金不能制器」。《素问》曰：「水火者阴阳之證兆，金木者生成之终始」。盖有金为之终，则有木为之始。终始之相因，犹东西之不可相无也。然则庚之为天则也至矣。物之去来，或者穷之，则其势不能为高，其体不能为大。《崇丘》言地之聚而高者也，又有中焉。由庚之后，万物藏于冥，舍于罔，然后长于甲，盛于丙，以至戊己而成就焉，斯有聚而高之意。高大之物，高者由庚而能下，大者由庚而能小。作者无妄，行者无过，斯有高而中之意。然而高大之极，岂可乱哉？由庚则通，由仪则和，形色有类，名分有等，高下异势，小大定位，禽兽有群，草木有立，相应有声，相求有气，飞者翔，潜者跃，夫是之谓万物之生，各得其宜。《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道之于四时，自甲而化生，由庚而变入。天地之自然，万物循理而来，循理而往。性无不善，万物无暴；命无不幸，万物无怨。是故太和将殆，乾道保之；太和将乖，乾道合之。然后性之用足以致利，情之体足以致贞。《庄子》曰：「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岂非由庚而有则，由仪而有文欤！是故《崇丘》之比以其高大而中，《由仪》之赋以其顺利而文。先王之世事与理协，声与政通，《崇丘》之比，《由仪》之赋，未尝废也。尝谓阴阳者五行之道理，五行者阴阳之数器。其支为辰，其干为日，在天为五气而有寒暑燥湿风，在地为五行而有金木水火土，在人为五性，在物为五类，以至五脏之动，五志之盛衰，五声五色之兆数之所授，不可逃也。然而五行之逆顺，四时之邪正，万物之得失，报乎人道而已。文、武之治群臣，宴嘉宾、朋友、兄弟、故旧，师役兼劳之中，恩之有仁，利之有义，待之有礼，结之有信，仁不偏爱，义不偏物，乐在得贤而与之。《南陔》之孝，《白华》之廉，视仪而动，遍为尔德，故虽《鱼丽》之盛，《华黍》之丰，特富于物已，未足以报先王也。乃言阴阳万物得其道理，然后其报至焉。天下之众，五志不相伤，五内不相弊，五声以和，五色以正，五类五宜，不耗而育，协应先王之五性，顾不美哉！厉王之乱，不明先王内外之政，天患在性，万物鄙滞，而《由仪》之诗废；春令在秋，天地不革，而《由庚》之诗废。天时人事，静不在道，动不在理，诸夏衰，礼义熄，然后四夷之无礼义得以胜之。犹幸宣王之知务，任贤使能，山甫得以仪则推而行之，天下受其赐矣。故其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又曰：「柔嘉维则，令仪令色」。上以相天，下以成物，此中兴之道也。方先王之盛时，《由庚》之诗在《南山有台》之后，以示得贤，然后万物得由其道焉。及其乱也，《南有嘉鱼》则后乎《由庚》，《南山有台》则后乎《崇丘》。然则厉王之世，阴阳不正，万物失其道理，岂非后贤至于此哉！

乐于独而不乐于与人，乐于少而不乐于与众，非好乐之甚者。乐之实根于人心，本于人性，其来久矣。古人之心与性无以异于今人，何独至于今乐而疑之哉？古之民仰足以事父母，而无不相见之忧，则仁之性遂矣；旁足以友于兄弟，俯足以养妻子，而无离散之厄，则义之性遂矣。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是也。先王之乐，岂固有他哉？文采节奏，教民乐斯二者而已矣。孟子曰：「乐民之乐，民亦乐其乐」。与少乐乐王，固知其非与人乐。乐王固知其是，而王乐于少而不乐与人者，特其私徇安佚为之蔽耳。孟子所以为王陈民之忧喜，而告之鼓乐田猎，与民同乐，则王乐于独少则亡。《书》曰：「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以其禽荒嗜音，不与民同乐而已。王者之道，固非迂远而难为也，使民闻其声音，见其田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何以能田猎也」？则王之道存焉。使民仰足以事父母，而无不相见之忧，旁足以友于兄弟，俯足以养妻子，而无离散之厄。遂其仁义之实，则古乐之道存焉。

仁者求己之尽，故能以大事小；智者度己之尽，故能以小事大。仁者有道，故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智者有命，故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不以物累我，不以我累道，所谓有道也，非仁莫能得之。不以物累我，而物忘，故无求；不以我累道，而我忘，故无对。两忘之中，兼爱无心，是故天下虽欲忘我而不可得也。其无求也，民自归之，《书》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其无对也，民自服之，《诗》曰：「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是所以保天下。分有贵贱，时有穷达，不以卑犯尊，不以弱胜强，所谓有命也，非智莫能及之。在上则畏天之威，在我则强于为善，是所以保其国。以卑陵尊则犯天之威，以弱胜强则犯人之威，未有能保其国者也。

王好勇也，孟子不辟之以仁，则曰「王请大之」而已。王好货也，孟子不辟之以义；王好色也，孟子不辟之以德；王好今乐也，孟子不辟之以古乐，则曰「与百姓同之」而已。勇也，利也，色也，声也，四者人情之所同好。为政之道，本其情而为之，斯善为政者也。而人情之所同者，今王之所独。孟子解其所独之蔽，而同之于天下。上不逆王之情，则可以售吾之言；下不违民之情，则可以善王之政，两得之矣。于勇也，大之则仁在其中焉；于色也，与百姓同之，则德在其中焉；于货也，与百姓同之，则义在其中焉；于今乐也，与百姓同之，则古乐之用在其中焉，旨深哉！

汉兴以来，千有馀岁，有为之君，得志之士，莫不以唐虞成周之治为己任。然而未云获者，有稽古之心，而无稽古之道也。何则？建功业者，有名有实，有迹有心。名以物成，迹以事立。世殊则事异，时变则物迁。古之人因时制物，所以成实也，物有名而实不在焉；随世立事，所以达心也，事有迹而心不在焉。稽古者得其名，不获其实，循其迹，不见其心，实以名丧，而心以迹遗。此唐虞成周之治所以未云获也。夫农人春以耒耕，夏以镈芸，秋以铚刈，冬以廪藏，事物不同，名迹殊异；然生之长之，敛之藏之，皆所以为稼而足食，要其心等，其实一而已矣。世变之异，犹四时也；因时之物，犹耒、镈也；随世之事，犹刈、藏也；经世之心，图治之实，犹为稼而足食也。知此，则知稽古之道矣。夫代结绳以书契，易穴居以栋宇者，三皇之事也。更云鸟之名，纪民事之目，舍三坟之大，用常行之道者，五帝之事也。去与贤而尚世及，变揖逊而用征诛者，三王之事也。夏商官倍唐虞，成周属建三百，易贡为助，增助为彻，至于文质循环，繁简迭用，无所不有。古之稽古者若彼，后之稽古者奈何？欲尽复唐虞成周之法乎？拘儒曲士，虑不及此，谓井牧九州，封建万国，三雍四学，肉辟五刑，然后可复古治之隆。不知二三大法未易修复，徒使世主惑于难用之名迹，虽慨然有复古意，徘徊退避，而不肯为，并与其心实俱丧之矣。此王道所以不兴也。若汉宣帝持杂霸之说，非宣帝之过，激于拘儒不通之论然也。使得通儒之论成周之政，则宣帝知霸术不足任，而王道兴矣。昔齐宣王好世俗之乐，孟子谓之「今犹古也」。夫郑卫之音与雅颂之音远矣，孟子引而同之，岂为佞乎？急其本而缓其末也。夫与民同乐者，乐之本；声容节奏者，乐之末。使孟子进雅颂而退俗乐，则雅颂未必见售，而与民同乐之乐不得明；引而同之，则宣王遂好之矣。遂好之而道之与百姓同乐，其本举，虽不得古人之名迹，而乐民之心与乐民之实，已无愧于古之人，以善稽古者也。汉高帝之初，朝廷鄙野无纲纪，武夫健将至于斫柱争功，安危之机，朝不及夕，安得百年之馀暇而积德哉！高帝患之，使叔孙制礼仪，取诸生于鲁，鲁之二生尚持以为不可。嗟乎！学古所以传道，拘文曲说，使其言可弃而道不兴，古之圣人何所望于后世之士？是故君子贵通变。通变者，黄帝尧舜之所以使民不倦者也。士之制行不诡于黄帝尧舜，亦足矣。

承书，论月食甚详。此不须求异说，日月之行各有度数，所行之道其由自可推。然月者阳体内藏、众阴外附者也，其象是坎卦。坎卦阳在中而阴在外，是为水也，水乃受光非发光者。水之有光，待日与火照之方出，月之有光，待日照之方出，《礼》所谓溯于日者是也。半照为弦，全照为望，望为日光所照反夺日光者。当日之冲，有大如日者，历家谓之闇虚，闇虚当月则月光必灭。故为月食。张衡亦曰：当日之冲，光常不合，是谓闇虚。在星则星微，遇月则月食。若日夺月光，遇望必须食，然亦有不食者，由其所行之道异也。所行之道若交则犯，故日月互相食也。交在朔前则日食，在望则月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馀而道始一交，非交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食也。道不正交，故有斜食、半食、上食、下食。虽然，此乃大略也，其馀不能逃其数矣，孟子谓苟求其故是也。

刘质夫受经于明道、伊川之门积有年矣，其论元年之义详甚，某故未敢轻议其说。蒙录示第一段，义非高明不见鄙外，何以得此，幸甚幸甚。公之用意精深，非浅陋所能窥其阃奥。然意有所疑，义不敢默，姑试言之。所谓元者，仁也；仁者，心也。《春秋》深明其义，当自贵者始，故治国先正其心，其说似太支离矣，恐改元初无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质、文之尚，循环无端，不可增损也。秦以亥为正，失其旨矣。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时为冬至，其辰为丑，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周环五行之道也。周据天统，以时言也；商据地统，以辰言也；夏据人统，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时，惟夏为正，谓春秋以周正纪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圣人不为也。若谓以夏时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若以夏时言之，则十月陨霜，乃其时也，不足为灾异。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时冠月，当曰秋十月也。正朔如建子丑是也，虽用夏时月，不可谓改正朔。鄙意如此，公试思之如何。如未中理，更希疏示，以开未悟。

伏见苏轼建议免役宽剩钱斛三千馀万贯石，向缘军兴，借支几半，乞出内帑金帛，复全三千万贯石，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买田募役。详定役法所已下三路相度。臣窃以为非计也。夫尺地莫非王土也，一民莫非王民也，自天地既分，君臣既立，民为君役亦已久矣。短长之命君所制也，天地之宜君所相也，故食其租、役其力而不为虐也。虽使陷水火而不敢辞，冒白刃而不敢怨者，分定故也。今买田募役之议，远不法二帝三王常行之道，近不用一祖五宗已成之法，而必欲如富家大姓幸其邻里之破产卖田，则啖以厚利而兼并之，然后可以食其租而役其人，亦已陋矣。夫田连阡陌，役属佃户，匹夫用此以雄于一乡可也。以谓此真可以为有天下者力役之良法，则岂不惑哉？今陕西缘边与羌戎之地犬牙相错也，故朝廷出捐其地，以募弓箭手而免其租税。所谓弓箭手者，身先常役也。彼得其地，以力耕而无租税之忧，我得其人，以捍寇而省养兵之费，世以为便，不亦宜乎？以至镇戎、德顺皆在极塞，所募役人，虽有常职，而人肯应募者，亦以田无租税而已。自馀惟洮河数州未得租税之民，与德顺、镇戎事体均等，既无五等税户可以差役，则势不得已，恐须给田召募。盖常赋既不及之，则役人固其愿也，然亦岂须效富家大姓出金币以买田而后可为耶？今若创买民田，行其法于内地而免其常赋，则是县官先有买田之费，又岁岁以其租税而雇役也，与给钱雇人，果何异哉？所谓异者，前日雇人钱出于民，今日雇人税出于官而已，税既太亏，岂不为经费之害？若不免其常赋，则一二顷之田，岁得几何，而既夺其力，又责其税，使终身不得休息而更为子孙之累，岂不酷哉？夫无知之民，初虽以得田为悦，及其劳于役使，困于饥馑，则以逃亡自免而已，岂常久之计耶？今差役之法，万户之邑岁役不过数百人也，择数百人于万户中，非物力优厚者不预也。又有时而更休焉，然论者犹恐其不能胜役，故生以田募役之议也。彼应役之民得田于官，虽为一时之幸，若论其实，则受田于官与受田于父祖者，有以异乎？地利之所生，均有限也，岂不受田于父祖者，则田虽甚多，又有更休，而犹虑其不能胜役；受田于官者，则田虽至少，又无更休，而反可以应役无穷耶？此不待深思而可知者也。轼之议曰：「熙宁中书行给田募役法，闻之道路，出自先帝圣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遽成，且利宽剩钱以为他用，故更相駮难，遂不果行。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见称于万世也」。臣亦以为不然，谓其法出于先帝之圣意，非臣之所能知也；谓其法废于大臣之私意，亦非臣之所能知也。然有可以知者，初行之，则先帝必以其法为是，而终罢之，则先帝必以其法为非矣。今但欲奉承先帝行其法之意，而不能奉承先帝罢其法之意，又岂非惑耶？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固武王、周公之所务，然圣人之志，惟圣人为能知之，其知之无难者，事而已。所谓事者，亦随时而损益焉，乃所谓善述也。是故文王作丰邑，非不为长久之计也，至武王则不居而作镐京。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非不为长久之法也，至周公相成王而治周，则关市有征而泽梁有禁。此周公、武王之事，岂尽同于文王哉？然后世以武王周公为达孝者，以其事在于适时之宜而损益更张，不害其为善继、善述也。使买田、募役之法先帝终行之，而不宜于今，犹当更改，况先帝察其为非而罢之者耶？且民不可以屡动，前日朝廷以免役之法不能无弊，暨变而为差役。夫差役者祖宗之旧法，有成书也，行之宜甚易矣，然犹众议纷纭，民情疑惑者经年而后定也。今又欲无故改作，以骇郡县，以惑三路之民，非安靖之道也。臣欲乞圣慈详酌，指挥下有司，罢以田募役之议，以安民情。

窃夫圣德神于当时，仁道泽乎后世，恩沾民庶，利益邦家，名闻而四海无穷，迹存而万代莫废，不惟道而皇、德而帝，仁智圣义贤皆可以建庙兴祠，民祈省赛而已。凡我帝尧，遗兹迹者，德而帝之然也。按覃怀《图经》云：郡城乾隅三十馀里，古有尧圣庙境，乃国家省赛之祠，及庶民乡祈之庙也。且夫昔在帝尧，稽古钦明，亲睦九族，翊善俊德，协雍万邦，仁如天而望如云，智如神而就如日。故仲尼删《书》定《礼》，首唐序虞，为百王立法之师，作万世常行之道。昔庙于斯，虽群经不载，诸子无文，况询诸耆艾，传乎古老？昔帝因巡狩帅师至此，《隋志》云「三皇述职，五帝巡狩」者是也。困息思浆，求无获济，忽睹斯境，犹掌润泽，帝乃圣意阴符，龙指按担，寻感醴泉，应手源涌无涯，滔滔而莫测浅深，混混而不舍昼夜。夏则冷而太清，冬则温而益暖。鱼游而跃同灵沼，钓乐而坐状磻溪。止渴疗饥，聚朝散暮。迄今竹木森耸，蒲稻蕃滋，水渌萍薸，池香菡萏。解亢希灌溉之济，后稷田丰；去垢赖浣濯之能，蔡伦𫷏富。浩流十五馀里，济民百万馀家。故因而村名担掌，乡号利仁，莫不圣德之殊，仁道之大哉！寻有贤明好事者，选方择地，建庙兴祠，放勋而御驾飞龙，帝尧当殿，重华而台阶辅相，虞舜奉承。所以古往今来，民祈而匪阙。前朝后代，省赛以罔亏。乡忧水旱，信祈者济物无涯。人病灾危，诚祷者救民可验。领财纳马，显灵祐于碧潭；飨酒歆香，受恩福于紫殿。而后岁时代谢，寒暑往来，直得神像倾隳，殿基墤坏。今有清河公张允济者，祖世山阳，家住庙侧，识兆几先，行修人表。忽因暇日，游息是祠，喟然叹曰：「噫哉！尧圣生而富有四海，没而灵庇一方。仁厚民财，则前储水利；义供民用，则后育山林」。又西厢下睹琬琰之书，盖古殿并暖帐，寔祖父张重宁之修。念乃祖乃父之虔，切恳堂恳构之志，然而自谓曰：「不继祖宗，是不仁也，不修故旧，是不智也」。是以深启洪愿，创造头题，□发善言，众皆响应。家家有罄财之恳，人人有尽力之诚。寻乃命匠邀工，选材埏埴，经营作矣，不日成之。庙殿既毕，廊屋皆完，耸叠阶墀，巍安兽吻。徘徊殿宇，乃雁翼以宏空；塑绘圣仪，真仙姿而降世。颙若垂裳而治，俨然传圣之尊。然则竭众之力，人不以为劳；乏众之财，人不以为困。盖泽宽恩久，润民济物之感也。今者功毕告成，宜形文记，故以远命良工，精选奇石，颇曾崇祖之德，非敢诉己之劳，因而告谕里人及我子孙百嗣，必有贤明好事者，绍我祖宗，绪我功力，经久勿令隳废者，必获圣祐。所以砺石刊文，依功序事，欲赞无为之德，须形不朽之铭。况勃等虽未识管见，寡学陋闻，勉伸应命之辞，聊成斐然之序。庶几髦彦规琢，幸焉。赞曰：

昔在帝尧，文思昭昭。神化治国，仁德临朝。身继天命，位禅舜韶。巡狩掌息，担地泉潮。济民泽普，利国功饶。温冬清夏，散暮聚朝。𫷏赠伦濯，田助稷浇。林林竹木，森耸枝条。年年蒲稻，蕃庶根苗。池香菡萏，沼绿萍薸。建庙岂忝，立记宁憿。门临紫陌，殿插青霄。像塑真绘，棁藻墙彫。圣位尧帝，台陛舜僚。祷而请福，误而降祅。乡依肃肃，州镇夭夭。清河公子，特作英□。重修古迹，再绍宗繇。建兹碣志，告谕相招。里人我嗣，必有贤超。续世完葺，勿令隳凋。记久明远，万古谣谣。

时绍圣二年岁次乙亥十二月癸亥朔初二日甲子辰建。都维那张允济、副维那王秘。镌字高昌。

右宋䪫钟六，其铭款曰「宋公成之䪫钟」。崇宁三年甲申岁，得于南都之崇福院，寻贡之内府。考其文则宋钟，原其出则宋地。圣诏有曰「得英䪫之器于受命之邦」，即此钟也。是时帝作《大晟》，即取以为钟法。谨案《乐纬叶图證》曰「帝颛乐曰六茎」，宋均注曰：「能为五行之道立根茎也」。䪫即古文茎，繇帝颛而后历帝喾、唐、虞、夏、商，以及于周，六茎之制，其传可谓远矣。然周备六代之乐，云门、咸池、韶、夏、濩、武皆存，特五英、六䪫无之，惟宋，商之后，故宋公犹得其传。成者，平公名也。宋自微子启二十六世而至平公，其名始见于鲁昭公之十年，《春秋》书曰「宋公成」，与此钟铭合。而其立也以周简王之十年乙酉岁，距皇朝崇宁三年甲申，凡一千六百八十年，而䪫之器出于受命之邦，适丁圣上骏惠先烈、登崇耆英、制作之盛际也。《大晟》既成，神人以和，治音洋洋，际天蟠地，岂特为五行之道立根茎哉？且茎钟虽铸自宋公，而实帝颛之乐。今也地不爱其宝，为时而出，盖以昭圣上盛德茂功，比隆五帝，夏商以还，弗足俪也。又古钟之得于今者惟周为众，其制类多上设衡甬，旁傅旋虫，或内实而侧垂之，或仰通而中贯之，率皆振掉弗安。惟䪫钟也双螭蹲踞，以为平钮，《大晟》之钟，实取则焉。故其垂之也正，其鼓之也和，而无振掉弗安之患。此其制作所以过于三代也，非五帝之乐，何以及此？

问：传曰：秦失之彊，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至其后世有寖微之忧；太公治齐，举贤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争夺之祸。夫亲亲而尊尊，举贤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齐鲁行之，皆不免于衰乱，其故何与？国家承平百年，六圣相授，为治不同，同归于仁。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媮，励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汉文宽仁长者，至于朝廷之间，耻言人过，而不闻其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总核名实，至于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闻其有督责过甚之失。何修何营，可以及此？愿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条具所当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备采择。

对：百王有可变之道，而天下无不弊之法；古今无一定之时，而圣人有应变之术。由道而言之，尧舜相授一道也。由事而言之，夏之政忠，其失也小人以鬼；商之政质，其失也小人以野；周之政文，其失也小人以僿。圣人不恃其事之不能弊，而必欲强天下之所厌，而病人之所不能从，所恃者吾善救之而已。今夫水之为物也湿，其胜则息火；火之为物也燥，其胜则息水。二者其势不相逮也，有智者焉，火在上，水在下，鼎鬲在其间，而五味以和，此无他，善调一故也。为天下者能知其善调一之术，时有损益而斟酌之，至于无偏弊不举之明，则古今一理也，万世之道也，又何窃窃然忧天下之不治哉！秦人据崤函之险，拥甲兵之富，磨牙摇毒，并吞六国。及其弊也，闾巷匹夫皆攘臂相与，起而亡秦，德不足故也。周人为千八百之国，分民割地，使世为藩屏，一之以礼乐法度，时之以朝觐会同，上下之势如臂使指，如手足之捍头目。及其弊也，征伐号令不出于天子，齐桓、晋文扶尊周之名，终无以兴王室，威不足故也。要之，德非乱天下之术，威非亡国之具，特用之有善与不善耳。亲亲尊尊仁也，仁之效缓而不切，故周公期年报政，而其势不能使人无怠惰寖微之忧。举贤尚功义也，义之效太明而速，故太公五月报政，而其势不能使人无急迫必争之祸。故仁而不义，则失之纵；义而不仁，则失之忍。此齐鲁亲亲尊尊、举贤尚功与三代同，而受患与圣人异，无以救之故也。艺祖以武定天下，太宗、真宗以文致太平。仁庙慈爱天下，躬履纯俭，思与天下之民安宁涵养于仁寿之域，政令简易，刑轻赋薄。四夷之未服，赦而不诛；大臣之有过，贷而不治。恩被四海，泽及草木，而匹夫无失职之怨，常使舒迟乐易于法度之外，而不相促迫。百官有司不能体上之美意，至于弊玩苟简，相与窃其温厚长者之名，而从容于自养之地。此上非不勤笃，而从事者已甚也。神宗以英睿之质，奋乾刚之断，一新天下因循不改之弊，理财治兵，训官造士，赏功不疑，罚罪无赦，谨簿书，督期会。奉法之吏昼则计功，夜则思过，奔走竭蹶，各尽其力，而不敢告劳于上。监司守令幸于见知，诃及细微，责任不量力，以苛为明。锲薄之风，靡靡驰竞，而终无以成忠厚之俗。此上非不和易，而行法者过也。昔演门以亲死者，以善毁爵为上卿，其后党人以毁死过半，察其矜名趋利之心，则去本益远矣。夫明王操厉世磨钝之具，以作成天下之材，与之同心均力，兴起万事，昭功业于后世，其志之所向亦已勤矣；奈何官人百吏，不推明德意以应上之所期，悻悻然幸于为己，以败上之法度，亦是有罪焉耳。夫行百步不至则止，行五十步中道而止，卒至于箕踞偃卧而不进，志怠故也。一棋既胜，而复棋者愈善，卒至于智虑抢攘而后已，其数迫故也。堕者犹可以牵一臂而起之，迫者斥于无事而已矣。如此，则小才浅智常汲汲于日月之不足，聪明之士不敢削于绳墨之馀，两得之矣。文帝之初，天下既定，出于兵革诛歛之用，与民休戚。感一妇人之言去肉刑，爱十家之产罢露台，此仁人也。吴王不朝，锡之几杖，疑失之宽。宣帝先法律而后《诗》、《书》，重赏罚而轻德教，此霸道也。盖宽饶、杨恽一有过失，诛之无赦，疑失之猛。若夫驰射之上林，欲亲罚匈奴，虽宽大长者，而有不怒之威；思与良二千石共理，使民无嗟息，虽总核名实，而有不言之忧。虽然，道将行也，非人主所独能为，其臣亦有以与之也。故贾谊太息流涕，欲以法制诏诸侯、明礼义、齐风俗，所以略施其说；黄霸行循良之政，而人服恺悌。此文、宣之世所以不至于怠惰督察之过者，公卿大夫相与明其美意而笃行之故也。愚尝观天之道，阳主仁，阴主义，仁善生养，义善制割，阳常主进，阴常主退，处于无用之地。观人之道，父主义，母主慈，义则敬而尊之，慈则爱而亲之。由是推之，治天下之道，不幸过而失之猛，宁失之宽。故秦人之攻战，不足于周人之德泽；齐人之强富，不足于鲁人之礼义；汉宣之厉精，不及于文景之恭俭。盖可恃者德本也，可存者厚道也。楚人有疑狱，三年不决，问诸大夫，半以为是，半以为非。或曰：陶朱公布衣而富，必有奇智，使人问焉。朱公曰：臣不知治狱。家有二璧焉，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其径相若也，泽相若也，色相若也。侧而视之。其倍二寸，此所以为千金也。主上仁孝，母后慈爱，内之公卿大夫，外之守令监司，寝掊剋之风，布宽大之泽，百姓安生业，四夷不内扰，年谷顺成，财用不匮，大数已得之矣。然法之所未善者，行之以仁祖之意则不刻；意之所已降者，约之以神考之法则不偷。此三代救弊之道也。其或天下之事与天下之政令，出于议论之不同，利害之不一，其意犹未敢出法之外者，假之可也。子贱为单父宰，请善书二人，鲁君与之。至单父，则使书，子贱从旁而引其肘，书丑则怒，书好则复引之。二人辞，以告鲁君，鲁君即以单父付子贱，而单父大治。由此观之，法终不可以纯任，必有美意以作之，又何拘焉。若夫当行之道，庙堂讲之已熟，姑发其大略云。

臣闻人主未尝不欲求言，尝患言之难听；论事者未尝不欲言之行，尝患言之难入。汉文帝谓张释之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行也」。后世学者多指以过文帝，谓其不能抗志远大，而限言者以卑少也。呜呼！甚高之论，讵可听哉？大不观时，小不揆事，辩博之说纵之于三皇五帝之上，而济用之实常若玉卮之无当，是果何益？文帝戒释之，未为过也。虽然，文帝何不要释之以至当之论，而雅意欲其卑乎？此诚为过。夫高之与卑，不相侔矣。高虽不可纵，卑固不可溺。天下之理，一溺于卑，则事功衰靡，流弊不胜言，其失视甚高论者犹不啻也。人主之听言，人臣之论事，使其上不纵为甚高，下不溺于太卑，常守至当之论，以一天下之趋向，则亦何患乎言之难听难入哉？故臣常谓，论治道必归于平，论人材必归于恕。论治道归于平者，非谓见小利、忘远害也。见小利、忘远害，则陋而已矣。今恐务虚名者不得成，贪奇功者多后患，与其相夸以所难，相靡而无实，曷若因时顺势，相与守吾可行之道？敦本节用，修礼正名，未起者加工，未备者加饬，常使上正而下自服，内治而外自宾，如是则所以求治道者，不其平乎？至若废纪纲而不修，荡名节而不励，谓为远而不肯行，谓为重而不复举，兹又人君之所宜勉也。论人材归于恕者，非谓以小人间君子也。以小人间君子，则杂而已矣。今恐皋、夔不可以世有，稷、契不可以辈得，与其舍近慕远，异世而须才，曷若磨砻砥砺，观其心术之邪正？苟不至畔道而害治，则自可量才而使，因能而任。常使效知无不及之事，陈力无不胜之诛，如是则所以待人材者，不其恕乎？至若倚忠为奸，盗名欺世，无能为而可以害吾之有为，托能言而有以摇吾之国是者，兹又人君之所当去也。论治道归于平，论人材归于恕，此所谓至当之论，可以一天下之趋向者。惜乎，文帝独不以是而要释之耶！恭惟陛下体乾坤覆载之德，廓山薮包含之量，谓祖宗率皆疏通耳目，容纳台谏，故即位以来，加惠言事之官。虽众智毕陈，未必有裨于万一；而开怀屈意，舜、禹不能过。持此以济中兴之业，固有馀裕。臣以愚贱之资，误蒙器使，未知所以报厚恩者。然考之历古，其能随事启沃、开陈主意者，固自有数。馀非高而诞谩，适足以起世主之疑，则卑而浅陋，不足以广上之心志，故其说常龃龉而不合。区区浅陋之愚，尚庶几于犬马之自竭，乞怜而赦之。

臣累具奏禀讲和事，惟在审处中道，务令可行。陛下亦颇采纳其说，谓北使今已在馆，足可商议，臣不胜幸甚。今者如闻虏书缄藏，未肯分付，意欲陛下实行臣事之礼，拜而奉之，臣实骇惧。且今日之事，或从或违，各有大害。惟于从违之间，求得中道，乃可施行，然而不可急也。臣冒死毕其说，惟陛下留神省察。臣闻齐、楚交善之国也，秦欲伐楚，先使张仪绐楚，约献商于之地六百里，使之绝齐。楚王大悦，群臣毕贺，独陈轸不贺。楚王曰：「不烦一兵，不伤一人，得地六百里，子独不贺，何也」？轸对曰：「臣见商于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矣。且先出地，后绝齐，秦计必勿为也；先绝齐，后责地，必受欺于张仪矣」。楚王不听，使勇士詈齐王，绝之；使将军受地于秦。张仪指谓楚使曰：「从某至某，可六里」。楚之君臣始大悔。今日讲和之事，臣窃谓类此而又甚焉者。夫不因谋虑，不劳师旅，而虏欲复故地，还梓宫，归母兄，反宗族，是其所以许我者，何止商于六百里耶？秦欲使楚绝齐，虏欲使我受诏。使楚绝齐，不过孤其旁援而已；使我受诏，是欲伐吾之本根也。堕其计而孤旁援，为祸犹浅；堕其计而伐本根，祸无乃深乎！此不可不察也。虽然，用陈轸之计，则必使秦先出地，后绝齐，然而秦不肯也；今使虏复故地、还梓宫、归母兄、反宗族而后奉诏，则虏亦不肯矣。轸恐后责地，受张仪之欺，则我岂不忧后求五事，为虏所绐乎？道理分明如此，则讲和之事，自当绝之。然而上之百执，下之国人，皆纡回曲折，共为陛下图善后之策，而不欲绝之者，古语有云：「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今日之事，正可以为疑也。陛下孝友之性动天地而感金石，酿酒奉觞，日欲上长乐之寿。故臣子亦不敢专言其害，止欲陛下以为疑而少尝之尔。何则？虏见吾今日朝廷气力稍强，号令渐一；以地势言之，则又据长江而壅襄汉，彼与其涉远劳师而容有后害，曷若设谋用计而制其十全？此其智虑不浅。然万有一焉者，彼或戎狄相攻，族类内溃，欲有中原而患力之不足，欲平故怨而念恩之无从，则革意回心，事有不可知者，此正疑则少尝之之时也。少尝之之道当如何？亦曰推我诚心，领其善意。汝封一函纸来，吾谨待尔使，钦听尔言，可从则致礼以答之，不则修辞以谢之。执纪纲，存大体，如是乃可。今虏使就馆踰数日，必欲屈陛下为自古帝王所不行之礼，此岂谓之讲和哉？是其心非但欲使楚骂齐而自绝也。然亦犹痴贾操奇货于市，知人欲之，则予价愈多而愈不肯售。愿陛下少回天意，更赐从容，命大臣于从违两者之间，求一可行之道，与北使再三商量，庶几协济讲和之议。陛下不可专见可从之利而忘其害。事苟失策，非但楚受六百里之欺，为天下后世笑而已，几微之祸，有不可测者。仰惟哀怜臣子之心而俯听之，臣不胜恳祈之切。

嘉禾闻人茂德于余为外兄弟，比过其家，命子侄出拜，凡七人。有巾而屋者，有髧而髦者，有祝而童者，拜揖甚恭。余以是窃喜闻人氏之多良子侄也。既而持正谓予曰：「曩者盗发青溪之岁，予子与兄之子实生，奉先君之训曰：寇难遽作如此，吾孙他日别为二名」。请予字之。余取其义训相近者，书之下方，又为说以告之曰：尧舜三代之民，大抵皆忠厚，故比屋有可封之俗，以其教化明而习俗美也。《传》曰：「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诗》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盖忠恕也，忠厚也，其本皆出于仁，未有仁而不忠厚，忠厚而不仁者也。孔子曰：「臣事君以忠」。盖能厚于其君也。又曰：「与人忠」。盖能厚于其友也。是忠者必厚，厚者必忠也。故尧民之字曰「子仁」，舜民之字曰「子厚」，其义一尔。《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书》曰：「于棐民彝」。是天下常行之道，处君臣父子之间者也。故彝民字曰「子常」。《诗》曰：「言笑晏晏」。谓和柔也。《书》之古文曰：「钦明文思」。晏晏，谓宽裕也。扬雄称斯民之盛曰晏也粲也，则二义亦兼之矣。故晏民之字曰「子和」。余谓诸童子耳目恂达，志气方锐，傥能思其义而力行之，则忠厚者盖为仁人长者，斯不流于浮薄矣；秉彝者盖为躬行君子，斯不失其常心矣；治人者必跻世于仁寿，则斯民不失其望矣。是皆古之人立身行己之大者，亦在夫勉之而已。然公家于嘉禾为盛族，百馀年间，簪绅相继，而未大显于时，宜其诜诜之庆，方兴而未艾也。继此而有命名者，愿以见告，方泚笔以俟焉。

李曰：「休息，古本或作休思」。今当且作休息。夫木固有可息之道，今不可息者，以其乔故也；女固有可求之道，今不可求者，以其正故也。其言不可求思，程氏谓「不可以思求」，此泥于序，所谓无思犯礼也。夫思者，语辞，如所谓「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皆是语辞也。泳者，潜行为泳。郑氏曰：「水底行也」。方，《论语》曰「乘桴浮于海」，即此是也。孙炎曰：「方，水中为桴筏也」。桴编竹木，大曰筏，小曰桴。汉水有可潜行之道，而不可泳者，以其广故也。江有可乘桴之道，而不可方者，以其永故也。此亦是「南有乔木，不可休息」之意。夫「汉上游女」至「易动也」，又况游行之地，非在闺门之内，傅姆之侧也。今也能守贞洁之行，而不可求，则当时之女可知。孔氏曰：「《内则》曰『女子居内』。深居固门，阍寺守之，则贵族之女也。庶人之女，则执筐行馌，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此汉上之女也」。其言甚善。惟以女子不可求，以喻汉广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茍惟犯于非礼，则如《匏有苦叶》之诗，「深则厉，浅则揭」。深厉浅揭，惟吾所欲，曾不顾礼义之如何耳。「翘翘」，薪貌错也。楚在杂薪之中，吾欲取其翘翘者而刈之，楚即薪也。蒌，《尔雅》云：「购，商蒌」。郭璞云：「商蒌，蒌蒿也」。于杂薪之中，而取其翘翘者，以比众女之中，欲取其贞洁者也。惟其欲取其贞洁者，故我欲得之为室家，我则秣马以聘之矣。又思之而不可得也，故又继之曰：「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观此则知周南之妇人，其贞洁如此。虽当时男子有「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之意，以其贞洁不可求而止。遥想其贞洁之行，使人望而畏之。而暴慢之心，不可复作。观此诗曰：「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所以想见当时之事也。昔尹翁归为东海太守，过辞廷尉于定国，定国家在东海，欲属托邑子两人。令坐后堂待见，定国与翁归语终日，不敢见其邑子。既去，定国乃谓其邑子曰：「此贤将，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严君平治蜀，李强欲辟为从事，终日言而不敢语。是二人者，瞻其容，望其貌，使人无有易慢之心，亦士夫所难能也。今周南之妇人亦能如此，则当时士大夫亦皆有尹翁归、严君平之风矣。三代之风，所以直道而行，非后世所可得而髣髴也。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黄氏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观人子之志可也。父没之后，其志可以施为，则观其所行如何耳。君子不忍其亲，三年之间，孝子唯恐不及于父所行之道，或当或否，将有所不暇议，忍改之乎！

沈氏曰：昔居先君之丧，于哀苦中而得此说，甚以为合于人情也。

评曰：观其言，可见其为子矣。如此说，极是也。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黄氏曰：事无大小，一于敬而无和，其失也过严；知和而无礼以节之，其失也无辨。二者偏胜，概之以先王之道，其不可行均也。

沈氏曰：礼固贵和，「小大由之」，则过于和矣。「不以礼节之」，则不可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者，申上言也。

评曰：「小大由之」，谓事无钜细，皆以和为贵也。而「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也。礼用和为贵，不以礼节之，则不和，故「亦不可行也」。沈氏谓「申上言」是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黄氏曰：孔子之时，礼乐废坏，不仁之人用之，是言盖有为而言也。如季氏旅泰山，舞八佾。知礼乐者，如是乎？

沈氏曰：不仁者，私意横生，何有于礼乐？

评曰：不仁者，所行七颠八倒，虽用礼乐，舞八佾，雍彻，而非礼乐也，故曰如礼、乐何？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黄氏曰：鲁跻僖公，乱昭穆也。既灌之后，所以降神，故「不欲观之」。或者不喻而穷其说。孔子为鲁讳，故托以不知而指其掌，其意若曰：明乎上下之分，治天下无难矣。夫祭以诚为主，今从逆祀而失昭穆之义，于诚何有？是祭与不祭等矣。此孔子之所以不与，若「吾与点也」之「与」同。

沈氏曰：「逆祀」之说极好。「指其掌」，上词已断矣，下所言，以类记之者也，不必比而同之。「与」字一说，恐未安也。

评曰：「逆祀」之说固好，但恐孔子之意不止谓此也。鲁之郊禘，逆祀之大者。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此情状见于礼乐，不可乱也。禘祫之礼乐不同，其鬼神亦异，岂可乱乎？「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连上文说，亦通。「吾不与祭，如不祭」，恐却是以类记，故有「子曰」二字题之。「与」字一说，诚未安也。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黄氏曰：古者，射有五善，不特主皮，兼取礼乐容节也。古者，力役之事分而为二，欲其可法也。后世徒以中皮为善，强弱无别，同为一科，故夫子言古之道，以明今之不然。

沈氏曰：尝见赵岐有是说而然之，当无以易也。

评曰：二氏之说极是。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黄氏曰：仁，人心也。私意不萌于心，故能公天下之好恶。「苟志于仁」，有心于仁也，虽未能见于所行，而一念之间已向于善矣。

沈氏曰：弟子之善记事如此。上言仁者好恶矣，然言能恶人，则或者疑焉，于是复明仁者之心，曰本无所恶也。

评曰：仁者之心如鉴，妍者来则妍，丑者来则丑。方其妍也，乌得不谓之妍？方其丑也，乌得不谓之丑？好恶如此，吾心初未尝动也。若恐或者以恶人为疑，复明仁者之心，曰：本无所恶。则是当好恶之时，胸中原未了了也，乌得为仁？「茍志于仁矣，无恶也」，「恶」字或读作入声。「有心于仁」，如此立言，恐不识心，不识仁也。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黄氏曰：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盖功者人所乐赴，过则人祈于茍免，而后知君子存心甚厚，虽过也，不害其为仁。若周公之厚于其兄，孔子之厚于其君，皆不以有过为嫌者，其仁可知也。

沈氏曰：伊尹、周公，皆是过乃所以为仁。

评曰：闻诸先君子曰：「党，偏胜也」。有所偏胜，则过而不得其中。或敏慧而过于太察，或刚勇而过于太暴，或畏慎而过于退缩，或慈爱而过于宽弛。人能内观其过，深自省焉，则有所觉矣。窃谓伊尹、周公不可以言过。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黄氏曰：夫子垂世立教，学者宗之，或得其一体，或闻其一言，有称其博学者，有誉其多能者，皆不能遍观而熟察之。乃若圣人之道，则闻而知之，传以心也；默而识之，悟以心也。况其泛应于域中，虽千变万化，未始有穷，而会归于一心，则天地之纯全，万人之大体，皆其分内耳。所谓「一以贯之」也。曾子早游圣门，省身于内，守之以约，故夫子告之不待发问，而曾子受之不复致疑，可谓相契以心，得于言意之外矣。及其答门人之问，语之以「忠恕」者，亦以其违道不远者告之，使之求诸心而切于践履者也。盖忠之为心，无纤介之私，其毋自欺，亦不欺人也。恕之为心，无物我之间，其处人亦如其在己也。忠恕生于吾心，则彼己不立，孰为町畦，将尽己之性以尽物之性，而至于参天地，其于一贯之妙，举积此矣。曾子至是，盖不容言，而门人之问，不得已而应之，于是形容夫子之道，非「忠恕」两言无以明之。使门人而悟曾子之言，则一之名亦不立矣。是道也，曾子之传于圣人，门人之受于曾子，又未可以浅深论。

沈氏曰：此论亦鄙见所同，曾子所以告门人者，别是一转语也。

评曰：唯仁者为能一以贯天下之道，是故欲知一贯之道者，必先求仁；欲求仁者，必先识心。「忠恕」者，天地之心也。人而主忠行恕，求仁之方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即主忠行恕之实也。黄氏之言，非不高妙，然言意支离，恐使学者惑也。夫圣人，垂世立教者是也，而黄氏以垂世立教与道为二途。其支离者一也。圣人所传者心也，所悟者心也，相契者心也。今曰传以言，悟以心，相契以心，是人与心为二，心与道为二矣。其支离者二也。夫忠恕即道也，而子思谓之「违道不远」者。闻诸侯师圣先生曰：「以学者施诸己而不愿，然后不施诸人，故谓之『违道不远』，非以忠恕为违道不远也」。今黄氏似以忠恕为违道不远，其支离者三也。夫人心忠，则为忠；恕，则为恕。今曰「忠之为心」、「恕之为心」，似以忠恕又自有心。又曰「忠恕生于吾心，则彼己不立」，夫人能忠恕，推己及彼，轻重先后，不失其宜，仁之至，义之尽也。若「彼己不立」，是无本矣。墨子二本，孟子辟之，况无本乎？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

黄氏曰：《记》曰：「昼居于内，问其疾可也」。君子非有疾不居内。今宰予好内而怀安，无其质矣，教何所施？故孔子深责之。

沈氏曰：「好内」之说，窃以为不然。宰予固不至是，圣人亦不察人之微至是也。但昼而多寝，昏惰无精进，故夫子深责之。

评曰：宰予只是「昏惰无精进」之意，故夫子深责之。尝见表兄范伯达亦如此说。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黄氏曰：晏子相齐景公，执国政，孔子久于齐而不能用，徒以交际为恭，非王公之尊贤也。于此犹善其能全交者，所见夫子之忠恕。

沈氏曰：此恐只是不没其实，非有为而言也。

评曰：沈氏之说极是。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黄氏曰：凡事之是非，利害两端而已。过是而思，则惑也。观其使晋之时，其虑当矣，至于求遭丧之礼以行，不亦过乎！

沈氏曰：乡人林德惠尝云：「时人称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以为不然，曰：『如能再思，可矣』。何望其三乎？如三家之强，文子殆未之思也」。

评曰：德惠之言甚好。黄氏之言上半截亦好。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黄氏曰：此论仲弓之德不用于天子，必用于诸侯，如牛之骍且角，虽不用于郊山川，亦不舍之矣。鲧殛而禹兴，不以其类废之也。

沈氏曰：先儒谓指仲弓之父言，非也。斥父称子，岂圣人之意？人之才德，不系于世类。才者，虽不大用，必小用，故以郊与山川言之，亦非谓天子、诸侯也。

评曰：沈氏之说为长。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黄氏曰：学道未至于无心，非善学也。自「问不能」至「实若虚」，无矜伐之心也；「犯而不校」，无物我之心也。此颜子克己之学。

沈氏曰：矜伐之心，由物我之心生也。自「能问」、「若虚」以至「不校」，皆是无物我之事，不必分也。

评曰：黄氏以此五者为颜子克己之学，甚好。而曰「学道未至于无心，非善学也」，异乎愚所闻矣。学道者，以传心为主，不知如何却要「无心」？心可无乎？又二氏皆有「无物我」之说，愚窃惑焉。盖天地之间无独必有对，有此必有彼，有内则有外，有我则有物，是故「一阴一阳之谓道」，未有独者也。而圣人曰「毋我」者，恐人只见我而不见人，故云尔也。若物我皆无，不知酬酢万变，安所本乎？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黄氏曰：文王之有周，天命之人归之，有天下之二，可以王矣；而犹事殷，所以为德之至，不可少訾者也。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者，《诗》于《皇矣》云：「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则文王所以致此者，固非一世之积，其所由来远矣，至文王而后成耳。于是推本而言之。

评曰：此意甚好。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方见其德之至。不曰文王而曰周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也，武王亦然。考之《诗》、《书》可见。至于代殷，又别是一义。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黄氏曰：哀敬之道常存于心，故见之者诚有触于中，其作也，其趋也，有不期而然矣。盖夫子平日践履之道，所谓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也。众人懵不知觉，颜子于此独有省焉，所以喟然发叹也。盖尝论圣人之道，大包六合而小不外乎吾身，远贯万古而近不离乎日用，若穷高极妙而求之于渺茫恍惚，其去道益远矣。颜子既发叹而悟昔者之非，于是吐其胸中所见言之。若曰：「人之所以不见道者，以才为之累也。向也从事于高、坚、前、后之际，矜吾聪明，任吾智力，卒之罔然无得，若有遐志矣」。而夫子诱而教之于博约之间，则又欲罢而不能，至是，才无所施，聪明智力尽矣。恍然若有见，其卓然独存者，不可以他求也。虽欲从之，又乌得而从之？反之吾身而已，然后知吾之心，即圣人之心也。圣人所谓哀敬之道，亦吾所体之道也。平居日用之间，吾与圣人岂有二哉？所以四科之列，回为之冠，圣人之门，独以好学许之也。

沈氏曰：此论深见颜子学问之道。尝见一乡人髣髴此说，谓钻仰前后之初，未有所见，及夫子诱之于博约之后，不能自已，竭力而进，乃有所见。虽欲从之，末由也已，终不可及，不若此论去聪明智力而有所得之为妙也。但上文「见齐衰者」，恐意不相蒙也。

评曰：此颜子之学，学者所宜尽心，不可姑从人言而已也。仰之而知其弥高，钻之而知其弥坚，瞻之而知其在前，而又知其忽焉在后，此颜子习而察见圣人分明，所以为善学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其先后次第不可得而详闻矣。「博我以文」，所以使我见识极高明、穷广大也；「约我以礼」，所以使我践履不失中庸也，此夫子所以善教也。「欲罢不能」，理义悦我心，自不能已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颜子庶几圣人在欲化未化之间，故发言如此也。夫欲化未化之时，似犹用聪明智力，又似用聪明智力不得真当，得之于意表，不可言语形容也。若圣人从心不踰矩，则聪明智力具存而无所用之，故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与天地参矣。沈氏谓「去聪明智力而有所得」之论为妙，窃谓聪明智力在学者不当去，在圣人不去。去之，则必入于空，沦于静，又乌能有得而可以开物成务乎哉？颜子喟然而叹，直与上文不相蒙。

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黄氏曰：子路之勇，以气为主，能捍贫贱而轻富贵者也。不以贫贱为不若人，故衣敝缊袍，无忿疾之心，所谓「不忮」也。不以富贵为愈乎己，故与衣狐貉者无歆羡之心，所谓「不求」也。「不忮不求」，亦人之所难，而子路既躬行之矣，犹终身诵之，故曰「何足以臧」，所以进之也。

评曰：不知夫子进之，欲其何所进？向上义理如何？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评曰：黄氏尝读「厌」作平声，可见圣人之中节，一切世务不能移也。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黄氏曰：《礼》：「乡人禓，子朝服而立于阼阶，存室神也」。傩，即道也。

沈氏曰：龟山谓「诚意于除厉」，此论自佳。先儒谓「存室神」，恐非也。

评曰：傩起于乡，非先王之制礼也。其说以驱逐厉鬼为事。龟山之说虽好，而先儒之说亦自有理也。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黄氏曰：颜回问为邦，夫子尝以四代之礼乐告之。而此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盖其德行纯备，心不违仁，可以为人上矣，故以是道明之也。《记》曰：「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则天下归仁系乎一人之克己复礼，不可不慎其机也。夫仁，人心也。心之不仁，私欲害之也。私欲茍萌，则视听言动举越于礼，而施为之间，流风浸远，天下必受其弊，况能使之归仁乎？惟自反而充于礼，不役耳目，乱之不作，好恶扰之，正心诚意于上，而天下安于无事，风俗自是归于淳厚矣。所谓「天下归仁」也。必曰「一日」者，以见克己诚非自外至，其用力甚寡，其成效甚远，而功利之及于天下者甚博也。

评曰：黄氏所言仁之功也，须要见颜子居陋巷，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处，方是真有所见。「仁，人之心也；心之不仁，私欲害之也」，窃谓人有不仁，心无不仁，此要约处不可毫釐差。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黄氏曰：蒯聩得罪于南子，故出奔。宋灵公之死也，卫人欲立公子郢，郢辞焉，乃立辄，以灵公之命也。苏内翰谓：「灵公黜其子而子其孙，出公不父其父而祢其祖，人道绝矣」。夫以父子之间，至于争国，逆天理，乱人伦，名之不正，孰大于此？以《春秋》考之，蒯聩出奔与赵鞅纳之，皆称卫世子，以示其得世于卫也。使夫子果为政于卫，其将周旋父子之间，使辄辞位而纳蒯聩，则辄无拒父之名，蒯聩复世子之位，灵公亦无黜子之过。此正名之大者，为政所先务也。

评曰：蒯聩无父，出奔，失世子者，罪其轻佻谋非常，至于出奔，失世子之道也。赵鞅纳之而称世子者，罪大臣辅辄而拒父也。蒯聩无父，辄亦无父，天下岂有无父之人尚可以事宗庙社稷为人上者哉？故孔子为政于卫，则必具灵公父子祖孙本末，上告于天王，下告于方伯，乞立公子郢，然后人伦明，天理顺，无父之人不得立，名正而国家定矣。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黄氏曰：为宰之政，则所治者小也。夫子告以久远之图者，以子夏之学失之不及，特将扩而大之也。

评曰：政者，正也。正无大小，圣人之言可以为天下万世之法，非特救子夏一人之失也。两汉以来，为政者恐多未免欲速见小之病也。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黄氏曰：不知义之所在，小廉曲谨之士耳。其见者小，故谓之小人。

评曰：向宣卿常说有读「小」为「之」者，似亦意味好。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黄氏曰：同乎流俗，乡人或好之；有拔俗之行，乡人或恶之，好恶未必当。唯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则为君子也审矣。

沈氏曰：好恶而唯乡人是从，未必当也。要当公吾心而察焉，其善恶者自有见焉，可也。孟子言：「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得此也。

评曰：察人之贤否，以乡人好恶为主；察乡人之好恶，以善为主，则人之贤否得其实矣。黄氏之说，自已明白，不必引孟子之说也。有人非不公其心，而见善不明，或入于邪曲，故察乡人之好恶，必以善为主，弗可改也已，而善未易明也。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评曰：原宪说克、伐、怨、欲不行，便以为仁，是未识仁也。故孔子提醒之曰：要克、伐、怨、欲不行，可以为难矣。使原宪自此能克去克、伐、怨、欲，如人饮水，冷煖当自知之，孔子不得而与之也，故曰「仁则吾不知也」。此圣人著力为原宪处，可得之于意表，不可以言语求也。若黄氏之言制克、伐、怨、欲不行，未若泊然无心，克、伐、怨、欲不萌于中，亦无有制之者，然后为仁。此说大体既非，所以言仁且泊然无心之语，大有病也。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黄氏曰：刚义得于天资，有其质矣，所乏者，威仪、文辞也。行之以礼，则行正而不过，威仪可观矣。出之以孙，则言顺而不暴，文辞均也。三者备而后信有诸己，所以成始而成终也。是为令德之君子。

沈氏曰：此非为学者言，为立政事言也。以义度宜，事之始也，行之则有节文焉，又出之以孙，民听不骇戾，守之以信，又久有所成也。若夫为学者，则敬以直内，乃其本也。

评曰：圣人之言无所不通，使在上之人行己如是，则政立矣；使在下之人行己如是，则身修矣。敬以直内，固学者之本；为政者敬以直内，可顷刻忘哉！若谓欲不失此四事，非敬以直内不能，则可。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黄氏曰：人之于师，所当让也。至于仁，则为之唯恐不及，若出人于患难，拯人于饥溺，皆所急务者，何暇让乎？

沈氏曰：此言为仁之急如此，值当为之时，师亦不让，非真不让也。

评曰：人之于仁，犹饥食渴饮，不可让不饥者使食，不渴者使饮也。当饥则食，当渴则饮，非不让也，非谓「为仁之急」，亦非谓「为之唯恐不及」而不暇让也。师所以发吾仁也，言当仁虽师不让，所以明仁之义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黄氏曰：生知出于天资，如由仁义行是也，故为上。学而知，则思而后得，如行仁义是也，故次之。

沈氏曰：行仁义，非学也，仁义在我而已；而曰行之，是人与道二也。执柯以伐柯，疑于同矣，而犹以为远者，二物故也。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故知行仁义，非学也。「生而知之」，诚也；「学而知之」，诚之也。

评曰：圣人与道一体，故不用学。学者，学道者也。若体与道一，则更何用学。惟未能与道为一，故须学也。学道，便是行仁义也。至于德盛仁熟，则由仁义行，不用行仁义矣。「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指大体而言也。欲求全体，故须戒慎恐惧，莫使有亏欠也。戒慎恐惧，便是行也。至于纯熟，自不用戒慎恐惧，然后谓之由仁义行矣。诚之，便是行仁义也。若曰「行仁义，非学之至」，则可矣。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黄氏曰：朋友，先施之可也；父党，无容，笃于恩而已，无所施也。

沈氏曰：「君子不施其亲」，不私于亲也。

评曰：李丞相纲云：「君子亲亲，不施者，不加刑杀也」。汉成帝欲恐诸舅，曰：「今将一施之」。必是鲁公天性严冷寡恩，故周公戒以四事，事皆相类。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黄氏曰：仁，人心也。虽以学问求之，必以心得之。

评曰：仁，人心也。言「以心得之」，不支离否？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黄氏曰：道不离动静语默之间，所谓洒扫应对进退，无非道也。下学而上达，非于下学之外复有上达也。故君子之道初无二致，孰以为先而不传，孰以为后而或倦？譬诸草木，其始生也，及其长也，区以别之，虽若不同，而所以为曲直之性则一而已。子夏之门人所谓小子者，知克勤小物于正心诚意之时，其进于成人之德无疑矣。茍不达此而概以为末务，是厚诬也。子夏推明君子之道，以正言游之失，以为道之在人，其致无本末，其施无先后，而小子之学率由始，以成其终，其序不可越也。若以为必求其本而不循始终之序，则虽圣人，亦不能凌节而施矣。

沈氏曰：理一而已，本末先后贯焉，如草木一区之内，种子根茎华实具在其中，人未之见也。下学上达，亦在识之而已。

评曰：草木生于粟粒之萌，及其长大，根茎华实虽凌云蔽日、据山蟠地，从初具乎一萌之内，而未尝自外增益之也，故区以别矣。君子下学而上达，其道正如此。沈氏曰「亦在识之而已」，此至言也。愚以谓正当心了，不以言语到也。黄氏曰「下学而上达，非于下学之外复有上达也」，其言妙矣。而曰「克勤小物于正心诚意之时」，则愚所不解也。夫正心诚意，自先自后，彻本彻末，岂可以时节言哉？又曰「道之在人，其致无本末，其施无先后」，亦愚之所未解也。夫道有本末，有先后，人之行不失本末先后，则当于道矣。子游不识本末先后，故子夏正之。

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黄氏曰：前言「惠而不费」，其所谓吝，则惠不足以及人也。《易》以屯其膏为小贞吉，则出纳之吝特有司之事，非为上之道也。

评曰：不知如何理会「屯其膏」、「小贞吉」，疑与此义若不相似然。

敕：朕万机之暇，间御迩英，旁招鸿博之儒，以辅缉熙之学。维时俊乂，式副详延。具官某早登巍科，称重多士。元成经旨，独承乃父之渊源；崔琳家声，深识本朝之典故。屡膺推择，寖历清华。进长书林，曾冠英游之列；联华禁路，莫高秘殿之班。嘉乃践扬，弥休誉处。朕方留神载籍，群萃耆英，乐闻祖宗垂裕之言，如陈尧舜可行之道。是用逸之珍馆，俾侍前旒，庶几从容，少资启沃。尔其务展底蕴，益尊所闻，时于劝读之馀，不废告猷之益。

右，臣准御史台牒，十一月一日视朝，当臣转对者。臣愚不肖，不足以论天下之事，然窃以为天下者，先后本末之序，要须有一定之计，然后从事，所谓事豫则立也。昔班固论夷狄之患，以为汉兴，忠言嘉谟之臣，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臣亦以为国家自艰难来，所以待夷狄者不过和战两说，然而皆未得其本也。欲和者则以无事为安，讳兵而不言，偃武而不修；欲战者则不相时，不量力，而姑徼倖于一胜。此二者皆非也。二者皆非，则将何适而可？亦曰反其本而已。反其本者，自治之谓也。吾所以自治者周密坚固，无所不备，则或和或战，特应之而已。诗人之称文王曰：「肆不殄厥愠，亦不殒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昆夷駾矣，维其喙矣」。夫夷狄而侵中国，此文王之所当愠怒而不释者也，故不殄厥愠。国与夷狄为邻，则聘问之礼有所不可已也，故不殒厥问。苟吾之政事井井乎其有条理，所植之木则拔而茂盛，所行之道则兑而成蹊。以中国之治而制夷狄之乱，则彼将遁逃而日以困穷矣。文王之政，其先后本末之序如此，万世所不可易也。恭惟陛下有勤劳恭俭之德，有刚明果断之才，又有将大有为之志而适当艰难之运。祖宗陵寝，越在夷狄，中原士民，沦于兵革，岂可以殄厥愠哉？惟是国势未强，民力未裕，圣明远览，俯就和议，慰荐抚循，交接赂遗，所以待夷狄者甚备，盖非浅见狭闻者所能窥测度量之万一。臣愿陛下无欲速，无见小利，而专以自治为本。譬如农夫，是穮是蓘。人事既尽，天时自至，然后可以收其成。若不芸其田，或揠苗而助之长，皆为不知时矣。此臣所谓无欲速也。孙权时，江边诸将多陈便宜，有所掩袭。丞相顾雍以为兵法戒于小利，此等所陈，欲邀功名而为其身，非为国也，宜禁制之。苟不足以耀威损敌，皆不宜听。此臣所谓无见小利也。富弼使北，归言于仁宗皇帝，愿常思夷狄轻慢中国之耻，坐薪尝胆，不忘戒备，内则修政令、明赏罚、辨别邪正、节省财用，外则选将帅、练士卒、安辑疲瘵、崇建威武。臣所谓专以自治为本者，此其目也。仰惟陛下以勤劳恭俭之德而持之以久，以刚明果断之才而虑之以审，以将大有为之志而养之以晦，凡自治之策，如富弼所云者，无不毕举。真积力久，其效自见。天意人事，若合符节，必将有不麾而去、不祈而获者矣。臣不胜仰望之至。

愚尝读汉史至《张子房传》，观良之为人，画阴谋则不如陈平，善征伐则不如淮阴，攻城野战则不及曹参，供饷给馈则不如酂侯。然卒能掉三寸之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而四人者不及，尝读至此，未尝不叹惜也。及推考其事，然后知汉之兴，皆子房之功焉。何则？始良起下邳，有一父老授以兵法，曰：「读是则为王者师」。良视之，乃黄石公之《三略》也。故高祖用之以西定关中，南取蜀汉，约三章，诛暴秦，破强项，而天下服其仁义；解鸿门之阨，陈灞上之师，裂韩、彭之地，散垓下之卒，而天下服其权谋。虽曰高祖之治，而实留侯之策；虽曰留侯之策，而实出于黄石公之书。因徐考《三略》，乃知上略设礼赏，别奸雄，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仁义权谋之道相为表里参用之，黄石著之于前，子房行之于后，皆二道之相济也。幸承师问，请因是而论太公《六韬》之法焉。呜呼，郁郁乎，洋洋乎，洸洸乎，周文王、武王之治也！纪于《书》，咏于《诗》，杂出于传，百家之言昭如也。有道德焉，有仁义焉，有礼乐焉，有教化焉，有法度焉，其休功骏烈裕如也，其深恩美泽蔼如也，其典章文物灿如也，其纪纲制度炳如也。其所以治天下之法何其仁，其所以除天下之暴何其义！虽寥寥千百载之后，可端拜而议焉。然尚有可疑者。今兵家者流有《六韬》之书，文、武、太公答问之辞也。有《文韬》，有《武韬》，有《龙韬》，有《虎韬》，有《豹韬》，有《犬韬》，自《文师》，至《战步》，其二君一相军旅答问凡六十篇，以至兵车楼橹、粮草器械、山川险要、风云天象，无不备论而详说，其间又杂以权谋之言。夫《诗》、《书》亦文、武之书也，《六韬》亦文、武之答问也。何《六韬》与《诗》、《书》相反戾之若是耶？岂文、武之功兼权谋而用乎？抑非太公所作，而后世好事之人妄传乎？试折衷之。夫仁义者常行之道，权谋者辅助之术。时可以用仁义则用之，时可以尚权谋则尚之。譬如造大厦焉，其柱石栋梁既已具矣，而榱椽楹桷亦存之，岂以其微小屈曲而遽废其用哉？仁义者，栋柱也；权谋者，榱桷也，两不可废也。然而仁义为其本，权谋为其末，是故三代之君有以行仁义之兵而亦参用焉。何者？成汤之伐桀，民有来苏之望，亦可谓仁义之兵矣。然《汤誓》之篇乃曰「升自陑」，而孔安国谓「从陑出其不意」，则权术亦用焉。商高宗伐荆楚，克鬼方，与天下除残暴之害，岂非仁义之兵乎？而《商武》之诗乃曰「罙入其阻」，而郑康成谓「冒入其险阻」，则权术亦用焉。周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劳徕万民，岂非仁义之兵乎？而《常武》之诗歌曰「如飞如翰」，而郑康成以谓「啴啴然疾如飞，鸷如翰」，则奇兵亦用焉。盖其以仁义为本，而以权谋辅之焉。推是三君之事，则文、武从可知矣。今取《六韬》之书而观之，无非出此也。盖王者之兵专用仁义，故必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源，赏功罚罪以修其政，利而无害，成而勿败，惟以爱民为心，此仁义之术也。不然，何以《六韬》之篇，独首之以仁义耶？及不得已而用兵，方且选将练卒，料敌应变，上得天时，中得地利，下得人和，深思而熟计之，此权谋之术也。不然，何以《阴符》之篇，独首之以权谋耶？则其兼而用之亦明矣。噫，向使文王、武王非仁义，则何以退修文德，崇虎来降，八百诸侯不期而会，云合响应哉？向使非权谋，则何以破牧野之旅，降崇墉之人哉？意其必出于太公之言也。夫兵，凶器也；战，危事也；戎，国之大事也。故古人必审谨而用之。一举而有功则禁暴除乱，安民和众，混一区宇，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用而无功，则海内虚耗，人民流离，大兵之后，必至凶年，而民受其殃。故善人教民七年，然后即戎，盖如是审也。文、武当虐君之时，思欲有以拯天下之溺，而除天下之残。然而知兵之不可轻用也。故丁宁反覆，问于太公，详悉细究，知其必然，故方举兵以除暴。孰谓《六韬》而后人妄传乎？仁义譬之五谷，可以养生而不可以伐病；权谋譬之药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养生。文、武之时，海内未宁，知权谋之可以伐病也。故以仁义为本，以权谋为末，而参用之。及天下已平，四方无事，知权谋之不可以养生也，遂偃武修文，归马华山之阳，放牛桃林之野，干戈包以虎皮，将帅使为诸侯，示天下不复用武，亦《六韬》之微意也。自斯以降，宋襄公弃权谋而行仁义，故卒败于泓，秦始皇舍正道而专诡谲，故二世而亡。向使二君知太公之书，仁义权谋兼而用之，则乌得为三王之罪人乎。惟张子房之用黄石，亦可谓造其阃域矣。承学荒残，姑诵所闻，以塞明问，幸执事裁之。

国史侍读内翰尚书丈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转致台翰之赐，即已具启，尽布腹心，今当彻听闻久矣。今日得崇安递中十八日所赐教帖，伏读再三，仰认至意，感服之馀，得以窃闻比日暑中，台候起居万福，又以为慰。熹学不加进，而迂戾日甚，特以去违门墙之久，明公不深知，犹复以故意期之，移书招徕，词旨笃厚。此见高明好贤乐善之意有加于前，而熹无以堪之，徒自惧耳。区区之怀所欲陈者，所附徐倅书已索言之。但不知向托元履致丞相书及申省状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报，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诸公所以必欲其来，何谓也哉？以为欲行其道，则熹学未自信，固无可行之道；今日所处，人得为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诸公皆以耆德隽望服在大僚，而纪纲日紊，奸倖肆行，未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为欲荣其身，则使熹捐亲而仕，舍灵龟而观朵颐，随行逐队，则有持禄之讥；卬首信眉，则有出位之戒，是亦何荣之有哉？凡此数者，久已判然于胸中。往时犹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决然为长往之计。今明公还朝期年，诸事又且如此，则熹亦岂待视一魏元履而为去就哉？然闻元履数有论建，最后者尤切。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则有志之士虽欲不视之以为去就亦不可得矣。盖出处语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适于义而已。熹累蒙敦譬，固已不敢辄徇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报，若已得请，固为幸甚，无所复言；若犹未也，而诸公果能协成元履之论，使圣德日新，谗佞屏远，逆耳利行之言日至于前而无所忤焉，则熹失所望于前者，犹或可以收之于后，又何说之辞哉？程、张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尝不可止而止也。熹则何敢议此？特因来教而及之。至于前日冒进瞽言，明公不以为谴，而欲与之上下其论，且将推是而益省察焉，明公进德不倦之意可谓盛矣。然事变无穷，几会易失，酬酢之间，盖有未及省察而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贵明理也。理明则异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乱，而德可久，业可大矣。若熹前日所请，欲明公致一于孔、孟、程子之书者，乃穷理之要，不审高明果以为何如也。近见吕申公家一二议论，殊乖僻悖理，不谓原明亲炙有道，而所见乃尔。向见明公笃信之，今亦觉其非否？盖天下无二道，今两是相持于胸中，所以临事多疑，而当疑者反不察也。所欲言者无穷，薄暮，欲遣书入递，不能尽怀。伏惟益为此道千万自重，不宣。

《通书》谨独章：「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信，悉邪也」。以《太极图》配之，五常配五行，则道德配阴阳，德阴而道阳也。

亦有此理。

今士大夫家丧服有稍从礼制者，止留意于男子之服。若妇人之服，止是因仍时服。按《礼记》《檀弓》「妇人不葛带」章注云：「妇人重要而质不变所重」。然则妇人丧服衣裳相连，如深衣形制，而用麻为带约之。至期除去，只散其要也。又云：「卒哭直变绖而已。绖，首绖也」。按《丧服小记》正义云：「妇人有三髽，一是斩衰髽，二是齐衰布髽」。今云变首绖，是变麻为葛也。不知妇人之首绖是髽之外别有首绖，如男子之首绖，或髽之用麻用布者即是否？若髽之用麻用布者即是绖，则麻可变而为葛，若布变为葛，则反重矣。乞详以见教。

麻髽布髽恐是以此二物括发而为髻，其绖则自加于髽上，非一物也。当暑目昏，不暇检阅，可更详之。

古者一世自为一庙，后世同堂异室，是一室之中夫妇相配也。若祫祭之位，则太祖与妣皆东向；昭之位次，则高祖西而妣东，祖西而妣东，皆南向；穆之位次，则曾祖西而妣东，祢西而妣东，皆北向，亦是夫妇相配。今按丧有祔祭，必以昭穆。盖卒哭而祔，既行礼毕，复迎所祔神主于几筵，以终丧制。至祔庙时，却有当迁之祖，而所祔神主自为一世。但父在母亡，未可祧迁，恐须别为一处以祭其母也。又按《丧小记》云：「妇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祔于亲者」，恐亦是卒哭之祔。若亲者是妾祖姑，妇却是适妇，妾祖姑祭于孙止，妇乃传重入庙者，岂可以混于彼乎？

凡丧，父在父为主。母或先亡，父自祔之祖母之室，岁时祭之东厢。父死，乃随之以入庙耳。嫡妇祔于妾祖姑，诚似未安。然未有考，则不得已且从「祔于亲者」之文，盖舍此杜撰不得也。

《丧小记》「妾祔于妾祖姑」正义云：「妾母不世祭于孙，否则妾无庙」。《春秋》考仲子之宫，胡氏云：「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无祭享之所」。审如是，则天子之元后、诸侯之元妃，虽曰无子，必当配食于庙，而其他或继室，或媵妾，虽曰有子而即天子诸侯之位者，皆当为坛于庙而别祭之。至大祫则祔于正嫡而祭。所谓「诸侯不再娶，于礼无二嫡」之说，可通于天子也。不审如何？

妾母不世祭，则永无妾祖姑矣。向窦文卿亦尝问此，无以答之。今恐疏义之说或未可从也。为坛之说，恐亦未安。祔嫡而祫妾并坐，尤为未便。恐于礼或容有别庙，但未有考耳。

命士以上父子异宫，是同处而各有室庐否？

古人宫室之制，前有门，中有堂，后有寝，凡为屋三重，而通以墙围之，谓之宫。以理言之，父子固当同处。然所居之左右前后或是他人之居，不可展拓，不知又如何得同处？此等事古今异宜，不可得而考也。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卫人杀州吁于濮」，「卫人立晋」，三称卫人，是非不相掩也，直书而义自见矣。滕侯于隐公时书「卒」，书「来朝」，至桓公二年以后终春秋之世，止称「滕子」，胡氏以为因其朝威降而称「子」。果如是说，则桓公之世贬之足矣，自是称子而不侯，无乃非「恶恶止其身」之义乎？

沙随程丈此说甚精，曾见之否？

「胥命于蒲」，三传、荀卿及胡氏皆有取齐、卫二侯之说，而或者以谓二侯不由王命相推戴，命为方伯，故《春秋》变文以讥之也。愚谓若如或者之说，则于文义为顺，恐合经意。彼春秋诸侯私相要誓，诚为可罪，然其私相会聚，交政中国，虽曰不盟，亦未见其有可取也。彼所谓「相命而信谕，谨言而退」，凡交际之间有投合者，大率皆然，又何足以为异而必变文深许之乎？况齐僖、卫宣行事载于《春秋》诚举一端，如纪会桃丘等事，莫非倾险之习，则其相命之际，不知果何所命乎？不要其相命之公私而概以相命为可取，愚未敢深信。

《史记》书「齐、卫会于徐州以相王」，似或者胥命之说。

「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恐当从《左氏》闵公二年之传。胡氏谓齐人归者，以其丧归于鲁也。书曰「以归」，何以决知其以丧归于鲁乎？且七月齐人以丧归鲁，而十有二月其丧方至，岂若是其迟迟乎？

凡书「以归」，皆为以之而归其国，如戎伐凡伯之类。

滕侯自桓公以后称「子」，杞侯自庄公以后称「伯」，又僖二十三年卒而书「子」，二十七年朝而书「子」，后又称「伯」，窃意当时小国朝会于大国，从其爵之大小以纳其贡之多少，故子产争承于平丘之会，以谓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吴、晋黄池之会，吴人将以公见晋侯，子服何以谓「敝邑之职贡于吴，有丰于晋，今将以寡君见晋君，敝邑将改职贡。若为子男，则将半邾，以属于吴，而如邾以事晋」。由此观之，则当时公侯之国以其职贡之不共而自贬其爵者多矣。

沙随说正如此。

侵曹伐卫，再称晋侯（先生侧边批云：「此正是晋文谲处。」），恐非贬辞。盖围宋之役，二国虽不与，而其从楚则一也。晋文不先加兵于陈、蔡、郑、许，而先侵曹伐卫，或是当时事势有未可者。岂有楚人暴横，诸侯皆南向从楚，而得一诸侯用兵以张中国之威，《春秋》遂遽贬之乎（先生侧批云：「康节论五霸功罪之意得之。」）？今以楚人救卫为善楚贬晋，而成凡书「救」者，未有不善之例，则文公九年「楚人伐郑，公子遂会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为罪赵盾，何也？既罪赵盾，何以又书「救」乎？学《春秋》者固不可执定例以害大义也。至于下书「执曹伯畀宋人」，「卫侯出奔，复归与元咺」等事，则晋侯无所逃责矣。

有难言者。

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利其国而诱杀之也，故名。胡氏谓蔡般弑君，与诸侯通会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义唱天下，奉词致讨其弑父弑君之罪，谋于蔡众，置君而去，虽古之征暴乱者不越此矣。愚谓诸侯与通会盟者，楚子为之会主也。以弑君之贼会弑君之贼，同恶相求，非惟不能讨其罪，亦不敢讨其罪矣。今欲图其国而杀之，恶人之常态也，是乌可于十有一年之后责楚子以唱大义以讨般？楚子未暇治也，而又责其讨般，典刑紊矣。

甚善。

「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违，志壹之动气也。伏羲氏，后天者也。后天而奉天时，气壹之动志也」。此数语恐未安。伏羲是阐三才之理，舜、孔子是感和气之应，其引先天、后天之说，固为失之。引孟子志气之论，尤失其旨。其后又言「圣人之心，感物而动」，辞意亦差，皆以作用观圣人之失也。

胡氏此章似无病，更宜详味。但不知文成致麟果然否耳。

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虽是常行之道，然其德之至则极乎高明。高明犹言上达也，中庸犹言下学也。

极高明而道中庸，若如来喻，即是上达而下学，成何道理？此处且当虚心熟玩本文之意，参以《章句》之说，便见日用工夫的确处，不须容易立说也。

有气禀之恶，有陷溺之恶，然皆当复之以为善。明道所谓「有流而未远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始浊」，却是说陷溺之恶。陷溺之恶，比比皆是；气禀之恶，则如子越椒之类，不常有也。气禀之性犹物之有万殊，天命之性则一也。

气禀物欲之陷溺，此不必论其常有不常有，但当致其澄治之功耳。

吕氏说率性之谓道一段，如礼谓差等节文与夫丧服异等、仪章异制，大意与修道之谓教相似。

吕氏意却在无所憾、莫敢争处见得率性是道也。

侯氏引告子「生之谓性」以解率性，却只是说得气质之性。而所谓率性者，不专主乎气质也，如曰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齐，飞走之异禀，然而动者动，植者植，天机自完，岂非性乎？马之性健而健，牛之性顺而顺，犬吠盗，鸡司晨，不待教而知之，岂非率性乎？言草木、飞走、马牛、犬鸡之性而不及人之性，仁、义、礼、智之为性，则疏略之甚，无待于此。

侯氏说固疏略，然却是宗程先生说。但得其言而不得其意，故信口言之而为此疏脱耳。

一阴一阳之谓道，言天道之流行者也。率性之谓道，言人物之所以得乎天道者也。

一阴一阳之说是。

杨氏言仁义不足以尽道，恐未安。《易》只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仁义不足以尽道，游、杨之意大率多如此。盖为老、庄之说陷溺得深，故虽亲闻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虚心反覆，著意称停，以要其归宿之当否。所以阳离阴合，到急衮处则便只是以此为主也。此为学者深切之戒。然欲论此，更须精加考究，不可只恃「曰仁与义」之言而断以为必然也。近得龟山《列子》说一编，读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驰也？

侯氏曰：「君子终日乾乾，至无咎者，戒谨所不闻也。君子终日对越上帝，尚何戒谨恐惧之有？以圣人之诚，则无待乎此也」。恐未安。乾乾夕惕为戒谨恐惧，其说虽可旁通，然乾乾夕惕，《乾》九三之事也。九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圣人之心自是如此。《中庸》言戒谨不睹，恐惧不闻，乃学者之事。比而同之，则少差矣。且其说既已如此，又曰「君子对越上帝，尚何戒谨恐惧？以圣人之诚，则无待乎此」，其说自相背驰，殆不可晓。

侯氏说固多疏阔，然以乾乾夕惕为圣人之事，戒谨恐惧为学者之事，亦恐未然。大抵戒惧惕厉之心则一，而成德、初学所至自不同耳。

张子曰：「礼亦有不须变者，如天叙天秩之类。时中者不谓此」。五典五礼，生民日用之常，君子之所力行者举不外此。常者，固此理也。凡事不出此五者，非五者之外别有个时中也。

张子之言，如三代所因及所损益之类，理虽一而事不同也，未可遽以为不然。

所论为学之意甚荷不鄙，但若果有所得，出言吐气便自不同。才见如此分疏解说，欲以自见其能而唯恐人之不信，便是实无所得。自明眼人观之，固不待其词之毕而有以识之矣。孝悌忠恕，若浅言之，则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间更无立脚处。故圣人之教未尝不以为先，如所谓入则孝，出则悌，忠恕违道不远是也。若极言之，则所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圣人一贯之妙者，亦不过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学》之道必以格物致知为先，而于天下之理、天下之书无不博学审问，谨思明辨，以求造其义理之极，然后因吾日用之间、常行之道，省察践履，笃志力行，而所谓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忠恕之一以贯之者，乃可言耳。盖其所谓孝悌忠恕虽只是此一事，然须见得天下义理表里通透，则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个死底孝悌忠恕，虽能持守终身，不致失坠，亦不免但为乡曲之常人，妇女之检押而已，何足道哉？今且以所举有子、曾子之言观之，似于文义之间全未考究。虽近世先觉，如程夫子之言，所以发明其妙者，恐皆未尝过目而经心，而况于其他义理精微，千差万别，岂能一一会其旨归也哉？故熹窃以为今日与其自辨以求合，枉费言语，枉费心力，不若一切放下，便依此说，且将《大学》、《论语》反复熟读，而因程子之言与其门人数公之说以求圣贤之指意所在，句句而讲，字字而思，使无毫发不通透处，则自不须如此妄自拘束，强作主张也。无疑试更思之，恐或可信，则一两月间，天气差暖，或能乘兴一来，面罄其说，庶几彼此殚尽，免至如此担阁，虚费光阴也。晷景制作甚精，三衢有王伯照侍郎所定官历刻漏图一编，亦与此同。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然亦须大者先立，然后及之，则亦不至难晓而无不通矣。「北宫黝似孟施舍」，《孟子》本文无此语，不知寻常如何晓会？此句未敢轻论其得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