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宫秋律，百卉必雕。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隋书·牛弘传》、《北史》七十二、《御览》二十五。）。

上以太常乐丞鲍邺等上乐事，下车骑将军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邺上言：『王者饮食，必道顺四时五味，故有食举之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废。今官雅乐独有黄钟，而食举（已上九字从《东观记》补）乐但有太蔟，皆不应月律。恐伤气类（此句从《东观记》补），可作十二月，均各应其月气，公卿朝会，得闻月律（此二句从《东观记》补），乃能感天地，和气宜应。明帝始令灵台六律侯，而未设其门。《乐经》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气丰物也。月开斗建之门，而奏歌其律。诚宜施行。愿与待诏严崇及能作乐气者共作治，考工给所当』。诏下太常。太常上言：『作乐器直钱百四十万六万，请太仆作成上』。奏寝。今明诏下臣防，臣辄问邺及待诏知音律者，皆言圣人作乐，所以宣气致和，顺阴阳也。臣愚以为可顺上天之明时，因岁令王正（《东观记》作「因岁首之嘉月」），发太蔟之律，奏《雅》《颂》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气。其条贯甚备（《续汉·律历志上》注补引薛莹《书》，《后汉·章纪》注引《东观记》，又《隋书·音乐志下》牛弘等议引《东观书·马防传》）」。

窃惟权衡度量，经邦懋轨，诚须详求故实，考校得衷。谨寻今之铁尺，是太祖遣尚书故苏绰所造，当时检勘，用为前周之尺。验其长短，与宋尺符同，即以调钟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数满尺，实于黄钟之律，须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虽复小稀，实于黄钟之律，不动而满。计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于铁尺，终有一会。且上党之黍，有异他乡，其色至鸟，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正以时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异，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许慎解，鬯黍体大，本异于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满尺，即是会古。实龠之外，才剩十馀，此恐围径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动取满，论理亦通。今勘周汉古钱，大小有合，宋氏浑仪，尺度无舛。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隐钩深，以律计分，义无差异。《汉书·食货志》云：「黄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铸金校验，铁尺为近。依文据理，有会处多。且平齐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为定，弥合时宜。至于玉尺累黍，以广为长，累既有剩，实复不满。寻访古今，恐不可用。其晋、梁尺量，过为短小，以黍实管，弥复不容，据律调声，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谐，明王盛范，同律度量，哲后通规。臣等详校前经，斟量时事，谓用铁尺，于理为便（《隋书·律历志》上，周宣帝时，达奚震及牛弘等议云云。未及详定，高祖受终。）。

经籍所兴，由来尚矣。爻画肇于庖羲，文字生于仓颉，圣人所以弘宣教导，博通古今，扬于王庭，肆于时夏。故尧称至圣，犹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观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武王问黄帝、颛顼之道，太公曰：「在《丹书」》。是知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治国立身，作范垂法。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阁、秘书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于是鸿生巨儒，继踵而集，怀经负帙，不远斯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嫌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馀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美其朱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虽古文旧简，犹云有缺，新章后录，鸠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训范当世。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僭伪之盛，莫过二秦，以此而论，足可用矣。故知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馀，皆归江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馀卷。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馀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尤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馀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馀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已后，迄于当今，年逾千载，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临区宇，功无与二，德冠往初。自华夏分离，彝伦攸斁，其间虽霸王递起，而世难未夷，欲崇儒业，时或未可。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臣史籍是司，寝兴怀惧。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纵有知者，多怀吝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臻，观阁斯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不亦善乎！伏愿天鉴，少垂照察（《隋书·牛弘传》，《北史·牛弘传》，又见《御览》六百十九）。

圣教陵替，国章残缺，汉、晋为法，随俗因时，未足经国庇人，弘风施化。且制礼作乐，事归元首，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设重之礼？两萧累代，举国遵行。后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师旅弗遑，宾嘉之礼，尽未详定。今休明启运，宪章伊始，请据前经，革兹俗弊（《隋书·礼仪志》三，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奏，诏曰可。）。

臣闻周有六代之乐，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帝改《韶武》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礼容》，增演其意。《昭容》生于《武德》，盖犹古之《韶》也。《礼容》生于《文始》，矫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时》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弦，荐于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舞》，更造新歌，荐于武帝之庙。据此而言，递相因袭，纵有改作，并宗于《韶》。至明帝时，东平献王采《文德舞》为《大武》之舞，荐于光武之庙。汉末大乱，乐章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夔，以为军谋祭酒，使创雅乐。时散骑侍郎邓静善咏雅歌，乐师尹胡能习宗祀之曲，舞师冯肃晓知先代诸舞。总练研精，复于古乐，自夔始也。文帝黄初，改《昭容》之乐为《昭业乐》，《武德》之舞为《武颂舞》，《文始》之舞为《大韶舞》，《五行》之舞为《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乐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乐曰《咸熙》之舞。又制乐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于天地宗庙，及临朝大飨，并用之。晋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礼及上寿食举歌诗。张华表曰：「案汉、魏所用，虽诗章辞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并系于旧，一皆因袭，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勖典乐，使郭夏、宋识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龠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贺循为太常卿，始有登歌之乐。大宁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间，鸠集遗逸，邺没胡后，乐人颇复南度，东晋因之，以具钟律。太元间，破苻永固，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金石始备。寻其设悬音调，并与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长子，尽获苻氏旧乐。垂息为魏所败，其钟律令李佛等，将太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邺。德迁都广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没姚兴，超以太乐伎一百二十人诣兴赎母。及宋武帝入关，悉收南度。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后舞》。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至十四年，典书令奚纵，复改定之。又有《凯容》《宣业》之舞，齐代因而用之。萧子显《齐书志》曰：「宋孝建初，朝议以《凯容舞》为《韶舞》，《宣业舞》为《武德舞》。据《韶》为言，《宣业》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凯容》歌辞，《后舞》《凯容》歌辞者矣。至于梁初，犹用《凯容》《宣业》之舞，后改为《大壮》《大观》焉。今人犹唤《大观》为《前舞》，故知乐名虽随代而改，声韵曲折，理应常同。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又得陈氏正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且观其曲体，用声有次，请修缉之，以备雅乐。其后魏洛阳之曲，据《魏史》云「太武平赫连昌所得」，更无明证。后周所用者，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悉停之（《隋书·音乐志下》，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由是牛弘奏。）。

臣闻蒉桴土鼓，由来斯尚，雷出地奋，著自《易经》。邃古帝王，经邦驭物，揖让而临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秦焚经典，乐书亡缺，爰至汉兴，始知鸠择，祖述增广，缉成朝宪。魏、晋相承，更加论讨，沿革之宜，备于故实。永嘉之后，九服崩离，燕、石、苻、姚，递据华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衽，无复微管之功。前言往式，于斯而尽。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则皇规，粲然更备，与内原隔绝，三百年于兹矣。伏惟明圣膺期，会昌在运。今南征所获梁、陈乐人，及晋、宋旗章，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于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诏，详定雅乐，博访知音，旁求儒彦，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为一代正乐，具在本司（《隋书·音乐志下》，十四年，乐定。牛弘、姚察、许善心、虞世基、刘臻等奏。）。

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义》云：「祀于明堂，教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治，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郑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则堂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修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正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世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玄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同：「寝不逾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馀。若以宗庙论之，袷享之时，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为七，先公照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便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太室之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笾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工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案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之书。刘瓛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周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句，又论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尺，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以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建安之后，海内大乱，京邑焚烧，宪章泯绝。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而庙宇之制，理据未分。宜可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馀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此乃世乏通儒，时无思术，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后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宅洛阳，更加营构，五鬼纷竞，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托。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升，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郑玄注曰：「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郑玄亦言：「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五经异义》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圆下方」。郑玄同之。是以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后不言屋，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复庙重檐，刮楹达向，天子之庙饰」。

谨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簇，歌应钟，皆是旋相为宫之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则太簇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仿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曰：「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风，历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环转运，义无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馀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还相为宫者，谓当其王月，名之为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二月不以太簇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岂不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哉？刘歆《钟律书》云：「春宫秋律，百卉必雕；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乃发声」。以斯而论，诚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为黄钟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复何施？恐失圣人制作本意。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隋书·牛弘传》，又《北史》七十二）。

后周之时，以四声降神，虽采《周礼》，而年代深远，其法久绝，不可依用。谨案《司乐》：「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舞《云门》以祭天。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舞《咸池》以祭地。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圜钟为羽，舞《韶》以祀宗庙」。马融曰：「圜钟，应钟也」。贾逵、郑玄曰：「圜钟，夹钟也」。郑玄又云：「此乐无商声，祭尚柔刚，故不用也」。干宝云：「不言商，商为臣。王者自谓，故置其实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无德以主之，谦以自牧也」。先儒解释，既莫知适从，然此四声，非直无商，又律管乖次，以其为乐，无克谐之理。今古事异，不可得而行也。案《东观书·马防传》，太子丞鲍邺等上作乐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邺上言，天子食饮，必顺于四时五味，而有食举之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也。今官雅乐独有黄钟，而食举乐但有太簇，皆不应月律，恐伤气类。可作十二月均，各应其月气。公卿朝会，得闻月律，乃能感天，和气宜应。诏下太常评焉。太常上言，作乐器直钱百四十六万，奏寝。今明诏复下，臣防以为可须上天之明时，因岁首之嘉月，发太簇之律，奏雅颂之音，以迎和气」。其条贯甚具，遂独施行。起于十月，为迎气之乐矣。又《顺帝纪》云：「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为辟雍，隶太学，随月律。十月作应钟，三月作姑洗。元和以来，音戾不调，修复黄钟，作乐器，如旧典」。据此而言，汉乐宫悬有黄钟均，食举太簇均，止有二均，不旋相为宫，亦以明矣。计从元和至阳嘉二年，才五十岁，用而复止。验黄帝听凤以制律吕，《尚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周礼》有「分乐而祭」。此圣人制作，以合天地阴阳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调，斯言诬之甚也。今梁、陈雅曲，并用宫声。案《礼》：「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卢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转用事，当用事者为宫。宫，君也」。郑玄曰：「五声宫、商、角、徵、羽。其阳管为律，阴管为吕。布十二辰，更相为宫，始自黄钟，终于南吕，凡六十也。皇侃疏：「还相为宫者，十一月以黄钟为宫，十二月以大吕为宫，正月以太簇为宫。馀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备五声，合六十声，五声成一调，故十二调」。此即释郑义之明文，无用商、角、徵、羽为别调之法矣。《乐稽耀嘉》曰：「东方春，其声角，乐当宫于夹钟。馀方各以其中律为宫」。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宫于夹钟也。又云：「五音非宫不调，五味非甘不和」。又《动声仪》：「宫唱而商和，是谓善本，太平之乐也」。《周礼》：「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郑玄以黄钟之钟、大吕之声为均。均，调也。故崔灵恩云：「六乐十二调，亦不独论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乐者，皆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须五声八音错综而能成也。《御寇子》云：「师文鼓琴，命宫而总四声，则庆云浮，景风翔」。唯《韩诗》云：「闻其宫声，使人温厚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则当声为曲。今以五引为五声，迎气所用者是也。馀曲悉用宫声，不劳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勖论三调为均首者，得正声之名，明知雅乐悉在宫调。已外徵、羽、角，自为谣俗之音耳。且西凉、龟兹杂伎等，曲数既多，故得隶于众调，调各别曲，至如雅乐少，须以宫为本，历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馀调，更成杂乱也（《隋书·音乐志下》，牛弘及秘书丞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详议。）。

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大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馀以次运行，宫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执始之类，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寿，未知延寿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诏候钟〔律〕殷彤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其子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太史丞弘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知为准施弦。熹平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据此而论，京房之法，汉世已不能行。沈约《宋志》曰：「详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无施于乐」。《礼》云：「十二管还相为宫」，不言六十。《封禅书》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为乐，得成亦所不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意也（《隋书·牛弘传》，《北史》七十二）。

案《周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众注曰：「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者，用黄钟为调，歌大吕者，用大吕为调。奏者谓堂下四县，歌者谓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间，皆用二调」。是知据宫称调，其义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各自为调。今见行之乐，用黄钟之宫，乃以林钟为调，与古典有违。案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以外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钟，是勖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须改之（《北史》七十二，案张溥本有同律度量议，据《隋书·律历志》上，周宣帝时，达奚震与牛弘等议，宜编入达奚震文。）。

制礼作乐，圣人之事也，功成化洽，方可议之。今宇内初平，政化未洽。遽有变革，我则未暇（《隋书·音乐志下》）。

礼之为用，时义大矣。黄琮苍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牲食，展宗庙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丧纪之节。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安上治人，莫善于礼。自区宇乱离，绵历年代，王道衰而变风作，微言绝而大义乖，与代推移，其弊日甚。至于四时郊祀之节文，五服麻葛之隆杀，是非异说，舛驳殊涂，致使圣教凋讹，轻重无准。朕祗承天命，抚临生人，当洗涤之时，属干戈之代。克定祸乱，先运武功，删正彝典，日不暇给。今四海乂安，五戎勿用，理宜弘风训俗，导德齐礼，缀往圣之旧章，兴先王之茂则。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任居端揆，博达古今，或器推令望，学综经史。委以裁缉，实允佥议。可并修定五礼（《隋书·文帝纪下》，案：《初学记》十三以此诏为李德林作，恐误，德林死于开皇十九年。见《唐书·李百药传》。）。

牛弘奏云：「皇太子冬正大朝，请服衮冕」。帝问给事郎许善心曰：「太子朝谒，著远游冠，有何典故」？对曰：「晋令皇太子给五时朝服、远游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议仪注，仪曹郎丘仲起议：『案《周礼》，公自衮冕已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伏寻古之公侯，尚得服衮，以入朝见，况皇太子储副之尊，谓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贺』。兼左丞陆澄议：『服冕以朝，实著经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后汉始备古章。魏、晋以来，非祀宗庙，不欲令臣下服于衮冕，位为公者，必加侍官，故太子入朝，因亦不著。但承天作副，礼绝群后，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请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仪。至梁简文之为太子，嫌于上逼，还冠远游，下及于陈，皆依此法。后周之时，亦言服衮入朝。至于开皇，复遵魏、晋故事。臣为衮冕之服，章五虽差，一日而观，颇欲相类。臣子之道，义无上逼。故晋武帝太始三年，诏太宰安平王孚著侍内之服，四年又赐赵、燕、乐安王等散骑常侍之服。自斯以后，台鼎贵臣，并加貂珰武弁，故皇太子遂著远游冠，谦不逼尊，于理为允（《隋书·礼仪志七》。）」。

大兴善寺翻经众沙门法经等敬白皇帝大檀越：去五月十日太常卿牛弘奉敕须撰众经目录，经等谨即修撰，总计众经合有二千二百五十七部，五千三百一十卷。凡有七卷，别录六卷，总录一卷。缮写始竟，谨用进呈。经等又敬白：仰惟无上法宝，道洽无穷。像运中途，缘被兹土。昔方朔睹昆明下灰，令问西域取决。刘向校书天阁，录载已见佛经。方知前汉之世，正法久至。非为后汉，始流此地矣。但自道淡情华，真伪玄隔；人鲜宗敬，虽有若亡。又致明帝梦感，金容亲应者，当是圣道凭藉皇王，大启弘奉之端耳。于是发使西域，专求佛经。缘此摩腾、法兰创出《四十二章》，世高、支谶广译诸馀经部。是后通道之士，相寻而至。爰暨魏晋京洛之日，虽有支谦、康会，骤宣于金陵，竺护、兰炬，飞译于雍洛，然而信敬尚简，奉行固微。比逮东晋、二秦之时，经律粗备。但法假人弘，贤明日广。于是道安法师创条诸经月录，诠品译材，的明时代，求遗索缺，备成录体。自尔达今，二百年间，制经录者十有数家。或以数求，或用名取，或凭时代，或寄译人。各纪一隅，务存所见。独有扬州律师僧祐撰《三藏记录》，颇近可观。然犹小大雷同，三藏杂糅。钞集参正，传记乱经；考始括终，莫能该备。自外诸录，胡可胜言！僧众既未获尽见三国经本，校验异同，今惟且据诸家目录，删简可否，总摽纲纪，位为九录，区别品类，有四十二分，九初六录三十六分，略示经律三藏大小之殊，粗显传译是非真伪之别。后之三录，集传记注。前三分者，并是西域圣贤所撰，以非三藏正经，故为别录。后之三分，并是此方诸德所修，虽不类西域所制，莫非毗赞正经。发明宗教，光辉前绪，开进后学，故兼载焉。又法经等更复窃思，诸家经录，多是前代贤哲修撰。敬度前贤，靡不皆号一时稽古，而所修撰不至详审者，非彼诸贤才不足而学不周，直是所遇之日，天下分崩，九牧无主，名州大郡，各号帝畿，疆场艰关，并为战国。经出所在，悉不相知；学者遥闻，终身莫睹。故彼前哲，虽有才能，苦不逢时，亦无所申述也。当今经等识学，诚不及古，而宿缘多幸，运属休辰，四海为家，六合清泰，殊方异俗，宛在目前。正朔所颁，书轨无外。又皇帝大檀越，虽复亲综万机，而耽道终日，兴复三宝，为法轮王，永开四趣之门，大启天人之路，在域群生，莫不蒙赖，而况经等，夫复何论！所限识慧无长，猥参嘉运，不能尽获三国经本及遗文逸法，造次修撰，多有暗昧，进思退省，惭慨良深。敬白（《释藏》百一，《众僧目录》）。

窃以毒螫噆肤，则申旦不寐，饥寒切体，亦卒岁无聊。何则？痛苦难以安，贫穷易为感。况怀抱之内，冰火铄脂膏，腠理之间，风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缄唇，吞声饮气，恶呻吟之响，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书〔公〕动哀矜之色，开宽裕之怀，咳唾足以活枯鳞，吹嘘可用飞穷羽。芬椒兰之气，暖布帛之词，许小人之请，开大君之听。虽复山川绵远，鬼神在兹，信而有徵，言无不履，犹恐拯溺迟于援手，救经缓于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鲁匠之云梯，则必悬于槁树之枝，没于深渊之底矣。夫以一介贫人，七年直省，课税不免，庆赏不沾。卖贡禹之田，供释之之费，有弱子之累，乏强兄之产。加以老母在堂，光阴迟暮，寒暑违阙，关山超远，啮臂为期，前途逾邈，倚闾之望，朝夕已勤。谢相如之病，无官可以免，发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厉鬼，人生异乎金石，营魂且散，恐筮予无徵，赍恨入冥，则虚缘恩顾，此乃王稽所以致言，应侯为之不乐也。潜鬓发之内，居眉睫之间，子野未曾闻，离朱所不见，沉沦东观，留滞南史，终无荐引，永同埋殡。三世不移，虽由寂寞，十年不调，实乏知己。夫不世出者，圣明之君也，不万一者，诚贤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万一，此小人所以为明尚书幸也。坐人物之源，运铨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缁衣，此小人为明尚书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用能之资，增日月之明，无手足之戚，惮而弗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称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窃议，语流天下。劳不见图，安能无望！傥病未及死，往还克念，眄穷愁之简，属离忧之词，托志于前修，通心于来哲，使千载之下哀其不遇，追咎执事，有点清尘，则不肖之躯，死生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愿少加怜悯，留心无忽（《隋书·王孝籍传》，《北史·王孝籍传》，《文苑英华》六百九十一）！

吏部尚书牛弘建议，以为礼诸侯绝傍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国，虽不同古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亲一等。议者多以为然。炫驳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进。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禄之义。族人与宗子虽疏远，犹服缞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与古既异，何降之有。今之贵者，多忽近亲，若或降之，民德之疏，自此始矣（《隋书·刘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