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会将来郊祀大礼，依已降指挥，用国初大驾仪仗，总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二人。除已有黄麾半仗、玉辂、腰小舆、大辇、平辇、逍遥子、执著法物外，有其馀仪仗下人，并已讨论制造金辂、象辂、革辂、木辂、芳亭、凤辇、宝舆、属车等。下人各有执著服色，法服仪仗，即今并阙。伏望朝廷详酌指挥，下所属取会应奉官司，命各用数目制造施行。

一、已有共三千四百九十二人：法物仪仗、黄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玉辂、腰小舆、大辇、平辇、逍遥子下共一千九人。

一、见阙七千七百三十人：法物仪仗、金辂、象辂、革辂、木辂、芳亭、凤辇、属车、宝舆等一千二百七十三人，仪仗、鼓吹、天武、捧日、奉宸队等共六千四百五十七人。

承都省劄子，将来郊祀大礼合用仪仗，已降指挥，依国初大驾卤簿人数。所有仗内六引车辂辇舆，诏令礼、兵部、太常寺讨论合排办人数，申尚书省。今讨论除五副辂不须制造外，有合制造排办车辂辇舆数内，见阙六引车六乘，墨车二乘，夏缦车四乘；五正辂除玉辂外，见阙金辂、象辂、革辂、木辂四乘；属车十二乘，黄钺车一乘，豹尾车一乘。及宝舆、据见在实数。殿中辇舆，除大辇、平辇、逍遥子、腰小舆外，见阙二乘：芳亭辇一乘，凤辇一乘。候指挥。

伏睹圣旨指挥，今岁冬日至郊见上帝，用遵太祖皇帝典故，除事神仪物外，乘舆服御并从省约。本部已逐一条具外，独有五辂未敢轻议。窃详自来大礼虽五辂并设，然考之礼经，玉辂以祀，金辂以宾，象辂以朝，革辂以即戎，木辂以田。而祭祀所用者，一玉辂而已。典辂之职虽曰「凡会同军旅，以辂从」，而后郑释曰：「王乘一辂，以其馀辂行，亦以华国」。然则金、象、革、木四辂，不过为一时观美，非其所乘也。方承平时，五者并设，固不为过，今圣主方欲隆俭德而戒劳民，其乘舆服御之费又无大于此四者，有司敢不钦承？所有今来郊礼，欲乞因时之宜，止用玉辂，其馀四辂权不以从。庶几有以仰副明诏，且于礼经无所背戾。

辱示以所见，甚慰。此事真要端的有著落，空言泛泛，何益于吾身。上蔡先生「仁敬」二字，乃无透漏之法门，惟益勉旃，以副所望。

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不知公如何分解？须是指摘分明说出，难为模糊说也。看《通鉴》有得，毋惜以一二精义见教。吾徒幸不蔽固于俗学，圣贤事业幸有一线路可以究竟。惟不志于功利、死而后已者，可与共进此道耳。吾友勉之！

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更曾细观语录，入思虑否？「阴阳亦形而下者」，此语如何？理趣须是自通贯，随人言语，是不可也。某见侯先生说此句，信以为是，更不致思，前日顿省犹未是也。经可易读乎？如尹先生《语解》，亦未可轻易，使高明之人有蚍蜉撼大树之笑也。如何？某年齿往矣，虽摧颓，而志方欲振耀，所望直谅之友左提右挈，庶几不丧素志乎！勉之勉之，交相警戒可也。

又，「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与未发已发不同。体用一源，不于已发未发而分也。宜深思之。

又，所见果分明，不必虚为谦让。若未分明，正要提起熟讲，然后可望上达。天命至微，自非亚圣大贤，孰敢便为已贯通。惟是念念不忘，庶几日日有功，不至坠堕也。

又，左右书词有得有失焉。志近，思得也；迫切，则苦而不可久。悔过而不能释去，则局束而不可大。欲速如圣贤，以未见近切而自谓，恐终不能至，则大非所望也。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不特为政，学亦如是也。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长」。此养心之要道。今欲进学而不终，其去仁也远矣。吾友勉乎哉！

又，学问之道，但患自足自止耳。若勉进不已，则古人事业决可继也。史书自威烈王三十三年而下，其年纪、世次、兴亡，大致尝略考之矣。自是而上，及鸿荒之世，所可知者，则未尝深考之也。今博取群书，取其中于理、不至诬罔圣人者，用编年为纪，如《通鉴》然，名之曰《皇王大纪》。考据三代，虽未精当，然亦粗有条理，可辨王伯，不至纷纷驳杂，如前史所记也。

又，黄、沈有《论语说》，某因其说，亦有数段学问，不可不讲。讲看，便见病败也。前辈凋○殆尽，续之使不绝，正在后辈，吾徒其可以此事若存若亡乎！直须如粥饭，不可少一顿可也，又况欲张而大之乎！呜呼！执书册则言之，临事物则弃之。如是者，终归于流俗而已矣。切不可不戒也。

又，社祭礼秩视三公，不知有何经可以为證。伐鼓于社，以助阳也，非责社也。变置者，更新坛位，尽敬焉耳，非责罚也。更试思之，有可见告者，无吝。反复明道，所谓不有益于此，必有益于彼，不可寝默但已也。

又，闻有相从欲学文者，须依东坡之法令，熟读《左氏》、两汉、韩、柳之文，则他日所成就必大有可观者。因是虎变，亦未可知也。若茍且近功，辟如万户棋子争胜负，能提先手，超迈等伦乎？

又，天帝精义，须自有说，但恐思之未至耳。不可便以《孝经》之言为不是，须反覆思索可也。禘喾郊稷，却似无可疑者。太王为狄所攻，屈己事之，岂得已哉！可谓之乐天乎？

又，郊祀之礼，建正之义，考之颇详，然恨未精也。如蜡祭，既谓合聚万物而索享之，则何可谓以八神为主？社主报啬，其祭在春，首见于何经？地固配天，谓当立北郊方丘，与天分庭抗礼，恐于义理不然，更思以见教。三王建正不易月，《通鉴》纪秦、汉已遵用矣。《大纪》中固已纪实。更精者，《通鉴》可也。

又，「思曰睿，睿作圣」，岂可放下？若放下时，却是无所事矣。无所事，则妄人矣。若太劳则不可，诚如教语也。

又，老人、病人、衰人有死之道，然以目前观之，死者亦未必便是老人、病人、衰人。盖修短有数，一定而不可变，虽圣人与造化同，于修短亦听之，未尝别致力也。此所以为圣人欤？在众人，则不奈何著死耳。凡事皆然，不特死生也。饮水曲肱，安静中乐，未是真实乐，须是存亡危急之际，其乐亦如安静中，乃是真乐也。此事岂易到，古人所以惟日孜孜，死而后已也。读书一切事，须是有见处方可。不然，汩没终身，永无超越之期矣。众人汩没不自知觉，可怜，可怜！

又，下谕《卫》所以为变《风》之首者。伊川云：「以卫首坏王制，并邶、鄘之国故也」。尝考卫顷公之薨在夷王末年，夷王之世方下堂而见诸侯，未见诸侯有相吞并者。伊川云「卫首并邶、鄘」，据《诗》而言，可信也。故各系其国，以见卫之罪也。文中子为《小雅》为周之盛者，言其初也。季子以为周之衰者，言其末也。其从如云如雨如水，恐先公之说得其要也。何以言之？盖民从君者也，君从之，然后臣民从之。圣人之法常在于端本清源，岂可舍本源而就末流乎？

又，《关雎》序云：「不淫其色」。故伊川言：「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求淑女，诗人之意也」。此虽先生之说，然录者亦多误，未可全信也。先生之说，何以未可信？为《关雎》之诗言后妃之德故也。若是诗人之意，即非后妃之德矣。后妃之德，以不妒忌为至，故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进其贤而已，非以貌，不使君子淫其色也。在后妃分上大有意味。使后妃有是德，则人君不修内行等事，一切消磨扫除尽，虽欲发而不可得。此《易》之所谓「女贞」者也。深考此说，则伯氏之非茍发矣。

又，《大纪》工夫不敢辍，首盘古不可移也。事则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理则可存者存，可削者削。近于三皇之世，载些语言甚有意思，俟面见求益也。来书末后所赞鄙言，因事愤发，既以自警，又以奉告。若不于此省悟著工夫，真可惜逡巡枉过一生也。临死而后悔之，则无及矣。德美当有见处，不可为事物所驱役不知觉也。大抵情所重处，便被驱役，自以为是，而不知区区于一物之中，可惜哉！人本与天地同德，乃自弃于一物，可惜哉！某为此言者，非谓德美为事物驱役也，大概相警发耳。其为事物所驱役，不为事物所驱役，惟德美自知之，某不得而与也。勉之勉之！

又，井田封建，施仁恩之大纲也。商鞅、王莽事甚明白，在所不论。董子限田之策，欲渐近古。而唐时府兵之制，亦师古者也。更能将历代田税制度精考，幸甚！周之宗庙只在镐，却于经无可据之文，而在洛却有可据之事。当时周公营洛邑，郊于此，社于此，益于此，诸侯朝于此，祼太室、行封赏于此，似宗庙在洛无疑也。故康王命毕公之文，直以洛邑为王室。唐、虞五载一巡狩，周制六年王乃时巡，车徒简易，非如后世有千乘万骑辨严之难也。四时来朝享，何难之有？洛在畿疆之内，无告行之礼，若适诸侯，则告行，亦非难事也。诸侯来朝享，礼必行于庙，报功行赏，亦必于庙，则洛邑固已朝诸侯、行封赏矣，故曰以宗庙在洛无疑也。惟告朝一事，思天子以祝文遣使，命东郊大臣代告，疑亦可也，但无经文可證耳。主命之文，为出疆设祭祖祢，告命为主，事有主名，非可泛行他事为文，况祭祀必于宗庙，而可行于疆外乎！或谓设虚庙于洛，载主在于是，遇时祭则祭，如烝于文王、武王是也。《礼》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则庙不可虚设矣，则所谓四岳之下皆有庙榭。又曰：「明堂见于太山」。不知据何经而云然乎？成周宣榭火，是周东迁，平王都于此矣。其有固宜，又何可引以为證也？切更思之。

又，郊社之义，谨按孔子曰：「礼者，义之实也」。王者祭天于郊南，面阴也。阴气者，地之体也。天尊地卑，王者父天母地，不敢悖天地之大义也。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具牛羊豕为太牢，太牢固非特牲，又安知其非牛羊乎？礼有以多为贵者，有以少为贵者。王者父天母地，不必事事同，然后为礼。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自有等降也。只如人事父母，其孝爱之心则一，其事则不可同矣。礼以节文为主，若无节文，乃非礼也。《周礼》成于刘歆，歆是不知三纲之人，其书不可引以为證。孟子之言有激而云耳，当以活法观，若以死法观之，则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诸侯大夫莫非有功于民，乃得为诸侯大夫，若以得乎天子诸侯而为诸侯大夫，成甚说话。谓变置社稷，如天子变置诸侯。若欲变置土谷，则土谷不可变置。若欲变置勾龙周弃，则一世伟人英灵在天，不可以比。无道诸侯，诛责而变置之也必矣。

又，旱乾水溢，人君当反躬修行，今反加诛罚于鬼神，果何义耶！《曲礼》下篇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来教谓「《礼》曰：『天子祭天，祭社稷，祭五祀』」。出于何篇也？《曲礼》下篇又曰：「诸侯祭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大夫五祀，岁遍。士祭其先」。《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夫天固诸侯之所不得祭，地虽为母道，又妻道也，臣道也。天子大社封五色土，诸侯各以其方色，是诸侯虽祭地，而比之天子则有等矣。诸侯方祀，殆为是乎！夫诸侯之不敢祭天，犹支庶人之不敢继祖也；诸侯之得祭地，犹支庶人之各母其母也。又按孔子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又曰：「郊，所以明天道也；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又曰：「夫礼必本于天，殽地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又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礼虽无明文，犹当以义起，况顺于理义又有明文如此之多乎？更加深思博观天下之义理可也。

又，示谕数端，皆列圣因革大致也。漫具鄙见，幸却指其未到。建正，自黄帝、尧、舜皆建寅，夏后氏受禅，因而不革也。商之所以建丑，周之所以建子者，为天道至微，所以因时易命改建，所以发明三阳之义，以诏天下后世。其旨深远，不可浅近看也。二帝而上，恐未有是也。服色，恐是随五德之运。禹平水土，北方黑，故尚黑；汤征伐，西方金，故尚白；周亦征伐，火克金，故尚赤，不只以物生之色为上也。忠质文之更，尚承忠之弊，以敬。太史公之言非是。忠与质相近，大抵虞、夏质，殷、周文。殷人以木辂为先辂，是尚质也。周之五冕皆玄冕，朱里延纽，五采缫，十有二就，皆五采，王十有二，玉笄朱纮，其文可知也。圣人欲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是文质参用也。周以玉辂为先辂，今乘殷之辂，谓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亦可也。礼乐之仪章器数，须有本文为之记，可也。不可谓之经，以其是有司之事耳。若《礼》之理，《乐》之义，则在乎《易》、《诗》、《书》、《春秋》之中矣，故通谓之「六经」。贡赋，王畿之内，谷粟自足用，若夫礼乐制度所须之物，则取之九州四海然后足。故任土作贡，各以其所出，不必云取其美物以当谷税也。

又，鲁惠欲以私爱立桓公，隐公承父之志，不立乎其位可矣；今既居其位，又以让桓，则与有罪矣，传说未可非也。首止之盟，义系于齐桓之会王世子，而不系于王世子会齐桓。无亏之杀，义系于宋襄，而不系于齐人。齐昭杀孝公之子，三《传》不载，未详其事，不可凿也。春秋之时，天子无号令，甚矣！卫惠既死，王命讨之，虽为后时，然犹胜终不讨也。齐桓承王命而不动大众，亦得轻重之宜矣。为卫侯者，即日因齐桓之京师，请归罪于司寇，以忠孝盖前人之愆，可也。齐师以是日至，直以是日与之战，甚矣！故义系于卫，而非系于齐也。圣人权轻重，不失毫釐。君子积数十年探讨之心而为之传，岂苟然也？凡有疑，则精思之。思精而后讲论，乃能大有益耳。若见一义即立一说，初未尝求大体，权轻重，是为穿凿；穿凿之学，终身不见圣人之用。

又，承讨论《春秋》学，某未能得髓，何足以辱公问？姑道所见。大一统之法，奉天子正朔是矣，恐不更当用首年也。商、周必改正朔者，三阳之发，天道至微，圣人推而行之，其用妙矣，但人未之思耳，非止于易民观听也。易月之意，无可疑者。圣人制作万世不易之典，其中大有革而不因者，曾易月之可惮乎？一个「春」字，便是行夏之时，正次王，王次春，则立意又别也。以《周书》考之，嗣子即位于初丧者也。踰年之制，方欲讨论深思，只是国史于此年之首方记即位之事也。《春秋》之法，大复仇，然不为复仇而作也。复仇，《春秋》法中一事耳。幽王宠褒姒，黜申后，废嫡子，立伯服，破灭宗周，其罪甚大。故其父子间，圣人所难言也。及其赗仲子，蹈履车之辙，然后书而深罪之也。然则圣人所以不以复仇责平王者，其意所见，殆与书晋弑其君州蒲之类相近似乎！故谥法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不能改也。隐公若不自立，使诸大夫具事本末请王命，则可免矣。《传》谓隐无正者。正，谓不请王命耳。故仲氏以摄为无正，为非义之所存也。故纪侯之去，与其他出奔者不同。故仲尼以「去国」书之，而不书「奔」，故不与其他失国者一例，以名书之也。可谓权轻重，不失毫釐矣。伊川先生未成书，故不能无毫釐未尽善处也。公子郢虽当立，孔子正名，必须请王命，然后为正也。田常弑君，告于哀公，哀公使告三子，孔子岂得不告？告而从，则必请王命，王若能从鲁请，兴义师，便为平定天下之端，不为东周矣。

又，首年之义，恐不可泥于一说。诸侯奉天子正朔，便是一统之义。有事于天子之国，必用天子之年。其国史记政，必自用其年，不可乱也。当时诸侯纪元，乃是实事，与后世改元者不同也。圣人于元上见义，若诸侯无元，则亦不成耑君矣。如元亨利贞、乾坤四德，在他卦亦有之，不可谓《乾》、《坤》方得有元，他卦不得有也。《易》载其理，《春秋》见其用，恐义亦当如此也。祔礼必行之于庙，但皆不见其制度。《书》中有康王受命一事，恐或可推，但无徵不信，不敢遽立说耳。圣人释栾书，归弑于一国之人，若圣人事亲，在乎当诛一国之人乎理不然，《春秋》亦空言耳。宜更思之。窃意《春秋》当以复仇责平王，而圣人不责之意，亦别有说乎？不然，愚说亦有味也。隐公不请王命，固不是，请王命而有得国之意，亦不可。若革先君之不义，请王命而立宗人之贤者，疑亦可也。道固多端，不可执一也。若纪侯者，非齐侯无道暴横之甚，则多守其国者也。去太王则远甚，亦贤于其他自取灭亡者也。故圣人书法如此。舜之为子，烝烝乂不格奸，不可与常人比并而论也。天下有大义，亘古亘今，不可磨灭，要在识之而已。以众授齐侯，亦圣人与狂狷之意，非尽善也。无情反复，然心之精微，言岂能宣？涉著言语，便有滞处。历圣相传，所以不专在言语之间也。

又，先儒之说，须傍附义理，不可轻破，要在自以意观之。所谓以田为地统者，为是二阳也，偶便是坤矣。若阴，则从阳者也，岂可以为统乎！明者，阳也；晦者，阴也。见者，阳也；不见者，阴也。寅正三阳，发见明，孰加焉。故先儒谓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必以此为正也。

检会《五礼新仪》：车驾诣耤田，乘耕根车，左辅奉耒耜，载以象辂，列于仗内。而《会要》又载：政和八年正月八日，其日质明，左辅奉耒耜载于玉辂，耕耤使以仪仗二千人护卫，先诣坛所。湛切考《周官》，玉辂即《书》所谓大辂也。王之五辂，玉辂为最贵。《隋书·礼仪志》：耕根车一名芝车，帝耤千亩，则以青囊盛耒而加于轼上。即潘岳所谓「绀辕属于黛耜」者也。张衡《东京赋》曰「农舆辂木」，注云：凡乘舆车皆羽盖，若农舆则耤田车也，车无饰曰木，农舆无盖，所谓耕根车也。《国朝会要》：雍熙四年详定所言，天子所乘皆有副，耕根车元无副，其制如五辂之副。齐代耤田，御史乘马车，载耒耜于五辂之后，时以为礼轻，更用侍中奉耒耜于玉象辂，以随木辂之后。盖魏晋耕耤皆乘木辂者，先辂也。木辂为之先，明革辂、象辂为次辂也。尊卑所乘先后之序，亦固自有次第。今《政和会要》、《五礼新仪》车驾御耕根车，而耒耜乃载于玉辂、象辂，考之礼经，轻重失次。侧闻真宗皇帝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行耤田，乘玉辂适耕所，司农卿以耕根车载耒耜前玉辂以行。欲望朝廷特赐详酌，下有司讨论，将来亲耕，车驾乘玉辂，以耕根车载耒耜，所贵轻重适当，礼无违者。

孔子谓「巧言鲜仁」，又谓「辞达而已矣」。而后世文士之为辞也，异哉，琢切雕镂，无所不用其巧，曰「语不惊人死不休」，又曰「惟陈言之务去」。夫言惟其当而已矣，谬用其心，陷溺至此，欲其近道，岂不大难？虽曰无斧凿痕，如大羹玄酒，乃巧之极。功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远。是安知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是安知文王「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如尧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达，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谓之巧言，非文章。

天下有累数百年之风俗，既成而不可拔。士生其中，沈浸深入，有不自省。吾徒不可不疾而察之。圣人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吾非求异于众也，诚有所不自安于中也。自三代衰，孔子没，义利之辨浸不明。汉兴，君臣相与以权术取天下，大略本以利，文之以义，孝宣亦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岂惟汉规模如此，历三国、晋、南北、隋、唐、五代，大抵一律。岂惟人主规模如此，士大夫惟上所好，其规模皆如此。岂无善者？其略则同。后世之经术异乎孔子之经学矣，后世之文章异乎三代之文章矣，后世之字画与钟鼎篆刻不同矣。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时谓禄利之路则然。取青紫有拾芥之喻，指所蒙以稽古之力。公言侈说，不以为耻。三代之时，无此风俗也，无此等议论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书》曰「辞尚体要」而已。后世之为辞者大异，冥心苦思，鍊意磨字，为丽服靓妆，为孤峰绝岸，为琼杯玉斝，为大羹玄酒。夫子之文章不如是也。夫子之所以教诲其子弟，亦不闻有是说也。甚者，韩愈敢以孟子与司马相如比而同之。相如何人，跻之至此？专以文称也。以《易》为奇，以《诗》为葩，三极六爻之旨如此乎？三百篇「无邪」之义如此乎？甚至于序送李愿有曰「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此何等法语，而敢肆言无忌如是耶？此无它，举天下之风俗皆然，不以为异也。故学者仰韩如泰山北斗，心服其文，莫见其过。至于字学，尤足鄙笑。书者六艺之一，古所不废，然非学者之所急，游之则可。后世之为字画者，异哉，皓首习之，秘术不露，此周孔事业耶？尝观钟鼎古文，如精金美玉，齐庄冕弁，使人起敬起爱，真三代时风度也。衰世所谓草圣者何哉？以放逸为奇，以变怪为妙。后世之俊杰，三代之罪人。王逸少独步一时，流芳千载，《兰亭》遗墨，秘藏昭陵，老师宿生，无敢拟议。虽则云然，有圣言在，众好必察，窃所未安。如妇人焉，清神丽色，雅服妙妆，美则美矣，而非公庭之所当言，非君子之所好乐。施之于晋宋以来则善，施之于三五之上则悖。何者？无淳古质厚之体也，无庄敬中正之容也。书，心画也。使逸少之书盛行而不少衰，则人心风俗终不反朴，终不可以庶几三代。吁，可念哉！累数百年来，风俗如此，习尚如此，论议如此，牢不可破如此。今也一旦欲排万众之所嗜好，尽反之于古，殆犹回急注于悬崖，止奔马于峻坂，徐而思之，亦有可觊。良心，人所具有也，尧舜与人同耳。圣人先觉，我心之所同然耳。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孟子曰「仁，人心也」。仁圣之性，人所同有，昏而蔽之，始丧其灵。如尘积鉴，本明犹在，一日启之，光烛天地。孟子言必称尧舜于战国之时，今之时顾不胜于战国之时耶？岂战国之人皆可以为尧舜，而今之人皆不可也？必不然也。放情逸意，固众人所不能免，而亦不可肆也。父肆其欲，子将甚焉；上肆其欲，下必仿焉。仿而不已必甚，甚而不已必乱；至于乱，则祸及其长上。稽之往史，可想可戒。然则放逸之习不可纵也，庄敬之学不可废也，浮薄之务不可亲也，朴古之事不可厌也。不惟不可厌而已，又有乐焉。人心即道，至乐中存，昏者失之，明者得之。无谓诗文之放逸非放于恶也，无谓字画之纵逸非流于不善也。商之木辂，周之麻冕，孔子独意向之，取其质也。道二，正与不正而已矣。庄也，敬也，朴也，古也，善也，皆正之类也；不庄也，不敬也，不朴也，不古也，不善也，皆不正之类也。故《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故相如至于见贤，韩愈至于宣淫，岂不异哉！差之毫釐，谬以千里。胡可忽也？况所差犹不止于毫釐乎？草圣之差远矣，宣淫之差不知几千万里矣，无怪后世之祸乱相寻于无穷也。明君良臣知治乱之政，于是乎分，则乌得不戮力刬剔文士墨客滋蔓之邪说，而无使启乱也？

文士有云：「惟陈言之务去」。又有云：「文章切忌随人后」。近世士大夫无不宗主其说，不知几年于兹矣。《书》曰：「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馀风未殄」。近世士风好异滋甚。以某言平常，易以它语；及世效之者浸多，则又易之。所务新奇，无有穷也，不思乃利口惟贤之俗。士大夫胡为不省，不告诸上而痛革之，乃相与推波助澜？

臣伏睹《礼经》有曰：「祭天，扫地而祭焉，唯其质而已矣」。□尚质贵本，乃得交于神明之道。三代明王，其事可考。夏道务卑宫室，所尚者明水。商道惧崇宫室，所乘者木辂。周人清庙茅屋，大路越席，见于《春秋传》，不问可知其俭也。然天监有夏，载祀四百，商载祀者六百，周载祀者八百。岂夫俭德，固所以为祈天永命之本邪？迩来鼎创琳宫，造端阔大，毁庐辟路，闻者惊疑。臣非不知中天以来，潜龙旧邸，固亦有之。孝宗之佑圣，宁宗之开元，兴作之初，人无议其非，落成之日，人不知其役。正以二祖俭约之至，所度之址有限，所建之楹不多，所入之逵由旧，故群臣不以为疑，百姓不以为骇尔。请详陈之。孝宗以绍兴壬午践祚，至淳熙丙申始以旧邸为佑圣观，时在御十有五年，其培养斯民，亦深且厚矣。然其所建者特不过真武一祠而止，未尝毫发勤民之力，亦未尝尺寸侵民之居也。今佑圣观在潜邸之侧，试视其规模，俭乎？侈乎？陛下而法乎孝宗，臣何疑焉。宁宗嘉泰辛酉以嘉邸之半为开元宫，特因荧惑旧祠之灾，复故额以祠之，亦不过明离一殿、阳德一馆而止。嘉邸之地亦至狭矣，犹以其半为宗正司，矧肯徙民之居乎？视今开元，广袤不过若是。陛下而法乎宁宗，臣又何疑焉。理宗以嘉定甲申光践宸极，至淳祐甲辰，所以子惠困穷，亦既久矣。龙翔之建，经始于甲辰，庆成于己酉。夫以二十年保养生息之深，蕃聚培积之厚，而又经始勿亟于五六年间，当时直臣犹有苦口之谏。其言撤屋广道一事，有曰：彼穷庐败屋，暑雨淋漓，曾不能自覆，而忍毁之乎？敝絮破衾，风雪凝寒，曾不能自温，而忍毁之乎？虽捐水衡、少府之积，增直倍偿，然怨声干霄，不忍闻也。臣伏愿今新宫之建，必如孝宗之佑圣观，必如宁宗之开元宫。度地量址，宁狭毋广；上栋下宇，宁朴毋华。规模务杀于龙翔，观听不骇于众见，合乎人心，即合乎天心也。况感生等殿决当就潜邸为之，则自宝祐坊大□直进，既可以昭潜龙之旧，又可以免民居之拆，为计之便，无以易此。若自兴礼坊入，不惟民居拆毁，怨咨嗷嗷然，亦但见开一新衢路，创一大宫观而已，安知其为潜跃之符也？臣曲荷圣知，擢过其分，大惧无以称塞，用敢触冒天威一言之。不然，或天下之人稍议圣德，臣死有馀罪矣。惟陛下鉴其孤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