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谓「巧言鲜仁」，又谓「辞达而已矣」。而后世文士之为辞也，异哉，琢切雕镂，无所不用其巧，曰「语不惊人死不休」，又曰「惟陈言之务去」。夫言惟其当而已矣，谬用其心，陷溺至此，欲其近道，岂不大难？虽曰无斧凿痕，如大羹玄酒，乃巧之极。功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远。是安知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是安知文王「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如尧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达，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谓之巧言，非文章。

天下有累数百年之风俗，既成而不可拔。士生其中，沈浸深入，有不自省。吾徒不可不疾而察之。圣人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吾非求异于众也，诚有所不自安于中也。自三代衰，孔子没，义利之辨浸不明。汉兴，君臣相与以权术取天下，大略本以利，文之以义，孝宣亦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岂惟汉规模如此，历三国、晋、南北、隋、唐、五代，大抵一律。岂惟人主规模如此，士大夫惟上所好，其规模皆如此。岂无善者？其略则同。后世之经术异乎孔子之经学矣，后世之文章异乎三代之文章矣，后世之字画与钟鼎篆刻不同矣。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时谓禄利之路则然。取青紫有拾芥之喻，指所蒙以稽古之力。公言侈说，不以为耻。三代之时，无此风俗也，无此等议论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书》曰「辞尚体要」而已。后世之为辞者大异，冥心苦思，鍊意磨字，为丽服靓妆，为孤峰绝岸，为琼杯玉斝，为大羹玄酒。夫子之文章不如是也。夫子之所以教诲其子弟，亦不闻有是说也。甚者，韩愈敢以孟子与司马相如比而同之。相如何人，跻之至此？专以文称也。以《易》为奇，以《诗》为葩，三极六爻之旨如此乎？三百篇「无邪」之义如此乎？甚至于序送李愿有曰「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此何等法语，而敢肆言无忌如是耶？此无它，举天下之风俗皆然，不以为异也。故学者仰韩如泰山北斗，心服其文，莫见其过。至于字学，尤足鄙笑。书者六艺之一，古所不废，然非学者之所急，游之则可。后世之为字画者，异哉，皓首习之，秘术不露，此周孔事业耶？尝观钟鼎古文，如精金美玉，齐庄冕弁，使人起敬起爱，真三代时风度也。衰世所谓草圣者何哉？以放逸为奇，以变怪为妙。后世之俊杰，三代之罪人。王逸少独步一时，流芳千载，《兰亭》遗墨，秘藏昭陵，老师宿生，无敢拟议。虽则云然，有圣言在，众好必察，窃所未安。如妇人焉，清神丽色，雅服妙妆，美则美矣，而非公庭之所当言，非君子之所好乐。施之于晋宋以来则善，施之于三五之上则悖。何者？无淳古质厚之体也，无庄敬中正之容也。书，心画也。使逸少之书盛行而不少衰，则人心风俗终不反朴，终不可以庶几三代。吁，可念哉！累数百年来，风俗如此，习尚如此，论议如此，牢不可破如此。今也一旦欲排万众之所嗜好，尽反之于古，殆犹回急注于悬崖，止奔马于峻坂，徐而思之，亦有可觊。良心，人所具有也，尧舜与人同耳。圣人先觉，我心之所同然耳。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孟子曰「仁，人心也」。仁圣之性，人所同有，昏而蔽之，始丧其灵。如尘积鉴，本明犹在，一日启之，光烛天地。孟子言必称尧舜于战国之时，今之时顾不胜于战国之时耶？岂战国之人皆可以为尧舜，而今之人皆不可也？必不然也。放情逸意，固众人所不能免，而亦不可肆也。父肆其欲，子将甚焉；上肆其欲，下必仿焉。仿而不已必甚，甚而不已必乱；至于乱，则祸及其长上。稽之往史，可想可戒。然则放逸之习不可纵也，庄敬之学不可废也，浮薄之务不可亲也，朴古之事不可厌也。不惟不可厌而已，又有乐焉。人心即道，至乐中存，昏者失之，明者得之。无谓诗文之放逸非放于恶也，无谓字画之纵逸非流于不善也。商之木辂，周之麻冕，孔子独意向之，取其质也。道二，正与不正而已矣。庄也，敬也，朴也，古也，善也，皆正之类也；不庄也，不敬也，不朴也，不古也，不善也，皆不正之类也。故《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故相如至于见贤，韩愈至于宣淫，岂不异哉！差之毫釐，谬以千里。胡可忽也？况所差犹不止于毫釐乎？草圣之差远矣，宣淫之差不知几千万里矣，无怪后世之祸乱相寻于无穷也。明君良臣知治乱之政，于是乎分，则乌得不戮力刬剔文士墨客滋蔓之邪说，而无使启乱也？

文士有云：「惟陈言之务去」。又有云：「文章切忌随人后」。近世士大夫无不宗主其说，不知几年于兹矣。《书》曰：「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馀风未殄」。近世士风好异滋甚。以某言平常，易以它语；及世效之者浸多，则又易之。所务新奇，无有穷也，不思乃利口惟贤之俗。士大夫胡为不省，不告诸上而痛革之，乃相与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