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不幸出于久远而传乎二说，则奚从？曰：从其一之可信者。然则安知可信者而从之？曰：从其人而信之可也。众人之说如彼，君子之说如此，则舍众人而从君子。君子博学而多闻矣，然其传不能无失也。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此举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学《春秋》者独异乎是。孔子，圣人也，万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谷梁赤、左氏三子者，博学而多闻矣，其传不能无失者也。孔子之于经，三子之于传，有所不同，则学者宁舍经而从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经于鲁隐公之事，书曰「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其卒也，书曰「公薨」，孔子始终谓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摄也」。学者不从孔子谓之「公」，而从三子谓之「摄」。其于晋灵公之事，孔子书曰：「赵盾弑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赵盾也，是赵穿也」。学者不从孔子信为赵盾，而从三子信为赵穿。其于许悼公之事，孔子书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三子者曰：「非弑之也，买病死而止不尝药耳」。学者不从孔子信为弑君，而从三子信为不尝药。其舍经而从传者何哉？经简而直，传新而奇，简直无悦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论，是以学者乐闻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于孔子而笃者也。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难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尔。夫三子者，皆学乎圣人，而传所以述经也。经文隐而意深，三子者从而发之，故经有不言，传得而详尔，非为二说也」。予曰：「经所不书，三子者何从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后而知之，且其有所传而得也。国君必即位，而隐不书即位，此传得知其摄也。弑君者不复见经，而盾复见经，此传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贼不讨，则不书葬，而许悼公书葬，此传得知世子止之，非实弑也。经文隐矣，传曲而畅之。学者以谓三子之说，圣人之深意也，是以从之耳，非谓舍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则妄意圣人而惑学者，三子之过而已。使学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夺也。使其惟是之求，则予不得不为之辨」。

弑逆，大恶也，其为罪也莫赎，其于人也不容，其在法也无赦。法施于人，虽小必慎，况举大法而加大恶乎？既辄加之，又辄赦之，则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轻易也。三子说《春秋》书赵盾以不讨贼，故加之大恶，既而以盾非实弑，则又复见于经，以明盾之无罪，是辄加之而辄赦之尔。以盾为无弑心乎，其可轻以大恶加之？以盾不讨贼，情可责而宜加之乎，则其后顽然未尝讨贼。既不改过以自赎，何为遽赦，使同无罪之人？其于进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赵穿弑君，大恶也。盾不讨贼，不能为君复雠，而失刑于下。二者轻重，不较可知。就使盾为可责，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为善人，使无辜者受大恶，此决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为恶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谓是非之公也。据三子之说，初灵公欲杀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讨，其迹涉于与弑矣。此疑似难明之事，圣人尤当求情责实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则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为法受恶而称其贤也。使果无弑心乎，则当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恶，使罪有所归，然后责盾纵贼，则穿之大恶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获辨，而不讨之责亦不得辞。如此，则是非善恶明矣。今为恶者获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恶，此决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讨贼，有幸弑之心，与自弑同，故宁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诈用情之吏矫激之为尔，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旧史是非错乱而善恶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旧史如此，其肯从而不正之乎？其肯从而称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恶乎？此可知其缪传也。问者曰：「然则夷皋孰弑之」？曰：「孔子所书是矣，赵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进药而不尝。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进药。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杀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虽庸吏犹知其不可同也。躬药而不知尝者，有爱父之孝心而不习于礼，是可哀也，无罪之人尔。不躬药者，诚不孝矣，虽无爱亲之心，然未有杀父之意，使善治狱者，犹当与操刃殊科。况以躬药之孝，反与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为也。然则许世子止实不尝药，则孔子决不书曰弑君，孔子书为弑君，则止决非不尝药」。难者曰：「圣人借止以垂教尔」。对曰：「不然。夫所谓借止垂教者，不过欲人之知尝药耳。圣人一言明以告人，则万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恶之名，而尝药之事卒不见于文，使后世但知止为弑君，而莫知药之当尝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于大恶矣，圣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责止，不如是之刻也」。难者曰：「然则盾曷为复见于经？许悼公曷为书葬」？曰「弑君之臣不见经，此自三子说尔，果圣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讨贼而书葬也？自止以弑见经，后四年，吴败许师，又十有八年，当定公之四年，许男始见于经而不名。许之书于经者略矣，止之事迹，下可得而知也」。难者曰：「三子之说，非其臆出也，其得于所传如此。然则所传者皆不可信乎」？曰：「传闻何可尽信？公羊、谷梁以尹氏卒为正卿，左氏以君氏卒为隐母，一以为男子，一以为妇人。得于所传者盖如是，是可尽信乎」？

某向者请见，得闻经义之益，继辱书见教，以赵盾、许世子书弑之事，不必与谋，谓君弑而大臣不讨贼，子不尝药而父死，皆得为弑，不必实有弑心。若与谋而书弑，无取于史法。及示《感麟始隐论》，其间发挥圣人述作之意，以明隐公得失之迹详矣。某观三传所载，赵盾、许世子止事迹本末，大约相符，而无与弑之谋，此诚学者不宜妄有穿凿也。然而义有未安，不能无疑。孔子作《春秋》，君臣善恶得失之迹，莫不锱铢轻重，必一字以示褒贬之法。或事同而情异，必变文而示义。凡二百四十二年之内，书弑君者二十有五，其事异焉，则或称国或称人或称盗以别之；其事不异焉，则公子篡、大夫弑，皆称名以绝之。若盾之不讨贼，止之不尝药，亦同为弑，以史示法可也，奈何与夫正弑之贼一其书例可乎？虽然，圣人笔削，辞约意微，至于区别善恶，义当自白，固不待人而后明。果二子者止以忠孝不至，而责之以弑君之恶，亦当变文以略义，托事以见意，不得与夫州吁、宋督之类同为一法也。幸而三传存焉耳，不幸而无三子之传，则盾与止遂为正弑之贼，不复能正矣。将以责忠臣孝子之备，而反阱于大恶，安所谓万世法欤？虽公羊谓盾复见于经，明非亲弑。书葬许悼公，明君子之赦止。窃谓不然。盾之侵陈，其事合书，非以明盾。如隐公之薨，桓三年复见公子翚逆女，岂为翚邪？书悼公葬，会鲁故也。会葬则书，不会则不书，贼未讨不书葬，盖施于鲁国耳，亦非所以赦止。某故谓盾、止之书弑，不止不讨贼、不尝药也，不识何如？感麟之意，诸儒异论，某尝谓仲尼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己虽无位，皇皇不已，思天下有王者作，庶几犹有用我者。故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有俟而言也。夫麟亦王者之嘉瑞也，必有圣人而后出焉，今麟出而无圣人，故孔子伤之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夫明王不兴，己又无位以行其道，故曰：「吾道穷矣」。伤之至也。麟之出，哀公之十四年，后二年而孔子卒，盖孔子之遇麟，时七十有馀岁矣。天命既已终，吾道既已穷，斯其可以已夫，如是感麟而终焉。某之所闻如此，茍为非是，愿赐开喻而质正焉。

尝读欧阳公论许世子止之事，未免疑之。及读胡文定公传，未足以破其疑。洽继而考之，《左氏》、《公羊》之传自明，但后人因《谷梁》不尝药之说，遂执此一句，以为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考《左氏》曰：「许悼公疟，饮世子止之药卒」。《公羊》曰：「止进药而药杀也」，此可以见悼公之死于药矣。当时之事虽未有明文，而洽尝观近世治疟者以砒霜锻而饵之多愈，然不得法，不愈而反杀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类也。不然，当时所进非必死之药，止偶不尝而已，则《公羊》何以谓之药杀，世子何为遽弃国而出奔？孟子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以刃与政，有以异乎」？进药而药杀，可不谓之弑哉？其所以异于商臣蔡般者，过与故之不同耳。心虽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于君父不可过也。如此观之，似足以正近世经传之失而破欧公之疑。不识先生以为如何？

胡文定《通旨》中引曾吉父说，如律中合御药误不如本方，造御舟误不牢固之类，已有此意矣。但考之于经，不见许止弃国出奔之事，不知果何谓也。

《春秋》于鲁桓书「至」，至者，以礼至于庙也。春秋之时，典礼大坏，时君能以礼至于庙者无几，史书之，圣人无敢削焉。是，之也。说者谓危之，凿矣，左氏近之矣，而亦未有以明其为道。鲁桓天下之大恶也，何道之有？盖百姓日用而不自知也。圣人如天焉，无私好，无私恶。鲁灭大恶，圣人已著其罪，所以明其非道，非私恶也。至于至庙一节，犹知遵礼之善，犹知有祖庙也。虽其中心之藏未必果出于诚，而其事则礼也，圣人知所是也。是者是道，非者非道。《春秋》不以善掩恶，不以恶掩善，终不以桓公弥天之恶掩其毫毛之善，以善者道之所在，圣人不得不明之也。《春秋》借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斯道，非为《春秋》之君臣设也，为万世设也。

《春秋》为明道而作，所以使天下后世知是者是道，非者非道。而诸儒作传，不胜异说，或以为尊王贱霸，或以为谨华夷之辨，或以为正名分，或以为诛心。凡此固《春秋》所有，然皆指其一端，大旨终不明白。子曰：『吾志在春秋』。于二百四十二年扰扰颠倒错乱中，而或因或作，是是非非，靡不曲当。所是是道，所非非道，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所以明彰大道。古诸侯无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费誓》载《周书》，汉汝江沱之诗编诸二《南》。自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三史作，而诸侯有私史矣。孔子因之，道之变也。

《春秋左氏传》襄四年穆叔如晋一章，与《国语》大同小异，义不甚同。《大戴记》与《家语·王言》等篇亦大同小异，义亦大殊。以是知尽信书不如无书。书难尽信，于是甚明。

《春秋》人物多贤，而吴季子、晋成鱄，其言某尤心敬焉。季子请观周乐，使工为之歌，至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季子非有道，安能为此言？成鱄曰：「《诗》曰：『维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国，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某甚有味乎应和之莫，照临之明，经纬天地之文也。

秦穆公欲立重耳，穆公之心本善也，公子絷以利说之而移。晋夷吾欲从兄于翟，夷吾之心本善也，冀芮以利说之而移。兹利也，乃害也。韩原之战，穆公几为韩简所止，徇絷之说，以至于此也。夷吾虽以不正得国，身陷于恶，子不免戮，害孰甚焉！

汲古问：「《春秋》经有书『王正月』，有不书『王正月』，此是略阙文否」？先生曰：「十一公之元年皆书『王正月』，惟桓公三年而后不书『王』，定公元年不书『正月』，而书『王三月」』。汲古云：「未达其义」。先生曰：「不书者，非脱阙也。孔子削之也。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即此类也。盖《春秋》法甚严而亦甚宽。鲁桓弑君，周王当诛之，至三年而王不能诛，始不书『王』。鲁昭公之见逐于三家，薨于乾侯。逐虽轻于弑，既七年矣，故定公元年不书『王正月』，明王不能正三家之罪而讨之」。汲古见《庄子》云，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臣之事君，义也。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汲古谓：「忠孝名虽异，而实无异。如以有二言之，恐非圣人语。孔子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又曰：『以孝事君则忠』。又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庄子以一命一义而分忠孝，以为圣人语，诚难取信」。先生曰：「忠孝一心，无惑于异论。如周曰以无为首，又曰物不胜天久矣，是皆自纷纷于意虑之间，岂知乎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又曰「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既谆谆言无物之妙，而又曰守形，陋矣，又自矛盾矣。

汲古问：「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以进药致祸，何《春秋》书弑其君？《左氏》曰：『许悼公饮太子止之药，卒，太子奔晋，《书》曰弑其君』。《公羊》曰：『曷为加弑？讥子之道不尽也』。《谷梁》曰：『弑，正卒也，正卒则止不弑也』。何三《传》皆言止不弑君」？先生曰：「礼，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如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许止不慎不敬，轻果进药，致此大祸，虽奔而弃位，未踰年而卒，足明其心，而《春秋》犹加之以弑名者，所以明道也。夫人心自善，自清明谨重，必不轻进其药于君亲。惟其意动而昏，不敬不谨，故轻进药于君亲，而不免此祸。许止虽未踰年而死，亦不足以赎弑君之罪者。孔子不削，欲使后世深思力索，求免此罪，必至于复吾本有之道心，则静重敬谨，自备万善，自绝万过，自信其可以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