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壬崩，伊放太甲，乃自立四年（《御览》八十三）。

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始讫，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所记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岁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韩襄王之十三年，赵武灵王之二十七年，楚怀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齐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岁，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岁。哀王于《史记》，襄王之子，惠王之孙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后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文称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书邾仪父，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又称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所书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又称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即《春秋》所书天王狩于河阳，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诸若此辈甚多，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又称卫懿公及赤翟战于洞泽，疑「洞」当作「洞」，即《左传》所谓荧泽也。齐国佐来献玉磬纪公之嶭，即《左传》所谓宾媚人也。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异于《公羊》、《谷梁》，知此二书，近世穿凿，非《春秋》本意审矣。虽不皆与史记尚书同，然参而求之，可以端正学者。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钞集者人名也。《纪年》又称，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知桐，杀伊，乃立共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而中分之。《左氏传》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然则大甲虽见放，还杀伊尹，而犹以其子为相也。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太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为其粗有益于《左氏》，故略记之，附《集解》之末焉。

汲冢书《纪年》称：「伊尹放太甲于桐，尹乃自立。暨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杜氏注《春秋左氏》经传既终，始获是书，因纪于后，意有惑其事，乃曰：「《左氏传》：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然则太甲虽见放，还杀伊尹，而犹以其子为相也。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太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杂记，未足以取审也」。余以为元凯之不章明于此也，非耳。且伊尹相汤，功其大矣。太甲嗣位，《书》称「不惠于阿衡」，尹作书以训之。甲再不听命，尹乃营桐宫以放太甲，能迁厥德，改厥行，既三年，尹奉以复其位。《书》有《太甲》三篇载其事。其上篇曰：「王徂桐宫居忧，克终允德」。孔氏《传》谓「往入桐宫居忧位」，「能思念其祖，终其信德」也。其中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谓其甲既终其信德，尹乃复之也。尹遂作书美之曰：「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允德」。是其甲能易成其善也。甲遂听其言，而谢己过，曰「拜手稽首」云。尹乃复训以后书。盖以甲之知其先王之法度，可与居于位也。尹既正其甲于不道，已老，将告归，复作《咸有一德》之篇，以戒于甲，书曰：「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又有《沃丁》篇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今虽其辞已亡，独孔氏《传》曰：「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终以三公礼葬」，「训畅其所行功德之事」，乃「作此篇以戒也」。是其甲与尹之始终事情毕见于此，竟无言诛尹之说。又有伊陟相太戊，作《咸乂》之篇，是其子复佐于后王也，亦不云甲复立其子也。又有高宗《说命》之篇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下云：「格于皇天，尔尚明保予，罔俾阿衡，专美有商」。是其后王极诵其先臣之休烈，以冀说企及也。又《周书·君奭》篇云：「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是其君臣悉见其父子间保全令德也。元凯以《纪年》之辞，遽惑于此。茍伊尹为臣，能放其君，是其政在尹也，能制于甲矣，岂甲反能以不道害之乎？且尹之相汤伐桀，以成其功，民咸知尹而辅矣；复以其自立为君，而又七年以永其位，若是，何有甲之所能哉？既云尹乃自立，是因事而夺君位也，为逆甚矣。太甲能潜出以诛之，岂肯反用其子乎？必以反用其子，其子果肯以平心而事其甲乎？尽道而佐其甲乎？足以明其《纪年》之文，夫子没后诸国杂乱之编记者也，不足取耳。元凯不自悟，反疑伏生以老耋恐致昏忘，一何甚哉！且安国叙《书》云：「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馀篇。后至鲁共王坏孔子宅，于壁间得古文科斗之《书》，遂以所闻伏生之口传者，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又得二十五篇」。是其伏生当时所诵之书，于壁间科斗古文證定其真伪也，亦无误耳。其所误者，《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序悉言之备矣。茍伊尹实诛，即前数篇之书，凭何而作出？既无所作而出，伏生有误，即古文科斗寻亦證矣。何其汉代诸儒暨安国亦若是耳，独《舜典》已下能辩之哉？倘伏生之有昏忘，而安国之徒何在焉？是以伏生所记之《书》，胡得其误也？元凯之知且识也，何可更言或致昏忘哉？此事尤甚昭然也。若曰将此《纪年》之书疑其杂乱，未足以取审，则察以前事，止可独曰此书若是，有所杂乱者；不可兼曰老叟之昏忘也，果是真伪不分矣。或曰：「《纪年》之书，皆科斗文字，非秦汉之所书也，斯非子谓六经皆孔子之撰述者于家，有殊古史，孔子异其伊尹、太甲事，以成其书，训于世耳。汲冢之书勿是其世之本耶？壁间之书勿是其家之书也」？予曰：「然。若吾所谓夫子之所作，固然矣。且夫子之大圣，公是而公非，观虞夏以来之事，各用其微而彰其巨，必以质其本矣。岂独于商也有所私而易其元乎」？或曰：「子谓诛尹之说既为非矣，且太甲居桐三年，天下其谁是君？《纪年》谓尹乃自立者，此勿有所赖欤」？予曰：「古者君丧嗣立，谅闇者三年，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时惟太甲于元年以被放，三年而复之，伊尹实居冢宰之位，总百官以治，非以自立也。《书》所谓『既复厥辟』者，足以明之矣」。或曰：「马迁氏《纪》云：汤崩，子太丁未立，卒，乃立丁之弟丙为君。丙即位三年，崩，立丙之弟仲壬为君。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于是立太丁之子太甲，是为元年，尹作《伊训》之类之书也。如是，自汤至甲，内有两帝，复经七年，何其《伊训》序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也？又其《纪》之下辞云：『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其《太甲》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传》谓『汤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阕』也。其《纪年》称仲壬即位，卿士伊尹崩，而立太甲，大与马迁之《纪》颇同，而独孔氏之书年祀帝王有此差异，孰为非乎」？予曰：「迁之书与《纪年》之书若等类也，皆非圣人之作矣，有所自，不明白其事耳」。或曰：「然何其马迁之书，其下之辞纪太甲之反政，与伊尹之卒之类，无所异其《商书》也」？予曰：「迁之著此书，当其时，盖欲自广耳。执而一纪其经之事，又惧其皆孔子之言，于己无所大也，须以参杂外之书，用混其本矣。斯亦不足致心于二三，盖诸国之杂乱者也」。呜呼！君子常谓慎其所为也，盖惧其若此之惑于后也。

寅之为言，恭且畏之辞。《虞书》「寅宾出日」、「寅饯纳日」云者，尧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夜惟寅」云者，舜敕其臣伯夷之辞也。又曰「同寅协恭，和衷哉」云者，皋陶戒禹之言。言尧、舜、禹之事，载于《书》者，为万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际，相言语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虽圣人犹然。尉氏胡君名寅，以问于余，且将字之。余以谓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别之称尔。若太甲、盘庚、仲壬者，又直识其次第而已。至于左丘明者载鲁大夫之语，始谓命名必有义，而学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鱼之类附其说者，尤非也。文王之世为商诸侯，偶商不幸而纣为淫虐，然犹身服事之，岂其生也已有灭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期使杀君而发其功业哉？孔子之生子，适有馈鲤者，遂名之。若史鱼、孔鲋，又有馈者乎？则是直为识别之称，未尝有义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则似若有义，盖将释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问其字者，将知其寅者何谓然」。因考于古，取尧、舜、禹之书常所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说》。

或问：「自汉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号，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号也，惟其所自称耳。帝亦称皇，《书》曰『皇帝清问下民』是也。王亦称帝，《易》曰『帝乙归妹』是也。如其优劣之云，则文王、武王劣于帝乙者乎？霸，诸侯号也。霸之为言，伯也，所以长诸侯也。岂天子之所得为哉？道有粹有驳，其人之号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见古之王者粹，则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见古之霸者驳，则天子而驳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宣帝言汉家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由此也。人固有父为士，子为农者矣，谓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谓天下之农者曰行子道，可乎？父虽为农，不失其为父也；子虽为士，不失其为子也。世俗之言王霸者，亦犹是矣。若夫所谓父道，则有之矣，慈也；所谓子道，则有之矣，孝也；所谓王道，则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谓霸道，则有之矣，尊京师也。非粹与驳之谓也」。

或曰：「诗人以后稷先公致王业之艰难，其非诸侯矣乎」？曰：「武王既得天下，诗人迹其世世脩德，始于后稷、公刘，以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故云尔也。当商之未丧，谁有此言乎？如使纣能悔过，武王不得天下，则文王之为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驳者也；三代王而粹，汉、唐王而驳者也」。

或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说者以『无录而王谓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间』。然则霸非天子者乎」？曰：「说者之过也。项籍亦尝霸九州矣，在秦汉之间矣，尊怀王为义帝，分天下以王诸侯，自立为西楚伯王，非霸九州而何也？然谓籍曰天子，可乎？彼共工氏，盖籍之类也」。「敢问阳尊义帝，俄自杀之，亦足以为霸乎」？曰：「谓其号也，不言其道也」。

或曰：「文王受命称王，有诸」？曰：「否。不得已而伐纣，可也。纣犹未伐，功未加于民而遽自立，以昭其私焉，孰谓文王乃尔？武王举兵建大号，追考虞、芮讼息之年以为受命之始，故曰：『惟九年，大统未集』。『十有三年春，大会于盟津』。非西伯实改元也。《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从人追为之辞，非西伯实称王也。《大传》：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是也。康成取纬候以乱之，过矣」。

或问：「鲁用王礼，何如」？曰：「成王以周公勋劳，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周公尊矣，故祢文王，郊后稷，皆仿王礼，而不备焉。周公而上，王礼可也。《鲁颂》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骍牺，是飨是宜，降福既多』。安有非礼而颂之云乎？周公而下则僭矣。隐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公问于众仲，始用诸侯礼也」。

或曰：「地方七百里，有诸」？曰：「信也」。「然则孟子何言乎俭于百里也」？曰：「《閟宫》颂僖公复周公之宇，而曰『公车千乘，朱英绿縢』。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不与焉，其何俭于百里也？世俗疑《周官》『五百里』，以其大也，是亦不思耳矣。诸侯之于天子，非若敌国然也。大国贡半，次国三之一，小国四之一。诸侯有其地，天子食其税，譬之一郡而已矣。鲁七百里，开方之而四十九，殆半王畿也。今之大郡，不有半京畿者乎」？

或曰：「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有诸」？曰：「纣以崇侯谮，囚西伯，谓其得众也。诸侯又从之囚，其疑胶矣。彼诸侯之力，足以胜纣邪？盟津之会者八百，武王犹退师。当此时也，固未足以胜纣矣。力不足而从之囚，徒使其疑且怒耳。纣能脯鬼侯而不能杀西伯邪？是好事者之语也。若夫三子献宝，则有之矣」。「然则圣人以赂免邪」？曰：「狄人侵邠，太王以皮币、犬马、珠玉事之矣，文王曷不可？况三子者之爱其君邪，君亲之难，何所不为也」？

或曰：「文王献洛西之地，赤壤之田，请纣除炮烙之刑，有诸」？曰：「以炮烙为是邪，非邪？是，则不可以除之矣；非，而请除之，则发纣之恶也，卖恩于民也。羑里之囚既免，又激怒之，岂人情邪？彼惟恐昭昭之不晦，圭角之不刓也。《易》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其斯之谓矣」。

或曰：「汤、文王虽为二伯，其国不出百里也」。曰：「唐之刺史有一州耳，其领节度、观察，则连十数州有之矣。彼中分天下而治之，威权所及，百里而已乎？后虽三分有二，其益者未多也」。「敢问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三年，仲壬四年，则是太甲不继汤也」。曰：「《书》序：『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不言仲壬也。就令继仲壬，为人后者为之子，太甲固三年也」。

或问：「圣人之道，固不容杂也，何吾子之不一也」？曰：「天地之中，一物邪，抑万物邪？养人者不一物，阙一则病矣。圣人之道，譬诸朝廷，朝廷也者，岂一种人哉？处之有礼，故能一也。女子在内，男子在外；贵者在上，贱者在下；亲者在先，疏者在后；府史徒胥，工贾牧圉，各有攸居而不相乱也，夫所以谓之一也。他人之不一，则阛阓耳，终日纷纷而无有定次也，夫所以谓之杂也。世俗患其杂，则拘于一，是欲以一物养天下之人也。白而不受采，则人皆缟素矣，何足以观之哉？其归于诸子而已矣」。

圣人无高行，何谓也」？曰：「圣人之行，必以礼也，礼则无高矣。夫其高者，出于礼也，异于人也，故能赫赫之如彼也。孔子事亲无异称，居丧无异闻，立朝无异节，何也？安礼也。出于礼者，非圣人也。矫世者之为之也」。「敢问圣人有过欤」？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夫岂无过哉」？或曰：「孔子谦也」。曰：「仲虺之美成汤改过不吝，岂成汤之谦也哉？世俗之说者则谓圣人无过，颜子不二，犹或为之辞，徒使人君之耻过也，而不欲闻之也」。

「三代之政，可得而言欤」？曰「民不知之也。商因于夏，周因于商，损之益之，未尝与众忤也。周公之制，诸侯因旧国而大之，百姓因旧田而广之，天下得不和乎哉？世俗之说者必曰复古，古未易复也。商鞅之除井田，非道也，而民从之，各自便也。王莽之更王田，近古也，而民怨之，夺其有也。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孔子之为司寇也，不闻其改法度也。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世俗之说者不曰正其身，徒嚣嚣以疾人之法度，其亦非孔子之志也。

大哉孔子，吾何能称焉！颜渊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仰之弥高也，则吾以为极星，考之正之，舍是则无四方矣。钻之弥坚也，则吾以为磐石，据之依之，舍是则无安居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也，则吾以为鬼神，生之敛之，舍是则无庶物矣。他人之道，借曰善焉，有之可也，亡之可也；夫子之道，不可须臾去也。不闻之，是无耳也；不见之，是无目也；不言之，是无口也；不学之、不思之，是无心、无精爽也，尚可以为人乎哉？吾于斯道，夜而讽之矣，昼而读之矣，发斑斑而不知其疲矣，终没吾世而已矣（《直讲李先生文集》卷三四。又见《学海·君道部》卷一二七，《宋元学案》卷三。）。

「敢问」以下一段，疑别得一章。

右，臣伏闻本固则末茂，源浊则流浑。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谏院，臣初上殿，即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英宗皇帝时，臣曾进《历年图》，其后序言人君之道一，其德有三，其志亦犹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即位，擢臣为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国之要，其志亦犹所以事英宗也。今上天降灾，大行皇帝奄弃天下。皇帝陛下新承大统，太皇太后同听万几，不知臣愚，猥蒙访落。臣且愧且惧，无以塞责，谨复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献，其志亦犹所以事大行皇帝也。所以然者，臣历观古今之行事，竭尽平生之思虑，质诸圣贤之格言，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举在于是，不可移易，是以区区首为累朝言之。不知臣者，以臣为进迂阔陈熟之语；知臣者，以臣为识天下之本源也。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于内者也；用人、赏功、罚罪，所施于外者也。出于内者，虽有厚有薄，有多有寡，禀之自天然，好学则知所宜从，力行则光美日新矣。施于外者，施之当，则保其治，保其安，保其存；不当，则至于乱，至于危，至于亡，行之由己者也。所以能当，在于至明；所以能明，在于至公。是以明君善用人者，博访远举，拔其殊尤。德行高人谓之贤，智勇出众谓之能。贤不必能，能不必贤，各随所长，授以位任，有功则赏，有罪则刑。其人茍贤能，虽雠必用；其人茍庸愚，虽亲必弃。赏必有所劝，罚必有所惩，赏不以喜，罚不以怒，赏不厚于所爱，罚不重于所憎，必与一国之人同其好恶。是故古者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如此安有不当者乎？臣故曰「所以能当，在于至明；所以能明，在于至公」也。昔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汉高祖知人善任，使茍为不才，虽兄喜亦弃之；茍才矣，虽负贩酒徒、亡将戍卒，亦用之。此所以能奋布衣取天下也。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而赐钱十万。郎，贱官也，犹惜之，况其贵者乎？故永平之治，至今称之。宋高祖事萧太后甚孝，太后欲以子道怜为扬州刺史，高祖以其贪愚不许，故功业之高，冠于南朝。唐太宗杀建成、元吉，而用其官属魏郑公、王圭等，与房、杜无异，卒得其效。宣宗事郑太后甚谨，问舅郑光以政事，不能对，罢其方镇，故时人称美，谓之「小太宗」。此用人之公明者也。韩昭侯惜弊裤，不以赐左右之无功者，汉高祖深怨雍齿，而不忘其功。魏太祖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唐宣宗重惜服章，故当时为绯紫者以为荣。此赏功之公明者也。僮牛杀孟丙、仲壬，立叔孙昭子，昭子数其罪而杀之，孔子善其不劳。丁公脱汉高祖于阨，高祖以为不忠而斩之。武帝妹隆惠公主且死，属其子昭平君，昭平君杀人，武帝流涕而诛之。唐明皇弄臣黄㼐，掀捕盗官坠马，明皇杖杀之。宣宗谓乐工：「汝惜罗程艺，我惜高祖、太宗法」。此罚罪之公明者也。臣略举此数者以为明验，其馀在陛下博览载籍以考之，知臣所言不为谬妄。臣以一夫之愚，不能周知天下之务。三月三十日曾上奏，乞诏书开言路，伏望圣慈早赐施行。今并治平四年五月三日上殿劄子具录进呈，乞陛下留神幸察。谨录奏闻，伏候敕旨。年月日，具位臣司马光状奏。

故赠康王宗朴，先帝近亲，其子仲容、仲壬候服阕各迁一官，女二人与县主，后毋得援以为例。

夏桀在位五十有二年，汤受天命，放南巢，实甲寅之历也，是为成汤之元。不踰年而改元革命，异乎继世之君也。推之于历，《考灵曜》、《春秋纬命历》皆本于甲寅元。汉安帝延光二年，中谒者亶诵、侍中施延、河尹李祉、太子舍人李泓及灵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皆言历元不正，当用甲寅为元。议郎蔡邕议之曰：「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据，则殷历元也」。然则甲寅为殷汤之元也审矣。或曰：历黄帝用辛卯，颛顼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甲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鲁用庚子。黄帝、颛顼、虞、夏、周、鲁未必皆元也，何独甲寅以之为商汤之元哉？曰：时君各因事而命，其历不同也。至于殷元甲寅，则历家皆因之而起算云尔。周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马显等表言曰：「夏乘殷，斟酌前代历，变壬子元用甲寅」。其言是也。古诸儒生皆以为孔子用殷甲寅历。汉刘洪于历最善，其表言曰：「甲寅历于孔子时效」。窃以《春秋纬命历》推之，可信洪言。而《公子谱》所谓商起庚戌，终戊寅者非也。《帝王谱》谓汤元年壬寅，《一行历》谓成汤伐桀，岁在壬戌，皆非也。《外传》曰「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韦昭曰「商主大火」，其果合于甲寅乎？曰：成汤六年甲寅，上推桀元年癸亥，实见岁在大火。如鲁僖公五年丙寅，亦岁在大火，上推之于其元年壬戌，实见岁在大火，此固得以为甲寅也。或曰：以夏正论之，大火卯也，此得以为甲寅，何也？曰：夏后氏建寅，商人建丑，周人建子，因其所建不同而然也。鲁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鲁史失闰，至《甘传》与《纬》不同。唐一行曰：周历得己丑二分，殷历得庚寅一分，殷历南至常在十月晦，则中气后天也。周历蚀朔差经或二日，则合朔先天也。《传》所据者周历也，《纬》所据者殷历也。气合于传，朔合于纬，斯得之矣。以此观之，既其所建不同，则大火先得以为寅也。殷人建丑，以十一月朔旦冬至为元首，始变虞夏之历也。《世纪》《公子谱》《三统历》皆曰汤在位十三年，今定著元甲寅，则十有三年，丙寅之历也。孟子曰：「汤崩，太丁未立」。夫所谓未立者，言尝立之为君，不踰年而卒，未得立以为君也。《春秋》之法，不踰年之君书之曰子，而不书之为君。书之为君则不可，而数之则可也。不然，孟子何以数之耶？《外传》以谓商之飨国三十一王，并太丁而君之，则非也。《世纪》、《三统历》亦曰「殷世三十一王」，惑于《外传》之论也。《公子谱》谓三十王是也。孟子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已也，复归于亳」。太史迁作《商本纪》曰：「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及《世纪》所载皆是也。《本纪》《公子谱》以外丙即位三年，则非也，《世纪》谓外丙即位二年，与孟子合，而得商享年之数也。孔安国、顾氏、孔颖达辈徒见《伊训》之文曰「成汤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遂以谓太甲继汤而无外丙、仲壬，反以太史迁、皇甫谧、刘歆，班固为非，何其妄也！盖不知伊尹以成汤之训训太甲，孔子本原伊尹训太甲盛衰污隆之意而序之，非谓成汤之于太甲先后世次也。如夫子于《易》曰：「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皆本其治之相成也，非谓其时之相继也。黄帝之后，岂不有少昊、颛顼、帝喾之君欤？仲壬四年而崩、壬申之历也。越明年癸酉，太甲之元也。《三统历》太甲元年乙巳，《元嘉历》太甲元年癸亥，《一行历》太甲二年壬午，三者皆非也。沃丁在位二十有九年，或以谓三十年。小甲在位或以谓三十六年，或以谓二十二年，或以谓十七年。雍己在位或以谓十三年，或以谓十二年。中丁在位或以谓十二年，或以谓十一年。外壬在位或以十五年，或以谓五年。沃甲在位或以谓二十年，或以谓二十五年。祖丁在位或以谓三十二年，或以谓三十三年。盘庚在位或以谓十八年，或以谓二十八年。小乙在位或以谓二十一年，或以谓二十年。廪辛在位或以谓五年，或以谓六年。庚丁在位或以谓六年，或以谓二十一年。武乙在位，或以谓三十七年，或以谓七年。若夫沃丁之立三十年，小甲之立二十有二年，若有七年，雍己之立十有二年，中丁之立十有一年，外壬之立五年，沃甲之立二十有五年，祖丁之立三十有三年，盘庚之立二十有八年，小乙之立二十年，廪辛之立六年，庚丁之立二十有一年，武乙之立七年，则皆与商之享年不合，诚非矣。商享年六百二十有九，诸书皆同。

生为人杰，死则庙食，自古英雄亦或间见。至使故里之人若子弟事父兄，踰八百年灵爽不□，又设教□之方□人因祸福为避就，而约以归礼义，诚有父兄之道而无愧于庙食者，其惟周平西乎！靖建炎舟北客此，□□□□侯像于祠下。越五年，而庙有签，百里内外竞往决疑，若问答然，无不曲尽其意。问签所来，曰：「邑士马先民撰」。一日与周□容问之，则曰：「靖康过祠下，尝欲舍观音签。未几，兵革家难相仍，不复为念。岁次庚戌，梦人授二签曰：『闻公有喜舍意，愿求解释』。一题『寅中庚射虎』，一『辰中壬斩蛟』，字画显明，如晴日中见也。寤而莫晓，惟以靖康之念为疑。诘旦，诣祠谢不敏，请如初约。使□者求神意，不许；愿易道签，又不许。先民平日所知惟此二签，皆不许则不知所为矣。惧而出，遇旧识道士，语之故，曰：『寅中庚，辰中壬，乃以十二支加临十干，余尝收此课书，自正月寅中甲至十二月丑中癸，凡百有二十』。先民始悟，曰：『得使我撰此签邪』？作射虎、斩蛟二签，卜于神，则莫不协从。于是澡神涤虑，研精覃思，仰求神意，参考课书，尽加临之□□□一签皆七言二韵，每章成，必启神而卜之。可则定，否则易，有七易而后定者」。靖然后知平西寓意于周，假手□□□□而为教诏之方也。初成之夕，周梦客谢，且使避讳。明日遍阅，则触侯讳者三十有奇，尽易之，乃置于侯前。越至□□□□间，邑人矜其异，诧其词包罗天地人物，推测阴阳鬼神。于父子宗族，惟孝惟慈，于君臣上下，惟忠惟谨。□贪戒□，奖善而诛过，温然如慈亲良傅，肃然如严霜烈□。解其惑，昭若日月；定其信，坚若金石。呜呼，休哉！严君平，成都隐君子也。假卜筮进人于三纲五常之道，班孟坚尊之，光辉照后世。矧如平西，生有慷慨功名之心，死有大惠于□邑，千古想望其风采，凛然有生气者邪？求其签，当知寓教诏，而不止为一时可否，则侯之意得而习俗益美矣。□□宜游客食、舟车往来者，因签以知教，则侯之仁厚，岂直一邑哉，广之天下可也。琅邪主令以功赐地，乃宅侯之丘垄旁，岁时谨祀事如其后人，于签无不神验。闻靖说，请书而刊石于祠。先民信畏且诚，故为侯所藉云。绍兴己巳岁秋七月庚辰，江都胡靖记并书。

「君子务本」一章，《集注》云：「本犹根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其道自生。如孝弟则是行仁之本，不务乎此，则仁道无自而生也」。铢窃妄谓仁固孝弟之本，有仁而后有孝弟（伊川曰仁是性，孝弟是用。），然仁道生也生莫先于孝弟。盖其油然内发，至精实而无伪，自然不可已者，莫如爱亲从兄之心。故伊川曰，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爱则仁之施，仁则爱之理也。仁者爱之理，而爱莫大于爱亲，故推行仁道，自孝弟始。是乃行仁之根本也。根本既立，则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至于廓然大公，无所不爱，而有以全尽其仁道之大，则皆由此本既立而自生生，有不可遏者耳。此所谓本立而道自生也。生者，生生不穷之意，伊川所谓其道充大是也，非无本而渐生之谓。犹之木焉，根本既立，则枝叶生茂而不可已。苟无其本，枝叶安自而生哉？又程子曰，尽得孝弟便是仁，恐在「尽」字上是圣人人伦之至之意（盖孝弟亦通上下而言，犹忠恕之为道也。）。或人谓由孝弟可以至仁，则孝弟与仁是二本矣。妄意揣度如此，乞赐逐一垂诲。

大概且用此意涵泳，久之自见得失。后皆放此。

程子曰：「循物无违谓信」。窃谓物者，事物之物。有是事则循是事而无所违，无是事则不凿空而为之说，此与「以实之谓信」意相似。或者谓物者，理也。实循是理而无所违，有反身而诚之意，盖孟子「有诸己」之说。不知是否？又程子所谓「尽物之谓信」者，铢所未喻。岂尽己之谓忠者，处于己者无不尽，尽物之谓信者，施于物者必以实欤？则必以实施于物者亦无不尽矣。其所谓表里内外者，盖惟其存于己者必尽，则其施于物也必实。在己自尽之谓忠，推是忠而行之之谓信。虽然，曾子之三省必亦各致其功，未必恃此而责彼也。乞赐逐一垂诲。

或者之说非是。

程子曰：「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铢昔尝问此语于先生，先生曰，体犹体物之体，犹《易》所谓干事。其意若谓人之生具此形，即有此性，有此性则有此理，与生俱生，完具无欠。只为蔽于私，所以不行。若能公，则此理便自周流充足，不假于外（此理即所谓仁也，仁者爱之理。）。故程子曰：「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然伊川又恐人将公便唤作仁，故曰「公须以人体之」。体犹主也。铢当时虽省记先生是此意，恐记得差误，乞赐垂诲。

此下数说大概皆近之，更宜涵泳而实履之，不可只如此说过，无益于事也。

「贤贤易色」一章，窃谓上蔡所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天下之诚意无以加此。好德如好色，亦可谓好德之至也，此语似甚精。而或者乃谓不若张子韶曰「学所以明人伦也，好德不好色，则夫妇之伦正」。似恐不必推说至此。然上蔡之说与伊川所谓见贤则变易颜色，愈加恭敬，好善而诚也，二说孰精？又子夏之意以谓人能如此，则虽人以为未尝学，子夏必以为已学也。玩其语意，则子夏未尝不欲人学，然其语不无病，不若夫子所谓「行有馀力则可以学文」者为有本末先后。故《集注》特著吴氏之说，所以垂训者精矣。乞赐垂诲。

当从谢氏说。

「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一章，窃谓程子之意固已明白，谢氏曰：「学者观于圣人威仪之间，亦可以进德矣」，此语似甚精。而或者乃谓不若张子韶曰「温良恭俭让固不可以不学，要当学圣人之道，以求其自然发见者。若乃矫伪其行，粉饰其容，此又圣门所诛也」。铢窃谓夫子德容至于如是，固有德盛仁熟而其自然之光辉著见于外。学者之学圣人，固不当矫情饰貌，徒见其外而不养其中也。然容色辞气之间，亦学者所当用功之地而致知力行之原。今不于此等处存养涵蓄，学圣人气象，不知复于何者为学圣人之道乎？窃谓学者内外交相养之功，正当熟玩此等，气象自别。不知是否？又俭，节制也，节制莫是自然有法度绳约之意否？温、良、让有和易气象，恭、俭有俨恪气象，谢氏所谓「泰然如春，俨然如秋」是也。并乞逐一垂诲。

如张氏说，则《乡党》篇可废矣。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一章，铢自幼年，则见先生与程先生反复论此一段，当时固莫能晓。近来思之，窃谓程子所谓孝子居丧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者，颇为的当。请试言其所思而得之者以求教。志者，志趣，其心之所趣者是也。行者，行实，行其志而有成也。父在子不得专于行事，而其志之趣向可知，故观其志。父没则子可以行其志矣，其行实暴白，故观其行。然三年之间，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之存而庶几于亲之复见，岂忍以为可以得行己志而遽改以从己志哉？存得此心，则于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于公议，不得已而改之，亦无害其为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为于是可以行己之志，而于前事不如己意者则遂遽改以从己之志，则不孝亦大矣，岂复论其改之当与不当哉？盖孝子处心，亲虽有存没之间，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专。况谓之父道，则亦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间，如白驹过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则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见至隐，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议，内怀欲改，而方且隐忍迁就，以俟三年而后改焉，则但不失经文而已，大非圣人之意矣。妄论如此，不知稍不畔否？乞赐垂诲。

此说得之。然前辈已尝有此意矣，更须子细体认，不可只如此说过。

「君子不重则不威」一章，程子曰：「人安重则学坚固」。范氏、游氏推明其说精矣，然味其经文，窃谓恐不若吕氏曰：「学则知类通达，故不至于蔽固」。盖若作一事说，则曷不曰「君子不重则不威而学不固」乎？不重则不威，有笃敬意；学则不固，有致知意（学固兼知与行而言，而夫子言之于此，则学又自有专说知意。）。「主忠信」，窃谓忠信盖诚实之意。盖自理而言，则谓之诚实；自人所行而言，则谓之忠信，其实一也。故伊川曰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则实理也。「无友不如己者」，程先生以谓上蔡云「与不胜己者友，钝滞了人」，此语诚是。然人之求友，固不可无此心，而亦不可必也。必欲求胜己者而后友，则胜己者亦不与我友矣。圣人用心不如是。子夏教其门人以择交之道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此未为过也。而子张犹以为不可，则不胜己者不与之友，圣人气象恐不如是。杨氏所谓「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胜己也」，似以此言为当。铢尝问之曰：「恐如此其弊或至于无责善辅仁之益」。先生曰：「道不同不相为谋」。然铢思之，终恐未安。盖味圣人语意，正谓人好与不己若者处，故为此言以戒之。「无」与「毋」通，禁止之辞。闻之李氏曰：「人皆求胜己者友，则愚与鲁几于无友矣。然世人知与贤己处者常少，而轧己者常多，此学所以不进。有志于学，则不如己者宜非所友」。此意不知近是否？乞赐垂诲。

学则不固，程、范、游说是。毋友不如己者，李说是。

「颜子不改其乐」章，程子尝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铢岂当躐等妄论及此？但近见一朋友讲论次说及此，觉得说入玄妙，且又拘牵于鲜于侁之问，使「颜子乐道则不为颜子」之说说入空寂去，因试妄意揣度，以谓圣贤所以皇皇汲汲者，正谓欲求得本心而已。苟得其本心以制万事，则天下之乐何以加此？区区贫窭，岂足以累其心？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忧，而颜子独乐者，正乐此而已。此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之意近似。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穷居不损」。所性，谓所得于性者。君子所得于性分之内，虽大行穷居不为加损，乐莫大焉。不知如此揣度，不至大段碍理否？乞赐垂诲。

此等处不可彊说。且只看颜子如何做功夫，若学得它功夫，便见得它乐处，非思虑之所能及也。

《书·金縢》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一段，按马、郑氏皆音「辟」为「避」，其意盖谓管、蔡流言，成王既疑周公，公乃避居东都二年之久，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风雷之变，启金縢之书，迎公来返，乃摄政，方始东征。所谓「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陈少南、吴才老从之，而诋先儒诛辟之说。铢窃谓周公之诛管、蔡与伊尹之放太甲，皆圣人之变。唯二公至诚无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浅俗之心窥之也。此「辟」字与《蔡仲之命》所谓「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为「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终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间而入，则周家之祸可胜言哉！周公是时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观公之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诚恻怛，则区区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此心无愧而先王可告也，自洁其身而为匹夫之谅，周公岂为之哉！妄意如此，乞赐垂诲。

「辟」字当从古注说。

《微子》篇曰「诏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一段，铢于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当留、当去、当死之切当不可易处。尝读《微子》书，见其所以深忧宗国之将亡，至于成疾为狂，聩耄无所置身，其心切矣。然终不言于纣，以庶几万一感悟，而遽为之去，是必有深意者。东坡则曰，箕子在帝乙时，以微子长且贤，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纣。纣忌此两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旧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则我与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与之俱去，然箕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贡于先王」。微子去之，以续先王之国；箕子为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谏而死，为不负先王也。而林少颖亦从其说，以为二人处危疑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彊谏，徒死又无益，故微子虽欲谋于箕子以救纣之颠隮，然箕子以谓「我兴受其败（犹言我起而谏，则受其祸。）」，不可以复谏，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祸，而箕子隐晦以自存。惟比干不处嫌疑，故彊谏而死。三人所处之势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达于先王而已。审如是说，则微子、箕子皆未尝谏，无乃屑屑然避嫌远祸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兴受其败』者，我适起而受其祸败，不可逃免。然殷灭之后，我不事异姓，不能与人为臣仆，示必欲以死谏纣。但箕子之谏，适值纣怒未甚，故得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独箕子答者，比干与箕子意同，经省文也」。窃谓孔氏去古未远（唐孔氏盖推本安国之意。），其言必有所据。盖尝因是妄谓微子以宗国将亡，不胜其忧愁无聊之心，而谋出处于箕子、比干，故箕子为言「我兴受其败」，不可逃免，当与宗国俱为存亡。故虽商祀或至沦亡，我亦誓不臣属他人。盖将谏纣，纣不听，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无一言者，孔氏所谓心同，不复重言是也。其后比干果以谏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岂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谏者，庶几吾言得行而纣改焉耳。纣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纣遂杀之，则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岂欲隐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犹比干之谏，冀吾言得行而纣改焉耳。纣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纣囚之而不置之死，则箕子岂固欲自经于沟渎而为匹夫之谅哉！故因遂徉狂而为奴，盖亦未欲即死，庶几弥缝其失，而冀其万有一开悟耳。盖谏行而纣改过者，二子之本心也。谏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尔。使纣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纣而杀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则皆然矣。至于箕子为微子之计，则其意岂不以谓吾二人者皆宗国之臣，利害休戚，事体一同，皆当与社稷俱为存亡，不可复顾明哲保身之义？然而微子，国之元子也。往者纣未立，吾尝言于帝乙而立子，帝乙不从而立纣，是以纣卒疑吾两人。故吾旧所云者足以害于子，若起谏纣，则纣益生疑，非惟不从，害必先及子而并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发益于纣，而遽死可惜也。东莱所谓人先有疑心，则虽尽忠与言，而未必不疑。盖疑心先入而为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当遁逃而出，乃合于道。又况我与比干既留谏以事纣，则存亡未可知。万一不死，罔为人臣仆，此心已坚定，则亦不可使成汤以来庙不血食。况汝为元子，又居危疑之地，义当逃去，万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于至诚恻怛之心，无所为而为之，故孔子并称三仁，或以此欤？妄意如此，乞赐谆切垂诲。

此说得之，《史记》亦说箕子谏而被囚也。

「咸有一德」，窃谓一者，其纯一而不杂。德至于纯一不杂，所谓至德也。所谓纯一不杂者，盖归于至当无二之地，无纤毫私意人欲间杂之，犹《易》之常，《中庸》之诚也。说者多以「咸有一德」为君臣同德，「咸有一德」固有同德意，而一非同也，言君臣皆有此一德而已。苏氏曰：「圣人如天，时杀时生；君子如水，因物赋形。天不违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无斁」。此语似是，不知可以作如此看否？乞赐垂诲。

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后言一德，则一者，常一之谓。终始惟一，时乃日新。苏氏说未的当，可更退步，就实做工夫处看。

《盘庚》言其先王与其群臣之祖父，若有真物在其上，降灾降罚，与之周旋从事于日用之间者。铢窃谓此亦大概言理之所在，质诸鬼神而无疑尔。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导之，夫岂亦真有一物耶？乞赐垂诲。

鬼神之理，圣人盖难言之。谓真有一物固不可，谓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晓然见得，且阙之可也。

铢窃谓《书序》之作，出于圣人无疑。学者观《书》，得其序则思过半矣。班固言《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时，上断于尧，下讫于周，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而林少颖乃谓《书序》乃历代史官转相授受，以《书》为之总目者，非孔子所作。今玩其语意，非圣人，其孰能与于此哉？《书序》言「成汤既没，太甲元年」，玩其语意，则是成汤没而太甲立。「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则是太甲服汤之丧，既不明，伊尹遂使居于汤之墓庐，三年而克终允德也。或者乃曰，《孟子》曰：「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汤没六年而太甲立，太甲服仲壬之丧」。夫服仲壬之丧而庐于乃祖之墓，恐非人情。伊川谓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岁，仲壬方四岁，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而或者又谓商人以甲乙为兄弟之名，则丙当为兄而壬当为弟。岂有兄二岁，弟乃四岁乎？按《皇极经世图》纪年之次，则太甲实继成汤而立无疑。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说当作如何训释？乞赐垂诲。

《书序》恐只是经师所作，然亦无證可考，但决非夫子之言耳。成汤、太甲年次，尤不可考，不必妄为之说。读书且求义理，以为反身自修之具，此等殊非所急也。

西伯戡黎，旧说多指文王，惟陈少南、吕伯恭、薛季隆以为武王。吴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纣时事（武王未称王，亦只称西伯而已。）」。铢按《书序》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则殷自此以前未尝恶周也。殷始有恶周之心，而周又乘袭戡胜近畿之黎国，迫于王都，且见征伐（黎在汉上党郡壶关。纣都朝歌，上党在朝歌之西。），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于受曰：「天既讫我殷命」。曰「恐」，曰「奔告」，曰「讫我殷命」，则其事势亦且迫矣，恐非文王时事也。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而孔子亦称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为至德，所谓「有事君之小心」者，正文王之事，孔子所以谓之至德也。当时征伐虽或有之，未必迫于畿甸。然《史记》又谓文王伐犬戎、密须，败耆国。耆即黎也。《史记》文王得专征伐，故伐之。二说未知孰是？乞赐垂诲。

此等无證据，可且阙之。

服父母之丧而祭祀祖先，当衣何服？与居母丧而见父、居父母丧而见祖父母，其朔旦岁节，上寿为礼，各衣何服？父母在而遭所生丧（谓非出母），不知合衣何服？合与不合设几筵、出声哭？舅姑俱存，而子妇丁其父母忧，虽合奔丧，然卒哭后必当复归，恐三年之服自不可改。遇节序变迁，不审可以发哀出声否？见舅姑及从舅姑以祭，不知所易当何服？乞赐垂诲。

古者居丧，三年不祭（见《曾子问》）。其见祖父母之属，古人亦有节文，不尽记。然上寿之礼自不合与所生母丧，礼律亦有明文，更宜详考。亦当稍避尊者，乃为安耳。如女已适人，为父母服期，礼律亦甚明。若有舅姑，难以发哀，于其侧从祭，但略去华盛之服可也。

孟子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恐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强恕而行，求仁莫近」，恐有「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之意。盖反求诸身而实有此理，如仁义忠孝、应事接物之理，皆实有之，非出于勉强伪为，到此地位，则是以己及物，不待推矣。未至于此，则须强恕以去己私，求得天理之公，所谓推己及物也。未知是否？

此说非是。

太史迁作《十二国世表》，始记甲子起于成周共和庚申之岁，庚申而上则莫纪焉。历世寖远，其事杂见于诸书，靡适折衷，则亦传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节邵先生雍出于河南，穷往知来，精极于数，作《皇极经世书》，上稽唐尧受命甲辰之元，为《编年谱》。如去外丙、仲壬之祀，康节以数推知之，乃合于《尚书》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之说。因康节之谱，编自尧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岁，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命之曰《经世纪年》，以便观览。间有鄙见，则因而明之，如孟子谓尧、舜三年之丧毕，舜、禹避尧、舜之子而天下归之，然后践天子位，此乃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闇而弗章？故皆书其服丧践位之实焉。夏后相二十有八载，寒浞弑相，明年，少康始生于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后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故于此四十载独书少康出处，而纪元载于复国之岁，以见少康之君臣经营宗祀，绝而复续，足以为万代之冠冕。于新莽之篡，缺而不书，盖吕氏不可间汉统，而所假立惠帝子亦不得而纪元，故独以称制书也。以至周文王之称王，武王之不纪元于国，皆汉儒传习之缪，先觉君子辨之详矣，故皆正而书之。汉献之末，曹丕虽称帝，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诸葛亮相之，则汉统乌得为绝？故献帝之后，即系昭烈年号，书曰蜀汉，逮后主亡国，而始系魏。凡此皆节目之大者。嗟乎！世有古今，而古今不间于一息，事有万变，而万变卒归于一原。盖理义根乎天命而存乎人心者，不可没也。是故《易》本太极，《春秋》书元，以著其体用，其示后世至矣。然则大《易》、《春秋》之义，其可以不明乎！乾道三年正月甲子谨序。

太史迁作《十二国世表》，始纪甲子起于成周共和庚申之岁，庚申而上则莫纪焉。历世寖远，其事杂见于诸书，靡适折衷，则亦传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节邵先生雍出于河南，穷往知来，精极于数，作《皇极经世书》，上稽唐尧受命甲辰之元，为《编年谱》。如云外丙、仲壬之祀，康节以数推之，乃合于《尚书》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之说。成汤之后，盖实传孙。《孟子》所记，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时，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盖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书序》称十有一年矣，而复称十有三年，字之误也。是类皆自史迁以来传习之缪，一旦使学者晓然得其真，万世不可改者也。某不自揆，辄因先王之历，考自尧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岁，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列为六图，命之曰《经世纪年》，以便观览。间有鄙见，则因而明之，其大节目有六。盖孟子谓尧、舜三年之丧毕，舜、禹避尧、舜之子而天下归之，然后践天子位，此乃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闇而弗章？故于甲申书服尧、舜之丧，乙酉践位之实，丙戌书元载，格于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践位三十有三载也，则书荐禹于天，与《尚书》命禹之词合。自丁巳至癸巳，是荐禹十有七载也，与孟子之说合。于是受命之际，书法亦然。然后而《书》称舜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则是史官自尧崩之明年通数之耳。夏后相二十有八载，寒浞杀相，明年少康始生于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后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寒浞岂可使间有夏之统？故缺此四十载，独书少康出处，而纪元载于复国之岁，以见少康四十年经营，宗祀绝而复续，足以为万代中兴之冠冕。于新莽之篡，缺其年，亦所以表光武之中兴也。汉吕太后称制，既不得系年，而所立少帝乃他人子，又安得承统？故复缺此数年，独书曰「吕太后临朝称制」，亦范太史祖禹系嗣圣纪年之意也。汉献之末，曹丕虽称帝，而昭烈以正义立于蜀，不改汉号，则汉统乌得为绝？故献帝之后，即昭烈年号，书曰蜀汉，逮后主亡国，而始系魏。凡此皆节目之大者，妄意明微扶正，不自知其愚也。其他如夏以上称载，商称祀，周始称年，皆考之《书》可见，而《周书》《洪范》独称祀者，是武王不欲箕子尚存商历，箕子之志也。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齐、后周皆夷狄也，故统独系于江南。五代迭揉，则都中原者不得不系之。嗟乎！世有今古，太极一而已矣，太极立则通万古于一息，会中国为一人。虽自尧而上，六阏逢无纪，然上圣惟微之心，盖未尝不周流该遍，亘乎无穷而贯于一也。是以《春秋》书元，以著其妙用，成位乎其中者也。大君明斯义，则首出庶物，天地交泰，裁成辅相之妙矣。为人臣而明斯义，则有以成身而佐其主矣。若夫《易》、《春秋》之用不明，则经世之旨不几于息乎？乾道三年正月甲子谨序。

事莫重于登极，礼莫急于告庙。盖即位必告庙，示敬亲也；告庙必于岁首，大其事也。舜正月上日受命于文祖，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皆行告庙之礼也。然礼以变而或殊，事随时而亦异，有不可以一例观者。议礼之家，各持一说，不致其辨，礼意无自而明。夫嘉礼之与凶礼不可以并行，举一必废一，故在礼经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盖不敢以卑而废尊也。夫天地以尊而不废，宗庙以亲，岂独可废乎！况《王制》三年不祭之说，诸儒之论亦自不同。杜预之说，以为既祔以后，宗庙得四时常祭。盖杜氏之意，不以三年不祭宗庙为是也。今姑置常祭之说而论，即位踰年，告庙之礼，庶几礼简而易明，虚言无證，则论不定，请质事以明之。且太甲之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见厥祖，百官犹总己以听冢宰，则是太甲居仲壬之丧而告庙也。汉吕后以八年七月即世，九月大臣迎立代王，元年十月辛亥，文帝即祚，谒高庙，即是文帝居吕后之丧而告庙也。唐代宗以大历十四年即世，德宗建中元年正月庚午，朝享于太庙。其后穆宗长庆之元年，敬宗宝历之元年，武宗会昌之元年，懿宗咸通之元年，皆以正月朝享于太庙。遍观历代之制，虽小节不同，大概居丧虽权住祭，踰年正月必告于庙，载诸经史，可考而知。汉昭、宣、元、成、哀、平六世皆以即位谒庙，不待踰年，则失之速。唐太宗贞观三年正月，方事于太庙，马周得以为言，则失之缓，皆非礼之正也。以历代之事而求其当，其惟踰年正月告庙乎！共惟陛下自登极以来，已享帝矣，大行梓宫发引在即，来年正月盍行告庙之礼。礼官未见申明者，岂非以《王制》为据乎！切谓即位之后，已曾谒庙，国有大故，故可以未祭。与居丧之后，即位未经谒庙者，事体不同。考历代已行之事，宜于来年正月一日陛下躬行告庙之礼，庶几立一王之制，示万世之规，乞下礼官指定施行。

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放桐，殷人之制，兄亡弟及，此先儒据一代成法，而有是言。然观商六百馀年间，自沃丁以降，立弟者十一君；自太甲以降，立适者十二君。然则两说，亦相半耳。成汤既没之后，经无明文。太史公以来，诸儒从外丙、仲壬更立之说，为立弟；河南邵氏、程氏，从汉孔氏外丙、仲壬不立，而太甲径立之说，为立适。愚窃考殷人当日之制，有适则立适，太甲以下是也；无适则立弟，沃丁以下是也。废适而他立则乱，太史公所指仲丁以来九世大乱是也。五峰诋史迁，而欲改《史记》本文仲丁为沃丁，以为自沃丁至阳甲，恰九世乱。愚皆不敢以为然。按《史记》云：「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此史迁本文也。据仲丁立其弟外壬，外壬立其弟河亶甲，意当时仲丁、外壬未必无适，乃再世立弟，所谓废适也，乱之始也。至若祖辛舍其子祖丁不立，而立其弟沃甲，沃甲舍其子南庚不立，而立祖辛之子祖丁，祖丁舍其子阳甲不立，而立其诸父沃甲子南庚，南庚又复立祖丁之子阳甲，所谓更立诸弟子也。于是仲丁以来，九世乱矣。盖凡史迁之说，非以无适而立弟之子为乱也，以废适而立弟之子为乱也。盖亦非直以立弟之为乱也，以立弟之子之为乱也。盖自仲丁以来方有此，仲丁而上不与焉。此名何尝误？就如胡氏之说，必以仲丁为沃丁，遂谓其立弟九世，而九世生乱。愚谓有以质之。自沃丁立弟而后，雍己立其弟为太戊，太戊且能中兴商室矣，安在其为乱乎？大抵商人立弟非乱制，惟废适乃乱制。太史公既知其说，则不当复录外丙、仲壬以为世次矣。使当时不立太甲而立丙壬，是废适也。恐汤尹之时已乱，而何必仲丁以来哉！近世大儒，有专攻《书序》者，背河南程、邵之说，以为太甲服仲壬之丧，为仲壬之后也。夫营桐宫，汤之葬地也。密迩先王之训，汤之训也。太甲以兄子服叔父仲壬之丧，而欲其思乃祖成汤之训，以为迁善改过之地。伊尹之谋，何其迂且拙耶！故并辨之。

纪年尚矣，鲁史之外，有《汲冢竹书（始尧至于战国，谓尧起戊辰。）》，其事不经，而传者或采之以为晋之乘也。太史公以来，虽变编年，然皆有帝纪。厥后萃聚列代者有《世纪（晋皇甫谧撰，始伏羲，至汉献。）、》《通历（唐马总撰，起天皇，至隋。）》、《通要（唐苗台符。）》、《通谱、》《（本朝宋莒公庠撰，起汉文后元。）通载（章左史衡。）、》《通鉴》、《（司马公。）帝统》（又名《历年图》。）《、举要历（亦谓尧起戊辰。）》、《稽古录《、》（并司马公。）年代录（处士武密撰，起天皇。）《、》疑年录（刘秘丞恕。）、》《甲子编年（刘史馆蒙叟撰，谓尧起庚子。）《、》纪年总辨、（永嘉朱黻，其书黜吕后、王莽、曹丕、朱温，进刘先主、唐庄宗。同时《朱氏纲目》未行于世。）》皆纪年之书也。莫备于《通鉴》，而最有法者，则康节《经世书（推尧起丙辰，无外丙、仲壬，今遵之。）》，吕成公《大事纪（起获麟，止汉武征和元年，惜不全。）》，朱紫阳《纲目（甲子并依康节。）》。浸后浸完，士生今之世者厚幸哉！是书拾于诸家，私备遗忘，大海一勺，尝咸而已。谓之无意固不可，谓之有例则不敢。年不备，不能为纪年，曰《世运录》。然而霸王之不同，经制之变，古今之异，兴亡治乱之故，则亦略具矣。康节之言曰：「历代之治也，未始不由于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国之道盛。其亡也，未始不由于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呜呼，三千有馀岁之污隆，二十代之兴亡，何莫由斯言乎！然古道不齐，一治一乱，而首祸者未尝不徒为后人驱除。盖非有汤武拯民之心，不过谓之幸乱。虽秦隋之季，摧纲剥纪，败政猬兴，暴骨如乱麻，存者危于坠露，不得不起而劘之，而陈胜、窦建德之徒不足自救。天虽自亡秦隋，亦恶幸乱者也。自馀如曹操、刘裕、朱温诸人之兴，虽垢贱浅短，至不足道，然皆非先发者。春秋之初，郑庄公始有霸志，霸卒归于齐、晋，而郑数百年受霸之祸。夫假仁纠合，未为无功于生民，而王道之变，实天意所谨也，而况其下乎？三皇五帝三王，文质不同，其道一揆。汉杂霸，唐霸，晋不足霸，偏裂之正有蜀汉，夷狄之治有元魏，散乱之得国有唐庄宗，自是以降，无以污吾言矣。王霸之不同，经制之变，古今之异，其事皆在于春秋战国秦汉之间。颓波沄沄，有往无反，至于本朝，始见先王之意，而政则备。盖以唐观汉，汉不可及，以观本朝，本朝又仁厚也。

《大纪》论曰：史公记汤崩，太丁早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继而崩，然后立太甲。非其实也。何以知非其实？二帝官天下，定于与贤；三王家天下，定于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亲亲也。兄老弟及，非所以敬宗尊祖，且本支乱而争夺起矣，岂亲亲之道哉？且成汤、伊尹以元圣之德勠力创业，乃舍嫡孙而立诸子，乱伦坏制，开后嗣争夺之端乎！公仪仲子舍孙而立子，言偃问曰：「礼欤」？孔子曰：「否，立孙」。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为是，此以素知其非者一也。夫贤君必能尊先王之道，不贤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矣；立弟者盘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岂有诸圣之君皆不尊先王之制，沃丁、小甲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阳甲记曰：「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诸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阳甲，立弟者九世，则仲丁之名误也。沃丁既以废嫡立诸弟子生乱为罪，则成汤未尝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汤首为乱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实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风通于小数，犹能逆知帝王世数；以邵康节极数知来，其作《皇极经世史》，亦无外丙、仲壬名。此以历数知其非者四也。经所传者义也，史所载者事也。事有可疑，则弃事而取义可也；义有可疑，则假事以證义可也；若取事而无义，则虽无经史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