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当之。

自古人君以人力胜天理者，莫甚于秦始皇。观其噬六国而一于秦，泰然擅一统之权，而举天下无足与敌者，思所以久天下之术：虑六姓之裔而歼其遗，惧儒生之议则坑其类；惩诸侯之患，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因卢生献胡亡秦之图，遣蒙恬堑山湮谷，起临洮，击辽水，延袤万馀里。长城既筑，而河南之地已县矣。自一至万，谁曰不可？不知人力愈至则天理愈亏，及天子之气见于东南，始皇犹且东游以厌当之，以人胜天之念至老不悟；不知赤帝之龙一翔于沛丰，而建瓴百二之饶遂为汉资矣。嗟夫，歼巫蛊轻重之罪，其如长安黄气中有皇孙病己者在；恃白石丹书之符，其如舂陵佳气中有白水真人者存。天理所在，一毫不差，其可以人力胜哉！

秦二世元年，陈涉起蕲至陈，自立为楚王，郡县多杀长吏以应涉。

圣人之生，天必有以启之也。炎正中微，大盗移国，九县飙回，三精雾塞，白水真人虽生于济阳，而谨厚直柔之资沈几而未发也。王郎称帝于邯郸，公孙述称帝于巴蜀，李宪自王于淮南，秦丰自王于楚黎，各据其险以逞其技，而终不能以有所成，岂其智力不足而形势不固邪？天将以是启绛衣大冠之将军耳。王郎、公孙狗盗而帝，李宪、秦丰鼠窃而王，卯金复兴之谶，嘉禾九瑞之祥，其忍坐视生民涂炭邪？天以诸盗启光武，所以安光武之为也。吁！陈涉之首王于秦乱之始，涉果何能为哉，以荷蓑荷笠之佣工，而胼手胝足则其常分也。钱镈之是讲，其视旐旟为何物？铚艾之是为，其视师旅为何法？今也揭竿为旗，斩木为兵，幸而下陈而王号遽立，谈者鄙其鹪鹩之枝，鼷鼠之腹，不能从耳馀之计以图天下，失投机之会而安于一楚王，谓涉之不大也！嗟夫，垄上辍耕之汉，不过欲富贵耳，夫以一耕夫而辄负君国之荣，已越分矣，而耳馀其不知人也哉。夫以狐鸣假鬼之诈，孰与夫赤帝断蛇之祥？鸿鹄浅中之志，孰与夫龙颜宽仁之度？以涉之自王，而郡县犹多杀长吏以应之，沛之父老迎高祖，其可数逊邪？涉之王，天所以启高祖之心而速高帝之为也。不然，陈涉首王而沛公应涉，则权在涉，俾耳馀之策果行，则涉之王亦止于六月，而皮冠之沛公能基四百年之炎祚，岂非天启之邪！

郦食其求见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郦生长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

秦失其鹿，天下竞逐，凡有是才者皆有是心也。佣耕之夫不数月而王，彼贩缯屠狗之桀，刑馀卒伍之雄，其肯帖帖人下邪？沛公亦若人也。方怀王之遣西定关中也，秦婴尚强，项羽方盛，田劳起齐，韩广起燕，魏咎起魏，鹰搏之兵纷如也。沛公高阳之行，怀王一将军耳，监门戍卒与前日泗上亭长齐也，沛公乃踞洗而见之，沛公何简郦生邪，吁，此沛公驭英雄之术也！凡人之情，慢忽生于故常，狎侮起于畴昔。彼奸雄桀猾之徒，皆昔日之故旧，彼其悠然而归于我者，不有所玩渎则必有所尝试，于此无一术以驾驭笼络之，俾之动荡奔走而不自知，一沛公其如秦项何？先之以踞洗之卑，所以挫其锐；后之以延坐之崇，所以慰其心。沛公驭英雄之术，大率如此。隋何之功，先之以面折；黥布之归，辱之以洗召；赵将之见，耻之以嫚骂；至于褒封之隆，供帐之厚，千户之宠，出于非望，而三子喜过其分，俾之赴死剋敌、终为吾用者，堕于高祖之术中也。梁武帝惩高祖之事，方侯景以穷来归，遽裂地而王之，其后凡有所求，辄痛挫抑，是以景反而梁亡。夫高帝之术固不足法，而梁武帝之事亦可鉴也。

西入咸阳，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灞上，萧何尽取秦丞相府图籍文书。

古史之阙文，孔子不得而预晓；周爵之去籍，孟子不得而详言。夫文书所以纪天下也，不有所考，虽孔、孟之暇日不能以臆计，而况乎扰攘之时也哉。光武披舆地图，而天下之利害险阻洞然乎胸中者，有所考也。唐高祖之克京城也，而宋公弼收图籍之外一无所取，夫图籍之与珍宝孰为用也？而宋公舍其所可用而急其所宜缓者，是岂取天下之先务邪？太宗用是以降李密、俘建德，擒世充，芟武周，剪黑闼，夷萧铣，义兵一举，摧枯拉朽，如履其室中者，文籍之功也。沛公之入咸阳也，萧何尽收丞相府图籍文书，而秦之重宝财物，封之府库而不顾，萧何之谋宏矣哉！吁，子房之决胜千里，韩信之战胜攻取，微萧何之图籍饷馈，臣见其不能以有为矣。

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

苛政之世，天下思兵。夫兵所以残民也，而民思于苛世，夫岂乐于自残哉？盖苛政猛于兵也。桀纣之酷，民之思汤武犹时雨也，东征西怨，奚独后予。夫后予之怨，民思兵矣，来苏之慰，乌得不室家相庆邪！离心离德，乃汝世雠，民无君矣，王师之迎，安得不箪食壶浆邪！汉高帝，秦之汤武也。方秦之民，口缄于耦语，财困于征歛，力疲于戍役，天下悽然而无所依，幸而有宽仁之高帝，除秦之苛，约以三章，天下之民犹疾之遇药，热之濯风，其平日念虑之欲一夕而慰，乌得不大幸而争为牛酒之献邪！来苏之慰，壶浆之迎，是或一道也。

羽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欲攻沛公，沛公从百馀骑见羽鸿门。

天下之事，不有所摧挫则不能以有成，故凡处逆景而不乱者，圣贤进德之地也。沛公鸿门之会，其汉高帝之基欤！方项羽使黥布破函谷关而至戏下也，沛公以十万之疲兵，当项羽百万之锐卒，沛公其危矣哉！项伯婚姻之约，臣与将军之称，以不自意之逊辞，为岂敢反之卑语，沛公至此，势迫甚矣。况范增之数目，项庄之舞剑，俾羽也于是时萌一毫欲杀之心，则沛公乃羽几上肉耳。项伯之翼，樊哙之谯，其能脱沛公于虎口哉？惟羽无是心，故沛公获再生于间道之走，羽之气日骄，而沛公之气日沮矣。吁，沛公之气沮，而沛公之德进矣。彭城之败，睢水为之不流，所与逃者数十骑；荥阳之困，非纪信诳楚，则西门之逃几不免；固陵之败，诸侯不至，走而入壁者一沛公耳。沛公救死扶伤，日不暇给，其如羽之百战百胜之雍容邪？追斩东城，奚益于胜？即位汜水，汉业以成。君子观史，其可以成败论人哉！

汉王为义帝发丧，发使告诸侯，兵皆缟素。

刘项之雌雄，不在战之胜负。以高祖之摧残困踬，救死扶伤之不暇，而百战百胜之项籍卒亡于垓下，何也？战愈胜而天理愈丧，气愈壮而天理愈亏，不亡何待？夫子而事父，臣而事君，天伦之固有，虽小夫贱隶同此有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也哉！屠咸阳，焚宫室，所过残灭，羽亦酷矣，而义帝其忍杀哉！羽为无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贼也，焉有天下之贼而能有天下邪！高帝为义帝发丧，兵皆缟素，天下之士，孰不以义起也？盖仁义者人心之同然，惟仁义可以激人心。三河之士，五诸侯之兵，南浮江汉以下，乌得不感动于斯？昔齐侯之霸春秋，以昭王南征不复，王祭不共，而进陉之师，诸侯与之；魏祖之雄三国，以献帝洛阳之还，百姓感奋，而奉都许之迎，天下是之。羽之叛弑其主，是以秦伐秦，高祖不暴羽之罪以感天下之心，则又以楚伐楚耳。楚之诸将舍羽而归汉，其亦感夫缟素之举也夫。

羽以精兵击汉军睢水上，大破汉军，围汉王三匝，大风折木扬沙，昼晦，汉王遁去。

兴王之君，人顺而天应，故天意常显于人事不可为之时。光武蓟中之举，食豆粥于芜蒌，其迫甚矣，王郎兵且至，而沱水流澌其可济乎？夫以光武饥窘之师，当王郎新羁之马，进则锐兵突其前，退则沱水阻其后，光武于是时也，人事之已穷，则有死战耳。吁，人事之穷而天理之应也。王霸诡为冰坚之言，而沱河之冰果合，光武渡毕而冰解，岂非天邪！高祖睢水之战，汉军之死填睢水，而保壁之卒无几矣，羽以三万之精兵围之三匝，汉王将焉逃哉！韩信之兵未会，而萧何之馈莫入，张良之算，陈平之智，无所用其巧，势穷于此，计穷于此，而兵又穷于此。吁，势穷计穷而兵穷，则天心未穷也。大风折木扬砂石，昼晦，而楚军大乱，故高祖得与数十骑遁去。以是知天意所属，必于人所不可置力之地而显之也。高祖雒阳南宫之语，归功于三杰，而罪项羽不能用范增，是未知天者也。天心属意于汉高，而假手于三杰，范增其如天何！

斋戒设坛具礼拜信为大将军。

必有天下之大志，而后能立天下之大事。夫以天下之志素存于胸中，贫贱患难不足以动其心，而其志虑未始不为经国之谋也。一旦见之于有用，而施设措虑，雍容暇豫，而不少乱也。致君尧舜之心，藏于莘野耰锄之时，逊志典学之训，蕴于傅岩胥靡之日，故能处三聘一德之隆而不愧，置左右朝夕之密而不怍。大凡立天下之大事者，非有天下之大志者不能也。韩信以寄食之贫，胯下之辱，无资身之策，兼人之勇，忽焉拔之于连敖治粟之职，而为登坛具礼之大将，怡然居之，犹其素所得者，至于定三秦，虏魏豹，斩陈馀，擒赵歇，戮龙且，降燕弱楚，动如其意，若摧枯拉朽而莫有以敌之者，皆其经纶之志素存其中，岂偶然之所能邪！吁，供帐如王则大喜，淝水之捷则折屐，惟胸中素养之未纯，故于或然不虞之顷未有不乱者也。大将之拜，信岂忝哉！

成安君儒者，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

商周之兵，天下以仁义归汤武，而汤武未尝以仁义自名。攸徂之民有来苏之慰，牧野之会有罔敌之师，汤武何术以致之哉？天应而人顺，民心自有所不容已者耳。宋襄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子鱼曰：「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夫忍以人而祀社，而襄公之素心亦残矣。今也与楚人战，必俟既陈而后击，遂大败于泓。国人皆咎之，且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为吾仁义之兵当然。吁，襄公果仁义乎哉？亡其实而假其名，故一败涂地而不可救也。

陈馀说武臣以叛其主，攻张耳以离其交，其仁义安在？乃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泜水之戮，不救于亡，其愚也夫！

信平齐，使人言于汉王曰，云云。张良曰：「不如因而立之」。

人臣之事君，至不可使有一毫之忌隙也。周公以待旦吐握之劳，其夹辅王室，以隆有周之业者，公之尽其心、竭其诚，与天相为无穷可也；而管蔡且流言矣，虽召公之贤犹不悦，成王之圣犹致疑。夫以流言之入人，以周公《鸱鸮》之诗，求成王之自悟，王虽未敢诮而忌之，隙已从是萌矣。茍无雷风之变，不启《金縢》之书，则公之忠诚其泯矣哉。周公圣人也，心与天同，而犹不免乎疑，况其下者乎！夫韩信以多多益办之才，而动如所欲，诸国虽平而楚兵犹盛也，汉王方困于荥阳，信下齐，不还报而自王。信也效市井之徒，乘时以徼利，其不启高祖之疑邪！迨其后也，追楚至固陵，与信期而不至，高祖取信之心固已萌于是时矣。顾项羽在，力未及耳。信虽却武涉之说，杜蒯通之谋，有「背之不祥」之语，奈何汉高之疑已久矣。未几，袭夺其军，徙为楚、邳矣；又未几，缚之云梦，侯之淮阴矣。钟室之戮，其基于假王之时乎！信能为高帝天下谋，不能为一身谋，开高帝之忌隙而自速其祸，其迂矣哉！

楚地悉定，独鲁不下，汉王引兵欲屠之，为其守节礼义之国，乃持羽头示其父兄，鲁乃降。

夫子之道即尧舜之道，尧舜之道即天地之道。天地以健顺育万物，故生生化化而不穷；尧舜以孝悌导万民，故日用饮食而不知；夫子以天地尧舜之道诏天下，故天下以仁义孝悌为常行，虽九夷之陋，南子之邪，阳货之奸，或接夫子之德容，或闻夫子之德音，而犹能迁变，况生乎其邦而浃洽乎圣人之德化邪！孟子以伯夷、柳下惠为百世之师，且又推广其说曰：「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厚，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而况于亲炙之者乎！夫伯夷得圣之清，下惠得圣之和，未至于夫子圣之时之境，而尚能兴起人心；鲁人沾夫子之遗泽，而仁义孝悌鲁人之日用，项羽既封于鲁，而鲁人知有羽耳，汉王虽怒其久不下，而犹以守节礼义之国，不忍加以兵，其忠义足以动人心也如此！

陈平智有馀，然难独任；周勃重厚少文，安刘氏必勃也。

君臣之间，以诚相感而后能以心相知，诚意之不加，而矫诡以相试，虽匹夫单人锱铢毫末之托尚或败事，况天下重器，而可付之非心知之人邪！唐太宗最聪明神智者，至属高宗于李绩，而以尝试为之，此岂浅末事哉。方其黜之也，度其或迟回顾望，则欲杀之，且言「吾死之后，汝用之可以为恩」。夫托国于斯人，非诚意之素交，而姑以一黜之喜怒，以试其中心之诚伪，其为术亦疏矣。高宗武昭仪之立，乃自绩成之，唐室之祸岂非基于此乎？高帝托国于平勃，其诚相感而相孚也素矣，方禄、产颛兵秉政之时，刘氏之势不绝如缕，惟平勃竭其忠精之节，以感发夫军中左袒之机，芟狝禄、产，迎立代王，汉业由是以安。平勃终始一节，略无瑕玷，汉亦崇其勋绩，延其禄祀，岂非君臣相知以心，故愈久而愈隆邪。托国之忠，自伊、周后，惟平、勃粗无愧。

唐末藩镇自擅，财赋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变屡作，排门空肆以受科敛之害，而财之匮甚矣。故太祖之制诸镇，以执其财用之权为最急。既而僭伪次第平一，诸节度伸缩惟命，遂强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财在上也。至于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给，而犹不闻以财为患。及祥符、天禧以后，内之蓄藏稍已空尽；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灾流行，继而西事暴兴，五六年不能定。夫当仁宗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而财用始大乏，天下之论扰扰，皆以财为虑矣。当是时也，善人君子，以为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复取，皆安其心于不能。所谓精悍驵侩之吏，亦深自藏抑，不敢奋头角以裒敛为事。虽然，极天下之大而无终岁之储，愁劳苦议乎盐茗、榷货之间而未得也。是以熙宁新政，重司农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专敛散，兴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会，关津之要，微至于小商、贱隶什百之获，皆有以征之。盖财无乏于嘉祐、治平，而言利无甚于熙宁、元丰，其借先王以为说而率上下以利，旷然大变其俗矣。崇、观以来，蔡京专国柄，托以为其策出于王安石、曾布、吕惠卿之所未工，故变钞法，走商贾，穷地之宝以佐上用，自谓其蓄藏至五千万，富足以备礼，和足以广乐，百侈并斗，竭力相奉。不幸党与异同，屡复屡变，而王黼又欲出于蔡京策画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腊则加敛于东南，取燕山则重困于北方，而西师凡二十年，关、陕尤病，然后靖康之难作矣。方大元帅建府于河北，而张悫任馈饷之责者，盐钞数十万缗而已。及来维扬，而黄潜善、吕颐浩、叶梦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榷货自营，而收旧经制钱之议起矣。况乎大将殖私，军食自制，无复承统。转运所至，刬刷攫挐。朝廷科降，大书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将五百，追捉乡户，号痛无告，赃贪之人又因之以为己利。而经总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桩、和籴，皆同常赋，于是言财之急，自古以来，莫今为甚，而财之乏少不继，亦莫今为甚也。自是以后，辛巳之役，甲申之役，边一有警，赋敛辄增，既增之后，不可复减。尝试以祖宗之盛时所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桩，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馀万缗，其大半不可钩考。然要之渡江以至于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营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此善于为国者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馀，今者财愈多而不足。然则善为国者，将从其少而治且有馀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况于多者劳而少者逸，岂恶逸喜劳而至是哉？故臣请陈今日财之四患：一曰经总制钱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买之患，四曰茶盐之患。四患去则财少，财少则有馀，有馀则逸。有馀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何谓经总制钱之患？昔李宪经始熙河，始有所谓经制财用者；其后童贯继之，亦曰经制。盖其所措画，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谓经制也。方腊既平，东南残破，郡县事须兴复，陈亨伯以大漕兼经制使，移用诸路财计。其时所在艰窘，无以救急，故减役钱，除头子，卖糟酵以相补足。靖康召募勤王兵，翁彦国以知江宁兼总制，强括民财以数百万计，已散者视若泥沙，未用者弃之沟壑。维扬驻警，国用益困，吕颐浩、叶梦得实总财事，四顾无策，于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其说以为「征商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卖酒虽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若头子之类，特取于州县之馀，而可供猝迫之用」。梦得号为士人，而其言如此，盖辨目前者不暇及远，亦无怪也。然其所取，止于一二百万而已。其后内则为户部，外则为转运使，不计前后，动添窠名。黄子游、柳约之徒，或以造运船，或以供军兴、递添酒税，随刻头子，赵鼎、张浚相继督师，悉用取给。而孟庾以执政之重，当总制之名，耆户长、壮丁雇钱始行起发，役法由此大坏。一制并出，色额以数十计。州县之所趁办者，本不过数条，瓜剖棋布，皆以分隶，一州则通判掌之，一路则提点刑狱督之。胥吏疲于磨算，属官倦于催发。酒有柳运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亏折官本；茶有称头、篰息、油单、靥面，商税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宽剩，得产有勘合，典卖有牙契。至于后也，僧道有免丁，截拨有糜费。故酒之为升也几至于二百，头子之去贯也至于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贯计者至于千七百万。凡今截取以畀总领所之外，户部经常之用，十八出于经总制。士方其入仕，执笔茫然，莫知所谓，老胥猾吏，从旁而嗤之。上之取财，其多名若是，于是州县之所以诛求者，江、湖为月桩，两浙、福建为印板帐，其名尤繁，其籍尤杂。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于此。向之学士大夫，犹有知其不善，叹息而不能拯。今之新进后出者，有智者矜，有力者奋，视两税为何物，而况远及先王贡赋之法乎？臣尝计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财利，其时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无所用；坊场、河渡免行，茶场、水磨、碓垛之额，止以给吏禄而已。前有薛向、后有吴居厚，可谓刻薄矣；蔡京继之，行钞法，改钱币，诱赚商旅，以盗贼之道利其财，可谓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细，解落贯陌，饮人以不赀之酒，其患如经总制之甚者。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至其急迫皇骇，无所措其手足，则虽绍兴已来号为名相如赵、张者皆安焉，又以遗后人。而秦桧权忮，劫胁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于弃馀琐屑之间以为国命者，是何其无耻之至是也哉！故经总制钱不除，一则人才日衰，二则生民日困，三则国用日乏。陛下诚有意加恩天下，以图兴复，以报仇怨，拔才养民，以振国用，在一出令而已。何谓「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则为妄作矣。当其风俗之成，名节之厉，犹知利之不当言，财之不当取。盖处而学与出而仕者虽不能合，而犹未甚离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先古，语仁义、性与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观耳，特科举之馀习耳。一日为吏，簿书、期会迫之于前，而操切无义之术用矣。曰，「彼学也，此政也」。学与政判然为二。县则以板帐、月桩无失乎郡之经常为无罪，郡则以经总制无失乎户部之经费为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监、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于此者。而今也推是术以往，风流日散，名节日坏，求还祖宗盛时，岂复可得！是则人才日衰者，经总制钱使之也。何谓「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说，必曰「经总制钱者，朝廷所以取州县之弃馀；而板帐、月桩，各自以力趁办，其于民固未尝明加之赋歛也，赢缩多少，惟人而已」。臣请以事验之。知州去民尚远，而知县去民最近者也。月桩、板帐、多者至万馀缗，少者犹不下数千缗。昔之所谓窠名者，强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数爪牙吏，百计罔民，日月消削。盖昔之号为壮县、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复可举手；今之所谓富人者，皆其智足以兼并，与县官抗衡，及衣冠势力之家在耳。若夫齐民中产，衣食仅足，昔可以耕织自营者，今皆转徙为盗贼冻饿矣。若经总制不除，州县破坏，生民之困未有已也。何谓「国用日乏」？今岁得缗钱千五百万，昔三代、汉、唐不能逮焉，所以裕国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骤为孤注与不博而丐其赢之一二者，皆其本先竭者也。为国有大计，自始至末，必有品节条章，岂有左右望而罗其细碎不收之物？且均之为朝廷出纳也，又从而刻削其头子，卖酒取数倍之息，若此者犹可以为国乎？使国不贫，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经总制钱不除，则取之虽多，敛之虽急，而国用之乏终不可救也。今欲变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额之半，正其窠名之不当取者罢去。然后令州县无敢为板帐、月桩以困民，黜其旧吏刻削之不可训诲者，而拔用恻怛爱民之人，使稍修牧养之政。其次罢和买，其次罢折帛，最后议茶盐而宽减之。若此，则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财用之所以至此者，兵多使之也。财与兵相为变通，则兵数少而兵政举，若此则国用不乏矣。陛下岂有爱于多财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举而天下定，王业之所由始也。何谓和买之患？经总制钱之为患也，自州县而后至于民，民犹怨州县而后及于朝廷，和买则正取之民而已。国以二税为常赋也，岂宜使经用有不足，于二税之内而复有所求哉？经用不足，则大正其名实可也。承平以前，和买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钱而须卖，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举昔日和买之数委之于民，使与夏税并输，民自家力钱之外，浮财营运，生生之具，悉从折计。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义，独困于无策而莫之敢蠲耳。陛下断然出命以号天下曰：「自今并罢和买。取和买之为上供者所用䌷绢，惟军衣未可裁损，其他宫禁官吏时节支赐，格令之所应与者，一切不行可也」。和买既罢，取民之名正，义声畅于海内矣。何谓折帛之患？支移折变，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于折帛。折帛之始，以兵兴绢价大踊至十馀千，而朝廷又方乏用，于是计臣始创为折帛。其说曰「宽民而利公」。其后绢价既平，而民之所纳折帛钱乃三倍于本色，既有夏税折帛，又有和买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于夏税，而和买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于事何名而取何义乎？其事无名，其取无义，平居自治其国且不可，而况欲大有为于天下乎！虽然，折帛之为钱多矣，所资此以待用者广矣，陛下必钩考其凡目，而后可以有所是正。若经总制钱不减，和买折帛不罢、舍目睫之近而游视于八荒，此方、召不能为将，良、平不能为谋者也。何谓茶盐之患？榷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太重，此其事已在于建炎、绍兴之先。今用度既繁，经制未能一一复古；减经总制，罢和买、折帛而舍茶盐，则无以立国，故最在后。虽然，榷之不宽，取利不轻，制刑不省，亦终不可以为政于天下。使措置诸事有绪，二三年之后，臣请言之。

李宪相约为章贡之行，已治装戒行，邑人苛留，不忍相舍，此亦为之痛彻心肺。以此忧虑熏心，几成大病，只得力辞之，未知其肯相从否。衰晚绝念世故，但得一日之闲，且为卒业之计，岂敢更当此重委。若以此得罪而去，亦所甘心也。昨承示借先师遗训，已嘱小儿辈谨护不敢损失，承许以夏初见访，俟有的信，当遣舟奉迎。輹孙偶以去私留此，只得且以付之。蒙示及杨敬仲语，此自是二陆门户，其学者之说大抵如此。专欲上门把人长短，又须勒令其人从其说，诚足以耸动人听，然久而思之，意味殊短。契兄欲以某坐某行言之，则又恐非其指意，亦恐未尽其某坐某行之意也。国秀兄之说似为得之，恨以事冗，不得深思，再以求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