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藩镇自擅，财赋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变屡作，排门空肆以受科敛之害，而财之匮甚矣。故太祖之制诸镇，以执其财用之权为最急。既而僭伪次第平一，诸节度伸缩惟命，遂强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财在上也。至于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给，而犹不闻以财为患。及祥符、天禧以后，内之蓄藏稍已空尽；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灾流行，继而西事暴兴，五六年不能定。夫当仁宗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而财用始大乏，天下之论扰扰，皆以财为虑矣。当是时也，善人君子，以为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复取，皆安其心于不能。所谓精悍驵侩之吏，亦深自藏抑，不敢奋头角以裒敛为事。虽然，极天下之大而无终岁之储，愁劳苦议乎盐茗、榷货之间而未得也。是以熙宁新政，重司农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专敛散，兴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会，关津之要，微至于小商、贱隶什百之获，皆有以征之。盖财无乏于嘉祐、治平，而言利无甚于熙宁、元丰，其借先王以为说而率上下以利，旷然大变其俗矣。崇、观以来，蔡京专国柄，托以为其策出于王安石、曾布、吕惠卿之所未工，故变钞法，走商贾，穷地之宝以佐上用，自谓其蓄藏至五千万，富足以备礼，和足以广乐，百侈并斗，竭力相奉。不幸党与异同，屡复屡变，而王黼又欲出于蔡京策画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腊则加敛于东南，取燕山则重困于北方，而西师凡二十年，关、陕尤病，然后靖康之难作矣。方大元帅建府于河北，而张悫任馈饷之责者，盐钞数十万缗而已。及来维扬，而黄潜善、吕颐浩、叶梦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榷货自营，而收旧经制钱之议起矣。况乎大将殖私，军食自制，无复承统。转运所至，刬刷攫挐。朝廷科降，大书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将五百，追捉乡户，号痛无告，赃贪之人又因之以为己利。而经总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桩、和籴，皆同常赋，于是言财之急，自古以来，莫今为甚，而财之乏少不继，亦莫今为甚也。自是以后，辛巳之役，甲申之役，边一有警，赋敛辄增，既增之后，不可复减。尝试以祖宗之盛时所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桩，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馀万缗，其大半不可钩考。然要之渡江以至于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营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此善于为国者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馀，今者财愈多而不足。然则善为国者，将从其少而治且有馀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况于多者劳而少者逸，岂恶逸喜劳而至是哉？故臣请陈今日财之四患：一曰经总制钱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买之患，四曰茶盐之患。四患去则财少，财少则有馀，有馀则逸。有馀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何谓经总制钱之患？昔李宪经始熙河，始有所谓经制财用者；其后童贯继之，亦曰经制。盖其所措画，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谓经制也。方腊既平，东南残破，郡县事须兴复，陈亨伯以大漕兼经制使，移用诸路财计。其时所在艰窘，无以救急，故减役钱，除头子，卖糟酵以相补足。靖康召募勤王兵，翁彦国以知江宁兼总制，强括民财以数百万计，已散者视若泥沙，未用者弃之沟壑。维扬驻警，国用益困，吕颐浩、叶梦得实总财事，四顾无策，于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其说以为「征商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卖酒虽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若头子之类，特取于州县之馀，而可供猝迫之用」。梦得号为士人，而其言如此，盖辨目前者不暇及远，亦无怪也。然其所取，止于一二百万而已。其后内则为户部，外则为转运使，不计前后，动添窠名。黄子游、柳约之徒，或以造运船，或以供军兴、递添酒税，随刻头子，赵鼎、张浚相继督师，悉用取给。而孟庾以执政之重，当总制之名，耆户长、壮丁雇钱始行起发，役法由此大坏。一制并出，色额以数十计。州县之所趁办者，本不过数条，瓜剖棋布，皆以分隶，一州则通判掌之，一路则提点刑狱督之。胥吏疲于磨算，属官倦于催发。酒有柳运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亏折官本；茶有称头、篰息、油单、靥面，商税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宽剩，得产有勘合，典卖有牙契。至于后也，僧道有免丁，截拨有糜费。故酒之为升也几至于二百，头子之去贯也至于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贯计者至于千七百万。凡今截取以畀总领所之外，户部经常之用，十八出于经总制。士方其入仕，执笔茫然，莫知所谓，老胥猾吏，从旁而嗤之。上之取财，其多名若是，于是州县之所以诛求者，江、湖为月桩，两浙、福建为印板帐，其名尤繁，其籍尤杂。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于此。向之学士大夫，犹有知其不善，叹息而不能拯。今之新进后出者，有智者矜，有力者奋，视两税为何物，而况远及先王贡赋之法乎？臣尝计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财利，其时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无所用；坊场、河渡免行，茶场、水磨、碓垛之额，止以给吏禄而已。前有薛向、后有吴居厚，可谓刻薄矣；蔡京继之，行钞法，改钱币，诱赚商旅，以盗贼之道利其财，可谓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细，解落贯陌，饮人以不赀之酒，其患如经总制之甚者。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至其急迫皇骇，无所措其手足，则虽绍兴已来号为名相如赵、张者皆安焉，又以遗后人。而秦桧权忮，劫胁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于弃馀琐屑之间以为国命者，是何其无耻之至是也哉！故经总制钱不除，一则人才日衰，二则生民日困，三则国用日乏。陛下诚有意加恩天下，以图兴复，以报仇怨，拔才养民，以振国用，在一出令而已。何谓「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则为妄作矣。当其风俗之成，名节之厉，犹知利之不当言，财之不当取。盖处而学与出而仕者虽不能合，而犹未甚离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先古，语仁义、性与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观耳，特科举之馀习耳。一日为吏，簿书、期会迫之于前，而操切无义之术用矣。曰，「彼学也，此政也」。学与政判然为二。县则以板帐、月桩无失乎郡之经常为无罪，郡则以经总制无失乎户部之经费为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监、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于此者。而今也推是术以往，风流日散，名节日坏，求还祖宗盛时，岂复可得！是则人才日衰者，经总制钱使之也。何谓「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说，必曰「经总制钱者，朝廷所以取州县之弃馀；而板帐、月桩，各自以力趁办，其于民固未尝明加之赋歛也，赢缩多少，惟人而已」。臣请以事验之。知州去民尚远，而知县去民最近者也。月桩、板帐、多者至万馀缗，少者犹不下数千缗。昔之所谓窠名者，强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数爪牙吏，百计罔民，日月消削。盖昔之号为壮县、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复可举手；今之所谓富人者，皆其智足以兼并，与县官抗衡，及衣冠势力之家在耳。若夫齐民中产，衣食仅足，昔可以耕织自营者，今皆转徙为盗贼冻饿矣。若经总制不除，州县破坏，生民之困未有已也。何谓「国用日乏」？今岁得缗钱千五百万，昔三代、汉、唐不能逮焉，所以裕国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骤为孤注与不博而丐其赢之一二者，皆其本先竭者也。为国有大计，自始至末，必有品节条章，岂有左右望而罗其细碎不收之物？且均之为朝廷出纳也，又从而刻削其头子，卖酒取数倍之息，若此者犹可以为国乎？使国不贫，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经总制钱不除，则取之虽多，敛之虽急，而国用之乏终不可救也。今欲变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额之半，正其窠名之不当取者罢去。然后令州县无敢为板帐、月桩以困民，黜其旧吏刻削之不可训诲者，而拔用恻怛爱民之人，使稍修牧养之政。其次罢和买，其次罢折帛，最后议茶盐而宽减之。若此，则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财用之所以至此者，兵多使之也。财与兵相为变通，则兵数少而兵政举，若此则国用不乏矣。陛下岂有爱于多财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举而天下定，王业之所由始也。何谓和买之患？经总制钱之为患也，自州县而后至于民，民犹怨州县而后及于朝廷，和买则正取之民而已。国以二税为常赋也，岂宜使经用有不足，于二税之内而复有所求哉？经用不足，则大正其名实可也。承平以前，和买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钱而须卖，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举昔日和买之数委之于民，使与夏税并输，民自家力钱之外，浮财营运，生生之具，悉从折计。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义，独困于无策而莫之敢蠲耳。陛下断然出命以号天下曰：「自今并罢和买。取和买之为上供者所用䌷绢，惟军衣未可裁损，其他宫禁官吏时节支赐，格令之所应与者，一切不行可也」。和买既罢，取民之名正，义声畅于海内矣。何谓折帛之患？支移折变，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于折帛。折帛之始，以兵兴绢价大踊至十馀千，而朝廷又方乏用，于是计臣始创为折帛。其说曰「宽民而利公」。其后绢价既平，而民之所纳折帛钱乃三倍于本色，既有夏税折帛，又有和买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于夏税，而和买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于事何名而取何义乎？其事无名，其取无义，平居自治其国且不可，而况欲大有为于天下乎！虽然，折帛之为钱多矣，所资此以待用者广矣，陛下必钩考其凡目，而后可以有所是正。若经总制钱不减，和买折帛不罢、舍目睫之近而游视于八荒，此方、召不能为将，良、平不能为谋者也。何谓茶盐之患？榷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太重，此其事已在于建炎、绍兴之先。今用度既繁，经制未能一一复古；减经总制，罢和买、折帛而舍茶盐，则无以立国，故最在后。虽然，榷之不宽，取利不轻，制刑不省，亦终不可以为政于天下。使措置诸事有绪，二三年之后，臣请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