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齐天保八年九年，造铜雀台石軬之门，百代之后，见此铭者，当复知之。将陈骥，军副程显承、娄晞，幢主孙悦，军主董侯，幢主杨昙（碑拓本。案：《北齐书·文宣纪》，天保九年三台成，盖经始于八年，故云八年九年也。）。

上问：「唐太宗如何主」？对曰：「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为不尽合法度。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

夫道止于中而已矣，圣人经世立法，非固贬损以中人为制，道固然也。故尧舜禹三圣相授，皆曰「允执厥中」而已。盖立法失中，其过与不及，皆非圣人之道也。

上问：「周公用天子礼乐，有之乎」？对曰：「于传有之」。「然则人臣固可僭天子」？曰：「周公之功，众人之所不能为；天子礼乐，众人所不得用。若众人不能为之功，报之众人所不得用之礼乐，此所以为称也。然周用骍而祭，周公以白牡，虽用天子礼乐，亦不嫌于无别」。

周公之所为，皆人臣之所当为也；为人臣之所当为，是尽其职而已。若人臣所不当为而为之，是过也，岂足为周公哉！使人臣皆能为众人之所不能，即报之以众人所不得用之礼乐，则朝廷无复有等威矣。故《记》曰：「鲁之郊也，周公其衰矣」。又曰：周用骍，周公白牡，虽用天子之礼乐，不嫌于无别。是犹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为有礼，非通论也。然周公用白牡，见于《明堂位》，所载凡四代之服器，鲁兼用之。白牡，商礼也，夏尚黑，周骍，则鲁兼用也，以是为有别，亦疏矣。

上问张端河北盐议，对曰：「亦恐未可为上言」。韩琦亦有文字，曰：「此事恐须少待，今且当以变通财利为先」。上曰：「但理财节用，亦足以富，如此事不为可也」。曰：「今诸路皆用刑辟榷盐，河北虽榷，似未有妨」。因言：「理财诚方今所先，然人主当以礼义成廉耻之俗为急。凡利者，阴也，阴当隐伏；义者，阳也，阳当宣著。此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也。若宣著为利之实，而礼义廉耻之俗坏，则天下不胜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终于逸乐无为而治也」。

取之有艺，用之有节，先王所以理财也。故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取其所当取，则利即义矣。故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则义利初无二致焉，何宣著隐伏之有？若夫宣著为善之名，而阴收为利之实，此五霸假仁义之术，王者不为也。故青苗意在于取息，而以补助为名，市易欲尽笼商贾之利，而以均济贫苦为说，皆此意也。昔哀公问年饥用不足，而有若对曰：「盍彻乎」？孔子之徒其理财盖如此，使后世之士言之，人必以为迂也，非深知先王之道者，何足以语此！

上问如何得陕西钱重，可积边谷。对曰：「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歛散之法」。因为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于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盖经费则有常赋以待之，至于国有事，则财用取具于泉府。后世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自秦汉以来，学者不能推明其法，以为人主不当与百姓争利」。又因请内藏可出几何，以为均输之本。上曰：「三二百万，或三五百万可出也」。

桑弘羊为均输之法，置大司农丞数十人分主郡国，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是将擅天下商贾之利而取之也。先王以九职任万民，与通货财，商贾之职也。今为法尽笼天下之货而居之，商贾岂不失职乎？余尝考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以其价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夫物货之有无，民用之赢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歛之，盖将使行者无滞货，非以其贱故买之也。不时买者有以待之，盖将使居者无乏用，非以其贵故卖之也，此商贾所以愿藏于王之市，而有无赢乏皆济矣，其法岂与桑弘羊同日议哉！然泉府所以歛货者，以市之征布而已；市之征布，廛人所歛者是也，其歛能几何？以市之征布与市人交易，乃其宜耳。今乃欲借内藏之钱，何也？夫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此经费也。邦之大用，内府待之；小用，外府待之。大用，谓大故大事也。泉府所谓国事之待用者，特内外府之所待，与夫经费之外者耳。其所用而取具，盖亦可知矣。而谓以是通变天下之用，皆饰说也。

王氏云：「陛下诚能慎察义理，而左右不循理之人，敢为妄言以沮乱政事，诚宜示之以好恶。经或言知、仁、勇，或言仁、智、勇，未有先言勇者，独称汤曰『天乃锡王勇知』者何也？《书》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汤以七十里起于衰乱之中，其初为流俗小人不悦，艰难如此，若非勇知，何能自济？所以能自济，尤在于勇。陛下救今日之弊，诚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异议纷纷，小有才而不便于朝廷任事之人者不过数人，亦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不识理者众，合为异论，则举朝为所惑」。

汤之克宽克仁，彰信兆民，故能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非有流俗小人不悦也。为其一怒安天下之民，故以勇知言之。「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盖言肇邦于有夏如此。若夫立法造事，不为众论所与，一以力胜之，而能成天下之务，未之有也。

上问：「程颢言不可卖祠部添常平本钱事，如何」？余曰：「颢所言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万，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性命。今欲为凶年计，当以凶岁为之，而国用有所不暇，故卖祠部所剃三千人头，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

鬻祠部三千，盖六十馀万缗，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取之于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蚕而衣，不耕而食，亦取赀于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则其害益甚，是未及赈饥，而先困吾民，以资游手也。先王之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积，故凶年饥岁民免于死亡，以其豫备故也。不知为政，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赀，以为赈饥之术，正孟子所谓「虽得禽若丘陵弗为也」。以是为王道之权，岂不谬哉（《诗》云：「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上因问：「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何谓也」？余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诚也。诚则于物无所蔽，于物无所蔽则明矣。能学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则外物不能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心则诚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为利欲所昏，则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诚者，天之道也，非外物不能累其心者所能尽也。告子之不动心，岂利欲能昏之哉！然而未尝知义也，未尝知义，非明也。然则所谓明者，非物格知至，乌足与此哉！荆公自谓能不以外物累其心，故其言每以是为至，盖以其未尝知天道故也。

前一日陈升之言：「制置三司条例司，升之难为更签书，只总领商量」。余曰：「如此，则合令谁签书」？升之曰：「只谏议与押」。余不答，既起与之同行归厅，余曰：「相公不欲签书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体不便」。余曰：「参知政事恐非参知宰相政事，参知天子政事」。于是升之欲令孙莘老、吕吉甫领局，余与升之提举。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时陛下使辅臣领此局，今亦只是辅臣领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难称司」。余曰：「于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称司，何害于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领一职之名，非执政所称」。余曰：「古六卿即今执政，故有司徒、司马、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曾公曰：「今执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今六尚书」。余曰：「三公无官，只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只以三公为冢宰，盖其他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古之三公，犹今之三师。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宰相虽无不统，然亦不过如古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条例岂是卑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云：「制置条例是人主职业，所谓制度也。《礼记》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条例使宰相领之，有何不可」？

《周官》六卿皆以上大夫为之，而冢宰掌邦之六典。虽掌邦治，实兼总六职，盖教、礼、政、刑、事，皆治之具故也。故冢宰施法于官府，而小宰以六职辨邦治，则其兼总可知矣。故周公以三公为之，盖宰相之任也。未闻有三公为司徒、司马、司寇、司空者，舜曰「畴咨若予采」，盖天下之事无非王事也。故舜自谓「予采」，则凡所以成天下之事，皆天子之职业矣。今之敕令所以诛赏废置，人主之大柄也，亦以有司为之，何止三司一司条例独为天子职业，而使宰相专领之乎？以宰相为有司，于体诚非宜，此但以口给禦人，取胜同列，非笃论也。

「凡兴事造业，振救衰弊，诚须临事而惧，若顾恤流俗人情，畏其不安，即不能为周公所为。商人与三监畔，征之三年，若畏人情不安，则必大赦以安之。及事平，乃更迁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彰善瘅恶，以教训之，初无畏众之意。此所以能制礼乐而成周之太平也。柴世宗一日斩大将樊爱能以下二十七人，以能者代之，当时人情岂得帖然无不安者？古之有为者，上如周公，下如柴世宗，皆不苟畏人情，而但务因循，所以能各随其材分，兴起功业」。

周公东征三年，而东人欲其留，西人欲其归，迁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使密迩王室以教训之，非厉之也，人情何为而有不安者？柴世宗方用兵讨伐，斩二十七人以正军律，故能有功，非安平无事之时可为也。夫兴造事业，不稽乎众，而欲以辨给胜之，一有异己，则指为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之事以惑圣听，不亦异乎？

上患内藏、三司见钱少，余曰：「纳绢差多而不知变转见钱，则积日月至于不可胜多。去年三司以斛斗合纳见钱，乃令变转金银匹帛上京。在京已患金银匹帛多于见钱，乃更令送金银匹帛。外方既折纳到见钱，却须要金银匹帛，诸路不免科买；民被科买，至买银一两用钱千七八。此皆有司不知开阖歛散轻重之权所致。鲁公曰：「只为人人皆言诸路若般却见钱，则钱荒不便」。又曰：「王安石常以为今钱不少，然人皆患钱少」。余曰：「假令钱少亦无可患，在唐贞观中米斗数钱，可谓钱少。然其时更为乐岁，人无所苦。唯唐中世用两税法，令百姓以钱为税，然后人始苦钱少。此由责人必变粟帛为钱输官，则人人皆当以粟帛易钱，则不得不以钱少为患。此乃上设法为患，非钱少为患也。今二税令人输粟帛，至今令输钱则取情愿，何由能致人患」？阳叔曰：「于古输诚然，今如官中给赐用钱不少，若斗米五钱，则斗米可折得五钱，官中合用钱，何由办给？则钱少亦不得不以为患」。余曰：「今官司用钱为多者，莫如粮草。若钱少而重，则粮草更不费钱。今近边百万贯，不能籴得百万石米。若斗米五钱，则五万贯足致百万石。至于其他用见钱，亦岂能多于粮草？就令用见钱处多，若钱重自可。如今合赐钱处折以他物，此乃人主轻重之权，何至更以钱少为患」？

二税用钱，故民间以钱少为患。三司以斛斗折钱，何异二税，而不以钱少为患，此何理也？今两税输粟帛皆有常数，若输钱取其情愿，则斗米五钱，所输无几矣，官司岂得不以钱少为患乎？若必令输粟，则是不取情愿，非法也。若不以时直输钱，则民受弊矣，皆不可也。夫钱重则物轻，若用处折以他物，则用物亦多矣。用物多则他物亦恐不足以给也。民之所有，粟帛而已，而钱者，官中所积也。终岁勤动，而斗粟尺帛不过数钱，虽边储百万石可致，其伤农甚矣，而谓钱少不足患，尤非理也。

呈程颢奏：王广渊不当妄意迎合俵粟，乞俵丝钱及折税绢作纳钱，云云。呈孙觉劄子，至「周公时天下已无兼并，又公私富实，故为此法阴相之，不专用此为治」，余曰：「无兼并，又公私富实，尚须此相；民兼并多，民乏绝者众，则此法岂可少？且觉言周公不专用此为治，今岂全废馀事，专行此法」？又读至「周公所以取息者，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故也」，余曰：「觉言今法则以为掊利，言周公之法则以为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若说今法之意如说周法，则今法何由致人异论」？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之说，以为今法虽未有害，及至后世，必有剥肤椎髓者，余曰：「此周公所不以为虑，而孙觉虑后世乃过于周公，此可谓私忧过计也」。觉所言无理至多，读不至终而止。

《周官》「平颁其兴积」，《新义》曰：「无问其欲否，概与之也，故谓之平」。则俵粟不取情愿，盖其本旨也。故台谏言广渊，不惟不以广渊为罪，乃更以为尽力。夫《周官》所谓平者，岂概与之谓哉？谓无偏陂而已。为是说者，特矫诬先王之法以为己资耳。泉府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法为之息。盖贷民所以助不给，田不耕，宅不毛，犹使之出农粟里布，则游惰之民自致困乏。与夫实非不给而妄冒称贷者，有司辨之，宜若弗授也。又以国法为之息，则民不轻贷矣。莘老所谓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未为过论也。今兼并之家能以其资困细民者，初非能抑勒使之称贷也，皆其自愿耳。然而其求之艰，其出息重，非迫于其急不得已，则人孰肯贷也？今比户之民槩与之，岂尽迫于甚急不得已哉！细民无远虑，率多愿贷者，以其易得而息轻故也。以易贷之金，资不急之用，至期而无以偿，则荷校束手为囚虏矣。乃复举贷于兼并之家，出倍称之息，以偿官逋；明年复贷于官，以还私债，岁岁转易，无穷已也。欲摧兼并，其实助之，兴利之源，盖自兹始，而莘老之比作俑者，亦不为过论也。余以谓青苗利害不在愿与不愿，正在官司以轻息诱致之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青苗其意乃在取息而已，行周公之法而无仁心仁闻，是谓徒法，然则周公法、今法，安得不为异？

呈朱越乞小郡，上问朱越，佥取实对，又问越何处人，因甚人说他。余曰：「朱越是江宁人，臣久居江宁，与之相识。言者或以为臣欲差此人知建州，建州地远事繁，无职田，无锡赐，无酬奖。朱越素廉洁有行，居官无败事。又是大卿，比巩申、王秉彝辈只有过之，即无不及。理须与一郡如建州者」。上曰：「闻亦廉介，可惜年老」。佥言其不老，上曰：「若在京，好一见之」。余曰：「虽在京，陛下亦何须见？建州知州自来只是中书差，何足挂圣念。如臣者忠信诞谩之实，陛下乃当审察。若臣诞谩不足信任，便改命忠信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之大，岂无忠信可任以差除建州知州者」。上曰：「非为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实」。余曰：「陛下每事欲考实，甚善，然所当考实乃有急于建州者」。又曰：「人主防人臣为奸，当博见人，穷理道，考事实。穷理道，考事实，则虽见奸人，无害。博见人，则人臣不能为朋党蔽欺。人臣为奸，尤恶人主博见人。故李逢吉之党相与谋，以为人主即位，当深防次对官上说」。

荆公每言：「人主博见人，则人臣不能为朋党蔽欺」。至除朱越建州，则固拒人主，使不得见，此何意也？朱越果材耶，见之何害？果不材，则固拒人主不得见，非蔽欺而何？观其言之彊悖，虽同列不可堪也，况君臣乎？夫君子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故暴慢之气不设于身体。于君臣之间狠愎如此，其所养盖可知矣。

上论不尚贤，余曰：「尊尊亲亲贤贤，并用先王之政事也。老子不尚贤，是道德之言」。

《书》曰：「德惟善政」。孔子曰：「为政以德」。离道德而为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

上曰：「用兵须有名，如何」？余以为无名则不可用兵。上曰：「恐但顾力如何，不计有名无名」。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无名，非兼弱攻昧，则取乱侮亡，欲加兵于弱昧乱亡之国，岂患无名？但患德与力不足耳」。

弱昧乱亡之国不足以有其民，而上无政刑，废诛不加焉，而后兼取之，则有名矣，此《书》称汤于桀之时为然也。乃曰「用兵不患无名」，此乃管仲责包茅不入之说耳，王佐不为也。

上曰：「使释老之说行，则人不务为功名，一切偷惰，则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言道德，乃人主所以运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则相率乱俗，陷为偷惰，如西晋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运天下，非所以训示众人者也」。余曰：「诚如此。若夫功名爵禄，乃先王所以役使群众，使人人薄功名爵禄，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运天下，必有出于功名爵禄之外者，而未尝示人以薄功名爵禄也」。

圣人，人伦之至也。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各尽其道，所谓至也，至于其身，为天下用，岂为功名爵禄哉！盖君臣者，人伦之大，为臣义当如此也，故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人伦明于上，则人知自尽，虽有高明超卓之士出于功名爵禄之外者，亦孰敢不为用也哉！先王所以运天下，用此道而已，外是皆谬悠荒唐之说也。夫名位爵禄，天之所以待有德，人主不得而私焉者也。故《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欲以是役使群众，非所以奉天也，盖其学不足以知天，其论每如此。

上曰：「商鞅何尝变诈」？余曰：「鞅为国不失于变诈，失于不能以礼义廉耻成民而已」。

商鞅狭持浮说，以帝王之道干孝公，其术盖本于变诈，尚何礼义廉耻成民之有哉！谓其失不在于变诈，盖亦不究其本矣，故其操术每以鞅为是。

上闻酸枣有升下户入上户，手敕：「如此，则是有免第四等役钱之名，而无其实」云云。于是司农有状乞约束升降，并须约见今等第物力，如或敢将物力不及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务要足约定之数，则官吏并科违制，不在去官赦降原减之限。上以为然，从司农所奏。余曰：「治百姓当知其情伪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骄之使纷纷妄经中书御史台，或打鼓截驾，恃众为侥倖，则亦非所以为政。天下事大计已定，其馀责之有司，有不当则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辄再三敕质问，臣恐此体伤于丛脞，则股肱倚辨于上，不得不惰也」。

升降等第最为役法利害之要，平时差役不到下户，今升下户为上户，使之输钱，则贫弱受弊，而上户免役，为法之害，孰大于此？而人主不得质问，质问则以为丛脞，此何理也？尧之时，天下大计已定矣，然而设谤木，询刍荛，岂固示之姑息耶？盖上下之情不通而能审知其情伪利害者，未之有也。必使斯民无所赴愬而后可以为政，则误国多矣。

「吕公著正所谓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又云：「如陈襄奸邪，附下罔上，虽放流窜殛，自其常分」。又云：欧阳永叔乞致仕，冯固留之，上弗许。余论永叔：「以韩琦为社稷臣，则修为忠良，否则修不免为附丽邪人。故如修辈，尤恶纲纪立，风俗变」。又云：「如此人与一州即坏一州，留在朝廷则专附流俗，坏朝廷政令，留之何所用」？又云：「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富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诚为未尽法」。

自韩、富而下，皆元勋世臣、名儒硕德，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有异己，则指为奸邪，待以四凶，诋诬大臣，颠倒邪正，盖自此始也。作俑之祸，抑又甚焉（《杨龟山先生集》卷六。）。

崇宁元年秋七月天子大修熙宁、元丰政事，考慎其相，以翰林学士承旨臣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谕所以继志述事之意者。后数日，复下手诏，诹求天下之务，命即尚书省置司讲议，辟除佐属，无问从官大吏，咸使得自选择。条具凡目非一，而法度之所施，繇学校始。臣窃伏观之，自昔圣帝明王所以治登太平，号称最隆极盛者，曷尝不本诸此。《易》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帝莫盛于尧，王莫隆于周。盖孔子之称尧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其称周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然则文者，治功之成，礼乐法度无不完具，要其初，所以美教化、成风俗，舍学校则无以为矣。夫道揆明于上，然后法守严于下，此所以道德一而风俗同。于斯时也，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独为士者之得，而人莫不有士君子之器，理势然也。自乡举里选之法废，为士者大抵失其本守矣。遭秦灭书，经籍文丧，天地之全，性命之蕴，学者无自而稽见。汉虽购求亡逸，表章六经，然专门传授，统类不一，而传注更为之蔽。至唐取士以虫篆之技，违道愈远，经籍之传，不亡而泯。士虽有聪明智识之质，孰从而成之？伐精神于蹇浅无用之习，圣人之指归，漫莫之知，非夫不待文王而兴者，恶能自拔于流俗哉！斯弊也，非一日之积也。神宗皇帝天纵圣神，文武超观前古，慨然深悼其弊，一刬而革之。时则有若丞相臣安石，实始厥谋，乃命以经术造士，大兴学馆，置官师，分三舍以明教养之法，士得释无用而致有功，去蹇浅而抗高明。聪明智识，有以启发，真贤实能，由道术德业，为世显人，先后接武而奋，亹亹乎三代之风矣。犹有未者，以俟后圣而赓续焉。主上躬睿圣之姿，克绍其德，追念先烈，缉而熙之，且欲士者渐复乡举里选，而宾兴之也。上自朝廷，外逮郡县，增筑馆舍，广教导之员，厚廪饩之给。凡郡县长佐、诸路刺举之吏，咸有职事于学，劝禁之方，纤悉备饬。有司承奉诏旨，罔或不虔。陕旧有学，本唐开元中夫子庙，记识具存，而图经称后魏所建，莫可考验。地褊巷穷，制度卑陋，介于民居之间，不容展斥，大惧非所以称明诏。乃相而迁之，得州子城之东稍北故铸钱监地，基步修广，面势轩豁，远去阛阓，而井邑涂陌，皆直其下，屹然独据一隅，阴阳允臧，不考而合度。前为台门三重，内挟以东西大序，亘以南北之庑。讲书议道皆有堂，祭器、经籍、钱粮皆有库。为庖湢于东序之外，为小学于西序之外，为先圣庙于外门之内。东偏为教授位，于外门之内；西偏皆南向，而便门东西向。缭以土垣再周，耽耽翼翼，咸应程度。入其门者廓如也，升其堂者肃如也，处其室者申如也。盖经始以二年五月庚辰，而落成以七月壬辰。先是，工人伻图计材，所须甚博，患不可办。距城之东十里，得入官民地，有林木乔挺，皆累数十年雨露之所养。一伐□巨材所须，无不充足。前此未有倪之者，岂固有所待耶？呜呼，幸哉！士之生斯时也，其居有庐，其承有师，其食有储，月选岁考，勤勤眷□□父兄之诏子弟。然道艺之成也，又以爵禄从之，出使长，入使治，达而论道于王，以下膏泽于斯民，以显荣其亲，以垂名于后世，皆繇此涂出也。呜呼，顾非幸欤！臣之始至，学未有定议。越三日，谒先圣，见诸生祗修厥职，仰惟圣上德意深远，加惠天下，三穷惕不敢后。退帅僚吏，相与协力，亟营之，维不费于公，不扰于民。不日而功成，有司职也，夫何足道！然作始之岁月，使来者有考，不可以无述，谨推原本末，而书于石。臣励谨记。十月十二日立石。

新城，故黎滩镇，绍兴八年始更为县，锡今额。为县四年，而清江李侯以通直郎来为令。侯名家子，有异材，其治以爱民为本，能知其利病，不使舆皂辈得以扰民，以故科徭綦省，财赋充足，人以奠居。县繁剧，户至七八万，讼诉常满门户，时多故，钱谷之问，盗贼之讯，持文书待报者每数十为曹。侯为区处，悉有条理，顷刻即办，日未中昃，庭空无人。邑人相与歌舞之，佥曰：「吾令贤矣」。君闻之，笑曰：「未也」。会朝廷建大学，更世补法，增郡国学官，德意明甚。始与僚佐谋作夫子庙于邑之巽隅，又建学于庙之旁，以居生徒。凡为屋百馀间，而楹桷瑰壮，础甓坚好，皆可持久，他县所不及。盖经始于绍兴十三年之春，而以是年夏落成。丐余为记。余尝闻之：所谓士者，志于道而已矣。士而不知道，不足以为士，是亦何所用之。成周之法，论其成名则曰贤曰能而已，至于教人则必至于圣。盖人之才不同，其成亦自有差等。然以圣人之道迪之，虽不能尽其要，其所闻固已甚高，此置法之良意也。士方群处于閒燕，耳目之所更，心思之所及，无妙道之行。至于弦诵书数之末，而性命之理亦寓其间，不以其细而不为，盖一得其末而百虑从之。若军旅之事，疑非所学者。而方隅有警，王命出征，则平时比闾族党之师皆可以为帅，将不暇他求而足。此何谓也？盖道无所不在，故才无所不达。其藏往足以究前古之变，其取新足以应当世之务，异时槐棘之选皆自此，而顾于酬酢，岂不裕然有馀哉。《礼》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所谓行之者，即王公之所论，非谓使之行事也。以士之贱，而庙朝之论乃以闻之，则所以待之者不亦重乎。夫以眇然之身，而可以成位于覆载之中，则其待之重也固宜。若夫爵服之荣，饩给之厚，在于取士，不得不然，先王岂专以此待之哉！士于此时渐磨薰习，而出其自然，故于功名富贵泊然无欲得之心。一旦见于有为，所谓事业者，直以胸中所得举而措之，不待强勉而能周之。士所以贵者，正在于此，此则学校之成也。迨及衰世之人，游乡校者犹能议执政之善否，而汉所谓学者，以《黄图》考之，犹寄狱于其间。虽去圣悠远，犹有前古之遗烈。虽然，以《周官》之制论之，自王畿以及诸侯之国，建学凡几所，其设官凡几职，其分职凡几事，比之他官，最为繁多，而所谓度数者又一切近于烦文，非有近功速效可以惊耀人之观听。而先王汲汲于此不敢后者，是必有说。世之人方以蹇浅之智度之，其不能知此，乃其固然。如晏子之贤，尚指儒术以为迂阔，又况其馀乎！其间有奋然自为者，亦不过于文具，务为观美而已，实不知治本之意。呜呼，是可叹也。昔僖公能治其国，鲁人尊之，请于周，为作颂四篇，而《泮水》之诗特与加详，其言服淮夷，则又累章言之。郑昭公之时，衰弊剧矣，意其补苴缉治，必有先急者，而诗人顾以学校废为刺。由二诗参论之，淮夷至为难服，而泮宫之成乃可使之献琛而输赆，使郑人而知此，济以圃泽之材，岂不能息兵革、平祸乱？此又圣人删取之旨，不可不知也。然鲁侯之在泮宫也，「无小无大，从之于迈」；而郑之士在城阙者，犹能与朋友以信义相期。青青子衿，少者之服也，又况于成人乎？由此知之，先王之泽久为未亡，而出于人心者固常在也。因人心而起治功，曾不劬力而办，然则何惧而不为哉！虽然，此诸侯之事也。宣王承《小雅》尽废之后，择用人材，内脩政事，时则有文武之吉甫，孝友之张仲，申伯治其民，南仲、方叔制其兵。是数人者，与仲山甫皆同德致功，若孔、颜之相与，求其助我者而莫得。然则人材之盛，从可知矣。然意其人材亦自学校而出。不独《采芑》之诗言士之众多，而《烝民》之篇论周室中兴必以任贤使能称之，则知宾兴之法，初未尝废无疑也。由宣王之事考《周官》之法，酌方来之宜，论治如此，亦庶几有本矣。今之议者乃云以文词取士失自汉始，必尽革之，乃可以复古。此又不然。《传》曰：「不知言，无以知人」。盖唯言足以知人，谓言不足以知人，盖不知言者也。古者乡大夫既登贤能之书，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取其卓然者告之。今以学校养士而以文词进其杰然者，何以异于射？顾虽百世不可易也。凡此皆学校之所宜知者，故余并及之。李侯明敏喜学，数贡于有司，居成均者累年。今其为令，不秘其所得，期与人共之，其承流宣化，谨于施设，大概如此。异时腾踏贵途，摅发底蕴，将与英俊并游。然则今日之事，乃众所说乐，诚不可以无传也。绍兴十三年七月初五日记。

神宗皇帝以经术造士，始于熙宁之初，当时欲遂攽三舍天下，未暇也。徽宗益新月书季考之法，崇宁三年，首命太学上舍生赐第者十六人，盖经术之兴至是□三朝矣，而得人，此其选也。甹是政和翰林学士刘公实在选中。后五十年，公之子襄通守此州，愿刻之石，以纪其盛，于是乎书。绍兴廿年三月，左太中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永州居住臣汪藻书。

理有默定之分，事无适然之合。人之所作，乃天之所为；物之所起，乃时之所至。古今一道，上下同流。是故逆数可以知来，前识以之垂记。符节之同，毫釐不忒。粤有永嘉郡之支邑，瑞安县之閒心普安禅寺者，肇基乾符，锡名大顺。始自杉坑，迁于西隩，山名龙就，案号三台。前峰城列，后冈屏峙。林峦环复，气象丰隆。真达人之道场，栖心之福地也。国朝隆平，度僧日广。昔构既盈，益以前基，为之重门，以限内外。逾三十年，草创未完。前管勾僧者道珂，选于徒众，得师奕祖，属干其事。永嘉俗故乐施，然方趋城邑阛阓，揭榜大书，广事供设，以张声誉，奚暇顾此幽隐寂寥之地，以修默施不祈之福哉！故奕祖勤勤累岁，不能有成。一日朅然南游并郡，行次长溪，盖未累驲，邑丞许公得之，欣然若有宿契，出俸二万。邑人闻之，莫不喜舍，于是得钱三十万以归。求材雇工，不日而就。巍然雄丽，映冠山谷。望之者愕睹天宫，由之者恍迷华藏，莫不合掌肃恭，欢喜赞叹。夫以数百年之基创，至珂而加辟，僧奕祖之营造，遇许而乃成。天人相因，时物并至，事若偶然，理宜定数。略志檀施之姓名，以纪岁时之符会。盖经始于政和元年孟冬，落成于八年之孟夏。许公名邦，字邦直，永嘉横阳人，学行官业皆有称述。其馀名氏列诸碑阴，以诏后来。

鲁山县白象保在邑之西北，普济庙者，灶君山市灵祐侯之原庙也。灶君者，岳渎之名山，汝海之巨镇也。山在县西百馀里，峻拔高广，首出其萃，群山四拱，若朝若辅，望之俨然，有可尊可畏之势。上有深潭百八，藏蓄灵物，时见变化，父老咸瞻仰之。善兴云致雨，利泽万物，旱潦不时，祈祷必应。至熙宁年，奉天子之命，赐以侯爵，号以灵祐，所以报其神之福祐也。越在祀典，山林川泽，能以风雨润泽万物者则祀之，能出财用以利民者则祀之。是山也，言其泽物，则水旱有祈，应答如响；言其利民，则物产繁多，孳养甚博。致严祀事，乃其验也。至正九年五月不雨。里人朝仰西山，祈祷庙下，致敬尽礼，先奏其诚。时青天白日，沛然云集，雷电四起，至夜沾足。众方惊竦，而耆父欢呼，以为神应。俄顷果有微雨，以开其光。于是通夕雷电，回还山冢。翌日既祭，乃大泽滂沱，优渥千里，民鲜愠苦，易荒以丰，百众焦劳，化为鼓舞。先于元祐庚午岁时大旱，县尉石君悉能悯众为心，取灵泉于名山，跣足徒步，怅然以登。得至百丈潭，精意祈祷，亦有灵物显应，密雨随降，一夕沾足。因与邑令众官率领僚属立石于潭侧，命曰百丈感应之潭。夫神之祐民，不负天子之褒封者，盖每如此。伤及县境，为吾民所苦，虽以至神不私，而惠泽之德常先于四远。吾土之所以屡丰年者，以此之由也。其于报祭，可不厚乎？奈何古庙道绝险阻，不可前。东下数十里有新庙，西四十里有下庙。下庙距城尚四十里，邑人惧其祭享疏略，无以示报，故又建祠于西郊，欲人人得而享焉。然昔之始事者，才置一室而已，疏略灭裂，亦既颓弊。一日，县官祈雨于敝庙，附以脩广之意，讽大夫且先施财以帅之。大夫协诚谕下，里人乐承其命。方事缔构，二公代去。后令以李大夫何复致意以终之，故堂序门屏，庙貌雄壮，金碧丹青，焕然一新，各得其宜。又易其神像以彰之，且绘其仪卫侍从于两序。屏宇寝庙，塑像妆饰，冗费百馀。由是庙貌可仰，人益知畏，日有祭，月有祀，前者续，后者进，伛偻提携，咸得以致其愿矣。崇宁四年夏，有司上言，鲁山县灶君山庙岁旱祈祷常有灵验，乞优加封进及赐庙号。六月十九日，奉敕赐普济庙为额，又以明沛泽之广，施济之无穷也。初，庙之落成在元祐八年，时余纪其事，既立石矣。今旧石消朽，势不可久。其始平冯春俱记文摩灭，无以示远，乃属余别书而刻之。因得以载赐额之美。

海盐去岱宗，道阻且长，里且千计，而有岳帝行祠。盖经始于熙宁中，至大观四年乃克成，将历百年，瓦腐桷圮，至于上雨旁风，寝无所盖障。尸之者假修崇为私计，薄有获，而未尝略支倾填漏。邑大夫李君为政才一年又三数月，即裒众力葺之。殿钜细有五，其一妥圣母者圮甚，而重创。其诸及廊庑之属，藩板经夷，栋楹梁桷丹碧黯昧，或蠹或折，貌像多剥，不但晦于尘垢者，莫不赫然一新。自昔何其难，而今何其易耶！盖神以民为主，欲致力于神，必成民以先之可也，不然，虽荐飨亦吐之。矧土木之功，极劳费神，岂乐其若是而相其成也哉。李君自丞迁令，使家及州家券外，征求悉若子产，争承力、丐裁减而宽之。夏秋税租，前政虽有心于仁民者，亦迫于版赋，预借于民，以纾目前，未及省限，里长已深苦催科之虐，因于捶楚；糟丘鬻醪才上栈，即强诸胥分忧抱输诸司钱，终岁追索，乾没强半，徒费鞭挞。此等积弊，甚于膏肓之疾，不可救药，乃一切刬去，以召和致祥。于是雨旸应祈，麻菽麦稻岁荐丰稔。成斯民若是，而后致力于神，洋洋然如在其上者，安得不乐歆其荐飨！方其启揭虔妥灵之心入其祠，致植僵兴仆之力，即若有以相之，兹其所以易欤。一邦士民有不靳其赀力助葺是宫者，岂皆澹然无欲荐享于神之心，觊幸响答。迹其祈禳之愿，若持豚蹄盂酒，祝穰穰满家者耶！夫山岳渊海之神，古唯天子望而祭之，诸侯则祭在其境者。齐人将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不敢遽也如此。季氏旅于泰山，宣圣责冉有弗救，而有「谁谓泰山不如林放」之叹，不可僭也又如此。今士民欲事乎岳帝，而协力葺其来假来享之宫，若有相之者，知繇乎令君成民之政，有以动之可也。或各自谓吾足以享之，欲神之格思，岂不难哉！世之为不善者，薄有荐于神，往往不唯觊幸其皇，即涣若冰释，抑又过望乎神降之福。殊不知聪明正直之神，执福善祸淫之权，公而行之，无毫釐私，而不可夺移。凡不应庇贶者，虽丰洁其粢，豪盛肥腯其牲牷，旨且多其酒，加之以玉帛，三日斋、七日戒以祭之，犹不可觊其略如风马之下，况希其转祸为福乎！如欲福之转移，迁善可也。《诗》不云乎：「自求多福」。李君以所葺既新美，属予为记，予辞不获命，乃并欲士民共知之者书之。李君名直养，其先惟扬人，大父侍郎绍兴间尝寓居此邑，后徙于苕霅。绍兴三年五月既望，从政郎、新峡州军事推官张禄记并书（《嘉禾金石志》卷二四。）。

「其诸」下疑有脱文。

某悚息，《春秋集传》遂跋以名言，使菲薄凛然增重，幸甚。又蒙戒以深务慎重惇本之意，欲使其书垂世莫得瑕摘，惧非区区所能及也。至于隐括极难，使归至当，则固所夙夜跂耸有望于左右者矣，受赐无量。顷者，元中得某《论语》、《法言训故》及《乾坤》等数篇，元中每书论刺必数十条，其间相说以解者不啻十九，而某时因其言辄有刊定。独论《庄子·内篇》与《易·乾坤》卦相为表里，此某昭然所不疑者而元中深以为非，往反荐数，终不可合。某以是益奇元中之笃诚毕虑，不苟于朋友也。司马温公与范景仁神交莫逆，至论大乐，终身不合，此可以为世友朋之表矣。今相公所诲经、史阙文，谨当佩服，因而改之。初谓经以一字褒贬而诸儒动以经为谬误，故有脱朝、脱日、衍日、脱王、脱人、脱名、亡事等，纷纷舛驳，无可据依。惟汉何休颇疑非误，而陆农师一一守经立说，顾皆思而未达，故某因是说以更之。抑又有甚可疑者，以为鲁史之阙，则圣人作经有可无疑于史者，如时必有秋、冬、夏、四月之类，从而阙之，是妄阙也。若谓经以秦阨残缺，则三《传》传经乃自先秦以来各有师承，不相参稽，安得阙文若合符节？此某所以未能无惑者。然有一说可以已者，与其过而多尤，不若过而阙疑，斯可耳矣。若灾异等说，则为尚可申释。《春秋》书天地之变错人事之间，使人务以义类相求，是直鼓宫宫动，鼓角角动耳。《洪范》谓之「念用庶徵」，若使非徵而书，是则妄也。今善历者推步《春秋》日食数非止三十六，盖经于灾异如志人事，不尽书也，必有为也而书。汉儒灾异之说虽不无凿，然能精而求之，则亦是在其中。《法言》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要之，灾异之占，古者卜史之所司也，后世卜史而儒学之士，言之岂得已哉！自欧阳文忠首为天道不可考知之说，非斥汉儒，至于荆公遂废《洪范》庶徵，使人君宴安平世，无复观天存变之意，驯至大乱。前日水冒都城，相公忧其变故，欲有论刺，即得罪去。时当国者谓宾客言：「汉世灾异陋学，何足道于今日」。某窃叹恨学术害教，一至于此，以诗志之曰：「绿衣侍史近天墀，天事茫茫欲强知。水犯都城偶然耳，《春秋》陈说更何施」。盖伤此学之废也。夫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人者必有稽于天，而世徒以其感变难知，遂废不讲。今不相与力救此失，则恐《春秋》、《洪范》之意精微遂泯，后生无闻。使当孔子作《春秋》时有今变故，则必书水冒城郭于前而志狄围京师于后，某为之传亦当傅会天人，昭以象类无疑也。《春秋》星陨山崩地震之变皆著王道大坏之徵，故王道不亡则强霸不兴、素王不作，是以为之感变如此。譬如人之父母有子承家而不克遵业，将更择人付之，方其计虑将决之间，意象色辞必将伤怛忿怒而不得平，此齐、晋、孔子将兴之祥也。郑伯髡顽之卒，使非变故，则书有常法，如宋公佐卒于垂棘，不著何以卒、何以在垂棘也，则但当书郑伯髡顽卒于鄵耳。且志诸侯之会于前，而郑伯道卒，其地又相迩，此自足见其如会。今书如会，又书未见诸侯，其繁如此，譬如天象光芒变常，此天之意必有故以示人矣，然则《传》殆不诬。经志弑逆之罪，文固多变，如晋弑不书赵穿而书赵盾，郑弑不书公子宋而书归生，楚弑不书弃疾而书比者，皆义将有所起也，故《春秋》之法与实录异。楚子麋卒以公子比出奔见弑，齐侯阳生卒以公会吴伐齐见弑，此皆有待《传》而后决，未如郑僖之深切著明也。如郑僖之卒，使无三《传》，人必知其有异矣。顾《传》不详著僖公不礼子驷之事，计驷之忿，必有若宋万、卫孙林父者，而乘君去故就新，国人危疑之际而肆其乱，何必无此。相公试熟思而决之也。当某著此书时无与议者，故于其类昭析不尽，今承谆诲，当更删改衍绎，使之别白分明以俟再见也。前日相望甚迩，谓当亟得书疏往反，庶卒相与共济斯文。今忽相去万里，岂非天哉！《集传》此间固旧有本，但简册太大厚，不可携持，后令别作小本亦复易耳。前所往书已属岳倅亟复，驰奉左右，庶行役倦剧之中可以寓目游心。有便信至，愿复一二发药，使经学复明于世者自吾二人，亦不徒生于天地间矣。伏纸悢悢，某再拜。

进士同年登科相为兄弟，自唐至今亦已久矣。今之朝事既赐第授敕而出，则涓日集于一所，用官给金钱设酒馔，为宴集。同年者毕至，按先后列庭下，推一人年最长者榜首拜之，又推一人年最少者出拜榜首，谓之叙黄甲。黄甲者，黄纸榜之甲乙丙丁戊五科之次也。所以训在榜之人，勿以科之高下相重轻，而以齿之长幼相伯仲。推此意也，凡在榜之人是宜先义后利，爵位相让，患难相恤，久相待而远相致也，岂不美乎？然昔之取士尚少，少者数十人，多者不过数十百人。故其为兄弟也，交不广而情可厚，其流风馀韵。犹足以立懦志，敦鄙夫，使不预者生羡心焉。承平既久，三岁一大比，天下之士无虑六七百人。当是时，静躁华质，游衍漫散，既不齐其志，又不常厥居，固不能尽相识知，虽一日叙甲之集，盖亦阗然进旅退旅，何由问其姓字而窥其声光？且复有以故而不至者十常一二，于是同年兄弟之名存，而交情契义，非故旧已熟，则一时意气倾动，扳联喜合为最笃，其馀亦泛泛焉尔矣。此非人为，盖风俗醇醨之渐至也。今夫酒必自醇而醨，醨而过则腐坏不堪，尚何味之可求？是故修德于己，施化于人，必欲革伪从忠，舍薄处厚者，凡以恶其末之腐坏建写而无味也。予投畀新昌，亲交益疏，徒友益散。至之三日，州学教授刘君伯称来，以同年子请纳其拜，予辞之曰：「是礼也，如告朔之饩羊矣，况交有浅深，而势有通塞。予于尊公所谓未及问姓名而窥声光者，又方堕罟中，而君以平时通家之契归之，无乃过乎」？伯称曰：「惟恶薄俗，是以不敢视炎凉为礼之升降，区区之志，敢固以请」。盖自是始与伯称往还，而知其为年兄德常之子也。德常生于丁未岁，至元符庚辰年三十有四，应诏上封事，入邪等，后虽许游学校，而有司以别号为职，终不敢荐举。然乡里学士宗师之者甚重，隐然为乡先生。宣和初，盗起东南，党禁解，德常始得试于南宫，中辛丑进士第。作邑桂岭，勤政爱民，不忍割剥，大忤郡将，会部刺史有知之者，乃得善去。而德常年已六十有三矣，迄不遇以死，识者惜之。伯称刻励自立，及其父无恙时，能取科第，不坠世业，崎岖岭海间凡二十馀年，犹未改京秩。予见其笃实而疏通，严毅而岂乐，留心所职于閒冷之局，黉宇一新，百废具举，虽三舍盛时，有不能及者。训诱程课，孜孜弗怠，士知向方焉。予病间日从燕谈，则该洽古今，周知利病，利不苟就，害不苟违，信其为适用之通才，而克家之贤子也。予踽踽然如逃虚者，赖君风谊，聊以忘忧。君乃秩满而去，使我离索之思倍于常情。虽然，男子志在四方，仁人不私一己，君且表表著见，为明时用，予亦动心忍性，改前过而求自新，不知老之将至焉。是别也，抑又何悲？姑扫茅檐，敷重席，饤槟榔，剥黄焦以为肴，捕郁屈，钓蛙黾以为羞，贳酒蛮村，相与一醉。行矣加饭，时惠好音，此则畸人之所望也。

麟龙凤龟，动物之殊尤者耳。既以灵目之，又称瑞焉，太平而后见，非若凡物可力致也。今易得莫如龟，而龙也人亦多见之，惟麟与凤则自周已来未尝有睹其羽毛色象者。汉获一角兽为之改元，兽之一角者众矣，又安知麟之不两角而斛觠䚘觡也？故史氏曰「获一角兽」，盖麟云者弗然之词也。惟凤亦然。宣帝时凤凰娄集，而少府宋畴因讥被贬，不待后世然后知其为鹖爵矣。孝宣治号中兴，然任刑馀，尚法律，不以中车府令为龟监，四三良臣死非其罪，而风俗尤薄，水旱灾异见于魏相之奏，决不足以震珍产，效九苞。又况茂陵多欲奢泰，穷兵四伐，海内虚耗，盗贼半天下，几与祖龙同辙，麟何为而至哉？故必圣如虞舜《箫韶》九奏，而后凤凰来仪，必道如文王，《关雎》之化成，而后麟为之应，不可诬也。由是观之，史载龙见于某江某水某井中，当时以为美谈者，殆亦可豢之龙，必非神龙。而九畴所寓、《禹贡》所锡、宁王所宝之大龟，定非卜人朝钻暮灼、枯肠朽骨之凡龟。盖物有同类而殊能者，宰予所以兴拔萃之叹也。大龟神龙真凤之不浪出，审矣。然则鲁哀公之时，周公之衰已久，于是而获麟，何也？曰：麟非为鲁哀，乃为仲尼耳。仲尼大圣之人也，《春秋》圣治之法也，以大圣之人立圣治之法，虽享帝于郊，未足以方其精神之所感动也；虽升中于天，未足以喻其和气之所薰蒸也。四灵皆至，然后为宜，曾是一麟，而曰多乎？惟麟为仲尼出，所以仲尼识之，不为鲁哀公出，所以鲁人不识也。仲尼历聘七十馀国，无所钩用，高蹈如耦耕，贵卿如武叔，从游如微生亩，多智如晏婴，皆不能知也，而麟乃独知之。谓彼不知者不如一麟，是人而不灵也，乌乎可？谓彼聪明辩达万物之灵也，而曾不知孔子，是果麟之弗若也，乌乎不可？麟乎麟乎，得不为灵智之瑞乎？韩退之曰：「麟之形不类，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故虽有麟，亦不知其为麟也」。又曰：「麟之为麟，以德不以形」。然说麟之诗者，谓其角端有肉，无事于触，而其趾不践生草，其定题也，亦必有异焉。此既言其形矣，若其德非神灵智识，何以名之？先儒谓仲尼感而作《春秋》，曰：「麟出非其时，圣人以自况」。此说非也。仲尼述宪乎帝王，诏教乎万代，岂以身之不遇，感而著书，与愤世疾邪者比？正使麟适不出，《春秋》遂不作乎？故知《春秋》非本于麟，盖经济无施而寓于笔削，性命道德莫不中正，礼乐法度莫不备善，俊良贤杰莫不章陟，谗恶慝奸莫不讨弃，玑衡七政莫不齐叙，山川动植莫不繁庑，横目黔首莫不率化，蛮夷戎狄莫不宾服。厥志既定，同符于尧舜成康，为天下万世太平熙洽之原。于是麟出而为之祥应，此理昭灼炳著，无可疑者。以为未然，则亦未得其门，不哜其胾耳。沙阳张时子发治《春秋》学，以麟名其所居斋，谒余记之。子发潜心日久，圣人宏规大用，妙意精义当自得之，予无以进焉，姑为麟说，以表其在棷之珍，而笃其下帷之趣云。

臣契勘普州安岳县初行经界日，县令张宁大为奸弊，改移税额，轻重失平。比及三年，亏官二十五万七千馀贯，依圣旨除放。自绍兴二十四年至今，又亏一十二万四千馀贯。绍兴二十三年，县官以阙乏之故，分诣诸乡巡门驱歛，村民不堪其扰，结集山谷间，抗敌官吏，几致生事，至今土人谓之垛山。垛山者，言山上之人其多如堆垛也。臣前在转运司，令诸县作鼠尾帐，家至户到，遍问百姓，愿用新税或旧税，各令亲书于名下。独安岳一县愿用旧税者十分之九，公私俱病，民不聊生。臣于去年冬，选委昌州推官左从事郎刘弇，同县令右从政郎张介受状、措置。凡三百六十馀状，指决干连者不下千五百家。若只量行裁正，则无由去偏重不均之弊，若尽行覈实，则有追集丈量之扰。弇与守令皆谓欲救其弊，莫若顺民之情，复用旧税。臣以本县经界所失虽多，亦不可尽废，遂令将新旧税簿互相参校，于所增减，取其酌中分数，通融裁正。凡新税之增于旧税者，以所增十分为率，减其七分；新税之减于旧税者，以所减十分为率，复其六分。谓如某人户下元管旧税一百文，经界日增至二百文，即裁减七十文，作一百三十。某人户下元管旧税二百文，经界日减至一百文，即却复六十文，作一百六十。盖经界增者重，减者轻，故今所损益者有多少之差。元申画指挥增减不及五七分，则不在裁正之限，今此一县其弊至深，不可以五七分为限，故自二分以上皆裁正之。本县经界增税者四千五百七户，计增正税钱三十八贯八百一十二文。今减其七分，为钱二十七贯一百六十有奇。经界减税者六千一百二十二户，计减正钱四十贯七十五文。今复其六分，为钱二十四贯四十有奇。其增减不及二分者，新税簿籍脱漏户限为多，可见者计二千九百馀户，若一一纽算裁正，又恐太烦，若只用新税，则漏户不可复得，遂仍以旧税为正，计减却正税钱五贯五百有奇，却收漏户二千七百馀户，得正税钱八贯七百有奇。又根括到失陷税钱，补足旧税外有溢额者四贯三百有奇。以此数项衮同对补，裁减之数于租额尚有赢馀。又张宁经界之初，既失税额，恐岁计不敷，则擅增折变以补之。每正税一钱，增米三合、麦二合，大率比旧加十分之一。今一切蠲除，悉依现例。凡上件措置，皆委曲计议，务尽人情，轻重适中，更无不均之弊。百姓租税各有归著，易于催理。自此官赋无复失陷，委为经久之利。其裁正曲折，别编作一册奏闻，伏候敕旨。

佩玉之礼尚矣，在《戴经》则记其义于《玉藻》，在《周官》则谨其藏于《玉府》，在《诗》则详咏于《国风》，在《论语》则略见于《乡党》，其他杂出于诸家之说者，不可以屡举。《玉藻》记佩玉之义为最详，其大意则谓古之君子必佩玉，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僻之心无自而入。又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故以玉比德焉。此愚所谓记其义于《玉藻》者此也。《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共王之服玉珠玉」。夫玉在先王之时，特命官以掌之者，非以充玩好之具，为非常之宝，盖以君子不可一日不佩，玉府之职不可一日不谨。此愚所谓谨其职于《玉府》者此也。《诗》于《终南山》戒襄公之篇，因其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而大夫美之曰「佩玉锵锵」，盖勉其修德以称是玉也。于《大东》刺乱之一篇，而其辞曰「鞙鞙佩璲，不以其长」，盖讥其居官职而非其才之所长，徒有佩玉之美。《有女同车》之诗，则曰「将敷将翔，佩玉琼琚」，《女曰鸡鸣》之诗则曰「杂佩以报之」、「以赠之」、「以问之」。其刺惠公之诗则有「觿韘」之语，是皆因佩而示美讽之意。愚故曰详咏于《诗》之《国风》者此也。《论语·乡党》一篇备记圣人出入、起居、饮食、言语、衣服之礼，其言有及于玉者，曰「去丧无所不佩」，则知吾圣人之身未尝一日去玉，以苟燕息之安。此愚所谓略见于《乡党》者此也。《韩诗外传》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双璜。牙蠙珠以纳其间」。《白虎通》曰：「修道无穷则佩环，能本道德则佩琨，能决嫌疑则佩玦」。其略见于郑氏之释，其详见于孔颖达之疏，其遗制见于王粲之法。此愚所谓杂出于诸家之说，不可屡举者也。虽然，佩玉谨于先王之时，而废于衰周之世。后世学者虽读《礼》、读《诗》、读《论语》诸家之书，而目不习见其制，耳不闻其声，终莫能考究其法，而妄以臆见议之，此纷纷之论所由而起也。请因明问而论之。玉左右各五，而宫、羽、徵、角之分在焉。左佩双衡者其音宫，双璜者其音羽；右佩双珩者其音徵，双璜者其音角。此宫、角、徵、羽之分也。夫乐备五音而佩独不用商者，盖玉所以比德，而商于五方则为西，五行则为金，于五常则为义，而以刚果肃杀为事，是可以为威而不可以为德。此玉于五音之中所以独去商也。《记》曰：「古之君子必佩玉，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夫采齐者路门之乐节，肆夏者登堂之乐节。乐师以备王仪，大驭以备五车，是天子享元侯之礼。而《记》乃以此为君子鸣玉之节，何耶？盖经之所谓君子者，乃指有位君子，而郑氏释之谓君子者士以上，其说误矣。此所以启后世之疑也。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康成谓在君所则去德佩，设事佩，则知燕居德佩之外，兼设事佩矣。事佩，子所以事父母。使二佩不废，则金燧木燧、大觿小觿，不几于赘乎？愚切谓《记》言子事父母止及事佩，而不言德佩，则德佩必不兼设于事亲之时。又古者先设事佩，后设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二佩之设自有先后之序，二者有一于此，则不至于赘矣。事佩不特君子有也，妇人亦有之，《内则》「妇见舅姑左用亦五，右用亦五」是也。德佩不特君子有也，妇人亦有之，《诗》曰「佩玉之傩，佩玉琼琚」是也。考之《内则》与诗人之辞，而君子妇人之玉无异，则珩璜之制燧觿之施，意其必同矣。呜呼！佩玉之设所以尚德也。然在君子佩之则为宜，在小人佩之则为辱。昔孔子为鲁司寇，而不设德佩、事佩，示己无德事也。夫佩在夫子可谓宜其德矣，而以无位不设，当时鸣玉而趋者，得不愧于夫子乎，得不辱斯佩乎？诗人讥惠公无成人之德，有成人之服，故曰「童子佩觿」、「童子佩韘」。然则无德而佩者，年虽成人，行实童子也。后之君子能于佩玉之际，而思所以佩之之意，设德佩则知所必修德，设事佩则知所以立事，如古人谨弦韦之戒，则玉与身俱荣矣。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备法也；叩之而不穷者，天下之能言也。为法立言至于益深不穷，而后可以垂教于当时而传诸后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为书，其道深远而不可穷；学兵之士尝患武之为说，微妙而不可究，则亦儒者之《易》乎？盖《易》之为言也，兼三才，备万物，以阴阳不测为神，是以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师百氏之说兴，而益见大《易》之义，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辉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为神之深。十家之注出，而愈见十三篇之法如五声五色之变，惟详其耳目之所闻见，而不能悉其所以为变之妙。是则武之意不得谓尽于十家之注也，然而学兵之徒非十家之说亦不能窥武之藩篱，寻流而之源，由径而入户，于武之法不可谓无功矣。顷因馀暇，摭武之微旨而出于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数十事，托或者之问，具其应答之义，名曰《十注遗说》。学者见其说之有遗，则始信益深之法、不穷之言，庶几大《易》不测之神矣。

或问：「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将得其人。将能则兵胜而生，兵生于外则国存于内；将不能则兵败而死，兵死于外则国亡于内。是外之生死系内之存亡也。是故兵败长平而赵亡，师丧辽水而隋灭。太公曰：「无智略大谋，彊勇轻战，败军散众以危社稷，王者慎勿使为将」。此其先后之次也。故曰「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或问：「得算之多，得算之少，况于无算，何以是多少无之义」？曰：武之文固不汗漫而无据也。盖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彼我之算尽于此矣。五事之经得三四者为多，得一二者为少。七计之校得四五者为多，得二三者为少。五七俱得者为全胜，不得者为无算。所谓冥冥而决事，先战而求胜，图乾没之利，出浪战之师者也。

或问：「计利之外，所佐者何势」？曰：兵法之传有常，而其用之也有变。常者法也，变者势也。书者可以尽常之言，而言不能尽变之意。五事七计者，常法之利也；诡道不可先传者，权势之变也。守常而求胜，如胶柱鼓瑟，以书御马。赵括所以能书而不能战，易言而不知变也。盖法在书之传，而势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用于吴，恐吴王得书听计而弃己也，故以此辞动之，乃谓书之外尚有因利制权之势，在我能用耳。

或问：「因粮于敌者，无远输之费也，取用必于国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于人。器之于人固在积习便熟而适其短长重轻之宜，与夫手足不相锄铻而后可以济用而害敌矣。吾之器敌不便于用，敌之器吾不习其利，非国中自备而习惯于三军，则安可一旦仓卒假人之兵而给己之用哉！《易》曰：「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虑不先设，器械不备」。此皆言取用于国，不可因于人也。

或问：「兵以伐谋为上者，以其有屈人之易而无血刃之难，伐兵攻城为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异于伐谋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谋者不费而胜，破交者未胜而费，帷幄樽俎之间而揣摩折冲，心战计胜其未形，已成之策不烦毫釐之费，而彼奔北降服之不暇者，伐谋之义也。或遣使介，约车乘，聘币之奉；或使间谍，出土地，金玉之资。张仪散六国之从，阴厚者数年；尉缭子破诸侯之援，出金三十万。如此之类，费已广而敌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劳，则未见全胜之功，宜乎次于晏婴、子房、寇恂、荀彧之智也。

或问：「武之书皆法也，独曰『此谋攻之法也』，『此军争之法也」』？曰：馀法概论兵家之术，惟二篇之说及于用，诫其易用而称其所难。夫告人以所难而不济之以成法，则不足为完书。盖谋攻之法以全为上，以破次之，得其法则兵不钝而利可全，非其法则有杀士三分之灾。军争之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得其法则后发而先至，非其法则至于擒三将军。此二者岂用兵之易哉！乃云「必以全争于天下」，又云「莫难于军争」，难之之辞也。欲济其所难者必详其法。凡所谓屈人非战、拔城非攻、毁国非久者，乃谋攻之法也；凡所谓十一而至、先知迂直之计者，乃军争之法也。见其法而知其难于馀篇矣。

或问：「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后魏太武命将出师，从命者无不制胜，违教者率多败失；齐神武任用将帅出讨，奉行方略罔不克捷，违失指教多致奔亡。二者不几于御之而后胜哉」？曰：知此而后可以起武之意。既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则其意固谓将不能而君御之则胜也。夫将帅之列，才不一概，智愚勇怯，随器而任。能者付之以阃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算，亦犹后世责曹公使诸将以《新书》从事，殊不识公之御将因其才之小大而纵抑之。张辽、乐进，守斗之偏才也，合淝之战，封以函书，节宣其用。夏侯惇兄弟有大帅之略，假以节度，便宜从事，不拘科制，何尝一概而御之邪？《传》曰：「将能而君御之，则为縻军；将不能而君委之，则为覆军」。惟公得武法之深。而后太武、神武，庶几公之英略耳，非司马宣王安能发武之蕴哉！

或问：「胜可知而不可为者，以其在彼者也。佚而劳之，亲而离之。佚与亲在敌而吾能劳且离之，岂非可为欤」？曰：《传》称「用师观衅而动，敌有衅不可失」，盖吾观敌人无可乘之衅，不能彊使为吾可胜之资者，不可为之义也。敌人既有可乘之隙，吾能置术于其间而不失，敌之败者可知之义也。使敌人主明而贤，将智而忠，不信小说而疑，不见小利而动，其佚也安能劳之，其亲也安能离之？有楚子之暗与囊瓦之贪，而后吴人亟肄以疲之；有项王之暴与范增之隘，而后陈平以反间疏之。夫衅隙之端隐于佚亲之前，劳离之策发于衅隙之后者，乃所谓可知也，则惟无衅隙者，乃不可为也。

或问：「守则不足，攻则有馀，其义安在」？曰：谓吾所以守者力不足，吾所以攻者力有馀者，曹公也。谓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馀者可以攻者，李筌也。谓非彊弱为辞者，卫公也。谓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馀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己实彊弱，亦非虚形视敌也，盖正用其有馀不足之形势，以固己胜敌。夫所谓不足者，吾隐形于微而敌不能窥也。有馀者，吾乘势于盛而敌不能支也。不足者，微之称也。当吾之守也，灭迹于不可见，韬声于不可闻，藏形于微妙不足之际，而使敌不知其所攻矣。所谓藏于九地之下者是也。有馀者，盛之称也。当吾之攻也，若迅雷惊电，坏山决塘，作势于盛彊有馀之极，而使敌不知其所守矣。所谓动于九天之上者是也。此有馀不足之义也。

或问：「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受敌、无败，二义也，其于奇正有所主乎」？曰：武论分数、形名、奇正、虚实四者，独于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义所主未白也。复曰：「凡战以正合，以奇胜」。正合者，正主于受敌也；奇胜者，奇主于无败也。以合为受敌，以胜为无败，不其明哉！

或问：「武论奇正之变，二者相依而生，何独曰善出奇者」？曰：阙文也。凡所谓如天地、江河、日月、四时、五色、五味，皆取无穷无竭、相生相变之义。故首论以正合、奇胜，终之以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岂以一奇而能生变，交相无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无穷如天地也。

或问：「其势险者其义易明，其节短者其旨安在」？曰：力虽甚劲者，非节量短近而适其宜，则不能害物。鲁缟之脆也，彊弩之末不能穿；毫末之轻也，冲风之衰不能起。鸷鸟虽疾也，高下而远来，至于竭，羽翼之力安能击搏而毁折哉！尝以远形为难战者，此也。是故曲义破公孙瓒也，发伏于数十步之内；周访败杜曾也，奔赴于三十步之外，得节短之义也。

或问：「十三篇之法各本于篇名乎」？曰：其义各主于题篇之名，未尝泛滥而为言也。如《虚实》者，一篇之义，首尾次序皆不离虚实之用，但文辞差异耳。其意所主非实即虚，非虚即实，非我实而彼虚，则我虚而彼实。不然，则虚实在于彼此。而善者变实而为虚，变虚而为实也，虽周流万变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谓待敌者佚者力实也，趋战者劳者力虚也。致人者，虚在彼也；不致于人者，实在我也。利之也者，役彼于虚也；害之也者，养我之实也。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者，佚、饱、安实也，劳、饥、动虚也。彼实而我能虚之也，行于无人之地者，趋彼之虚而资我之实也。攻其所不守者，避实而击虚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实而备虚也。敌不知所守者，斗敌之虚也；敌不知所攻者，犯我之实也。无形无声者，虚实之极而入神微也。不可禦者，乘敌备之虚也；不可追者，畜我力之实也。攻所必救者，乘虚则实者虚也；乖其所之者，能实则虚者实也。形人而敌分者，见彼虚实之审也；无形而我专者，示吾虚实之妙也。所与战约者，彼虚无以当吾之实也。寡而备人者，不识虚实之形也；众而备己者，能料虚实之情也。千里会战者，预见虚实也；左右不能救者，信人之虚实也。越人无益于胜败者，越将不识吴之虚实也。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辨虚实之术也。得也动也生也有馀也者，实也；失也静也死也不足也者，虚也。不能窥谋者，外以虚实之变惑敌人也；莫知吾制胜之形者，内以虚实之法愚士众也。水因地制流、兵因敌制胜者，以水之高下喻吾虚实变化不常之神也。五行胜者实也，囚者虚也；四时来者实也，往者虚也。日长者实也，短者虚也；月生者实也，死者虚也。皆虚实之类，不可拘也。以此推之，馀十二篇之义，皆仿于此，但说者不能详之耳。

或问：「军争为利，众争为危。军之与众也，利之与危也，义果异乎」？曰：武之辞未尝妄发而无谓也。军争为利者，下所谓军争之法也。夫惟所争而得此军争之法，然后获胜敌之利矣。众争为危者，下所谓举军而争利也。夫惟全举三军之众而争，则不及于利而反受其危矣。盖军争者，案法而争也；众争者，举军而趋也。为利者后发而先至也，为危者擒三将军也。

或问：「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立也动也变也，三者先后而用乎」？曰：先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后之次，而所尚不同耳。盖先王之道尚仁义，而济之以权，兵家者流贵诈利而终之以变。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盖本仁者治必为义，立诈者动必为利，在圣人谓之权，在兵家名曰变。非本与立无以自修，非治与动无以趋时，非权与变无以胜敌。有本立而后能治动，能治动而后可以权变。权变所以济治动，治动所以辅本立。此本末先后之次略同耳。

或问：「武所论举军动众皆法也，独称此用众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贵乎相生，节制、权变两用而无穷。既以正兵节制，自治其军，未尝不以奇兵权变而胜敌。其于论势也，以分数形名居前者，自治之节制也；以奇正虚实居后者，胜敌之权变也。是先节制而后权变也。凡所谓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胜者，皆相生两用先后之术也。盖鼓铎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专一，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何法也？是节制自治之正法也，止能用吾三军之众而已，其法也固未尝及于胜人之奇也。谈兵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则不然，曰：「此用吾众之法也」。凡所谓变人之耳目而夺敌之心气，是权谋胜敌之奇法也。

或问：「夺气者，必曰三军，夺心者，必曰将军，何也」？曰：三军主于斗，将军主于谋。斗者乘于气，谋者运于心。夫鼓作斗争、不顾万死者，气使之也；深思远虑，以应万变者，心主之也。气夺则怯于斗，心夺则乱于谋。下者不能斗，上者不能谋，敌人上下怯乱，则吾一举而乘之矣。《传》曰「一鼓作气，三而竭」者，夺斗气也。先人有夺人之心者，夺谋心也，三军、将军之事异矣。

或问：「自计及间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独云此用兵之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于可疑，而后知不疑者为明；机至于难决，而后知能决者为智。用兵之法，出于众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于犹豫者，其所得固过于众人，而通于法之至妙也。所谓高陵勿向，背丘勿逆，盖亦有可向可逆之机，佯北勿从，锐卒勿攻，亦有可从可攻之利。饵兵勿食，归兵勿遏，亦有可食可遏之理。围师必阙，穷寇勿追，亦有不阙可追之胜。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复微妙之术，智者不疑而能决，所谓用兵之法妙也。

或问：「九变之法，所陈五事者何」？曰：九变者，九地之变也。散、轻、争、交、衢、重、圮、围、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使之属，趋其后，谨其守，固其结，继其食，进其涂，塞其阙，示不活，此九地之变也。九而言五者，阙而失次也。下文曰：「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变主于九地明矣。故特于《九地篇》曰：「九地之变，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然则既有九地，何用九变之文乎？曰：武所论「将不通九变之利」，又曰「治兵不知九变之术」，盖九地者，陈变之利，故曰不知变不得地之利。九变者，言术之用，故曰不知术不得人之用。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变，九变有术。知形而不知名，决事于冥冥；知名而不知变，驱众而浪战；知变而不知术，临用而事屈。此所以《六地》、《九地》、《九变》皆论地利，而为篇异也。李筌以「涂有所不由」而下五利兼之为十变者，误也。复指下文为五利，何尝有五利之义也？「绝地无留」，当作「轻地」，盖「轻」有无止之辞。

或问：「凡军好高而恶下。太公曰『凡三军处山之高，则为敌所栖』，岂好高之义乎」？曰：武之高，非太公之高也。公所论天下之绝险也。高山盘石，其上亭亭，无有草木，四面受敌。盖无草木则乏刍牧樵采之利，四面受敌则绝出入运馈之路，可上而不可下，可死而不可久。此固有栖之之害也。武之所论，假势利之便也。处隆高丘陵之地，使敌人来战则有登隆、向陵、逆丘之害，而我得因高乘下、建瓴走丸、转石决水之势，加以养生处实，先利粮道，战则有乘势之便，守则有处实之固，居则有养生足食之利，去则有便道向生之路，虽有百万之敌，安能栖我于高哉？太武栖姚兴于天渡，李先计令遣奇兵邀伏，绝柴壁之粮道，此兴犯处高之忌，而先得栖敌之法明矣。学孙武者深明好高之论，而不悟处于太公之绝险。知其势利之便者，后可与议其书矣。

或问：「六地者，地形也，复论将有六败者何」？曰：恐后世学兵者泥胜负之理于地形也，故曰地形者兵之助，非上将之道也。太公论主帅之道，择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则地形固非将军之事也。所谓料敌制胜者，上将之道也。知此为将之道者，战则必胜；不知此为将之道者，战则必败。凡所言曰走曰弛曰崩曰陷曰乱曰北者，此六者败之道，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胜败之理不可泥于地形，而系于将之工拙也。至于《九地》亦然，曰「刚柔皆得地之理也」、「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驱三军之众，如群羊往来、不知其所之」者，将军之事也。特垂诫于《六地》、《九地》者，孙武之深旨也。

或问：「『死焉不得，士人尽力』。诸家释为二句者何」？曰：夫人之情，就其甚难者，不顾其甚易，舍其至大者，不吝其至微。死难于生也，甘其万死之难，则况出于生之甚易者哉！身大于力也，弃其一身之大，则况用于力之至微者哉！武意以谓三军之士，投之无所往，则白刃在前，有所不避也。死且不避，况于生乎？身犹不虑，况于力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军之士不畏死之难者，安得不人人尽其力乎？「死焉不得，士人尽力」，诸家断为二句者，非武之本意也。

或曰：「『方马埋轮』，诸家释方为缚。或谓缚马为方陈者，何也」？曰：解「方」为缚者，义不经据。缚而方之者，非武本辞。盖「方」当作「放」字。武之说本乎人心离散，则虽彊为固止，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过于柅其所行。古者用兵，人乘车而战，车驾马而行，今欲使人固止而不散，不得齐勇之政，虽放去其马而牧之，陷轮于地而埋之，亦不足恃之为不散也。噫！车中之士，辕不得马而驾，轮不得辙而驰，尚且奔走散乱而不一，则固在以政而齐其心也。

或问：「兵情主速，又曰为兵之事，夫情与事义果异乎」？曰：不可探测而蕴于中者，情也；见于施为而成乎其外者，事也。情隐于事之前，而事显于情之后，此用兵之法，隐显先后之不同也。所谓兵之情主速者，盖吾之所由所攻欲出于敌人之不虞不诫也。夫以神速之兵出于人之所不能虞度而诫备者，固在中情秘密而不露，虽智者深閒不能前谋先窥也。所谓为兵之事者，盖敌意既顺而可详，敌衅已形而可乘，一向并敌之势，千里杀敌之将，使陈不暇战而城不及守者，彼败事已显，而吾兵业已成于外也。故曰所谓巧能成事者此也。是则情事之异，隐显先后也。

或曰：「九地之中，复有绝地者何也」？曰：兴师动众，去吾之国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敌人之地，疆埸之限，所过关梁津要，使吾踵军在后告毕书绝者，所以禁人内顾之情而止其还遁之心也。《司马法》曰：「书亲绝是谓绝顾壹虑」。尉缭子踵军令曰：「遇有还者诛之」。此绝地之谓也。然而不预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变，而绝地无变，故论于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数也。或以越境为越人之国，如秦越晋伐郑者，凿也。

或问：「不知诸侯之谋，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不能行军；不用乡导，不能得地利。重言于《军争》、《九地》二篇者何也」？曰：此三法者，皆行师争利、出没往来、迟速先后之术也。盖军争之法，方变迂为直，后发先至之为急也。九地之利，盛言为客深入利害之为大也。非此三法，安能举哉？噫！与人争迂直之变，趋险阻之地，践敌人之生地，求不识之迷涂，若非和邻国之援为之引军，明山川、林麓、险难、阻阨、沮洳、濡泽之形而为之标表，求乡人之习熟者为之前导，则动而必迷，举而必穷，何异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不行其野，彊违其马，欲争迂直之胜，图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称之二篇，不其旨哉！

或问：「何谓无法之赏，无政之令」？曰：治军御众，行赏之法，施令之政，盖有常理。今欲犯三军之众，使不知其利害，多方误敌，而因利制权，故赏不可以拘常法，令不可以执常政。噫，常法之赏不足以愚众，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则赏有时而不拘，令有时而不执者，将军之权也。夫进有重赏，有功必赏，赏法之常也。吴子相敌，北者有赏，马隆募士，未战先赏，此无法之赏也。先庚后甲，三令五申，政令之常也。武曰「若驱群羊」，往来「莫知所之」。李愬袭元济，初出，众请所向。曰：「东六十里止」。至张柴，诸将请所止，复曰：「入蔡州」。此无政之令也。

或问：「用间使间，圣智仁义其旨安在」？曰：用间者，用间之道也。或以事，或以权，不必人也。圣者无所不通，智者深思远虑，非此圣智之明，安能坐以事权间敌哉？使间者，使人为间也。吾之与间，彼此有可疑之势。吾疑间有覆舟之祸，间疑我有害己之计。非仁恩不足以结间之心，非义断不足以决己之惑。主无疑于客，客无猜于主，而后可以出入于万死之地而图功矣。秦王使张仪相魏，数年无效，而阴厚之者，恩结间之心也。高祖使陈平用金数十万离楚君臣。平，楚之亡虏也，吾无问其出入者，义决己之惑也。

或问：「伊挚、吕牙，古之圣人也，岂尝为商周之间邪？武之所称，岂非尊间之术而重之哉」？曰：古之人立大事、就大业，未尝不守于正，正不获意，则未尝不假权以济道。夫事业至于用权，则何所不为哉！但处之有道而卒反于正，则权无害于圣人之德也。盖尽在兵家名曰间，在圣人谓之权。汤不得伊挚不能悉夏政之恶，伊挚不在夏不能成汤之美；武不得吕牙不能审商王之罪，吕牙不在商不能就武之德。非此二人者不能立顺天应人、伐罪吊民之仁义，则非为间于夏、商而何？惟其处之有道而终归于正，故名曰权。兵家之间流而不反，不能合道而入于诡诈之域，故名曰间。所谓以上智成大功者，真伊、吕之权也。权与间，实同而名异。

或问：「间何以终于篇之末」？曰：用兵之法，惟间为深微神妙而不可易言也。所谓非圣智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者，难之之辞也。武始以十三篇干吴者，亦欲以其书之法教阖闾之知兵也。教人之初，蒙昧之际，要在从易而入难，先明而后幽，本末次序而导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计量、校算之法，而次及于战攻、形势、虚实、军争之术，渐至于行军、九变、地形、地名、火攻之备，诸法皆通而后可以论间道之深矣。噫！教人之始者，务令明白易晓，而遽期之以圣智微妙之所难，则求之愈劳而索之愈迷矣，何异王通谓不可骤而语《易》者哉！或曰：「庙堂多算，非不难也，何不列之终篇也」？曰：计之难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也。夫敌人之情最为难知，不可取于鬼神，不可求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先知者必在于间。盖计待情而后校，情因间而后知，宜乎以间为深，而以计为浅也。孙武之蕴至于此，而后知十家之说不能尽矣。

某读史至鬷蔑、魏勃事，切自感叹，以谓士不幸无位，欲一见世间名德大人面颜，贵贱殊隔，咫尺千里，而心腑间有千里汤火，宁废寝辍食，不敢一日释雉而弗执也。犹不得见，则甘心仆妾之役，收器堂下，幸一言之中者，甚至于扫舍人之门，以求自通。盖经历旬时，然后仅偿其区区，而远者至于十岁，或一岁始得望履幕下。嗟夫！士之交于卿大夫，其势如是之难，其身如是之卑，其为计如是之迂，而可笑也。然二子不出售用之术，黾勉人之所不堪，侥倖人之所共欲，岂非上下之交不可力取，逡巡委曲，待其自合乃安耶？虽其顾视一日，不啻三岁，然回翔久之不变者，必行其志，以厌其欲，故不自觉日月之飞驰。不然，径情直前，彼将唾骂弗接，而尚何执手以干荐而贵之之敢望？故曰：迫遽者退，淹缓者进。当今之日，进言于执事之前，名位不闻，岁月不淹，而欲有求焉，亦可谓天下之至愚无知者矣。共惟执事宏才巨德，妙文硕学，为一世标准，殆晋叔向、曹相国之为人也。圣天子以为贤，眷西蜀财赋之重，委以董护，遂建大将旗鼓，进临巴夔。曾未踰年，显庸上闻，佥曰峡道非所以烦公也，蜀赋最赡者莫如茶与马，以是命命执事。旌纛西来，观呼填郊，其声訚訚曰：「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作兮；适子之馆兮，还受子之粲兮」。非特是人也，又有絺章绘句，称誉盛德者；斟酌损益，讲磨利害，而上公府者；板援权势，求备升禄者。是三人者，其数不可计。虽鬷蔑、魏勃再收受器扫门之术，将有所不得施。是非奉咫尺之书，饰鄙陋之辞，而可以辱一诺之重于旬月间也。然闻之处陆之鱼，仁人兴哀，浮图之夫，君子合之。某之得禄于此也，抑可谓勤尔已矣！自惟少时，妄意读书，年十五即走京师，入太学，从四方豪俊游。感激自奋，既不坠其家声，以无负父兄切切之诲。不幸学未成而有靖康之变，徒步万里，出没风涛间，仅乃得归返。未息肩复就学，偶得一第于稠人中，学虽未成，而名已从矣。方欲来学，家祸继起，饥寒迫其前，妻子驱其后，乃始强颜随牒以自活，然其夙昔之志，耿耿于怀不忘也。盖其生十有五年，而游学六年，而归又九年，而得一官又十五年，始得拜于棨戟之下，年五十矣。向者诸公怜其穷，引手援之，疑若有侥倖改秩之缘。今年十月，将遂罢去，章尚阙其一，此于执事先生不能无望。执事之来也，某不得留日趋墙仞之下，以欸平生欣慕之素，又不得执事一美言以去，人将谓某何？某将谓人何？夫惟使其有以籍口于人，又使某缘执事而脱饥寒之忧，一发而两利俱，使某何以自已哉！用敢叙其区区之踪迹尘秽，不自愧耻而辄露之，其势遽非收器扫门而俟也。左右其加意焉。

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之君，不忍民之无知而恶其无以别，忧其无以生，是以为网罟、耒耜、衣裳、舟车、杵臼、弧矢、宫室、棺椁、书契，凡若是者一切便民而近于人情。若夫秦自始皇废封建，破井田，置隶书以更大小篆，为纸以易简策，后世遵之，至今未已，斯亦便民也。何帝王则圣贤称之以为变通之利，而秦则论者讳而不言？

知经而不知权，则其失常在于乐因循；知权而不知经，则其失常在于乐更变。此古今治乱之所由也。古之人君，虽乐于更变而不失为盛帝者，知经之由也；后之人君亦乐于更变而不免于灭亡者，其不知经之罪也。愚尝为之说曰：有天下国家者，当在于守经而达之以权，盖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二者相资而相成。苟经之失，则权虽有取，亦何以为治也哉？孔子于《系辞》序十三卦，皆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之为制。愚与其知权也，惟数圣人能守之以经，故可以为治焉。降及后世，秦皇帝变往古之制以行便民之法，愚亦与其知权也，惟秦皇不能守之以经，故终不免于乱焉。呜呼，知其全则昌，得其一则亡。此秦之知权与上古同，而所以异者，其不知经常之制也。窃观包羲之世无网罟之用，而于是为之结绳；神农之世无耕耨之利，而于是为之耒耜；无为市之制，而于是为之聚货；黄帝、尧、舜相继而起，垂衣裳而治天下，作舟楫以济不通，服牛乘马，重门击柝，杵臼以为利，弧矢以为威，造栋宇以易古者之居，作棺椁以异中野之葬，为之书契以代结绳者，皆伏羲、神农、尧、舜之为也。呜呼，可谓不知权乎？然其所以治天下者，皆五常之道也，皆相授之制也，曷尝作为聪明而失于不知经者乎？此所以为孔子之取云尔。秦始之兴，其英迈过人之才似可以为治，其废封建，置郡县，此皆可为而始皇勇为之，而井田之制与封建相表里，封建废则井田不可以独存，由是阡陌开焉。夫封建废而郡县置，井田废而阡陌开，创隶书而易小大之篆，为纸而更简策之繁，斯皆始皇以英武而作此伟事也。人皆曰简便之路，秦实启之。而不知公天下之端，柳宗元以为自秦始者，亦非过论矣。呜呼，亦可不谓之知权乎？然而其焚先王之书，销天下之兵，尚刻削之政者，岂非其骋一人之见而废万世经制之法乎？此后儒之所以去之云尔。夫上古知权而守之以经故治，始皇废经而达权故乱，何足怪哉！然愚于始皇有所深取者，以其可与权；而有所深恨者，以其不能守之以经故也。或曰：马迁谓三代之政若循环，周文矣，秦救之，舍质故亡矣，数者何足取乎？愚曰：壮士不复幼，东水无复西。秦之简便，施之于夏商之世则不可。若以之救文之弊，得其宜矣。今欲得以质而救之，是犹使壮士复幼，而挽东水以西之者，亦难矣！故愚于此以马迁为庸士，而始皇之权可以为后世法。或曰何其亡乎？曰：不知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