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备法也；叩之而不穷者，天下之能言也。为法立言至于益深不穷，而后可以垂教于当时而传诸后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为书，其道深远而不可穷；学兵之士尝患武之为说，微妙而不可究，则亦儒者之《易》乎？盖《易》之为言也，兼三才，备万物，以阴阳不测为神，是以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师百氏之说兴，而益见大《易》之义，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辉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为神之深。十家之注出，而愈见十三篇之法如五声五色之变，惟详其耳目之所闻见，而不能悉其所以为变之妙。是则武之意不得谓尽于十家之注也，然而学兵之徒非十家之说亦不能窥武之藩篱，寻流而之源，由径而入户，于武之法不可谓无功矣。顷因馀暇，摭武之微旨而出于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数十事，托或者之问，具其应答之义，名曰《十注遗说》。学者见其说之有遗，则始信益深之法、不穷之言，庶几大《易》不测之神矣。

或问：「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将得其人。将能则兵胜而生，兵生于外则国存于内；将不能则兵败而死，兵死于外则国亡于内。是外之生死系内之存亡也。是故兵败长平而赵亡，师丧辽水而隋灭。太公曰：「无智略大谋，彊勇轻战，败军散众以危社稷，王者慎勿使为将」。此其先后之次也。故曰「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或问：「得算之多，得算之少，况于无算，何以是多少无之义」？曰：武之文固不汗漫而无据也。盖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彼我之算尽于此矣。五事之经得三四者为多，得一二者为少。七计之校得四五者为多，得二三者为少。五七俱得者为全胜，不得者为无算。所谓冥冥而决事，先战而求胜，图乾没之利，出浪战之师者也。

或问：「计利之外，所佐者何势」？曰：兵法之传有常，而其用之也有变。常者法也，变者势也。书者可以尽常之言，而言不能尽变之意。五事七计者，常法之利也；诡道不可先传者，权势之变也。守常而求胜，如胶柱鼓瑟，以书御马。赵括所以能书而不能战，易言而不知变也。盖法在书之传，而势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用于吴，恐吴王得书听计而弃己也，故以此辞动之，乃谓书之外尚有因利制权之势，在我能用耳。

或问：「因粮于敌者，无远输之费也，取用必于国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于人。器之于人固在积习便熟而适其短长重轻之宜，与夫手足不相锄铻而后可以济用而害敌矣。吾之器敌不便于用，敌之器吾不习其利，非国中自备而习惯于三军，则安可一旦仓卒假人之兵而给己之用哉！《易》曰：「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虑不先设，器械不备」。此皆言取用于国，不可因于人也。

或问：「兵以伐谋为上者，以其有屈人之易而无血刃之难，伐兵攻城为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异于伐谋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谋者不费而胜，破交者未胜而费，帷幄樽俎之间而揣摩折冲，心战计胜其未形，已成之策不烦毫釐之费，而彼奔北降服之不暇者，伐谋之义也。或遣使介，约车乘，聘币之奉；或使间谍，出土地，金玉之资。张仪散六国之从，阴厚者数年；尉缭子破诸侯之援，出金三十万。如此之类，费已广而敌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劳，则未见全胜之功，宜乎次于晏婴、子房、寇恂、荀彧之智也。

或问：「武之书皆法也，独曰『此谋攻之法也』，『此军争之法也」』？曰：馀法概论兵家之术，惟二篇之说及于用，诫其易用而称其所难。夫告人以所难而不济之以成法，则不足为完书。盖谋攻之法以全为上，以破次之，得其法则兵不钝而利可全，非其法则有杀士三分之灾。军争之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得其法则后发而先至，非其法则至于擒三将军。此二者岂用兵之易哉！乃云「必以全争于天下」，又云「莫难于军争」，难之之辞也。欲济其所难者必详其法。凡所谓屈人非战、拔城非攻、毁国非久者，乃谋攻之法也；凡所谓十一而至、先知迂直之计者，乃军争之法也。见其法而知其难于馀篇矣。

或问：「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后魏太武命将出师，从命者无不制胜，违教者率多败失；齐神武任用将帅出讨，奉行方略罔不克捷，违失指教多致奔亡。二者不几于御之而后胜哉」？曰：知此而后可以起武之意。既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则其意固谓将不能而君御之则胜也。夫将帅之列，才不一概，智愚勇怯，随器而任。能者付之以阃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算，亦犹后世责曹公使诸将以《新书》从事，殊不识公之御将因其才之小大而纵抑之。张辽、乐进，守斗之偏才也，合淝之战，封以函书，节宣其用。夏侯惇兄弟有大帅之略，假以节度，便宜从事，不拘科制，何尝一概而御之邪？《传》曰：「将能而君御之，则为縻军；将不能而君委之，则为覆军」。惟公得武法之深。而后太武、神武，庶几公之英略耳，非司马宣王安能发武之蕴哉！

或问：「胜可知而不可为者，以其在彼者也。佚而劳之，亲而离之。佚与亲在敌而吾能劳且离之，岂非可为欤」？曰：《传》称「用师观衅而动，敌有衅不可失」，盖吾观敌人无可乘之衅，不能彊使为吾可胜之资者，不可为之义也。敌人既有可乘之隙，吾能置术于其间而不失，敌之败者可知之义也。使敌人主明而贤，将智而忠，不信小说而疑，不见小利而动，其佚也安能劳之，其亲也安能离之？有楚子之暗与囊瓦之贪，而后吴人亟肄以疲之；有项王之暴与范增之隘，而后陈平以反间疏之。夫衅隙之端隐于佚亲之前，劳离之策发于衅隙之后者，乃所谓可知也，则惟无衅隙者，乃不可为也。

或问：「守则不足，攻则有馀，其义安在」？曰：谓吾所以守者力不足，吾所以攻者力有馀者，曹公也。谓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馀者可以攻者，李筌也。谓非彊弱为辞者，卫公也。谓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馀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己实彊弱，亦非虚形视敌也，盖正用其有馀不足之形势，以固己胜敌。夫所谓不足者，吾隐形于微而敌不能窥也。有馀者，吾乘势于盛而敌不能支也。不足者，微之称也。当吾之守也，灭迹于不可见，韬声于不可闻，藏形于微妙不足之际，而使敌不知其所攻矣。所谓藏于九地之下者是也。有馀者，盛之称也。当吾之攻也，若迅雷惊电，坏山决塘，作势于盛彊有馀之极，而使敌不知其所守矣。所谓动于九天之上者是也。此有馀不足之义也。

或问：「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受敌、无败，二义也，其于奇正有所主乎」？曰：武论分数、形名、奇正、虚实四者，独于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义所主未白也。复曰：「凡战以正合，以奇胜」。正合者，正主于受敌也；奇胜者，奇主于无败也。以合为受敌，以胜为无败，不其明哉！

或问：「武论奇正之变，二者相依而生，何独曰善出奇者」？曰：阙文也。凡所谓如天地、江河、日月、四时、五色、五味，皆取无穷无竭、相生相变之义。故首论以正合、奇胜，终之以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岂以一奇而能生变，交相无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无穷如天地也。

或问：「其势险者其义易明，其节短者其旨安在」？曰：力虽甚劲者，非节量短近而适其宜，则不能害物。鲁缟之脆也，彊弩之末不能穿；毫末之轻也，冲风之衰不能起。鸷鸟虽疾也，高下而远来，至于竭，羽翼之力安能击搏而毁折哉！尝以远形为难战者，此也。是故曲义破公孙瓒也，发伏于数十步之内；周访败杜曾也，奔赴于三十步之外，得节短之义也。

或问：「十三篇之法各本于篇名乎」？曰：其义各主于题篇之名，未尝泛滥而为言也。如《虚实》者，一篇之义，首尾次序皆不离虚实之用，但文辞差异耳。其意所主非实即虚，非虚即实，非我实而彼虚，则我虚而彼实。不然，则虚实在于彼此。而善者变实而为虚，变虚而为实也，虽周流万变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谓待敌者佚者力实也，趋战者劳者力虚也。致人者，虚在彼也；不致于人者，实在我也。利之也者，役彼于虚也；害之也者，养我之实也。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者，佚、饱、安实也，劳、饥、动虚也。彼实而我能虚之也，行于无人之地者，趋彼之虚而资我之实也。攻其所不守者，避实而击虚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实而备虚也。敌不知所守者，斗敌之虚也；敌不知所攻者，犯我之实也。无形无声者，虚实之极而入神微也。不可禦者，乘敌备之虚也；不可追者，畜我力之实也。攻所必救者，乘虚则实者虚也；乖其所之者，能实则虚者实也。形人而敌分者，见彼虚实之审也；无形而我专者，示吾虚实之妙也。所与战约者，彼虚无以当吾之实也。寡而备人者，不识虚实之形也；众而备己者，能料虚实之情也。千里会战者，预见虚实也；左右不能救者，信人之虚实也。越人无益于胜败者，越将不识吴之虚实也。策之候之形之角之者，辨虚实之术也。得也动也生也有馀也者，实也；失也静也死也不足也者，虚也。不能窥谋者，外以虚实之变惑敌人也；莫知吾制胜之形者，内以虚实之法愚士众也。水因地制流、兵因敌制胜者，以水之高下喻吾虚实变化不常之神也。五行胜者实也，囚者虚也；四时来者实也，往者虚也。日长者实也，短者虚也；月生者实也，死者虚也。皆虚实之类，不可拘也。以此推之，馀十二篇之义，皆仿于此，但说者不能详之耳。

或问：「军争为利，众争为危。军之与众也，利之与危也，义果异乎」？曰：武之辞未尝妄发而无谓也。军争为利者，下所谓军争之法也。夫惟所争而得此军争之法，然后获胜敌之利矣。众争为危者，下所谓举军而争利也。夫惟全举三军之众而争，则不及于利而反受其危矣。盖军争者，案法而争也；众争者，举军而趋也。为利者后发而先至也，为危者擒三将军也。

或问：「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立也动也变也，三者先后而用乎」？曰：先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后之次，而所尚不同耳。盖先王之道尚仁义，而济之以权，兵家者流贵诈利而终之以变。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盖本仁者治必为义，立诈者动必为利，在圣人谓之权，在兵家名曰变。非本与立无以自修，非治与动无以趋时，非权与变无以胜敌。有本立而后能治动，能治动而后可以权变。权变所以济治动，治动所以辅本立。此本末先后之次略同耳。

或问：「武所论举军动众皆法也，独称此用众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贵乎相生，节制、权变两用而无穷。既以正兵节制，自治其军，未尝不以奇兵权变而胜敌。其于论势也，以分数形名居前者，自治之节制也；以奇正虚实居后者，胜敌之权变也。是先节制而后权变也。凡所谓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胜者，皆相生两用先后之术也。盖鼓铎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专一，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何法也？是节制自治之正法也，止能用吾三军之众而已，其法也固未尝及于胜人之奇也。谈兵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则不然，曰：「此用吾众之法也」。凡所谓变人之耳目而夺敌之心气，是权谋胜敌之奇法也。

或问：「夺气者，必曰三军，夺心者，必曰将军，何也」？曰：三军主于斗，将军主于谋。斗者乘于气，谋者运于心。夫鼓作斗争、不顾万死者，气使之也；深思远虑，以应万变者，心主之也。气夺则怯于斗，心夺则乱于谋。下者不能斗，上者不能谋，敌人上下怯乱，则吾一举而乘之矣。《传》曰「一鼓作气，三而竭」者，夺斗气也。先人有夺人之心者，夺谋心也，三军、将军之事异矣。

或问：「自计及间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独云此用兵之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于可疑，而后知不疑者为明；机至于难决，而后知能决者为智。用兵之法，出于众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于犹豫者，其所得固过于众人，而通于法之至妙也。所谓高陵勿向，背丘勿逆，盖亦有可向可逆之机，佯北勿从，锐卒勿攻，亦有可从可攻之利。饵兵勿食，归兵勿遏，亦有可食可遏之理。围师必阙，穷寇勿追，亦有不阙可追之胜。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复微妙之术，智者不疑而能决，所谓用兵之法妙也。

或问：「九变之法，所陈五事者何」？曰：九变者，九地之变也。散、轻、争、交、衢、重、圮、围、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使之属，趋其后，谨其守，固其结，继其食，进其涂，塞其阙，示不活，此九地之变也。九而言五者，阙而失次也。下文曰：「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变主于九地明矣。故特于《九地篇》曰：「九地之变，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然则既有九地，何用九变之文乎？曰：武所论「将不通九变之利」，又曰「治兵不知九变之术」，盖九地者，陈变之利，故曰不知变不得地之利。九变者，言术之用，故曰不知术不得人之用。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变，九变有术。知形而不知名，决事于冥冥；知名而不知变，驱众而浪战；知变而不知术，临用而事屈。此所以《六地》、《九地》、《九变》皆论地利，而为篇异也。李筌以「涂有所不由」而下五利兼之为十变者，误也。复指下文为五利，何尝有五利之义也？「绝地无留」，当作「轻地」，盖「轻」有无止之辞。

或问：「凡军好高而恶下。太公曰『凡三军处山之高，则为敌所栖』，岂好高之义乎」？曰：武之高，非太公之高也。公所论天下之绝险也。高山盘石，其上亭亭，无有草木，四面受敌。盖无草木则乏刍牧樵采之利，四面受敌则绝出入运馈之路，可上而不可下，可死而不可久。此固有栖之之害也。武之所论，假势利之便也。处隆高丘陵之地，使敌人来战则有登隆、向陵、逆丘之害，而我得因高乘下、建瓴走丸、转石决水之势，加以养生处实，先利粮道，战则有乘势之便，守则有处实之固，居则有养生足食之利，去则有便道向生之路，虽有百万之敌，安能栖我于高哉？太武栖姚兴于天渡，李先计令遣奇兵邀伏，绝柴壁之粮道，此兴犯处高之忌，而先得栖敌之法明矣。学孙武者深明好高之论，而不悟处于太公之绝险。知其势利之便者，后可与议其书矣。

或问：「六地者，地形也，复论将有六败者何」？曰：恐后世学兵者泥胜负之理于地形也，故曰地形者兵之助，非上将之道也。太公论主帅之道，择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则地形固非将军之事也。所谓料敌制胜者，上将之道也。知此为将之道者，战则必胜；不知此为将之道者，战则必败。凡所言曰走曰弛曰崩曰陷曰乱曰北者，此六者败之道，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胜败之理不可泥于地形，而系于将之工拙也。至于《九地》亦然，曰「刚柔皆得地之理也」、「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驱三军之众，如群羊往来、不知其所之」者，将军之事也。特垂诫于《六地》、《九地》者，孙武之深旨也。

或问：「『死焉不得，士人尽力』。诸家释为二句者何」？曰：夫人之情，就其甚难者，不顾其甚易，舍其至大者，不吝其至微。死难于生也，甘其万死之难，则况出于生之甚易者哉！身大于力也，弃其一身之大，则况用于力之至微者哉！武意以谓三军之士，投之无所往，则白刃在前，有所不避也。死且不避，况于生乎？身犹不虑，况于力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军之士不畏死之难者，安得不人人尽其力乎？「死焉不得，士人尽力」，诸家断为二句者，非武之本意也。

或曰：「『方马埋轮』，诸家释方为缚。或谓缚马为方陈者，何也」？曰：解「方」为缚者，义不经据。缚而方之者，非武本辞。盖「方」当作「放」字。武之说本乎人心离散，则虽彊为固止，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过于柅其所行。古者用兵，人乘车而战，车驾马而行，今欲使人固止而不散，不得齐勇之政，虽放去其马而牧之，陷轮于地而埋之，亦不足恃之为不散也。噫！车中之士，辕不得马而驾，轮不得辙而驰，尚且奔走散乱而不一，则固在以政而齐其心也。

或问：「兵情主速，又曰为兵之事，夫情与事义果异乎」？曰：不可探测而蕴于中者，情也；见于施为而成乎其外者，事也。情隐于事之前，而事显于情之后，此用兵之法，隐显先后之不同也。所谓兵之情主速者，盖吾之所由所攻欲出于敌人之不虞不诫也。夫以神速之兵出于人之所不能虞度而诫备者，固在中情秘密而不露，虽智者深閒不能前谋先窥也。所谓为兵之事者，盖敌意既顺而可详，敌衅已形而可乘，一向并敌之势，千里杀敌之将，使陈不暇战而城不及守者，彼败事已显，而吾兵业已成于外也。故曰所谓巧能成事者此也。是则情事之异，隐显先后也。

或曰：「九地之中，复有绝地者何也」？曰：兴师动众，去吾之国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敌人之地，疆埸之限，所过关梁津要，使吾踵军在后告毕书绝者，所以禁人内顾之情而止其还遁之心也。《司马法》曰：「书亲绝是谓绝顾壹虑」。尉缭子踵军令曰：「遇有还者诛之」。此绝地之谓也。然而不预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变，而绝地无变，故论于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数也。或以越境为越人之国，如秦越晋伐郑者，凿也。

或问：「不知诸侯之谋，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不能行军；不用乡导，不能得地利。重言于《军争》、《九地》二篇者何也」？曰：此三法者，皆行师争利、出没往来、迟速先后之术也。盖军争之法，方变迂为直，后发先至之为急也。九地之利，盛言为客深入利害之为大也。非此三法，安能举哉？噫！与人争迂直之变，趋险阻之地，践敌人之生地，求不识之迷涂，若非和邻国之援为之引军，明山川、林麓、险难、阻阨、沮洳、濡泽之形而为之标表，求乡人之习熟者为之前导，则动而必迷，举而必穷，何异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不行其野，彊违其马，欲争迂直之胜，图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乎？称之二篇，不其旨哉！

或问：「何谓无法之赏，无政之令」？曰：治军御众，行赏之法，施令之政，盖有常理。今欲犯三军之众，使不知其利害，多方误敌，而因利制权，故赏不可以拘常法，令不可以执常政。噫，常法之赏不足以愚众，常政之令不足以惑人，则赏有时而不拘，令有时而不执者，将军之权也。夫进有重赏，有功必赏，赏法之常也。吴子相敌，北者有赏，马隆募士，未战先赏，此无法之赏也。先庚后甲，三令五申，政令之常也。武曰「若驱群羊」，往来「莫知所之」。李愬袭元济，初出，众请所向。曰：「东六十里止」。至张柴，诸将请所止，复曰：「入蔡州」。此无政之令也。

或问：「用间使间，圣智仁义其旨安在」？曰：用间者，用间之道也。或以事，或以权，不必人也。圣者无所不通，智者深思远虑，非此圣智之明，安能坐以事权间敌哉？使间者，使人为间也。吾之与间，彼此有可疑之势。吾疑间有覆舟之祸，间疑我有害己之计。非仁恩不足以结间之心，非义断不足以决己之惑。主无疑于客，客无猜于主，而后可以出入于万死之地而图功矣。秦王使张仪相魏，数年无效，而阴厚之者，恩结间之心也。高祖使陈平用金数十万离楚君臣。平，楚之亡虏也，吾无问其出入者，义决己之惑也。

或问：「伊挚、吕牙，古之圣人也，岂尝为商周之间邪？武之所称，岂非尊间之术而重之哉」？曰：古之人立大事、就大业，未尝不守于正，正不获意，则未尝不假权以济道。夫事业至于用权，则何所不为哉！但处之有道而卒反于正，则权无害于圣人之德也。盖尽在兵家名曰间，在圣人谓之权。汤不得伊挚不能悉夏政之恶，伊挚不在夏不能成汤之美；武不得吕牙不能审商王之罪，吕牙不在商不能就武之德。非此二人者不能立顺天应人、伐罪吊民之仁义，则非为间于夏、商而何？惟其处之有道而终归于正，故名曰权。兵家之间流而不反，不能合道而入于诡诈之域，故名曰间。所谓以上智成大功者，真伊、吕之权也。权与间，实同而名异。

或问：「间何以终于篇之末」？曰：用兵之法，惟间为深微神妙而不可易言也。所谓非圣智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者，难之之辞也。武始以十三篇干吴者，亦欲以其书之法教阖闾之知兵也。教人之初，蒙昧之际，要在从易而入难，先明而后幽，本末次序而导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计量、校算之法，而次及于战攻、形势、虚实、军争之术，渐至于行军、九变、地形、地名、火攻之备，诸法皆通而后可以论间道之深矣。噫！教人之始者，务令明白易晓，而遽期之以圣智微妙之所难，则求之愈劳而索之愈迷矣，何异王通谓不可骤而语《易》者哉！或曰：「庙堂多算，非不难也，何不列之终篇也」？曰：计之难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也。夫敌人之情最为难知，不可取于鬼神，不可求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先知者必在于间。盖计待情而后校，情因间而后知，宜乎以间为深，而以计为浅也。孙武之蕴至于此，而后知十家之说不能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