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八年冬十有一月，汉阳军学五先生祠堂成，郡假守长乐黄干帅其属与在学之士，诹日而舍奠焉，郡文学金华潘衍与其诸生合词而请记。窃惟成均之法，合国子弟，择有道德者使教焉。殁则祭于瞽宗，谓之先圣先师。国无人，则取诸其邻，与其乡邻而尝游宦于其国、有善可纪者亦祀之。若孔子、孟子及其门人，则又不必其乡邻游宦，而祀典所秩，通于天下。此学校之所同，未有能易焉者也。汉阳为郡，访之于学，常祀之外乃咸无焉。其江山之胜，习俗之美，禹功文化，载于诗书，士生其间，卓然自立者固不乏人，岂怀道抱德，深藏不市，尸而祝之，不可得耶？二程子以道学继孔孟不传之绪，生于黄陂，为汉阳邻壤；其门人游氏尝守是邦，程子称其德器睟然，学问日进。则取诸其邻与尝所游宦者，不可以莫之举也。即师生以原学之所自传，则濂溪周先生实倡其始；又即周、程之学以究其所以光明盛大，则新安朱先生实成其终。此五先生之祠所以立，而学之文物始备矣。夫道统之传，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躬是道以化天下。周之衰，斯道不行，孔子、孟子及其门人相与推明之。秦汉以来且千有馀岁，洙泗之遗绪已坠而复振，非五先生之力欤？则五先生者，自当与孔孟之徒通祀于学校，况又其遗迹之可考，则合而祀之，使此邦之士知道统之有传，圣贤之可慕，顾不伟欤？当斯文晦蚀，遗编残脱之馀，天运有开，名儒继出，以高明之资、强毅之志，剖析毫釐，张皇幽眇，著之图书，炳如日月，今之学者盖不待穷探力索，可以目击而道存焉。然士风之坏久矣，游于学校者非科目不习也，此岂士之罪哉？汉阳之士，入其门，升其堂，孔孟之徒森乎其前，五先生之祠列乎其后，尊其人，读其书，明其道，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必有以超然自得者。则夫有道有德，下以教国之子弟，上以绍诸儒正统之传，岂其无人欤！岂其无人欤！遂为之记，以授其学者，俾勒石于庭以俟。明年正月元日谨记。

岂弟慈祥之政，抚摩凋弊之郡，使幽隐无聊之民各得其所，世之鄙薄儒生者闭口不敢吐气，吾道之大幸也。排去贪守，明辨是非，皆非敢望于今之人。昨在湖北，见为监司自号刚直者，坐视列郡之无状，噤不敢发一语，然后知吾人若非见理明、利害轻者，终是低回顾望，不快人意，求百姓之受惠，难矣。大抵小人为非固可恶，吾人以善类自名，而胸中全是利欲者尤可恶，所以使吾道为世所鄙薄者，皆斯人为之也。得尊兄在东南，不惟前贤道学之绪得所托，而政事气节遂为一世仪表，亦国家宗社之福也。干投老山林，窃自增气，不知手舞而足蹈也。干归建安，寓居整整四月矣。向来数椽，二十年前所置，容膝之地，初亦甚安。今孥累数倍于前，不足以容居，旋于旧居之后架小堂，方不过二三丈，以为送老之计。坐是亦颇扰扰，更旬日亦可休息，一意杜门观书矣。朋友数人，皆欲秋试后相访，亦可相与切磋，义理非讲习扣击，终是不分明也。近于乡间取得所修祭礼来，幸无去失，并丧礼皆可入礼书类中，然亦尚欠修整。当官固以无暇观书为恨，闲居又以无笔吏抄写为挠。因阅故书中，得庆元三年朱先生所书编礼人姓名，为之感慨，益思是书之不可不蚤定也。然亦须朋友二三人来，方可参订。味道、子洪皆有志于此者，独恨道远，难相屈致；干亦无力远出，不能携书以就朋友。观先师晚年于此极惓惓，殊使人为之不安也。若得契兄持节入闽，有以资朋友之来，则不但是书之可续耳。决去就虽甚力，朝廷顾惜事体，亦岂遽从所请？若如来教所云，且留九江，干亦当赍粮为数月承教之款也。向来同学之士，今凋零殆尽，闽中则潘谦之、杨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约、李公晦，江西则甘吉父、黄去私、张元德，江东则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则叶味道、潘子善、黄子洪，大约不过此数人而已。年来得尊兄并太府陈寺丞相与接续，尤觉此道之不孤。若且得留东南数年，吾道之大幸也。世事难言，尤非闲退之人所宜言，只得此道大明，人物辈出，清议所在，彼自无所容其喙，亦且有所畏缩顾忌，或革面以从善也。吾人所能致力者，止此而已。最是廉耻道丧，风俗波荡，略无羞恶之心，但知贪利嗜进。吾辈中非卓然有特见者，未有不为之移惑，以丧其所守也。来教所谓激成党锢之祸者，决不至此，此诚至论。东汉党人便是孔子所谓狂者，使有圣人为之依归，皆是游夏向上人物，今岂敢望此哉？四十万人齐解甲矣，安得相与为党而激成其祸哉？干尝记得在先师侍侧，偶因举孔孟出处去就不同处以为问，盖亦疑先师当有不屑就之意。先师答云：「某只见得『志士不忘在沟壑』一句分明」。当时亦未甚晓解，近日思之，委是至当之论，若不如此，不是真丈夫也。陈太丘送张让父之丧，人以为善类赖以全活者甚众，前辈亦以为太丘道广，尝窃疑之。如此，则枉尺直寻而可为欤？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义有命，岂宜以此为法？天地如此其广，古今如此其远，人物如此其众，便使东汉善类尽为宦官所杀，世亦曷尝无善类哉？若使是真丈夫，又岂畏宦官之祸，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于此等处，直须见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堕坑落堑者也。干闲居甚适，嗽疾亦为小害，诸子亦次第皆能撰饭吃，不相累矣。若有祠禄，亦稍可支吾；若无祠禄，诸子亦可做书会以养衰老也。池阳相去远，若移节在闽或江西，亦即走承教也。所答胡伯量鬼神等说，今以所说鬼神大意录去，是否，幸见教。

叶味道来此已留月馀矣，却得相与读先生书，乃知吾辈于紧要处工夫绝少。「求放心」三字，动静之间更宜百倍加之功，方有倚靠。因此亦粗有省，如象山所谓悟者，恨不得一见相与剧谈也。干老矣，诸兄正好着力，庶师道之有传也。

本贯赣州宁都县。曾祖京，妣林氏。祖通，妣严氏。父□□，从事郎、静江府司理参军；妣谢氏、杨氏。

君讳兴宗，字光祖。其先庐陵人，唐末，始祖士方为虔化令，遭五季之乱，因家焉。绍兴间改虔化为宁都。家世业儒，饶于财，喜施予，闾里称之。司理公性严重，不妄言笑。监金陵税院，奉职廉勤，大为建安忠肃刘公珙所知。年踰强仕，即倦游，以致其事。君其嫡长子也。资禀纯厚，襟怀坦夷，外虽温然可亲，遇事则刚毅有立。自为儿童，不好嬉戏，俨然如成人。年十六七时，已厌科举之习，一意于圣贤为己之学。尝言：「吾读举子业如嚼蜡；观诸理学，则心快目明，终日忘倦」。人皆笑其与世背驰，君处之怡然。两预乡荐不第，即弃去。庆元五年该恩廷对入等，调主隆兴府南昌簿。南昌剧邑，簿书繁冗，吏缘为奸。君勾稽不倦，户籍升降，税租登耗，毫发无遗漏，牍而藏之，官民俱便。岁适大侵，赵公希怿持仓台节，选可嘱以荒政者，莫踰君。君出入阡陌，检视虚实，务均其惠。富民有盖藏者劝以出粟，平其价；靳而牟利者，发廪而偿其直。饥民赖以全活。赵公贤之，凡民讼历年不决者，虽旁郡外邑，悉以委君。有袁州分宜董氏者，园池为近邻所占，改易途径，人莫能辨。君广诹博访，亲诣其地，索文券，考步亩，积年之讼，一日而伸。南昌伍氏欺妻党孤弱，徙其母外邑，指为逃绝，给据而佃其业，经四十年。其孤讼之，数载不获伸，漕帅二司交以委君。索据辨證，考其业之所自出，旁引邻至及元卖业之子孙供證得实，一府称其神明。邑有豪民窝聚逋逃，流毒一乡，无敢谁何。人以冤讼里正验实，复遭其捶，反自焚其居而讼之，无以自明。君造其里，邻近畏之，莫敢言，得十岁小儿，访问得实，解府黥之，乡民以安。君尝诵：「程子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故其在南昌，簿职虽微，不敢自怠，理冤雪滞，无虑百十数。其欲去也，士民合数百，列状于部使者，述其政绩，挽而留之。既不获命，则送别者塞填街巷，饯于江皋者屦满焉。见者以为先此簿职所未有也。秩满，注肇庆府节度推官。君于是浩然不复有从宦之意矣。君生未阅月，失所恃，事祖母至孝。严氏殁，独予田数百亩以助游学。君不以自私，悉以供岁时祭祀之用。司理公晚年以旧居近市，辟室于金精谷口之阳，以适馀年。君以晨昏不可远离，遂辟其旁以居。司理公得疾，不远数百里，躬自请医，朝夕扶持汤药，衣不解带。事继母杨氏，尤得其欢心。居家动遵古礼，冠婚丧祭不肯杂以世俗之仪。子孙环立，必诲以圣贤躬行践履之学。其于乡党，无贤愚贵贱，接之以礼。见人有善，称奖不容口；闻人之过，及以急难告者，如己隐忧。凡邻里有纷争，必先于君，君以理折衷，俱得其平，至或辍己物以息讼。人或有犯，未尝忿嫉，从容训责，终归于恕，使自愧服。礼贤好士，出于诚心，往来宁都者以不见君为慊。过从者馆谷无虚日，故田园虽丰，而囊无馀赀，处之无悔也。归自南昌，辟所居之南山，创精舍，取后凋之意，扁曰「岁寒」，储书聚粮，以待四方士友，为暮年讲切之益。自号唯庵钝叟，日处其中。学者至，必以所学告语之，所谓孝弟忠信之说未始脱诸口，来者亦莫不拱手竦听而去。君晚年方欲休致，以卒所业，不幸遭长子之戚，未半载而君遽得气胁之疾。虽卧疾，手不释卷。故旧见之，勉以少事调息，君曰：「吾于病中静观此理，愈熟愈深，政自无害也」。未易箦十日，犹与学者论《中庸》、《语》、《孟》。临终之夕，谈论至五鼓，至次日中，忽谓诸子孙曰：「吾病必不起矣。我死，勿用浮屠氏，陷我于不知道之域。丧事宜遵古，参用《仪礼》。非礼勿为，非道勿学，乃吾子孙」。言终奄然而逝。卒之日，里之人莫不咨嗟叹息，以为善人君子之云亡，后进之失所也。斯道不明千有馀年，二程子出，孔孟不传之绪得以复续，然诸儒迭兴，讲论不精，易以讹舛。晦庵文公朱先生讲道于武夷之下，然后邪说诡论无复肆，而后学有所宗师。君自知学以来，既有意于圣贤之事，闻旁郡有以知道自名者，君往从之游。视其说茫洋惝恍，无所依据，不远千里，授业于文公之门。坚守其说，孜孜力行，必求有得于心而后已。文公尝以纯茂笃实、切己致思、用功正当称之。伪学之禁兴，一时学者讳名其师，君执礼益勤，厉志益苦，未尝少懈。文公没，君星驰而吊，心丧三年。呜呼，若君者，岂非天资之厚、志学之专，而又能就正于有道，故其居官治家、应事接物，处之终身，无所悔怍如此，则君之云亡，岂不深可痛恨也哉！君年六十有七，以嘉定五年六月十日卒于家。娶谢氏，有贤德，先十一年卒。子五人：长浚之，先一年卒；次梦吉，与乡举；次颐之、益之、艮之。益之继弟兴邦后，艮之亦早夭。女二人，长适刘昌时，次黎宗海。孙四人：朴、榞、椿、榴。女孙七人。有文集十卷，号《唯庵棐藁》，藏于家。干于君有同门之契，交游非一日，宦于江之西，尤相亲且相好也。因其从子益之之请，述其行事之梗槩，俾求于当世立言之君子而请铭焉。谨状。

晦庵朱先生所与门人问答，门人退而私窃记之，先生殁，其书始出。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其本旨，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辄自删改，杂乱讹舛，几不可读。李君道传贯之自蜀来仕于朝，博求先生之遗书，与之游者亦乐为之搜访，多得记录者之初本。其后出守仪真，持庾节于池阳，又与叶贺孙、潘时举诸尝从游于先生之门者互相雠校，重复者削之，讹缪者正之，有别录者，有不必录者，随其所得，为卷帙次第，凡几家。继此有得者，又将以附于后，特以备散失、广其传耳。先生之著书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备矣。师生函丈间往复诘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读之竦然，如侍燕间、承謦欬也。后之学者诚能齐心而玩之，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是书之传，岂小补哉！贯之既以锓诸木，以干与闻次辑，而俾述其意云。嘉定乙亥十月朔旦，门人黄干谨书。

文公朱先生守临漳，兴学校，明礼义，以教其郡之士。择士之志于学者，置宾贤□以处之，杨君士训字尹叔实与焉。予以诸生从，始识君，君年尚少，已为侪辈所推重。户部郎中王君遇刚介少许可，独器君，以子妻之。予与王君交最厚，知君志行为尤详。已而闻君擢进士第，初试吏，为福州古田尉，再转为潮州海阳丞、福州永福令。古田、永福又予乡之邻邑也，君之政誉益有闻于人。会湖广总领请于朝，愿得廉靖吏以董军饷，君亦以邑最为诸台交荐，遂以选差监鄂州粮料院。未几闻君殁。累官至宣教郎。年五十有八，嘉定己卯三月二十有六也。将以明年正月壬子葬于漳浦县永清里官陂之原，其孤以予与君有雅故，来请铭。所以叙述君之本末者，皆予所亲见闻也。君之曾祖绛，祖宗孟，世积厚德，至父成大始贡名礼部。君醇静警敏，少刻厉自奋。处乡校、入太学，杜门劬书，不为猎涉缀缉，务求圣贤遗意而躬行之。文公尝称其学己知方，则其望之亦至矣。持身谨恪，一语笑不妄发，处家内外肃然。少孤，事祖母孝，遇所愿欲，虽行数十里，不惮艰险，以求顺适其意；所不乐，一毫不敢有所拂；有疾，访医行祷，循陔百匝，乡空悲泣，疾瘳乃已。既殁，执丧尽礼；及葬，庐于墓左，朝夕哀号，至毁瘠骨立；终丧，鬓发尽白。仕于其邑者，相与为诗歌以咏其事。厚于亲族，急难乏困，竭力赒救之，虽功缌之戚，必为之制服蔬食。朋友贫，愿称贷者倒箧予之，无吝色。故君之内弟有同居终其身者，及君之殁，水浆不入口者累日，写其悲痛之情，见之篇什，有人所不忍闻者。其居官一以宽和为主，不为震厉立威名，善者扶之，豪者柔之。人亦感其诚，不肃而自化。民有争讼，先以礼义晓譬，有遂释所争而去者。至决事，奸无所容，而曲直咸得其情。其治永福，留意学校，更定祭器，修立社稷、风雨师坛。有以民俗险健为言者，君不敢鄙夷其民，推诚以待之。邑之人士诵君之德不容口，有曰：「公之德量，汪乎如不挠之陂；公之接人，温乎如可爱之日。潜心可质之上帝，操行不欺乎暗室」。诸台亦以岂弟慈祥、听讼平允荐之，皆实录也。自北鄙兵连，民疲转饷，而士不宿饱，至举荆襄两路军储以属君，君亦以忠诚恳笃，慨然任其责，上下相庆，以为得人。未踰月，君殁，行道之人皆为之咨嗟涕下。君素廉介，至无以为歛，总饷者义之，帅其僚属为之具棺榇、备舟车，护其丧以归。观君所以感于人者如此，则其殁也，不独为君惜也。盖君资禀既厚，而又切于为己之学，故其立行无瑕玷，而孝道之笃尤人所难及。措之事业，虽未能大见于世、即其已试者充之，顾亦何施而不可哉！呜呼，习俗之薄久矣，不学者无以议为也，学焉者工言语，事容饰，植声名，殆类知道者，胸中所存，矛戟森列，虽父子骨肉间不能尽其道多矣，况他人乎？况以临其民乎？若君者，非古之所谓笃行君子乎？君之子七人：景亮，乡贡进士；次廑，为族人后；次□；馀夭。君之教子，以孝悌忠信为先，其馀利禄，未尝一语及之，故其诸子皆笃学谨行，克世其家。予既深识君，而又参之以师友公论之所推许，是宜铭。铭曰：

厚其根，其实不蕃；流之长，不如其源。天命靡常，定理则存。浚其源，毋伐其根。不在其身，在其子孙。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一章。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一章。

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负阴而抱阳，均气而同体，未始不相似也。灵于物而谓之人，贤于人而谓之士，则其等级亦相辽绝矣。渴饮而饥食，趋利而避害，人物之所同也，士居其中，独超然有以异于人与物，何哉？以其能立吾志，而惟仁义之是趋也。茍为不然，则章甫其冠，逢掖其衣，懵然而无识，颓然而无志，其所尚者不过饮食利害之间，谓之人已有愧矣，亦何以当为士之名哉？故为士者，要当以立志为先，而立志者要当以仁义为主。仁义者，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固有也，为宅也而安，为路也而正，人之不可以不居而由之也。言而非之，是自害也；委以不能，是自弃也。士之异于人物者，以其立志，而惟仁义之趋也。自暴自弃，是舍其所以异于人与物者，而不足以谓之士矣。诸君处庠序而谓之士者也，盍亦先立吾志，讲明是理而力行之，庶几居仁由义，而无愧于为士之名。不然，则汩没于饮食利害之间，识陋而志卑，醉生而梦死，孟子所谓「哀哉」，岂不甚可哀也哉？诸君其勉之。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一章。

滕之为国，方五十里，国之至小者也；间于齐、楚，势之至危者也。以至小之国，处至危之势，干戈相寻，剪焉倾覆，可立而待也。文公思所以自全之策，不谋之申、商、管、晏之徒，顾乃即孟子而问焉。孟子亦当告之以国若何而富，兵若何而强，庶乎其可瘳也，一则曰性善，二则曰尧舜，何其迂阔不切事情耶？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尧舜者，尽此性者也。茍尽此性，尧舜可为也，况于区区之富强乎？人无贤愚，均具此性，尧舜之圣人皆可为，何独于文公而疑之哉？孟子历引成覸、颜渊、公明仪之言，所以释文公之疑，卒之以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所以厉文公之志也。道之不明久矣，举天下之人汩没于利欲之中，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品庶冯生，天之所以与我而尧舜可为者，懵然莫觉也。譬如瓮盎之间，百千蚊蚋，须臾之顷，乍起乍灭，何足道哉？诸君诚能深思孟子之言，而厉之以自强之志，则将有以超然独立乎万物之表，而天下之至贵无以复加矣。夫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诸君其亦退而思之哉！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止不足以事父母」。

仁义礼智，心之体也，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心之用也。古之言道，未有若是之深切著明也。人禀五行之气以生，有是气，则必有是理，仁义礼智者，木火金水之理也；有是体则必有是用，恻隐、羞恶、辞逊、是非者，仁义礼智之用也。人莫不有是气，则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体，则莫不有是用，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为人者也。天下之人伥伥然于覆载之间，亦尝反诸吾身而思之乎？饥食而渴饮，趋利而避害，则知之矣；至于天之予我、而人之所以为人者，乃反不知焉，何哉？孟子悯斯人之愚而莫之觉也，故为之反覆开示之，既启之以孺子入井之端，又告之以火然泉达之始。知是理而充之，则足以保四海，不充之则不足以事父母，充不充之间，而功用之辽绝乃如此，其教人之意亦切矣。世之学者未有不读七篇之书者也，而莫有知其言之为切者何哉？习俗之所汩，利欲之所昏，既无明师良友以示之，又无诚心坚志以求之，譬如大明当天，而瞽者莫之见也，岂不甚可悯也哉！学者诚能于此玩味而有得焉，则圣贤之道庶乎其有入德之门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一章。

古之言性者多矣，何其纷纷而不一耶？在《商书》则言常性，在《周书》则言节性，在孔子则言性相近，在孟子则言性善。圣贤立论固已不同，下至诸子，则荀子言性恶，扬子言善恶混，韩子言三品，佛氏则又以知觉言性。然则后世将何所折衷耶？盖尝即数说而考之，性即理也，理无不善；气质之禀不能皆同，则所受之理亦随以异。此善不善之所由分也。《商书》之言常性，孟子之言性善，此指理而言也。《周书》之言节性，孔子之言相近，此指气而言也。所指虽异，亦何害其为同哉？荀、扬、佛氏则敢为异论而不顾者也。谓之恶则性无善矣，谓之混则善恶相对而生也，此岂理之本然者哉？知觉者人之精神，而又非所以言性也。惟韩愈氏生于数子之后，独有得于圣贤之意，其曰「性之品有三」，则孔子相近之谓也；「所以为性者五」，则孟子性善之谓也。故其自视以为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而每以孟子自比者，夫岂无所见而然欤？愈之言则善矣，然性之品有三，亦未知其所以然也。迨我本朝，关洛之学发明孔孟不传之遗旨，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又曰：人生气禀，理有善恶。又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然后圣贤之意坦然明白，而诸子异端始无所容其喙矣。学者知理之无不善，则当加存养之功；知气质之有善有不善，则当施矫揉之力。务本之学，未有急于此者，诸君其勉之。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一章。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一章。

人禀五行之秀气以生，所禀之理则为仁义礼智信，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为人也。天生五材，缺一不可，在《易》之《乾》则曰元亨利贞，在人之德则曰仁义礼智，而不及乎信者何也？仁义礼智莫非实理之所为，犹土之居中而旺于四季也，故四端不言信，而信在其中矣。仁义礼智四者并立，圣人于《易》独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七篇之书亦多以仁义对言，而又不及乎礼智者，何也？仁属乎阳，礼则阳之极；义属乎阴，智则阴之极。犹夏者春之极，而冬者秋之极也。故专言仁义，而礼与智在其中矣。至于孔门师生之问答，又皆以求仁为先，而不及乎义，《孟子》此章亦特以仁为言者，又何也？盖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者也。四序之运莫非生意之流行，此心之妙亦孰非仁道之流行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从，与夫交朋友之信，不仁而能若是乎？苟尽此心，则安富尊荣亦理之必然也。世教不明，人心邪僻，父子兄弟之间犹不能以相保，况敢望其仁民爱物乎？举天下之间，莫非私意之流行，相倾相诈，相戕相贼，无一物得遂其生者。至于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则私意横生，天理灭矣。不知人心既失，国其有不殆者乎？此孟子于战国之际，深明荣辱得失之辨，其忧世之心切矣。诸君日处庠序，可不知孔孟教人之先务，而思所以自勉乎？

「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一章。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茍欲生之」一章。

天运乎上，地处乎下，阴阳五行周流乎中，而人物生焉。则人物者，均禀天地之气以为体，而均得天地之心以为心也。然人之所以异于物者，又以其禀气之正，而其心为最灵。人物并生于天地之间，而独异于万物者如此，其可不知所以自贵乎？圣贤教人，必使之正其心、修其身者，盖不若是，则无以全天地之赋予，而异于万物也。所谓正其心、脩其身者，亦尽吾当然之理而已。耳目手足，百体具焉，身也。视明而听聪，手恭而足重，此身之理，而所以为身者也。虚灵知觉，百虑生焉，心也。仁、义、礼、智以为体，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以为用，此心之理，而所以为心者也。内而察诸精神念虑之间，外而审诸动容周旋之际，无适而不当于理，此心之所以正、身之所以修也。茍为不然，则徇情纵欲，悖理伤道，亦将无所不至矣，虽曰具人之形，而与禽兽奚异哉？孟子忧世之心切，故举其至轻，以明其至重，欲使斯人反而思之，庶乎有以全吾身心之理，而无愧于所以为人也。读孟子之书者多矣，孰能深味其言而力行之乎？以至贵之身心，沉溺于利欲之中，自暴自弃而不自知也，其亦可哀也哉！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其是之谓夫。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一章。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一章。

性禀于天，故在人者无不善之性；情发乎性，故在人无不善之情。所以不善者，气昏之欲汩之也。迨其气清而欲窒，则善端未有不油然而生者，性善故也。《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孩提之童，至无知也，而皆知爱其亲；赤子入井，于己无与也，而见之者皆怵惕。火然泉达，谁独无是心哉？有是心而不能养之，养之而不能致其志，善端虽萌，而为气所昏、为欲所汩，天固予我，而我固贼之，则与禽兽奚异哉？诚能存养于斋庄静一之中，省察于念虑云为之际，使吾善端之萌通达而无窒碍，充足而无欠缺，如萌檗之生，无牛羊斧斤、一暴十寒之患，则其至于干云蔽日也可必矣。故为人而合乎天为士，而至于圣，亦即此心而充养之尔。孟子发明养心之论，而申之以专心致志之戒，其示人之意切矣。读书至此而犹不悟焉，则亦终于为小人之归也，岂不深可叹哉！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一章。

若昔圣贤，垂世立教，载在方策，凡言心者，不一而足。尧、舜、禹之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成汤则「以礼制心」，文王则「小心翼翼」，孔子有「操则存，舍则亡」之戒，孟子复断为之说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圣贤之事业大矣，而拳拳于心之一说，何耶？心者神明之舍，虚灵洞彻，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日月之出没，寒暑之往来，四序之行，万物之生，是必有为之主宰者然也；茍无以为之主宰，则安能亘古穷今，循序而不乱乎？人禀天地之气以为体，而得其所以主宰者以为心，故人心之妙可以参天地，可以赞化育，可以修身而齐家，可以治国而平天下，孰非此心之所为乎？然人心至微，而攻之者众。耳目口鼻之欲、喜怒哀乐之私，皆足以为吾心之累也。此心一为物欲所累，则奔逸流荡，失其正理，而无所不至矣。是以古之圣贤战战兢兢，静存动察，如履渊冰，如奉槃水，不使此心少有所放，则成性存存而道义行矣。此孟子求放心之一语，所以警学者之意切矣。自秦汉以来，学者所习，不曰词章之富，则曰记问之博也，视古人存心之学为何事哉！迨我本朝，周、程先生倡明圣学，以继孟子不传之绪，故其所以诲门人者尤先于持敬。敬则此心自存，而所以求放心之要旨也。学者即其说而力行之，庶乎其有入德之门矣。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一章。

孟子尝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则存，舍之则亡，心之存亡，决于操舍，而又曰「莫善于寡欲」，何也？操存固学者之先务，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众，声色臭味交乎外，荣辱利害动乎内，随感而应，无有穷已，则清明纯一之体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夫心之所以易放而难操者，以其有欲也。尘去则镜明，风静则水止，凡天下之可喜可嗜者举不足以为吾之累，则心之虚灵，澹然泊然，有不待操而自存矣。「出门如宾，承事如祭」，夫子之告仲弓，操存之谓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夫子之告颜渊，寡欲之谓也。二子之问仁则同，而夫子告之之异者，岂其所到固有浅深欤？高城深池，重门击柝，固足以自守矣，内奸外宄，投隙伺便，一有少懈，而乘之者至矣。良将劲卒，坚甲利兵，扫除妖氛，而乾清坤夷矣。此孟子发明操存之说，而又以为莫善于寡欲也。虽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则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为寡欲之要，此又学者之所当察也。圣贤谆谆之诲，无非为人心虑也，学者读其书而不知养其心，谓之非愚，可乎？

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止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尝言养心矣，又尝言养其性矣。性即理也，心具此理者也，有以养之，则人欲不能为天理之害。操存寡欲，养之之方也，而又有所谓养气者何哉？阴阳五行，气也；所以然者，理也。精粗本一源，显微本无间也。阳一嘘而万物生，阴一翕而万物成；寒暑之往来，风雷之鼓舞，无非是气之用也。负阴抱阳以生，则吾之气固与天地相为流通矣，是则所谓浩然而至大至刚者也。有以养之，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尧舜之事业，孔孟之道德，孰非是气之所为乎？苟失其养，则委靡巽懦，卑陋凡猥。锥刀之得则跃跃以喜，毫末之失则戚戚以悲。闻公卿大人之名则侧肩帖耳，若不可及；语贤人君子之道则望洋向若，恍然以惊。为媚灶，为墦间，为妾妇，此岂气之本然哉？养不养之间，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孟子发明养气之论，有功于后世大矣。然其所以养气者，必先于集义，所以集义者，必先于知言。惟知言，则是非邪正晓然于胸中，动容周旋无适而不合于义。夫是以仰不愧、俯不怍，有以全吾浩然刚大之体矣。养性也，养心也，养气也，盖亦一理而已。然养气之论何独至于孟子而后发耶？夫子固尝言之矣：「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此养气之论所自来也。屈子曰：「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汎汎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诸君其谨择之。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止其中非尔力也」。

道之在天下，无古今之异。圣贤教人入道之要，亦古今一辙也。尧、舜、禹之授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言道，自此始也。人心者，形气之私；道心者，义理之正。人心危而难安，道心微而难著。始而精以察之，终而一以守之，则无适而不合乎中也。傅说之告高宗也，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干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干兹，道积于厥躬」。圣贤言学，自此始也。古人之所行，方策之所载，无非道也。始而多闻以求之，终而逊志以守之，则无适而不合乎道也。至周以来，学校之教益修，圣贤之道益著。比年入学，中年考校，自离经辨志，以至于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离经者求之于方策，辨志者察之于性情，知类通达者见之明，强立不反者守之固。其教甚详，而其法甚密也。至于夫子，既无位以行其道，于是博采古先帝王教人之法，而著为《大学》之书。其言大学之道，必先之以格物致知，而继之以诚意正心以修其身，亦不过于知与行而已。大《易》曰：「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中庸》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皆此意也。一知一行，相为终始。知有不至，则不能以徒行；行有不笃，则虽知无益也。入道之要，无以复加于此矣。是以孟子历叙伊尹、夷、惠之事，而继之以孔子非好方人也，所以明入道之要也。始条理者知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知与行之谓也。孔子之异于三子者，知之至而行之尽；三子之不及孔子者，知有所蔽于始，而行有所缺于终也。此孔子之所以独得其全，而三子仅得其偏也。知有不至，行有不尽，虽以伊尹、夷、惠之资，尚不能无愧于孔子，而况学者乎？世之学者溺于卑近浅陋之习，既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其有志焉者则或骛于方策，而践履有所不察，或专于性情，而知识有所不周。道之不明不行，由此其故也。诚能即孟子之说而思之，则始终两尽，而无惑乎纷纷之论矣。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止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学之所造有浅深，则德之所至有高下。圣贤推明其序，使学者循而进焉，其望于斯世亦至矣。由善而信，由信而美，以至于为大、为圣、为神。夫圣神者，岂常人之所敢望哉？孟子当战国之际，其告人者不曰尧舜，则曰汤武，岂固强人以其所不能哉？盖人性皆善，圣神者亦全吾性之所固有尔，学者岂以不能为患哉？患不为也。虽然，圣神固可学也，而乃始之以可欲之谓善何哉？此孟子指其至易晓者，而示人以入道之门也。盖学者入道之初，将以决其趋向，不必它求也。求之于可欲不可欲之间而已。今有人焉，孝弟忠信，乐善不倦，不惟吾之所欲，而人亦以为可欲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不惟人以为可恶，而吾亦自知其可恶也。学者反而思之，凡吾言行之间果可欲乎？果可恶乎？从其所可欲，舍其所可恶，斯可以为善人矣。由是而进焉，虽圣神可为也。孟子教人，何其炳而易知、简而易行也哉！又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亦此意也。勉之以人之所难能，而晓之以人之所易能，圣贤之望于学者如此，而学者顾不思焉，其亦可叹也哉！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舜之徒也」一章。

事所当为之谓善，有为而为之谓利。为君而仁，为臣而敬，为子而孝，为父而慈，事之所当为者也。为内交，为要誉，为宫室之美，为妻妾之奉，有为而为之者也。善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公私之间，相去甚近，而一则为舜，一则为蹠，乃由是而分焉。盖人心之灵与天同体，纯粹至善，万理具焉。鸡鸣而起，孳孳在是，则舜之兢兢业业，由仁义行者，亦是心也。见便则趋，见利则夺，枉尺直寻则为之，损人益己则为之。鸡鸣而起，孳孳在是，则盗蹠之暴戾恣睢，日杀不辜，亦是心也。一善利之间，而上智下愚之分乃如此。差之毫釐，缪以千里，可不谨哉！孟子发明善利之论，而尤谨其所谓间者，盖欲学者精别于毫釐之际，而审其所趋向也。至其答梁王之问、告宋牼之词，皆拳拳于义利之别，其示人之意切矣。学者诚能澄心静虑，反观内省，于其所谓间者而致察焉，凡吾一念之发果善乎，果利乎？善则行之，利则避之，朝于斯，夕于斯，就其如舜者，去其不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茍为不知□，计较于毫发之微，而甚至于父子兄弟不□保，其不同禽兽者无几尔。一念之差，固若□哉！学者不可以不察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一章。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一章。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圣贤之论乃独重理义而轻富贵，何哉？理义，天之所赋也；富贵，人之所予也。人之所予，人得而夺之；天之所赋，根于人心，不可易也。一轻一重，盖有不难辨者。然闾巷之人知有富贵，而不知有理义；学士大夫则知理义矣，然未有不为富贵所移，而忘其所可重。若夫真知富贵之为轻，理义之为重，非知道者，孰能识之？仁义礼智，天之予我，而吾心之所固有也。充吾之仁，则爱人利物，而居天下之广居；充吾之礼，则别嫌明微，而立天下之正位；充吾之义，则体常尽变，而行天下之达道；充吾之智，则察伦明物，而成天下之大业。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人则爱而公，推之天下国家，则利泽施于今，令名垂于后，回视世之所谓富贵者，不过舆马之赫奕、饮食之丰美、宫室之壮丽，贤者得志，有所不为，不贤者亦以豢养其不肖之身，而遗臭于万世，曾狗彘之不若，而又何足以夸于人哉？故善学者要当深明夫内外轻重之分。在内者重，则在外者轻；在外者愈轻，则在内者愈重。真积力久，胸中泰然，天理流行，一毫物欲不能为之累。颜子之箪瓢陋巷，曾点之鼓瑟浴沂，翛然悠然，盖将与造物相为酬酢。天下之至贵，无以复加于此矣，孟子之言岂欺我哉！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一章。

贫贱忧戚，是人之所恶也，圣贤之论乃独以是为进德之地，何哉？恐惧修省常生于忧患，骄奢淫泆必起于宴安。当羁穷困踣之馀，其操心危，其虑患深，其刻厉奋发，以进于善，有不期而然者矣。天地之间，有阴则有阳，有昼则有夜，祸福吉凶、贫富贵贱、死生忧乐之变，二者常相对，而不能以偏无也。人生其间，随所付受，盖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与其戚戚于贫贱，而卒不能以自勉，孰若因其所遇，而反以成吾德耶？是以古之君子，有以命义之当然而安之者，贫而无谄是也；有以义理之可贵而忘之者，不改其乐是也；有以为天将降大任于我，而反以为进德之地者，孟子之言是也。其处之者若是，故其胸中泰然，一毫外物不能为之累。颜渊、原宪之贫，一箪之食、百结之衣，可谓极矣，惟知圣道之可乐，而不知吾身之为贫。后之学者，其贫且贱未必如颜渊、原宪之甚也，少不如意，志气销沮，卑辱污贱，靡所不为。不能进德而反以败德，不能□辱而重以取辱，闻孟子之言，亦可以释然而悟、幡然而改矣。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哉」一章。

古之仕者为道，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后之仕者为利，故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礼不立，非义不行，所贵者良贵，所乐者真乐，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于我何与焉？贫富贵贱死生祸福日交乎前，不暇顾也。后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当行，何者为仁，何者为礼，何者为义，□□□□，懵然莫觉也，功名而已耳，利禄而已耳。以区区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于人，虑人之不己用也，委曲迁就，以求顺于人。幸而得志，哆然自以为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则戚戚然几不能以终日矣。公孙衍、张仪，战国之游士也，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则其才亦有足称者矣；以其无学而不知道也，一切求顺于人，孟子至以妾妇目之，况于学不及古人、才不及公孙衍、张仪哉？夫顺于人者，人之所喜也，不顺于人者，人之所恶也。然顺于人者非有它也，以其威福之权足以生杀荣辱乎我也。即是心而充之，则贪者嗜利，背君卖国者皆若人也，岂但妾妇之可羞而已哉？若夫守道之士，不肯脂韦妩媚以顺乎人者，不但出处去就、言论风旨之得其正也，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凡我同志，仕而未达、学而未仕者，盍亦思所以自勉哉？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一章。

《孟子》一书于辞受出处之际，未尝不拳拳焉。齐王欲见则辞以疾，王驩辅行则不与言，欲受以室则却而不从，欲留其行则卧而不应。枉尺直寻则非之，不辨礼义则非之，既譬以钻穴隙而相窥，又譬之以登龙断而罔利，至于墦间之喻，辞旨恳切若是者，果何耶？义与利之间，君子小人之所由分，而天下国家治乱之所关系也。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循天理之公，则辞受出处，惟义之从，惟命之安。是既足以全吾此心之德矣，以之治人，则必能立懦而激贪，以之事君，则必能伏节而死义。徇人欲之私者反是，卑辱茍贱，惟利之趋，既已丧其本心矣，则伤风败教、欺君误国，皆斯人为之也，圣贤安得不深致其戒哉？今观墦间一章，所以形容其茍贱之态，虽三尺童子亦知恶之。然流俗滔滔，务为卑谄，工简牍，事苞苴，胁肩谄笑，摇尾乞怜，自少至老，自朝至暮，无一念不在于是，视吾身心为何物，视天下国家为何事？其未得之也，则愁忧穷蹙，若不可以终日；志得意满，则骄其亲戚，傲其闾里。然其可贱尤甚于墦间，而莫之觉也。学者要当深明义利之辨，充吾羞恶之心，而养吾刚大之气，然后知孟子之言诚末俗之箴砭也。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一章。

自功利之说胜，而王道始不行于后世。夫功利之所以胜者，以其有立至之效；王道之不行，以其迂阔而不切事情也。孟子生于战国之世，告齐、梁之君，非王道不言，而言王若易然，何也？王者之道本乎人心，循乎天理。人均具此心，心均具此理。即是理而行之，三纲既正，九畴既叙，则人皆知尊其君、亲其上，治安之效，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初岂有甚高难行之事，亦曷尝无朝夕可冀之功哉？谓王道为迂阔，而惟功利之从，则曰兵可强也，国可富也，纵横变诈，崎岖险侧，咈人心，逆天理，君臣父子之间且不能以相保，而又何以固吾国家，然则立至之效，乃速亡之兆也。汤武以仁义而王，战国以功利而亡，此万世之龟鉴也。然天下皆知尊汤武，而不免于蹈战国之覆辙者，则其识见之卑、趋向之谬，而不自觉也。若昔圣贤，无位以行其道，于是推明古先帝王之事业，而载之方策，大纲小纪，本数末度，炳然日星之易见也。今乃指为迂阔而莫之讲，故自成、康殁，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由此其故也。鄙夫庸人窃国之宠，而卒以误国，鸿儒硕士抱忧国爱君之志，而老死于大山长谷之中，诚可叹也。学者将以有行也，则孟子之言可不深思而熟玩哉！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止）」，「未之有也」。

儒术之不见用于世，以其空言而无实用，故功利之说常易以求售于人。不知夫功利者乃空言，而儒术则皆实用也。为功利者则曰兵可强、国可富也，然挟区区之小数，而不知为国之大体。相倾相诈、相戕相贼，不惟为敌国之病，而吾国之民固亦不得安其生矣，岂不谓之空言乎？儒术则不然。自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使民养生丧死而无憾，然后教之以孝悌忠信，不惟吾之民皆知尊君亲上，而天下之人亦皆引领而望之，其为实用，孰过于此？夫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之于子，必先有以养之，而又有以教之，然后为之子者得以全其父母之身。今也为民父母，听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而莫之问也，又倡为功利之说以斲丧之，岂为民父母之道哉？虞氏九官、周家六典，无非儒者已试之效，孰谓其皆空言而无实用，必待管、申之术而后可以为国乎？故孟子论王道必曰仁政，论仁政必曰井地，断断乎其不可易也。孟子之言既不用于齐梁之君，后世皆知读其书而不能用其道，故历数千年，而帝王之盛卒不复见，可叹也哉！夫儒术之不见用，学者相与讲明之，庶几犹有望于斯世也。谓之儒者，而茫然不知其源流，徒抱其浅陋之识，以周旋斯世，则吾道之不行，功利之说胜，是谁之罪哉？学者不可不察也。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止）」，「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一章。

道者何，中而已。无过不及之谓中，时措之宜谓之时中。是皆人心之本然而不容已，天理之至正而不可易者也。天地之化亦大矣，小有偏焉，则雨旸寒暑各失其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喜怒哀乐、念虑云为，其可以有所偏耶？杨氏之为我，墨氏之兼爱，皆不得其中。子莫之执中，又非所以为时中也，孟子从而辟之，所以正人心、明天理，为天下后世虑至切也。夫墨之兼爱，不失为仁，杨之为我，不失为义，孟子极言其祸至于无父无君，而以禽兽目之，志于道而不得其中，岂不甚可畏哉！后世杨墨之患息，而佛老之说兴，至于今且千有馀岁。弃天常，灭人类，习夷狄之教，非先王之道，盖不待其流之弊，而与禽兽无异矣。学士大夫不惟不能斥而远之，乃溺其祸福之说，尊其荒唐之教，甚者则文之以圣贤之言，以为与吾道无异。学者从而信之，以自绝于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其为天下后世之害岂浅浅哉！有志于学者惟以孔子、孟子之言为主，以六经之道为法，则异端之说无自而入矣。

干疏缪不才，蒙恩假守，每念此郡士风简质浑厚，可与适道，辄诵所闻，以与士友讲说，为《孟子讲义》二十章。衰晚愚昧，废学日久，不足以发明圣贤之蕴奥，然孟子之书明白切至，诵其本文，亦足以使人兴起。于此二十章之中玩味而有得焉，则七篇之旨可以类推，圣贤之道可以驯致。惟诸友勉之，庶几异日汉水之滨，将有以圣道为诸儒倡者矣。嘉定乙亥长至，后学黄干谨书。

《中庸》之书，《章句》、《或问》言之悉矣，学者读之，未有不晓其文、通其义者也。然此书之作，脉络相通，首尾相应。子思之所述，非若《语》、《孟》问答，章殊而旨异也。苟从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则亦无以得子思著书之意矣。程子以为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朱先生以「诚」之一字为此篇之枢纽，示人切矣。今辄述其遗意而言之。窃谓此书皆言道之体用，下学而上达，理一而分殊也。首言性与道，则性为体而道为用矣。次言中与和，则中为体而和为用矣。又言中庸，则合体用而言，无适而非中庸也。又言费与隐，则分体用而言，隐为体、费为用也。自「道不远人」以下，则皆指用以明体；自言诚以下，则皆因体以明用。「大哉圣人之道」一章总言道之体用也。「发育万物，峻极于天」，道之体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圣人尽道之体用也。「大德敦化」，道之体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圣」则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诚」则足以全道之体矣。末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则用即体、体即用，造道之极致也。虽皆以体用为言，然首章则言道之在天，由体以见于用；末章则言人之适道，由用而归于体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体用者，则戒惧慎独，与夫智仁勇三者，及夫诚之一言而已。是则一篇之大旨也。子思之著书，所以必言夫道之体用者，知道有体用，则一动一静皆天理自然之妙，而无一毫人为之私也。知道之有体，则凡术数词章非道也；知道之有用，则虚无寂灭非道也。知体用为二，则操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其力；知体用合一，则从容中道，皆无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于此者也。曰：「孔孟何为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学传之曾子，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体，恕即用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非道之体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传之子思也。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逊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恻隐、羞恶、辞逊、是非，非道之用乎？仁、义、礼、智，非道之体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传之孟子也。道丧千载，濂溪周子继孔孟不传之绪，其言太极者道之体也，其言阴阳五行、男女万物，道之用也。太极之静而阴，体也；太极之动而阳，用也。圣贤言道，又安有异指乎？或曰：「以性为体，则属乎人矣。子思以为天命，又以为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又以为经纶大经，立大本，知化育，乃合天人为一，何也」？曰：性即理也。自理而言则属乎天，以人所受则属乎人矣。属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万物统体一太极。天下无性外之物，属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性无不在，属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体用既分为二矣，程子又言性即气，气即性，道亦器，器亦道，则何以别其为体用乎」？曰：程子有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也。自理而观，体未尝不包乎用，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之类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尝不具乎体，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色天性之谓是也。或曰：「如此，则体用既不相离，何以别其为费为隐乎？道之见于用者费也，其所以为是用者隐也。费犹木之华叶，可见者也；隐犹华叶之有生理，不可见者也。小德之川流，费也；大德之敦化，隐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存，此又体用之未尝相离也。嘉定戊寅，栖贤寺书此，以为《中庸总论》。

再蒙警诲，足见谨思明辨，不为苟同。所谕伊川此论之眼目，却恐在「惟知道」三字上。「动」之一字，止是指出病痛耳。愚窃谓病痛不在「动」字上，「不知道」乃是病根。所以前书答兄谓「能明事物之理，则天下事举，无足以动其心」。然则「动」之一字，伊川岂是轻说过？学者尤不可不着意看，岂谓源头不从明理上来也？兄更宜细详鄙意。又谓「《西铭》所以谓之言仁之体」者，如曰言圣道之全体也。盖穷理尽性，至命之要，莫不在是，未可谓专说入「爱」上去。恐「爱」之一字，未足以尽《西铭》之义，此则固然。鄙意非以《西铭》为专说「爱」，实恐尊兄看《西铭》，因「民同胞，物吾与」与夫「尊高年、慈孤弱」等语，遂以《西铭》为说「爱」，故因伊川识量之说为识仁体，而知《西铭》之义。若如此，非惟失伊川之意，并为《西铭》之义失之矣。区区之意，正恐尊兄错认《西铭》之意，非以《西铭》为专说「爱」也。当初伊川只说一个「识量」，甚明白平易，又何消如此引證？只是大率人既有识见，自是有量。尊兄不知鄙意，却引《西铭》后段（自「恶旨酒」以下，）谓此等语非止乎「爱」而已，此与举子牵合文义作策问何异？来教以知道为识仁体，而知《西铭》之义，岂有不善。又曰「圣人之道莫大乎仁，说得仁体分明者，莫如《西铭》」。此则至当之论。专论《西铭》则可施于伊川「识量」之说，实似枝蔓。又转入《孟子》「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与《中庸·致曲》，愈难晓矣。吾辈讲学，惟欲求是，不可阿徇雷同。文蔚心所未安，不敢以自诬，而且诬朋友。有便更质之先生，得报并乞示教。所答先生书有「子路有闻未之能行」之论，甚善，且蒙转以宠赠，深荷警策。如兄果毅有闻，不患于不行，所望读书穷理，更加子细。盖知之既深，行愈不难。《遗书》所载：「觑着尧，学他行事。无尧许多聪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动容周旋中礼」？此言有味，尤当玩之。

呜呼！悦夫，天何降罚之酷耶！堂有病亲，旁无兼侍。子乃死于二千里外，而归焉无家。其始闻之，不忍言之。言之则行道之人为之流涕，况畴昔交游之旧，何止太息而咨嗟！子之家世，烜赫巍峨。乔木百年，重芳袭华。入则判花视草，出则植纛建牙。至南渡以来，林下老人尚犹持橐而佩荷。何子之仕，方脂车发轫，而乃折轴于平坡。岂天道循环，盛极必反，是有定数而不可如何。予所以为子惜者，惜乎有锦绣之肺肠，有云烟之笔端，独无膏粱之气习。而退然以谦，薰然以和。平日期子以远到，谓复大其门者，不属之子，岂属之他？子无他好，惟喜赋诗，每得一篇，无不见寄。今予之所藏者联篇累牍，不知其几，发而视之，不觉涕泗之滂沱。迨灵舆之反，属予还侍，未能伸一哭之恸，独缄辞致奠，延颈凝睇于西山之阿。以子之颖悟洞达，虽其既死，谅英灵之不没，来鉴格以非遐！

《语录》刊行者，文蔚偶有所见，并昌甫所报凡二条与别录所疑，悉见《与叶味道书》中，得暇能相与折衷为佳。有如校书尊兄所守所行，诚不可及，文蔚数与朋友言之。但吾人所学，要在择乎中庸，往往工夫亦未易到，故子思亲切示人，以为天下国家可均，爵禄可辞，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以事情论之，疑莫难于前三者，而莫易于中庸。今子思以前三者为可均、可辞、可蹈，而以中庸为不可能。盖前三者，资禀之相近者，皆可以智能慷慨为之。而中庸非义精仁熟，则不能以从容而中，而智力果敢有所不与矣。不能、非狂即狷，不得为中庸也。尊兄试深思之，愚者一得，或有可采。

文蔚闻之，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传之者人。传之者，非谓有物亲相畀付，盖有见而知之者，有闻而知之者。见闻虽不同，其为知道则一。何者？道在天地间，古今之所公共，非人之所得以私，患人不能求之耳。苟能一日用其力，六经之书，皆圣人之所垂训，训释指归，皆儒先之所发明。平居暇日，端庄静一，游心玩意，不惑于异说，不逐于外诱，则湛然虚明，圣贤之心即我之心，儒先之见即我之见，而亦何有见闻之异哉？如文蔚者，鲁钝人也，惟少颇知学，虽亲先生长者，日多讲论，而未之有得，每切自讼其不敏。吾兄乡之老成，学缺行笃，众所推许，惟日加勉焉，使闻所未闻，得所未得，孜孜焉不知老之将至，则道在我矣，虽闻而知之，与见而知之何以异哉？《洪范说》良感枉教，大概多有所得，足以启发蒙陋，甚善！甚幸！但「皇极」以「皇」训「大」，以「极」训「中」，先儒虽有此说，似未通畅。文蔚闻之师训，谓皇即君也，极有至极之义，如屋极之极，四面合凑，来到此已无去处，自然是中。谓极在中则可，以极训中则不可。乃人君建立标准于上，使天下之人取则于是，故谓之「皇极」，如云皇建其有极，则文义晓然，不待训释而明矣。润下炎上从革，以例类推之，皆合作两意解释，详之可见。其他非面莫究，姑摭两条，以谢来辱，傥有未然，更相与讲之。

咸淳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顺斋先生王公卒于里，盖年八十有七。孤以其友余学古傅公行属黻铭。黻生平寡与，闻公讲道著书，行侔金石。先与意会，不敢辞。公讳梦松，字曼卿，处之芝田人。蚤颖悟，通六经、诸子百家，以至迁、固、晔、寿之史，天文、地乘、稗官、杂说，靡不研贯。一旦脱然自谓曰：「读书为文，皆学也。舍五帝三王之道，则不适于用；舍六经之言，则不探其原」。于是昼观夕维，指孟子「四端」，即舜禹「道心」之微。每于此心始动处下工夫，体认其本然者，主敬以涵养之，赞座右曰：「常行细务无非学，把住初心便是仁」。其真识实践有如此者。旁搜互发，静照澄思而得之《易》，大而天地，幽而鬼神，繁而事功，莫非《易》也。然所以为《易》者性也，如典谟训诰，如《中庸》、《大学》、《礼运》《、閒居》、《燕居》、《哀公问》诸篇，究极指归，大率言远不遗迩，言天必于人。穷数十年之力，以其精粗本末者而约之于己，如权衡尺度之应万物，皆有无过不及之。则公之学，以致知穷理，以主敬尽性，尝北面西山叶公味道。西山谓公曰：「世无曾、思，君不当在弟子列」。唯诺叩击，尽领考亭宗旨而返。自少至壮至老，壹是勿贰。西山真知人哉！抽关发钥，私淑艾，其徒簦连袂接，室隘不足以容，辟精舍曰东湖、曰阳山、曰腊川，执经问道，沈潜裁植，随力有验，相与励君子儒之行，科第不与焉。嗟夫！宇宙之气，磔裂濂伊，声光寥藐，孰嗣考亭朱夫子？外爵禄富贵，惟道德性命之求。流畅灌输，虽深山穷谷，亦有果其志，卓其行，瞠若乎其后。如顺斋先生者，盖其脱凡释陋，即学为圣贤之学，一有得焉，终其身不忘，故达之家庭而孝友，达之族姻而周洽，达之里闾而急义振德。识与不识，咸尊之曰顺斋先生。至是，可勿忝存顺殁宁矣。曾祖泽、祖颜、父廷圭，俱隐德不耀。公娶留氏，粹有阃度，年八十有一，先公六月卒。以咸淳九年十二月庚申，合葬于永福山之原。女适登仕郎陈应。男子文，以上庠解褐，教授吴门，垂满，沿海制置辟致之幕，□□□□□□□□□□□□□孙三。有《论语解》十卷，《中庸》、《大学解》五卷，《孟子解》七卷，《易解》十三卷，《书解》一卷，《礼记解》五卷，《杂著》二十卷。

河汾之绪，有儒崛兴。行确心潜，大阐六经。□□□□，□□□□。名不酬德，啬身丰后。栝山丛丛，芝水沄沄（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