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二日，镇再拜复书君实足下：昨日辱书，以为镇不当为议状是房庶尺律法。始得书，𢥠然而惧曰：镇违群公之议，而下与匹士合，有不适中，宜获戾于朋友也。既读书，乃释然而喜曰：得君实之书，然后决知庶之法是，而镇之议为不谬。庶之法与镇之议，于今之世用与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实之书传于后世，使后世之人质之，故终之以喜也。君实之疑凡五，而条目又十数，安敢不尽言解之？君实曰：《汉书》传于世久矣，更大儒甚众，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谬为脱文，以欺于镇也。是大不然。镇岂可欺哉？亦以义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阙文，《礼记·玉藻》之脱简，后人岂知其阙文与脱简哉？亦以义理而知之也。犹镇之知庶也，岂可逆谓其欺，而置其义理哉？又云一黍之起，于刘子骏、班孟坚之书为冗长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长几何，未知其空径几何，未知其容受几何，岂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间哉？宜起一黍，积而至一千二百然后满，故曰「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其法与文势皆当然也，岂得为冗长乎？若如君实之说，以尺生律，《汉书》不当先言本起黄钟之长，而后论用黍之法也；若尔，是子骏、孟坚之书不为冗长，而反为颠倒也。又云积一千二百黍之广，是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实之意，以积为排积之积，广为一黍之广而然邪？夫积者，谓积于管中也，广者谓所容之广也。《诗》云「乃积乃仓」，孟康云「空径之广」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卫之父子君臣之名分，岂积与广之谓邪？又云「古人制律与尺、量、权、衡四器者，以相参校，以为三者茍亡，得其一存，则三者从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变」者，亦是也。古人之虑后世，其意或当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于后世可以为尺，岂不知黍之于后世亦可为律，而故于其法为相戾乎？若如君实之说，则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径三分，围九分者，数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则弃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围十分三釐八毫，岂得谓不及半分而弃之哉？且律吕之用，天地精祲，阴阳疏密，尽能总括，不可差其秒忽，至使郑康成以馀分离为数千，算其奇零，用明注解。岂有三分之内剩四釐六毫弃而不取哉？又言「律管至小，而黍粒体圆，其中岂无负戴庣空之处，欲责其丝忽不差邪」者，此足以见君实大不晓律吕声音之甚也。设使空径只取三分，更无四釐六毫，其容才一千三十黍，任使敌撼满溢，馀一百七十更无所容；若要所容，则长其□一寸三分强方始容受，曾不知其声已展下三律矣。《汉书》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谓以九分之围乘九寸之长，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围分之法既差，则新尺与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与尺合，姑试验之乃可。又云：「权衡与量，据其容与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后可。至于尺法，止于一黍为分，无用其馀」。若以生于一千二百，是生于量也。且夫黍之施于权衡，则由黄钟之重；施于量，则由黄钟之龠；施于尺，则由黄钟之长；其实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汉书》正文也，岂得谓一黍而为尺邪？岂得谓尺生于量邪？又云「庶言太常乐太高，黄钟适当古之仲吕。不知仲吕者，果后夔之仲吕邪？开元之仲吕耶？若开元之仲吕，则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声者之论也，无复议也。又云「方响与笛，里巷之乐，庸工所为，不能尽得律吕之正」者。是徒知古今乐器之名为异，而不知其律与声之同也，亦无复议也。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为律吕，无忽微之差，乃黄帝之仲吕也，岂直后夔、开元之云乎？《书》曰「律和声」，方舜之时，使夔典乐，犹用律而后能和声。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为适然，而欲以求乐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云之士，则不能成名」。君实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则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谚曰：「抱桥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实之议，无乃为浴者类乎？君实见咨，不敢不为此諓諓也。不宣。镇再拜（《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一附录，明刻本。又见《皇朝文鉴》卷一一六，《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一○六，《文献通考》卷一三一，《经济类编》卷四六，《文章辨体汇选》卷二二四，《宋代蜀文辑存》卷九。）。

「其」下一字，原本漫漶不明，似「必用」二字合为一字，然不可通，姑阙俟考。

太史公论道家之言，而曰：「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守，事少而功多」。至于为《史记》，则以韩非、申不害与老子同传，岂非后世多事，必于有为以至于无为乎？班固所志才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伊尹、太公、辛甲、鬻熊、管子之书在焉。至隋乃分经戒、饵服、房中、符箓凡四种，合三百七十七部，千二百一十六卷，而不著其目。唐有道家类，又合以释氏，而得百三十七家、七十四部、千二百四十卷，以著于录，而管子列于法家，所谓伊尹、太公、辛甲者皆亡不传，独鬻熊之书存。自明皇后，不以著录者又百五十八家、千三百三十八卷，则其溢于汉者千五百八十五卷矣。噫！老子著书五千言，以为尽天地事物之理，后世学者寖广，而其书至于如此其多，岂以其事虚无，其辞难知，必支离而后至于简易，如太史公所谓乎？宋兴，祥符、天禧中，真宗始大崇起其教，而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皆置使典领。又命其徒与诸儒裒其书，是正谬讹，缮写以藏于其处，而以其馀赐天下宫观，以广其传，独剑南一道未皇暇焉。嘉祐初，成都府郫县道士姚若谷、梓州飞乌县道士朱知善慨然欲尽读其书，而莫由得也。于是东走于凤翔府之上清太平宫、庆成军之太宁宫，又东至于亳州之太清宫、洞霄宫、明道宫，凡得书二千馀卷。太清宫者，老子所生，所谓厉乡者也。有九井，有古桧，有丹灶，于是纵观焉。又览唐开元及祥符中行幸故处以归。治平元年，今天子既即位，若谷又与其徒仇宗正、邓自和列言于府曰：释氏书遍满州县，而道家所录独散落不完，愿至京师得官本以足其传。于是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尚书户部侍郎韩公知府事，以其状闻，且言蜀之名山秘洞，胜景为多，而道家书不完，无以奉扬清净之风。有诏即建隆观给官本以足其传。凡得五百帙、四千五百卷，溢于唐者又千九百二十二卷，可谓完且备矣。若谷、宗正、自和且将益其书为五本，藏于成都之天庆观、郫县之崇道观、青城山之丈人观、梓州飞乌县之洞灵观、绵州之洪德观，使学者优游，以求其所谓清虚自然之要，而至于其师之道，如太史公所谓者，顾不伟欤！若谷飞乌人，后徙于郫，宗正青城人，自和绵州人，三人者持操坚至，而皆有功于其教者。后之人观其勤劳，而不轻其守，则其书之传为无穷矣。治平二年十二月日记。

司马讳寓，字适之，颋八代孙。善属词赋，尤嗜《左氏春秋》、班固《汉书》，襟局宏放，不喜苛屑。父为铜山令，终于官。贫不能归葬长安，负骨旅殡成都，筮仕于蜀。时孟氏政狭小，公心陋之，乃上三书：上言威文任驭豪英，辅尊王室，噬强扶弱，隐令寄政之术；中述执政大臣无远略，尸禄愒岁之弊；下言关禁不严，兵革不利，将兵者非其才。召见给事札，坐之殿庭，出策使对，自朝及夕，问答五返。蜀主褒赏，翌日敕门下补谏官。执政忌其疏，诬奏，诏遂阁。御史阿旨，劾以非诋朝廷，授剑州司马。公杖策之官。剑州刺史贪黩，公数谏，刺史怒，公置手版于戚而去。遍游名山，遇胜辄留。至左绵，尤喜其地物爽润，遂葬亲青溪，占数盐泉居焉。后公寝疾将终，谓协曰：「蜀历将谢，必归火运主，汝亦不大耀于此。吾乐兹土，尤好青溪山林，况先茔在焉，我死当葬巨柏荫下。亦尝占，且王乃后」。遂以袝先兆。侍郎讳协，字表微。免乳失母，幼从司马公口授所诵书，数年皆通熟。年十五丁父艰，既葬卒制，往成都，以文谒薛戣侍御。薛器异之，授馆门下，曰：「吾馆士多矣，无若苏卿者。其操行明洁，所学博大，貌相丰下，固当有应」。它日以女归焉。薛公女，即河东太夫人也。广政十八年，公试春官，中首科，解褐掾彭州，迁合州幕职、陵州判官。陵守范公趋成都，公领郡事。王师伐蜀，寇盗抢攘，城陷于贼，吏卒解散，公独儒服坐寝以待。贼入拜于庭，其渠曰：「公以善及我曹，我曹今能获公族于安处。某官某吏苛且滥，已赤之矣」。俄有骑至庭者，贼渠斩之，号曰：「敢有犯苏公者如之」。自是家人安堵。王师至，盗散，公出官寺俟命，诏复之。逾年乞朝，既至，授怀州法曹。在任十年，又为理曹，改河南户曹。雍熙三年，中令召入翰林为学士，乞移中都以便养，诏授光禄寺丞、开封兵曹，召见，赐五品服。淳化元年卒，优诏赠秘书丞，非常制也。后以中令贵，赠刑部侍郎。二子：中令及易直。中令讳易简，字太简，侍郎长子，生于蜀之导江。太平兴国五年举进士，太宗便坐临试，移时成文。上览称善，诏升殿，问乡族，公丰采洒落，音对详典。太宗曰：「古称秦蜀才子，可抗山东将，宜其败诸生也」。翌日策名居第一，解褐授将作监丞，通判升州，就加太子右赞善大夫。召还，授右拾遗、知制诰，赐五品服。雍熙三年，召入翰林为学士。淳化三年，有事南郊，充礼仪使。先是圆丘合祭，惟宣祖配，公以为太祖受命造宋，乃弗侑神，上疏引永徽中高祖、太宗同配事，诏嘉之，遂为定制。四年，以翰林学士承旨、给事中，遂参知政事。至道元年，罢为礼部侍郎，出典邓州，移陈州，薨。以子贵，赠特进、中书令。子耆，字国老。幼奇伟，王文正公见而奇之。奏文召试，赐进士及第。累迁大理寺丞。奉使契丹还，迁兵部员外郎、工部郎中、直集贤院，充京东、河东、陕西转运。孙舜钦，字子美。少以父荫补官，举进士中第，改光禄寺主簿，知蒙城县。丁父忧。服除，知长垣县，迁大理评事，监在京楼店务。状貌奇伟，慷慨有大志，工为文章，以范文正公荐试召，得集贤校理、监进奏院。祠神用市故纸钱会客，被劾为自盗，除名。乃携妻子居苏州数年，复得湖州长史。子泌、液、激。

臣伏以陛下患西陲御备，天下驿骚，趣募兵士，急调军食，虽常赋有增，而经用不给。臣以谓唐季及五代，彊臣专地，中国所制，疆域非广。及祖宗有天下，俘吴、楚、蜀、晋，北捍獯鬻，西服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赋，比之于今，其数尚寡。然而摧坚震敌，府库无空虚之弊，县官无烦费之劳，盖赏信罚必，将选兵精之效也。近元昊背惠，西边宿师。朝廷用空疏阘茸者为偏裨，募游惰怯懦者备行伍，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徒日费千金，度支不给，卖官鬻爵，淆杂仕流，以铁为钱，隳坏圜法。而又官立盐禁，驱民赍辇，荡析常产，怨咨盈路。去秋水旱继作，今春饥馑相属，生灵重困，于兹为剧。今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宽财用、惜民力之时也。速宜经制，以纾匮乏。愿委安抚使与本路守边掌计臣寮同议，裁减冗兵，节抑浮费，禁止横敛，廪假贫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贪残。仍冀特发宸断，出内帑钱助关陕经费，使通盐商之利，改钱币之法，宣布德泽，与民休息。然后劝勉农桑，隐括税籍，笼遗利，抑兼并，则公有羡财，私有馀力矣。陛下患承平寖久，仕进多门，人浮政滥，员多阙少，滋长奔竞，麋费廪禄。臣以谓国家于制举、进士、明经之外，岁有任子、流外之补，负瑕衅、服舆台者，又置于班列。历年既久，纷猥塞路，周行之内，大半非才，求人之际，鲜堪适用。而又亟更数易，交错道涂，员数有定，诏除无限，凡守一阙，动逾再岁。其预阃籍、服武弁者，坐费水衡之给，虚计岁考之期；赴铨调、守选格者，居有困穷之叹，多隳廉耻之行。官冗之弊，一至于此！愿陛下特诏进士先取策论，诸科兼通经义，中第释褐，无令过多。其文武班奏荐，并流外出官者，权停五七年。自然名器无滥，奔竞衰息矣。陛下患牧守之职，罕闻奏最。臣闻汉宣帝勉励二千石，有治效者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阙，则以次用之，故良吏为盛。国家鉴诸侯专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朝班寖冗，序迁者众。乃有地处蕃宣，秩为卿监，而未历省府提转，则为沈抑。内重外轻，何以求治？改弦易辙，正在此时。愿诏两府大臣，选委两制、台谏官参举，如两任通判可充知州军京朝官，依次除补。若治状尤异，即升省府提转。其常例入知州及大敕举提刑，并一切停罢，则进擢得人，牧守重矣。陛下患将帅之任，难于称职。臣闻晏子荐司马穰苴曰：「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是知将帅之才，非备文武，则不可为也。我朝自二虏款附，久不用兵。近岁有西北之警，补授帅臣，出于遽猝，非自卒伍，即恩泽侯。无信义以结士心，无庄严以正师律。退则奔北，进则被擒，亏损威灵，取侮夷狄。命将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谓宜择名臣，选举深博有谋、知兵练武之士，不限资级，试以边任，临轩敦遣，假以威权，如祖宗朝任郭进、李汉超辈，阃外之事，俾得专之，无以谤谗轻有迁徙，使其足以取重，则安有不称职之忧乎？陛下患西北多故，虏态难常，献奇谲空言者多，陈悠久实效者少，备豫不虞，理当先物。臣闻国家和约北辽，爵命西夏，偃革止戈，逾四十载。而守边多任庸人，不讲武备，因循姑息，惟冀升迁。羌人野心，窥见表里，故景祐之末，元昊猖狂，庆历之初，耶律悖慢。覆军杀将，以疲关陕之民；厚币卑辞，而解幽燕之敌。皆用茍安之谋，无经远之策。此班固所谓「不选武略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雠」者也。愿陛下特议于三路，减兵马之驽冗者，以纾经费，以息科敛。然后选将帅，择偏裨，使戢肃骄兵，饬利戎器，识山川形胜，用兵奇正。河朔旷平，可施车阵，亦宜讲求其法。虽二虏变生，异时侵轶，恃有所待，庶几无患矣。

俞顿首：二三月至导江，遂入山，复归治弊庐，加以人事，久不启讯。辱四月二十七日书，良释思仰之劳。相示府公谓俞所作《讲堂颂》为叙己之德，于书衔立石，体未便安，俾别为记。闻之惶恐。俞游天下二十馀年，知识士人甚众，然未尝以文字求卿大夫之知。去年十二月，何侍郎语仆曰：「府公兴学，大作讲堂，愿为之记」。及行，又云：「记成，愿示其文」。今年二月醇翁见语，亦如何侯。自李伯永、赵先之及诸士大夫，累累相问《讲堂记》如何。因念国家大兴学校，三十年来凡作孔子庙记、州学记者遍天下，殆千百数，烂漫甚矣，古未尝有也。且蜀郡之学最古，又世传其文翁讲堂久坏，今府公复作之，高明宏壮，上可坐五百人，非列郡之可拟。茍欲作记，则土木尚未足称也。且记之名又不足铺扬讲堂之义，唯歌颂可以传于无穷。文既成，投于府公，辱书云：「求记若铭尔，今以颂为贶，顾何德以堪之？奚可轻示于人」？仆窃思之，以文辞浅陋邪，不示于人，实惠之大者也；茍以府学不可为颂邪，则古人作之者多矣。自汉至唐，文章大手皆采风人之旨，以为赋颂，凡宫室苑囿，鸟兽草木，君臣图像及歌乐之器，意有所美，莫不颂之，不独主于天子乃名为颂。晋赵文子室成，张老贺焉曰：「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君子曰「善颂」。汉郑昌上书颂盖宽饶，颜师古曰：「颂，谓称美之」。班固、皇甫谧皆曰：「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王延寿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马融《长笛赋》序曰：「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作《长笛颂」》。嵇康《琴赋》序亦曰：「自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代才士，并为之赋颂」。又若扬雄有《赵充国画颂》，史岑有《邓骘出师颂》，蔡邕有《胡广、黄琼画颂》、杨戏有《季汉辅臣颂》，夏侯湛有《东方朔画颂》，陆机有《汉高祖功臣颂》，袁宏有《三国名臣颂》，刘伶有《酒德颂》，马棱为广汉太守，吏民刻石颂之，蔡邕美桓彬而颂之，崔寔为父立碑颂之，至若袁隗之颂崔寔，刘操之颂姜肱，李膺、陈实之颂韩韶，郭正之颂法真，赵岐之颂季札。若此之类，史传甚众，略举数者，以明体要。又沈约之徒，文章冠天下，其所博见，通达古今，皆为颂述以美王侯。至唐，文章最高者莫如燕、许、萧、李、梁肃、韩愈、刘禹锡辈，未有不歌颂称贤人之德，美草木之异者。仆故取其体而述讲堂颂焉，则颂之义岂有嫌哉？且郡府之有学校，学校之有讲堂，乃刺史为国家行教化，论道义之所，又非刺史之所自有也，其于义可颂乎，不可颂乎？与夫颂一贤人，美一草木，其旨如何？且自汉已来，千数百年，通大贤、文人、史官，未有以颂不可施于人，美于物，而有非之者。俞窃惟府公谦恭畏让，以颂名为嫌，应以郑康成、孔颖达解《鲁颂》之义也，故未敢以书自陈。今足下见教，果以府公之言谓体未便安，而云重撰一记，鄙人岂敢复欲妄作，以取戾乎？况夫《讲堂颂》者，始称国朝文章之盛，次述府公兴劝之由，遂明学者讲劝之义，终美宣布之职，振天声于无穷，庶乎词义有可采者也。至于郑康成、孔颖达云：「《鲁颂》咏僖公功德，才如变《风》之美者。颂者，美诗之名，非王者不陈。鲁诗以其得用天子之礼，故借天子美诗之名，改称作颂，非《周颂》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颂名，故取备三颂」。又曰：「成王以周公有太平之勋，命鲁郊祭天，如天子之礼，故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于王者之后」。又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今鲁侯有盛德成功，虽不可上比圣王，足得臣子追慕，借其嘉称，以美其人，故称颂」。凡孔、郑之说，支离牴牾如此。昔郑伯以璧假许田，《春秋》非之。晋侯请隧，襄王弗许。于奚请曲县繁缨以朝，仲尼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武子作钟而铭功，臧武仲谓之非礼。季氏舞八佾于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孔、郑既谓鲁不当作颂，而曰借天子美诗之名而称颂，是名器可以假人也。孔子曾无一言示贬，反同二颂为经，孰谓孔子不如林放乎？噫！颂而可僭，则僭莫大焉，乱莫甚焉，非圣人删《诗》、作《春秋》之意也。且孔、郑解经，时多谬妄，此之妄作，何其甚哉！传曰：「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盖章句之徒，守文拘学，各信一家之说，曲生异义，古之作者，固无取焉，仆亦无取焉。足下以为如何？忽因起予，遂答来谕，非逞辩而好胜，亦欲释千载之惑，用资抚掌解颐，且假一言介于府公，可乎？如曰未安，愿复惠教。

昔诸侯异政，周道所以衰微；刺史宣化，汉德所以隆盛。有宋建国，承唐弊，极刬五代乱本，造四海法制，废诸侯，削武力，割郡县，建官司，齐统纪，壹号令，相臣议政于上，守臣布职于下，上下合德，君臣同功，淳乎无为，陵轶周汉。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给事中、弘农公治蜀二年，举汉刺史之职，宣号令于方国，乃相府门之右地，作宣诏厅，恢廓穹崇，壮观藩宇。于是文武僚佐，将校吏士，相与观而议曰：夫诏者，天子之命令，制治之大猷也。礼乐由之而生，教化由之而成，刑罚由之而清，赦宥由之而行，赋敛由之而平，法度由之而明，兵以之休，民以之宁。大哉诏旨，包天地，昭日星，泽群生，定八极，帝王之彝训也。在昔睿圣用之而兴，昏季失之而废。循良奉之而治，奸宄违之而乱。诏之所系，可不慎哉！今天下州郡，唯蜀为大。封域有岳镇之重，刺史有方伯之尊。梁岷奠其区，江汉流其域。左控秦陇，右扼戎夷。统制二方，包带万里。俗侈物众，奸讹易动。往者守将贪戾，虐用其人，蒐慝聚顽，赏罚自任。上恤之则下暴，上与之则下夺，上宥之则下罚，上通之则下塞。诏令不布，王泽不流。于是三盗乘而互乱，顺、均、旰也。则非蜀之罪，奸臣之罪也。我公图治乱之本，冀安斯民，莫若宣诏旨，谕群心，薄赋敛，省刑罚，屏贪吏，戢骄兵，节财用，息民力，隆学校，厚风俗。一年而教遂行，二年而岁大稔。和气昭洽，休祥蕃滋。天子闻之，宠以休命。观夫大厦岳立，号令神行，尧言舜谟，天光日照，乃有黎老童稚鼓舞而颂曰：「昔之婪婪，吾民亦贪；今之煦煦，吾民乃豫。颁诏之德，永我王度」。于是天下知公之在蜀，不茍利其身，若此之远矣。昔黄霸为颍川太守，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王襄为益州刺史，宣风化于众庶，使辩士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之诗。汉宣嘉二守臣之良，史册载为后世法。今圣上德冠孝宣，我公政邵于襄、霸。斯厅之作，上扬君德，下敦政本，可以风天下，励后人，孰有间哉！俞从郡士之后，采录谣颂，纪德音，以备史官之载册，如班固者焉。

右，洵先奉敕编礼书，后闻臣寮上言，以为祖宗所行不能无过差不经之事，欲尽芟去，无使存录。洵窃见议者之说，与敕意大异。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后世无忘之耳，非曰制为典礼，而使后世遵而行之也。然则洵等所编者，是史书之类也。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而善恶自著者，是史之体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则是制作之事，而非职之所及也。而议者以责洵等，不已过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礼虽为详备，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处，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识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则其势不得不尽去，尽去则礼缺而不备。茍独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则适足以为抵捂龃龉而不可齐一。且议者之意，不过欲以掩恶讳过，以全臣子之义，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恻怛而不忍言者而后有隐讳。盖桓公薨，子般卒，没而不书，其实以为是不可书也。至于成宋乱，及齐狩，跻僖公，作丘甲，用田赋，丹桓宫楹，刻桓宫桷，若此之类，皆书而不讳，其意以为虽不善而尚可书也。今先世之所行，虽小有不善者，犹与《春秋》之所书者甚远，而悉使洵等隐讳而不书，如此，将使后世不知其浅深，徒见当时之臣子至于隐讳而不言，以为有所大不可言者，则无乃欲益而反损欤？《公羊》之说灭纪灭项，皆所以为贤者讳，然其所谓讳者，非不书也，书而迂曲其文耳。然则其实犹不没也。其实犹不没者，非以彰其过也，以见其过之止于此也。今无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后世将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汉志》，凡汉之事，悉载而无所择。今欲如之，则先世之小有过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后世无疑之之意，且使洵等为得其所职，而不至于侵官者。谨具状申提举参政侍郎，欲乞备录闻奏。

天之所以与我者，夫岂偶然哉？尧不得以与丹朱，舜不得以与商均，而瞽叟不得夺诸舜。发于其心，出于其言，见于其事，确乎其不可易也。圣人不得以与人，父不得夺诸其子，于此见天之所以与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与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实置之，其名曰弃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与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亵天。弃天，我之罪也；亵天，亦我之罪也；不弃不亵，而人不我用，非我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则弃天、亵天者其责在我，逆天者其责在人。在我者，吾将尽吾力之所能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与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后世之讥。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责之不暇，而暇为人忧乎哉？孔子、孟轲之不遇，老于道涂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责之所在也。卫灵、鲁哀、齐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与以有为也，我亦知之矣，抑将尽吾心焉耳。吾心之不尽，吾恐天下后世无以责夫卫灵、鲁哀、齐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将有以辞其责也，然则孔子、孟轲之目将不瞑于地下矣。夫圣人贤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贫贱，如此而富贵，升而为天，沉而为渊，流而为川，止而为山，彼不预吾事，吾事毕矣。窃怪夫后之贤者之不能自处其身也，饥寒穷困之不胜而号于人。呜呼！使其诚死于饥寒穷困邪，则天下后世之责将必有在。彼其身之责不自任以为忧，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过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于圣贤！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轻者。何则？天下之学者，孰不欲一蹴而造圣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几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贫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与，虽以贫人富人之权，求一言之几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杀人；非天之所与，虽以生人杀人之权，求一言之几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于圣人贤人之术亦已久矣。其言语，其文章，虽不识其果可以有用于今而传于后与否，独怪其得之之不劳。方其致思于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书之纸也，若或相之。夫岂无一言之几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负，或者天其亦有以与我也。曩者见执事于益州，当时之文，浅狭可笑，饥寒穷困乱其心，而声律记问又从而破坏其体，不足观也已。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日疏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诗人之优柔，骚人之精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投之所向，无不如意。常以为董生得圣人之经，其失也流而为迂；晁错得圣人之权，其失也流而为诈；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贾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见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审势》、《审敌》，作书十篇曰《权书》。洵有山田一顷，非凶岁，可以无饥。力耕而节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与者不忍弃，且不敢亵也。执事之名满天下，天下之士用与不用在执事，故敢以所谓《策》二道、《权书》十篇者为献。平生之文，远不可多致，有《洪范论》、《史论》七篇，近以献内翰欧阳公。度执事与之朝夕相从，而议天下之事，则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陈于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与其身之可贵与否者，执事事也，执事责也，于洵何有哉！

赏罚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则圣人以其权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惩以劝；道之所在，则圣人以其权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荣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权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赏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绝人之国，贬人之爵，诸侯而或书其名，大夫而或书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赏罚加焉。则夫子固曰：我可以赏罚人矣。赏罚人者，天子、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诸侯、大夫僭天子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己则为之，其何以责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胜公，则道不胜位。位之权得以赏罚，而道之权不过于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为有位者之事，则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谁不曰道在我？则是道者，位之贼也。曰：夫子岂诚赏罚之邪，徒曰赏罚之耳，庸何伤？曰：我非君也，非吏也，执涂之人而告之曰：某为善，某为恶，可也。继之曰：某为善，吾赏之；某为恶，吾诛之，则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赏罚何以异此？然则，何足以为夫子？何足以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书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赏罚之权不以自与也。曰：此鲁之书也，鲁作之也。有善而赏之，曰鲁赏之也。有恶而罚之，曰鲁罚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系《易》谓之《系辞》，言孝谓之《孝经》，皆自名之，则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鲁之所以名史，而夫子托焉，则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鲁史之名，则赏罚之权固在鲁矣。《春秋》之赏罚自鲁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权也。鲁之赏罚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权与之，何也？曰：天子之权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与鲁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当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为天下不可以无赏罚，故不得已而摄天子之位，以赏罚天下，以存周室。周之东迁也，天子之权当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无赏罚。而鲁，周公之国也，居鲁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权以赏罚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权与之也。然则，假天子之权宜如何？曰：如齐桓、晋文可也。夫子欲鲁如齐桓、晋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权与齐、晋者，何也？齐桓、晋文阳为尊周，而实欲富强其国。故夫子与其事而不与其心。周公心存王室，虽其子孙不能继，而夫子思周公而许其假天子之权以赏罚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后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与齐、晋而与鲁也，夫子亦知鲁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顾其心以为今之天下无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权与其子孙，所以见思周公之意也。吾观《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详内而略外，此其意欲鲁法周公之所为，且先自治而后治人也，明矣。夫子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则沐浴而请讨。然则天子之权，夫子固明以与鲁也。子贡之徒不达夫子之意，续《经》而书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书，而夫子独书。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岂私一孔丘哉？呜呼，夫子以为鲁国之书，而子贡之徒以为孔氏之书也欤！迁、固之史有是非而无赏罚，彼亦史臣之体宜尔也。后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权，天下有君，则《春秋》不当作；天下无君，则天下之权吾不知其谁与？天下之人，乌有如周公之后之可与者？与之而不得其人则乱，不与人而自与则僭，不与人、不自与而无所与则散。呜呼，后之《春秋》，乱邪？僭邪？散邪？

或曰：古人言《洪范》莫深于歆、向之《传》，吾尝学而得之矣。今观子之论，子其未之学耶？何遽反之也？子之论曰：「皇极裁节五事，其建不建为五事之得失」。《传》则拟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罚、其极与五事比，非所以裁节五事也。子又曰：「皇极建则五福应，皇极不建则六极应」。《传》则条福、极而配之貌与言、与视、与听、与思、与皇极，又非皇极兼获福、极也。然则刘之《传》，子之论，孰得乎？曰：尔以箕子之知《洪范》，与歆、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则吾从之。彼歆、向拂箕子意矣，吾复何取哉？虽然，彼岂不知求从箕子乎？求之过深，而惑之愈甚矣。歆、向之惑，始于福、极分应五事，遂强为之说，故其失寖广而有五焉。今其《传》以极之恶、福之攸好德归诸貌，极之忧、福之康宁归诸言，极之疾、福之寿归诸视，极之贫、福之富归诸听，极之凶短折、福之考终命归诸思。所谓福止此而已，所谓极则未尽其弱焉，遂曲引皇极以足之。皇极非五事匹，其不建之咎，止一极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极，顺而福，《传》之例也。至皇之不极，则其极既弱矣，吾不识皇之极，则天将以何福应之哉？若曰：五福皆应，则皇之不极，恶、忧、疾、贫、凶短折，曷不偕应哉？此乃自废其例，其失二也。箕子谓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罚曰雨、旸、燠、寒、风而已。今《传》又增咎以眊，增罚以阴，此其揠圣人之言以就固谬。况眊与蒙无异，而雨可兼阴，而别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经》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顺，必视五事之得失，使吾为传，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传》，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则木不曲直，厥罚常雨。其馀亦如之。察刘之心非不欲尔，盖五行尽于思无以周皇极，茍如庶验增之，则虽惷亦怪骇矣，故离五行、五事而为解，以蔽其衅，其失四也。《传》之于木，其说以为貌矣，及火、土、金、水，则思、言、视、听殊不及焉，自相駮乱，其失五也。夫九畴之于五行可以条而入者惟二，箕子陈之，盖有深旨矣。五事一也，庶验二也。验之肃、乂、哲、谋、圣，一出于五事；事之貌、言、视、听、思，一出于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条而入之乎？其他八政、五纪、三德、稽疑、福极，其大归虽无越于五行、五事，非可条而入之者也。条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故其《传》必钩牵扳援，文致而强附之，然后可以仅知此福此极之所以应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劳矣。且《传》于福、极既尔，则于八政、五纪、三德、稽疑亦当尔。而今又不尔，何也？《经》曰：「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此言皇极建而五福备。使《经》云皇极之不建，则必以六极易五福矣，焉在其条而入之乎？且皇极，九畴之尤贵者，故圣人位之于中，以贯上下，譬若庶验。然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时于雨、旸、燠、寒、风，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以为一验乎？若是则刘之《传》惑且强明矣。噫，《传》之法，二刘唱之，班固志之。后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师而效之？世之读者又孰不从而然之？是以胶为一论，莫有考正，吾得无言哉！

史之难其人久矣。魏、晋、宋、齐、梁、隋间，观其文则亦固当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两汉无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迁、固辈，而卒无一人可与范晔、陈寿比肩。巢子之书，世称其详且博，然多俚辞俳状，使之纪事，当复甚乎其尝所讥诮者。惟子餗例为差愈。吁，其难而然哉！夫知其难，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论》三篇。

迁、固史虽以事辞胜，然亦兼道与法而有之，故时得仲尼遗意焉。吾今择其书有不可以文晓，而可以意达者四，悉显白之。其一曰隐而章，其二曰直而宽，其三曰简而明，其四曰微而切。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固之传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载焉，见之《王陵传》；传董仲舒也，议和亲之疏不载焉，见之《匈奴传》。夫颇、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过一者也。茍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颇，辩如郦食其，忠如周勃，贤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章乎？迁论苏秦，称其智过人，不使独蒙恶声；论北宫伯子，多其爱人长者。固赞张汤，与其推贤扬善；赞酷吏，人有所褒，不独暴其恶。夫秦、伯子、汤、酷吏，皆过十而功一者也。茍举十以废一，后之凶人必曰：苏秦、北宫伯子、张汤、酷吏，虽有善不录矣，吾复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坚其肆恶之志也。故于传详之，于论于赞复明之，则其惩恶也，不亦直而宽乎？迁表十二诸侯，首鲁讫吴，实十三国，而越不与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载国十三，何也？不数吴也。皆诸侯耳，独不数吴，何也？用夷礼也。不数而载之者，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国也。《春秋》书哀七年，公会吴于鄫；书十二年，公会吴于橐皋；书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此其所以虽不数而犹获载也。若越区区于南夷，豺狼狐狸之与居，不与中国会盟以观华风，而用夷狄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称以罪之。《春秋》书定五年，于越入吴；书十四年，于越败吴于槜李；书哀十三年，于越入吴。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茍迁举而措之诸侯之末，则山戎、猃狁亦或庶乎其间。是以绝而弃之，将使后之人君观之曰：不知中国礼乐，虽勾践之贤，犹不免乎绝与弃，则其贱夷狄也，不亦简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书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则加其姓，而首目之曰号谥姓名。此异姓列侯之例也。诸侯王其目止号谥，岂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实名之，岂以不名则不著邪？此同姓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为二，上则曰号谥名名之，而曰名之，杀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则曰号谥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异姓之例，何哉？察其故，盖元始之间，王莽伪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亲亲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从异姓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将使后之人君观之曰：权归于臣，虽同姓不能有，名器诚不可假人矣。则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隐而章，则后人乐得为善之利；直而宽，则后人知有悔过之渐；简而明，则人君知中国礼乐之为贵；微而切，则人君知强臣专制之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为《春秋》继，而使后之史无及焉者，以是夫！

或问：子之论史，钩抉仲尼、迁、固潜法隐义，善矣。仲尼则非吾所可评，吾惟意迁、固非圣人，其能如仲尼，无一可指之失乎？曰：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固贵谀伪，贱死义。大者此既陈议矣，又欲寸量铢称以摘其失，则烦不可举，今姑告尔其尤大彰明者焉。迁之辞淳健简直，足称一家。而乃裂取六经、传记，杂于其间，以破碎汩乱其体。五帝、三代《纪》多《尚书》之文，齐、鲁、晋、楚、宋、卫、陈、郑、吴、越《世家》，多《左传》、《国语》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传》多《论语》之文。夫《尚书》、《左传》、《国语》、《论语》之文，非不善也，杂之则不善也。今夫绣绘锦縠，衣服之穷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错而纫之以为服，则绨缯之不若。迁之书无乃类是乎！其《自叙》曰「谈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祸」，是与父无异称也。先儒反谓固没彪之名，不若迁让美于谈，吾不知迁于纪、于表、于书、于世家、于列传，所谓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迁之失也。固赞汉自创业至麟趾之间，袭蹈迁论以足其书者过半。且褒贤贬不肖，诚己意也。尽己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传迁、扬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记其世系。固于他载，岂若是之备哉？彼迁、雄自叙可也，己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迁、固之失既尔，迁、固之后为史者多矣，范晔、陈寿实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乌免哉！晔之史之传，若《酷吏》、《宦者》、《列女》、《独行》，多失其人。间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概之《酷吏》；郑众、吕强以廉明直谅，概之《宦者》；蔡琰以忍耻妻胡，概之《列女》；李善、王忳以深仁厚义，概之《独行》，与夫《前书》张汤不载于《酷吏》，《史记》姚、杜、仇、赵之徒不载于《游侠》，远矣。又其是非颇与圣人异，论窦武、何进，则戒以宋襄之违天，论西域则惜张骞、班勇之遗佛书。是欲相将苟免以为顺天乎？中国叛圣人以奉戎神乎？此晔之失也。寿之志三国也，纪魏而传吴、蜀。夫三国鼎立称帝，魏之不能有吴、蜀，犹吴、蜀之不能有魏也。寿独以帝当魏而以臣视吴、蜀，吴、蜀于魏何有而然哉？此寿之失也。噫，固讥迁失，而固亦未为得；晔讥固失，而晔益甚，至寿复尔。史之才诚难矣；后之史宜以是为监，无徒讥之也。

朕承先圣大业，守天下重器，兢兢万务，旰而后食。进见公卿师尹，与图试事；复延方正茂异之材，以咨治道。思欲跻时于仁寿，昭前之光明。三纪于兹，策问者八矣。子大夫褒然来思，造庭待对，必有奇论，进当虚侍。夫天地之道，帝王之功，岂非久而成哉？今朕志治而未洽，躬化而未孚，饰礼而教未驯，制乐而功未章，法用中典而刑辟未措，赋从薄敛而颂声未作，山泽毕入而仓府未充，边塞既宁而转饷未息，灾害或作，盗贼间兴。「必世而后仁」，将非妄欤？重以承五代之交丧，历百年之全盛，官制殊駮，吏员大溢。文昌之职，不迁于中台；京师之官，犹莅于外任。必也正名，重于改作。伊欲用夏之忠，营救时弊，可条其施设；参汉之制，斥去霸道，试陈其用舍。省方之礼废，将受郡国之计，以劝其风俗，何以使人知耻格而俗识廉让？底绩之法弛，将书内外之考，以课文武，何以使吏称其职而官宿其业？北方厚戍，欲收三品之更，以赡屯卫，得无有加赋之讥乎？南徼屡警，欲按五管之略，以经蛮夷，得无有留兵之费乎？书法不隐，《春秋》所讳有四；议事以制，《甫刑》其罚且千。申、韩之原道家，理将安在？迁、固之赞循吏，义有不同。灾害消复之原，水旱变正之术，《洪范》之御六沴，皇极之歛五福，驯致之宜，必有其要。子大夫讲于上古之学，通于经世之务，蕴蓄有素，详定在兹。悉心以陈，辅朕不逮。

臣闻通二十四气，行七十二候、和天地、役鬼神，莫善于乐。伏牺以一寸之器名为含微，其乐曰《扶桑》。女娲以二寸之器名为苇籥，其乐曰《光乐》。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其乐曰《大卷》。三三而九，乃为黄钟之律。后世因之，至唐虞未尝易。洪水之变，乐器漂荡。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徵。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钟之律定矣。黄钟定，馀律从而生焉。又中指之径围乃容盛也，则度量权衡皆自是出而合矣。商周以来，皆用此法。因秦火，乐之法度尽废。汉诸儒张苍、班固之徒惟用累黍、容盛之法，遂至差误。晋永嘉之乱，累黍之法废。隋时牛洪用万宝常水尺。至唐室田畸及后周王朴，并有水尺之法。本朝为王朴乐声太高，令窦俨等裁损，方得声律谐和。声虽谐和，即非古法。

有大声，有少声。大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人道也。今欲请圣人三指为法，谓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先铸九鼎，次铸帝座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

臣某言：切睹进奏院降到赏功罚罪敕，伏蒙圣慈，以臣朋附司马光，长纵群凶，毁讪先帝，变更法度，已致仕，特置不问者。附和之愆，方虞于舜典；及老之惠，遽轸于尧仁。特逭谴呵，甫宁震慑（中谢。）。切念臣仕非才进，官以赏延。徒缘累日之勤，浸冒自天之渥。德惭园绮，滥先帝宫府之充；文谢班扬，极两朝翰墨之选。逮圣神之在御，乏丞弼以见收。重任非绵力所堪，远图非浅识所究。果贻公议，自触刑章。伏遇皇帝陛下，膺浃洽之期，抚丕平之运，法天洪覆，如日继明，察愚忠之靡他，断群言而独宥，俯宽常宪，俾尽馀年。若挞市朝，尚能知耻；虽在畎亩，不敢忘忠。臣无任。